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荣：以微观方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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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研究有利于增强党史学宏观叙事的“科学性”
还原历史、使研究尽可能客观与真实，是史学研究者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党史学人的终极关怀。研究成果唯有真切、真实，才会体现科学性。科学性既是党史学的生命力，也是发挥其“资政育人”功能的有力保证。
从理论上讲，宏观研究应以微观研究为支撑，微观研究需以宏观研究来统领，如此，方能为科学地研究党史打下牢固基础。目前来看，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宏大叙事和概括总结，宏观史研究在党史学界一直拥有相对的主导地位。辩证地看，宏观史研究对构建党史学“元知识”有着基础与参照意义，同时也起到了资政育人作用。然而若过于偏重宏观的概括和论证，对党的历史微观层面的研究重视不足，就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固化思维倾向，甚至影响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与科学化进程。
为避免这种情况，要重视对党的历史研究中的微观视角，通过对党史宏观叙事中的一件事、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县等诸如此类的个案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梳理，把微观层面作为史学研究的着眼点。这样的研究，并不等同于取代或解构了“宏观叙事”，相反，还能为宏观研究提供生动的注脚。细言之，即借助显微镜式的微观探头，将枝蔓缠绕的复杂情境呈现出来，使历史变得“有血有肉”，贴近真实。这种有血肉、显肌理的历史，更能引发研究者的深度思考。这样，政治逻辑、历史逻辑与生活逻辑等解读历史的不同之“角度”，得以“琴瑟共鸣”，相互衬托，以此建构起来的“宏观叙事”才“靠谱”，其科学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立足于微观的中共党史更能丰富和支撑宏观研究
长久以来，中共党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角度相对比较宏观。对此，胡绳有过评论。针对一些主流研究部门写党史“多半都是会议史，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的状况，他提出：应该多写人民群众，总是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所谓的政治就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这般历史就会消解其凝聚人与涵养人的应有成效。
历史是人的历史。不管男女老少、地位高低，都存在主体性表达，因之所演绎出的历史纷繁复杂。就政党而言，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具体到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往往双向互动，尽显历史的“复杂性”与“合力性”。例如，1956年至1983年的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在农地经营问题上，当党和国家倡导集体生产、集体经营的时候，有些地方的农民，坚决表示愿意“分田单干”；而1982年前后，当政策提倡搞“大包干”时，有些农民却坚决反对“分田单干”。比如“大包干”之后，北京窦店与韩村河、河北省周家庄等地集体经营模式的存在，给现今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度思考与多元参照。
总之，微观视角的研究透视出的丰富性，恰恰可以用来充实、衬托及支撑宏观历史研究。如上所述，把农民作为研究中国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视角，能够使史学的研究和分析论证更为充分客观。此种研究方法能够使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背景和科学性得到更好诠释，进一步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增加了人们的历史认同感，党史也不再“单调空洞”。这种“上与下”结合展现主体能动性的历史，主干与枝蔓兼具，充满张力，客观真实。
微观史研究同样能深度诠释党史学的“整体性”
关于史学研究的整体性思维，对其深入理解和诠释，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上，需要借助研究实践进行细致揣摩和辨识。整体性研究思维不仅不排斥微观历史，反而因丰富鲜活微观史的聚焦与引申，使自身变得更有层次感、纵深性。离开了具体研究实践，没有研究过程中的深切体悟，主观地认定微观史研究是“碎化”、宏观史研究为“整体”，以这种思维方式主导研究方向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以下探讨，或许有助于理解此类问题。在一次关于中共党史学研究方法的论坛上，关于微观个案研究，当主讲人围绕“一个乡村业余剧团变迁（1942—1992）”讲述时，有位研究生提问：间隔很久的这段历史如何进行材料收集？微观个案研究能否有整体观照？
关于材料收集，所给予的回应是：通过田野调查，尽可能获取相关村台账、当事人或知情人口述资料；查阅所在县域历史以来的文教档案，了解县委、县政府有关乡村业余剧团方面的指示和报告（包括永久卷和长期卷）；到地区乃至省一级档案馆查阅省委、省政府特别是相关文化部门对乡村业余剧团的各级指令与执行反馈（以计划、报告等形式出现）。其中，中央层面的相关政策指令已在列，需要留意。而为使研究有比较视野起见，应查阅职业剧团变迁中的相关档案，对其他地域乡村业余剧团同样选取典型性个案进行调查。与此同时，还要关注不同时期乡村戏剧的研究动态，特别要深入思考伴随着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乡村“唱大戏”功能是什么、发生了什么嬗变；等等。据此，后一个问题显然也有了答案。
上述围绕主题的层层剥笋与延展，体现出历史研究的“贯通性”或曰“博通性”。准确地讲，于史学而言，整体性思维应该是“贯通意识”。因为“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即便要谈“整体性”，更为可取的是“贯通”基础上的归纳和概括。
治史的贯通或曰博通，借用严耕望先生的思考，可从两方面来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区域，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面的时代背景可能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诚然，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或曰贯通性）能否被较好诠释，不仅取决于宏观研究，还要注重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能够使党史研究更加深化、更加科学完整。此外，还在于研究者的学养。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深浅高下，根本取决于研究主体学养的“薄”与“厚”。学养越深厚，研究会越有问题意识、复杂性考量，具备“包容性”。由此，研究成果体现出的是用证据（史料）说话，和风细雨，不偏执、不空泛。也就是说，研究者的学养越深厚，宏观和微观视角研究的视野越开阔，结合越紧密。
(责编：颜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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