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中國向何處去？

hank

转自 http://www.boxun.com/hero/yangxk/56_1.shtml

中國向何處去？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這是一份徵求意見搞，現在公開發表是否適宜？是否能代表《“極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樣進一步修改？請閱後把意見詳細寫在每頁右邊空白處，請於廿日前將本稿退還發行者。 --省無聯一中紅造會鋼三一九兵團《奪軍權》一兵　　1968年1月12日

　　 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到七、八月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了“進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咳藗兯枷氲膫鹘y觀念都被拋到一邊去了，但是十月以來出現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義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結束”的階級妥協空氣，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和學生，感覺敏銳，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極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為首回答這一嚴肅的問題的。

　　要正確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認真總結一九六七年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所創造的極其豐富的經驗教訓，主要是“一月風暴”和“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創造的具有巨大歷史意義的經驗。
　　　　　　　　　　　　　一、科學的預見

　　當代的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一舉足輕重的重大課題，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預見，當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即將以雷霆萬鈞之力從東方興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氣吞山河的無產階級偉大胸懷向世界宣告，全國的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廿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這一句話宣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群眾中猛烈開展的正式開始，同時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預見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將出現嶄新的形勢”（紅旗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社論）--即類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機構，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華人民公社”的名稱，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後結果，中國將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當時只發展到很低級的階段，這一歷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幾乎沒有一個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終極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這句話當作一句一般性的讚語而漸漸淡忘了。

　　文化革命還沒有正式開始時，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經把這種新的政治結構--“中華人民公社”的內容勾畫出來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寫當成空想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大家都認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為我們最近的奮鬥目標是不實際的，現在還只有知識青年還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為實現五七指示而奮鬥，因為他們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繪的那種不同於現在社會的新的社會才是他們得到解放的社會，但是知識青年中不少人也認為不久的將來要實現五七指示描繪的那種社會是不實際的，與其說他們是為實現五七指示而充滿信心地奮鬥，不如說他們大肆宣揚五七指示只不過是一種對現實不滿而進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學預見在人們腦子裏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這時和階級鬥爭還沒有發展到十分尖銳和高度階段這一事實相符合的。現今的中國由於新的生產力的發展，致使代表新的生產力的階級向代表阻礙歷史前進的生產關係的腐朽階級進行鬥爭，並必然導致社會大革命，新的社會必然在烈火中誕生。這種客觀規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學而不是空想的預見的堅實基礎，而人們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這種規律，那當然就會出現科學預見給人們留下了對美好將來的純粹空想的現象！人們認為中國將和平過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繪的社會去。實際呢？“和平過渡”只不過是“和平演變”的別名，它只會使中國離五·七指示描繪的“公社”越來越遠，；離蘇聯現社會越來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派的權”就解決了怎樣向公社過渡的現實途徑--必須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解決政權問題。否則，不談奪權問題，不談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而去空喊實現五·七指示，那確實是“烏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風暴

　　列寧曾有一句偉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歸根結底，是階級變動。因此提高群眾覺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騙群眾的行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這些革命中發生了和正在發生怎樣的階級變動。”讓我們遵照著這一教導來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發生的階級變動，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眾的行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個最大的現實就是９０％的高幹靠邊站了，當時從湖南來看，張平化、章伯森、華國鋒之流的權力小到零，從中央來看，財政部，廣播局等部門紛紛奪權，李先念、陳毅、譚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們的周恩來的權力也大大下降，當時的財產到誰手裏去了呢？到組織起來自己掌管城市、工業、商業、交通等等的（黨政財文大權）充滿著無限熱情的人民手裏去了。社論所號召的”人民群眾自己起來掌管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自己管理城市、工業、交通、經濟真正實現了，一月革命風暴在一個短時期內由官僚們手中轉到了熱情澎湃的工人階級手中。社會忽然發現，沒有官僚自己不但不會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發展的更自由，更快。並不是象官僚們在革命前嚇唬工人們的那樣，“沒有我們，生產會崩潰，社會會混亂得一塌糊塗不可收拾”。實際上沒有了官僚和官僚機構，生產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鐵道部垮了，運輸照常進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種工作照常進行，而且工人階級的生產熱情，主動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們在一月份後已管理工廠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動，工人第一次感覺到“不是國家管理我們，而是我們管理國家”。第一次是感覺得為自己而生產，幹勁從來沒有這麼大，主人翁的責任感從來沒有這麼強，長沙紡織廠等地還創造了造反班等無數新鮮東西。

