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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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简析》1986年英文版序言(现从英文译回中文)


序

安妮达。陈 （陈佩华）


   刘国凯这篇名为<文化革命简析>的长文是我们第一次能够从中国的印刷品里得到的对于文化革命那动乱的前三年的全面分析。尽管它是一篇异议人士的抗议性记录，作者却力求远离情绪化地对文化革命和毛泽东进行客观合理的分析。再次面对那错综复杂的文革年代资料时，他力图从纵横两个方向捋清各类不同的社会力量，不同种类参加者的不同行为动机以及导致他们成立组织或变换同盟军的动力。刘的目的，正如其文前言中所道，是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剖析文化革命。

他用三个贯穿始终的论点来揭示那些繁杂的事件。首先是阐明为什么会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派别保护伞：“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学生、工人、农民、职员等等中，哪种人会参加哪一派，或哪派都不参加？为什么学校里的两派红卫兵会对立互斗？对毛的个人崇拜在这一代人的意识中产生并形成了何种影响？工厂里的工人是怎样响应号召造反的？他们为什么以及怎样也分裂成了两派？是由于哪些1966年以前就在学校与工厂中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紧张因素，在人民中间造成了如此的对立？该文力图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

   由于每一派都“在挥舞着红旗”，时时令人极难区分哪个战斗队属于哪个阵营。刘国凯试图用两把社会政治因素的钥匙来进行清理－“阶级出身”标记和政治身份（如是否为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或政工干部）。因为这两种因素对人一生中的立场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能够成为一个人对现状态度的指示器。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多半参加“保守派”，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或实际上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多会参加“造反派”。刘国凯为这两大类人发明了两个新词“甜头派”和“苦头派”。有了哪种人归于哪个范畴的检验基础，他便可以说明广大城市地区各单位里的（学校、工厂、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其它企业）派性结合的大致格局。

   找到了了基本规律之后，刘国凯觉得也有必要点出某些特别情形。比方说，为什么王洪文这样一个属于“甜头派”的政工干部却成了造反派？或者，为什么郊区大工厂里原本不属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工人大多却会参加保守派，而不象中、小工厂工人一样大多选择参加造反派？或者，为什么在他自己的工作单位（一个税务局）里，有一些出身不好的本属于“苦头派”的干部，却会在1966年支持保守派？

   刘国凯力图说明为什么上述例外并不能颠覆他的基本观点（如，一个郊区大厂的工人可以白天是本单位的保守派，夜晚则是一个造反派）。同时，他也试图说明的这种特殊性常会搅乱派性组织背后的本质问题，因此反而会令人对文化革命做出错误的解释。例如，最近几年，许多外国评论员（甚至我接触的某些中国人自己）错误地把红卫兵看成是一群类似暴徒的流氓，或在回忆中将工人之间的武斗描述成稀里糊涂，毫无原则和一团混乱的复仇打斗。刘国凯认为必须查清派性组织的社会根源的动因之一，也是基于他想要纠正上述错误观念。

   上述图解之外的一个巨大社会群体是农民。为什么大多数农民都参加保守派？或者，为什么，当他们投靠造反派的时候，他们是否倾向于全村一块加入？

   至今，十分缺少关于农民在那三年中的政治行为的研究。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们的普遍看法还是文化革命对农村地区触动极少。刘国凯则展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总的说来农村是没有做好全面动员的准备，可是，一旦农村的民兵受到保守势力的召唤参加武斗，则会表现出十倍于城里人的粗暴和凶残。投入武斗的农村民兵不仅数量大，而且手段凶狠。事实也是这样，许多大规模的武斗，如广西地区，都是以农民为一方，城市居民为另一方。刘国凯试图为其做出解答。

   贯穿全文的第二条线索是道德。作为一个文化革命的参与者，刘国凯强烈地感到自己必须对其作出道德上的评判。为维护不公正的现状而战斗的保守派是非正义的一方。那么，造反派的正义性是否优于前者呢？是的，刘说，许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尤其是当他们面对保守派法西斯式的屠杀而奋起自卫的时候。然而，在文化革命中期，当一些造反派头头被那个他们曾经反对过的社会政治体制拖拽进去后，他们便开始利用其掌握的群众数量以攫取个人权利，于是造反派逐渐“变质”。此后的两派之争即随之变得既无原则也无意义了。

   今天，我想，象刘这样仍然强烈地沉浸在20多年前的造反派情景和情怀之中的几乎无人可比！但是，当然，刘为讨还公道而耿耿于怀二十多年的义愤和忆念，也向人们展示了某些异议政治活动家的内心世界。在这种意义上，本文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其它一些此类前造反派红卫兵于七十年代再次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情感动力。

   贯穿全文的第三条线索是，刘力图在繁杂的文化革命动乱背景中理清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显然，免不了先要围绕着毛的角色问题。毛真的是要通过文化革命反对官僚体制吗？什么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真实含义？把这些放到社会实践中后究竟产生了何等效果？文化革命造成的灾难有多少应该归咎于毛？刘试图通过系统地展示毛在那三年之中每个转折时刻的言行表明，毛其实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亚唯利式的政客。他证明毛怎样挑动一派红卫兵斗另一派红卫兵；先挑动学生斗工人，后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干部斗干部；挑动部队斗部队。如果，在任何情况下他看起来象是个人民救星的话，如1966年，当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红色恐怖”中遭受根红苗正的学生迫害时幸得他的解救，于毛而言不过是借此打倒其政敌的权宜之计。

   那么，党的顶级官僚们如刘少奇邓小平者之流呢？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由于他们政治上名誉扫地，就能认为他们都是毛的权术操控下的诚实和无辜的牺牲者－人们今天力图塑造的形象？刘国凯反驳道，在文化革命之前的岁月里，正是他们这些人应该担负起营造对毛个人崇拜以及后来“法西斯主义”总爆发奠定基础的责任。刘国凯也依据详细的证据辩驳道，在文化革命初期，在他们那场以失败告终的，为从毛的屠杀中逃生而挑起大规模的群众之间的仇恨时，其凶残恶毒丝毫不逊于毛。实际上早在1980年，刘国凯就已经对毛身后的政权提出了如上所书的研判。

   最后，大量的中下级官僚和军人呢？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了保护自己及其子女的利益，刘国凯指出，在用权势和不正当手段操控和摆布群众方面，他们的本事与其上司的做法一脉相承。一些尚未遭受红卫兵冲击的干部总是迅速组织起自己的保皇队伍来对抗造反派。或者，有时他们甚至与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的其他干部一块，设法利用造反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现象为一般规律派性之外的复杂情况又增添了一种组合。

   在按时间顺序将文化革命详细排列之后，刘国凯以探讨这场运动遗留下来的各种正反影响结束这篇长文。关于武斗的灾难性后果，怨恨和暗斗普遍寄身于各级干部和高级领导－在党的最高领袖之中，在将领和毛的几个心腹之间，军队和地方之间，以及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干部之间。但是，群众里却发生了一种质的升华。在这些长期被操控的小民中萌生出摆脱愚弄的思潮。他们首先意识到何谓真正的“民主”。

       作为红卫兵时代之一员的刘国凯

   透视刘国凯并找出他的感情所在，就必须了解其在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地位。1945年生于四川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他，由于父母在50年代初期由祖籍武汉调到广东而成长于南国。象那个时代很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人一样，他学习上成绩优秀，政治上满怀理想。同样地象那个时代很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人一样，他政治上的积极热情遭到党团组织的冷漠，事业上的雄心壮志也因60年代逐渐强调的阶级路线而受阻。因此他无法升入大学。1964年，家里的一位朋友帮他在郊区一个税务局的分支机构谋到一份基层税务助理员的工作，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两年之前。

   他的工作是在农村集市上向农民收税。对他而言这是一段大开眼界的经历。通过日常接触，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黑暗面，这是他在税收书籍和大众传播媒体中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到的。作为一个被人痛恨的税收员，他亲眼见到了贫困无助的情景，毫无生气的经济运转，农民的痛苦，并由此感到这些现象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治制度之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尽管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批准加入税务局团支部。

   此种新的政治身分使得刘在运动初期并未象大多数家庭背景不好的青年那样走进造反派红卫兵。当文化革命在1966年爆发时，他与其他的共青团员都被动员起来，税务局的党支部指示他们写大字报漫骂围攻局里出身不好的同事。这使刘国凯觉得自己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与自己的良心作对。他的内心压力更因其母亲被所在单位列为斗争对象而倍觉苦恼。“当我对那些用大字报攻击我妈妈的人深感气愤的同时，”刘国凯回忆道，“我意识到自己也正在对无辜者做着同样的混帐事…… 但同时又为自己的这种反动思想感到恐惧。”

   1967年，当他被精简下放到一个工厂去当工人之后，他不仅立即参加了工人造反组织，甚至当上了一个小头头。可能由于此前身为基层税收员的阅历，刘国凯在文化革命武斗中的观点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有某种程度的分歧。“在阅读许多学生红卫兵小报‘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文章时，我倒觉得他提出的措施其实很有道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经济方面。”可是另一方面，刘国凯又觉得文化革命“给了人民向官僚主义猛击一掌的大好机会。”这种立场…… 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支持脚踏实地的经济政策－是那个时代正确的政治方向。直到在70年代中期，由于大量的与刘国凯同时代的各种各样人都被下放农村象农民一样干活而目睹了农业艰难困苦的另一面，才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

   奉毛最高指示镇压造反派组织的行动始于1968年夏季。有幸的是刘国凯仅只被迫在厂里一次“相对而言还算文明”的批判大会上挨了一场斗争。但是他却为眼见全国上下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愈演愈列的恐怖行为而极度震惊：

   1968年夏秋到1971年年底，是人民共和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这是“血统论”甚嚣尘上时期，“阶级斗争”的大棒四处挥舞，人人胆战心惊至极，个人崇拜之风刮得举国上下走火入魔，造神运动的喧嚣声嘶力竭到疯狂的顶点，精神奴役的枷锁沉重得令人窒息。这是成千上万个家庭遭遇悲惨命运，滥捕无辜，妻离子散时期。草菅人命的宣判和形形色色的冤狱遍及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无数善良人的鲜血染红了一小撮踩着他人向上爬的政治丑类们的顶戴花翎。

……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写下来，全部写下来。让我们的后人知道，让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清楚地知道，在20世纪60和70年代交汇时期，曾经有过一个何等不可理喻的世界。我决心要为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受害者呐喊。

   这样，刘在1971年初每天下班之后，紧闭大门，放下窗帘，在那个警察、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和民兵随时会闯进任何一个可能对党有任何一点不满情绪的异议份子家里任意搜查的年代里，秘密地开始起草“简析”。每完成一页就赶快藏到地板下或者墙后面。在那样一种极不正常的环境里，刘显然无法发挥他的写作才能。他只是在1980年付印之前匆匆忙忙地修改了一下。也许，正因为这种紧迫而使得这篇文章仍然保留着一种对事件即时记载的仓促和激动的风格。

   在整个70年代，刘的思想定位可说是典型地同其他的前造反派红卫兵一样，仍然怀有一种政治责任感。1974年，当李一哲的大字报在广州出现时，他简直是欣喜若狂地，一气不停地写了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小字报支持李一哲。由于当时还远不是一个任由反革命分子表演的安全环境，因此他还不敢在贴出去的大字报上签下自己的真名。后来的事实，正如他所担心害怕的那样。在全市清查“李一哲份子”时，数百名异议人士确实遇到了麻烦。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消息再次令他欢欣鼓舞：至少，中国又有了最后一线希望。他也曾为四人帮的倒台感到高兴。但是，对他而言，官方那接踵而来的“清除四人帮余毒”的运动显然是一场闹剧。迫害政策并未因批判四人帮而停止。例如，四人帮倒台后，造过四人帮的反的那些人，如李一哲等，居然再次被投进监狱。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党将着手根除社会积弊。

   1977年元月，失望加愤怒的刘国凯贴出了一张名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的长篇大字报。三月，他被警察拘留审察。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与四人帮分子有组织联系，关押了三个多月后他终得释放。

   1978年，随着政府重新为天安门事件定性翻案，刘的处境变得轻松了一些。刘的案子也得到所在工厂的公开平反。改革派获取权力之初，刘一度对邓小平等新领导会从根本上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寄予极大的希望；即便如此，刘以及其他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也从未停止对执政党及其制度进行批评。1978年底，他和两个朋友在广东创办了一份名叫“人民之声”的刊物。从而汇入那两年在中国境内逐渐增多到数十种手刻油印的民主刊物之行列。刘的“文革简史”曾以特刊形式发表在1980年12月号的“人民之声”上。

   处此转折时期，刘国凯总有一种尽快地把他那些埋藏在地下的文稿公之于世的紧迫感。党报党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里的观点，正在一点一点地为后来于1981年6月出笼的给文化大革命做官方定论的重头文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调音定调。在“文革简史”的后记里，刘表露了一种刻不容缓的直感：“主要报刊上最近发表的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们怎么能够在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仍然健在的时候就如此明目张胆地涂改历史？”

   除了御用文人对历史的篡改之外，刘还感到更加紧迫的一重压力。这就是他清楚地看到甚至许多民运人士也并不觉得他在“文革简史”里提出的观点有多么重要，如，对毛在那些年里所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上。刘国凯后面这一代，那些出生于1960代，如今已有20岁左右的青年人，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结果，照刘国凯的说法是“错误地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铲除官僚主义”。这正是刘写此文的目的之一。

   1980年底，当“文革简史”面世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再次改变。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即使有如邓小平那样的经济改革的曙光，离言论自由也仍然相距十万八千里。短短几个月内，国内不同地方就抓捕了数十位民运人士。有的人（如与刘国凯一起在<学友通信>的同事王希哲）甚至被判处长达15年的徒刑。有幸的是，由于某种连刘自己都莫名其妙且至今未明的原因，刘国凯居然成了一条漏网之鱼。

   文革派性对80年代的影响

   自从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复出之后，党就号召清除文化革命中产生的派性。但是显然没起多大作用，以至于不得不在1984到85年再次发动一场运动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这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批判和肃清文革“极左”思潮和行为的影响并且－如果任何人牵连上与此有关的人和事－无论是谁都必须公开地交待清楚并且深刻检讨。尽管这次运动所要清算的时期并不仅只是从1966到1969年，而运动的目标看起来实际上就是要清算那三年里所犯的“错误”。

   这次运动头一回要求每个单位都要对那三年中发生的犯罪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据此以深挖严查细找地揪出“三种人”（非法夺取权力者，参与派性斗争并迄今拒不改悔者，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正式法办。因此导致报刊上如潮水般地涌现的各类文章揭示出1966到1969年间两大派冲突延续至今的，从未见诸官方文宣渠道的详细内幕。无论这场运动背后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66至1969年浮现台前的派性斗争20年后仍然盘根错节地深踞于社会之中。

   但是到底要谴责什么“极左思潮”？到底哪些人属于非惩处不可的“三种人”？要弄清进行这次运动的实质，你就必须了解派性阵线是怎样在1966至1969之间形成的。比方说，所谓“极左思潮”是指“四人帮”那样的极左派还是指“中国向何处去”那样的极左派？所谓“三种人”究竟是王洪文那样的“造反派”，亦即1967年到68年之间与“四人帮”一同飞黄腾达的新贵，还是刘国凯这样的1968年被镇压，70年代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四人帮的“造反派”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参加过文攻武卫，到底是哪些人必须在1984和85年来为1966到69年间的打砸抢承担法律责任呢？只有专题研究才可能弄清1984到85年那错综复杂的戏剧性情节。然而，就刘国凯的“文革简史”而言，我们可以认为两种截然对立的“造反派”都可能成为“清理三种人”运动的对象：正如刘国凯在“文革简史”中所推断－不光那些追随“四人帮”的暴发户，也包括文革中的“苦头派”。的确，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斗争运动”，后者中的某些人－那些在单位里毫无政治地位的或是过去与党有过分歧的人－自然总是挨整的重点对象。即便从当时的报刊上也不难看出这种意思，这种现象的的确确就是当前运动中正在进行的情况。简而言之，所谓“清理三种人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给那些绝大部分曾与保守派站在一起的基层干部和那些80年代重掌大权的高级干部们一个向20年前胆敢斗得他们威风扫地的小人物，以及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乘直升飞机夺权的野心家们，一个秋后算帐加报仇出气的机会。

   刘国凯在“文革简史”中所揭露的那些政治上的暗箱运作并不是一段已与今天毫无关联了的历史。从那些久聚不散的冤屈苦情中，那些至今未雪的政治迫害中，那些耿耿于怀的草根大众心底，以及哪些不断撕裂的旧伤疤痕之上，刘国凯以编年史的手法对20多年前往事的记录，将那时的痛苦和今日的悲哀连接到一起。

   备注：

   1986年英国University of Sussex社会学博士陈佩华(现任澳洲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将<文化革命简析>翻译成英文出版。此为英文版之序言。现由原美国席勒学会研究员曾大军先生将英文序言翻译成中文。翻译中若有错误概由翻译者负。




   前言

   现今，把神州大地搅得沸沸扬扬，使世界为之瞠目震惊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业已成为史实。中外历史学家们迟早都会修编许多部中国文革史。我对他们的工作抱以尊敬的态度，并相信占有大量资料，享有充裕时间和良好工作条件 的他们一定会为社会，为子孙后代编撰出高水平，高质量 的史书。

   我是文化革命的参加者，目击者，十分愿意把自己对文化革命的一些印象和粗浅看法讲出来跟同志们、朋友们交流，商讨。但由于自己偏居南方一隅，视野狭窄，占有资料少，更兼知识浅陋，因此，不敢企望对文革作全面的总结剖析，更不敢有修编文革史的奢望，只是想通过回顾文化革命的基本过程，基本内容，从中窥见某些实质性的东西。这或许可对七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有志于社会的人们认识文化革命有点参考作用。

   由于我是一介平民，耳闻目睹的只是社会上公开表现出来的事件，对高级领导阶层内的种种的内幕并不知晓，因此对这些无以奉告。也许以后会有知情者写出一批“清宫秘史”来加以揭露吧。然而我想，尽管高级领导阶层的某些内部动作对文革的进程有重大的影响，但是，社会运动的一系列客观表现并不一定都以此为转移，而且，当那些内部动作一旦影响于社会时，便也就以某些社会事件表现出来，使我们平民百姓亦可观察了解到了。

   分析文革，人们往往会想起这样一个问题：促使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清洗运动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又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出于毛刘之间的权力争夺，有人认为是出于毛刘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亦有人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此外，还不乏其他观点。我认为，分析促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但并不是研究一切问题的冠首。文革中社会上运动的许多客观表现，并不以毛最发动运动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本文在于通过陈述文革的基本过程，基本内容，并进行分析，由表及里，从现象洞察本质。为了本文的这一重心不致分散，因此对促使毛发动运动的原因问题且不予涉及。或许其答案会在对文革进行了陈述剖析后自然得出来。

   剖析评判文革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不应把它看成仅仅是历史工作者份内的事，每一个有志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应给予关切。通过回顾分析文革中一系列纷杂激烈的事变，可以悟出许多道理，得到许多经验和教益。可以澄清现今对文革一些似是而非的评判，戳穿某些人对文革别有用心的歪曲描述。这对我们现今投身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是大有帮助的。

   希望我的这篇拙作能抛砖引玉，今后会有许多资料丰富，涉猎全面，分析深刻的文章问世。


   一、过程与透析


(《文化革命简析》1986年英文版序言(现从英文译回中文)


http://blog.boxun.com/hero/liugk/72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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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与透析

   （一）文化革命的序幕

   尽管我们暂且不深究毛泽东要发动所谓“文化革命”的原因，但从他一系列的言论和做法来看，他之所以要搞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实现一个空前大清洗计划。很可能，这个计划的雏形，在六十年代初已出现于他的脑际。一九五八年荒谬绝伦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运动，极大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力，把社会经济推向崩溃的深渊。当毛从他那刚愎自用的狂热中稍稍清醒了一点后，把烂摊子撂下给刘少奇等，自己退居二线去了，其间还狠狠地惩罚了敢于公开批评他的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业已崩溃的经济挽救过来。然而毛并不赞赏他们。人们很难洞察毛泽东那奇特的逻辑思维，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非但不赞赏刘少奇等人为收拾残局而作的种种努力（这种努力已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反而认为刘等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必须予以清算。时至今日，人们也难以弄清这种荒谬的逻辑是渊源于他僵化的头脑，还是出于因为忌恨刘少奇并欲加以清洗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冠冕堂皇蛊惑人心的理论。他声言要抓阶级斗争，抓“意识形态里的阶级斗争”。或许，当时刘少奇等人都并未意识到这一“学说”伏下的杀机。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指责文化部：“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主义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如不改正，就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十二月毛在一个批示上又训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这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的指责升了级，他在另一个批示上说：“这些协会（指全国文联所属的协会--笔者注）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些语句的字里行间，切齿之声清晰可闻。

   果然，在经过这一系列的舆论准备后，毛开始了他的具体行动。

   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九月，毛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其中包含吴晗的《海瑞罢官》和邓拓的《燕山夜话》等材料。于是一场批判运动开始了。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等人的“利润挂帅”；历史学界批判罗尔纲等人对李秀成的评价，批判所谓“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文艺界批判秦兆阳的“现实主义道路广阔论”、“写真实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 等等。

   然而，这些文化人显然不是毛的主攻目标，对他们的讨伐只是以后大战役的小序曲而已。那么主要目标是什么人呢？一九六四年毛就包藏祸心地说过：“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一九六五年初，毛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他在这个文件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一九六五年九月，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对与会者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那森冷的弦外之音，即使是最迟钝的人也会明白。显然，那些“党内走资派（当权派）”，那些“在省和中央工作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那些“中央出的修正主义”才是毛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的主要目标。

   毛选择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把学术批判引伸为政治讨伐。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毛叫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搞出来的。文章写成后，毛亲自看了三遍。十二月二十一日，毛在杭州会议上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区区一个吴晗在毛心目中是没有多少斤两的。关键在于从这个突破口，一可以联系彭德怀和尚未倒台的彭式人物；二可以扯出北京市委这个被毛诅咒为“针插不入，水 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还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就问过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个回答颇为圆滑，留有余地。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十一月二十八日，邓拓对彭真说：“吴晗紧张得很，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大声回答：“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要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此之前的九月二十三日，彭也在一次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说过：“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彭真对批判吴晗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直到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才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后把批判吴晗的格调限制在学术的范围之内。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在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等语句。二月初，彭真主持制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通过后（当时毛在武昌，彭真等人曾携稿到武昌向毛汇报，毛并未正式否决）发给全党。在这种情况下，毛决定立即著手解决彭真和北京市委。

   三月底，毛在几次谈话中指责《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并诅咒中宣部是阎王殿。还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此时，除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为毛效力，林彪为毛张目外，周恩来也支持了毛。于是，彭真继吴晗被推上了审判台。

   四月十六日，毛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取消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撤销《二月提纲》。四月二十一日毛批发了揭发彭真的七个文件给北京市委全体常委，不久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材料。五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五月中旬，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任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五月十六日，毛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另行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

   翦伯赞之类的文化人早已被骂得狗血淋头，吴晗、邓拓、廖沫沙等高级文化官员亦被伐挞，甚至彭、罗、陆、杨这样中共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也被严加惩处，毛的大清洗计划大概完成得差不多了吧？非也！这一组镜头迭加起来都还只能是往后那场大战役的序幕。

   “五.一六”通知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段话意思已很清楚，只差没有点名而已。邓、吴、廖、彭、罗、陆、杨，可算是“已被识破”的，那么“还没有被识破的”，“受到信用的”是谁呢？姑且不管他是谁，反正有。而这些尚“没有被识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才是毛泽东决心要倾全力予以清洗的主要目标

对“三家村”、“四家店”的讨伐、清洗，毛只需要开动他的党内斗争工具便可如愿似偿。但对职位、威望比他们更高的人，或实力比他们更强的集团，也运用这种方法，则未必能得心应手。毛必须马上设计出另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方法。他设计出来了，这就是“大搞群众运动”。

(二)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聂是哲学系教师)的大字报，它攻击矛头只是指向北大校党委的，但却引起了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警觉和震动。因为在此之前一系列肃整只是在党内秘密进行，公开在报上点名批判，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如此脱离党领导的擅自行动若影响开去，势必会造成难以控制、驾驭的局面。然而这些中共高级领导人未必洞悉，这正是毛要搞“群众运动”落清洗他们之中一些人的第一棋。

    聂元梓等人的所为决不是擅自行动。五月十七日，康生的老婆，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成员曹轶鸥等人前往北大活动。一星期后，聂的大字报出笼了。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六月一日毛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下令向全国广播聂的大字报，当晚八时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极力赞扬。

日程的安排是如此的紧凑，即使人民并不知晓幕后的具体细节谨从这份日程表也不难洞悉其中的奥妙。

    果然，事实证明中央一些高级领导人并非杞人忧天。聂的大字报一经广播刊登，马上引起连锁反应，北京许多高等院校都掀起了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运动。甚至新北京市委机关里也有人贴出了新任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大字报。载外地，西安交大、湖北大学、武汉水运学院等院校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类似情况。

（三）“资反线”
   六月三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决定立即向各高等院校派工作组。当时毛不在北京，六月七日，毛曾从杭州作电话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自刘少奇等决定派工作组之日起，一场毛、刘势力之间的清洗与反清洗，肃整与反肃整的斗争正式开始。历史业已摆明，刘势力的反清洗、反肃整的努力很快归于失败。这失败的原因既有历史条件的不利因素，也由于刘势力自身的懦弱。

   清洗刘少奇等，决不是毛临时的决定。早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毛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从六四年发动“学术批判”，到六五、六六年清洗邓、吴、廖，彭、罗、陆、杨，这都是为最后目的服务的。刘少奇在毛的一系列进逼前，步步退让，委曲求全，甚至为保全自己，不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从而使自己失去力量，失掉人心。最后，在毛发动总攻击时，仓促应战，一败涂地。

六十年代初，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除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外，对文艺和社会科学也采取了比较开明宽容的态度，从而带来了文艺的一度繁荣。使自五七年“反右”的思想文化围剿后凋零枯谢的文艺花园又初呈生机。然而这竟被毛视为大逆不道。六三、六四年间，他连续声色俱厉发出指责，并于六四年下半年发动了那场充满文化专制主义的“学术批判”。他的文化打手们横蛮无理，任意整人。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刘少奇等竟缄口不言，袖手旁观。为了表示不悖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六四年九月，刘主持制定了“后十条”，把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作为运动对象。尽管农村干部中多吃多占，贪污枉法甚至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不乏其人，但一旦以一个政治运动来加以处置，就必然会弊端丛生，伤害无辜。

   六五年底到六六年初，毛已经开始在中共高级领导阶层进行清洗。从六五年十二月罗瑞卿首先遭殃到六六年五月陆定一、杨尚昆，以及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一大班领导人被肃整，刘少奇都没有挺身而出为之解围。他们只求明哲保身而放弃原则。或许他们还觉得以自己在党内的资历、职位、威信和实力，毛是不可能如法炮制他们的。只要能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就可相安无事。然而刘少奇们失算了，毛采用了另一种方法炮制他们：在北京各校煽动起一场大字报风潮。尽管大字报的矛头暂时还只是指向校党委。但若任其漫延下去，锋芒何指，实难预料。如果一旦这些不无捕风捉影，歪曲事实甚至污蔑诽谤的大字报大行其道以至流毒全国，那将会大大损害许多干部和自己的形象，后果极为严重，决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于是刘少奇等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派出工作组，控制局面。

   庞大的工作组迅速地、实际上是仓促地成立起来，并立即开往各院校，六月三日刘少奇等制定了“中央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开会在校园内开，不在街上开”，“不要上街游行”，“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为了既能控制局势又不以压制“革命”的形象出现于沸沸扬扬的大学校园，刘少奇等又舍弃了一些牺牲品。

   六月十二日，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突然被停职反省。外地一些中央局和省委书记们也群起效仿。南京大学匡亚明、上海艺术学院贺绿汀、广州中山医学院柯麟等许多高等院校的领导人都遭了劫，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可是，局势并不如意。许多院校里仍然一片纷乱，许多学生公然攻击“中央八条”是束缚革命群众的“条条框框”，攻击工作组包庇黑帮压制革命，扬言要从工作组手里夺回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六月二十日前后，北京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组都被学生赶。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等不得不指示工作组进行反击。从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各院校工作组都大力进行“反干扰”，把一些学生（也有教师）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不少人被整得神经失常，甚至有人自杀身死。这些就是后来被毛斥之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如果“资反线”的打击范围仅此为止，那为祸尚不算烈。但事情的发展远非如此。自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再加上第二天登了聂的大字报，一场第二次反右运动迅速扑向人民大众。

   应该说，这场“反右”运动在年初已开始了，只是那时范围尚小，而且不大公开。中央把夏衍、田汉、翦伯赞等一批文化人（多为党内人士。党外文化人自五七年后已噤若寒蝉）推出批判，各地无不起而效法，例如广东就把秦牧、欧阳山、容庚等作家教授列为批判对象。又如湖北有李达、湖南有康濯、河南有郭晓棠等等。由于中央把打击范围从文化人扩展到陆定一、周扬等一类掌管文化方面的官员，各地亦步亦趋，例如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就把新任不久的中南局宣传部长，原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王匡推出作批判的靶子。还说：“秦牧这个人是有后台的，后台就是王匡。”“王匡这个人长期右倾(陶铸语）。”从这些事情人们可以窥见中共党内斗争的阴森刻毒。为了保自己，翻脸无情，硬把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黑帽子扣在同僚的头上，让他去充当挨箭的靶子，以使自己躲过灾祸。很可能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对毛的种种作法内心并不赞同，但一旦毛搅起了风雨，他们却非但不敢抗争，反而曲意奉承，不惜向跟自己共事多年的同僚下手，把他们推出作政治牺牲品，以向毛交账。当然这高级干部也有其苦衷。在毛的封建集权制下，领袖即党，朕即国家，他们为臣的岂能跟天子抗争呢？然而他们还是难辞其咎的。毛封建专制的建立，岂他个人之力所及？除了他的亲信爪牙为之效力张目外，许多高级干部都曾自觉不自觉地为其铺砌那专制主义大厦的砖柱。远的不谈，光看六三年到六六年之间，什么学毛著运动，什么“马列主义顶峰论”，什么“永不落的红太阳”，“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开不完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作不完的讲用报告，出不完的“红宝书”。毛早已被吹捧得神乎其神，成了真理的化身，革命的活佛。随著个人迷信的盛行，个人专权也形成了。尤其可恶的是，这些中共高级干部还把毛搅起的这场风雨转化为一场狂乱的第二次“反右”运动，

   如果说北京高等院校中那些胆大妄为批校党委、赶工作组的学生被打成“右派”尚可算是咎由自取，那么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再一次受戕害荼毒则纯属无辜了。他们这样干显然是为了把毛撩起的这场火往别处烧，往群众身上烧。这样既可惩治那些学生，控制局势，又可显示他们仍然是坚决实行毛“阶级斗争” 革命的斗士，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政治鲜血去染红他们的革命桂冠。

   五月九日，中南局宣传部传达陶铸的指示：“运动要转入反右”。“这次运动意义很大，比过去的反右斗争更长期，更深刻，更广泛”。

   五月十九日陶铸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报告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少数改造得比较好，多数人没有彻底改造，有一部分人不仅没有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六月二十二日，陶铸指示赵紫阳：大学文化革命“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称：“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著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这与五七年反右运动前夕毛泽东所作内部指示的用语口吻极为相似。

   七月初刘少奇又批示：“中学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

   七月三日王任重在“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中提出：“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搞“反右斗争”？这太好了！各级政工干部和基层单位的领导们大为高兴，因为这太合乎他们的胃口和需要了。

   自从六四年大谈“阶级斗争”，大搞“突出政治”以来，社会上已愈来愈浓地弥漫一种奇特的气氛，既热烈又阴森，既激昂又窒息。“讲用会”上，“学毛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热烈掌声雷动，而时时又有阴森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掠过那些“落后分子”的脸庞。当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高呼“革命口号”的时候，许多人谨小慎微，言不由衷，诚惶诚恐。

   六四年以后各单位都成立了政工部门，按照不同的级别称为政治部、政治处、政治办公室。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专职的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人神色严峻，权威显赫。既有不少人对他们竭力讨好，巴结奉迎，也有更多的人对他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他们的“阶级斗争”神经最灵敏，不愧为神圣的卫道士。打击思想异端是他们的天职和最惬意的工作。他们无须去从事卑贱的生产劳动和琐碎的业务工作，而专门去磨那阶级斗争之剑，随时准备斩向逆忤者的头颅。要搞“反右运动”了，啊！多好的“阶级斗争”战场！他们可以纵横驰骋大显身手了，而且一定会战绩辉煌，嘉奖和晋升也必将随之而至。

