欧阳龙门：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bluesky

欧阳龙门·

罗德理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cFarquhar,Roderick,and Schoenhals,Michael.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以下简称“本书”）的英文版已经出版了两年多了，中译本前不久已在香港出版。

在本书出版以前，麦克法夸尔出版过三卷集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其中第一、第二卷有中译本（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1983,1997.中译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由于本书主要是供本科生使用的教材，所以它不仅具有学术性，而且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它也兼顾了可读性。

在本书出版以前，中国国内外已经出版过一些通史性质的文化大革命史，例如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及其英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英译本：Yan Jiaqi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Barnouin和Yu的《动乱的十年》（Barnouin, Barbara,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等等。

在这些著作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对本书影响最大。据本书透露，王年一还有一部《大动乱的年代》的修改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图书馆藏有其手稿复印件。本书引用《大动乱的年代》及其修改稿80多次，是全部参考文献中引用最多的。

本书在形式上具有学术著作的严谨性。全书共有注释1900多条，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列出了来源。这既表现了“言之有据”的学风，也表现了对资料来源的所有权的尊重。这是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尤其是学术著作应该注意学习的一点。

本书在内容上具有学术著作的客观性，完全不受政治需要、宣传目的的约束。以上列举的几部国内出版的文革史，都是在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下来表述文化大革命的，即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而且中央的“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与文化大革命进行过斗争。

而本书以当时的原始资料表明：并不是林彪、江青、或者别的什么人利用了毛，而是毛利用了林彪、江青，也利用了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所有的中国人，从中央的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文革的参与者或受害人，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两者兼而有之；并不存在一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面”，任何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反对者基于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做法，而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例如，先前的几部文革史中有些提到了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的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批评林彪，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等等（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119－125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125页）。对此本书写道：

近期撰写的中国历史，试图给这些攻击硬加上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反左”的模式，完全不顾事实的真相：一些人在严厉批判江青的同时，把林彪捧到了天上，也有人在攻击林彪的同时吹捧江青。北京林学院的一些学生贴出大字报，号召革命战友们“踢开”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自己“闹革命”；在大字报里，他们说这样的行动是紧紧跟着毛“和副统帅林彪副主席”的。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两名学生在大字报里攻击林彪，认为他掌握的马列主义很有限，中共在他的领导下有变成法西斯党的危险；在大字报里，这两名学生还同时赞扬周恩来、陶铸、陈伯达没有或者很少犯林彪那样的错误。（本书第150页）

如果我们能够查找到这些大字报的原文的话，就可以发现本书的说法更接近真实。

同样，本书对于“联动”也客观地叙述了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动机和行为，尤其提到了毛泽东对他们的宽大（本书第197—198页）。而并非像先前的一些文革史那样过分地提高“联动”的正确性，认为他们“走在时代前面”、“遭到了疯狂的迫害，许多人被捕入狱。”（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61—162页）“许多人被捕入狱”是事实，但他们受到的迫害相对于其他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人、相对于他们所迫害的“黑五类”、“狗崽子”来说，则实在算不上“疯狂”。

“二月逆流”无疑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作法提出了批评，然而也仅仅是针对“某些作法”，而不是对文化大革命本身。本书如实地引用了陈毅的原话，在批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时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指为修正主义，谭震林在批评“血统论”的时候仍然坚持“黑五类”的说法。而先前的几部文革史中有些则为了突显陈和谭的“正确”而掩去了他们并不那么正确的一面（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对陈、谭的话都未引用原文；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引用了陈的原话，但引用谭的原话时作了删节；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对陈、谭的原话都作了掩饰）。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尤其是真枪实弹、导致大量流血事件的武斗，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认为是“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倡导‘武装造反派’”而引起的（该书450—451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指出了毛泽东曾指示“武装左派”，但仍然认为“江青在加剧武斗上不能辞其咎”（该书266页）；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更认为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肆无忌惮地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该书171页）这三部书以及本书都引用了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而本书根据王力提供的材料指出：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历史学家们把夏季武斗的责任放到江青头上，没有指出真正的煽动者是毛本人。“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7月18日，毛问周恩来、谢富治、王力、陈再道、钟汉华。在赞成和反对这个行动的讨论还没开始，毛就抢先回答说：“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7月31日在上海，张春桥向毛正式请求批准建立一支工人的武装自卫力量。毛的反应积极，要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一请求再加讨论；8月底，旨在“组织左派、武装左派”的市一级队伍的章程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8月4日，毛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估计百分之七十五的部队支持了右派，面对这一事实必须马上武装左派。“抢枪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毛还号召群众专政，直接导致公安机关和法院被夺权，使私设的法庭合法化。显然，毛对武汉事件的第一反应是加强左派力量，不在解放军的暴乱面前退缩。江青把这封信拿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传阅，每个人都抄了一份以备执行。（本书第215页。本书此处的资料来源有：Michael Schoenhals,“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lity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Great Chaos’of 1967,”China Qarterly,no.182(June, 2005),277-300；《王力反思录》1：251，2：1012；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7期，1980年12月，第3—4页）