　　這就是一月革命中階級變動的真實內容，這一個短暫時期內實際部分地區不很徹底的實現了“中華人民公社”的內容，社會處在一種類似巴黎公社的“群眾專政”的狀況。一月革命風暴告訴人們中國要向著一個沒有官僚的社會去，現在９０％的高幹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階級，階級鬥爭發展的客觀規律使他們絕大部分，在一月份靠邊站了。９０％的高幹在一月革命風暴中靠邊站這決不是“群眾”的過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為惡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懲罰，“罰不當罪的極少”，群眾揭發出來的事實和暴發的對他們的憤恨初步告訴人們，這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已經完全成為阻礙歷史前進的一個腐朽的階級，他們與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由領導和被領導變成統治和被統治，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關係變成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紅色”資本家階級的階級利用特權和高薪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群眾受壓抑和剝削的基礎上。要實現“中華人民公社”就必須推翻這個階級。

　　一月革命風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推翻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偉大嘗試。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正是在這一偉大時刻被提出來了。毛主席指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罷官革命，揪人運動，不是單純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聯繫一月革命風暴的事實，這個被推翻的階級就是十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官僚主義”者階級，（毛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５日〈關於陳正人蹲點報告的批示〉）這些單位的奪權鬥爭必須實行馬克思主義的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的原則。在這裏，不能改良主義，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過渡而是必須把它徹底打碎。“徹底打碎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都以不大具體的萌芽狀態在一月革命風暴的後期被社論提了出來，應推翻的腐化階級，應砸爛的舊的國家機器，甚至人們根本不敢異議的社會問題也被提了出來，這一偉大發展是一月革命風暴中無產階級表現出的勇敢和首創精神的必然結果。

　　一月革命中觸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針問題主要是合同工、臨時工這種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和修正主義的上山下鄉運動。\n
　　目前，“極左派”必須組織人好好總結研究一月革命風暴創造的極其豐富的事物，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雛形。

　　　　　　　　　　　　三、革命委員會

　　為什麼極力主張“公社”而毛澤東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預見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須實現的政治機構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員會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進，必然要經歷“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樣一個長過程。

　　為什麼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還只是第一次進行推翻強大的敵人的嘗試，革命人民對這場革命的認識還是何等膚淺啊！不僅沒有自覺的認識到要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構，觸動一些社會制度，而且連對敵人是一個階級都認識不清，罷官革命，揪人革命論統治著革命隊伍。“群眾的智慧發展，都還沒有達到可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實歸根到底是由資本家階級拿去了。”（共產黨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觸動軍隊，中國既然已經形成了紅色資本家階級，軍隊當然不能脫離于這現實之外。而一月風暴根本沒有觸動一切革命的要害問題--軍隊問題，可見革命還是何等的不深入，還是處在何等的低級階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與這種不高級的革命階段相適應的，也是處在一種很不成熟的階段。

　　在這種不可能徹底勝利的時候，要想立即奪取真正的勝利，那是左傾冒險主義，遵照資本家階級把革命果實奪取過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級的階級鬥爭中，鍛煉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過革命的來潮和退潮，準備奪取最後勝利的力量，這才是正確的戰略方針（如今稱之為戰略部署）否則，在群眾沒有真正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國實現“公社”的時候，建立“公社”就會變成徒有其名，而實際上是和現在革委會內容一樣，由資產階級篡權的假“公社”。

　　因此無產階級的偉大統帥毛澤東同志毫不猶豫地違背了幼稚的革命者關於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採取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即戰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軍隊“支左”的號召。“支左”其實是毛主席進行軍隊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為了避免直接開展軍隊四大將出現的軍內走資派向無產階級怠工破壞、抵制所造成的損失，就號召軍隊支左，表面上軍隊沒搞四大，實際上讓部隊參加了地方四大的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與其說是支左，還不如說是教育部隊，搞軍內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員會在全國各地逐步建立起來了。