   “反右”也是基层官僚们大搞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树立个人权威的大好时机。“右派”的划定极富伸缩性。它既不象地主富农，资本家要具体考察财产、收入、雇工方式来确定，也不象“反”“坏”那样要经过司法部门审查定案，只要抓住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几句话，某些表现便可划为“右派”。当年划分“右派”的基本标准就有：一、污蔑党的组织、丑化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人。二、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恶意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等等。[注一]这几条标准掌握在基层官僚的手里确实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要怎么打人就怎么打人。

   不过，一九六六年跟一九五七年毕竟有很大不同。那次是在“诚恳”地要人讲话，请人帮党整风后，一些人在大会、小会上乘机向党“进攻”，从而“觉察”了他们的“右派”面目，再立即组织左派围而歼之。可是这一次呢？还没有请人讲话就要抓“右派”，那该怎么抓法呢？办法总是有的。毛发动学生们贴大字报揭露“黑帮”，政工干部和基层领导为何不可以发动本单位的积极分子去贴大字报揭露“右派”分子呢？何况《人民日报》一篇又一篇地为这种“革命大字报”喝彩哩！

   所有的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文教医疗、科研机关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其成员由单位里党组织领导人和政工干部充任。学校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校领导垮了得由工作组领导，没有垮的仍由学校党组织领导。北京的情形多为前者，各地多为后者。

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文革小组首先关起门来开会研究确定本单位的“右派”人选，其入选标准大多为：(1)出身不好；(2)有若干历史问题；(3)以前运动中曾犯过错误；(4)与领导关系恶劣；(5)平时爱发牢骚、讲怪话，等等。然后文革小组再召集一些“政治质量”比较高的人开会，向他们宣讲运动的重大意义，号召他们在运动中起先锋骨干作用，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忠诚。同时还向他们“交底”，明确主攻方向。再后便是召开本单位全体职工、干部大会作运动动员。於是“反右”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运动骨干们一马当先向那写内定“右派”们开火，贴出大字报揭发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中流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把他们斥为“小吴晗、小邓拓”，“小三家村”。普通群众心里大都明白：这些先进分子的行动是直接由党组织指挥的，自己应该跟着他们去做。但相当为难的是，自己平时没有留意到那些“小吴晗”、“小邓拓”们有些什么“右派”言论，怎么个揭发呢？无奈只好把别人揭发过的内容重抄一遍贴出来。因为不贴大字报、不积极投身运动、就是对抗运动，其后果是危险的，弄不好火会烧到自己身上。在这个所谓大揭发的过程中，许多夸大事实，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栽赃诬陷的情况都有了。干这种事的，大多出於向上邀功，也有乘机报私怨的。至於普通群众，则大都采取应付的态度。他们有的暗中为那些遭劫的同事、工友叹息，有的为火没有烧到自己身上而庆幸。他们无一不在心惊之余告诫自己：今后千万别得罪领导，千万别讲那怕只有一丁点不满现实的话。而那些被大字报围攻揭发的不幸者则在惊惶恐惧中煎熬。他们的家庭也笼罩着忧伤的气氛。他们有的在会议上或贴出大字报进行自我批判，以求得个认罪态度好可以从轻发落，有的则惊恐过度而神经错乱甚至自杀身亡。在大揭发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个别人不听指挥的现象，贴了非重点对象大字报，这往往会无人附合而不了了之。偶尔还有人贴了运动骨干以至领导的大字报，这立即会受到制止、警告，若胆敢不听从，则作破坏运动论处，领导可以组织大字报围攻之。总之，整个运动都在党组织卓有成效的领导之下。

   除各单位在普通群众中揪出一些“小右派”外，社会上也必须揪出几个有名声的“大右派”来才足以显示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於是一些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倒霉了。他们被诅咒为反动文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被在报刊上公开进行点名批判。整这些“大右派”是由省市委乃至中央决定的。

   然而，无论是广大群众还是各级党组织的书记们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反右运动的寿命竟是如此之短。从六月份开始到八月上、中旬就被毛勒令停止了。毛斥责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对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意图“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斥责刘少奇等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蓄意意把运动引入歧途。为此，他于七月底下令撤工作组，并于八月五日写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表明其发动运动的意向。同时他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至十二日) 。会上制定“十六条” ，指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整群众，不是在群众中抓右派，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只是留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十六条”于八月八日公布。

   六、七月间，正当刘少奇等把毛撩起的这场火引导成第二次反右运动时，毛不在北京，到各地巡游去。这是令人费解的。他是在举棋不定的踯躅盘桓中还是别有意图呢？也许是借巡游之机摸摸各地的情况作为拟定下一步行动的参考，也许是故意让刘去搞那个“反右”运动，让他多担一个罪名，然后再一棍子向他打下去。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七月十六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十几华里向世界显示他宝刀未老，勇力不减当年，旋即返京展开他真正的蓝图。

   在毛的严肃斥责下各级书记委员们都瞠目结舌了，广大群众一时也丈二金钢摸不著头脑。运动怎么搞下去呢？上上下下一时都不知所错。在十多年来的政治运动中整群众整惯了的各级书记委员们确实对毛的意图“很不理解”。抓右派，这无论如何是不会错的呀！你主席不是常说要搞阶级斗争吗？那阶级斗争不斗这些人去斗哪些人？这些怪话连篇不满社会主义现实的人不该整？这些一惯调皮捣蛋跟党组织离心离德的人不该整？就算那些青年学生虽然身家清白，但狂悖妄为，反党委、反工作组，简直比当年的谭天荣之流[注二]更甚，难道不该整？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谁去整？谁去领导整？还要不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这样公开号召整“走资派”不是会让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有机可乘吗？

   人民群众听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都松了一口气，紧张的神经松驰了。尤其是那些不幸者犹如做了一场恶梦，从极度的恐惧中稍稍镇定下来。显然，刚从揪“右派”的恐怖浪潮中过来的人民群众并不敢贸然去响应毛的整“走资派”的号召。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不在群众中整右派就谢天谢地了。书记委员们都是何等神圣的人物，怎能设想去整他们呢？更何况“十六条”里还讲了，真正的右派分子还是要处理的，只是时间挪到运动后期而已。这倒霉的事自己可千万别碰上。

   按照“十六条”各单位都选举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当选者大多是前一阶段运动中的骨干，即那些高“政治质量”的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於强大的社会惯性，人民群众选举那些人是很自然的。选举过后，各单位内部的运动呈停滞状态。揪“右派”自然是停止了，但整“走资派”却也整不起来。个别单位，会出现过少数领导人被揪斗的现象，但大都不是群众自发起来干的，往往是单位内领导人员间宗派倾轧的表现。势力较强的领导人动员力量抓住对方的某些弱点(出身、政历，经济、两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打击，以在本单位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

   在单位内部的运动呈停滞状态的同时，社会上却轰轰然地干开了，这就是红卫兵运动。五月底六月初北京清华附中、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中、矿院附中的学生已秘密成立了名叫“红卫兵”的组织，意思是毛的红色卫兵。这些中学生大都是高、军干子弟，他们组织“红卫兵”并非出於成熟的政治目的，仅仅是一种政治狂热和政治优越感的表现。他们认为自己出身于光荣的革命家庭，自己的父辈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如今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自己当然也必定是最忠于毛主席、最富于革命性，因此有理由、有资格成立这样一个引以为自豪的组织。在一党专政的国度里是不允许任何自发性政治组织的产生和存在。尽管这个“红卫兵”是由高、军干子弟组成，也没有悖于共产党的政治目的，但工作组、校党委还是要勒令他们解散，并威胁，若不听从要以反革命论处。然而这一次他们错了。毛的意向是要发动一场广泛“群众运动”，借群众运动的力量搞臭并摧毁刘少奇势力。显然，为实现这一计划就不能象以前那样依靠各级党组织按部就班地进行。为此他下达了“十六条”，用以发动群众。可是尽管如此，群众还是未能发动起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他获悉中学校园里秘密成立“红卫兵”一事，决定大力支持，大加利用。八月一日，他不惜以一党之首、一国之君的神一般地位去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赞许。此后他决定以更明确的、更能刺激感情的方式来表达其支持嘉奖。於是就有了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举。嗣后至十一月二十五日他总共接见了八次，被接见人数达一千一百万人次。一些红卫兵中的佼佼者还获得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殊勋。毛深知这些狂热的青少年的利用价值。他作了这些姿态，他们必然对他万分崇拜，替他去冲去闯，作为一股前锋力量把群众运动带动起来。还令青少年们欢欣雀跃的是，毛不但允许他们停课闹“革命”。而且还免费让他们到北京和各地去大串连。这么过瘾的事情使青少年们高兴得发狂了。

   红卫兵运动轰然一声炸开了，但它的锋芒却没有指向毛所要打击的“走资派”，而是指向所谓“四旧”、“黑五类”[注三]。第一批敢於组织红卫兵的都是有恃无恐的高、军干子弟。他们自幼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看惯了普通人恭敬羡慕的眼光，受惯了父母的宠爱和旁人的迁就，这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中学，他们那秉性中的恶劣因素不但没有清除，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历史课所讲述的中国共产党卓绝的斗争史实，使他们无比自豪。自己父辈就是这段历史里的革命英雄。语文课和许多文艺品向他们描述地主富农怎样藏变天账，杀死耕牛破坏生产；资本家怎样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反对社会主义改造；这使他们养成了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政治课竭力向他们灌输各种“革命理论”，告诉他们帝、修、反是何等可恶，世界上还有多少亿受苦人等着他们去解放，这使他们对革命无比向往。所有这一切迭加起来使他们不但有血统高贵的优越感，而且养成了自负好斗的气质乃至暴戾的性格。他们认为自己出身于革命家庭，理应接革命的班，象父辈那样在对“阶级敌人”的“革命”斗争中做个勇士英雄。当这场政治风云骤起之时，他们年青的头脑根本不能洞悉其中真实的内容，不能洞悉毛的真正意向，而只是直观地看成是对那些“阶级敌人”的一场开战。几年来的政治宣传已使对毛的个人崇拜极度泛滥，他们很自然地把忠於毛作为革命性的主要体现，尤其当毛以那些方式向他们表示赞赏支持后，他们更象注射了特种兴奋剂，一下子进入了疯狂般的兴奋状态。他们声嘶力竭地山呼“毛主席万岁”，旋即狂风般地开始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终於找到了“阶级斗争” 的战场，有了发泄“革命情绪”的大好机会。他们的组织急剧地膨胀了，几乎所有的革军、革干子弟都加入进去，血统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也吸收了许多，形成所谓的“红五类”红卫兵。这浩浩荡荡的队伍飓风海啸般地扑向社会，扑向人群。

   “红五类”红卫兵们，尤其是其中那些高干、军干子弟，狂叫“红色恐怖万岁”，高唱“鬼见愁”对联[注四]向所谓“四旧”、“黑五类”发起了骇人听闻的扫荡，比纪元前斯巴达青年向希洛人开战更盛，较昔日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残害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大串连的兴起，这个“红色恐怖”的狂潮迅速冲到全国各地。

红卫兵最初的行动是砸烂所谓有“四旧”气味的路牌，商店招聘，勒令理发店关门，封闭民主党派办公处，捣毁宗教庙宇、文物等。但对此他们很快就感到索然无味了，於是迅速将其革命行动加以升级。他们在学校里把大批老师打成“牛鬼蛇神”，尤其是那些年纪较大，或出身不好的几无一幸免。他们任意揪斗殴打这些老师，抄他们的家，把他们关进“牛栏”，赶到“劳改队”里做苦工，百般进行人身虐待和人格侮辱。他们还肆意辱骂殴打出身不好的同学。在社会上他们冲进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反动”文人的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看看有没有暗藏枪支弹药、变天帐、反动证件、书刊、金银珠宝，然后把人抓走，剃个阴阳头或戴上高帽子，拉去游街，任意虐待拷打。近郊的一些地方主富农遭遇最惨。他们往往被城里冲来的红卫兵抓走，关进学校的牛栏里活活打死。甚至有些地富的儿子也一并抓走打死。暴徒们看见打死了人，不但毫无顾忌，还大叫：“这些黑五类狗崽子打死一个少一个，都死了才好，无产阶级专政更巩固。”

   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在“红色恐怖”分子们全武行中也有那么一点文伐的味道，那就是他们对文化革命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或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批判。这个路线的具体表现有些什么呢？照他们的说法就是用分数卡革干、工农子弟而让黑狗崽子得到了受培养的机会。这是那些高、军干子弟封建特权思想的大暴露。

   五十年代学校里品评学生和高校招生的确是以考试分数和操行鉴定为主要选择标准，家庭出身比较次要。六三年后，由於毛的“阶级斗争”论已出笼并气势汹汹地压向社会，学校里对家庭成分一项已十分重视。高校招生时，分数不再是最主要的录取根据，家庭成分已举足轻重。对干部工农子弟降低分数录取，对出身反动或剥削阶级的极高分才录取，而家庭政治问题十分严重的则无论分数多高也不予录取。对於职员，小商贩一类成分的也提高录取分数标准。然而尽管这样，高干子弟们还是不满意，因为这终归还是讲了分数，还是要强迫他们去啃那干巴巴的书本，受寒窗之苦，还是让一些出身较差甚至“黑五类狗崽子”得以通过高分进钻高等学校里受培养，还是让有的高干子弟在大学的分数门槛前吃了闭门羹。这在他们看来就是“他妈的混蛋透顶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必须大破特破。高干子弟理应受到培养重用，理应想往哪就往哪，为何要受那些混帐分数的管、卡、压！为此他们还十分憎恨学校里那些出身不好又用功读书成绩较好的学生，对其进行百般辱骂甚至殴打。

   高干子弟们的愿望终究得到了实现。文革后，从七零年开始到七六年，大学招生不计分数，而搞推荐选拔，其被推荐选拔者当然大多是些家庭及本人政治条件都比较过优越的人了。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红卫兵运动的锋芒没有指向毛的预定目标，无疑使他有点失望，但他并不去加以制止。因为在他看来，虐待那些“黑五类”贱民毕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受迫害的远不止“黑五类”)破“四旧”更无所谓。这样冲一冲，乱一乱很有必要，只有这样群众运动才能搞得起来。为此毛宗派的喉舌<人民日报>之类连续不断发表文章为“红色恐怖”鼓风打气，火上加油。诸如“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大事”。“革命小将红卫兵们，你们做得对，你们做得好。” “一切藏在暗角里的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出来。”就象有些野蛮的土匪在用一把新刀杀人越货前要先斩人祭刀一样，此时毛宗派为了利用红卫兵运动整刘势力，也先拿无辜人民的鲜血来祭这把特殊的刀了。

   各级当权派对这个红卫兵运动也是抱着放任、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因为它的锋芒不是指向自己，让那些“黑五类”贱民去挡灾实在是太妙了。当“红色恐怖”的狂潮侵入暨南大学横暴肆虐时，几名学生到省人委向副省长林李明告状，指控那些红卫兵违反党的华侨政策，侮辱殴打暨大师生，希望省人委出面加以制止。不料林竟说：“好得很！红卫兵的行动好的很！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的后代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场。”

   六、七月间，各级共产党干部在群众中大抓小吴晗，小邓拓，“右派”分子。八、九月间以他们的子女为骨干的红卫兵在学校里、在社会上大搞“红色恐怖运动”，暴戾肆虐，草菅人命。如果说那些干部是执行了“资反线”，那么他们的子女所搞的“红色恐怖运动”就是这条路线的继续，而且更为凶残横暴，对人民，对文明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一切他们本人固然要负责任，但他们的父辈也难辞其咎，而毛则是不折不扣得元凶祸首。

   “红色恐怖”运动几乎就是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全部内容，而大学红卫兵除此之外还有一小部分基本走了毛预想的轨道。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以下几个：一、大学在六、七月份就有一批学生起来反校党委，反工作组。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他们的行动仍具有前一阶段的惯性。而中学生里则没有或很少有这样一股势力。二、中学里高、军干子弟比重比大学大，因中共干部中除曾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元老级人物的子女正就读于大学或已大学毕业外，大多数红军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高干子女此时尚在读中学甚至小学。三、大学虽然也有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他们也属“红卫兵”，但工农子弟没有高、军干子弟那么强烈的血统高贵感，他们搞“红色恐怖”也不及高、军干子弟疯狂。四、大学生年龄稍大，多在二十岁以上，中学生年龄较小，十六、七、八岁的小青年最容易狂热，受煽动感染而做出不可理喻甚至丧失人性的事情。

   “鬼见愁”对联就是北航附中的高干子弟首先贴出的。八月初他们把这副对联到处张贴散发，从而煽起了“血统论”的狂潮，为“红色恐怖”提供了“理论”基础。由於北京是首都，高干子弟最多，所以“红色恐怖”运动尤为凶猛，其他高、军干子弟较多的省会级大城市也相当厉害。如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军区所在地的广州有“主义兵” 。西北局、陕西省委所在地的西安有“红色恐怖队” 。福建省委、福建军区所在地的福州有“东海兵”。武汉军区、湖北省委所在地的武汉有“三字兵”等等。他们搞“红色恐怖运动”都是出名的。

   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少数大学里就有学生起来响应毛“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他们有的成立了组织，有的还没有正式成立，但都投入了批工作组，炮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的党委及地方省委的行动。他们的组织已不单纯称红卫兵，如北京地质学院的叫“红旗战斗队”，成立于八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叫“井冈山战斗队”，成立于八月二十三日等等。这样他们就从名称上已区别于以“血统论”为基础，以搞“红色恐怖”为活动内容的早期红卫兵，即纯“红五类”红卫兵。他们自称革命红卫兵，对“血统论”持否定态度，主张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现阶段此类组织仍以“红五类”出身的学生为领导和骨干，也吸收了一些非红非黑，诸如手工业者、中农、职员等一类出身的学生参加。这些学生曾被高干子弟骂为“老子平常儿骑墙”的灰色阶层。至於出身于正式黑类的学生此时还很少参加。大约到十一月份全面开展批判“资反线”后，他们才较普遍地参加组织。从出身成分上来看，这类自称革命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以称之为平民红卫兵更为贴切。

   平民红卫兵在展开他们的革命行动时立即遇到极大阻力。他们批“血统论”，“红色恐怖”分子跑去捣乱，骂他们组织不纯，有狗崽子。他们要继续批判工作组的错误，筹委会(即“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大多在工作组撤离时选举成立，成员大多是工作组信任的人；出身红、牌子硬的学生；和“红五类”红卫兵的头头)进行阻扰，说斗黑帮才是大方向。北工大学生，校文革副主任，高干子弟谭力夫在一次会上对那些坚持要批判工作组的同学大骂：“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 平民红卫兵炮轰党委，却被一些人围攻，骂他们是右派学生、反革命。这类情况外地远比北京严重。如西安有“八.一四”事件；长沙有“八.一九”事件；福建有“八.二九”事件；上海有“八.二0”、“八.三一”、“九.四”事件；武汉有“九.二”、“九.四”事件；重庆有“八.二八”事件；贵阳有“九.五”、“九.六”、“九.七”事件；合肥有“八.二七”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具体细节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内容都一样，即北京南下的或本地的平民红卫兵，或两者结合起来炮轰省市委，说省市委里有走资派，甚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必须予以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这对各地党委不啻是个强级地震。他们很自然地要采取对策，不能听之任之。於是便组织发动本地维护省市委的学生(“红五类”红卫兵大多充当这一角色)、机关干部、工人甚至农民去围攻闹事的学生，撕毁他们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围住他们进行所谓辩论，实则谩骂、殴打。还高呼“拥护省市委”、“省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类的口号。当然这些事不需要省市委书记们去操劳，他们手下的亲信们自然会去办妥。在这些冲突中平民红卫兵处於劣势。他们人数很少，提出的口号也缺乏根据，没有说服力，因此常常弄得很狼狈。例如在武汉，一些人对他们起哄，到处贴满“驱逐令”，“警告这批混蛋”之类的传单，谴责“南下一小撮”和“本地小撮”的声浪甚高。作为红卫兵的代表上天安门向毛献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系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之女，原名宋彬彬。献袖章时毛问及姓名，答：宋彬彬。毛说“要武嘛”。遂改名为宋要武。以后曾有些“红五类”红卫兵在搞武斗时首先高声广播“最高指示，要武嘛”)利用她的名声写传单，斥责炮轰湖北省委的学生，使这场围攻大为增色。

   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声言：“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判，更不允许把批判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中央的反革命分子”。此社论收效不大。

   九月十五日在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照例作了讲话，其中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林的这段话是很令人费解的。毛的司令部当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从来没有人要去炮打它。那么，就只能认为林所指的是各地炮打省、市委的事件了。果然各地党委把林的话奉为之宝，对闹事学生的围攻由此火上加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行动最为迅速，九月二十四日，他作了“抓黑鬼”的动员报告，矛头指向前一阶段敢於出来炮打省市委的人。显然，林的这些话与毛的意向是相左的。不久，<<红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得大方向”，用以亡羊补牢，挽回林那段话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在八、九月的动荡中，各地一些工厂、机关、大学里的工人成立了“赤卫军”、“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红色政权保卫军”之类的组织。其成员以“红五类”为主。这些组织大多是在单位领导或政工部门的授意下成立的，其领导权一般也掌握在领导的红人或政工干部的手中。这类组织的活动内容是协同“红五类”红卫兵破“四旧”，横扫“黑五类”和围攻炮轰省、市委的革命红卫兵。

   如果说“红五类”红卫兵的“红色恐怖运动”是渊源于“血统论”和“阶级斗争”论，是靠一批高、军干子弟的狂热蛮劲，那么平民红卫兵运动又是渊源于什么，靠什么力量呢？

   平民红卫兵运动理论上也是渊源于“阶级斗争”论，不同的是，此系经过毛发展的，而不是经典的“阶级斗争”理论。经典的“阶级斗争”理论，其斗争对象是地富反坏右之类，发展后的，则是除此之外还加上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这后来加上的，据说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

   毛“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一些思想敏锐的学生活跃起来。接踵而至的许多小道消息更刺激了他们的兴奋中枢。他们敏感到，从中央到省市各级党委里一定都有被毛认为是“走资派”的干部，必须予以炮打清除，於是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这些学生在感情上都是忠於毛的，当然这种忠并不是建立在成熟的政治思想上，而是建立在盲目的宗教式的情绪上。他们之中有个别甚至会是间接受毛宗派操纵的人物，更多的则是有盲目政治狂热的分子，有颇具反抗领导或现存社会秩序心理的反叛性格者。总之，绝大多数并没有明确要从事社会革命的成熟的政治思想。

   各级党委在消除平民红卫兵祸患时也是颇费心思和周折的。九年前一些文化人和青年学生仅仅微有批判之辞就被他们轻而易举地打成了“右派”，严加惩处。而今这些狂妄的学生实比当年的“右派”向焰嚣张百倍，公然走上街头，蛊惑人心，聚众滋事，真的是狂悖之极，罪不容诛。然而六六年较五七年毕竟是时过境迁了。当年“右派”向党进攻是直接站在党的对立面，而今这些狂妄之徒却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打着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招牌，叫你惩治起来甚为棘手。各级党委在痛恨之余，除了经典性地把他们骂为“右派学生”、“反革命”外，还把他们诅咒为“捣乱分子”、“勇敢分子”、“野心家”之类。

   确实，在那时各级党委书记们对毛的意向若明若暗，似懂非懂。从党内斗争得一些动向，从毛的那张大字报可以看出毛确会有非常之举，但毛心目中究竟要清洗哪些人，清洗到哪一级呢？他们心中无底。就连刘少奇也忿忿地说：“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任何一个普通的人尚有自卫本能，何况堂堂的省市委书记。他们强调自己是革命的，是一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组织力量对革命的红卫兵实行压制是很自然的事了。

   如果说六、七月份从聂的大字报所煽起的高校风潮到工作组控制学校局势是文化革命在社会上公开表现形式的第一个回合的话，那么八、九月份从毛的大字报到到平民红卫兵运动受挫则是第二个回合。这两个回合都是由毛挑起又以其暂时失利而告终。毛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必然还要策划出新的动作。可怜的是在这两个回合中，人民群众深遭荼毒。专制主义下的政治权力的角逐往往是要以平民的血来作润滑剂的。

   为什么六、七月间大学里会有压倒多数的学生跟着工作组去批判敢於发难的“勇敢分子”呢？为什么八、九月份仍然有些学生和工人起来围攻平民红卫兵呢？要知道那些勇敢分子和由他们发展而来的平民红卫兵正是在按照毛的意图办事啊。难道这些学生和工人都是“反毛派”？

   六、七月间，大多数学生对这场骤然而起的政治风云不甚了了。他们直觉这场运动不过就是整吴晗、邓拓，至多象彭真那样为数不多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已，根本想象不到毛的清洗目标竟是刘邓及相当一批高级干部。他们很自然地相信工作组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而工作组就是党在本单位领导的具体体现。多年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早已有个信条：听党的话是“革命”青年的行为准则。此时听党的话就是要听工作组的话。他们很自然地把“勇敢分子”的行为看成是过火的胡作非为，因此一旦工作组号令他们去反抗“勇敢分子”的捣乱破坏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召之即来了。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毛主席、为党而战哩。

   八、九月份，毛的意向已大体清楚，因此学生中参与围攻平民红卫兵的远较六、七月份起来批判“勇敢分子”的为少。主要是一些高干、军干子弟在操此业。原先唯工作组之命是从的学生大多数一时感情上转不过弯来，既不与革平红卫兵为伍，但也不再与之为敌。他们有些乐得抽身到各地大串连去了。而文化水平、政治敏感性远较大学生为低的一些工人此时却充当了他们在六、七月扮演的角色。在这些“政治质量”较高的工人看来：虽然“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但我省、我市的党委是革命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信任的，不是走资派。你们这些黄毛小子要炮轰火烧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简直是无事生非，寻衅闹事！因此一旦省市委里有人出来号令，他们就挺身而出。尤其是一些劳模、先进工作者、学毛著标兵们更是按捺不住，已率先采取行动。此时他们心中都认为自己是在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而战。

   [注一]摘自“中共湖北省委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标准的几点意见”。

   [注二]谭天荣系五七年北大著名的“右派”学生。

   [注三]“黑五类”系指地、富、反、坏、右。后又有“黑七类”的提法。即在“黑五类”上再加资本家、黑帮。不久一些高干陆续倒台，使高干子弟们对“黑帮”一词颇感忌讳，因此他们又抛弃“黑七类”的提法，而改称“黑五类”和“黑六类”，即“黑五类”加资本家。

   [注四]鬼见愁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有的是“绝对如此”。后来在加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用以咒骂出身非红非黑的“灰色阶层”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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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批资反线”

   经过了两个回合的较量，局面仍未打开，但是毛并不气馁，他又开始作新的行动部署。毛意识到若要发动起一场强大的“群众运动”，并将其纳入自己预期的轨道，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就必须解除束缚着一些群众手脚的条条框框，必须把那些没有纳入预期的轨道而又拉不回来的运动形态予以压制，舍此别无它法。

   十月五日毛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内称: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分子”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整群众的材料要当众要销毁。中央在此文件上批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

十月六日由首都“三司”[注一]发起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各地在京革命师生十万余人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注意，此时已以“革命师生”取代八、九月份毛接见红卫兵所用的“红卫兵”一词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表示支持。这次大会可视为运动转入“批资反线”的标志。从此平民红卫兵----少数派的组织得了急剧的发展，声势日盆壮大。曾挨工作组整的学生不但得到了彻底平反，而且成了英雄人物。清华的蒯大富，师大的谭厚兰等人此时都成了举世瞩目的佼佼者。

   十月九日，首都“二司”(高、军干子弟主导的红卫兵组织)也主持召开同样内容的大会，但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都不出席，明确表示支持“三司”--平民红卫兵的态度。

   从十月八日到二十八日，毛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刘邓在会上作了检查。陈伯达作了两个月运动的总结。其中说：“如高干弟子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的最好让与工农兵普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理”。这次会议毛表达了决心，并力图在高级阶层中扫除障碍。

   十一月六日毛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指出：“对於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宣布无效，全部清除，一律当众焚毁”。

   这一断然措施出乎各级当权派的意料之外。一个月前“紧急指示”下达时他们并不怎么理睬，因为那个文件只适合于学校，只是给那些因对校党委、工作组提议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学生平反。而我们这里情况则不同，那些“小吴晗”、“小邓拓”、“右派”是因日常有“右派”言论或有其他政治问题才被评判揪斗的，对这些人当然不用平反，材料也不须烧毁。可是现在这个“补充规定”是怎么搞的？“十六条”里不是也说过真正的右派分子还是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吗？现在把材料烧毁了，到时候凭什么去处理？他们犹豫不决。直到省市委也层层下指示，各单位党组织均须按此中央文件执行时，他们无可奈何，磨磨蹭蹭地办理。但还是有些单位、部门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材料收藏起来，或加以复制保留，收藏到保卫部门甚至军事机关里。

   人民群众也十分惊异，难道真的今非昔比，世事大变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们还要再想一想看一看。“十六条”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一些学生娃娃在社会上闹了一阵，搞不出什么名堂，倒吃了不少苦头。

   事实很快表明中央这次说话是算数的，有的单位已在照章办理了。在这之中，一些学生起了带头作用。他们督促本校党委迅速交出并处理材料。一旦发现有收藏转移的迹象便穷追猛打，连保卫部门的办公室都敢冲。在平民红卫兵的这种勇敢行动的影响下(这些行动往往由传单公之于世)，工厂、机关、各种事业单位的工人、职员们也渐渐行动起来。有的单位迟迟没有处理材料，群众中就有人敢於出来质询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的“补充规定”终於得到了全面贯彻。这时人民群众中许多人对毛十分感激，觉得全靠他的决策才解除了不幸。

   事情的发展不仅仅是处理材料而已，还要大张旗鼓地搞批判“资反线”。毛指出，这条整群众的“资反线”是刘少奇等制造的。所有的工作组及各单位掌握运动的党组织都犯了执行这个“资反线”的错误，因而都应作为这条“资反线”的执行者接受群众的批判。对“资反线”最初的解释是，在运动初期把学校里敢於向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的学生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作法。后来的解释加宽了，把所有在工厂、企业、机关、各种事业单位里揪“小吴晗”、“小邓拓”、“右派分子”的作法都归为“资反线”的表现。

   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处於受批判的地位，他们的心情是埋怨的。他们起先简直不明白自己是怎么错的，后来听说是执行了刘少奇等人制定的“资反线”，心里也不无怨言。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下级就是要执行上级的指示，当时能不执行这条路线吗？而且搞无产阶级专政，整那些人会错到哪里去？销毁材料就很够了，还要搞什么批判？但局势竟是如此的一塌糊涂，难以理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股劲地鼓吹批“资反线”。昔日颇为恭顺的群众也出言不逊了。无奈，他们只好公开作检查，承认执行了上面制定下来的“资反线”，向被整过的群众赔礼道歉。

   由於这样广泛开展了批“资反线”，人民群众才敢真正动起来。这大约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下半月到年底。

   首先是平民红卫兵的势力急剧增长，迅速变为多数派。许许多多原来被排斥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学生都纷纷加入里面去，或自行成立组织。这一阶段平民红卫兵势力的膨胀与批判“血统论”是分不开的。在批判“资反线”的高潮中，对“血统论”的抨击远较八、九月份激烈。中央文革此时公开支持这一抨击。“鬼见愁”对联受到彻底的批判和鄙弃。北京遇罗克反“血统论” 的文章此时得到转抄流传。於是大批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都成了平民红卫兵战士。不过这些组织都不再单纯称“红卫兵”，而仿效北京几个最老资格的革命红卫兵组织那样叫作“红旗”、“东方红公社”、“红色造反团”之类，有些则以记念意义日子来命名。如福建“八.二九总司”、辽宁“八.三一”、“重大八.一五”、“川大八.二六”、“中大八.三一”、安徽“八.二七”等等。单纯的“红卫兵”之称已不时髦了。它甚至使人联想起来“红色恐怖分子”。例如武汉的“红五类”红卫兵在其大旗上只写“红卫兵”三字，而被人们贬称为“三字兵”。它以后成为“百万雄师”的搭档。

