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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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一岁的董边坦率、热忱，毕竟曾经沧桑，显得深沉。直梳短发，方脸，一副深咖啡色边框的眼镜，延安老大姐的气质。


　　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共党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二十四岁，叫董边；新郎二十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田家英夫人董边向我讲述的故事。


　　我去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头一回是在1988年隆冬，我在北京给她家挂电话，不巧，她去南方休养了。


　　1989年9月我去北京，一打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正是她的声音：“欢迎你来！”


　　9月16日下午，我应约去她家。她住在一幢高层公寓里。客厅内一大排玻璃书橱，整整齐齐竖放着一本本书。


　　已经离休在家的她，患哮喘，但谈锋甚健，一口气谈四个来小时，常常朗朗大笑。


　　她向我详尽地回忆田家英。那天没有谈完，17日我又去作录音采访，她再度回忆往事……


　　我在采访董边时，顺口问了一句：“在家里，你喊他‘家英’吗？”


　　不料，这句话引出她与田家英奇特婚恋的话题。


　　“不，不，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喊他家英。只有现在，跟别人谈起他，才说‘家英’、‘家英同志’。”董边说道。


　　“你在家里喊他什么呢？”我追问。


　　“喊他‘田鸡’！”她答。


　　“‘田鸡’？！”


　　她哈哈大笑，笑了好久好久，把话题拉向那远逝的岁月……


　　田家英并不姓田，本名曾正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翌年——1922年1月4日，他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


　　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的泥沼。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在母亲病逝之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在药铺里当学徒。


　　贫困是砥砺意志的磨刀石。失学的他，在帐子上挂起对联，表达自己的心愿：


　　走遍天下路，


　　读尽世上书。


　　1935年，只有十三岁的他，开始向报刊投稿。他取了好多个笔名，田家英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他在报上发表散文，也写点诗、小说及书评，得到了一些稿费。他在十四岁考入成都县立中学，继续求学。一边读书，一边仍用田家英这笔名发表文章。十四岁的他，已经显露出才华，也显露出超人的意志。艰难人世，使他早熟。他的同龄人尚在一片混沌之中，他已能在迷雾中判明正确的航向。年仅十四岁，便加入了“海燕社”——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


　　十五岁那年，他加入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的外围组织，简称“民先”。


　　在加入“民先”不久，他便要求奔向那光明的所在——延安。中共党员侯方岳为他办理了前往延安的手续。中共早期领袖人物赵世炎之姐赵世兰，亲笔为他写了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及延安的介绍信。于是，十五岁的田家英便进入了红星照耀下的圣地……


　　到了延安，几乎没有人知道曾正昌其人——他改名田家英了。从此，田家英这笔名成了他的名字，而他的原名倒鲜为人知。后来，另一个也叫田家英的人进入延安。为了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麻烦，那个田家英改名为陈野苹，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田家英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延安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成仿吾。


　　在陕北公学学习才几个月，1938年2月，十六岁的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田家英结束了学习，被组织上留在陕北公学工作。他最初的两项职务，便显示出他日后的特色：一是担任中共陕北公学总支秘书——他办事细致、认真，后来被毛泽东看中，毕生从事秘书工作；二是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喜欢文史后来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兴趣。


　　一年之后，田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习了一年，留在那里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


　　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兼任，副主任为陈伯达。下设几个组，政治组组长为邓力群，国际组组长为张仲实，等等。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选拔研究工作人员，总共大约选了四十来人，其中有十九岁的田家英。田家英分配在经济组，后来调往政治组。在那里，田家英结识了董边——她在政治组。


　　其实，董边也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过，该算是田家英的同学，但是那时他们不认识。


　　董边，这个1918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姑娘，有着一番传奇经历：


　　她的父亲是商人，“二掌柜”。她的母亲，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她的父亲非要个儿子不可，讨了小老婆。这时，她的母亲又怀孕了。父母都盼望着这一回生一个儿子。母亲临盆了。当时山西农村的习俗，生孩子时蹲在尿盆上分娩。一看生下来的又是个丫头，母亲失望了，盖上尿盆的盖子，不要这女孩。幸亏给隔壁的崔大妈知道了，从尿盆里救起这女婴。崔大妈说：“丫头也是人呀！”这个女婴便是董边！