三結合就是革委會的具體內容，三結合的提出，等於把一月革命中倒臺的官僚們又重新扶起來，而三結合不可避免的會成為軍隊和地方官僚起主導作用的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權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結合的革委會稱為“臨時權力機構”，它只是一種過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後結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後結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會。毛主席八九月份總結一月革命和八月國內革命戰爭得出的“群眾專政”的偉大理論，就證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後決不是官僚和陪襯的群眾的三結合專政，而是“群眾專政”。但是如前所述過渡形式是必須的，否認過渡形式是左傾空談主義。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們等不及忙忙篡權了，他們一反常態，採取了最急切的殘酷鎮壓手段，這也從反面證明了一月革命中９０％高幹靠邊站這一“財產權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慘狀也證明了毛澤東同志“不能立即勝利”的預見的正確。

　　“紅色”資本家階級在二、三月幾乎占了壓倒的優勢，財產（生產資料）和權力從革命人們手中被奪回到官僚們手中，早春二月是龍書金、劉子雲、章伯森、華國鋒以及全國的官僚和他們在中央的代理人權力無限大，那時就是他們飛黃騰達的時機，而革命人民的權力下降到“○”，並大批被投入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公檢法控制下的監獄。

　　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周恩來在二、三月的勝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圖在全國各地立即建立革委會，如果讓資產階級企圖實現，無產階級的退卻就會退入墳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會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發出了反擊的號令。從此偉大的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開始醞釀。

　　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鬥爭中革命進入高級階段的重要標誌就是真正開始觸及到軍隊問題。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風暴時對軍隊問題想得很幼稚，認為只要地方上走資派推翻了，部隊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結合鎮壓走資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實告訴人民，單純自上而下的命令並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圖貫徹到部隊中去，軍隊走資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資派的利益的一致決定了它不可能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必須自下而上搞軍內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改變官僚控制軍隊所造成的軍民對立狀況。

　　二月以來的鬥爭把軍隊的嚴重問題擺到了廣大群眾面前（以前只講在毛主席少數人面前）這就使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來解決這一問題逐漸具備了條件，科學地預見了在“公社”這一新社會中的軍事力量不同於現在的軍隊，二月以來的鬥爭使毛主席的這一思想逐漸掌握了群眾。

　　　　　　　　　　　　五、八月局部國內戰爭

　　一月底以來，造反派論述軍隊的文章可謂多矣，過去所發生的全國性大規模武鬥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戰爭這一新階段的開始又使論述軍隊問題的文章增加了“戰爭”，武裝奪取政權的色彩，這是無產階級實行徹底的社會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漸成熟的多麼可喜的現象。

　　這許多論述軍隊問題的文章由於當時的歷史的局限，因此還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這些文章是新事物，會被歷史證明是具有意義的事物。

　　恩格斯在談到空想社會主義時說得何等好啊！“讓著作界的小販們去一本正經地挑剔現在只能使人發笑的幻想吧，讓他們以自己的嚴謹的思維方式優越於這種瘋狂的念頭而自我陶醉吧。使我們感到高興的倒是處處突破幻想的外殼而顯露出來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這些卻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論述軍隊問題文章的精華有兩點：

