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伟华：关于姚文元1976年日记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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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姚文元1976年日记摘录

卜伟华按：这里有姚文元在1976年2月到9月的日记摘录，共15篇，约5000多字。这些日记摘录的文字是比较可靠的，在一些比较权威的文件和著作中多次被引用，如在1980年12月10日特别法庭开庭审问姚文元时就以他的日记作为证据来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324页）
姚文元出生于1931年12月，解放时刚18岁，当时是上海沪新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在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姚文元1950年参加工作，开始任上海市嵩芦区青年团工委宣传部干事，1956年时当了中共上海芦湾区委宣传部的科长，以后在上海市作协刊物《萌芽》、《文艺报》《解放》杂志、《解放日报》工作，1963年被提拔为《解放日报》编委、党委委员。姚文元实际上应该算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身上也具有着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共同的一些特点。
2月11日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 （卜按：2月11日，天安门广场就出现打倒张、姚的“反革命传单”，比我们以前知道的好像早一点。我的印象是在清明前不久广场才呈现出一些具有火药味的文字。据查，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曹志杰等人悼念周总理的花圈是广场花圈的第一个。）
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卜按：姚氏很为自己手中的笔而得意呢！）
2月13日
　　晚，因金英、郭文（卜按：金英，为姚妻，原为中共上海卢湾区委工作人员，1971年任卢湾区委书记，1976年2、3月份调北京，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郭文，即郭孟文，姚文元的秘书，江青为其改的名字，这在江青的秘书杨银禄的文章《江青为我改名字》中有记述，杨银禄的名字被江青改为杨英路。顺便说一句，江青为人改名的爱好可能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曾为不少人改过名字。）动员去京西看上海同志——天水、秀珍、景贤。黄涛在，金祖敏也在。毛远新、魏秉奎等二位辽宁同志也在。畅谈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重要性、艰巨性。后冶金部陈绍昆来，考了他一通，要他同邓小平划清界限。他揭发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阻力很大，国务院基本没动。（卜按：如《邓小平在1976》一书（青野、方雷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中所说的：“在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之前，‘四人帮’已匆匆忙忙同上海的心腹先打了招呼”）
2月16日
　　从二月六日人民日报文章（注：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发表，到明天批判不肯改悔走资派的“三项指示为纲”（卜按：197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报导：《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邓是深入一步，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外国人称说，宣传工具是在左派手中。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2月18日
　　现在运动步伐加快了。人极累，看到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人间万窍号呼”（卜按：此句出自稼轩长短句“汉宫春”，辛氏词曰：“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 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本篇透露出姚氏既疲惫又兴奋的状态，我看他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文革主张的。），直指走资派，心中是高兴的。
2月19日
　　十七日报导（注：《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师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发表后，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资产阶级是多么渴望把新闻武器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啊！这一武器是多么有力！
3月7日
　　四川出现贴张春桥的大字报，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3月20日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卜按：从这一句看，姚氏并未把政治局内的叶、许、韦、先念、德生、锡联等老人看成异己，而仅认为他们“太迟钝了”。相反，老人们对王、张、江、姚等则是痛恨不已。）又快到“四—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卜按：山雨欲来风满楼，双方都会预感到风暴即将来临）
4月1日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卜按：综合各种资料可初步判定：六人者，王、江、姚、华、纪、陈也。毛远新列席会议并记录，4月2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写了4月1日会议情况的详细报告。报告称，会议讨论了三件事：1、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谣言，要追查；2、五一节活动按去年的办法不变，建议充邓小平不出席；3、《毛主席重要指示》可考虑再扩大传达到支部书记和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毛泽东4月3日对毛远新报告批：同意），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卜按：《通知》全文如下：（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复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4月3日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卜按：4月3日，天安门花圈已达几千个，人们成群结队前往，许多单位组织职工列队将花圈送到广场。据吴德说，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吴德：《十年风雨纪事》第207页）据人民日报记者所写《天安门事件真相》（《人民日报》1978年11月21日）一文中说，4月4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200万人次以上。但吴德书中却说，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第207页）明显有误。4月5日那天是星期天，我到了现场，可用人山人海来形容，绝对不可能是8万人。人民日报记者所说200万人次以上基本可信。）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适（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卜按：姚氏对反“四人帮”的人咬牙切齿的痛恨，感慨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是符合逻辑的。他认为到广场去的人是“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的挣扎和疯狂反扑”。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元在日记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他的这种认识可能是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而来的。“四五”事件后，在全国范围的清查的批判运动中，在官方媒体上和许多单位内，持姚氏论调的比比皆是。当然，大多数人是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观点的，人心的向背与舆论声音的大小并不成正比。）
4月4日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
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卜按：吴德出去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打电话，问是否有此事，吴忠说的确有人在纪念碑前演讲骂江青，并说：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准备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吴德向政治局会汇报了吴忠的意见，没有获得同意，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卜按：姚氏的最后一句话说得挺经典：“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4月5日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卜按：1976年9月8日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说，九时半开始行动；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一文，其中说，九点三十五分，镇压开始了；据吴德说，出去民兵的时间在晚上11点。综合各种材料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的：4日晚9：35广场开始打开全部灯光，并再次广播吴德讲话录音，留在广场的群众大部分迅速撤离，大约在10：00左右，民兵在警察和徒手的解放军配合下出动清场、抓人。抓了多少人，说法不一。姚日记说抓了200多人，放了一些，留下100多人。吴德的说法是：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100多人。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文章中说：200多名革命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被拘捕。据1978年11月18日新华社讯，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1976年因在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其中说：在事件中被捕关押的共有388人。实际情况大致是这样的：4月5日晚真正被拘留审查的有100多人，而在这之前，主要是在此之后，陆续有许多人被抓，人数很可能要超过当天晚上抓的人数。）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卜按：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群众的反抗力量的确是弱小的，混乱、无组织、无公开的旗帜和纲领，是群众反抗力量致命的弱点）
4月6日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员会起草，通报全国。（卜按：关于这个文件，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书中说：“‘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己见报，（卜按：社论题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大方向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4月7日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导，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导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１、首都；２、天安门；３、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局的邓岗、肖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稿子改、排、校、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己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后，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为“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任做了。（卜按：最后一句不通顺。从上下文看，应为“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的任务就完成了”）
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同时又抱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只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进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全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历史的纪念。
　　（注：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特刊第二六五期钉在日记中）
4月8日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１）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２）社会的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３）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呼风四起，恶鬼逞狂凶。工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激涌，扫黑风。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9月13日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卜按：毛去世后，中央高层内的形势微妙，姚氏所说“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开始疏远她”一句颇堪玩味。）我不能这样做，要尽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相，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晚上，同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卜按：姚文元在这里还作了“斗私批修”，检点自己存在的不足之处。）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最喜欢的生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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