　　不过，由于在尿盆里受凉，被崔大妈救起后放在炕上也没人理会，女婴挨冻，从此落了个病根——哮喘。直至今日，哮喘仍折磨着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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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是丫头，董边从小就受气，母亲也受气。董边心中憋着这口气，发誓要为妇女争气。她的两个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嫁人了。她在村里没念完小学，却一定要到城里上高小。父亲不答应，她就在家里绝食，非达目的不可。父亲无可奈何，只得送她到忻县县城里读高小、初中。后来，她还到太原女子中学念高中。

　　太原毕竟是山西省会，使她的眼界大开。她开始读胡愈之夫人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读《世界知识》、《东方》杂志，思想日趋进步。后来，她到山西临汾，投奔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担任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女生队长的，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李伯钊收下了董边。这“学兵队”，是训练青年的学校，大约有六百多人。在那里，杨尚昆给学兵队讲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彭雪枫(八路军作战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讲游击战术，陈克寒讲现代史，等等。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1938年1月，董边被分配到山西前线作战。她随部队过了黄河，进入延安。邓颖超大姐把她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4月，她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田家英比她早两个月在那里入党。

　　最初，分配她的工作是在油印室刻蜡纸。每天清早，为了做准备工作，她总是拿着钢板来到窑洞外边，用汽油刷洗得干干净净。不料，在寒风中吸着那汽油味，诱发了她的哮喘病，一下子病倒了，竟病到来年春暖这才好了些。她无法再去刻蜡纸。

　　于是，1939年3月，她被调到女子大学学习了一年。毕业后，在那里的干部处工作。跟她一起工作的有叶群、余文菲(后来成为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

　　1941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建立(前身为马列学院)。董边和叶群、余文菲、夏鸣、诸有仁(陈伯达当时的妻子)等一起去报考。她们来到了考场——杨家岭大礼堂。

　　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董边在口试时，居然逗得考官都哈哈大笑。

　　那考官，乃马列学院教务长邓力群。

　　邓力群问：“你看过《红楼梦》吗？”

　　董边答：“看过。”

　　邓力群问：“你最喜欢《红楼梦》里哪一个人物？”

　　董边答：“我喜欢贾宝玉！”

　　考官一听，忍不住笑了——这是“严肃”的考场里从未有过的。

　　笑毕，邓力群又问：“你为什么喜欢贾宝玉，不喜欢林黛玉呢？”

　　董边答：“因为贾宝玉反对封建，林黛玉哭哭啼啼！”

　　董边这么一答，考官满意了。

　　不久，董边跟叶群、夏鸣、余文菲等一起考入中央研究院。整整三个月，她的任务就是一个——读《共产党宣言》。为了读懂这本薄薄的马列经典著作，她找了许多参考材料。

　　三个月后，她被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分配在政治组。这时，她认得了田家英——不过，大家都喊他外号“田鸡”，也有叫他“田儿”。她竟因此叫惯他“田鸡”，叫了一辈子！

　　至于她给他写信，则写成“田基”。

　　那时候，田家英已经结婚。

　　田家英最初的妻子叫刘成智，是他在成都读中学时的同学，一起搞抗日救亡运动，并奔赴延安。到了延安，当田家英在马列学院工作时，和刘成智结婚。婚后一年多，彼此的性格不融洽，感情产生了裂痕。刘成智主动提出与田家英离婚。

　　田家英陷入了苦闷之中。

　　研究室的同事们知道这事儿，想办法弥合。那时，刘成智和董边都喜欢跳舞。田家英是个从不入舞场的人。跳完舞，董边和研究室的女同事送刘成智到田家英住的窑洞里去。但是，刘成智还是走了。

　　组织上知道田家英思想极度痛苦，派人前去劝慰，做他的思想工作。派谁去呢？董边跟他在同一个组工作，就派董边去！

　　于是，董边奉组织之命，前去看望田家英。一进窑洞，田家英正在闷闷地抽烟。董边一闻到烟味儿，就像刷钢板时闻到汽油味似的，连连咳嗽起来，田家英赶紧掐灭了烟头。

　　“去跳跳舞吧！”董边见田家英如此孤独，想用跳舞使他驱除烦恼，说道：“好多人在那里跳舞呢，多热闹。我是个‘跳舞积极分子’。”

　　不料，田家英的嘴里，蹦出一句话：“跳啥子舞？顶肚皮罢了！”

　　董边一听田家英把跳舞说成“顶肚皮”，哈哈大笑。笑罢，又跟他争论起来。说他这是“侮辱跳舞！”

　　他和她都是爽直的人，如此“争论”一番，反而意外地发现——彼此挺谈得来！

　　这样，奉命做田家英思想工作的董边，无意之中跌入了爱河！虽然田家英结过婚，虽然董边比他大四岁，彼此都不在乎。

　　这真是奇缘！

　　天天同在一个组工作，朝夕相处，田家英和董边的感情日深。那时，董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工作，田家英研究中国近代史。