   不红不黑的所谓“灰色阶层”的子弟在平民红卫兵组织中越来越起着中坚骨干作用。城市里真正出身血统工人的学生并不很多，而小商、小贩、手工业者、教师、职员、自由职业和颇为复杂的城市贫民则为数不少。出身于“灰色阶层”的学生在八、九月份的“红卫兵”运动中受到冷遇，其中好胜心强的对此甚为不满。也有些爱虚荣的软骨货则去讨好“红五类”红卫兵，被吸收加入所谓“红外围”、“红战友”之类的哈巴狗组织。批“资反线”兴起后，此类组织立即烟消云散，而那些个性刚强者则以极大的热忱去加入或成立平民红卫兵组织，戴上“红旗”、“东方红”之类的袖章，扬眉吐气地出现在校园里、街道上。他们感到是毛的政策让他们也享有了这政治荣誉，因此决心要去为“伟大领袖”尽忠效力。

   此时“红五类”红卫兵与平民红卫兵的矛盾远较八、九月份普遍尖锐。前者看到后者力量迅速增强，从轻蔑到恐慌憎恨，悻悻地骂道：“狗惠子！”，“黑五类”！“只准红五类造反，不准黑五类翻天”！而后者则对前者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斥责他们是“资反线”的打手，推行“血统论”，大搞“红色恐怖”。在这场争执中，后者明显占了上风。拥有较广泛的社会同情，并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在运动中的突出表现。

   所谓“职员”成份是指解放前在政府机关和一般企业中任文职的雇员。再细分一些还可以分为“伪职员”和“旧职员”。前者任职于政府机关，后者任职于企业部门。职员人数虽不很多，但颇有能量。他们大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社会机器的运转离不开他们。“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读书一般都比较用功，成绩较好。他们不象一些工人、小商贩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满足于以做工为职业，也不象父母为干部的学生有恃无恐，自然有坦荡的前途。六三、六四年后“阶级斗争”日渐泛滥使他们的社会等级每况愈下。他们在苦闷中为前途挣扎。文革前许多工人、小贩商之类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读完小学或初中就停学谋生了，因而在高中生，大学生里“职员”家庭出身的比例远较社会上为高。

   “职员”成分争议最大，他们曾为国民党和资本家服务，有的还有点政历问题。从现时来看他们多为国家机关、国营企业里的行政或技术干部。有些“红五类”红卫兵对此恨恨地骂道：“这他妈的是怎么一回事？”在“血统论”甚嚣尘上时，有些职员子弟不服气，拿出一本中共的“怎么分析农村阶级”的书来，里面有一句是“职员成分与工人同”，藉此，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高干子弟把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说如果把黑五类扩展成黑八类，那他们就是老八。职员成分是“灰色阶层”中最灰的。

   批判“资反线”，批判“血统论”，职员子弟在“灰色阶层”出身的学生中表现最为活跃。常常是他们首先揭竿而起，大喊大叫。在跟高干、军干子弟的冲突中他们也往往是主力。此后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许多成为造反派的头头。那些出身正式黑类的学生此时虽然也被吸收加入组织，但他们大多还心有余悸，且有自知之明。能不象前一阶那样受歧视，被侮辱就不错了，他们身上背的大黑锅使他们始终不敢过於锋芒毕露，因为黑几类究竟还是专政对象。

   此时，在“破四旧”，扫荡“黑五类”的狂潮不可一世的“红五类”红卫兵度过了他们的鼎盛时期。尤其是那些高干子弟，愈来愈感到不是味道。革命似乎革出鬼来了。自己的老子执行了“资反线”要作检查挨批判。更可怕的是那顶“走资派”的帽子竟总在自己父辈的头上盘旋，不知什么时候会飞下来扣个正着。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革命”这个词本来是那么潇洒写意。老子们天生下来就是革命者！老子们的老子革了旧中国的命，打下天下，是英雄。今天输到老子们继承父业去革那些“黑六类”狗惠子们的命，是好汉。抓、抄、打、游街、随心所欲，何等快意！革命的涵义本来就理当如此，何为现在竟节外生枝，搞起什么批“资反线”，揪“走资派”来？这也算是革命？革谁的命？随着批、揪声浪的高潮，一切伦理关系都在改变颠倒，过去那些连大气也不敢出，低眉顺眼的狗惠子们神色自若了。尤其可恨的是那些“灰色阶级”的混蛋们竟大模大样，口出狂言，而自己那一向令人羡慕的高干子弟地位正在向“黑帮”子弟转化。“黑七类”之中的老七就要由自己去充当，自己就要从社会金碧辉煌的最高层跌入最黑暗凄凉的深渊！那些曾跟自己同享荣耀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却不能跟自己共赴劫难，有的消沉，有的离散，有的甚至叛变到对立的营垒中去了。高干子弟愤怒若狂，他们把满腔怒火倾泄到少数派(其实正在变为多数派)的平民红卫兵身上，他们操着其代表人谭力夫的话对少数派喝道：“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他们还经常冲击少数派的总部，挥拳殴打，砸毁桌椅用具。

为什么灾星会出现在自己家庭的上空？为什么自己的境遇越来越不得意？为什么从前的少数派这样肆无忌惮，耀武扬威？

   十一、二月间，北京一批高干子弟--“红五类”红卫兵的死硬分子向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甚至林彪发起了公开的攻击。对毛虽未正面涉及，但已有人以隐诲曲折的方式把矛头指向他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於强大的个人迷信使他们思想上有盲点，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强大的个人迷信使他们不得不考虑斗争策略。

   十一月八日，清华大学出现“刘少奇万岁”的大标语。

   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农大附中高三学生伊林涤西在清华贴出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

   十一月下旬矿院红卫兵贴出大标语“我们坚决要求和陈伯达辩论”。

   十一月二十五日北航“八一纵队”贴出大字报“一问中央文革”。指责中央文革继续执行“资反线”。二十九日再贴出“二问”，十二月三日又抛出“三问”。北航“八一野战军”贴出“也问中央文革”，他们指责中央文革挑动群众门群众，纵恿少数派压多数派。提出中央文革也应该由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产生。

   十一月三十日林院李洪山等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的标语。

   十二月二日林院“永向党”在天安门两侧观礼台贴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二月四日，“清华红卫兵”、“红雷小组”贴出题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错误必须批判”的大字报。

   同日，北京城里出现大标语，“誓死揪出毛主席身边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

   十二月九日，“清华大学红卫兵”颜晓东贴出大字报“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声称十月份以后北京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 性错误。

   十二月十日北大“虎山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央文革。

   十二月十一日“清华红卫兵”雪莲印发传单“用毛泽东思想检验一切”，直接攻击江青、陈伯达。

   十二月十二日林院李洪山等抛出“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处---评江青同志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

   仅从以上罗列出来的部分公开活动，也可以看出这股被称之为北京十一月黑风(也有称十二月黑风)的规模了。

   在大学生的死硬分子用笔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学生中的死硬分子们则大打出手。十一月份“西纠”、“东纠”、“海纠”[注四]纠合起来四次冲砸“三司”总部，殴打“三司”工作人员。十二月初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十二月间“联动”三次冲击公安部，狂叫“打倒三司”！“枪毙三司后台”！“打倒公安部”！“江青算老几”？“高干子弟要掌权”。

   至此，毛意识到这些早期红卫兵组织再也没有让它们存在下去的价值了。过去他们上街破“四旧”，把轰轰烈烈的局面闹起来当然有功，尔后大搞“红色恐怖”也无不可。但现在不跟自己的指挥棒走，专门捣蛋，甚至竟然攻击自己的亲信，制造混乱，看来不加以收拾是不行了。

   十一月间由中央文革出面对“二司”代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三司”、“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要“二司”向真理投降。陈伯达等人亲自出面严斥“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私设监牢，违反政策，胡作非为，草菅人命，令其立即拆除私设的监牢，解散“劳改队”。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市委发布“重要通告”，称：“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都不得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违者“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属处分”。十一月十七月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出席“三司”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胜利誓师大会”，并作了讲话。其中提到红卫兵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派，要加以解散。

   十二月十六日林院李洪山被逮捕，同日北航“八一纵队”头头赖锐锐被逮捕。其他易振亚、伊林涤西等都一一被擒。不久对“联动”也实行取缔，其为首都分子被拘押。

   “红五类”红卫兵作为一个运动，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份到年底已走完了它的全过程。它的组织涣散了，瓦解了。当然这个运动的一些参加者在此后的一连串事变中仍然有活动，但那往往是以另一些形态出现。“红五类”红卫兵的思想水准和成员素质决定了它的活动内容只能是“破四旧”，搞“红色恐怖”之类，不可能从事任何对社会产生积极效果的活动。当初这个运动之所以能骤然勃兴，是由于毛意欲借用它作为某种政治工具而大力加以支持。尔后这个运动日暮途穷也是由于毛感到它已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加以压制。毛的宠儿从宋要武之流变成了蒯大富之类。平民红卫兵运动此时则方兴未艾。它之所以如此走运当然全仗毛宗派的支持扶植。毛宗派在抛弃了“朽木不可雕也”的“红五类”红卫兵运动后，又把平民红卫兵运动操纵在手里作实行政治清洗的工具。然而历史终将证明：平民红卫兵运动最后也要步“红五类”红卫兵运动的后尘，而且下场还要悲惨得多。

   在扫除干扰的同时，平民红卫兵运动在毛预期的政治轨道上向前奔驰了。此后，他们以不再自称革命红卫兵，而称“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

   十一月八日，聂元梓等十一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吹响了新攻势的号角。全国各地“革命小将”群起响应。北京及各地都出现许多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大标语，甚至还有人身侮辱的漫画。刘少奇、邓小平从战争时期到建国后长达几十年中的种种“错误”都被翻出来进行批判，甚至刘的一些私生活也遭到攻击。紧接着一场狂暴的揪斗之风刮将起来。

   十一月十二日，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等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二万人的大会，揪斗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

   十二月十四日，北京文艺界“革命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揪斗陆定一、张闻天、林枫、杨献珍、李维汉、蒋南翔、陆平等。二十一日又揪了斗安子文、周扬、林默涵、田汉、杨翰笙等。

   十二月二十四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罗瑞卿、萧向荣、梁必业。

   十二月二十七日，政法公社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周荣鑫、雍文涛。

   十二月二十九日，“革命小将”把薄一波揪回北京。在此前后，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也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在工人体育场揪门彭、罗、陆、杨。

   一月六日，“清华井冈山”揪王斗光美。

   一九六六年岁未之际，攻击刘邓的标语口号已普遍升级为：“万炮齐轰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刘邓从党中央滚出去”。

   与此同时，攻击陶铸的大字报、大标语也突增。至一九六七年新岁之初，陶铸也被“揪”出来了。他的罪名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上保刘邓，下保张体学、张平化等。把陶铸这个掌握了相当权力(中共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顾问)有一定威信的大拦路石搬开，是毛宗派利用群众力量出面排除异已的典范之作。他们于十二月底先暗中授意一些“造反派”写陶铸的大字报，指责他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舆论声势。紧接着一月四日由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出面对造反派组织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於是业已充当毛宗派清洗运动急先锋的“革命造反派”立即于当晚结集上万人冒着严寒直奔中南海，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陶铸滚出中南海”！“打倒革命两面派陶铸”！五日凌晨，周恩来等人接见揪陶战士，表示支持。

   一月八日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假惺惺地说：”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这句话其实应该改成：陶铸的问题我们不方便直接出面去解决，就叫红卫兵起来去解决了。

   在学生“革命造反派”力量剧增之时，工人造反运动相对很弱。八、九月份各地成立的那些旨在保省市委而且参与过横扫“牛鬼蛇神”的工人赤卫队，赤卫军，纠察队之类的组织，在十一、二月份批“资反线”的高潮中纷纷瓦解。虽然这些原始保守组织垮了，但“造反派”的势力还是很弱小，毛宗派感到光是学生在社会上冲冲嚷嚷是不够的，必须把工人也发动起来。十一月中旬，中央文革发布“关于工矿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同时，中央文革还授意学生到工厂串连，发动工人。起初这些“革命小将”的行动受到工厂领导的抵制----那些思想保守的基层官僚不能洞悉“革命小将”行动的背景。他们认为学生来串连扰乱了生产秩序，尤其担心厂里一些‘不良分子’受到学生煽动也变得胆大妄为起来。於是他们指使亲信爪牙们去驱赶学生，从而引起事端。例如十一月十五日北机“东方红”几十人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搞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厂文化革命筹委员会拒绝他们进厂，学生翻墙而入，厂筹委会调本厂及外厂“捍卫团”成员及“二司”纠察队和“西纠”对北机“东方红”进行围攻、谩骂、殴打。十一月十八日陈伯达亲自到该厂批评筹委会说：“学生以后来，你们应该欢迎他们。”“应该打开门让他们进来。”公开支持学生的行动。十一、二月间，许多学生“革命造反派”纷纷下厂。十二月十二日<<红旗>>杂志十五期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其中说：“广大革命工人群众起来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欢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工厂工人和机关职员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起来了。这大多在十二月份，也有比较早的，如上海“工总司”成立于十一月上、中旬。

   在工人群众组织普遍成立的过程中，很快出现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

   一些“红五类”出身，或所谓一贯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组织的人很自然地走在一起成立了组织。他们之中很多是党员、先进工作者、学毛着积极分子、标兵、单位里的小“长”字号，保卫、政工、民兵、工会、共青团干部，总之都是一些所谓“政治质量”比较高的人。他们有的曾是从前赤卫队、纠察队之类的头头和骨干。有的会是“十六条”刚下达后群众“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这些人成立的组织在一般群众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工厂企业里是颇有号召力的。由於十七年强大习惯势力的潜移默化，使工厂里大多数较为安份守己的纭纭众生都很自然地加入到这些体面人士发起的组织中。多年来，这些“政治质量”较高的人有的曾受过单位领导的栽培提拔；有的得到过领导各方面的关怀照顾，因此与领导的关系一向较好。他们也批“资反线”，因为这是毛的号令，但他们的态度和作法都比较温和。他们也喊斗“走资派”的口号，但只是对刘、邓、彭、罗、陆、杨等人大骂，而对本地区，尤其是本单位的党组织则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他们还往往发出号召：“保卫工厂、保卫文化大革命、坚守工作岗位、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等等。对社会上的一些事件亦大数持稳重态度，诸如对查封报刊、冲击领导机关、抢“黑材料”等激烈行动，他们都不赞成，不卷入，或公开表示反对。

另有一类群众组织，它的发起成员大多是一些平民，头上没有头衔，一贯表现平淡，不大靠拢组织，有的还跟领导的关系比较紧张。曾因某些事与领导产生过冲突、龃龉。有的出身成分比较灰，有的甚至在文革初期挨过领导的整。总之，他们大多是一些“政治质量”比较低的人。当然也有少数“红牌子”参合其中，党团员、政工干部都有，但这往往是由某些特殊因素所至。如私人间的摩擦，宗派倾轧等。这类组织批“资反线”比较激烈，督促处理材料尤为坚决，对领导态度也比较生硬。在许多单位，尤其在一些大型工厂里这类组织人数很少。不过由於其参加者大多有其观点、看法、目的，因而能量大。这类组织大多积极投入社会，力求在社会上取得同类组织的支援，对社会上一些事件亦采取比较激进的态度。

   以上两类组织，前者大多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后者大多自称“革命造反派”或“造反派”。这里面是有微妙意味的。显而易见，这两类组织之间很自然地会产生互相戒备的心理状态。

   至於那些黑几类出身，有政治问题，或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的人此时还不大敢贸然参加群众组织。后来在形势不断发展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才陆续加入进去。

   [注一]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于六七年九月六日，是全国闻名的首都大学生革命红卫兵组织。

    [注二]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于九月五日，其成员除“北航红旗”外，绝大多数为“红五类”红卫兵组织，故被攻击为“保皇司令部”。十一月七日“北航红旗”等从“二司”中反出来，另行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即“二司革联”，“二司”从此濒于瓦解。

   [注三]“干部”一词在中共政治术语中有两种意义。一是指党政军各级领导人和各单位的领导人。另外是泛指一切拿行政级别和技术级别工资的人。为避免理解上的混乱，本文此后对前者乃称干部，对后者一律称“职员”，以资区别。

   [注四]即“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和“首都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首都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其中以“西纠”力量最强。均系中学生组织，其成员几乎全为高、军干子弟。此“纠察队”初成立时尚有严肃红卫兵纪律之意，似为红卫兵中的宪兵队。但实际上其破“四旧”，搞“红色恐怖”尤为凶猛，后坚决与“三司”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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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

   

   

   工人、职员运动的兴起确实给业已一片纷扰的社会增添了一番声色。戴红袖章已不仅是青少年们的趣事，许许多多的成年人也戴上名称五花八门的红袖章招摇过市了。然而这个运动兴起之初也没有走上毛预想的轨道，而误入了“歧途”。六六年十二月下半月到六七年一月初，一股来势极为迅猛的风暴倾刻席卷全国，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经济主义”。

   在批“资反线”高潮中，各级领导第一次被推上受斥责的地位。他们昔日的威严消逝了，第一次必须态度谦逊地听取群众的呼声。广大工人群众第一次有机会向昔日高高在上的领导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不用担心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这种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积郁广大群众胸中多年不敢讲的话，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如闸门开启后的洪水汹涌而出。工资长期冻结问题；合同工长期不转正问题；劳保问题；福利补助问题；知青就业问题；宿舍分配问题；拖欠加班费问题等等。多年的积愤如堆积已久的干柴，一点火星即成熊熊之势。一个单位有群众率先揭竿，消息传开，其他单位的群众立即效仿呼应。群众愤怒地向干部责问着，呵斥着。他们数述自己多年来所受的不合理待遇，谴责领导对工人冷酷无情，毫不体恤，继而向领导提出了种种要求。他们之中一些人还到北京去告状，他们以为过去所受的种种疾苦是由於各级领导执行“资反线”所造成的。毛的中央是爱护他们的。六、七月份挨“资反线”整的人在群众中毕竟只占少数，而多年来在经济待遇上、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不合理对待的人则相当多，因此这个行动比单纯的批“资反线”要猛烈得多。这才真的是群众运动，它发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两类组织中大量成员和许多尚未参加组织的人都热切地投入其中。没有人去组织，用不着别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从自身的正当利盆出发，共同掀起了这场轩然大波。

在这个汹涌的浪潮面前，领导们开始十分惊愕，但旋即就着手应付了。他们有的向群众承认自己一向官僚主义严重，没有关心群众生活，十分对不起群众，并表示要把群众提的意见要求积极向上反映。有的还赶紧进行研究解决。一些工厂把拖欠日久的加班费发了，提高了某些保健费的标准和范围，甚至有些地方和部门已在在着手制定调整工资和合约工转正的方案了。在许多领导看来，群众的这些要求和意见还是可以考虑接受的，因为这跟那些怀疑他们是“黑帮”、“走资派”，要对他们进行炮轰，打倒的叫嚣和行动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毕竟不会危及他们的乌纱帽。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就说过：“经济问题要放松些，不要顶。”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少数地方，少数群众提出了一些超出合理范围的要求，如要求发串连费之类。

   当一些告状者向中央文革吐诉他们的苦情时，亦受到同情和安慰。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劳动部被告状者查封，二十六日江青接见告状者，当着告状者的面斥责劳动部副部长郗占元等：“劳动部简直是老爷部，解放这么多年了，想不到这么多工人还这么苦，你们劳动部究竟知不知道！合同工难道是后娘养的？你也去做合同工去！”江青说着，甚至流下了泪。

   中央文革接见我们了，江青同志过问这些事了，江青同志非常关心同情我们。这些喜讯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全国。电话、电报一片繁忙，传单、最新消息满天飞舞……人们欣喜，人们激动，并掀起更大的浪涛。

   然而形势突变了。毛的中央从惊愕中省悟过来，立即决定采取断然行动遏制这汹涌的浪潮。毫无疑问，群众的这一自发行动与毛的一贯思想和现实意图都大相径庭。毛的一贯思想是高责累，低消费，多外援，岂容群众如此擅自提出诸多经济要就！毛的现实意图是揪走资派，清洗刘分子，岂容群众的行动干扰背离这一根本目标！一股强大的飓风骤然拔地而起，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人民群众的欢欣和希望。毛泽东，这个自诩为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最推崇群众运动的人，最会讥笑别人“叶公好龙”的人，此时却对真正的群众运动十分嫌恶，并刻不容缓地进行了压制。

   很可能就象六六年五月底毛“发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那样，此时毛又“发现”了上海有些群众组织对这个浪潮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一月九日，他下令向全国广播这些组织共同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并把这誉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以民制民之后，一月十一日下达“中共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正式表达他的中央要刹住这股风潮的决心。为了压制来得冠冕堂皇，他除了把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诬蔑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外，还无中生有地硬说这场发自群众内心的运动是走资派阴谋挑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形势急转直下，毛中央利用它在群众中的权威正面施加压力。各级领导见状立即见风使舵，对群众的要求从敷衍到拒绝，已承诺的也翻脸不认帐了。一些群众组织也陆续发表声明，表示要与“反革命经济主义”划清界线。与经济事务尚未直接打交道的学生组织充当了消防队的角色，成为毛宗派压制群众运动的工具。不问柴米油盐，没尝过家庭经济重担滋味的学生跑到许多工厂宣传“紧急通告”和中共中央的两个“通知”，号召工人不要上走资派的当，退回已领补发工资，以实际行动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粉碎“资反线”的新阴谋等等。

   那些到京的告状者再也无人理睬了。曾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的江青不再露面，甚至关于江青斥责劳动部副部长一事，也被说成是谣言。旋即，官方规劝告状者离北京返回原地参加生产，这规劝很快升格为责令。稍后，在二月底，一些不听规劝责令的顽固分子被逮捕，其组织被取缔。[注]

   就这样，一场勃兴急速，规模宏大，名符其实的群众运动就在高压下沉寂了。

   毛虽然对这场群众运动进行了镇压，但并不打算过多责罚群众。因为他知道，对于群众，现阶段还是需要的。运动的主要内容尚未展开，还需要群众为他火中取栗，因此对广大群众大耍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把戏。他在中央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承认现行工资制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并许诺这些问题将留在运动后期加以解决。以此欺骗群众、笼络人心，让群众在对那美妙的运动后期的翘首以待中乖乖就范，并继续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力。

   倒霉透顶的各级领导此时简直在夹缝中生存。群众怨恨他们诅咒他们，毛中央又责难他们。明明是群众自己搅起的风潮，中央却硬说他们挑动的，如此栽诬却又无法分辩，真是憋了一肚子鸟气。但他们只得担待着，默默吃下这只“死猫”。说来这也不失为一个报应。多年来，一些官气十足的领导，不知让多少群众尝过这种毒茶，现在请君入瓮，尤其是由毛--他们的最高上级来请他们入瓮，确实是历史对他们辛辣的嘲弄和惩罚。

   

   [注]被取缔的组织有：

   “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全国红色造反团”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

   “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

   “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造反团”

   “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线第一战门队”

   “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

   “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其中前三个系作为反动组织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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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月革命”

   就在“经济主义”的轩然大波刚趋平伏的同时，另一场风暴又骤然席卷全国，这就是所谓“一月革命”，又称“一月风暴”，“一月夺权”。所不同的是，“反革命经济主义”发自于群众内心，而“一月革命”来源于毛宗派的策划、号召。

一月初，毛宗派已向效命于他们一些“造反派”组织授意夺权，但公开的号召则迟至一月二十二日。是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说：“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指出夺权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无疑，“夺权”是毛所策划的这场运动的关键。要把一批刘、邓分子和其他不称心的干部逐出领导阶层，若一个个地撤职罢免，将不胜其烦，阻力也大。不如先来个“夺权”，让他们统统“靠边站”，再成立新的领导机构，让合心意的干部进入其中，于是该清洗者也就此一笔勾销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预想的那么简单。精于权术的毛也未能料事如神，运动之一发而不可收，始于此时。

   一月中旬，夺权之风已呼啸于北京城。一月十四日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等组织夺石油工业部的权，而后，石油学院“北京公社”等组织起而杯葛。化工学院“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夺化工部的权，成立“临委会”，稍后，“红色战斗兵团”等组织成立“革命生产委员会”与之抗衡，实行反夺权。一月十六日，煤炭工业部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布夺该部的权，二十一日，“煤炭系统夺权委员会”也宣布夺权，双方激烈争执。一月十七日，“医大红旗公社”、“机关红色造反团”等几个组织夺了卫生部的权。但“北医八、一八”、部机关“革联站”将其斥之为“假夺权，真反扑”，双方摩擦日炽，以致发生武斗。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或许毛宗派已注意到这一点，便在<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二日社论中大声疾呼要“革命派大联合起来夺权”，然而事情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张春桥、姚文元是毛的心腹，他们本欲把上海搞成一个夺权样板让各地仿效。可是上海搞得并不理想。尽管“文汇报”已于一月三日夺权，“解放日报”已于一月五日夺权，舆论工具业已控制，但局势仍然不能完全驾驭。一月十五日已有一些组织宣布夺权，被张春桥劝阻。按张的说法，上海夺权经过了五次，于二月五日才告成功，几为全国之末。其间还发生“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这一卓有成绩的“造反派”组织夺权受阻，愤而炮打张、姚事件。尔后“红革会”被瓦解。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张春桥在上海搞夺权后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公社成立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撤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了专政权力的国家机构，全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关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生产。在目前则由个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这段文字闪烁着耀眼的火花，使人不禁感到“一月夺权”是一场名符其实的革命。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领导机构的成员。这是政治上多么巨大的改革！由此所生产的领导机构当然会截然区别于过去的官僚体制了。如果这一切都能付之现实的话，那人们对毛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自应作另一种解释。谁若还把毛策划夺权评判为清洗异已的手段，那就必然会受到正义舆论的一致遣责。然而，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正如毛曾经说过的：“纸上的东西并不等於现实的东西。”这一切只是偶尔出现在纸上的漂亮文字罢了。

   这段令人憧憬的宣言始终未能变成事实，原因何在呢？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也是由于这种夺权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奏效。文革前业已相当严重的官僚化倾向的确要改革，但改革决不能以这种荒唐粗暴的方式来实现。张春桥把这段漂亮的言辞写进宣言里，或许是他自己的想法，也可能是转达毛的意向。究其根由无非是：一，用以装潢门面，欺骗人民；二，出于政治上荒唐的幻想。相比之下上海市以前一种可能性大。过多的猜测是多余的，不如从以后的一系列的事实去着手分析，事实胜于雄辩，它必将把我们带到先前的结论跟前--“夺取”是为了清洗！漂亮的言辞是用以掩饰实质。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公社”易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巴黎公社原则烟消云散了。

   省市的夺权以山西为最早(1.12)，而高潮出现在一月下旬。如：

   青岛1.22夺权

   广东1.22夺权

   广西1.24夺权

   贵州1.25夺权

   江西1.26夺权

   湖北1.26夺权

   云南1.26夺权

   陕西1.27夺权

   黑龙江1.31夺权等等。

   在所有夺权的省市中除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能相对稳定下来并继而成立“革委会”之外，其他都陷入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纷争中。然而在那五个能成立“革委会”的省市之中，除上海外其他一、二年后又出现反复，尤其是山西，直至六九年“九大”以后还惊扰不休，以至中央不得不下达“七、二三”布告进行弹压。

   为什么那五个省市能相对稳定下来呢？是因为夺取的“造反派”组织联合体能控制局势，而所以能控制局势，则全仗军队支持。请看事实：

   山西1.12夺权中，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第一政委由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兼任，是被攻击的走资派)直接参与夺权(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一月二十八日才发出军队支左命令，此时军队还是处于不介入状态)。据张本人说：“革命派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支援，随叫随到，”“我们对一些专政的要害部门和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或者派出少量部队值班，日夜巡逻。”“在有些反动势力嚣张的单位，我们派出武装部队同本单位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一起，进行夺权斗争。”其后，张任山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

   山东于二月三日夺权并成立革命委员会。“二.三”大会有全副武装的驻军参加。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与会并发言力表支持。其时，夺权者有一个颇有力量的对立面----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该部曾袭击已被夺权派掌握的公安厅，捣毁档案室，劫走秘密档案。全靠驻军力量，才将其弹压。省革委会成立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第一副主任。

   黑龙江省夺取，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全力支持。早在六六年八、九月间，黑龙江两派斗争已非常激烈。人多势众的“八八团”、“红旗军”、“荣复军”力保李范五(省第二书记)等一批黑龙江省委干部，打六六年三月初调任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的潘复生。“红色造反团”反之。“八八团”甚至抄了潘的家并将其关押起来。后来全仗驻军直接出面弹压，把“荣复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将“八八团”派瓦解，局面才得以稳定。省革委会成立后，汪任第一副主任。

   贵州一月二十五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夺权告捷，至二月十三日成立省革委会。其间，贵州省军区第二政委李再含是重要角色(第一政委由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兼任，已被打成“走资派”)。夺权对立面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卫兵”、“赤卫军”、“工人纠察队”、“工人敢闯团”。由于直接出动军队对其进行镇压，逮捕其为首分子，再伴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才将其瓦解。省革委会成立后，李遂为正主任。

   上海由于张春桥系毛之亲信，又兼中央文革副组长，上海驻军必给予支持无疑。

   毛既讲过“党指挥枪”，又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或许也是他的辩证法之妙吧。不同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药方。这些革委会显然在相当程度上仗军队的威力。还有一点就是，大多地方显要干部跻身其中。如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山东有王效禹，山西有八届中委、副省长刘格平，上海有张春桥，只是贵州稍缺。无怪乎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又有了新调门，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社论说：“黑龙江省夺取的基本经验就是：革命造反派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三结合”一说首先出于此。于是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权”变成了“三结合的夺权”。不难想象，在夺权后成立的领导机构中，三者并存，那么，在几十年官龄的大干部面前，在威风凛凛的军方头目颜下，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将置于何种地位呢？不言而喻！当然，这些都是很正常，很自然，只是毛宗派曾大肆鼓吹的，建立巴黎公社式全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堂皇高论又作何解释呢？如果说文革前的政权机构己官僚化，需要改革，那么经过毛宗派的这番改革后，已是法西斯化了！社会主义民主更远地离开了神州大地。

   除那五省市夺权“成功”外，余者皆蹶，原因何在？在这些省市中，有的是军方不与夺权者合作；有的是军方与之合作并也对反对势力实行了弹压，但得不到中央的承认。前者劳而无功，其原因自明，至于后者，为什么也不为毛宗派认可呢？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新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其主要负责人是为毛宗派放心的人物方可。山西刘格平与刘少奇是素有不合。据说当年刘少奇指示六十一人自首出狱时，唯刘格平拒绝执行并斥责之。文革前刘格平久受压抑，身为中央委员，却只位居副省长。此时起用刘格平，山西安矣。山东王效禹文革前曾任省副检察长，在本省的派系倾轧中，屡处逆境，被贬为青岛市副市长，如今起用他，必尽忠无疑。黑龙江潘复生，本曾为毛所嫌，五八年因“右倾”被解职，但其在近年表现颇能获得毛的欢心。三月十六日，中央文革对黑龙江革委会代表讲：“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上，他坚定支持左派，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当时潘复生与刘邓路线斗争比较坚决”。潘能任黑龙江革委会主任，盖源于此。至于贵州李再含，在党内根甚不深，大概由于能搞掉李井泉的得力下属贾启允也勉为凑合了。还有上海张春桥，众所周知无庸赘述。基于此理，安徽1.26夺权中，虽获军方支持，镇压了反对派，控制了局势，但毛宗派并不认可。

毛宗派所鼓吹的这一“夺权”方式，即使丢开军方介入的因素不谈，也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体制的建立，只能在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上，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条件下，通过一系列逐步进行的社会改革来实现。它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国家各级权力机构，也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可是这种毛式“夺权”呢？当时一些群众就曾私下评论：这是什么革命？明明是在抢，“手快有，手慢冇”！(冇，粤语，没有之意)谁人多势众就有，人少势弱就冇。事实的确如此。“夺权”之风一刮起，许多人，尤其是那些青年学生头脑极度发热，迫不及待地到处抢权。一种狂妄自大的权力欲象瘟疫一样感染了千千万万的人。这些在夺权中如痴如狂的人，绝大多数并没有想到具体夺权后要怎么做，怎样合理有效率地为人民使用权力，更没有做一番彻底改革社会的设想。总而言之，就是要快点去夺，大印切不可落到别人，尤其不可落到保守派手里。据说那样就会复辟资本主义。于是仓促夺权，秘密夺权，互相指责，互相詈骂，争席位，争名次，争执不休，拍桌打椅甚至挥拳动脚，煞有介事，仿佛今后省市政府机关的各级首脑就要由他们分而任之，天下就要由他们瓜而分之。