　　（一）看到了現在軍隊和解放前的人民軍隊有了變化，解放前的軍隊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軍民關係象魚水一般，解放後由於革命物件從帝官封變成走資派，而這種走資派在軍隊內是當權者，因此一些部隊在革命中不但改變了解放前軍民血肉一般的關係，甚至變成鎮壓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須使軍隊來一個根本的變動，“極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語錄中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據，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軍隊住進營房後，脫離群眾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戰勝武裝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必須經過國內革命戰爭，八月份無產階級和“紅色”資本家階級的大規模武鬥和局部國內革命戰爭證實了他們在八月份的預見，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創造的經驗更是史無前例和豐富偉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歷史竟是按著“異端邪說”所預見的方向發展。不可想像的大規模搶槍事件隨著歷史發展的步伐合乎規律出現了，不同規模的軍隊直接參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軍隊直接打）的局部國內戰爭暴發了：人民在八月暴發出的創造精神和革命熱情更是使人感動之至。搶槍成為“運動”所表現出的規模之大，革命戰爭的威力雄壯，在那一瞬間給人一個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城市在一個短時期內處在一種“武裝的群眾專政”的狀況，大部分工業、商業、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權又從章伯森、華國鋒、龍書金、劉子雲之流手中轉到了武裝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從來沒有象八月那樣以創造世界歷史主人翁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小學生自動充當交通警衛工作，指揮車輛的英姿，湘江風雷、紅中會等群眾組織直接控制部分財經大權的自豪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眾自治的權力迅速增長的時候，官僚們的權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暫的不穩定的“財產和權力”再分配出現了，社會又一次實現偉大的“中華人民公社”的嘗試，人們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工人、農民、學生都要學習軍事”的問題進行了解決的嘗試。一月革命是沒有這個嘗試的。軍隊在解放前就是一個把軍學、軍民、軍農、軍工兼起來的與群眾關系極好的一個大學校，這點毛主席在民主革命勝利的前一刻就總結了，為什麼解放後十幾年又重新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搞好軍民關係的問題呢？如前一節所述，是因解放後軍隊起了變化，不同程度地脫離了群眾，因而這個問題自然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八月風暴偉大的創舉就是一個由革命人民自己組織的武裝力量的出現，這種力量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專走資派的政）的真實力量。他們與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為推翻“紅色”資本家階級而鬥爭的，而軍區這一官僚機構垮臺，人民不但不悲歎，反而歡呼起來。不象以前那樣以為沒有他就不行，這一事實又使無產階級能夠比較實際地預見中國的軍隊向何處去？預見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的武裝力量的情景，可以斷言，中國將是象一個軍就是民，民就是軍，軍民打成一片，軍隊擺脫官僚控制的社會去。如果說一月風暴提出了第一次無產階級政治大革命的綱領的話，八月風暴就不但充實豐富了這個綱領，而且解決了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裝奪取政權，靠國內革命戰爭。

　　　　　　　　　　　　六、九月的轉折

　　正在人們歡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慚地談論著“徹底勝利”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看到了地平線上的新危險。讓我們來看看這種新危險的內容吧！一方面，由於“二月鎮反”的露骨，所以“紅色”資本家階級失利的必然性連他們自己也敏銳地感覺到了，從五月份起，中國的“紅色”資本家們就改變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現了一股幹部“亮相”風。東北的宋任窮，湖南的章伯森，一個又一個的紅色資本家，過去騎在人民頭上的吸血鬼，忽然對奴隸的革命鬥爭表示出“熱情”，他們紛紛亮相支持炮轟軍區的革命群眾，由於這時革命人民沒有把走資派當作一個階級去推翻，揪人革命論，罷官革命論仍舊統治著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認為文化革命是清洗單個走資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領導幹部（即官僚）去打擊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這一手就容易地騙取人民的信任，這就決定了資產階級篡奪八月風暴的勝利果實是必然的這一客觀規律，同時二月以來由於資產階級的匆促鎮壓和無產階級的迅速反擊使向“公社”過渡的仲介時期--革委會的專政實際上還沒有開始，而沒有一個過渡時期來讓騙取人民信任的“紅色”資本家來鎮壓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實中認識到走資派是一個階級，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綱領，那徹底的社會革命就不可能實現。

　　另一方面，要實現五·七指示實現軍隊變動的要求就要把野戰軍內的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讓野戰軍“支左”，實際上搞野戰軍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沒有開展野戰軍內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勝利是左傾盲動。