　　两颗心越挨越近。他俩决定结婚。

　　董边说，她与田家英的婚礼虽然那样的简朴，没有任何排场，没有金钱和美貌的交易，然而有的是赤诚，是真正的爱情。婚前，董边曾郑重地向田家英提出三条“夫妻公约”：

　　第一，一切为了进步；

　　第二，两个人的事，女方做主；

　　第三，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在战争岁月夫妻分在两地工作是常有的事)而感情破裂。

　　田家英一口答应了。后来，他俩果真都信守这三条——他俩的“夫妻公约”。

　　如此简单的婚礼，没有任何排场，没有金钱和美貌的交易，有的是赤诚、真正的爱情，这样的爱情不是“飞鸽牌”，而是“永久牌”。董边对刘成智也不介意，曾与田家英一起去看望她——她在枣园医务室工作。

　　结婚之后，董边头一回使用“夫妻公约”所“赋予”的权力，即第二条，“两个人的事，由女方做主”。

　　那是因为董边怀孕了，“由女方做主”，董边不要这个孩子。虽说对于他和她，都是第一个孩子，可是在战争年月，只有首长及烈士的孩子才可能由保育员带养。通常，女同志生孩子，组织上就让她不工作，在家带孩子。董边不愿意放弃工作，决计不要孩子。田家英虽然心中很想要个孩子，但还是服从“约法三章”。

　　1944年6月，临产的董边住进中央医院。跟她住在一起的一个产妇，是枣园乡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叫吴桂花。吴桂花已经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成活。这一回生第五胎，生下来又死了，吴桂花正哭哭啼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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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边决定把小孩送给吴桂花，对她说：“不管我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给你！”

　　“给我了？！”吴桂花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一言为定！”董边用很坚决的口气说道。

　　没一会儿，吴桂花的丈夫来了。她的丈夫一听，自然喜出望外。不过，他还是有点顾虑，问董边道：“你真的不要孩子？孩子长大了，你也不要？”

　　“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董边说道，“我可以写一张永远不要这个孩子的字据给你们。”

　　这下子，吴桂花和她的丈夫相信了这位女干部说的是真话。

　　董边分娩了，生下一个胖小子——她的母亲因为只生女孩、没生男孩，一辈子受气；她自己也因为是个女孩，一生下来差点被剥夺生的权利。然而，如今她生下了男孩，只看了一眼，连奶都未喂一口，就送人了！田家英来了，也只看了一眼孩子。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哪有一个安定的小窝？哪有精力照料孩子？

　　董边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她完全遵从她的诺言，没有再向那个老乡要回自己的孩子。不过，作为母亲，她总牵挂着儿子的命运。她自己去看儿子不方便。她曾托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事褚太乙同志在下乡时去乡长家看望过，听说孩子长得很好，她也就放心了。

　　解放后，她从未去查找过那个孩子的下落。尽管要找的话，是不难找到的，因为孩子所在的那家有名有姓，地点也清清楚楚。但是她立过“永远不要”的字据，她说应当“取信于民”，永不反悔。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胡乔木的领导下，他和曾彦修(笔名严秀)一起编写小学课本。

　　田家英成了延安的“秀才”。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他的杂文确实“杂”，古今中外，广征博引，反映出作者是一位道地的“杂家”，有着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的广博知识。

　　他和董边在努力地工作着，“一切为了进步”！

　　自从和董边结婚之后，田家英便戒烟了。因为董边闻不得烟味儿，怕抽烟引发她的哮喘病，田家英“告别”了香烟。只是喝酒无碍于妻子的哮喘病，他仍喜欢喝两盅。

　　不过，在生了孩子之后，身体虚弱，董边的哮喘病还是发作了。延安缺医少药，董边一病就病了半年多。

　　董边病好以后，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延安处于兴奋之中，大批干部离开延安，去开辟新的红色区。

　　董边跟田家英商量，报名到前线去。董边给蔡畅大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第二天，蔡大姐就复信同意。于是，董边告别了田家英，融入了那支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队伍。

　　不料，这一别，竟三年未见面。

　　董边来到冀东，活跃于京、津、唐三角地区。她在那里参加“清匪反霸”、“复查土改”工作，担任党的区委书记。

　　田家英仍留在延安工作。夫妻间，远山阻隔，消息杳无。冀东和延安之间，隔着一大片国民党统治区，邮路阻断。偶尔，有人前往延安开会，才能捎上一封信。三年之中，只通过两三回信。