   后来张春桥曾说：“……后，我们就看到派性、自私自利、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等都出来了。当自己受压迫时，被人打成反革命时，就没有想到这些，一到夺权时，有些人私心杂念就来了，山头主义就来了。……”[注]

   其实，这一切早就应该预料到，否则还自诩什么政治家。当然，也可能毛宗派对此是有所预料的，不过他们本来就不是做民主改革，只是以夺权达到清洗的目的，因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湖北的1.26夺权，充许反映了“造反派”们的这些“主义”。

   一月下旬，武汉的“造反派”们就为“夺权”事宜频频磋商。从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接连不断地开会，会上争吵声不绝。二十三号会议上，“新华工”、“三司”等代表认为夺权时机尚未成熟，不赞成立即夺权，而“工总”、“新湖大”等认为时机已成熟。二十四号会议上，在联合范围问题上发生争吵，“二司”代表退出会场。二十五号会议上争吵尤其激烈。“工人总部”和“工造”各自要争首席。在“毛泽东思想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常委名额中，“工造”不让“二司”当常委，“二司”又不让“新湖大”当常委。“二司”还要求“工造”在汉口另行组织的武汉总司令部解散，“工造”拒绝。二十六日去夺权时，在念“夺权公告”前，“工造”又临时提出要把它属下的一些小总部也写上去，引起争吵。夺权后，二十六日晚又为具体分工管理哪些单位发生争执，而此时“二司”竟私自单独进驻省委组织部、办公厅、宣传部，还连夜打电话给<长江日报>、<湖北日报>，不准刊登“夺权公告”。二十七日“工总”、“二司”等五个组织竟宣布退出“联合总部”，并宣称1.26夺权无效。从此以“工总”、“二司”为一方，以“工造”、“三司”等为一方互相指责、攻击，而后“工总”、“二司”又发表“二.八”声明，影射攻击对方，挑起更大争端，还发生了武斗事件。

   广东1.22夺权也可算是一个典型。

   一月二十日，广州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造反派”组织“中大红旗”为首，串联八个组织(其中三个是外地驻穗联系站)商议夺权事宜。二十一日扩展到二十多个单位。其间有的组织提出夺权的大联合群众基础不够，应暂缓。立即被指责为“不革命”。二十一日夜，“中大红旗”用汽车把赵紫阳、区梦觉、张根生等人戴到中大。至二十二日清晨向赵一人宣读“夺权公告”，令其交出省委、办公室、文革办公室印章，赵当即应允。夺权即告成功。其后这个夺权的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立即受到其他未被其吸收为发起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指责和攻击。诸如“风头主义”、“山头主义”、“秘密夺权”、“和平交权”、“一夜革命”、“客厅革命”、“假夺权、真保皇”、“走资派御用工具”等等。“省革联”也把这些组织詈骂为“托派”、“新保皇派”、“第五纵队”、“反革命”等等。广州城里，大字报、大标语互相攻击，好不热闹。最后发展至“红旗工人”、“红农友”、“广医红旗”、“首都三司驻穗联系站”等七、八个组织退出“省革联”，而“省革联”为维持其声势，又从关门主义跳到降低标准随意拉单位参加其“联合委员会”。及至二月二十一日，以“广州红卫兵一司”、“三司”、“红旗工人”为首的十一个组织及一些外地“造反派”驻穗联系站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五万人的誓师大会，宣布踢开“省革联”，另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委员会(简称“省革筹”)”，分裂局面正式形成。

   安徽局面也有相似。1.26夺权后，一部分“造反派”组织说夺权夺得好，另一派群众组织说“好个屁！”。于是一派叫“好派”，另一派叫“屁派”。“好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而“屁派”则受到压制，甚至其中有的组织，有的人被打成了“反动组织”、“反革命”，被取缔、逮捕。“好派”的主要组织有“八.二七”、“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屁派”的组织主要有“八.二七革联站”、“红革委”、“工人一司”。这些组织在1.26前都是共同对安徽省委造反的。

   为什么武汉和广州最终没有形成安徽这样的局面呢？那是由于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对当时争执的双方都不感兴趣。在武汉和广州的“造反派”背后都还站着一个虎视眈眈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和“总派”(“百万雄师”四、五月份才正式组成，此时的存在形式是各单位的保守组织。广州“总派”已初步形成，但此时社会能量不大)。其后两地军区扶植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迫使武汉的“钢派”和“新派”又站在同一战壕中；广州的“红司”和“三司”派也共聚于“批陶联”的旗下。然而，形式一有好转，两者之间纷争又起。可以设想，如果武汉、广州没有那些“保守派”，那么“钢派”和“新派”，红司”和“三司”也将会兵戎相见。两派之争将出现在“造反派”之间(如安徽那样)。武汉和广州的文革史也将重写了。

   在“一月夺权”中，也有一些群众组织置身事外。原因之一是他们被“造反派”们判定为“保守”组织而遭排斥；原因之二是有的本身就没有这个要求。这些组织起初认为毛主席是号召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夺权。我们省、市的党委已完全烂掉了吗？都是为“走资派”所把持吗？看来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是他们认为应该慎重，不应匆匆忙忙地去夺。他们并感到这才是对革命严肃负责的态度。自然，持这种观点做法的大多是上一节中所谈到的那种以“政治质量较高”人为骨干的组织。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有所醒悟，因为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夺权并没有受到毛中央的否定。而且夺权还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再肯定为大方向。于是他们也行动起来了，但已是落伍者。省市夺权没有他们的份，只得悻悻然地在一边咒骂几声“秘密夺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抢夺”。而夺了权的“造反派”，则把他们骂为“臭老保”、“保皇派”。不过，在本单位，他们就当仁不让了。在许多大型工厂里，他们这类组织力量占优势。于是他们便在本单位搞夺权，把本单位的权力抓在手里。就像“十六条”下达后，他们在厂里操纵选举，把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抓在手中一样。如果有那么些不自量力的厂内“造反派”组织敢于与之争夺，那只会被他们骂个狗血淋头。夺权后，他们对当权派一般比较客气。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如果有哪些当权派与之有私人夙怨或是厂里历来宗派斗争的对立面，那一样会被他们抛在一边。

   在“夺权”浪潮中，不但所有省市都无例外，就连大多数的工商企业、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亦夺了权。难道那大量的中、下级领导也都是刘邓分子？都是“走资派”？都要加以清洗？当然不是。不过在此阶段他们少不免要当当“陪斩”犯，吃点苦头了。毛说阶级斗争不能“温良恭检让”。一场“革命”风暴到来，岂能那么仔细地先行甄别？正如毛所说的：先夺了再说。

   平民红卫兵是“一月革命”的急先锋，许多地方的夺权都是他们首先串联发动的。平民红卫兵从产生至此已走过了五个月的历程。最初它曾以反“血统论”体现其正义性，但很快就上了歧途，成为毛宗派搞清洗异己的工具。从六六年十一、二月间，他们不遗余力地丑化、攻击刘邓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起，就绑在毛宗派的战车上了。至六七年之初，他们已从昔日的少出派变成了多数派，大多数派，足以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显示其能量。为什么他们如此听从毛宗派驱使？这当然要归功于从六三年以来愈演愈烈的个人迷信，使他们对毛盲目崇拜，宗教般信仰。这也正是毛敢于发动文革的所恃之一。这一代青年人是政治上的畸形儿，你说他们没有政治头脑吗？不，他们满嘴的政治辞藻，政治术语。开口不离马列主义，闭口不离毛泽东思想。但若真的以为他们有政治头脑又大错特错了。这一代青年人就一般而言，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并无深刻的了解。他们并没有读过多少政治理论书籍，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二十岁以下数量巨大的中学生，可以说还是政治蒙童。他们绝大多数只有政治狂热，感情冲动。工农家庭出生的对毛的“朴素阶级感情”自不必说，即使是那些从“血统论”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非红五类青年(此类青年在城市中占多数)也对毛感恩涕零。莫看他们是政治蒙童，但却有强健的肌肉力量和冥顽的胆量。文革中许多声势浩大、血肉横飞的场面相当程度上是靠他们演出来的。二十岁以上的大学生的脑细胞当然要比中学生略高一筹，但他们的思想也早被毛宗派的政治欺骗宣传引入了死胡同，他们以为毛思想=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符号换成“>”符号。正如林彪后来说的：“毛主席比列宁，比马克思都要高，高得多！”他们或许看到了一点当时社会的官僚化弊病，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刘邓所实现的那一套倒是有可能使中国缓慢地向社会主义推进，而毛宗派的那一套只能使中国倒退到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他们以为刘邓等人真的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而毛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按照毛的指示去冲去斗就是正义的革命行动。这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误会，但造成这场误会究竟是谁之过呢？毛当然是祸首，但刘邓等人就没有责任吗？不要忘了，就在文革前夕，陶铸还在中南一论、再论、三论“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哩！

此外，还应该承认在大学生中有个别颇具政治野心的人。而政治野心与政治正义感是成反比的，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何助纣为虐。而且这政治野心往往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会经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在一月夺权中，这政治野心得到了相当的扩展，而政治野心的弟弟----风头主义更是控制了千千万万的的脑神经。

   [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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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二月镇压”

   

   喧嚣滑稽的“夺权”闹剧尚未落幕，一场悲剧又迫不及待地向中国大地袭来。这就是“二月镇压”。“二月镇压”的时间并不限于二月，而是从一月底就开始，直到四月初其凶焰才告收敛。

   鉴于从六六年底以来，各地都发生“造反派”组织追黑材料和追揪省市委“走资派”追到军区里的情况，中共中央于一月十四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这一通知，成了各地军方头目手中的第一张王牌。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毛在上面还作了批示：“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如果说毛把策划大规模的群众“夺权”作为清洗刘邓分子的新手段是视严肃的政治为儿戏，结果弄得一塌糊涂，那么，他继而要军队出来收拾局势更是莫大的败笔，造成了更加难以驾驭的局面。军人全面干预政治，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不过，当时他不这样做似乎又没有其他的选择。局面混乱，没有其他力量能加以控制，而且有些地方的军队已经介入了。

   军队介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那么关键是怎么在那些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中区分出哪些是“左派”组织。饱受毛泽东“阶级斗争”论灌输的军方头目，很自然地把那些由“政治质量比较高”的人为骨干的组织视为“左派”组织。

   文革前的几年间“阶级斗争”理论业已泛滥，其主要内容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用这个“观点”和“分析方法”到群众组织中去寻找左派，那自然是党员多、出身成分好的多、劳模多、积极分子多的组织是左派组织。当然也不应唯成分论，还要看政治表现。而以过去那段运动中表现来看，这些组织政策水平高，不乱冲乱撞，办事稳重，讲究方式方法。因此政治表现也是好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军队干部往往对这类组织有着天然的感情，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亲友在地方上工作，读书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一派组织。就象北京的军干子弟是“西纠”、“联动”的骨干一样，广州的军干子弟是“主义兵”的骨干，武汉的军干子弟是“三字兵”的骨干，福州的军干子弟是“东海兵”的骨干，旅大的军干子弟(海军子弟除外，因海军支持“造反派”)是“思想兵”的骨干等等。虽然这些学生组织也曾乱冲乱干过，但那是针对“四旧”，“黑五类”和闹事造反的坏人，他们对军区可有感情了。尽管“西纠”、“联动”在北京已被取缔，但那有什么关系，军方头目有什么理由不把由自己的子女--这些革命后代为骨干的学生组织列为学生组织中的“左派”呢？

   对于另一类组织，军方头目甚为厌恶。他们认为这些组织的成员政治质量低，出身比较差的人，一向表现调皮，不尊重领导的较多。对这些组织的许多做法也早已不满，例如抢黑材料，冲击党政机关，查封接管报刊，任意揪斗干部等等。他们感到这完全是胡作非为，一点政策水平也没有。并且，他们由此进而怀疑这些组织很可能是让“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了，是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向党进攻，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也可能是怀有个人野心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尤其是有些挨揪斗的地方干部是他们的老同事、老朋友、老上下级，看看他们如此遭劫，心里造就憋了一肚子气。这些干部哪里是什么“走资派”？明明是几十年的老革命。

   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一直干得得心应手的“造反派”头脑日益发热了。他们认为自己处处响应毛的号召，造反精神强，政治敏感性高，行动迅速，是当然的革命左派。军队支左就应当支持他们。然而没料到军队头目竟向他们翻白眼，他们大为光火，立即公开向军方发起谴责，严重的还发生冲击军区办公机关的事件。如福州1.26冲军区，广州2.8重军区。湖南、成都、西藏等地在二月份亦都发生此类事件。

   军区头目不是地方干部，军区大院也非同省委大楼。军方被骂，军区被冲，军队头目们岂肯罢休？恰好，“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下达两个星期后，一月二十八日又发布了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其中有提到：“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与追究。今后一律不准冲击。”这成为军方头目们手中的第二张王牌。

   开国至此，中共还没有一部“刑法”。文革以来，仅有一点法制的外壳也被敲碎。所谓“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如何裁定？裁定权在谁？裁定标准是什么？自然，在当时那样的社会形势下，裁定权在军方头目，裁定标准之一，就是对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态度了。中央军委八条说：“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这是很滑稽的。试问，哪个地区的冲击是反革命冲击，哪个地区的冲击是左派冲击？远在北京的军委自然无从评判，还得要听当地军区的汇报，而当地军方头目断无把冲击自己的组织说成是左派之理。更何况，许多地方的冲击是在二月上、中旬，即在“一. 二八”命令之后。“一.二八”命令已下令“今后一律不准冲击”，而这些组织置军委命令于不顾，悍然继续包围、冲击军区，还能不是反革命行为？于是早已对“造反派”反感、憎恶的军方出师有名地进行镇压了。当然他们大多在动手前夜向中央军委进行过汇报、请示，并得到同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此后有一些“造反派”把矛头断断续续地指向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的原因。据说此时是他们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因而有了“二月镇压”的后台之嫌。其实即使是中央文革在这段时间也讲了些对“造反派”很不利的话。二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在接见“三司”驻外地联络站的代表说：“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

   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对学生的“二司”、“三司”、“三新”和“工造”也施以压制。

   广州军区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中大红旗”、学生“三司”、工人“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后改名“工联”)“珠影东方红”等。

   成都军区把“工人造反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川大“八.二六”。

   湖南省军区把“湘江风雪”打成反革命组织。

   河南省军区把“二.七公社”属下的一些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

   福州军区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委会”、“红九.二”等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

   安徽省军区把合肥“红卫军” 打成反革命组织。压制“八.二革联站”、“红革会”、“工人一司”、“三司”(安徽两派系“造反派”分裂而成)。

   新疆压制“红二司”、“联工总司”等等。

   对“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其具体惩处方式是取缔组织，逮捕头头，一般成员亦须登记写检查。如武汉于三月十七日深夜一时全市统一行动，逮捕“工总”骨干分子千余人。被压制的组织则遭到猛烈的谴责与围攻。在巨大的压力下，许多尚未被作为“反动组织”取缔的“造反派”组织也濒于瓦解和半瓦解。一些成员纷纷声明退出。一些骨干分子纷纷写出“向毛主席请罪书”。还有一些缄默下来。瓦解得最利害的是职员中的组织，工人组织次之，学生组织瓦解的程度较低，“造反派”的活动转入低潮。

   在这场镇压之中，尤为血腥的是新疆和青海。

    新疆石河子1.26惨案中，新疆军区独立团和由军方操纵的保守组织“八一野战军”，一起包围造反派集中的石河子市，真枪实弹地进行残杀，造反派死伤数百。

   青海2.23惨案中，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调动军队包围对“青海日报”进行夺权的“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围攻达十天之久，于二月二十三日下令军队向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三百多人，连十几岁的女学生也不能幸免。事后还逮捕近万人。历史上无论是军阀制造的3.18惨案，外国殖民者制造的6.23惨案，还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12.9运动都远不能与之相比。

   “二月镇压”，凶手是各地军方，但根子在一系列的社会症结。军方实行镇压的思想理论基础系来源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而镇压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又正是由于法制荡然无存。

   如果说湖南“湘江风雷”是由于其猛烈的“造反”行动使军方必欲制服外，那么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则完全是军方的暴戾之举了。因为从它成立至此，无论在声势上，能量上都绝对不能与湖南“湘江风雷”相比。它在广州根本没有什么激烈的行动。然而，既要搞“阶级斗争”、搞镇压就要有靶子，有牺牲品。把学生组织打成“反革命”不方便，只能在工人组织中寻找(职员组织一般都较小)。当时黑龙江省军区在镇压中把一个名叫“荣复军”的保守组织取缔了。中央也把一个叫“中国工农红旗军”的组织取缔了。这两个组织都是以复员退伍军人为骨干的。中央已有明令，复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这一明令是有其考虑的。复退军人受过军事训练，一旦对他们驾驭不住，会造成极大威胁。于是广州这个起初以复退军人为骨干的“造反”组织，便恰到好处地被广州军区选中送上了审判台。

   从建国之初开始，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这些政治运动往往都贯穿有两个法则，一是上挂下联，二是水中无鱼虾为大。广州“八一战斗兵团”之遭劫也是这法则下的产物。三反运动中，中央捉到了大老虎，地方机关亦应抓到中、小老虎。反“右”运动中，中央抓出大右派，各地各级单位亦应抓出中、小右派。六六年第二次“反右”运动中，中央揪出吴晗、邓拓，各单位也要揪出小吴晗、小邓拓。抓不出，降低标志也要抓几个出来交帐。否则责难就会接踵而来：难道你们这里就是清水衙门？难道你们这里没有“阶级斗争”？弄不好，戴上顶“右倾”帽子是最轻的。

   实际上，“二月镇压”中央也是主角。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并于二月二十四日由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出面捕人。被取缔的组织有九个。(参看上一节[注])全国性组织有夺中央之嫌，故必须取缔之而后安。正是由于中央也在大搞取缔，各地军方才更放心大胆地干了。

   除“二月镇压”外还有“二月逆流”一说。照造反派们后来的说法是，“二月逆流”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首先挑起的。一月十七日谭震林、江一真(农业部代部长)在农林口操纵保守组织“农红总”搞了“假夺权”。又于二月初指使保守组织攻击“农革联”和农大“东方红”。继而把一些造反派组织打成“黑组织”、“反动组织”，令其解散，并将其一些成员打成“右派”、“政治扒手”、“黑手”，进行批斗。接著江一真等一批当权派便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谭震林的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一些中央机关部门和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部效仿，于是一股方向与前一阶段造反夺权迥然相异的风吹将起来，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之所以“逆”得起来，自然不光是谭震林一人的力量。从六六年十一月以来的混乱局面已激起一些中央领导干部（如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的不满，尤其是到处揪斗干部、夺权的作法更使他们忧心愤慨。于是在一些会议上，他们正面向中央文革提出异议，双方发生了争执。他们的抗争也起了些作用，中央文革一些人出面批评造反派“揪斗”“走资派”的行为。连毛也说：“现在到处都写着‘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

   二月二十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说：“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极少数。”这一有利的形势促使了谭在农林口有所行动。

   显然，这些中央高级领导人对毛的一些做法是不赞同的。但他们对毛一直采取迁就的态度，一方面明哲保身，一方面巴望着毛在发泄够了以后会适可而止。然而他们失望了。毛的做法愈来愈荒谬绝伦不可理喻，于是他们起而抗争了。自然，他们不可能直接对毛犯颜死谏，而只是对毛的工作班子----中央文革申述歧见。可叹中共革命几十年，无数先烈慷慨捐躯，到头来弄出一个比封建制度更专制的局面来！然而，他们对此就没有责任吗？

   “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在造反派们看来是一回事。为此他们把武汉搞镇反的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称为“武谭”(意即武汉的潭震林) 。把广州搞镇压的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称为“广谭”(意即广州的潭震林)。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程度不同。谭震林等搞“二月逆流”没有抓人更没有杀人，而军方搞“二月镇压”则大量抓人甚至还杀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谭的个人性格就一定比军方头目仁慈，他是副总理而不是军区司令。还应看到“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压”既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从属关系。没有谭震林在农林口搞“二月逆流”，各地军方也一样会在当地搞“二月镇反”，反之亦然。但是它们之间又有一个相同的思想基调--对“造反派”的否定。

   “二月镇压”毫无疑问是一场法西斯暴行，那么对“二月逆流”又应作何评价呢？毛以“夺权”方式实行政治清洗，动机和手段都是卑鄙的，但谭震林以“二月逆流”的方式予以反击是否又是正义的呢？回答是否定的。

   建国以来，一开始道路就有所偏斜。“镇反”、“肃反”扩大化。“三反运动”逼供信，批“武训传”、批俞平伯，首开文化专制主义的先声。批胡风，硬把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打成“反党集团”，其罪证不过是若干往来书信和一篇三十万言关于文艺的公开上书。然而，事情如果就此为止尚可回转。不期五七年又发生“反右”惨剧，几十万知识分子无辜遭荼毒，从此党外文化人噤若寒蝉。六二、六三年略有转机，但可惜昙花一现。及至六四、六五年后“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的高论甚嚣尘上，个人迷信日益盛行。随著意识形态上的专制主义得势，政治上的官僚体制也日趋形成。

   “造反派”们的造反，夺权，一时打乱了这个官僚体制， 那么是否也可算一个革命呢？不可以！真正的革命是既有破坏又有建设。“造反派”们的行动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固然他们夺权后若遵照毛的意旨接着搞“三结合”，成立革委会，那又会建立起一套政权机构。但这不是建设，是复旧。是把一个打烂了的瓦盆子重新找些土捏起来，而不是创造出质地完全不同的搪磁盆，钢精盆。

   谭震林也是在找些土把那些打烂了的瓦盆子捏起来。不过在他看来，这土应由我来找，这盆应让我捏。何需尔等妄自尊大，实则一文不名的“造反派”来过问？上尊下卑的伦理秩序岂容颠倒？因而谭震林的行动也不是创新，不是革命。

   “二月逆流”的成功使中央一些机关部门大体恢复了原有秩序。一批中央级干部恢复了职权。“二月镇反”的奏效使地方军队头目更深地介入了地方政治。除那五个省市外，其余夺权的省市统统没能成立革委会。尽管军队的介入使矛盾更为复杂，但毛宗派此时也只得因势利导，指令各省市成立军管会。因为没有政府是不堪设想的。军管会里设若干管理当地政事的机构。自然，军管会首领必由当地军方头目担任，也吸收若干原省市委的地方干部充当次要角色。

   二月中旬，毛数次接见张春桥、姚文元，一再提出“三结合”之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把毛的意图普告四方，阐明军方参政的必要性。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在这篇社论中除继续强调：在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者缺一不可。并强调：“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为一，甚至千方百计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拉进来。”这些语句显然反映出毛宗派的某些担心和忧虑。三月二十三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把军队捧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靠山”。至此军方在“临时权力机构”中的优越地位业已确定。

   毛宗派对军方如此垂青，大大刺激了军方头目们的权力胃口和政治野心，他们兴致勃勃地筹办军管会，过去是党指挥枪，而今在地方上则是枪指挥党了。身为军管会主任的军方头目大权在握，地方干部中哪些可以起用，主要由他们拍板定案。随着“二月镇压”的奏效和三月军管的实行，社会纷乱的局面趋向稳定。曾“寻衅滋事”的造反派组织有的瓦解了，有的瘫痪了。其头头、骨干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批斗。一般成员也消沉沮丧，诚惶诚恐，即使少数刚强者心中不服，但也不敢有所动作。“保守组织”则兴高采烈，洋洋得意。一些曾在去年八、九月份保过省市委而垮台的原始老保也改头换面地恢复其组织，换上红色造反之类的旗号，以左派自居。他们高叫自己过去“保对了”，因为有些原省市委的书记参加了军管会的工作。几个月来，他们受够了窝囊气，被“造反派”歧视、冷嘲热讽，这回他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而且还要加倍奉还。他们声色俱厉地批判“造反派”骨干分子，将其头头扭送军管会、公安局。几个月的风云变幻曾使他们大惑不解：怎么毛主席，党中央会允许那些政治质量差，不三不四的人胡作非为，而冷落我们这些根正苗红、政治上一贯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然而现在总算真相大白了。以前的一切不过是运动发展中一个阶段上的表面现象而已。你看，现在毛主席党中央不是信任解放军吗？而解放军又不是信任依靠我们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群众吗？以前那些造反的家伙趾高气扬，胆大妄为，现在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十六条”不是说明运动后期要处理那些群众中真正的右派分子吗？嘿，现在应验了！

   那些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日，在夺权中遭到“造反派”排斥而终于坚持下来的“保守组织”如今更是得意如狂、不可一世了。在“造反派”攻击军区时，他们曾挺身而出维护之。现在，军方头目理所当然地把“左派”的桂冠戴到他们的头上。此两者之间，互相标榜吹捧，一下子打得火热。

   “保守派”是听话和守纪律的。他们在完成协同军方围剿“造反派”的大业后，就秩序井然地回到本单位。军方派出大量人员到一部分地方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和大、中型工矿、交通、商业、企业当军代表。由这些军代表主持筹备建立本单位“三结合”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临时领导班子。军代表来到后大都很自然跟本单位目前正行时的“保守组织”汇合起来，并共同挑选进入“三结合”班子的干部。此时各机关，各单位都有许多干部出来“亮相”。《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些社论给这些干部吃了定心丸。他们曾经对毛的中央十分埋怨。怎么如此纵容那些刁民肆意妄为？怎么把我们这些处处维护党的干部推向此等狼狈的境地？不过今天这场噩梦总算过去了。社论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文化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干部。有错误，承认了，改正了，就可以来工作等等。社论号召他们到群众中去“亮相”，取得群众的谅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亮相”的具体程序大多是这样的：先由本单位能控制局势的群众组织或群众组织的联合体与可以站出来的当权派商议妥当。如果本单位有军代表的话，当然此商议由军代表主持，然后召集一个本单位群众大会，由当权派或当权派们上台发言，检查自己曾受到刘修思想的影响，没有突出政治，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经文化革命风雨的考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认真加以改正，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云云。接着便是群众组织负责人上台发言表示欢迎。若有军代表则当然由他率先上台表态。于是这个当权派便算是经过“亮相”“站出来”了。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在“三结合”的临时领导班子中居主要席位。这一阶段，在一般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事业单位里的军代表还没有在地方单位就任正式职务。

   并不是所有的当权派都如此幸运，有相当一批干部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里淋成了落汤鸡。没有人请他们出来“亮相”，甚至不让他们“亮相”。他们站不出来，被人们冷酷地扔在角落里。

   除个别省份外，省委第一书记都成为众矢之的。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那么各省也必须有一个省里最大的“走资派”。这是政治运动的逻辑，而这顶“黑冠”自然是非省委第一书记莫属了。并且还会有一些副书记、常委们作陪，因为党中央里揪出来的走资派也远不止刘一人。还有一个奥妙是，军方头目当然愿在从前那些书记常委中保举几个次要角色来跟自己搭档。如果让省委第一、二把手出来了，那自己坐在什么位置呢？省会级大城市，专区级中等城市情况也大致如此。搞“阶级斗争”总得有一些政治牺牲品。

   在基层单位里，除了这一因素外，私人恩怨和宗派情绪亦发挥作用。基层单位也有些领导干部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站出来”，如：被揭发出有政历出身问题，或大量“三反”言论（这往往是夸大事实，歪曲原意，无限上纲得来的）。他们被作为审查对象挂起来，一时没有哪个群众组织敢于冒风险去保他们。此外还有些干部恰好跟本单位有势力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久存私怨，或跟这些群众组织全力要保的另一当权派素有宗派争夺，于是他们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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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派争--“造反派”得势
   军管以后，运动已呈行将收尾的形态，秩序日渐恢复往常。然而，如幽静的湖面卷起了波涛，如沉闷的旷野刮起了疾风，运动又异峰突起了。

   四月一日，“中共中央中发[六七]117号”文件公布。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四月六日，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三月二十一日下达），“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三月二十七日下达）也广为传抄、张贴。

   117号文件说，“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向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辑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击国防部，中央和中央军委并没有责备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分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区分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用解放初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用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对于犯了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四月二日的社论对“革命小将”大加赞扬。声称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四月十日的军委十条命令强调军队要爱民。关于“青海问题”和“安徽问题”的两个决定则是以上理论的具体运用。

   “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称：“立即停止以对‘一.二六’的态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错误宣传。”“因为对‘一.二六’夺权有不同意见被捕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八．二七’、‘八．二七革联站’、‘红革会’、‘工人造反联合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组织，这些组织都要整风……不准打、砸、抢、抄、抓，不准武斗。”

   “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青海二.二三事件是反革命政变，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篡夺了军权，出动军队对青海‘八．一八’等革命派进行残酷的镇压。”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一律予以平反释放。赵永夫立即拘押受审。其他几名协助赵永夫的团级军官张晓川等也隔离审查。

   几天之间，形势发生爆炸性的变化，被压的群众组织迅速复苏了。这几个文件以神奇的速度传抄、张贴。人民群众从窃窃私语到大声议论。“什么，这是真的？会不会是谣传？”“是真的！是真的！千真万确的中央文件！”啊！人们阴沉的脸色绽开了微笑，社会上沉闷窒息的空气被一股清新的疾风振荡。终于又是青少年学生首先出现在街头。他们刷出大标语“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毛主席又一次解放我们了”。在他们后面，工人造反派组织、职员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恢复起来。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寒冬即将消逝，铅幕般的天空被暖流撕开，露出瑰丽的蔚蓝色。人们欢欣，人们激动，感情丰富的人流出了眼泪。啊！毛主席，毛主席，您真是英明伟大，您真是我们的红司令。有些学校的学生，一夜之间全部戴上了袖章，第二天便开进城里，高唱语录歌，列着整齐的方队游行示威去了。

   四月的风云突变使运动产生逆转，但不是就此转向正常，而是有如失事的飞机更深地陷入螺旋式下坠，一直要坠到无底的沼泽中。

   几个文件的下达，使受压的“造反派”无限感激，而这种感激在那个年代就无可避免地化成个人崇拜。一个社会不讲民主，没有法制，只靠个别人的“英明”是不可能平衡的。军人的“二月镇压”极不得人心，不但受压组织的成员百分之百地反感和仇恨，即使是另一派组织占多数的普通成员也不称道。报复，乃是人类重要的感情要素。在正常的社会里，它除了受着人类理智的控制外，还受到社会法制的制约。然而，一旦人类处于感情代替理智，而法制又荡然无存的情形下，报复心理中合理的部分不能得到应有的满足，那将激起更大的仇恨，导致出种种非常的举动，从而给人类自己带来无限的灾难。当时的中国正是这样的情形。

   一大批受压的“造反派”组织重新打出他们的旗帜后，第一个行动理所当然地把矛头指向军方。他们宣称自己是无限忠于毛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方对他们的镇压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求军方立即执行117号文件，立即给他们平反，向他们道歉，释放被抓去的战友。有些地方还指责军方支持了“保守派”，压了“造反派”，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甚至宣称本地军队里也有赵永夫式的人物。

   面对这种情况，军方一时颇感被动，但旋即又镇定下来。因为他们很快洞悉，毛的中央并不会把他们怎么样。尽管他们搞的“二月镇压”远比去年六、七月份地方干部执行的“资反线”要厉害得多，但一般都没有受到什么责罚。他们心里明白，这是由于他们手中有枪杆子。自从六三年以来，毛就号召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可比那些地方上的当权派神圣多了。

   要威严十足的军方头目认错，谈何容易！象青海、安徽那样中央直接下了文件的地方倒还好办。青海赵永夫在搞镇压时夺了正司令刘贤权的兵权，现由刘出面收拾他，当然颇为顺当。安徽则调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筠去主持，事情也办。然而其他许多地方，如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一些省市，就比较棘手了。这些地方的镇压远不及青海残酷，目前还没有下专门的文件，军方便可多方狡辩，对“造反派”的叫喊投以蔑视的眼光。于是这更激起了“造反派”的愤慨，双方对立情绪更加严重。

   在新的形势下，“造反派”的组织不但迅速恢复而且壮大了，于是他们对军方的顽固态度除了著文谴责外，还敢于采取行动。如为了争取释放被捕的战友，五月初，河南和广州的造反派都进行了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造反派”，不甘示弱的军方自然要认真加以对付。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军方都普遍效仿北京城里的谭震林，扶植操纵“保守派”来抵挡“造反派”的锋芒。古时候，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擅长以夷制夷。现军方头目则大搞以民制民。当然，毛是精于此术的老行家。在这方面，他和军方可算有师徒之谊。“保守派”对于军方的支持自然非常乐意接受。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是不可消逝的。现在有了军方的支持，他们腰杆子硬了，感到胜券在手了。军方称赞他们组织纯、有政策水平，更使他们飘飘然，甜滋滋。为军方效力更起劲了。