　　還有，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問題。農村如果不來一個革命的風暴，那任何一種“奪權”都不可能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繪的工廠辦農場，農村辦工廠就預示著在新的公社中工農、城鄉差別要比現在小得多，而這種縮小就要發動農民運動，靠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這一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來實現，　在農民運動沒有起來時就要求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這也是空談。在徹底勝利實際上不可能時，馬列主義者的任務就是揭露“徹底勝利”的叫喊的虛偽性。如果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有大權在手的話，就必須利用權力禁止人們叫嚷，煽動“立即推翻革委會建立公社”，以免“公社”這一光輝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實的現象沾汙。同時黨內軍內的資本主義官僚階級在八、九月份開始大舉向中央文革怠工和進行破壞，他們故意製造軍隊的混亂造成經濟等方面的停滯。一個軍隊高幹向中央文革的公開狂妄叫囂，就是他們的八九月份的總方針，“中央文革還要不要解放軍？不要我們就打起背包回鄉去。”“中央文革把軍隊老幹部搞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在這一系列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已經取得極大的發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卻而不至於退入墳墓時，同時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徹底勝利的情況下，為了鞏固已得的成就，穩定資產階級，不至於他們狗急跳牆，英明的統帥毛澤東同志又一次不顧性急的革命者要求勝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後作了大幅度的退卻，資產階級篡權的政治形勢--革委會或革籌小組建立了，向公社過渡時期--革委會統治時期按照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真正開始了。

這次退卻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來幹部政策的無限放寬實際上是向走資派的一個大幅度的讓步，讓他們上臺，具體的突出表現就是對陳再道的處理，主席甚至說他學習的好，可以出來工作。

　　但是由於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強，這次退卻沒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卻所造成的“潰退”，資產階級這次不能象三月那樣幾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轟周恩來的革命力量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還成立了省無聯，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發展。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成長壯大的證明。

　　革委會中的資產階級要篡奪無產階級在八月份的勝利果實由“群眾專政”又重新變為官僚主義統治首先就必須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工人階級手中的槍支是使工人權力無限增大，對資產階級致命威脅，弁產生對工人掌握槍支的恐懼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發的對官僚們的篡奪勝利果實的仇恨，喊出了響亮的革命口號：“交槍等於自殺！”並形成了一個自發的全國的為武裝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群眾性“藏槍運動”。\n
　　八月的搶槍運動是偉大的，它不僅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空前而且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變成事實，文化革命前官僚們不敢把槍支真正交給人民，民兵不過是官僚控制武裝力量的一種裝飾物，它決不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武裝。而是官僚手中馴服的工具。而搶槍運動，群眾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從官僚手中奪取了槍支，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槍支，毛主席“武裝左派”的令人興奮的號召就是工人階級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達又使“武裝左派”成為一紙空文，工人階級的武裝被解除了，官僚們又重新復辟。

　　　　　　　　　　　七、無產階級在政治思想的啟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論提出了党的建設的問題。七八月份，在激烈階級鬥爭中，極少數的“極左派”提出了“極左派應有自己的政黨”的要求。需要革命政黨的基層組織來實現毛澤東同志的共產黨的領導，以帶動人民推翻新生的資產階級，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務。就這樣由運動初期北京個別知識份子重建馬列主義小組的空想第一次變成了戰鬥的無產階級實際的越來越強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

　　階級鬥爭幾個月以來進入了比較高級的階段，這個階段是一個什麼樣的階段呢？這個階段，革命人民已經積累了兩次“財產權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綱領，在中國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資產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還有八月風暴提出的逐步實現軍隊的革命變動。武裝奪取政權的方法，九月以後的反復和較高級的鬥爭還告訴革命人民，為什麼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沒有取得徹底勝利，為什麼搞了這麼久革命勝利果實終究被資產階級官僚們拿走了，到處是一片復舊的景象。資產階級又重新奪回了八月份喪失的財產和權力。一月革命，八月風暴中無產階級表現的勇敢首創精神幾乎被磨滅和吞沒，大規模逆流的出現告訴了人們，一切對資產階級官僚的幻想，對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須徹底拋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必須實行。

　　但是革命委員會是“罷官革命”的產物，湖南罷了張平化，劉子雲的官，並沒有消除新的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尖銳對立，而是新的形勢革籌小組和省無聯所代表的人民大眾的尖銳對立表現出來，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又出現了。徹底穩定的“財產權力分配”並沒有實現。罷官革命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逶迤曲折地變為資產階級官僚和幾個陪襯的群眾組織代表人物的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統治，而革命委員會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