　　一天，田家英正在给理发员们上课，忽听得窗外喊：“田老师，信！”

　　田家英一看信封上是董边的笔迹，真是“家书抵万金”，顿时泪水模糊了眼眶。他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喜怒哀乐马上“显影”。可是，学生们傻眼啦，怎么老师连信都没拆，光看到个信封，就如此激动？

　　“今天不上课了！我没办法上课啦！”田家英对学生们说道：“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补上。好，下课！”

　　这件事在延安传为笑谈。就连董边对我重忆此事，也笑得前仰后合。

　　三年别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论田家英还是董边，都恪守“约法三章”中的第三章：“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而感情破裂。”

　　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曾到晋绥解放区静乐县参加土改工作团。他在汾河流域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住了半年。后来，他又到了晋察冀解放区。每到夜晚，土改中那些火热的场面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翻腾着。他居然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反映土改运动的长诗《不吞儿》。如他在《〈不吞儿〉校后记》中所言：

　　“每天夜里在煤油灯下，写四五十行，二十来天的时间，居然写成了这‘上部’和‘下部’的三节……”

　　他的这首长诗，带有浓烈的陕北民歌信天游色彩和乡土气息，受到了诗人萧三的赞许。他爱诗——这后来又成了他和毛泽东的共同点。

　　1948年，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5月，中共中央移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田家英也随中央到了那里。

　　1948年12月，有一批在东北工作的干部要前往西柏坡，路过冀东。组织上考虑到董边和田家英已三年未见，让她搭上大卡车，和那批干部一起前往西柏坡。

　　她兴冲冲来到了平山县西柏坡，以为能够见到久别的丈夫。可是，田家英竟不在那里——他到东北去了！

　　董边被安排在东柏坡住下来。她的住处离陈伯达住处很近。她听说，陈伯达已“换”了“两任”夫人，正在物色“第三任”夫人：他和诸有仁离异之后，与余文菲结合。此时，又与余文菲离异了……董边和诸有仁、余文菲都认识，对于陈伯达喜新厌旧的生活作风很看不惯。

　　到了东柏坡之后，邓颖超大姐把董边安排到中央妇委工作。当时，正忙于筹备召开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边参加了编书小组编了十二本书。从此，董边一直做妇女工作。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样子，一天，两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一起走入董边所住的院子里。前边的一个见到董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喊了一声：“师娘好！”

　　董边从未有过“师娘”的称呼，顿时涨红了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见到后面那位在哈哈大笑，才明白了几分——后面那位正是田家英！

　　经田家英解释原委，董边才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田家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是担任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教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刚才向董边鞠躬的，便是毛岸英。

　　毛岸英是在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送到苏联学习的，直到1946年才回国。由于在苏联多年，他连汉语都讲不好。毛泽东请一位教师来教毛岸英，教语文、教历史。他选中了田家英。从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42年1月8日。那天，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于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精辟的剖析。他写道：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二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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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只有二十岁！当毛泽东听说作者田家英的大概情况之后，在他的大脑的记忆仓库里，也就留下“田家英”三个字了。

　　此后，毛泽东注意起这个“少壮派”来。当需要一位教师教毛岸英时，毛泽东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又与毛岸英相仿，请他教语文、历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就这样，毛岸英的同龄人——田家英，成了毛岸英的老师。田家英兢兢业业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毛岸英的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则是他凭借自己“肚皮”里的学问讲给毛岸英听。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虽然只有一个学生。

　　毛岸英非常喜欢他的老师。这两“英”简直如影随形，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师生如同兄弟。正因为这样，当田家英从东北一回到西柏坡，听说董边在东柏坡，急急赶去，毛岸英也随他一起去看董边。

　　西柏坡和东柏坡相隔不过半里地。当天晚上，董边搬到西柏坡田家英那里住。阔别三个春秋，夫妻这才有时间互道别后情形。

　　田家英告诉董边，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跟毛泽东主席的接触也就日渐增多。那时候，正处于历史性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主席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也明显加重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陈伯达、胡乔木忙不过来，需要增加新的秘书。胡乔木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田家英，一则田家英工作认真细致，颇有才华，二则只有二十六岁，是“壮劳力”。

　　胡乔木过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与田家英共事，对田家英相当了解。他俩曾合写过《东北问题的真相》等文章。