   在湖北，军方扶植“百万雄师”，在广州支持“总派”，在河南支持“八大总部”、“公安公社”，在湖南支持“红色怒火”、“高司”，在新疆支持“一司”等等。让这些“保守组织”站在第一线与“造反派”对抗。于是在社会纷争中又多了一项内容：“造反派”与“保守派”互斗。“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每一个行动都进行干扰、谩骂、讥讽。如“造反派”集会，他们在会场附近装个大喇叭播语录歌；“造反派”游行，他们集合起来挡道；“造反派”写标语指责军区犯了错误，他们在旁边贴上一条“解放军万岁”、“军管成绩辉煌”；“造反派”进行绝食斗争，他们说：“绝食只能触及肚皮，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想向解放军施加压力，饿死活该！”气急败坏的造反派於是回嘴大骂他们“老保”，“臭老保”，“铁杆老保”，“过去保黑省委，现在保军区里的坏人”。保守派反唇相讥：“解放军就是好，我们保定了。”

   究竟毛宗派在三月底，开始转动运动的舵盘时有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类情况，我们不必去猜测，但可以推断：他们之所以要转动舵盘是有其苦衷的。既然去年六、七月份刘邓指挥工作组和各单位党委抓“右派”被毛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现在军队尊毛之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搞镇压又算什么呢？这一点毛无论如何要加以洗刷。这就是他在“117”文件中所说：“许多外地学生冲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学生冲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责备他们，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刘邓等人还未“批臭”、“斗倒”，省市级干部里还有一些刘邓分子未被彻底揪出。如果对“二月镇压”认可，那群众运动会就此告终，清洗大业也就半途而废。因此群众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能让他们倒下去。《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的那一段话（见上一节）正是反映了这种心情。如果说“造反派”响应毛的“伟大号召”搞“一月夺权”并无正义可言，那么此时对军方的谴责和斗争则是正义的，因为这是群众反法西斯行径的斗争。然而毛却又对此颇伤脑筋。四月二十三日，毛在一个四川报告的批示上说：“现在另一种思潮又来了，那里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群众和军队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军队与刘邓渊源不深，而且对这些手握兵权的人务必要审慎。拉拢、安抚是毛的既定政策。仅仅是对象廖汉生、杨勇那样很少数极不放心的人才动手术刀。而今“造反派”激烈攻击军方，与毛的想法确实大相径庭。然而讨厌的是现在不便立即去斥责“造反派”，只得好言规劝，对“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并希望他们都能“走上正轨”。然而，糟糕的是，刚愎自用的军方和执拗倔强的“造反派”，都不体恤他用心之良苦，你来我往地斗个不休。群众从这次反复中获得了胆量。军方倒也是“有了经验”，他们纷纷去扶植“保守派”打头阵了。

   文化革命的派别斗争开其端倪于六六年九、十月份，明朗于六七年“一月夺权”，激烈于六七年四月以后。从此，派别之争成为文化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很有必要细致地分析一下。

把文革中的两派称之为“拥毛派”和“反毛派”，或“拥刘派”和“反刘派”，是十分荒谬的。除了“联动”和其他少数组织中的个别人公开宣称拥刘外，没有任何一派宣称过拥刘反毛。也许会有人说这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并非如此。确实，骨子里并非全部“拥毛反刘”。其中有一些（主要是在成年的工人、职员中）既无所谓反毛，也无所谓反刘，甚至个别是既反刘又反毛。这一结论在我们充分进行研究后便可确认。另外把两派之争统统说成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之争，也欠全面。因为象安徽的“好派”与“屁派”；云南的“八．二三”派和“炮兵团”派；四川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红成派”和“八．二六”派之类，你就很难说其中哪一派是保守派，起码也不典型。而湖北的“钢” 与“百万雄师”，广东的“旗派”和“总派”，则又是典型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了。

   好吧，让我们来认真地剖析一下这沸沸扬扬的派性斗争。

   社会上两派的基础在各单位。换言之，社会上大组织的细胞是散布于各学校、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工矿、交通、商业企业中的小组织。前面我们曾经谈过，在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时，立即出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这是文革中派性产生的基因。

   如前所述，在工人、职员成立组织时，那些“政治质量” 较高的人很自然地聚在一起了。这种组织就是“保守组织”。他们是“保刘”吗？不是！是保既有的社会秩序。其由为何？因为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工作上受到培养重用，生活待遇得到种种照顾。而且他们当然还会认为这个社会秩序的最高代表者是毛而不是刘。这也不光是他们的看法。多年来的政治宣传，早已使全中国人民都无一例外地熟知毛是全党全国全军的最高领袖。多年来，他们受过党长期的思想教育。他们之中很多人就是党政干部，而各单位的政工部门就是毛亲自建议设立的。党教育他们：党性、党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党的领导具体体现于各地区的党组织。他们之中较早参加工作的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恶毒手法之一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即表面上宣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中央，但具体上却对本地区、本单位党组织、党的领导人进行种种“诽谤”、“攻击”。他们从“坚定的党的原则”出发，很自然地在六六年八、九月份挺身而出，对社会上少数学生搞的炮轰省市委的风潮予以反击。他们感到这一小撮家伙的狂妄行为不就是当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再现吗？一面高喊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一面要把省市委搞垮，那岂不是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架空了？党的领导岂不是就化为乌有了？这是什么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反党。毛主席根本就没有说过我们这里的省市委是走资派，岂能乱揪一气？他们的义正辞严颇感染了一些老工人。于是在他们奋起反击闹事的学生时，支持者颇多，声势颇壮。有些地方还由他们为骨干成立了保省市委的工人赤卫队、赤卫军之类的组织。

   当然，随著形势的发展，他们的思想还是有所变迁的。他们逐渐体会到这次运动与以前的确不同，也只得相机处之。后来他们不再去保省市委了。一些地方成立的赤卫队、赤卫军之类的组织也散摊了。他们也起来批“资反线”，当然批得很别扭，因为前不久他们还是当权派执行“资反线”时的依靠力量哩！他们看不惯那些在批判中态度激烈的少数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有的是一向对领导不满，现在乘机出气，泄私愤。有的是乘机否定自己的错误。他们想，难道你们被揭发的问题都是假的？难道你们的思想行为就很乾净？呸！六六年十一、二月份，形势急转直下。他们也顺应潮流在单位里拉起旗帜，成立了群众组织。这类“保守组织”在工厂里与在机关、事业单位里命运大有不同。工厂里，尤其是那些大工厂里“保守组织”大多十分稳定，势力很大。这是由于大工厂里的旧秩序的统治力量十分强大，从厂党委办公室、政治处、保卫科到工、青、妇的干事，再到各车间主任，各工段长、班组长大多都参加到这一组织中，那一般工人岂能不随大流？这些政工、保卫干事、车间班组领导在群众中是有号召力、有“威信”的（其实这不是民主制度下的威信，而是封建制度下的权势），一般工人都俯首听命。如果有人胆敢逆忤，那是很可怕的，将面临势力浩大的对立面，而且会受到种种惩治。把你调到一个糟糕的工种去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工人总是占大多数，如果工人敢于行动起来，局面就会改观。有少数大工厂里也确实如此。但就多数而言，一般工人思想不敏感，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工人的文化水平大多很低，赚钱养家过日子是许多工人的处世哲学，对社会现存秩序也逆来顺受地过惯了，因此较难出现多数工人自发行动起来的局面。这就是形成了保守组织由少数骨干分子裹胁着大量普通工人而形成虚假的多数局面。

   在中小工厂，尤其是小型工厂里情况就大为不同。这些工厂里官僚机构少，政工、保卫、青、工、妇的专职干事不多。厂长、书记的级别也不高。譬如在一个两千人的工厂里，有五十个工人敢于起来闹事，那他们将面临拥有一千多人的对立面，而且厂长、书记往往会是个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手下有一大班人马保驾。而在一个两百人的小厂里，那对立派可能就只有一百多人。厂长、书记大概也只是个没有什么资历的二十级干部，手下虾兵蟹将为数不多，因此“保守派”相对弱小。在这种情况下，造反者要发难起事就容易多了。

   机关、事业文艺单位里，“保守组织”的境况与小型工厂里的相似，甚至往往更糟。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有一定文化的职。每个人都有其观点、想法，并且政治敏感性较高，会见风使舵。职员们很快就领悟到这场运动来势不同，因此在十一、二月间单位成立组织时那些过去十分吃香的政工、保卫人员，积极分子们对他们没有什么号召力。故此，职员中真正的“保守组织”力量甚弱。不过，知识分子的行动往往又十分审慎，对社会上的争执不轻易表态参与。从这一角度看，职员组织的保守性又较强。另外，工厂里的职员跟机关、事业、文艺单位里的职员有明显的不同，前者大多参加“保守派” 。因为工厂里的职员平日接近领导，得利益较一般工人多，因此他们大多都倾向维护工厂里的现存社会秩序，尤以行政职员最甚，技术职员次之。这是由于没有技术专长的行政职员对领导有更大的依附性。

   学生中“保守派”组织历史最为悠久。这就是我们早已熟悉了的“红五类”红卫兵。然而它的变迁也最大。到六七年一月夺权后已十分衰落，没有什么社会能量了。

   工人、职员中的“保守派”骨干分子之所以要“保”，是基于他们自身的既得利益。那么，学生中的又是基于什么呢？校园里没有什么工种问题、工资问题、奖金问题、宿舍分配问题、生活补助问题等等。即没有既得利益的冲突，有的只是社会等级---出身成份的差别。“红五类”红卫兵也正是凭藉“血统论”起家，而在“血统论”失势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走了下坡路。除了少数高干子弟怀著他们被刺伤了的出身优越感而顽固地坚守那残壁颓垣外，大多数的工农子弟都分化出来了。年青人的感情冲动和对毛的崇拜使他们投入到学生“造反派”的营垒中。还有些学校中久任学生会、团组织干部的学生始终跟那些在学校里一向默默无闻而今威风十足、叱吒风云的“造反派”同学合不来，但他们也不与典型的“保守派”为伍，自己另行成立组织。这类组织对社会上的派性斗争不大关心。他们往往以全力批“刘修”及批斗本地区走资派来显示其革命性和善于掌握大方向的政治质量。然而这类组织在“造反派”看来依然是“保”字号，或者斥为“机会主义” 。

   农民里的组织成立最迟，大约在“一月夺权”前后。但农民的“保守组织”却在“保守派”中势力最大最稳定。这里有一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几乎全部的农民“保守派”组织都不是由农民自发成立，而是由各级领导人员去组织的。如果说工人“保守组织”的骨干是一些“政治质量”高的既得利益者，那么农民“保守组织”的骨干则乾脆由各级农村干部去充当。如果说工人文化水平低，政治上不敏感，那么几乎全是文盲半文盲的农民则毫无政治敏感，只知盲从。随著形势的发展，各级书记、社长、队长不宜直接出面任头头，于是由人武部部长、民兵营营长、贫协主任之类出任。农村的特点是清一色。即这个村子里队长、书记参加了哪一派，那么全村的人基本也参加了这一派。

   “公、检、法”属于机关，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党政机关，更不同于事业、企业机关，它是专政机关，拥有惩治人的大权，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柱。它里面的工作人员可以说全部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政治质量”高的人。党员比例、“红五类”出身的比例远较一般机关高。解放以来，“公、检、法”经过几次清洗，把旧警察、出身不好者、或出身成份虽好但调皮的家伙全都调出，再从解放军里转业一批到里面去。“公、检、法”工作人员有明显的优越感，他们威严凛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人民的对立面。毛的“阶级斗争”论对他们毒害甚大，他们一刻不疏地对人民虎视眈眈。看看有没有胆敢破坏现存社会秩序者，一旦发现，就狠狠地扑将过去。打击政治犯比打击刑事犯历来是更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他们习惯于看到别人循规蹈矩，俯首贴耳。习惯于对人民吆喝训斥，而憎于看到人民有擅自行动。由于他们是准军事单位，上下级的关系也远比一般机关严格。这些因素迭加起来，便使“公、检、法”里“保守”势力占了极大优势。而且在对“造反派”的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二月镇压”时，他们是军方得力的臂膀。正如谢富治在六七年八月七日的讲话中所说的：“整个公安系统真正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少数。一直到今天为止，支持保守派的是多数。或者在革命派的两大派中他支持比较毛病多的，革命性弱的，欺压革命性强的一派。”

   不过，“公、检、法”工作人员的头脑还是较灵敏的。不久他们也意识到这次运动与以往的不大相同，中央对群众的一些行动有跟以前迥然不同的态度，老皇历不大合用了。而且他们的地位也不及以往吃香。“公、检、法”中一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头面人物均已垮台。毛的中央显然对“公、检、法”不大信任。这促使他们的组织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人表现出强烈的投机性，在“造反派”得势时，他们往往会作点姿态，靠拢过去，但形势一旦转变，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毫不犹豫地倒戈。

现在我们来看看“造反派”的情况。

   工人“造反派”组织出现于六六年十一、二月份批“资反线”的高潮中。如前所述，其成员大多数是“政治质量”不大高的人。也是既有社会秩序的不得利益者。在一个单位里，如果以领受过当权派种种恩惠的高政治质量者为骨干的组织可称为“甜头派”的话，那么以他们这些一向受当权派冷遇、薄待的人所组成的组织则可称之为“苦头派”。这些组织往往首先在中小型工厂，尤其是在小型工厂里冲开缺口。其成员里青年工人比重较“保守组织”大。道理很简单，起来跟有后台的“保守组织”作对是需要胆量的，青年人当然比中老年人胆大刚勇。

   “造反派”组织的初创阶段，兵少而精，因为它的参加者都有其动机原由。驯良怕事的工人是不会加入他们的组织的。因此他们里面较少挂名的成员，骨干分子比重大。他们的能量是不能单纯以其人数的多少来衡量的。“一月夺权”中，有些工人造反派组织参加了社会上的夺权，有些还没有来得及参加。然而无论参加与否都在“二月镇压”中受到打击，只是程度不同。在本单位，他们能搞夺权的不多。“二月镇压”使工人造反派组织发生了相当程度的瓦解。但在四、五月份后迅速地发展起来，当然这一来也出现了一些挂名成员，而且在一些“保守势力”强大的大型工厂里。他们仍然不能占优势。

   机关、事业单位里的职员“造反派”组织各方面都类似工人“造反派”组织，但如前所述，出于知识分子的审慎，这些组织在社会上的行动稳重迟缓，却对本单位的夺权颇为积极。而这就招致他们在“二月镇压”中照样受到压制，濒于瓦解。四、五月份后，他们的组织得以恢复和发展，并且比较坚决地投入社会了。

   学生的“造反派”组织我们早已熟悉，它是由六六年八、九月份业已出现的“平民红卫兵”发展而来，至十一、二月份已在学校中占了优势，而在“一月夺权”中更是叱吒风云，纵横驰骋。前面谈到学生的“保守派”极度衰败的原因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学生“造反派”的迅速兴起。学生“造反派”组织在校内是没有多少事可以做的，校党委或支部早已垮台，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书记、校长们早已被斗倒斗臭，于是他们便把那旺盛的精力几乎全用于投入社会。他们四处串联，扶植某些在学校中势力不大的“造反派” 学生组织。到一些工厂去发动工人成立“造反派”组织，协助厂际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并投入社会。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掀起“炮轰”浪潮。他们还写大字报，出印刷品，攻击刘邓，揭露所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状况，为毛大唱赞歌。“一月夺权”中他们是发动者。“二月镇压”中他们当然受压制，但他们的队伍大多并没有瓦解，只是暂时停止了活动。“四．一”以后，他们立即重振旗鼓，东山再起，军威大振

   农民的“造反派”组织为数不多，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其之所以如此大约有两种来由。一是在某些“造反派”占优势的城镇郊区由一些农民自发成立，其骨干成员多为略有文化的青年农民。二是由一些“造反派”学生(平民红卫兵)到农村去游说，策动成立。前一种可算是确实的“造反派”，有各种比较具体的反既有社会秩序的“造反”行动，例如批当权派，配合城市里的“造反派”的某些重大行动。后一种“造反派”组织情况比较复杂。他们赞同城里“造反派”的观点，但行动上并不十分配合。这些组织往往是整村整队地参加（当然不会吸收四类分子），生产队长就是头头。而这些队长之所以肯把自己的部下悉数拉入“造反派”，除首功于学生的游说策动外，往往还由于他们跟公社一级的当权派素有矛盾，或与周围的农民“保守组织”一向有地域、宗派纠纷。因此，这种农民“造反派”组织就其质地而言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造反派”。这种组织在本村可以控制局势，但就整个农村而言，他们的力量还是很弱小的。

   “公、检、法”机关中的“造反派”组织出现得最迟。一般在六七年四月以后，少数在“一月夺权”之前。其力量弱小。它的产生往往跟机关内部派别倾轧，争权夺利有关。敢于参加“造反”的人以后大多数受到惩罚。

   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的基层单位里都必然会出现典型的“保守组织”和典型的“造反派”组织，即“甜头派”和“苦头派”。两者之间营垒分明，同仇敌忾，当然往往还有些组织，其成员由于没有尝过什么甜头，也没有吃过什么苦头，或出于审慎，持重而态度暧昧游离。不过这类组织起的作用不大，而且终究在某一关键时刻倒向某一方。

   然而社会上的“造反派”和单位内的“造反派”，社会上的“保守派”和单位内的“保守派”却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位内的“苦头派”投入社会时理所当然地参加到“造反派”联合组织中，同理，“甜头派”亦然。但也有少数相反的情形，而且并非罕见。在有的中小型工厂里，一些勇敢分子比较早就发难了，他们向当权派发起攻击，怒斥当权派一向专横跋扈，对工人苛刻冷酷。这些勇敢分子成立的无疑是“造反派”组织。但由于它成立得太早，并急于投入社会，而那时社会上的“造反派”联合体尚未出现，或虽已出现，但影响小。因此它就投入到“保守”组织的联合体中，而且那时这联合体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其“保守”性。与此相反的是，有些单位内的“保守组织”迟迟不介入社会。后来当社会上“造反派”已明显占优势时，它为了借社会上“造反派”的声威来加强自己在本单位的地位而投入到“造反派”的营垒中。以至有的单位内，“甜头派”和“苦头派”都挂著社会上“造反派”的牌子互斗。以上所述的情况又往往为日后两派的分化和倒戈埋下伏笔。

   社会是复杂的，产生挂错号，站错队的原因当然不仅如此，但特殊原由，难以一一叙述了。

   另外，个人也会出现此类情况。身为政工保卫干部又曾任车间领导的王洪文显然是既有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本应理所当然地做“保守派”骨干，但他却出乎意料地当了“造反派”头头。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胃口太大，政治上又极为敏感。他不满足于已获得的既得利益，并且敏感到“造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于是，他“造反”了，象王洪文这样的，不乏其人。

   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笔者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局本部工作，年仅二十一岁，也目睹了一些特殊事例。六六年六月间局长兼党总支书记按上级指示办事，在单位里搞第二次“反右”。此人系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家庭出身自由职业。凭着聪明才干和巧于周旋，竟以这样不硬的出身和浅陋的资历当上了一局的党政头目。他的顺利早为局人事保卫科长兼政治办公室主任所觊觎忌恨。六月间，此主任外出，七月他返局后，立即掀起轩然大波。除继续指挥围攻几个出身不好或有政历问题的人外，还把局长推上了审判台。他攻击局长隐瞒家庭情况，重用坏人，欺骗上级，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此政办主任时年三十挂零，精力充沛，心毒手辣。他并无资历。解放初期参加工作时只是个杂勤小鬼。三反、五反运动中显露锋芒，被提拔为干部并受培养重用，选入“人保”要害部门。此人无资历，但自恃血统工人成份--家庭出身工人，个人成份也是工人，不可一世，野心勃勃，权力欲极强。对于“自由职业者”出身，个人成份学生的局长早存异心，必欲取而代之。这次运动正好给了他一逞的机会。然而，好梦不长。批“资反线”高潮到后，此政办立即陷入群众的怒涛之中。这个毛“阶级斗争”的狂热拥护者，实行者，不仅在“资反线”中，而且是多年来，一贯打击群众，迫害无辜，早已为大众所憎。而那一向处事中庸精巧的局长则少为群众的锋芒所及。“一月夺权”后，局里两派争执不下，但旋即“二月镇压”至，“造反派”音沉，“保守派”得势。局里临时业务班子成立，局长以领导干部身份任职。于是客观情势把局长与“保守派”串将起来。四月形势逆转后，“造反派”重振旗鼓。在此后两派恶斗中，政办主任为取得力量，继续与局长决一雌雄，而“造反派”又需要有干部与之结合，以避“打倒一切”之嫌，便也不念旧恶，对政办主任伸出欢迎之手（“造反派”中有些人以往是挨过此政办主任整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如此这般，一个本来毫无疑问应成为“保守派”头目的政办主任却令人瞠目地跻身于“造反派”之中。该税务局局本部有四十余名职员、工人，下属十个税务所，有职员、工人约两百人。六六年十一、二月份，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局本部几名政工保卫干部成立了一组织，我也身不由己地加入进去。我是做业务工作的，但由于一向颇红，当过单位里的小团干，做过运动初期官办文革小组成员，被封为第一批红榜“左派”。自然我也当过“资反线”整群众的打手。毫无疑问，我们这个组织非常合乎情理地被公认为“老保”组织。笔者本人也是个“大老保”。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当时与我同为运动骨干的几个人此时却对我们避而远之了。他们再拉上另外几个普通人成立了一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又很快跟局属下的几个税务所的“造反派”联合组织挂上了勾。从人员的构成来看，这个联合组织堪称货真价实的“造反派”。当时我年青的头脑对此大惑不解。其实，道理很简单。这几个人虽是由来已久的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其中有党员和党员发展对象，但不是挂牌的政工干部，跟我一样，是业务人员。他们那成年的头脑对政治十分敏感，眼看政工保卫人员就要成为众矢之的，他们才不会去殉葬。这回他们不靠拢组织了，因为组织无力了，完蛋了。他们会看风头，总要做强者。因此他们决计投入“造反”的行列，不象我们几个垂头丧气地等着挨奚落，依然去做个生气勃勃者。又一样令我当时大感不解的是：局里有七、八个在国民党时期做过旧职员，年约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却成了“保守派”。这些人不是原有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一向受政工人员的歧视和冷遇。他们都是运动中的边缘人物，倘若六、七月间“资反线”的打击范围再扩大一点的话，一定会光顾到他们身上。如果他们起来“造反”以泄心头之愤倒是很自然的。然而这几个人极为世故持重。他们的深谋远虑比那几个老牌积极分子的政治敏感更胜一筹。他们不相信这“造反”会成功，不相信共产党会就此垮下来。他们按兵不动，在等一等，看一看。果然不出他们所料，“一月夺权”刚搞得不亦乐乎，“二月镇压”就接踵而至了。于是他们表态了，拥护军管！那么说他们心中久存的积愤就不发泄了吗？不！他们发泄了。他们在一些批判会上对那几个加入了“造反派”的老牌积极分子大骂。他们骂出口的当然是些经典性的语言。如“交待”！“坦白”！“你们夺权的动机是什么？”“你们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罪该万死！”之类。而其实他们心里是在骂：“你们这些专门整人的家伙，你们这些专会浮上水的混蛋，看你们总是那么得势、得意，也会有今天的下场！”与此同时，他们对局长和那几个政工干部绽开笑脸，并受到后者的赞许。他们的组织也正式加入到“保守派”中去了。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与真正的的“保守组织”还是貌合神离。当“造反派”再度得势后，他们便游离出来了。笔者于六七年六月调往工厂做工人，对这场阴森滑稽的悲喜剧往后的发展不再了解。之所以要把目睹的这一段叙录于此，是觉得这些变故既有文革中两派形成的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读者可以从中得到较深的了解。

文化革命自有派别斗争后，除“造”“保”两派之外还有一派：逍遥派。逍遥派是指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人。这种逍遥派在职员和学生中甚少。因为职员即机关干部。机关干部是不允许置身政治运动之外的。虽无此明文规定，但早已习成原则。除非是有严重的问题，而无一组织肯吸收才得逍遥。学生则是出于其青少年好动、热情的天性。工人就不同了，绝大多数的工厂都存在有多少不等的逍遥派。因为工人既不象青少年学生那样热情好动，也没有机关干部中那种无形的政治压力。农民逍遥派则无所谓有或无。因为他们要么是整村整队地参加，要么边远的农村里什么组织也没有，因此也就无所谓逍遥了。逍遥派们对两派斗争的胜负不大关心，但一般还是有其思想倾向，有时茶余饭后也谈论一下。学校停课了，他们乐得一身轻松，工厂乱了，他们乘机不上班。他们在家里装收音机，下棋，打扑克，养金鱼，养鸽子，做家俱。他们没有胜利的喜悦，没有失败的沮丧，没有顺利的洋洋得意，也没有受压的忧虑愁烦。因此人们戏谑地赠予一个称号“逍遥派”。

   除了这种“逍遥派”外，还有另一类“逍遥派”，即群众组织里的挂名成员。他们虽然参加了组织，但并不热心，并不参加活动。出现这第二种“逍遥派”的原因是：一、一些人为大势所裹胁不得已地参加组织；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保守组织”之中。二、形势变化，使原来比较积极的人消极下来。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造反派” 组织之中。

   六七年四月份以后，一方面是“造反派”组织迅速修复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保守组织”在军方的扶植下也很快膨涨起来。日益激烈的派性斗争全面铺开。从四月到六月派性斗争的趋势是“造反派”日益上升得势，“保守派”每况愈下。当初毛发动群众运动时，是希望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打击他要清洗的高级干部，到现在都变成了群众互斗，这是他始料不及，却又一时无力扭转的。

   文化革命中两派斗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归纳起来有两个因素。一是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二是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从而造成愈来愈严重的互相复仇攻杀。前一个因素是事情的本质，它决定了矛盾难以调和。后一个因素是事情的量，它使矛盾斗争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

   文化革命中有“造反派”吗？有，两派都在“造反”：一、他们都造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省市被中央点名的当权派的反(个别“联动”分子公开造中央文革的反除外)。二、他们都造对方的反。文化革命中有“保守派”吗？有，两派都在“保”。一、他们都在宣称保卫毛(个别“联动”分子公开保刘除外)。二、他们都在保卫自己的利益。所不同的是“保守派”的利益往往跟原有社会秩序一致，而“造反派”的利益则有悖于原有社会秩序。这是问题的关键。正是有了这个“一致”和“有悖”，我们才不能把六七年以前的“两派”之争一概贬为“春秋无义战”(有变化，后文会渐渐谈及)。

   运动初期和批“资反线”中，“平民红卫兵”和“红五类”红卫兵的斗争是“春秋无义战”吗？不是。因为当时的现存社会秩序之一是“血统论”盛行。“红五类”红卫兵的利益与这个社会秩序一致。“平民红卫兵”的利益则有悖于这一社会秩序。平民红卫兵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造了“血统论”的反，而与“红五类”红卫兵，尤其是其中疯狂推行“血统论”的高、军干子弟发生冲突。这一冲突的双方，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反“血统论”的“平民红卫兵”是正义的，维护“血统论”的“红五类”红卫兵（主要是其中的高、军干子弟）是非正义的。因为“血统论”是反动的。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充斥社会，个人迷信盛行，官僚化倾向严重，民主窒息，法制松驰，社会等级化，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这种社会秩序下，使一些人获得了他们不应获得的利益，而另一些则不应当地受到歧视冷遇，得不到他们应得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各单位内部的“甜头派”和“苦头派”。文化革命中，“苦头派”起来“造反”，要求改变社会秩序，尽管他们起点低，缺乏清晰先进的政治思想，方式方法都不恰当，但若把他们的行动和“保守派”一味要维护这社会秩序的作法相比，正义毕竟在他们一边。因为这社会秩序毕竟是不正常的。当然，“造反派”们的行动也谈不上是真正的革命，因为他们的“造反”行动并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

   以上所言，是从总的方面着眼。如果具体到人，当然还有些是因为不正当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是出于不正常的报复心理而“造反”的。或有的已是“甜头派”，但却认为“甜头”还不够多而起来“造反”的，即王洪文式人物。

   “二月镇压”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是军人当权迫害人民。一些人被抓起来投入监狱，轻错重罚或无错滥罚，更多的人受压制，受歧视，民主空气完全被窒息。四月份以后，“造反派”凭借着毛宗派的转航，奋起向军方抗争，要求打破这社会秩序，还其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释放在押人员，这显然是正义的。而“保守派”正是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缓过气来，抬起头来，恢复其尊严威风。他们投靠军方，无原则地袒护军方，处处跟“造反派”作对。他们的行动显然是为了维护原有社会秩序，由此他们是非正义的。

   从四月份到六月份，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主要还是以文的形式出现(少数地区五、六月份已有武斗)。而文斗“保守派”当然不是“造反派”的对手。“造反派”中有大量学生，这些有文化，有充裕的时间和旺盛精力的青少年到处贴标语，贴大字报，散发印刷品，开著宣传车满街跑。此外，许多机关、文教、事业单位里“造反派” 组织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来投入这些工作。尤为重要的的是，道理在他们一方，正义在他们一方，有时“保守派”也贴出大字报来反驳，但一看就知道是歪理，是强词夺理。很快，“造反派”在舆论上占了优势。后来简直是压倒优势。大街上触目之处几乎全是“造反派”的大字报，大标语，常常要到市区边缘和郊区“保守派”占优势的大工厂附近才能看到一些“保守派”的大标语和大字报。“造反派”舆论上的优势还有个潜在的体现，就是“逍遥派”多采取支持“造反派”的势态。许多“逍遥派”在本单位惧于“保守派”的淫威不敢表态，甚至不得不参加“保守派”组织(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大工厂) 。但他们回到城里就表现出支持“造反派”的态度言行。

   随著舆论上优势的形成，“造反派”的组织更迅速地发展起来，原先没有“造反派”组织的单位也有人冲杀出来了，业已成立的则吸收了许多新成员。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互相骂战中，除以运动的一些事件为题材外，还有一个主要内容，便是在“政治质量”上做文章。这方面，“保守派”倒是处于主动地位，而且往往是挑起者。“血统论”不是已经被批判了吗？是的，但是很不彻底。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就不能真正摒弃“血统论”。实质上“血统论”正是毛式“阶级斗争”论的一个经过延伸的分支。那为什么当时毛宗派会允许并支持批“血统论”呢？因为以“血统论”为凭藉的“红五类”红卫兵，尤其是其中的高干、军子弟已走上了破坏其“战略部署”的道路，而另一批可以为之效力的青少年却被“血统论”压住了，行动不起来。为了排除那些高、军干子弟的干扰，为了让另一批青少年能放开手脚为自己效力，他们才允许批“血统论”。这显然是出于权谋的权宜之计。批“血统论”不能走得太远，不能否定了“有成份论”。在平民红卫兵后来搞的大批判中，有一样是批刘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真冤枉，刘少奇什么时候创立过“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若真的创立过此论，倒是好事)。既要批此论，那就不可能彻底批判“血统论”，事实上，曾一度为平民红卫兵传抄的遇罗克的“出身论”，后来也被平民红卫兵斥之为“一株从极右的方面向党的阶级路线，阶级政策进攻的大毒草”，“它实际上是宣传彭真的那一套”，“不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宣传修正主义阶级路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和血统论是一对双生子”等等。显然，这一批判决不是平民红卫兵自发进行的，而是毛宗派为了让批判“血统论”限制在可以允许的框框内所作的努力而假平民红卫兵们之手罢了。授意批“极右”的“出身论”，既可纠偏，又可不否定前一阶段支持批“血统论”，真是横竖有理，左右逢源，实在可谓煞费苦心，匠心独具了。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下，“保守派”才又可以其出身好自硬其腰。他们骂“造反派”乌七八糟，不三不四，政治质量极成问题。“坏人”、“野心家”、“动机不纯”等是他们常常掷向“造反派”的帽子，他们气壮如牛地声称，谁对党对毛主席最有感情？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工人、贫下中农出身，一贯靠拢组织，表现积极的人，反而是你们那些出身不清不楚，一向表现落后，跟组织离心离德的人吗？

   在这场骂战中，“造反派”确实曾一度略处被动，但他们很快就成功地进行了反击。因为他们不但批判“刘修”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还批判了“刘修”的“驯服工具论”和“入党做官论”。他们指斥“保守派”中“刘修”的毒太深，做了“资反线”的驯服工具，表现积极是为了入党，入党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捞取私利。他们回击保守派说：“你们神气什么？党员？什么党员？刘修的党员。”“你们靠拢的是什么组织？走资派的组织”。

