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情怀40年（勾思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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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情怀40年（勾思回忆录）停课1966年3月正式做教师。5月风云激荡，六月那张大字报掀起波澜，七月学校风潮起，教师集中学习，八月红卫兵运动浪滔滔。九月开始接待来北京的外地学生。[size=; font-size: 12pt,12pt]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学校闹了一阵大字报，8月社会上闹抄家，我校没有发生，大家讥笑学生胡闹。只是几位红卫兵把学校的旧书烧了不少。我们几位共青团员住校，学校保卫力量很强，没有发生问题，一直坚持到10月。这一段任务是接待来自全国的串联的学生。教师之间还没有派性。
1966年底，风行成立群众组织，我校几个教师团员也发起建立了一个“代代红战斗队”，在吸收队员上开了大门——校长、主任也参加了，三个党员有2人，12名团员有7人，群众中老教师有4人，一位水利部副部长的女儿和中国舞协主席的女儿也是我们战斗队成员，一位劳改家属也参加近来了。不搞唯成分论，信任学校干部，在稳定教师队伍和保护学校干部上，我们这个群众组织还是不错的。派性严重时，都把对立的群众组织叫保守派，而自己则自称造反派，牛！那个时候，没有不标榜自己是革命派的，其实是派性作怪。这就是真实。1967年7月学校几个战斗队开始联合，八月筹备开学。

停 课（1966-1967年）

批判复声讨，半年日月忙。初春闲无事，盛夏品蛙唱。七月大联合，八月刷空房,九月复课时,千人聚一堂。

川行
1966年10月底，当时正兴起红卫兵大串联，学校有几个学生邀请我同行（家长不放心），我先行，而后几位年轻教师也随后去重庆了。我们坐了两天两宿才到重庆，腿都肿了。到了重庆，我们聚拢后，瞻仰祭拜了渣滓洞、白公馆烈士墓，参观了红岩村，受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三天后经过讨论，乘车返京。返回的路上，火车十分不好坐，行李架、过道、靠背上都坐满了学生——上厕所那叫难，得跨越靠背“飞行”，好在我当时年轻刚满20岁，体轻如燕。那一次火车停在嘉陵江畔，我跑到清澈见底的河边打水，结果火车开动了，我没命地追，登上车时真有点象铁道游击队队员！我们是回来了，其他教师却都陆续出去串联了，学校空了！现在想想，当时全国大串联，火车阻塞，影响了国家建设,文革使国民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难怪我们的工资，37元工资整整十年没调！

找党

1966年11月，当时学校都停课了，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我们青年教师心里总是不塌实。听说联合党支部晚上开会，我就同另一位青年来到支部开会的地点。我们说明来意，受到党员的热烈欢迎，党员让我发言，我说：文革运动我们没有经历过，希望党支部领导我们，指导我们。——事后，派性最严重的时候，对立派将此事上纲上线为——冲击党支部会议。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以后党支部停止了活动，党组织没了——结果，无政府状态。这个历史教训太深，不能再重演，损失和代价太大了！
‘左舞’
文革中高唱语录歌很普遍，真正搞得最蝎虎的时候，那是军宣队进校后的事。1968年，但时间很短，有个巴月。记得军宣队给教师练队——即军训，齐步走的口号都改成政治口号。例如，队长喊“向左看齐——”大家喊“保卫毛主席！”；队长喊“向右看齐——”大家喊“打倒XXX”。这下子问题就出来了，都很紧张，生怕出错！一次，一位教师检举另一位教师喊错了，解放军找我核实，问我听见没有，我说没有！我小声对解放军说：“连我都怕喊错！别这么喊了。”那个教师过去在教会当过差，如果证明喊了，后果不堪设想啊！——形式主义要不得，这种左的东西，今后也要避免！

挖洞
1967年9月北京市进驻解放军，我们区归海司，称四指。我校八月大联合，9月1日正式开学，军宣队进驻时我们师生夹道欢迎。队长姓李，是位团参谋，我们叫他李参谋。在解放军的指导下，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包括学生代表共七人。
1968年珍宝岛事件后，我们教师带领学生挖防空洞，挑明沟，在用三合土打儡，干了两个月，学校操场下有了回字形防空洞。我是年轻男老师当然是强劳动力，每次干活，我总是抄木擂夯地，由于体弱，胸骨韧带撕伤，仍然带伤干活，不叫苦，不叫累。学校经常搞演习，带学生钻防空洞，憋得够戗！

清队
1968年7月底，开始准备清队。1968年4月社会上开始清队，我校是8月开始集训。军宣队比较慎重，没有大哄大嗡，而是派人搞调查研究——主要是历史问题（国民党、政、军骨干分子），我校只有一名涉枪历史问题和渔霸成分问题的2人。当时的清查面很小。教学正常进行。

由于我当时年轻又是团员，军宣队党支部派我和另一名男教师外出调查——涉枪案和渔霸成分问题。我们从区组织部门开证明外出，到锦州、凌源、沈阳、大连、长海县（海洋岛、獐子岛）、长春等地调查线索，到监狱提审过犯人调查。。。。。。。问题线索逐一清理。结论：查无实据。1968年春节前，这位教师隔离审查，我向军宣队赵队长建议让他回家过年以体现党的政策——结果我挨了他的批评，流下眼泪。从此离开清队小组，回去教课了。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年底，军宣队、工宣队人马都撤出学校了，学校党支部书记和我一起特地到这位教师家慰问，说到清队之事，这位教师诚恳地表示——这不怪你，这么大的运动。。。。。。再说你只是普通年轻教师，不提了！——他的谅解使我很感动。不过，我很自豪地说，我没有在那样的情况下落井下石，我是公道的和 正派的，由于我的直言自己也受了委屈。其实，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扩大化是很容易的，冤假错案到处都有，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平反工作是正确的，我十分拥护！

