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果威：闻陈小鲁道歉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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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物》报道，陈小鲁公开致歉一事尽管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但是陈小鲁的朋友郝新平则表示，自己的另一位红二代朋友“很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说“陈小鲁不像话”。

        作为文革的过来之人，我亲眼见过红卫兵殴打老师和同学的暴行，而且我自己也曾遭到红卫兵的毒打。陈小鲁向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师道歉，触动了藏在我心底的创伤。

        1966年我在上海的五十四中学读高一。五十四中学在康平路和吴兴路口，是上海法租界好房子最集中的地方。当时我家住在建国西路吴兴路口，离学校两条马路，往北走一条马路便是梧桐树成荫的衡山路，过了衡山路左手是挪威王国领事馆，右手是荣（毅仁）家的房子和捷克斯洛伐克领事馆，下一个路口便是康平路。在吴兴路西侧，康平路的路南是荣毅仁家，路北的康平路100弄则是是中共上海市委的宿舍大院，再往西便是康平路165号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俗称“康办”。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五十四中学有许多干部子弟子女，还有许多资本家、高级职员和知识分子的子女。

        1966年文革初期，学校的红卫兵开始斗老师，一开始还算文明，只是写大字报“口诛笔伐”。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不点名地提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其名，答曰：“宋彬彬”。毛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答曰“是”。毛说：“要武嘛”，宋彬彬此后即改名为钦赐的“宋要武”，全国范围的武斗也开始了。

        当时被红卫兵打得最惨的老师有屈南松（右派）、沈天石（历史反革命）和伏文彦（张大千弟子）。语文老师张潜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吞金自杀未遂。我的班主任卢忠健是富家子弟，喜欢玩照相和装收音机，被打倒了。邻班的副班主任陈吉贤喜欢到“老大昌”喝咖啡吃蛋糕，也被打倒了。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所有中年以上的老师，因为他们曾经在“旧社会”生活过，都因各种罪名被打倒或靠边。只有家庭成分好的年轻教师除外，因为他们年轻而不可能有历史问题。

        武斗的方法很多，除了打嘴巴子、拳打脚踢、用武装带抽之外，还有让“牛鬼蛇神”们互相抽耳光，剃光头和阴阳头，泼墨汁和红墨水，在烈日下跪着请罪，挂牌子，两个红卫兵各擒一臂的“喷气式”批斗等。还算好，五十四中学的老师没有被斗死的。

        当时的学生分为三大派，一派是“红联战”，主要由干部子女组成，另一派是“五十四公社”，主要由工农子女组成，这两派是冤家对头，一句话不对便大打出手。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没有参加红卫兵，属于中立的“逍遥派”，即“你搞你的路线斗争，我搞我的线路斗争”，男的搞天线、地线（装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女的做针线、织毛线。我哥哥从小在上海小学寄宿，因为是贵族学校，接触的同学非富即贵，故有鸿鹄之志，参加了“五十四公社”，常常几个月不回家吃饭睡觉。

        因为五十四中学的干部子女特别多，其武斗的规模也是上海闻名。1967年10月12日，听说“红联战”向“五十四公社”发动全面进攻，我赶紧跑到学校。只见几百个穿褪色军装的干部子女，有的是本校的，有的来自临近的学校，把整幢校舍包围得水泄不通，公社派被围困在楼里。“红联战”不断地往上冲，“五十四公社”将三个楼梯口都用课桌椅堵住，并往下扔东西。我躲在一棵树后面，只见砖头和瓦片从楼上的窗口里如下雨般地飞出来，打伤了好几个“红联战”和看热闹的人。“红联战”则用弹弓，气枪和自制的火器进攻。他们居然还搞到一辆带云梯的消防车，开到武斗现场，但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才没用上。