　　光罷幾個人的官還是不能夠解決問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行不通，改良主義的結果--革委會或革籌小組，又實行新的資產階級專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龍江，山東，上海，貴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或革籌小組的地方就證明著這個教訓。中國不能向革委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方向去，那是資本主義復辟。中國只能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華人民公社”的徹底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這真理自己下決心來幹，而不是我們替人民下這個決心“忽視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因為“反資本鬥爭中的種種事件和變遷--而且失敗比勝利更甚--不能不使人們認識到他們的各種心愛的萬應靈丹毫不中用。並使他們更透徹地瞭解到工人階級解放的真實條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實行各種改良主義的不徹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種萬應靈丹行不通時，革命人民才會下決心走那條最痛苦的破壞性最大但也是最徹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會這一過渡時期的鬥爭必然會使人民大眾對心愛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萬應靈丹徹底拋掉幻想，毛主席說：“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需旁人過早地去丟菩薩。”革命人民不久的將來必然會用自己鐵的手腕把自己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新生的紅色政權”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來的鬥爭的階段就是在這一點上教育著人民的新生的階段。

　　由於鬥爭實踐有了豐富的經驗和進入了高級階段，中國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過程也進入了高級階段，新思潮（被敵人罵成“極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廢除官僚機構”，“徹底砸爛國家機器”等等道理，以敵人眼中的“幽靈”的姿態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眾奪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大革命的徹底勝利政治思想武器，開始以新的狀態在“極左派”中出現。在中國進行新的社會革命的毛澤東思想將逐步使群眾從過去各種矛盾中醒過來，革命人民在實踐中逐步開始懂得為什麼要革命，革誰的命，怎樣革命，革命鬥爭開始由自發進入自覺，從必然進入自由。

　　九月以來的鬥爭的高級階段還出現了如火如荼的知識青年運動的高級階段和合同工，臨時工的新的鬥爭，這對於處在啟蒙階段的“模糊思想”來說，起了很大的推進作用，它吸收了這一部分堅決的革命力量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自發強烈要求，對於中國社會矛盾的較深刻的瞭解，填補了青年知識份子和學生中“新思潮”的對社會矛盾極不瞭解，脫離實際的缺陷。

　　當革命人民由盲目進入政治思想上的啟蒙階段時，當毛澤東主義在群眾中形成獨立的鮮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勢力開始逐漸變成事實，毛澤東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的組織和建立就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毛澤東同志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在新的歷史中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建黨原則“黨組織應該是無產階級先進份子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一領導人民大眾推翻今天的階級敵人--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毛澤東主義黨（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原則的提出，證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建設成五七指示所描繪的“公社”，原有的中國共產黨就必須來一個革命性的變動。而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預計不能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這一問題，按現中央發佈的恢復，整頓，重建黨組織的規定所出現的政黨（如果能夠出現的話）必然是為革委會中篡權的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九大的召開只不過是地方“革委會”這種過渡時期在中央的一種反映，這就決定了“九大”不可能徹底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何處去的問題）。

　　當真正的穩固的勝利逐漸成為可能的時候，如下幾個問題就提到突出的地位來了。

　　?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奪取真正徹底的勝利，推翻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革委會的統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的可能性就成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發階段，不平衡性對於革命的發展並無舉足輕重的作用那樣。

　　?　真正要推翻新貴族的統治和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就必然要觸及到十七年怎麼評價的問題，這也就是從根本上教育人民為什麼要搞文化大革命？終極目的是什麼的大課題。

　　?　真正要使革命勝利，就是要解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對發生了“階級大變動的新動態”的中國社會重新進行階級分析，以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團結朋友，打倒敵人。