外 调（1968-1969）

奉命出关外，三次进沈阳。才登长海岛，又踏雪茫茫。海里捞细针，清队线索长。辛苦跑半年，只为一条枪。注：关--山海关

拉练
1969年底，全国搞拉练，我校也不例外。我被任命为连长，负责带队，工宣队王师傅当指导员，全连有200多人，各排长是教师，学生班排建制。那一年，冬季很冷，每天行军80里地，最远一次是120里地。行军路线一天一定，每晚都要察访学生安全，睡下时间都在11点以后，天不亮就起床，7点带学生跑步。。。。。。拉练路上，师生喊：苦不苦？——想一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最累的时候，就带学生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十天后回校，师生无一伤病。我到浴池，洗完澡一称体重——还剩102斤，瘦骨如柴！
干校1972年夏，我被遴选去干校锻炼，原因说来古怪——学校新领导说：“你正谈恋爱，需要分离考验，锻炼锻炼。” 1973年初我锻炼回来了，我的“对向”就接替我去干校“锻炼”。好在“爱情的力量”高尚，我们经受了考验，都圆满毕业。记得干校设在顺义县城东潮白河东岸。这里是荒芜的树林，学员分散在几个居住点。我当时只有二十六岁，对生活充满希望，对那里的生活总怀着“吃苦锻炼”的心态，因此也就没了委屈感。当时劳动有锄草、施肥、修鱼塘等，的确很辛苦。此外，干校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选集》等，对开阔视野，对提高思维素质，对提高理论水平，都是必要的。至于批判斗争，干校没有搞。最高的干部是区长张旭，我记得当时他住北头菜园看菜地，老头和气待人帮助农村孩子摘菜，被学员传为佳话。在干校学习的干部许多回城后调动了单位，也有被重新任命新职务的，我依旧回学校教书。两年后，我们结婚成家并离开了这所学校。

干 校1972。9

批林进干校，读书白河旁。挖塘又锄草，汗水洗衣裳。注；白河--潮白河

调 笑 令汗 流1972。10

锻炼 锻炼批林整风生产攻读马列不倦劳动何惧流汗汗流 汗流洗刷灰尘防修注：攻读--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受益匪浅

清 平 乐锻 炼1972

银锄飞舞杂草连根除挥汗如雨好防腐万里征途一步潮白河畔锻炼批修整风生产三门干部防修岂能脱离实践

调 笑 令凯 旋1973。1

再见再见满载硕果凯旋身壮心红志坚高举红旗看前前看前看革命前程灿烂

[size=; font-size: 9pt,9pt]师生情 [size=; font-size: 12pt,12pt]

[size=; font-size: 9pt,9pt]1969[size=; font-size: 9pt,9pt]年，我班转进一名女生王雪雁，他的母亲找到我，介绍了家庭情况：父亲是位铁路技术员被逼自杀了，希望我关照孩子。我听到介绍，很同情这个女孩，他的作文写的好，很有文采，我就经常表扬她，并让她在班里读。后来孩子毕业了，家长很感谢。同情心，是教师应当具备的。特别是对处境困难的人，应当同情。记得我汇文中学班主任毕其云在[size=; font-size: 9pt,9pt]117[size=; font-size: 9pt,9pt]中隔离审查，我见他年纪已大，又有血压高，每逢遇见都主动上前问候和聊一聊，使他感到学生的慰籍。男老师的脾气是有的，对顽皮不讲理的孩子也有呵斥，但能让学生体会到老师的爱护。一次，在虎坊桥遇到[size=; font-size: 9pt,9pt]30[size=; font-size: 9pt,9pt]岁了的黄某同学，他十分礼貌的向我问好，我说：你还记得挨我那一拳吗？他乐了，说：“挨的好！——谁叫我捣蛋骂您。”[size=; font-size: 9pt,9pt]——[size=; font-size: 9pt,9pt]想起那个时代的学生，他们也都[size=; font-size: 9pt,9pt]50多[size=; font-size: 9pt,9pt]岁了，我依旧怀念他们。
结束语
[size=; font-size: 9pt,9pt]我师范毕业后一直住在学校（[size=; font-size: 9pt,9pt]1966-1976[size=; font-size: 9pt,9pt]），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了解不很多，特别是那段横扫（[size=; font-size: 9pt,9pt]1966[size=; font-size: 9pt,9pt]年[size=; font-size: 9pt,9pt]8[size=; font-size: 9pt,9pt]月）我也听说了不少故事，但由于住校，终如井底之蛙对社会大量的流血事件不大了解感受不深。外地[size=; font-size: 9pt,9pt]1967-1968[size=; font-size: 9pt,9pt]年还在武斗，而我们北京的学小校的确已经复课。至于本人的个人家庭之遭遇，出于隐私权，不说了。但我明言，即便自己受到一些人的误解也苦恼过，但是我始终热爱毛泽东，热爱中国共产党，所以从来没有去调侃那段历史。我讲的是实话，可能是井底之蛙的实话。至于对文革的结论，我完全拥护十二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此不赘言。那住校的十年，是我读书的最佳时期。学校有两柜藏书，为保护，都搬进我的宿舍。这里有五十年代的《新华月报》，有历史、文学书籍，还有毛泽东四卷——都是我喜爱阅读的。夜半细细读来，养心培志，收获多多。
1972年前后，周总理发表过一次讲话，内容有两点：“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和“年轻小将们要经受历史的考验”——这使我终生难忘。这以后思想逐渐冷静下来，也深沉了许多。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教诲非常英明，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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