　　于是，田家英应召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口授一段意思，要田家英当场拟一电文。

　　显然，这是一次特殊的“面试”。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用六个字形容他最初的心态：“拘束”、“害怕”、“紧张”。他生怕自己难以胜任这一重要的工作。

　　他向胡乔木请教，向萧三请教。他们告诉田家英，要做好毛泽东的秘书，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泽东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拿出一本本用土纸装订的本子给董边看，那上面分门别类抄录着毛泽东著作以及他的学习心得——他听从了胡乔木、萧三的意见，非常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田家英的学习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作为内部读物印过)。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实习”，派他前往东北调查工商业情况。田家英奉命经大连去东北。虽然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他刚从东北归来，此行就是他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第一次“实习。”

　　经过“面试”、经过“实习”，田家英从此正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达十八年之久。

　　就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田家英便接到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1月31日，天未破晓，一架神秘的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那是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四位客人。在机场上等候的吉普车，载着客人直奔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起会见了客人。这位来自远方的贵客，便是米高扬。担任工作翻译的是师哲，生活翻译是毛岸英，而担任会谈记录的则是田家英。

　　田家英飞快地记录着，然后又连夜誊清，整理成会谈纪要，送呈毛泽东。田家英高效率而准确无误的记录，使毛泽东对这位新秘书感到满意。

　　一个多月后——1949年3月23日，田家英随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朝北平进发。

　　北平那时刚刚解放，城里还不安定，毛泽东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田家英也住那里，而董边在城里工作。

　　董边记得，那一阵子每个星期天她都赶往香山。

　　“来，董边，交给你任务。”每一回，田家英总是拿出一大堆信封，叫董边帮他写。

　　原来，群众给毛泽东写信，由田家英处理。每星期大约收到二三十封的样子(后来远远超过此数)。内中重要的群众来信，田家英挑选出来送给毛泽东批阅，其余的由他代拟回信。事务冗杂，他写好了回信，每星期天抓董边的“差”，要她用毛笔写信封上的地址、收信人姓名。

　　“阿，田家英，你的老婆成了你的秘书啦！”人们见了，都这么笑道。

　　董边还用两块白布缝了个信插，便于田家英把群众来信分门别类地插在上面。虽说已经进入大城市，他们还保持着当年延安窑洞里的办公风格。

　　那时，他和她只有一只手表——那是田家英的一位同学到香港做地下工作，回北京时送他的。考虑到田家英更需要表，手表由他戴着。

　　1950年，董边生了大女儿，田家英硬是把手表让给妻子，因为喂奶要定时，需要手表……

　　新中国呱呱坠地。新政府诞生伊始。毛泽东主席忙着颁发一张张委任状。

　　为毛泽东主席掌印的，是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因此博得了一个雅号，曰“掌玺大臣”——他手中的毛泽东印章，仿佛成了当年的“御玺”一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颁发的委任状，是权威性、历史性的证件。田家英“掌玺”，一丝不苟：每一个印，都横平竖直，落在正中，绝无半点歪斜；印油均匀，印章上的一笔一画都盖得一清二楚；盖毕，要等印油完全干燥，这才算完工。

　　平日工作中很注意节俭的他，为毛泽东买印泥时，却不顾高价了。那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琉璃厂，对那里的印泥挑三剔四，直至寻到一盒货真价实的清朝皇宫用的八宝印泥，这才买下。这种印泥不仅色泽鲜红，有股麝香清香，而且可历经百年而不变色，配得上用于那一张张极为庄重的委任状。

　　毛泽东一见这盒高贵的印泥，果真非常喜欢。印泥保存在“掌玺大臣”手头，用了多年，从未加过印油，那印色依然鲜艳、纯红、均匀、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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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边拿出一本亲手剪裁、装订的田家英印谱——这位“掌玺大臣”自己的印章。

　　我翻阅着印谱。这是田家英品格的缩影，是他的座右铭的汇集。

　　有十几个印章，都刻着“小莽苍苍斋”字样。我不解其意。经董边解释，我才明白：“家英崇拜谭嗣同。谭嗣同的书斋叫‘莽苍苍斋’。他步谭嗣同的‘后尘’，把自己的书斋叫做‘小莽苍苍斋’。谭嗣同的‘莽苍苍’的原意是博大宽宏。”

　　在田家英的藏书上，都盖着“小莽苍苍斋”印章。他买了字、画，也盖上“小莽苍苍斋”印章。难怪，他的“斋章”多达十几个。

　　“另一个受家英崇拜的人，是林则徐。谭嗣同和林则徐都是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气贯长虹、刚正不阿的历史人物，家英敬佩他们。这是刻着林则徐诗句的印章。”董边指着另一页，向我说明道。