像这样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或宣传的需要出发来记述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件和人物的表现，本书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本书引述了在罗瑞卿自杀未遂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对罗自杀作出的“冷血描述”：

刘少奇：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插话：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本书第27页）

本书提到了在打倒了“彭、罗、陆、杨”以后，当时受到提拔的胜出者有除了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干人以外，还有陶铸、李雪锋、叶剑英、汪东兴（本书第44页）。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在材料的发现和综述方面也有一些是先前的几部文革史所没有的。

本书的第二章“夺取北京”中专门有一节题为“‘揣摩’主席”，其中说道：

即使毛的内部圈子里的人当时也不知道毛暗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到底是谁。……毛的神秘莫测，其深远的结果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的那些热诚的支持者必须凭直觉来猜测毛要干什么，来实现他们理解的毛的目标。他们要“揣摩”主席，有时候完全凭想象，远超出了毛的可能的设想。对此，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有某种理由谴责毛的激进的追随者，谴责他们在运动中的最恶劣的极端行为。但是，毛有意制造的晦涩才是最终的原因。（本书第47—48页）

作者的“揣摩”某一神秘领袖的概念出自希特勒的传记，同时又类比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而中国的读者则很容易联想到韩非子。

本书的第四章“五十天”中专门有一节题为“毛怎么知道的”，专门描述了毛在文革中的情报系统、毛的“耳目”。还描述了供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各级别不同的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如《内部参考》、《内部参考清样》、《文化革命动态》、《文化革命简报》、《快报》等等。

第十六章“发落刘少奇”中专门有一节“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本书第281—284页。以下引文全部出自这一节）是本书的一个独特之处。本书的第二作者沈迈克曾经专文论述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Schoenhals, Michael.“The Central Case Examination Group，1966-1979.”China Quarterly，no.145(March 1996),87-111），很值得一读，因为现有的中文材料当中还没有一个专门介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

本书首先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在1966年和中央文革小组同时成立的，但是它的形象远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那么明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最终也就是向毛泽东本人负责。”这些说法与《王力反思录》的说法是一致的。此外本书还指出：

在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之前、在1975年的9个月里，正式主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是邓小平，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多的时间里，这一角色是周恩来在担任。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成员包括差不多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文化大革命的实权人物、常常被称为邪恶天才——和江青在运作其中起着特别积极的作用。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其成员还有公安部长谢富治；汪东兴，1978－79年冬，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解散时他是当时的负责人；林彪的妻子叶群。

说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功能和权力时，本书指出：

在它存在的13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组织部，甚至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曾作出决定去“揪出”、迫害、逮捕、关押、折磨“修正主义”的中央委员以及许多低一些级别的政治敌人。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中央文革小组至少在名义上还是管“文化”的，而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则完全是行使暴力。若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

有关“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组织结构，本书指出：

1967年秋……在毛和周恩来的命令下，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分成了两个独立的办公室。第一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挂钩，由汪东兴负责，急需处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大多数案子，包括彭真、安子文、刘仁、周扬……第二办公室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接管了十几个与解放军高级军官有关的案子，包括贺龙元帅的案子。1968年3月，杨成武被清洗以后，黄永胜上将接替了他任总参谋长、第二办公室主任。1968年又成立了第三办公室，由谢富治负责，并通过他和公安部挂钩。第三办公室最初的任务是调查“五一六阴谋案”，后来也处理许多其他的案子。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99人遭迫害，其中9人入狱，23人被软禁，3人被逼疯，2人死于审讯者之手。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外国人，本书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在形式上的严谨、内容上的客观都超过了先前的几部文革史。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就没有缺点和不足。对于本书在引用史实材料上的缺失、在论述方面的一些值得争议的地方，我们准备另文讨论。

□ 原载《记忆》总第29期（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