　　這一系列新問題都由江青同志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講話中提出來了，江青同志這個講話宣佈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新階段的開始，這個重要講話雖然講的是文藝界，但“文藝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導”，中國文藝界欣欣向榮，如火如荼的鬥爭就是中國革命將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講話實際上告訴我們前一段革命不論採取批判工作組反動路線，反擊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問題，是搞庇護十七年的五十天的問題。是剛把資產階級護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開始，目前應該進入觸到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階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關係，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階級隊伍的先鋒就是革命政黨）的指示和林付主席１０·２４指示具體的指明了中國向何處去，湖南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要朝著把第一次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方向去，決不能朝著收場，資本主義復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講話當中總結了一年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大大推動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實際上指明了偉大的１１·１２講話，１０·２４指示是我們一九六八年全年進行革命鬥爭的唯一總方針。

　　對於江青同志偉大的１１·１２講話中談到的三個問題，我們以後將另外具體闡述（第三個問題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重新組合問題）。

　　１０·２４指示等於宣佈湖南成為全國革命鬥爭的先鋒地區，而湖南省無聯的產生發展，就成為九月以來無產階級成長壯大的突出代表。省無聯實際上是積累了一月革命風暴群眾專政的形式--文攻武衛指揮部（民辦的）的經驗而產生的，它是一個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級的群眾專政權力機構，它相當於蘇聯一月革命被資產階級篡奪時期的蘇維埃而省革籌又相當於當時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省無聯與省革籌的對立，這就是新的“兩系政權並存”的局面，而實際權力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省革籌手裏。

省無聯是可以和蘇維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雛形。不管資產階級怎樣交替使用鎮壓和慫恿第三勢力活動的改良主義手法，省無聯這一真正的新生紅色政權必定會在大風大浪中不斷成長和壯大。

　　　　　　　　　　　八、駁反動的“二次革命論”

　　目前對於中國向何處去這一嚴肅問題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統治地位的是反動的“二次革命論”，人們的思想混亂到極點，人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這個樣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敗後，公開的軍閥割據變成“國民黨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統治時期為了維護這種統治使他免於死亡，陳獨秀的反動的“二次革命”就應運而生了。“二次革命論”用政權表面上的變動欺騙人們說“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掌了權，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只能等待社會主義革命了。這種反動的思潮當時不但在全國的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甚至在共產黨內也有相當大的市場，但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帝官封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所規定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解決，所以儘管有貌似強大的二次革命風行一時，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進行仍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同樣，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務是由引起這次革命的社會矛盾所規定的。這些社會矛盾所要規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綱領不實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結束。

　　如前幾節所述，引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會矛盾是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和尖銳化就決定了社會需要一個較徹底的變動，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實現社會革命，實現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綱領和終極目的。

　　目前，中國社會的這個基本矛盾是否解決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達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權形式表面上有了變動，由舊省委、舊軍區變成“革委會”或“革籌小組”，但是“新政權”仍然是舊官僚在裏面起主要作用，舊省委與舊軍區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軍內走資派與廣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新官僚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根本沒有解決，只是以省無聯和“新政權”的矛盾這種新的表現形式出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須實現的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必然實現的軍隊的變動，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會變動都沒有實現，當然這種“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中都局部和暫時的實現過，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都基本上被資產階級篡奪了果實（勝利果實），社會改革終於流產，社會改變沒有鞏固和徹底的實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並沒有到，正如群眾所說的一樣：“搞了半天還是老樣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發的基本社會矛盾，既然沒有解決，而是以新形式發展的越來越尖銳，因此雖然有貌似強大的反動的，“二次革命論”統治著思想界，用政權形式的表面變動欺騙群眾，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發展，仍然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篡權的資產階級想以二次革命論腐蝕革命人民的反抗，誰支持他們統治的陰謀必然破產，正如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救不了蔣家王朝的命一樣，也如強大的宗教思想的統治不可阻擋封建主義經濟基礎的瓦解和崩潰一樣，新思潮（極左思潮）雖然目前還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敗貌似強大的傳統觀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資產階級總是把他們統治的政權形式，描繪成為全體人民服務的世界上完美無缺的東西，新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依附於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右派的豬狗們如今正是這樣抽掉“革委會”的臨時二字，肉麻地吹捧，馬列主義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會鎮壓革命人民的本質，必須大力宣揚中華人民公社才是我們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這次文化革命必須實現的社會，必須大力宣揚革委會必然崩潰的趨勢。