　　那一页印章，刻着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那是1850年，林则徐在病中奉诏南征。这位钦差大臣在广东潮州病危时，仍执意征战，哼出了这两句诗。田家英请人篆刻这两句诗，用以激励自己。

　　在印谱中，有用田家英自己拟的格言刻成的印章：

　　“理必归于马列，文必切于时弊”。

　　此外，还有：“实事求是”、“忘我”。

　　在“忘我”之侧，盖着“无我有为斋印”。那“无我有为斋”，是田家英的又一“斋名”。

　　我看了田家英的许许多多格言印章，对其中一句“向上应无快活人”不解。

　　“他的意思是说，干事业的人没有多少时间去‘快活’——玩儿，娱乐。”董边解释道。

　　“掌玺大臣”自己竟有那么多“玺”。透过这些印章上的一句句格言，可以窥见主人当年的内心世界，精神脊梁。哦，那是田家英的心声！

　　毛泽东不仅把大印交给田家英，而且把存折也交给田家英保管。毛泽东的稿费，由田家英存着。来了毛泽东的亲友，毛泽东就给田家英写条子，这个送二百元，那个送三百元，由田家英取出存折，勤务员王福瑞去银行取钱，然后交田家英送到毛泽东亲友手中。

　　解放初，田家英住在中南海静湖。董边在全国妇联工作，平常住在椿树胡同。那时，进出中南海很严格，要凭特殊的出入证方予放行。董边在星期六晚上才回中南海，在那里度过星期日。

　　田家英由于工作一丝不苟，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得到不断的提拔。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由于田家英熟知毛泽东的著作，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从选定文章，到写作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不分巨细，他都一一去做，不差丝毫。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他意识到，这不是一套普通的书，是一部影响亿万人民思想的著作，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是一部传世之作。

　　在编辑委员会（田家英是其中一员）的努力之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第四卷在1960年9月29日出版。

　　田家英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这本书虽然直至1977年4月15日才正式出版，但是实际上在1964年就已经编好，排出清样。

　　他作为毛泽东的助手，曾帮助编辑了那本在1955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他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步上主席台。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很短，不过两千多字。根据当时记录，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曾被三十四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其中有五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足见开幕词在代表心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开幕词中的“华彩段落”，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

　　“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谁都以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当然出自毛泽东手笔。

　　可是，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如果不是毛泽东说出“底细”，那开幕词完全是“毛派”笔调，谁也未曾想到是别人代笔。毛泽东是著作巨匠。毛泽东著作出自他的笔下。不过，在筹备中共“八大”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事忙，委托陈伯达起草开幕词。

　　“陈老夫子”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毛泽东一看，摇头了。

　　可是，这时离开幕之日已经很近。

　　“田家英，你来写吧。写得短些，有力些。”毛泽东把起草开幕词的任务，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干了一个通宵，写出来了。

　　毛泽东一看，笑了。开幕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个别处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把改定的开幕词装进衣袋里，然后拍了拍衣袋说道：“开幕词落实了，我放心了！”

　　1963年，田家英在农村调查时，发觉农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有困难。为此，他向中央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他的建议被中央接受。为了适合一般干部学习的需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在1964年6月出版了。另外，为了适合战士学习的需要，还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这两种选读本，实际上是毛泽东著作的通俗本、精华本。田家英的这一建议，为普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在1965年，田家英编辑了《毛泽东著作索引》一书。这本书便于人们查找毛泽东著作。

　　在各种各样的中央会议上，田家英还是一 位“记录大臣”。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随口而讲的话，经田家英记录成文字，整理成文章。例如，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是田家英记录、整理的。

　　田家英甚至还为毛泽东保管日记。

　　毛泽东记日记，这是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毛泽东的文章中从未透露过的。董边曾见过毛泽东在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

　　我请她详细回忆，据她说：

　　毛泽东不用市场上所售的那种日记本记日记。他的日记本与众不同，是用宣纸订成的，十六开，像线装书。

　　毛泽东从来不用钢笔记日记。平日，秘书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他的日记常用铅笔写，有时也用毛笔。

　　毛泽东的日记本上没有任何横条、方格，一片白纸而已。毛泽东写的字很大，一页写不了多少字。

　　毛泽东的日记很简单，记述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不写今天开什么会，做什么发言。

　　毛泽东的日记从未公布过。随着时光的推移，世人有朝一日总会见到公开出版的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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