   单位里的“甜头派”和“苦头派”，并非全以出身成份好坏来分。有些出身成份好的由于其性耿直或鲁莽，顶撞过领导，从而吃过领导一些“苦头”，文革时站到“造反派”里去了。也有些出身成份不大好的人由于深达时务，洞晓以自己的出身，若要境遇顺利，必须尽量取悦于领导，因而表现极为积极恭顺，也就尝到领导一些“甜头”，文革时，自然而然地站到“保守派”里去了。由于有这种情况存在，“造反派”回骂得更起劲了。他们骂“保守派”是“叭儿狗”“马屁精”，“专向领导告密，“打群众的小报告”，“卑鄙无耻”，“专托领导的大脚，舔领导的屁股”，“靠吹牛拍马向上爬”。那些出身好的“造反派”，骂街的胆子更壮，他们说：“什么政工干事，全是无业流氓”！“全是一班靠整人起家的坏蛋”。

   要说，就出身成份和过去的一贯表现而言，“保守派”讲的倒确是事实，然而，一反往常的是，中央文革--毛所信用来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班子，怎么会常常若明若暗地把屁股坐到“造反派”一边，而对“保守派”冷眼相看呢？“保守派”对此是十分不服气的。确实，毛宗派此时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为了利用群众来搞党内清洗，只有依靠那些政治敏感，敢冲敢闯的人。“保守派”们的思想太迟钝了，太墨守成规了，不能迅速理解毛的意图，而且还会有种种关系使他们被毛的清洗对象操纵控制。显然，这样一类人利用价值是不大的。不能设想靠他们可以完成清洗计划。因此，毛宗派不得不去依靠另一类人。毛何尝不知道这些勇敢者中不乏各种可疑分子。但不要紧，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用完了再分门别类加以收拾即可。这一阴森刻毒的权术为六八年夏季以后一连串的事实所证实。

毫无疑问，在大学生中，在职员、工人中，都有为数极少的政治头脑十分清晰的人。尽管他们同样是打着拥护毛的旗号起来“造反”，但实际上是反毛的。他们造反并不单纯因为自己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而是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着眼于制度。或许他们的政治理论并不很成熟，但他们的思路是对头的。六七年二月份，上海就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给毛宗派以很大的震动。“造反派”中这一光辉的潜流，在六七年下半年和六八年得到发展，从而招致毛宗派的严厉镇压。

   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四月以后，机关、文教、医疗卫生、各种事业单位中，即“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造反派”组织发展很快。到七、八月份，除了少数政工保卫干事和一向以来的名牌积极分子们仍坚守“保守派”的狭小阵地外，几乎全部都加入到“造反派”的营垒中。有些即使没有正式加入，思想感情的倾向也十分明显。“造反派”自称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但知识分子却是一向最为毛所猜忌。如今知识分子大量加入“造反派”，他们都变成毛的忠实信徒了？当然不是。这是由于知识分子许久以来对社会官僚化倾向已存不满，早有一种潜在的反现存社会秩序的意识。或许尽管他们暂时尚无明显的反毛情绪，但只有参加“造反”或同情“造反”才符合他们的思想基调，对毛，他们无论如何是没有“造反派”学生那种较普遍存在的狂热忠毛情绪的。

   四月到六月，“造反派”大肆活动，气焰日益高涨，使军方和“保守派”愈来愈不可忍受。“造反派”大批刘修，大批当地的走资派，俨然一副革命派的模样；他们攻击军区，扬言一定要找军区里的谭式人物算账；他们大骂“老保”，百般讥讽奚落他们，甚至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竟也自行恢复，并大肆活动起来。

   “造反派”与军方和“保守派”的矛盾迅速尖锐激化。在骂战中后者总是处于下风，而且越来越不是前者的对手。他们恼羞成怒了，愤怒若狂了。他们懒得再去跟前者打笔墨官司。乾脆让那些王八羔子们尝尝厉害吧。他们对骂仗不行，但对使用武力倒有相当把握。于是他们大打出手了。文化革命遂进入大武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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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武斗
   各地进入大武斗局面，时间略有先后。早的在五、六月份，大多在七、八月间。毫无疑问，武斗是“保守派”首先挑起，“造反派”被迫起而自卫。在政治舆论上占优势的“造反派”没有必要诉诸武力，只有“保守派”才需要它--讲不赢就打。在那些“造反派”与“保守派”分野比较典型的地方，也就是武斗比较酷烈的地方。如成都、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广西、江西等地。在一些“造”“保”分野不典型的地方则相对缓和，如南京、安徽、山东等地。道理很简单，尽管各地都毫无例外地存在两派，但“造”“保”分野典型的，“保守派”往往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歧视情绪。他们总认为自己这一方出身成份纯，理应居优越地位，而对方出身成份差，理应低眉顺眼。但客观实际极为不符合他们的这一情绪，因此使他们的怒火尤烈。这种典型的“保守派”在向“造反派”动武时，往往宣称他们是向“阶级敌人”开战，是镇压“阶级敌人”、镇压“反革命”。他们污蔑“造反派”中混有大量的坏人，有地、富、反、坏、右。说“造反派”残酷打击革命干部，仇恨社会主义，攻击人民解放军，企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干尽各种反革命勾当云云。以此为他们残暴横蛮的行为制造理由。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就是狂叫著“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口号，向“造反派”穷凶极恶地进行杀戮。很明显，“保守派”的这种情绪来源于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敢于狂暴肆虐的胆量相当程度来自支持他们的军方头目。他们的这一行动是非正义的、反动的，是六六年八、九月间“红色恐怖”运动的再现和扩大。而“造反派”起而自卫是正义的！

   在武斗尚处初发阶段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了一个制止武斗的“六．六通令”，但其作用等于零。在此之后，武斗不但没有煞住，反而急速地激化和蔓延。首开大型杀戮的记录当推成都“产业军”。“产业军”是四川老资格的“保守组织”，它在重庆的兄弟是赤卫军，但后者早已垮台了。“产业军”不但坚持到六七年五月，还首创暴行之最。六七年五月六日，在两派的一次冲突中，成都132厂(军工厂)的产业军竟突然向没有武器的“造反派”开枪扫射，当场打死五、六十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成员李泉华也中弹毙命。

   河南的武斗遍布郑州、洛阳、开封、新乡。六月间，“十大总部”焚烧郑州国棉六厂红色大楼。洛阳“公检法”总部伙同拖拉机厂筹委会和洛阳“筹派”用大型推土机和吊车把技校“八．一六兵团”的红色造反大楼砸毁。楼内“造反派”死伤枕藉，接着又火烧洛阳一高“井冈山兵团”大楼。

湖南“保守派”“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挑起了长沙“六．六”、“七．七”大武斗。

   六月四日，新疆发生米泉玛纳斯惨案。“保守派”动用八二迫击炮和汽油燃烧弹向“造反派”进攻，“造反派”死伤五百多名。

   武汉的残杀尤其酷烈。或许那里的死亡人数未必比其他地方多，但手段残忍，以刀砍，矛戮为主。使用这样原始的冷兵器，竟然都经常死人达两位数，可见武汉“保守派”下手之狠了。六、七月间的大型惨案有“六．一七”、“六．二四”、“六．三O”、“七．一一”、“七．一五”。其武斗之频繁，在当时几乎为全国之冠。据闻，五月下旬，“百万雄狮”从各单位的组织中，抽调近两万人，完全脱产，组成机动武斗队，进驻各据点。队员除工资照发外，每天伙食津贴八角，出动攻打“造反派”时每天发作战费二元。

   广州的“总派”也是典型的“保守派”，七、八月间广州亦武斗频繁，较大的有“七、二一”、“七．二三”、“八．一三”、“八．一八”、“八．二O”等等。不过，比较起来，广州“总派”对“造反派”的杀戳远不及四川、武汉等地残酷，其中有的武斗事件还是“造反派”主动发动的。如八月十八号，“造反派”攻打“总派”据点省总工会大楼。究其原因可能跟广州人性情有关。聪明、冷静的广州人才不轻易去充当炮灰。除了“联动”式的少数“主义兵”死硬分子外，“保守派”想多拉一些人去搞武斗也并非易事。

   武斗开始时，“保守派”居优势，因为他们是作了准备的。军方暗中向他们提供武器，进行训练，而且民兵组织又多掌握在他们手中--各单位政工、保卫干部多为“保守派”的头头骨干。他们可以动用民兵的武器装备。而“造反派”则是在吃了亏后仓促应战，没有准备，缺少武器，文化人对动武总是不大在行的。不过情况很快就有所变化，“保守派”横暴的行为激怒了“造反派”，他们之中的一些勇敢分子奋起迎击了。他们从军队手中抢了一些枪支弹药，在工厂里制造各种冷兵器，怀著满腔愤怒上战场。他们进行武斗也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宣称是在为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战，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宣称武斗是“保守派”在“走资派”的操纵下首先挑起的，企图用残杀吓倒“造反派”，以向中央施加压力，保“走资派”过关。刚好不久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一说（七月二十二日），于是他们更有了作战斗动员的囗号。

   “造反派”中参加武斗的有工人和学生，职员甚少，中学生又多于大学生。由于武斗往往是由“保守派”挑起，并且行为十分凶暴残忍，“造反派”又能及时地把“保守派”的种种暴行以大字报、传单公之于众，因此使“保守派”在一般群众心目中印象愈差。而且“保守派”那开口“镇压反革命”，闭口“横扫牛鬼蛇神”的调子，也早为一般群众所厌恶。随著武斗的延续，不少地方的“保守派”再也占不了多少便宜。他们武力上的优势也渐趋消失，“造反派”却士气高昂，社会舆论站在他们一方。譬如在广州，九月十一号总派游行，沿途群众均向他们大喝倒采，马路两旁的楼房上处处有人向他们扔垃圾。队伍在马路上没走多远，就被阻滞，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向两旁的群众开枪，扔手榴弹，造成多人伤亡，这更激起广大市民的憎恶。整个社会舆论都倾向同情、支持“造反派”，谴责、憎恶“保守派”“造反派”被打死了，会开隆重的追悼会，打伤了，到任何一间医院都可得到及时治疗，而“保守派”的善后工作做得很差劲。受了伤，只能往陆军医院送。不是其他医院拒绝接纳，而是几乎所有医院都是“造反派”观点占优势，他们自己不愿意去。

   六七年夏季两派冲突的高潮中，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在各省会级大城市的市区里“造反派”势力占优势，甚至占绝对优势。专区级中等城市次之。小县城更次，农村则绝大多数是“保守派”的天下。这个情形既然有其普遍性，当然也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大城市里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而思想也比较活跃，不易使他们盲从，对文革前的官僚化倾向严重的社会秩序，对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运动，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不同程度的反抗意识。而且，大城市里知识分子集中，非红五类比重大，使为“保守派”奉行的经典式“阶级斗争”论缺乏社会基础。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在单位里由于一向境遇顺畅，是个既得利益者，因此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保守派”，但他的社会观点却往往会倾向“造反派”。 之所以这样一般有以下两个原因，一、他对社会有看法，但为自身的直接利益计，他还是在单位做出种种积极要求进步，主动靠拢组职的姿态，以取得领导的好感。二、他虽然自己一帆风顺，但他的某些亲人却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遭受迫害，这促使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社会。至于在许多“保守派”占优势的大型工厂里，许多被裹胁参加“保守组织”的工人，因受“造反派”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影响，也倾向“造反派”。白天到郊区工厂里上班，他们是个“保守组织”的挂名成员，晚上回到市区的家里，却成为“造反派”某些观点的赞同者。还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城市里许多工人并非血统工人出身，“保守派”引以为自豪的“红五类”论对他们没有多少吸引力。同样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等城市次之，小县城更次。至于农村，农民的生活其实很苦，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分析力、洞察力都相当低，几乎没有思想，对外界世事孤陋寡闻，因此他们极易被欺骗。农村里的各级干部拥有巨大的权威，在那里两千年来的封建秩序依然故我，农民对干部的一切号令只有绝对服从，任其驱使，而农村干部无疑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拥护者。于是他们率领着千千万万的盲从农民使农村成了“保守势力”的坚强堡垒。

   还有一个原因是省委和大城市市委的书记们大多数已倒台，其中有的还是中央点了名的。这就使大城市里的“保守派”一度失去凭藉（后来他们投靠军方），而中、小城市的市委领导尚有一定的活动能量。事实上，这些中、下级领导干部也不是毛宗派的清洗对象，于是中、小城市“保守派”的阵脚此较稳固。

   第三个原因是专区军分区、县人武部的军方头目支持“保守派”来得比大军区、省军区的头目们坚决得多。这一点跟上两个原因是相辅相成的。

   武斗起后，小县城里的“造反派”吃不住打，便往专区中等城市跑，专区如果也吃不住，就再往省会里跑，从而更造成了大城市里“造反派”的人数众多。于是“保守派”头头们便拾起毛在三十多年前讲过的一句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组织大量的农村武装民兵向“造反派”占优势的大、中城市或县城进攻。他们对农民说：“城市里右派翻天，被反革命分子占领了”，“成了牛鬼蛇神的黑窝”。号召农民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去“镇压反革命”。没有文化的人容易盲从受欺骗，而且行为粗野。他们既会无条件地绵羊般地驯服于统治者，也会在统治者的驱使下，变成凶残悍勇的豺狼。在学生、工人的“保守派”武斗分子打不开局面时，农民们便被军分区、县、公社人武部的头目们浩浩荡荡地调上战埸。六、七月间，湖北、四川、广西、湖南、江西、河南、浙江等很多省份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至毛的中央不得不于七月十三日下了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内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提出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反动口号镇压革命造反派”，“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反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里面还针对性地规定了一条“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农民的参战，使武斗的局面更加残酷。由于同为一城市的居民、学生、工人，“保守派”在攻击“造反派”时往往会有点顾忌。而外乡农民则不然，他们毫无顾忌，包围起来就大杀大砍，甚至烧房子、抢劫。两派武斗变成了两国交战中的围城役，迫使城内的一般居民都跟“造反派”配合起来守城。因为一旦被农民攻入，那些野蛮人可不会跟你分清谁是造反派，一般居民照样会倒霉。

六、七月间的大武斗有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就是著名的武汉“七．二O”事件。

   七月十四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人指出他们支左支错了，支了“保守派”。要求他们立即转变立场支持“钢工总”、“钢二司”等“造反派”。不期非但遭到陈的拒绝，反而于二十日凌晨把他们两人扣押起来。王力甚至被“百万雄师”拉去游斗，大叫“王力是彭真的人”。此言并非无稽，因为王力曾是彭真领导下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七月十九日，周恩来、杨成武亦到武汉向陈再道作出了同样指示。陈竟猖狂地对周说：“如果毛主席在你的讲话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连周恩来的面子都不给。当时毛和林彪其实亦秘密到达武汉，他的此举无异是向毛、林示威。二十日武汉军区出动几百辆军车，装载军队和“百万雄师”进行大示威，二十一日，陈属下的八二O一部队发表宣言，仍然表示要支持“百万雄师”，踏平“三钢”，并冲入“湖大”、“武大”逮捕“造反派”。在一片纷乱紧张的气氛中，毛仓促离开武汉。这种情况激怒了毛。林彪趁势即调东海舰队、空降独立师、八一九九部队等进逼武汉。陈不敢再对抗。其后，陈等人被送北京进学习班、武汉部队改组，八二O一部队改编。武汉军区表态支持“三钢”、“三新”，“百万雄师”迅速瓦解。

   武汉“七．二O”事件以军方和“保守派”的失败告终。这无疑给其他省份的同类项以沉重打击。

   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因坚决支持“保守派”压制“二七公社”亦被送北京学习班，撤消其职务。“二七公社”得以全面翻身。

   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调离。中央表态“工联”，“湘江风雷”是左派，“湘江风雷”应立即平反。“高司”等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派四十七军进驻长沙支左。

   江西一些指挥地方部队和农民进攻城市“造反派”的军分区，人武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送学习班。

   八月七日，林彪在接见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等人时说：“全国各大军区中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话明白无误地表明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垮台的真实原因。看来陈是林或者是毛、林共同要清洗的对象。林还说：“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区分左派、右派。不要单纯以成分纯不纯，党员多不多，干部多不多来分左、右派，来看问题。成份是需要看的，但不能唯成份论，主要看站在什么路线上。”“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

   八月十六日，周恩来在对北京红代会谈支左问题时说：“他们讲成分、讲党团员，听话的就觉得好。根据这一点，支左常支错了。”

   这些对军方的批评之辞，无疑更撑了“造反派”的腰杆(的讲话有双重意思，这在后面还将谈及)“七．二O”事件后的一段时间是文革中“造反派”的黄金时代，不但舆论占尽上风，势力也膨涨到最高点。除两湖、河南、四川等地的“保守派”宜告瓦解外，其他地方的一些“保守派”，如广东的“总派”也处于人心涣散岌岌可危的境地。如果不是到八月底形势又出现一次逆转的话，那各地“造反派”将确以胜利者的姿态班师。不过这逆转又不是偶然的，现存社会的客观规律铁定了“造反派”决不可能做嬴家。

   为什么社会上两派一定要这样苦斗？为什么军方一定要支持“保守派”？这也是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光用革命红卫兵们狂热的忠毛感情来解释这一切显然不够，因为大量的工人，职员未必是如此。光用“保守派”的阶级歧视情绪来解释也显不足。因为“保守派”中亦有出身不好者。“造反派”里亦不乏血统工人，几代贫农出身的人。因此，显然还另有重要因素。

   从一月夺权至此，基本理论之一仍然是“革命三结合”。即在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权力机构中，军队干部、地方干都、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三结合。而这个革命群众组织是不包括“反动组织”、“保守组织”的。大联合是指“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对“反动组织”、 “保守组织”是瓦解，而不是联合。换言之，革命委员会中将没有它们的份。这是一个权力和利益的重大现实问题。它不仅仅意味着被瓦解的那一派的头头不能进革委会任职，还决定了为数众多的骨干分子将在本单位受到无穷无尽的清算和虐待。

   单位内的“苦头派”投入社会时大多参加了“造反派”。如果“造反派”在社会上失败了，那他们在本单位今后漫长的年月中岂不是要吃更多的“苦头”？单位内的“甜头派”投入社会时大多参加“保守派”。如果“保守派”在社会上失败了，那岂不是会使自己今后在单位内的地位有所下降，而让那些从前默默无闻地位低贱的家伙神气起来？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已冲闯多时的人，他们更知事关重大。如果自己这一派失败了，自己将不仅仅是回到单位里吃苦头、受虐待，而是要进班房、入监狱。因为凡是被定为“反动组织”“保守组织”的头头大都是这种下场。业已成立革委会的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青海等地不都是这样吗？前车可鉴啊！于是“保守派”竭力要把对方打成“反动组织”，因为它“组织不纯”，“成份差”，又“反对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造反派”则竭力要把对方打成“保守组织”，因为它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保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队里的坏人”。双方各执一词，决战到底，须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至于军方，他们本来是稳坐钓鱼台。成立革委会，总会有他们的交椅。不过究竟让哪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上来跟自己共事，也必须认真加以选择。且不谈从“阶级分析”出发军方对“造反派”早有厌恶之感，就拿现在的情况来看，也断断不能让他们上来。这班家伙狂妄自大，而且业已与之交恶，伤痕犹在。如果让他们上来，今后必多受掣肘，极不畅快。而“保守派”则恭敬听话，且素有感情，让他们上来，必会尽力奉承，一切都应心得手。还有一种情况更值得军方头目警惕，那就是军区中已发现有与“造反派”暗中勾结的分子。如果他们勾结成功，而且得势，那自己就不是在革委会里受掣肘的问题，而是下台滚蛋的问题了，因此有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决不可让他们得逞。

   在武斗不断蔓延的过程中，非政治性的纯粹以复仇为目的的武斗事件也日渐增多，从而使武斗更加炽烈。尤其有些中学生，喜欢玩枪，视武斗如儿戏，常常几十人突然向对立派某个据点发起攻击，得手后呼啸而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对方也瞅准机会，做一番手脚。于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无止无休。

   “七．二O”事件之后，各地军区立即成为“造反派”的主要攻击目标。七月二十五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上说：“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有题目作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把坏事变好事。”林的这段话意思是很清楚的，要藉镇压“七．二O”叛乱的东风把其他地方的陈再道式人物都加以解决。

   七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里面讲到：“对于那些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错误的人要坚决和他作斗争，造他的反！对于在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们楸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再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里面讲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受蒙蔽的群众觉悟了，起来造反，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是一个致命打击。”

   七月三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两篇文章的主调也是围绕着“揪军内一小撮”发挥。受军方压制多时，早已对军方愤恨良深的“造反派”此时终于得到令箭。林副统帅讲话了，代表毛主席声音的《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篇又一篇地发号召了，于是“造反派”放开手脚向军方大肆展开攻击。例如在广州，由广州名牌“造反派”“中大红旗”等与北京一些“造反派”驻穗联络站共同成立“战广州兵团”，发布“炮轰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笔者注）总动员令。揪“广谭”、“广陈”的大字报、大标语遍及全城。并且社会上还流传起“广谭”就要像“武谭”那样搞兵变的传言，甚至说中央已经调了一些部队到广州外围以应不测。

   这段时间，军方头目的确是憋了一肚子鸟气。与此同时，武斗也进一步加剧。“造反派”们更是胆气十足去抢军队的枪。支保军把枪送给“保守派”，我们为什么不能抢？“文攻武卫”有理！而且他们此时已不仅仅是消极武卫，而是在主动武攻了。八月十九日，广州“造反派”攻占“保守派”总部--广东省总工会大楼便是一例。过去，在“保守派”的杀戮面前，“造反派”起而自卫是正义的。此时，主动进攻便有“防卫过当”之嫌了。

   各地形势在急速激化，武斗频繁。“造反派”与军方之间直接冲突。军队头目们怨气冲天。一种极其危险的因素，在迅速增长着。面对这一切，毛宗派采取了紧急刹车措施。八月十六日周恩来作了个讲话。除承认军队过于讲成份，以至支左常支错了外，还为军方辩解说：“他们讲成份、讲党团员。当然军队就是要讲成份，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就是你们学校武装民兵也要讲成份嘛。”显然，周这次讲话的主要目的是为军方辩解。

   八月二十日，本来应于月底发出的《红旗》杂志第十四期社论，迫不及待地提前十天发表。社论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这篇社论通篇充斥着褒扬军方之辞，正式否决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要求革命派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这五个动词中，仅最后一个有微意。即军方即使有不妥之处，也只能“帮助”而已，不可斥责，更不可反对、攻击。

   形势突变并急转直下。八月二十三日江青之女萧力（《解放军报》党核心小组负责人）在《解放军报》把赵易亚（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文革后调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揪出，罪名是“五．一六”黑干将，反党乱军。

   八月二十七日，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林杰（《红旗》杂志副总编、中央文革成员）的家，罪名与赵易亚同，并被指控为赵的后台。

八月二十八日，清华井岗山等抄了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杂志副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家，罪名与林杰同。

   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与会。亦发表讲话。江青训斥“造反派”是“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过左的情绪，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的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打击走资派，而是对准军队……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就是自毁长城。”

   康生、陈伯达、周恩来、谢富治等人的讲话都一再重复这个内容，而且对“造反派”多方指责。如“抢化工部档案”、“火烧英国代办处”、“矛头指向革委会”、“以响当当自居，到处串连包打天下”、“派性利益高于一切”等等。而且还一再提到“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如康生讲：“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要从左和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党中央，到处贴标语，打倒周XX。……对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立即逮捕。”

   九月二日北京举行有“造反派”和军队参加的十万人“拥军爱民”大会。

   九月五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两派代表时发表讲话。这个讲话的调子与九月一日周恩来等人的讲话同，只是对造反派的指责更多。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九月八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同日《人民日报》以三个篇幅登载此文，文章最后点了“五．一六”的名。这段时间社会上的传言极多。如毛看了《红旗》十二期社论后大怒，批曰：“还我长城”。把军队喻为长城。把将矛头指向军队的做法指斥为毁长城。这一提法多次在周、江、康等人嘴中出现，可信是确实的。又传关锋、王力、林杰是“五．一六”的后台。《红旗》十二期社论是他们私自炮制的。妄图搞乱军队，欲毁长城，与世界上帝修反遥相呼应。他们操枞“五．一六”兵团炮打总理。王力曾宣称“现在斗争的焦点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旧政府之谓系暗指周恩来一班。

   各地“造反派”瞠目结舌了。怎么？《红旗》杂志的社论错了？《红旗》杂志不是直接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自文革以来就以运动指导者的面目出现的吗？“揪军内一小撮”会有什么错？军内就是有一小撮嘛！赵永夫、陈再道不就是！他们虽已被揪出，但各地还有呀！这些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抗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操纵“保守组织”打杀“造反派”，为什么不该揪他们？林副主席前不久不是还说过要大做文章吗？更令“造反派”们震惊的是王、关、林这些运动以来一直很活跃的文化革命有功之臣，怎么一下都垮了台？什么“五．一六”，我们不清楚，就从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上知道那么一点。就算北京有那么一个组织炮打总理，那其实也不足为怪。“联动”的残余分于们不是还一直在叫“刘少奇万岁”吗？有什么根据说王、关、林是“五一六”的后台呢？

   然而不管他们有多少个问号，这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造反派”们思想一片混乱、惊愕、愤懑、沮丧。如果说“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动口号，那他们就是反动口号的执行者，更何况许多地方的“造反派”跟王、关、林还有直接的联系哩！“造反派”自文革以来尽管受过许多压制，遭到许多劫难，但却一直自认是正确的，是紧跟毛主席的，讲起话来，理直气壮。没想到如今却栽了大跟头。鬼知道你那个社论是怎么搞的。

   确实，那个社论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真的就是王、关、林的私货吗？他们的胆量有那么大？须知《红旗》杂志的社论是必须经陈伯达过目的，而且不要忘记，“揪军内一小撮”的调子《解放军报》比《红旗》杂志还早唱几天，为什么对此又讳莫如深？江青口口声声对“造反派”说：“前一段时间有个错误口号，叫‘揪军内一小撮’……不要上这个当。”言外之意，这个口号跟她无关。她也在上当之列。那么是上谁的当呢？显然是王、关、林的了。这么说中央文革里有两个系统。一个是陈、江、康，一个是王、关、林。但这可能吗？后者有力量与前者分庭抗礼吗？各种细节内幕留予知情人去写<清宫秘史>吧！而我们只须从情理上去分析：这是一场常见的牺牲车马保主帅的政治把戏，主帅是林彪、陈、康、江，车马是王、关、林等。

   林彪虽位居十大元帅之中，但也只是之一。尽管他已被捧为副统帅，但实质上在军队里并不能形成一统天下。军内历来派系甚多，山头林立，许多将领对他未必心悦诚服，甚至反对者也大有人在。利用“揪军内一小撮”把一批异己将领清除，这就是他要大做的文章。江青等人更是如此。他们在军队里没有什么势力。一些将领们对他们也并不抬举。让“造反派”去冲一冲，何乐而不为！起码可以使那些武夫尝点味道，以后听招呼一些。并且是否有以此进而向那几个大帅下手的计划也末可得知。

   至于毛，则有大相径庭的感觉和意向。毛的清洗对象主要是刘、邓分子。此类人多在党政界。军方头目们与刘、邓的渊源不深，应不是首当其冲的清洗对象。然而塘中总会有鱼，军队里并非完全乾净，冲涤一下也有必要。不过“七．二O”事件后号召全面“揪军内一小撮”是否直接出于毛的意旨，实难洞悉，也有可能是先默许那班人去搞一搞，行，就搞下去，不行，则另作计议。如果这推测无误，那毛就是幕后的帅上帅了。

   “揪军内一小撮”，使军方头目大为难堪。他们万分恼怒，骂道：“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老家去”！回老家去？看来没那么简单。如果把这些武夫们统统一下都逼急了，得罪了，他们岂会那么服服贴贴地回老家？什么不测都可能发生。他们所说的：“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言过其实。跟地方干部相比，他们真不知舒服了多少倍。如果他们吃了这么一点苦头就如此暴躁，那如果真的让“造反派”像揪地方干部那样去搞他们，真不知会出现何等局面。可怜有的地方干部倒真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但他们又能如何呢？手中没有兵权就该束手待毙，只有在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国度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一些官气十足的地方干部，用六六年十一、二月份的批“资反线”使他们清醒一下确有必要，但尔后的一些做法实在是不必要，不应该的。

   在军方头目的怒骂面前，毛宗派惊慌了。他们不但立即煞车，一再公开训斥“造反派”，还把王、关、林等人推出当替罪羊。以实际行动向军方头目们说：你们看，这事是他们背着我们搞的。我们已经惩罚了他们，你们不必怒气不消了。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一贯专横跋扈的整人专家康生这次竟也放下架子向军方头目恳求：“他们……挑拨中央文革同部队的关系。如说我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人民解放军整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这是敌人的有意挑拨。希望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当。”[注]

   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社论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九月上旬，毛在湖南巡视时曾说：“我个人认为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的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现在这个矛头不集中，很分散。这样是很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的这些话，一方面是他真实的担心，另一方面也是想以此缓和矛盾。一起把火力都用到批刘上面去。

   九月十六、十七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接见北京高校“天派”、“地派”代表时，又对“革命小将”们进行了一顿训斥。并向他们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

   如果说四月温暖的春风替“造反派”驱走了严寒的威胁，那么九月凉爽的秋风则为“保守派”解除了酷热的困扰。好消息纷至沓来，使那些熬过了艰难的八月没有溃散的“保守派”喜上眉梢。一种轻松的气氛在他们的总部里荡漾。长久以来，他们总是处于被谴责的地位，只能以所谓出身成分纯作为自卫的武器。军区虽然支持他们，但往往也自身难保。尤其是“七．二O”事件后，整个阵脚都在动摇。现在可好了。时过境迁，形势大变，那些妄自尊大，呲牙裂嘴的“造反派”撞了大板，他们的后台王、关、林垮了。“揪军内一小撮”完全错了。我们拥军拥对了。于是他们刷出大标语：“拥军派必胜！反军派必败”！指责“造反派”受王、关、林等大黑手操枞。混有“五．一六”分子，矛头指向解放军，欲毁长城。这回他们不必求助于成分好，“政治质量”高之类也可振振有词了。

   由于毛宗派迅速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局势转趋缓和。大武斗被控制。“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有所收敛。军方头目所受的压力减退，怨气渐消。然而就如一月底要军队介入，触发了新的冲突，四月初给“造反派”平反，搅起更大波澜那样，这一次紧急刹车，也不能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更为复杂的矛盾又将产生出来。

   [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接见武汉、湖北、河南武装干部训练班全体同志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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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派争--“造反派”失势和“造反派”蜕化
尽管毛宗派一再声色俱厉地训斥“革命小将”，甚至严惩王、关、林以谢天下，但并不打算过于责罚“造反派”。周恩来还在九月十六、十七号的会议上一再说：“不要把五一六”问题扩大化，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那么几个坏头头。”“不要揪群众，不要扩大化，这派在那派里抓。那派在这派里抓。”“不能因为批了极左思想，搞‘五.一六’，老保就翻天。”这里周所指的“老保”，自然是在此之前已被确定为“保守派”， 并瓦解了的。如武汉“百万雄师”，四川“产业军”之类。周的这些话反映一种审慎求稳的心理。因为如果让这些组织起来翻案，那又势必天下大乱。而在此之后，则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被定为“保守组织”了。

   九月下旬开始，电台、《人民日报》及各地革筹会和军管会都大张旗鼓掀起了一个学习毛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等地区所作的指示的高潮。这些指示表明毛的策略有重大转变。其一，否认大联合中“以我为核心”，这显然是针对“造反派”的。因为当时“造反派”还认为自己是响应毛的号召，积极投身文革有功，若要“大联合”，便应以其为核心。“造反派”中的名牌组织更是认为如此。其二，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必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并轻描淡写地说：“有些人当了保守派，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也是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思想政治工作。”这表明毛己决定要以新的政策来处理群众两派斗争。由于“七.二0”事件还刚发生了不久，毛在这里还不得不保留了“保守派”一词。而此后则一律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再划分“保守派”。自然，货真价实的“保守派”也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保守派”，他们从来都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就更可以大言不惭了。其三，强调解放干部。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其四，警告“革命小将”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并号召“革命小将”“造反派”“要斗私批修”。为什么有可能犯错误？因为毛的政策改变了。“革命小将”、“造反派”们若不随之改弦易辙，就会撞板。譬如毛要大批解放干部，而你们却老揪住不放；毛要把两派都视为革命群众组织，而你们即坚持要打“老保”；毛要实行平衡政策，而你们却要坚持以自己为核心。如此有忤圣意，当然是大错特错！为何要错？私心作怪。颇有预见的毛便同时发出了“斗私批修”的号召，此后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一部分“革命小将”、“造反派”果然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毛宗派最后只得对他们实行手术治疗了。