        双方对峙一整天之后，傍晚“红联战”的人开始散了，但是学校周围还是有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我为哥哥的安全担心，于是就绕到学校的后面。那儿看热闹的人少，趁他们都在往上看，我在暮色的掩护下偷偷地溜进了大楼。楼梯上都是横七竖八的课桌椅，我清出一条通道往上爬。当我接近四楼时，上面听见响声，开始往下扔砖头和瓦片。我挥着白手绢轻轻地说：“是我，胡果文的阿弟。”他们把我拽上去。我告诉他们进攻的人多数已经走了，应该可以突围了。他们一个个悄悄地爬下去，在三楼的楼梯口集合。等每个人都下去之后，好几十个人（包括我们哥俩）一起飞快地冲下楼去。马路上还剩下一些“红联战”的死硬分子完全没有准备，他们褪色的军装很容易辨认。我亲眼看见公社派的人冲上去，把“红联战”的好几个头给打开了，血直往外喷。然后公社派就在夜幕下飞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为“五十四公社”通风报信的消息，不知道怎么被“红联战”知道了。1968年夏天，工宣队进驻学校，所有的学生都被召集到学校欢迎工宣队。欢迎会开到一半，我内急去上厕所，在走廊里被“红联战”堵住，十几个红卫兵围着我拳脚如雨点，大约一分钟完事后呼啸而去，我已是头破血流。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凡是尚未分配工作的老三届毕业生，都得上山下乡，谓“一片红”。因为班主任卢忠健被打倒，校“革委会”派了一位年轻教师负责分配我们上山下乡。新的班主任叫李思明，贫农出身，本人党员。

        我们班的红卫兵绝大多数是“五十四公社”派，他们十几个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所以下乡也要在一起。当时可供选择的地方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江西和安徽。

        黑龙江有军垦和国营农场，有固定工资，而且在反修最前线，云南则有神秘的西双版纳，在动员下乡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成“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仙境，这两个地方是“五十四公社”的首选。至于究竟是去黑龙江还是云南？他们中间还是有分歧，所以他们便将所有黑龙江和云南的名额都先霸占下来，最后决定都去黑龙江或是都去云南，再把不用的云南或黑龙江名额吐出来。

        在所有的选择中，我只是在昆明有个姨妈。为了有照应，我希望去云南。因为我哥哥是“五十四公社”的骨干，我让他跟我们班的“五十四公社”成员陈情。因为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我的要求被一口回绝，“没门”。新班主任李思明不同意他们那种霸道的做法，答应优先考虑我去云南，并把我的名字写在他笔记本里的“云南”那一页。当时李老师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班上的那些红卫兵将他的抽屉撬开，偷走了他的笔记本，发现了分配方案。

        1969年1月初，“五十四公社”通知全班同学到校开会讨论分配的事情，大家入座后等李老师来主持会议。李老师刚进教师，躲在门后的红卫兵将教室门关上，其他十几个红卫兵便一拥而上，将李老师暴打一顿。李老师口鼻流血，衣服也撕破了。其中一个红卫兵晃着李老师的笔记本说，“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告诉大家，所有的黑龙江和云南名额都是我们的，谁也别想，等我们挑完了再说。”

        既然云南去不了，别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为吉林冰天雪地，吃粗粮，而且是插队落户，没有工资靠天吃饭，没人愿意去。反正都是无亲无故，我便胡乱选了到吉林。

        2006年在上海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李思明老师来了，当年下手最狠打他的同学也来了。席间那位同学根本不提旧事，谈笑风生，好像没事人似的。会后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议论，他怎么连一个“对不起”都没有？

        1966年6月，毛泽东曾就打人做过指示：“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从宽恕的角度来看，当年的红卫兵，因为少不更事，很容易受极左思潮的蒙蔽。若是打老师，因为老师是阶级敌人，打老师是出于阶级仇恨，符合毛泽东“好人打坏人活该”的逻辑。若是两派之间武斗，武斗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派，是捍卫毛主席的红卫兵，可以用毛泽东“好人打好人误会”来解释。

        至于上山下乡，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因为是红卫兵，便自以为高人一等，下乡还要挑肥拣瘦，霸占黑龙江和云南两地的所有名额，那纯粹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为了私利而暴打秉公分配名额的李老师，实在没有任何可以原谅的借口。

        我们没法让那些在文革中打人的红卫兵们道歉，陈小鲁能够主动道歉，说明他良知未泯。那位红二代自己不道歉也就罢了，还要说“陈小鲁不像话”，那就缺乏天良了。我只能说一句，“人在做，天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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