　　反動的“二次革命論”表現為形形色色的具體表現形式，有陳伯達同志早就批駁過的“新階段論”，“左派轉化論”，有露骨的還原論和收場論，還有盛行一時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謬論等等，江青１１·１２指示，林彪同志１０·２４指示就是對反動的“二次革命論”以迎頭痛擊。有些人指責我們想一步達到共產主義，想立即消滅階級和三大差別，說毛主席預見的巴黎公社的政權形式是空想，他們說，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這一切都是不現實的。

　　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們決不是想立即消滅階級，消滅資產階級法權，消滅三大差別，這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確實是不可能實現的。那只能作為我們最高綱領，而不是最低綱領。我們的最低綱領是要推翻新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縮小三大差別，當然不可能消滅剝削階級。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以後，又會產生新的階級變動，正是那種新的階級變動又引起新的社會改革這樣推動曆史向前發展。

　　正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國的統治，而並不可能消滅新的剝削者產生的可能一樣。

　　這樣指責我們的人們無非是說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社會不可能發生新的飛躍，財產和權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來點改變，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風暴已經創造出的（儘管是暫時的和局部的），“財產和權力再分配”和整個社會質的飛躍，不是早就把你們散佈的灰色的取消主義論調撕得粉碎了嗎？

　　由於無產階級的幹部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熟起來，革命人民還沒有自然地產生具有真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因此所有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聲討我們要把一切幹部靠邊站，說我們不要幹部，這是由於目前不少人對官僚還存在幻想的原因。他們沒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風暴的感性知識提高，他們還是認為沒有官僚，社會將要“崩潰”。我們確實認為９０％的高幹要靠邊站，最多只能作為教育團結的對象。因為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具有獨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階級，他們與人民的關係，已從過去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變成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他們大多數自覺或不自覺嚮往資本主義道路，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這個階級的統治已經完全阻礙歷史的發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這個階級而勸說他們放棄高薪等資產階級法權的既得利益，由走資本主義道路變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呢？無產階級確實一直在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資產階級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卻，就是這種努力的集中表現，但是他們一次比一次瘋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斷頭臺，這一切都證明了歷史上沒有一個腐朽的階級會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臺。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會中，這個階級將被推翻，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風暴出乎庸人預料的巨大的變動以鐵的事實證實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這個腐朽階級的鬥爭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無產階級權威的幹部，他們是公社的一員，沒有特權，在經濟上與一般群眾一樣的待遇，可以隨時根據群眾的要求撤換。這些新的有權威的幹部還沒有出現。

　　但是必然隨著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斷提高而自然產生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結果。

　　　　　　　　　　　九、駁“左”傾一次革命論

　　革命隊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沒有一次兩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產主義的思想就是這種“左”傾的一次革命論。有這種思想的人很少，他們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關於過渡時期，將分成不同的歷史階段的理論就是對他們的最好開導，革命還是要分階段的，我們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階段革命論者。

　　“左”傾一次革命論者沒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因此，他實際是降低了我們現階段的任務，使革命人民不能為完成這一階段能實現的目標充滿信心地去鬥爭，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須糾正。

　　中國向何處去，也決定著世界向何處去。

　　中國必然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新社會去。

　　把革委會專政當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終目的，中國必然會走向蘇聯已經走的那條道路，人民又會回到資本主義的法西斯血腥統治下！革委會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為今天的時代是以毛澤東主義為偉大旗幟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下坡路，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勝利的偉大時代。今天的世界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世界。在這場具有空前偉大意義的偉大革命時期，在這一瀉千里的時代“必然在人類歷史上出現許多目前人們還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奇跡”！（陳伯達３·２４）。

　　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革命人民的勝利和新官僚資產階級的滅亡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革委會被推翻，“中華人民公社”誕生這一震撼世界歷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必定到來。

　　“極左派”公社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我們公開宣佈：我們建立“中華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會的資產階級專政和修正主義制度才能達到。讓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試看明日之中國，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澤東主義萬歲！

（原載《廣印紅旗》一九六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