   毛这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变更是有其缘由的。对于“保守派”过去的表现，毛当然不满意，如果都像他们那么迟钝，墨守成规文化大革命怎能搞的起来？刘、邓、陶等一批异已岂能清除掉？不过毛又十分清楚，这些人之所以“保守”并非立意要跟自己作对，恰恰相反，倒是对自己太忠诚。他们是把当地的省、市委都看成为自己忠实的的部属，才加以保的。殊不知那里面正有自己要加以清除的人物！真是又可恨、又可爱！而后来当他们理解了自己的意图就再没有死保了。其之所以仍与“造反派”作对，那是“造反派”要打“老保’之故。因此，到这一阶段，应从根本上改变政策，不能，也不必要再把他们划为“保守派”加以冷遇了。事实上这些人正是自己政权体制的基本群众哩。至于“造反派”，功劳自然是有的。但其中确实鱼龙混杂，动机各异。既不乏自己真正的崇拜者，也会有怀着各种私心杂念起来“造反”的人。而且现在他们往往居功自傲，不听招呼，很有必要让他们吃点镇定剂，否则日后更难驾驭。毛这一政策的改变确为一举两得。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联合时不能自以为核心，双方彼此彼此。既抬高“保守派”的地位，以慰其心，又煞住了“造反派”的骄傲以便控制。

   对于干部，毛也感到解除其困境确为当务之急。当初发动群众运动旨在清洗从中央到省、市级的一批附刘分子。但群众运动一搞起来，那些非附刘分子和大量的中下级干部也大触霉头。当时，为广泛发动群众计，只好让他们暂时委屈一下。现在当然应该妥善处置了。为什么这些不是自己清洗目标的干部也会被群众的怒涛冲倒？毛解释说：“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这些话讲得还算对，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不过始终没有深入到事情的本质，没有看到这是官僚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因此也就空洞地开了几条药方：“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有人认为毛发动文化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要反干部中的官僚主义。这显然是缺乏根据的臆测，事实上，起初他并没有预料到广大中、下层干部，会弄得“很狼狈”，而事后也没有认真加以研究，寻找“搞好干部和群众关系”的真正途径。反官僚主义，那种空洞的“夺权”是没有实效的，反官僚主义必须从制度上去加以改革。没有实效的，他搞了；必须做的，他没有做。这能说他目的之一是反官僚主义吗？实际上，文革中的反官僚主义只是毛发动运动的副产品。是广大群众在被毛利用来进行政治清洗时，带着自身的爱憎、要求、利益而自发掀起的运动。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六七年一月上旬，从六七月四月到八月，“造反派”造反行动的正义性也正体现在这里。当然在那群情汹涌的日子里，群众的行动也有过火之处，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现存社会条件下的反官僚不应以粗糙的群众运动方式去进行，而应以稳健的社会改革方式来完成。另外还必须指出的是：真正使一些干部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并非来自群众的反官僚怒火。那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干部间派系倾轧、权力争夺所造成的惨剧。只有很少数是在狂热红卫兵所进行的粗暴行为下发生的事情。这些情形大都发生在社会上。而群众的反官僚行动则大都在基层单位内，即使有过火之处也远不酷烈。

   从一九六七年十月左右开始，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段长达九个月的僵持胶着时期，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开始的大镇压才告结束。这段时期社会矛盾愈加复杂化、多元化、深入化。虽然较少以前那激烈的场面，但有些社会症结却揭示得更深刻。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这表明毛宗派已再不愿让学生们在社会上冲冲撞撞了，要他们回到自己的校园中去。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称：“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革命三结合的建立。”

   这两个文件为“保守派”所欢迎，而为“造反派”所反感。“心如平原跑马，一放难收”，在社会上冲得怪有兴致的青少年们，要他们马上回到教室里去，并非易事。而且“造反派”在社会上的声势很大程度上是靠学生们造出来的。如果他们被书本捆起来，那将对造反派相当不利。

   跟“保守派”平起平坐地进行大联合，“造反派”已是满肚子不乐意。在舆论上、声势上、甚至人数上（大城市里）都处于劣势的“保守派”凭什么跟我们坐得一般高？然而想不到，不但要联合，还要来个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联合，这真是欺人太甚了。

   其实，“保守派”的劣势只是表面上的。舆论和声势并不能起决定作用，而人数上，在一些大工厂中，“保守派”仍然居多数，尽管里面有大量挂名成员。尤为重要的还不是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所处的地位，所掌握的权力。“保守派”的骨干分子们大都在单位里据有一定的职务，或是人事、政工、保卫干部，一旦回到科室、车间、班组里，他们的优势就表现出来了。所谓按系统、行业、班级进行大联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恢复以往的社会秩序。“保守组织”的头头骨干们便可以他们的行政职务出现在联合中，而大多数身为平民的“造反派”，就处于被动地位了。并且，这样的联合意味着“造反派”在社会上的组织被掏去了基础，名存实亡。往日“造反派”能在单位里与握有各种权力的“保守派”抗衡，全仗社会上有个号称数万以至数十万的“造反派”大组织。一旦这个组织不复存在，那他们就失去了凭藉。“造反派”的头头们也是如此。如果他手下的人马都回到单位里去不再受他们的指挥号令了，那他们还能当什么头头？在社会上的两派角逐中，他们还有什么力量？“保守派”头头倒并不这么担心，因为单位领导跟他们是有交情的，亏待不了他们。更何况他们许多在单位里本身就担任着某一职务，握有某些权力。

   中央这两个通知始终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除前一个尚有具体条件不具备的因素外，主要是由于“造反派”的抵制。当然许多地区，许多单位也敲锣打鼓地搞了所谓联合，但只是形式上而已，各自都抱着原有的组织不放。一向紧跟“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的“造反派” 此时跟“伟大领袖”抬杠了。

   在大武斗被控制，局面相对稳定后，毛中央便着手具体解决各地问题。方式是召集各地两派到京办学习班，开会订“拥军爱民”，“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之类的协议书，成立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各省代表到京办班时间先后不一，从六七年九、十月到六八年初都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开始了。

   由于矛盾复杂化，有必要把一些各具特点的地区分开来叙述。

   除在六七年初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几个省市外，典型的“保守派”组织终于垮台的省份有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其中湖北的“百万雄师”垮得最彻底。而垮得最早的是四川“赤卫军”、“产业军”。河南的“公安公社”，湖南的“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高司”等大约也在“百万雄师”前后垮台。按说，在这类“保守派”跨了台的地方事情该好办，“造反派”掌权就是了，然而情况大不如此。

   中国各省有个相同点，就是省会即是本省最大的城市。而四川则是个例外。除成都外，还有个重庆。在平常的岁月里，这倒无所谓，但在文革中却颇招麻烦。早在六六年八、九月间，四川“造反派”就起来造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反，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李井泉、廖志高。当时重庆成立了以工人为主的“赤卫军”，“纠察队”，旨在镇压起来闹事造反的学生，保西南局和省委。至六六年十一、二月间，这些原始老保宣告垮台，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控制了重庆。六七年一月夺取后，二月镇压接踵而来，微妙的是重大“八.一五”并没有被镇压，反而与重庆地区的驻军五十四军关系颇佳。而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却受到压制。于是这些组织后来便串在一起成立“反到底”。指责重大“八.一五”蜕化堕落成了“新保守派”。四川的省会是成都，其城市规模与重庆相当，而繁华程度稍逊。成都著名的“造反派”是川大“八．二六”。在六七年五月份曾遭“老保”产业军镇压，旋即“产业军”垮台，“八．二六”派扬眉吐气。六月成都军区改组，并发表公告为川大“八．二六”平反。中央调西藏军区政委张国华任成都军区政委。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任司令员。但是在成都却有个名叫“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造反派”组织（简称“红成”），跟“八．二六”抬杆。“红成”力量颇大，在几间高等院校中占优势。社会上的组织纷纷向“八．二六”或“红成”靠拢，渐渐形成了“八，二六”派和“红成”派。这两派分歧来由相当复杂，而公开的焦点是对刘结庭、张西挺两人的看法。刘、张二人为夫妻，文革前系宜宾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曾多受李井泉、廖志高等人的排斥打击，文革时起来支持“造反派”，遂成“革命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毛中央发布“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并指定由张国华、梁兴初、刘结庭、张西挺四人组成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八．二六”派对此决定拥护，而“红成”大有异议，认为刘、张无资格参与其中。重庆“八．一五”派意见与“红成”派同，重庆“反到底”派观点与“八．二六”同。在重庆是“八.一五”派占优势，成都是“八．二六”派占优势。四川这不相上下的两个大城市遂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尔后，四川出现了极其酷烈的武斗局面。“九．五”命令下达后，仍不能控制，甚至愈演愈烈，及至六八年亦连绵不绝。至此，四川的派性斗争已离开了原来意义的“造反”与“保守”之争，成为当地“军队干部”和“革命领导干部”争权夺利的工具。驻重庆地区的五十四军首领蓝亦农、白斌等人觊觎刘、张的位置，乃支持（实则是唆使、操纵）“八．一五”派反刘、张。驻成都地区的五十军则支持“八．二六”派保刘、张。而武斗之所以持续酷烈盖因各自都有军方支持，枪枝弹药充足。据称在武斗中机关枪、火炮应有尽有，实为“百万雄师”的冷兵器所不及。

为什么有那么些人肯出来卖命，原因颇多。意气用事，复仇情褚乃是存在于一切武斗中的因素。不过权力争夺是更重要的因素。如果让刘、张在台上站稳，那“八．二六”派自得益不浅，其头头自然也可在革委会中据以席位。但“红成”派却必遭清算，反之亦然。只是在某些基层单位仍保留有“造”、“保”分野的痕迹。如单位内的“苦头派”多加入“反到底”系统，“甜头派”多加入“八．一五”系统。这也是重庆地区两派苦斗的基层因素。不过当为次要。如果说“八．一五”堕落了，那“红成”、“八．二六”又岂高尚？

   湖南最初的“保守组织”是“红色政权保卫军”，其性质与重庆“赤卫军”、成都的“产业军”同。六六年十一、二月间也垮了。那时“高司”还算“造反派”。六七年“二月镇压”中，省军区拉拢“高司”镇压“湘江风雷”。七月底，毛中央对湖南问题表态称：“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组织。“高司”、“红联”的群众是受蒙蔽的。周恩来并于八月二日对湖南“造反派”代表说：“中央二、四批示有错误（此批示同意湖南省军区把‘湘江风雷’作为反动组织取缔）。”并说，之所以有此批示，系由于湖南省军区谎报军情，为此，湖南省军区改组，司令员龙书金调离。然而，没想到此后湖南仍有纷争。曾全力为“湘江风雷”平反而奔走呼喊的长沙“工联”竟与平反后的“湘江风雷”口角乃至动武。后来据说双方各自揪出在后面挑动的坏人蔡爱卿、吴自立而略告平伏。其实，这场争端不外是为了革委会中的席位。“湘江风雷”认为自已组织大，理应多占。“工联”不服，你能平反，还仗我出力呢！蔡、吴二人不过是各自支持一边，想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挤进革委会罢了。他们被揪出当然不会出于两派的自发行动，而必定来自实权派的旨意。以干掉这两个家伙为契机，使两派和平下来。可笑蔡、吴之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幸亏湖南只有一个四十七军，华国锋和黎原又合得来，否则“八．二六”与“红成”的恶斗又将出现在“湘江风雷”和“工联”之间。

   武汉钢、新两派之间的矛盾渊源久矣。早在“一．二六”夺权中已闹得不可开交。后“百万雄师”大兵压境，不得不共同御敌。“七二O”事件后，两派争执又起。焦点之一也是席位问题。钢派认为自已势力大，又受压最深，理当为主。新派自然不予认可。焦点之二是中央有意让张体学回鄂重新任职，新派同意，钢派反对。焦点之三，两派都要保荐一批跟自己较亲近的干部进革委会，同时又极力要把对方保荐的干部搞垮。如钢派保荐杨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华（原省委秘书长）、刘真（原省委副秘书长）等。打薛朴若（原市委书记）等。新派反之。钢、新争执，新派占了上风（势力还是钢派大）。因为张体学终究回鄂任职。钢派保荐的一些干部都落了空。作为坐镇湖北的曾思玉、刘丰等人对狂妄自大的钢派自颇感厌恶，就是要煞一煞他们的威风，以日后能顺利驾驭局面。而新派则相对温顺，无以为患。钢派虽然不服气，六八年间多次叫喊要“反复辟”，但都不得要领。从这些社会上原始“保守派”垮了的省分来看，派性斗争已起了质的变化。从前“造反派”响应毛的号召，造省市“走资派”的反，实质充当毛搞政治清洗的工具，并不光彩。但由于它尚有否定文革前官僚化倾向的意味，并奋起反击“百万雄师”的政治歧视和政治屠杀，故仍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正义性。而今蜕化为军方头目和地方官员争权夺利的工具，以及为自已能获得一官半职而互相恶斗不休，就十分可悲了。这种情况既有其普遍性，那也就必定有其根源，它决定于“造反派”本身的素质。

   如前所述，“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们并没有清晰、成熟、先进的政治思想理论，更没有在否定官僚化的基础上建立全新人民政权的思想准备和蓝图。在那一轰而起的庞大队伍中，有直接受毛宗派操纵的政治打手，有狂热的个人祟拜分子、有野心勃勃的权力欲者，更大量的则是对文革前的社会秩序仅仅有感性上的不满，受过某些不合理待遇的人。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者或社会改革者。从文革前的社会状况来看，无论是经济上或政治上都还不足以造就一大批有质量的社会革命者。官僚化倾向虽然已十分严重，但还不像六九年以后的封建法西斯专政那么黑暗，而且又成功地对广大人民实行了思想钳制和对广大青年进行了思想操纵。尽管苏式的经济政策大大延误了经济的发展，以致就业不足，从六三年起就大搞上山下乡。但城市里的基本物质生活还颇有保障。人民对现存政权还有迷信。所以六六年八、九月份各地“革命红卫兵”起来造省、市委的反时，广大群众并不响应，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以至省、市委可以组织御用工具去加以镇压。甚至有些工人还自发地投入到镇压的行列中。文革中，刘受到全面的批判，甚至连他的私生活也被端出来。但人民对他并不愤恨，毛说要打倒就打倒呗。甚至有些农村在批“三自一包”时，有的农民竟说“这么好的东西批什么？照那样做才好呢！”

   一句话，文革前夕的中国尽管已弊端丛生(这弊端主要是毛、林搞出来的)但还没有达到非要以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不一定指武装革命）才能加以改革的地步--如果毛、林路线被克服的话。因此，在六六年五月，毛公开发动文革时，就不可能有一批业已潜伏在社会上的有质量的革命者出来借风驶舟。

   一系列的事变使某些开头带着反官僚、反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情绪投身运动的人不断地改变其初衷。权力欲在他们头脑里从无到有或从小到大。如果说在“一月夺权”中已暴露出这种恶劣倾向，那么在六七年九月以后则愈演愈烈。他们为某些干部抬轿子，吹喇叭，而又极力贬谪另一些干部。为了使自已能得到官职，他们不惜卷入官僚间的倾轧中。他们之所以要保一些干部打另一些干部，出发点往往并不是基于干部品德素质上的优劣，而在于这个干部是否亲近他们、支持他们这一派，在于这些干部被结合后能否有利于他们的席位。如果他们如此不遗余力地参与权力争夺，是为日后利用这些权力去改革社会，那还有积极意义。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即使他们在革委会里争到一官半职，那要么做傀儡，要么与旧官僚同流合污，做个新官僚。

   武汉“钢工总”头头朱洪霞等人总算喊出了个有点进步意义的口号：“反复旧”，然而他们心目中的“复旧”主要是指张体学复职。实际上的“复旧” 要比这广泛得多，即全面恢复曾一度被他们否定的社会秩序。朱洪霞们看不到这一点，或许不敢正视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在自觉或不自觉为这种“复旧”修补篱笆。因而，张体学的复职非他们可阻拦。那“反复旧”的口号也只是嘶哑的呼叫罢了。

   并且事情的实质比单纯的“复旧”更糟。“复旧”不过是恢复文革前夕那种官僚化倾向严重的社会秩序。而如今即将形成的则是军人全面干预政治的局面，就像一个肺痨初愈的患者又染上肺癌，这显然比重新复发肺结核可怕多了。

   人民群众虽然没有成熟系统的政治思想，但他们的感性直觉往往是惊人的正确。六七年底以后，群众运动愈来愈变成“骨干运动”、“头头运动”。广大群众渐渐失去了热情，失去了兴趣，他们觉得“保守派”尽管气焰消沉了，但我们普通群众又得到些什么呢？“三结合”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当然，一般群众此时还不会清晰意识到军人全面干预政治将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但他们感到那挣扎难产的革委会跟自己并不休戚相关。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头头所拥护保荐的干部究竟好在哪里，也不了解要从“组阁”名单上拉下来的干部又坏在哪里。他们甚至连这些情况也并不晓得。一种懒散离心的趋势在“造反派”中悄悄地蔓延。组织内的挂名成员--第二类逍遥派渐渐增多。打家俱、养金鱼、搞“线路斗争”(装收音机)之类日益兴旺。一度蔚为壮观的群众运动消逝了，而为争夺席位的上层斗争却在“内部”激烈地进行。终于，在“上层斗争”中连连败北的造反派头头们，又想起他们手下的群众。朱洪霞之流又出现在街头向群众发出“反复辟”的呼吁，但响应并不热烈。而一年前，他们在街头号召群众起来抗击“保守组织”的屠杀时，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但“造反派”的骨干战士们奋起迎战，连“钢八司”[注]也纷纷呐喊助威。“保守派”的横蛮曾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而如今那分摊官位的角逐则不能提起人民的关切。

   “保守派”垮台后，“造反派”产生不同程度的分裂蜕变几乎是一个规律。“保守派”垮得越早，“造反派”分裂蜕变得越早。分裂后的两派斗来斗去，形势反反复复，常常以各自要“打”的或要“保”的那个干部的命运为转移。中央一个表态，那个干部是好的，于是要“保”的一派趾高气扬，要打的一派则垂头丧气。或者江青、康生等人出来说句某某是坏人，于是要“保”的一派偃旗息鼓，要“打”的一派则甚嚣尘上。

   安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好派”和“屁派”围着曾希贤、杨明、彭宗珠、张凯凡、刘秀山等干部的沉浮，你来我往地闹个不休。这种派性斗争已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了。也无所谓“造反”或“保守”了。

   又如云南的“八．二三”派和“炮兵团”派。“一月夺”时，“炮兵团”派夺了省人委的权，同日（二十六日）“八派”夺了省委的权，派性斗争由此加据。“炮派”一度占优势。原因之一是“革命干部”赵健民支持他们，后赵被康生点名为叛徒，于是“八派”又翻上来。后来云南省军区支持“炮”派，昆明军区则支持“八派”，两派兵戎相见，各有军方作后盾，以至弄到昆明市区分“八管区”和“炮管区”。

   又如浙江省，“省联总派”和“红暴派”为保荐干部和席位问题，恶斗不休，主要由于双方都有后台，谁也不能把对方彻底压下去。南萍的二十军支持“省联总派”，而曹思明的二十二军则支持“红暴”派。据传南、曹二人素有芥蒂，又都觊觎革委会的职位。业已形成“两派”之争，恰好为其所用。

   尤为令人瞠目的是曾被毛宗派树为样板之一的山西，六八年后竟又发生激烈的派斗。察其主要原因，盖因刘、张争权。六七年一月，副省长刘格平与省军区副政委张日清联合斗倒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旋即成立省革委会。刘任主任，张任副主任。后刘、张之间又起龃龉。各自支持一派组织，至六九年“九大”以后仍恶斗不休，以至毛中央不得不下达“七．二三”布告，另派部队进山西。最后，刘、张二人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而另由谢振华坐镇省革委会和省军区。

从全国来看，广东、广西两省有明显区别于其他省份的特点。就是这两个省份的派别斗争自始至终发生在典型的“造反派”与典型的“保守派”之间。广州的“造反派”统称“红旗派”或“旗派”。“保守派”统称“总派”。这是由于广州的许多“造反派”均以“红旗”命名。最名牌的是“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广医红旗”，均为大学生组织。工人中则有“红旗工人”，职员中有“省直红旗”等等。总派的学生组织很弱，工人较强。有“毛泽东思想工人赤术队广州地区总部”和“红色工人广州总部”，简称“地总”、“红总”。此外还有“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省直大联总”故人皆称“总派”。这个名称本身就含有贬意，因此，他们又自称“东风派”。这是由于“红旗派”指责广州军区镇压“造反派”，有“三月黑风”之说。（“二月镇压”波及广州是在三月份）“总派”维护军区，反唇相讥：“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故自称“东风派”。听来比“总派”悦耳。因“旗派”已戏称他们为“肿派”，当然他们也回敬“旗派”为“奇派”。不过都未能流传开。

   全国各地，凡以“工人赤卫队”命名的组织都是“保守派”，并且全都垮了台，只有广州的这个“工人赤卫队”不但坚持下来，而且还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当然是有其缘由的。广州的“工人赤卫队”大规模成立于六六年十一月左右，它没有像其他地方的“工赤”那样死保省、市委。当然这也是由于广州学生“造反派”发展得迟。八、九月份没有出现大规模炮轰省、市委的行动。“总派”第一个被视为“保守”的行动是六六年十二月份反对“造反派”封红卫报。如前面分析过的，“地总”、“ 红总”在一些大型工厂里占优势，其头头骨干分子大都是“高政治质量的人”。大学生里的“保守派”是“红一司”，系原来的“一司”分裂后的残余部分，其大部分另行成立“新一司”，为“红旗派”的主要组织之一。分裂焦点是对广州“三月军管”的歧见。“红一司”力量甚弱。中学生的“保守派”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系“联动”式的组织。运动初期大搞“红色恐怖”运动，疯狂推行“血统论”，中期是“总派”进行武斗的主要力量。其骨干成员大多是高干、军干子弟，后来一些地方干部子弟纷纷分化出来，则以军干子弟为中坚。此组织在群众中名声极臭。

   广州学生“造反派”有以“中大红旗”为首的“红司”，以“中山医东方红”为首的“新一司”和以“华工红旗”为首的“三司”。三个司令部均有其中学部，以“红司”的中学部---“红卫兵广州兵团”力量最强。这些组织的大规模活动开始于六六年十一、二月份。工人“造反派”除“红旗工人”外，主要有“工联”，“八一战斗兵团”等。职员中除“省直红旗”外，还有“机关红司”，“文艺红司”等。从这些组织的早期成员看来，当是“造反派”无疑。尤其是“红司”系统的，“造反”性更强。

   三月镇压中，“造反派”的许多组织濒于瓦解。四月初，一一七号文件下达后，重新露头。四月中旬，周恩来到广州接见群众组织代表，言及“三个红旗”是“造反派”，“地总”只是有点偏于“保守”。从此，“红旗派”声威日振。七、八月间，“红旗派”不但在舆论上，声势上占了极大优势，而且顶住了“总派”挑起的武斗，越战越强。成都“产业军”、河南“公安公社”、湖北“百万雄师”、湖南“公、检、法”的相继垮台，使“红旗派”感到胜利在望，以为广东“总派”很快就会步那些“老保”的后尘。没料到形势来了个突变！《红旗》杂志十二期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错了，中央文革几个人倒了，其中林杰跟“中大红旗”还有过联系。毛重新拟定了处理两派问题的新政策。“总派”也取得“革命群众组织”的身份，可以跟“红旗派”平起平坐了。“红旗派”惊愕、愤懑，但又无可奈何。旋即，毛中央把广东两派代表召到北京开会办班。签订“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书。十一月十二日下达“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指定由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陈德等人为首组成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从此时到六八年二月革委会成立，斗争焦点是各派进革委会的人选以及保荐结合干部问题，自然，这主要在上层内部进行。

   由于广东两派一开始形成时就有“造”、“保”分野，又经过一年的冲突，鸿沟相当深。更由于业已处于困境的“总派”很走运地重振起来，使“旗派”不服之余，又感到威胁。因此广大“旗派”群众对这场上层斗争比较关切。在基层单位里，“苦头派”们眼看着本单位据有权势的“甜头派”在社会上仍有靠山，心里很不踏实，他们总希望“旗派”能够在社会上能占优势，以支持自己在本单位跟“甜头派”抗衡。否则，今后将更有吃不完的苦头。

   广州军区八月二十日向中央交了一份检查，轻描淡写地承认在支左中犯了错误。毛中央在决定中却说：“广州军区是中央信任的……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在某些地方的支左工作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已有改正，并取得了显着成效。”显然，这对广州军区采取了袒护的态度。究其原由，可能还是黄永胜出身四野，林彪意欲将其收于帐下。“红旗派“一度要大揪的“广谭”，如今颇得毛中央倚重，“旗派”败局定矣！

   九月份，迫于形势，广州军区只得作出点姿态，向“旗派”进行微笑外交”，替“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但嫌恶之情并不衰减。在实际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其加以排斥打击，并接过毛中央于他们适用的调门大加鼓噪。如大力宣扬“一碗水端平”论。因“旗派”在舆论、声势上一直占优势。军区宣传此论，实为提高“总派”地位，贬抑“旗派”声威。又如宣称“支左不支派”，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否则就不支持。这就是告诉“旗派”，你别自夸是左派，要我们支持。广州地区支左并非就支你“旗派”！那么谁的言行正确一些，符合毛泽东思想一些？在军区看来，当然是“总派”。这巳不是让两派一般高矮，而是要把“旗派”压低一些了。再如大声疾呼要“消除派性”，“打倒派性”，“加强党性”。这支箭则直接射向“旗派”。谁的“派性”强？“旗派”的派性强。因为“旗派”军内没有靠山，在许多工厂、机关里没有掌握实权。他们只有顽强地维持其派性组织才能保障其利益。而“总派”则不然。它上有军区的支持，能结合进革委会的地方干部又多数是亲近他们的；在下面他们各单位分部的头头、骨干大都是些“政治质量”较高的人，这是最过硬的护身符。因此他们无须由派性组织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组织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要充当“造反派”的对立面，而不是对社会作任何有意义的触动。

   尤其到了六八年二月省、市革委会成立以后，军方更正面向“旗派”压过来，要“旗派”解散其跨行业的组织，铲平山头，回到单位里去实行大联合。当然军方对“总派”也同样提出此要求。正如上面讲的，“总派”倒无所谓，铲平了山头，军方也不会亏待他们的头头。回到单位里，他们本来就身任车间主任，劳资科长，政工干事之类，因此，全无后顾之忧。“旗派”则大不同了，没有了山头，成了光杆司令，那何以在军方面前立足？大组织没有了，光着身子以平民身份在单位里面对掌握各种权力的对立面，还能不任人摆布？于是“旗派”拒绝了军方--不，已是“新生红色政权”的要求，顽固地抱着自己的山头不放，这就极大地加剧了他们和“新生红色政权”之间的矛盾。

   虽然没有“三月黑风”的镇压，但在一步紧一步的蚕食下，“旗派”的阵脚也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动摇。一些卓有远见的投机分子看出了“旗派”败局在即，便悄悄而迅速地转舵。他们不再参与“旗派”的社会活动，在单位里与对立面尽量搞好关系，还不时发出一些谴责“旗派”顽固分子的高调。更多的“旗派”成员怀着对中央、对军方、对革命委员会的不公正态度的极大不满，但又无力挽救局势的懊丧心情而不同程度地消极了。他们本来以为这场运动能对旧有的社会秩序有所触动，能把那些在单位里一向作威作福欺压群众，捞过不少私利的人打下来。然而，他们失望了，不但那些被他们批判过的当权派纷纷复职，而且当权派的亲信心腹们照样是那么神气活现地手握各种权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没想到自己冒那么大的风险，花那么大的气力，得来的是这样的结果。不过他们大多不会彻底消极，为维护自身的利盆计，有时还是会出来参加斗争的。

   少数“旗派”坚定分子们却在逆境中奋起了，他们也不满，但不满引导出来的不是消极而是亢进。他们呼吁“人民的权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他们坚决反对铲山头，反对妥协。他们痛斥投机分子的无耻行为，并尖锐地指出这些投机分子本来就是“保守派”，是旧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高潮时期依附“造反派”，如今低潮时期便显露出了真面目。他们的这一结论十分正确。这类投机分子在职员中尤多，而且他们大多参加“三司”系统的“省直红旗”而不参加“造反”性尤强的“机关红司”，并常常对后者进行指责。坚定分子对一些人的消极感到痛心，并呼吁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坚定分子还指责某些对军方一味妥协退让的“造反派”头头，指责他们放弃原则，出卖人民的利益。六八年四月《红旗》杂志发了一篇社沦“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坚定分子欢欣若狂，大声疾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派性就是党性”。反对右倾投降，反对右倾分裂，反对右倾复辟，反对右倾保守。然而少数坚定分子的力量是远远不足以与整个官僚机器抗衡的。他们受到当权人物愈来愈严厉的责难：“矛头指向新生红色政权”、“严重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满脑子资产阶级派性”、“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反三红”， 一个又一个的罪名向他们头上压去。并威胁道：“如果坚持错误，后果将是危险的。”果然，尔后在六八年七、八月份的大镇压中，他们遭到残酷的扫荡。而一些“反戈一击有功”的投机分子和个别“紧跟派”便成了各级“新生红色政权”的点缀。

   尽管广东“红旗派”中也不乏各色人等。如狂热的个人崇拜者，权力欲者，风头主义者，闹事泄愤者等等，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较，总的来说，它仍然堪称一支最纯粹的“造反派”，因为它始终都保持了对旧有社会秩序的“造反”性。尽管它客观上也充当过毛宗派搞政治清洗的工具，但它更多的活动内容则是反官僚、反镇压。在文艺、医疗、教育等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在官僚秩序统治力比较弱的中、小型工商企业里，“红旗派”都占了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这就很能说明“红旗派”的性质。“红旗派”在客观上没有投靠哪些得力的军方头目或地方干部。它始终没有像其他许多省份的“造反派”那样蜕化为军方头目和地方干部争权夺利的工具，基本没有卷入官僚间的权力倾轧。它冲破旧有社会秩序和“血统论”的压力而产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被法西斯的铁腕所扼杀。尽管它并没有深刻的政治理论，它所奉行的也未必是创造新世界的正确方法，但它的历史却无可否认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那发自一些青少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肺腑的反官僚、反迫害的悲壮呼号将永远在天地之间、在正义者的记忆海洋里回旋！如果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像广州的“红旗派”这样单纯，那人们在修编文化革命史和评价“造反派”时就省事多了。

[注]“钢八司”系戏称，武汉人民把没有参加组织，上完八小时班就回家，而在思想感情上又站在“造反派”一边的人，称为“钢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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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新思想的火花

   

   

   六七年底以后，各地都有一些“造反”分子陆续喊出了“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的口号。这一口号非同平常，它反映出这些“造反”分子思想上的升华，显然他们已经渐渐感到自己不过在充当某种政治工具。一旦他们想自主自己的行动，就会受到某些大人物的掣肘责难，甚至打击。比如上海的“红革会”，由于炮打了张春桥便遭厄运。在揪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注]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对本单位的厂长、书记揪住不放，陈伯达在七月初说：“军代表在工厂里要帮助革命派解放包括厂长书记这样的大量干部，走资派只是一小撮，不是走资派只是有错误，认识了就算了，这是中央的方针。”他说得倒轻巧，如果这些厂长、书记都重新官复原职，那批判过他们的“造反派”今后还会有好日子过吗？因而他的讲话势必引起“造反派”的反感。

   “极左思潮”还有一个重大的触发点就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并非仅仅《红旗》杂志这样号召，明明《解放军报》也讲过，林副统帅也讲过，江青等同志也支持过，而且军内确有一小撮。他们操纵“保守组织”攻击甚至屠杀我们革命造反派，难道就不应该揪他们？为什么一会说要揪，一会又说不该揪，搞得我们晕头转向，这算什么放手发动群众，简直把群众当成“阿斗”来操纵！

许许多多的事实使一些“造反派”逐渐明白某些大人物完全是要把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纳入某种范畴和轨道。于是一些不甘处于机器、工具地位的“造反”分子反感了，他们愤然喊出：“要群众运动，不要运动群众”呼声。

   无疑，这个口号震动了毛宗派，因为最大范围运动群众的正是他们。他们打着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的旗号，蒙蔽操纵人民群众去为他们的政治清洗服务。当群众一旦有了自己的思考，有不符合他们目的的要求的行动时，他们就要出来“纠偏 。这在他们看来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如今少数“造反”分子竟然喊出这种口号，意味着想摆脱他们的控制，要擅自行动，这还了得？真是逆忤之至！于是毛宗派把一顶叫“极左思潮”的帽子狠狠向这些“造反”分子扔去，并发动群众批判之。尤其发动那些“造反派”中的“紧跟派”去批判，这本身就是运动群众的又一例。

   “极左思潮”在各地“造反派”中蔓延。广州“红旗派” 中的一些坚定分子便是这种“极左思潮”的持有者。随着运动的进展，“极左思潮”有了愈来愈深刻的内容。六八年武汉“造反派”中出现了“北、决、扬”，即“北斗星学社”、“扬子江评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上海出现了“反到底”兵团。他们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批“当权派”和派性斗争的框框，把目光投向社会更深的地方。在那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里，这些勇敢的年轻人开拓了新的思路，一束新思想的火花闪烁在他们的脑际，尽管这一新思想比较幼稚，还不清晰、不系统、不成熟，但它们的出现却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在那个政治迷信和个人迷信无比猖獗的年代，能有这样的青年，能出现这样的思想是多么不简单、多么值得赞叹！

   “极左”思潮最尖锐的表现当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该文据说是长沙一中高二学生杨曦光所作，并作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的政治纲领。现摘录该文几段如下：

   “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阶级的社会去，现在百分之九十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它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政的政权形式……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现出热情……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份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份官僚，因此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那实现。”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须触动军队。中国既已形成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在这种社会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还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和地方走资派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是使文革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治透迤曲折地变成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星移斗转，许多个春秋过去了。岁月的尘埃掩盖不了这铿锵语言的光辉。今天，我重温这些文章，仍不禁会心潮澎湃。虽然我们不尽赞同里面的某些提法，但那闪烁在字里行间的火花，却犹如划破寂夜空的闪电，耀眼夺目。

   “极左派”的杰出人物都先后遭到严厉的镇压。他们有的在漫长的囚徒生涯中耗尽了青春；有的被子弹夺走了生命。尽管他们的观点理论仍有粗糙、幼稚乃至谬误之处，但他们那勇于探索的精神却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革命品格永远值得我们赞颂尊重。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都应该永远记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一批年轻人--“造反派”的精华和骄傲，为探求真理寻找救国之途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注]毛中央于六七年三月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实际情况是一九三六年被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共产党员，按刘少奇、张闻天等的指示，履行自首手续出狱，而后立即重新参加工作，此可算斗争策略，但在文革中毛宗派藉此加以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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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大镇压
    一九六八年七月，全国开始了一场大镇压，由军队直接使用武力摧毁各地造反派组织的抗拒行动，文化革命就这样突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结束了。

   是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布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二十一天后又发布关于处理陕西问题的“七．二四”布告。两个布告的内容都是命令武斗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撤离据点，交还抢夺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恢复铁路正常运输。各派中的坏人由各派群众自己清理等等。毛中央还宣布这两个布告的精神对全国都适用。以执行这两个布告为由，军队开始了残暴的镇压行动。

   本来，类似的指令早已一再发过。六七年六月发布过禁止武斗的“六．六”通令。七月十三日下达过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告。九月五日下达禁止抢夺军队枪支的“九．五”命令。这些指令下达后，武斗并末煞绝，但亦没有发生军队藉口执行这些指令而大规模实行镇压的现像。而今情况大异，原因何在？

   六七年大武斗被基本控制后，毛中央陆续召集各地两派赴京办班订协议，对各省下达专门的“决定”。其中就成立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项。各地经过两、三个月到五、六月左右的扯皮，陆续成立了省革委会。

内蒙十一月成立。

   天津十二月成立。

   江西、甘肃、河南六八年一月成立。

   湖北、河北、广东二月成立。

   吉林、江苏、浙江三月成立。

   湖南、宁夏、安徽四月成立。

   陕西、辽宁、四川五月成立。

   “省革委会”被誉为“新生红色政权”。它的建立意味着毛宗派在该省的政治清洗业已完成--旧省委、省人委中都有一部份干部末被结合入革委会，尤以各省第一书记首当其冲。除黑龙江的潘复生外，几无一幸免。当然，或许那大批下台的省级干部并非真的都是毛宗派心目中的清洗对象。他们很可能只是作为无辜的政治牺牲品被抛弃或在权力倾轧中失势，然而，无论如何，革委会的领导成员是经毛中央批准的。这一事实巳为毛宗派所认可。因此革委会的建立也就意味着“文化革命”该结束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该恢复起来。工人、职员、学生全都应各就各位去勤操本业。党团组织也要重树其权威。然而，讨厌的是各地总有些群众组织对“新生红色政权”采取怀疑、挑剔、乃至否定攻击的态度。他们说革委会里有变色龙、投机家，有末亮相的干部、镇压群众运动的坏人。他们指责革委会排斥了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他们甚至攻击革委会是右倾投降、右倾复辟的产物，应该改组或推倒重来。他们公开反对某些被他们斥之为不正确、不公正的革委会的决议。他们结合进革委会的头头常常拒不参加会议。凡此种种使社会局势仍然动荡不安。革委会缺乏权威，不能实施其职能。而且各基层单位的革委会也迟迟建立不起来。尽管官方一再发动宣传攻势，但派性山头依然林立，而“造反派”的头头们也正是凭藉着这些山头跟革委会里的大人物分庭抗礼。在省以下的专区，县里也广泛地存在类似情况，尤为严重的是，还有几个省份的革委会一直成立不起来，筹备小组不知要筹备到何时方了。

   各级革委会的首脑大都是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的头目。这些惯于下命令，要下属绝对服从，脾气暴躁的军人是不能容忍某些群众组织的狂妄自大不听招呼的。他们一方面向毛中央告状，一方面进行压制。方法仍是操纵拥护革委会的一派组织去攻击反对革委会的一派。指责他们“反党乱军”，“炮打三红”。于是两派争端又日渐激烈，武斗时有发生。显然，在这场斗争中打着“拥军”、“卫三红”的旗号，维护革命委员会的一派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舆论上都占了优胜地位。社会局势又恶化了。军方头目们向毛中央把眼一横，手一摊，好吧，又搞成这个样子了，你们看该怎么办吧！

   广西的情况尤其激烈。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中央下达“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指定了省革筹小组的人选。但两派斗争激烈，省革委会一直成立不起来。广西两派也是典型的“造”、“保”之争。“联指”保韦国清，“四．二二”反韦国清。“联指”有明显的保原有社会秩序的倾向，“四．二二”则反之。“联指”在农村占优势。“四，二二”在大中城市占优势。韦国清究竟是不是毛宗派的清洗对象，实难洞察。韦原任省委第一书。全国凡任此职者除潘复生外均被免职，难道韦会是第二个幸运儿？毛宗派凭什么对他要特别有好感？须知韦是当年邓小平在广西发动百色起义时的参加者，老部下。然而毛中央却是在“决定”中白纸黑字地确定韦为省革筹小组的组长。韦和广西省军区司令员欧致富甚合得来，并都支持“联指”派。省军区以下的军分区，人武部也均如此，致使“联指”后台尤强。即使韦在毛宗派的心目中不属刘、邓分子，但看到他如此雄据一方也是会心有忐忑的。毛有一个被他自已称之为“掺沙子”的战术，用以改变某些令他不放心的结构。六七年毛宗派指令孙凤璋率五十五军一部、郝忠云率四十七军一部入桂支左。这两支部队所到之处均支持“四．二二”。后孙、郝二人均被指定为省革筹小组成员。毫无疑问，孙、郝立即被“联指”攻击为支右军。

   六八年开春，“联指”派首先向各县城的“四．二二”展开进攻。这些攻击充分表现出“产业军”、“百万雄师”那类典型保守组织的横蛮性、残忍性。他们根本讲不出什么道理，一味谩骂“四．二二”是反革命、牛鬼蛇神，妄图打倒革命领导干部等等，然后动用武力实行征战。

   无须多少时间各县的“四．二二”均被荡平，县革委会便也纷纷成立起来。毛不是说过一派不灵，两派才灵吗？广西就是一派灵了。这些革委会几为单派会。嗣后“联指”便结集力量向南宁、梧州、柳州、桂林等几个“四．二二”占优势的城市下手了。不是蒋介石反攻大陆，不是外国入侵神州，不是异族征服中华，在自己的国度里，在同一面国旗下炎黄子孙之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极其惨烈的围城役。“联指”在进攻时往往动员数县以至十数县的武装民兵。（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民兵）配备有大量的自动枪和各种火炮。四月中旬，数万“联指”兵围攻梧州，“四．二二”坚守三星期，全城陷落，双方死伤累累。一些街道被夷为平地。“四．二二”上千人被俘。“联指”对被俘者任意拷打屠杀。被俘人员的队伍在押送途中，“联指”成员任意将其中一些叫出队列就地枪毙或用刀劈刺。许多家属小孩也同遭杀戮。其残忍程度有如当年日寇屠南京城。柳州、桂林的攻守战也极为酷烈。桂林“老多”，为“四．二二”之中力量最强者。“联指”终末攻陷，方免遭屠城之祸。孙、郝二部虽支持“四．二二”，但终不是省军区的对手。后者可通过其属下的各级人武部调集大量农村民兵，而前者无此能耐。

   广西两派如此恶斗真的全出于对韦国清个人的革与保？难道韦对那么多人有个人恩情，又对那么多人有个人仇恨？

   文革既起，身为广西之冠的韦树大招风，一批群众起来攻他亦属平常。全国各省的第一书记皆面对这种局面。但出于韦顽强的性格和异乎寻常的实力，他坚决进行抗击。在架住了第一轮攻击后便稳住了阵脚。在事态发展中，所有出于种种原因对原有社会秩序持不同程度否定情绪的人都逐惭集结在反韦的旗帜下，因为韦是那个秩序的在广西的总代表。而这个道理的逆方向，则集聚了保韦的人群。两派斗争加剧，使仇恨日益加深。一个重大的问题逐渐清晰地摆在他们面前：如果失败了，那今后将有遭不尽的劫难，吃不尽的苦头，故此必须斗下去。实质上他们都是在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只不过其中一些人保卫的是正当的理应得到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却有悖于原有社会秩序，另一些人则是除应得的利益外再加上其他某种利益。而这些利益却是符合原有社会秩序的。如果排除了这个重大而又比较隐蔽的因素，就不能圆满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那么惨烈的攻守战。意气用事、复仇的恶性循环当然也是因素，但在多数成年人的头脑里它毕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愚昧粗野的农民被他们的统治者驱上战场是不足为奇，但若全无那个重大而隐蔽的因素存在，“四．二二”的骨干分子们又何必在真枪真炮面前硬顶呢？高举双手说一句：“我们改变观点，同意韦国清当主任，同意所有你们保荐的干部进革委会”，不就罢干息戈，性命平安了吗？

   五、六月的攻战不能踏平全省“四．二二”。有些地方的“四．二二”为了自卫，又抢了军用品，连援越物资也抢了，有些铁路线交通断绝。为此中央发布“七．三”布告。由于布告上并没有点哪一派的名，“四．二二”仍然进行抵抗，还贴出标语说：“七．三”布告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然而此时毛宗派已决定要出卖“四．二二”了。尤其使毛中央恼火的是援越物资运不去，国际上大有人讽刺其无能。毛宗派明白，广西两派恶斗至今，互不相容，终要镇压其中一派局面才会稳定下来，这有如一年前之武汉。压“联指”？不可能！因为它是韦所倚仗的。六七年十一月的“决定”已确定韦为省革筹小组长，那么只好让“四．二二”去遭殃了。

   由于几个月来，全国好些省份的“造反派” 都深感受压前途叵测，便于七月中旬联络在北航开会，商量对策，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通讯网和全国“造反派”的联络部。此事被康生手下的秘密警察探知。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温玉成、谢富治、吴法宪、姚文元等人倾巢而出，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大人物们面色严峻，一开会就劈头盖脑地向“四．二二”厉声斥责，不听申辩，不由分说，你骂几句，我喝几声，全然不是接见，简直是在批判。骂间，命令“四．二二”立即全面执“七．三”布告，否则就是反革命。此外还着重提到北航黑会。

   吴法宪说：“他（指武传斌--笔者注）有什么资格召集全国十几个省开会。谁给你的权力，谁给你的任务？”

   陈伯达还说：“你们造谁的反？你们要假借名义造无产阶级的反”。

   周恩来说：“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康生说：“旗派的头头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周恩来说：“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

   这个会议内容立即被各地，尤其是两广的官方大量印发。广州旗派之所以会在极短期内人心涣散，全线动摇，彻底垮台，这极其恶毒无耻的诬陷是对他们最致命的一击。

会议后，广西军方（省军区系统）立即直接出面对“四．二二”各据点进行扫荡。“联指”则主动撤离并协同军方行动。“四．二二”骨干分子们面前无非是三条路：被打死；被抓；暂且逃亡，但归根结底都是一条路--死。因为被抓后大都还是被杀。逃亡在那个时代是难以持久的，最终还是逃不脱被捕获遭难的命运。广西就此全境迅速荡平。八月二十六日广西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同月云南、福建成立，九月初西藏、新疆成立。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实现了。

   广东的镇压其实早在五月份就开始了。先是一些县份里的“总派”对“旗派”多方刁难辱骂，继而挑起武斗并轻而易举地把“旗派”击败。一些死里逃生的“旗派”分子跑到省城告状。广州虽为全省“旗派”之大本营，但已危机四伏，已无力为这些小兄弟伸冤出气，顶多带他们到省革会告告状而已。而常常就在此时“总派”的告状纸也到了。这些县份的“总派”之所以敢狂暴肆虐，很可能正是省里某些大人物暗中纵容唆使的。“旗派”的告状者都一律遭到冷遇甚至训斥。六月份，广州的“总派”也蓄意寻衅，时时无端挑起武斗。“旗派”仓促应战，情况十分悲凉，再也看不到去年那种数万人上街，武装游行誓师抗暴的悲壮场面了。一年来的风云变幻，投机分子们开溜了，甚至倒戈了。许多热心分子消沉了。一年前广州也有“钢八司”时时为“旗派”呐喊助威，但此时“钢八司”们都退伍了。他们以冷淡的局外眼光来看待这一切。舆论和声势从来都是“旗派”的专利品，而此时“总派”那种充满污蔑谩骂和造谣的大字报已上市区街头。少数“旗派”坚定分子和骑虎难下者不得不又拿起少量破旧的武器，以各组织的总部为据点准备迎战。而这正中军方下怀。

   七月中旬军队开上街头对各据点实施攻击。一些人得到风声逃走了，没来得及逃走的遭到镇压。七月十三日军队包围二十九中，并突然开枪扫射操场上手无寸铁的人群，死五人，伤二十九人。七月十四，包围“造反派”的“工革联”总部，打死四人。七月十六日胡乱扫射位于闹市的“工联联络总部”死七人，全是过路者和街坊群众。军队对手无寸铁、或毫无反抗举动的人肆意开枪扫射，这真是使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宪兵都要自愧不如。

   在这一期间“总派”迅速地解散其组织，撤出其据点，并组成“工人纠察队”协同军队镇压“旗派”。不过，跟许多县份比较起来，广州还算仁慈。广州动手后，各县立即仿效，成立所谓“贫下中农特别法庭”，大量屠杀“地富反坏”和所谓“坏头头”。第一步镇压行动是杀四类分子，甚至包括其子女。“总派”（大多数叫“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但此时已不用这个派性名称，而建立所谓“革命法庭”或“贫、下中农革命特别法庭”之类）无中生有地说：“地富反坏”是“旗派”的后台，先要把后台打倒。于是许多地方的四类分子无端被抓起来处死。处死的方法极为残酷，枪毙是最仁慈的了。如刀劈、枪刺、吊死、活埋、锄头锄、铁镐铲、装到麻袋里往河里扔等等。而且往往是集体处死，有的全家一起被杀。有的尸体被长久吊在村头、路口，并在尸体上贴上条子：“这是旗派后台的下场”。有些地方把四类分子集中起来带到山坳里说是开会办学习班，就绪后用早已隐蔽好的机关枪扫射，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然后向上级报告：“我们这裹四类分子妄图暴动，已被镇压。”上级自甚表赞许。海南岛有些地方的农民整村地加入了“旗派”，于是被划为匪区，派部队开进去剿匪，村舍夷平，居民非死即伤，后来有幸存者哭诉：“真比日本仔还狠啊”！

   紧接着第二波便是抓“旗派”的头头、骨干去游街、批斗。许多人在批斗会上当场被打死、打残。出身不好尤难过此生死关。有些脑袋灵的人眼看势头不对，立即逃亡，否则就算侥幸保住性命，也会落得一身残疾。

   这场大镇压其残酷程度全国不一。像湖北那类“保守组织”业已正式垮台的地方，镇压行动缓和(但亦稍后在1969年后被总清算)。在两派均有后台的地方不甚残酷，主要以缴枪支，撤出据点，制止武斗为目的，只有抗拒才会招致惩罚。而在那些一派压一派的地方，尤其像两广这种典型的“保守派”压典型的“造反派”的地方，镇压行动特别残酷。不但使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运动望尘莫及，也使六七年五、六、七月份“产业军”和“百万雄师”的杀戮大为逊色。毛在六八年四月曾说：“对广大人民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国民党同共产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句话说得多么悦耳动听。可是言犹在耳，各地军方就向民众挥起了屠刀。而当各地军方如此镇压人民时，毛又一言不发了。毛是昏庸到完全不知世事的地步，还是出于伪善才讲那句美言呢？当然也许他对这一切都知道，只不过他和那些军人的看法一样，这些被镇压的不是人民，而是敌人，是阶级敌人，是人民的敌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奥妙也就在这里了。当它要镇压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时，可首先将其宣布为人民的敌人，然后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镇压，而无后顾之忧。当时广州军区的宣传车就通街嚎叫：“镇压敌人，就是最好的保护人民！”不，这哪里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明明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法西斯专政！

   如果说毛宗派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并放手让军队去进行镇压，是由于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纷争不休，攻击革委会，局势不能恢复正常，有必要给点颜色他们看看，使之老实下来；是由于少数地方的群众组织多次不听招呼，一意孤行，举动狂妄致使革委会长期成立不起来，有必要让他们吃苦头，乖乖就范；是由于出现了“省无联”一类的“极左思潮”并有蔓延的趋势，有必要迅速予以扑灭，那么事情做到这一步也就足够了。然而令人更为惊愕的是：事情远末就此结束，好戏还在后头呢！

   社会上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被扫平后，学校里还有其潜力。学校不算武斗据点，直接派全副武装的军队开进去不大恰当，于是毛又想出了一个点子，组织“工宣队”进校，去制服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生。七月底、八月初全国各地纷纷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在许多地方还有“军宣队”与“工宣队”并肩作战。毫无疑问，“工宣队”是由革委会组建的，其成员都是“政治质量高”的工人，首批更是如此。在“保守派”坚持到最后胜利的地方，当然大多由原“保守派”的工人充当。“工宣队”进校后，制止武斗，责成学生拆除工事，强行解散派性组织，实行大联合。约两年前，为了发动工人起来搞运动，毛宗派指使“造反派”学生到工厂去串连，煽风点火，协助工人成立“造反派”组织。而今，为了最后荡平派性组织”，结束运动，又指使工人开进学校压制不肯安静下来的学生。此一时，彼一时，毛的政治权术由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只知派工作组到学校里去和学生磨嘴皮打笔墨官司的刘少奇们真是太低能，太迂腐了，没有一点“创新”精神。

   据闻北京的工宣队开进清华时，蒯大富以为是对立派来进攻，立即指挥抵抗。后见来势不对，又抵挡不住，便找毛告状，说是有大黑手挑动工人镇压学生。康生在一旁厉声喝道：“你胡说些什么？”毛笑笑说：“要揪大黑手吗？我就是。”

   最不听话的学生也被制服，事件该结束了吧？不！八、九月份，运动转入“清理阶级队伍”。“清队”并不始于此时。五、六月间北京、天津等地已开始搞了。五月十四日北京市革委会就发出了“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从这个通知中可得知清理对象是所谓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有政治问题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等。清理者，把那些阶级敌人清查出来加以惩处之谓也。这里面既有历史问题又有现行问题，既搞肃反又搞打击现行，真是左右开弓。不过这又怪了，文化革命不是明明说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怎么又在群众中大搞肃反，镇反来了？这个问题问得好，解答了这个问题便可拨开障眼的迷雾。

   在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中一向都有一批经典性的阶级敌人，后来毛把这个理论发展了，便又新增加一个走资派。为了清洗政治异己，毛可动员群众起来斗走资派，而今为了结束运动，稳定局面，毛宗派又转以经典性阶级敌人和群众的鲜血去冲涤使局势仍然纷扰的因素。六六年七月，毛指责刘邓制造“资反线”整群众，但此时毛宗派整群众不是整得更厉害吗？不过，毛完全又可以说这是“阳谋”，因为《十六条》早已讲过群众终究还是要整的。“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留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嘛！你们忘记了？那活该！只不过形势发展了，做法当然应该有所变化，“清理”范围要相应扩大，不仅仅限制在“真正的右派分子”，“酌情处理”也由“狠狠打击”取代。

   在派性组织尚存在时，“清队”往往难以顺利展开。这就是毛宗派常说的：“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在通过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把派性组织荡平后，“清队”便可畅通无阻地进行了。各工厂、机关、商业等单位的“清队”大多由本单位的革委会主持。教育、科研、文艺、医疗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和少数烂掉了的机关则由“工宣”、“军宣”进驻主持。据说这就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在革委会或工宣队的领导下各单位都成立了“工纠”、“人纠”、“专政队”之类的打手组织和五花八门的“专案组”，负责抓捕、查抄、批斗、关押、审讯。有幸参与这些对敌斗争的当然都是受革委会，工宣队信任的“政治质量”较高的人。陈再道不是说：“中央文革只要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农民、不要工人”吗？这其实是一场大误会。一九六八年八月的《红旗》杂志刊登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代表毛宗派意向的文章泼口大骂知织分子，宣称工宣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去，领导全部斗、批、改。其实早在一年前，陈再道垮台后的一个月后，毛就亲自出来解释了：“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专政各个时期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去完成。”[注]另一场合毛还说：“运动的发展证明了主力还是工农，兵只是穿上军装的工农。广大工农兵起来才能冲垮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从属地位”。

事物经过一段曲折又恢复了它原来的面目。陈再道和毛宗派其实是那么的一致。只不过毛宗派的需要往往比陈再道多一些，所以有时不得不表现出某些差异罢了。如果以为毛宗派对所有的工人都是那么亲热，就大错特了。上面讲过：只有那些“政治质量”比较高的工人才会被选拔去当工宣。在一派压一派的地方，尤其像广州这种典型保守派压典型造反派的地方，许许多多的造反派工人不但享受不到那“领导一切”的荣耀，还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清理对象哩！

   七月，军队的利刃削平了社会上大大小小的山头。八月，“新生红色政权”和“工宣队”开始了对各色劣等人种长达半年左右的反复清算。“清队”的锋芒首先指向被压垮的一派，如果是典型的“保”压典型的“造”，那将表现得尤为凶狠。这可以广州为例。七月镇压中“旗派”一些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大头头们毫无例外地被抓进了监狱。数量相当大的中、小头头和骨干分子们则在本单位品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各单位都迅速腾出一些贮物室，废品仓之类或搭起一些简易仓栏作为“牛栏”，旋即，第一批“牛鬼蛇神”便被塞将进去。这大多是“坏头头”、“武斗干将”、“破坏文化革命的坏人”、“大黑手”之类。他们被挂上十几斤重的大黑牌或戴上几尺高的帽子去游街。批斗会上一律九十度或喷气式、下跪式，还有无休止的审讯。而批斗、游街、审讯又往往是跟拷打结合在一起的。“牛栏”的第二批住户便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伪军警”、“漏划右派”、“逃亡地主”、“反动资本家”、“反动权威”、“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动阶级遗老遗少”五花八门的罪名称号应有尽有，其数量比首批更大。自然，首批房客尝过的味道，他们也须一一领略。

   从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新市委发布“重要通告”起，毛的中央曾三申五令各单位不得私设刑堂、牢房，擅自抓人捕人。但此时却成了一纸空文。当然他们也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不算私设，这是各单位的新生红色政权和工宣队设立的，是公设。原来一个普普通通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竟可以拥有司法大权，这真是毛式“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创造。不过如果说毛宗派的政策毫无连续性，那也不尽然。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以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发布的“公安六条”此时就成了“清队”的蓝本，只不过范围比它里面列举的更大些罢了。

   “牛栏”里的第三批住户是经典“阶级敌人”--“地富反坏”， 这中国社会上最不幸的人群。且不谈业已远久的“肃反”、“反右”，就从文化革命来看，六六年六、七月份的“资反线”首先就把他们列为横扫对象，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运动”也把凶焰往他们身上猛扑。两年来他们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绝大多数没有参加组织，然而由于先天不足总是灾祸缠身在劫难逃。今天“新生红色政权”就是要用他们的政治鲜血，不，简直就是肉体鲜血染红自己的“革命”桂冠；就要用他们的鲜血掩饰镇压人民群众的实质；要用他们的鲜血慑服对现存社会秩序存有异心者；要用他们的鲜血充当“阶级斗争”绞肉机的滑润剂。

   在千千万万牛栏里三批住户的政治尸体和肉身尸体的基础上，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新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们笑逐颜开，弹冠相庆，而人民群众在压抑之中也对这些人不乏似曾相识之感。他们之中许多不也是文化革命前的红人吗？当然还有些是“新贵”，也很面熟。两年来一直以镇压者或反覆无常者的面孔出现，最近又在“清队”中功劳赫赫的不就是他们吗？无辜者的鲜血把他们喂得大腹便便；把他们的“革命”袈裟染得鲜红；无辜者的骨肉垫成阶梯让他爬上高位。

   六八年八月下半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十一、二月间毛发出“干部下放”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职员中年纪较大的旧职员，政治等级较低者，垮台一派群众组织的骨干分了大都在下放之列(少数领队者当不在此)。三届高中毕业生的绝大部分和三届初中毕业生的大部均被动员上山下乡。一个家庭中有两、三个孩子到农村去的是普遍现象，甚至四个也不稀奇。在当时那种高压的政治空气下，人人都表现得相当驯服。这些曾一度被毛宗派捧为可爱的“革命小将”，如今像被扔包袱、扔垃圾一样地甩到农村里去了。这一方面是要分散他们，不让他们集中在城市里有群体力量兴风作浪，另一方面是由于凋蔽的经济解决不了这么多青年的就业问题。但毛任何时候做事情都是堂而皇之的。他制造出了一个“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理论。于是中国这最不幸的一代开始了他们那漫长、悲惨，足足可以写几百几千本催人落泪的长篇小说的知青生涯。毛宗派对这代青年犯下了滔天罪行。

   大批中、老年机关干部被驱往“干校 ”；大批青少年学生被驱赶往农场、农村；许多人被关进监狱、牛栏里；许多“专案人员”风尘仆仆地四处内查外调。就这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在血雨腥风、愁云惨雾中；又在炮竹齐鸣、锣鼓喧天中；在闭门恸哭、掩面抽泣中；又在一片欢呼、掌声雷动中；在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又在少数家庭喜气洋洋、兴旺发达中结束了。

   但悲剧并没有结束。中国人民还要面临更惨痛的遭遇，不过，作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整个现代大悲剧中的一个幕次是结束了。

   [注]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讲话。

   2006年再版补注：

   中共政权对造反民众的反复镇压、清算还有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1971年的“清查五. 一六”。由于笔者持三年文革论，故在1971年秋冬撰写本文时对于这几个专门清算前造反民众的政治运动都不作记述。

http://blog.boxun.com/hero/liugk/84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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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结果 (一)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崛起
   

   在五十年代末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已有投靠毛的动作。六二、六三年毛心中初凝政治清洗的设想，于是对林也着力拉拢。六三年起号召全国学解放军，大赞军队政治工作搞得出色。其时林已为全军之统领，捧军队即捧林。六三、六四年毛妻江青搞京剧改革，林力表支持，得毛、江称心。六六年毛发动文化革命，党最高领导阶层中颇有阻力，林坚决拥护力排异议，遂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升为副主席，而刘、周、朱、陈则由副主席降为常委，以突出林为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文革中毛、林搞了一笔政治交易。六六年七月八日毛写信给江青说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即林为了排挤他人借用毛的权威。其实毛自已又何尝不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呢？毛要清洗刘分子，重树自己的绝对权威， 必须有人鼎力相助，独脚戏毕竟不好唱，现有执掌军权又极表忠心的林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了。

   林虽系军人，但甚有政治野心。为能成为全党全国之首，必须使目前比他位高的人臣服于他，这显然不大可能，那剩下的办法就只有加以除掉。林素居军界，在党政界力量甚弱，且几名党政巨头的职位、威望均在他之上。现毛在党政界搞清洗，实正中林的下怀，他自当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力求把党政巨头多搞掉一些，为今后抓权廓清道路。林虽久居军界，但也仅系十大元帅之一，军内并非他的一统天下，因此也正好借此东风在军内搞些动作。对军内几个元老，如朱、贺、徐、叶、陈等他都使横手进行贬谪、排挤，对一些异己实力派，如罗瑞卿、杨勇、廖汉生等则直接予以肃整。

   林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刘、邓系的许多高干被解职，他赫然而成为副统帅，军内地位也大为巩固。六九年九大政治局中巳明确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军人班子。甚至党章中也注明他为毛的继承人。不过美中不足还是有的，那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一班国务院官员依然大权在握。林深知，这个周系终不能为他所用，即使毛驾崩后把权力交给了他，他也难以驾驭这一庞大的势力。但无奈毛执意要将周系留下，他也只能将就忍耐。事实证明毛执意留周并非顾念旧情，而是在耍弄一种常见的政治权术。大凡精明的独裁者都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不能使自己手下只有一系强大势力，否则极易篡位取而代之，必须有两派或几派力量互相牵制，自己才能凌驾各派之上稳居这巧妙的政治天平的中心。

尽管周系仍存，但林的“借助钟馗”之打鬼术还算是成果显著。后来他胃口愈来愈大，连“锺馗”也要除掉而导致折戟沉沙，那是后话了。对林的思想实质，笔者亦打算另撰文探讨，在此暂不涉及了。

   江青集团的根基和势力比林彪集团弱得多。文革前江只是个闲人。张春桥系上海市管宣传的书记，姚文元仅是他一部下。但由于文革系他们首先发难，功劳卓著，因此地位猛升，九大时全部跻身于政治局。这个集团是毛搞政治清洗的直接工具。这些中央文革的头面人物，由于在党内势力极小，威望甚低，但胃口、野心又很大，因此，对毛的政治清洗十二万分下力，简直要把一切人都干掉而后快。江青利用她的特殊地位，使成千上万狂热忠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听其驱使，把一大批党政元老搞得很狼狈。后来她还想对军界大下其手，但为毛所阻。“偷鸡不到蚀把米”，连王、关、戚、林几员大将也赔上了。

   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对刘邓系，周系及其军界某些势力搞清洗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因此常能配合。但说到底他们各自皆欲南面称孤。设想如果林彪“五七一工程”告捷，那江青一系也不会好过。这些题外话且按下不表。总之江青集团无疑是文革中最大的政治暴发户，以一群无闻之辈一举变成政治局中令人侧目的势力，并对中国此后的政治动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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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人政权的建立与个人迷信的极度泛滥和“血统论”的重新猖獗
   文化革命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全部成立而告“胜利结束”。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北京召开十万人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会算是标志。

   这个被誉为新生红色政权的革委会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呢？是个不折不扣的军人政权。革委会主任大多数为军人，副职也被军人占去不少。请看：

   北京谢富治，公安部长。

贵州李再含，贵州省军区副政委。

   青海刘贤权，青海省军区司令员。

   内蒙滕海清，内蒙军区司令员。

   江西程世清，江西省军区政委。

   甘肃冼恒汉，兰州军区政委。

   湖北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

   广东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

   江苏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

   浙江南萍，浙江省军区政委，原二十军政委。

   湖南黎原，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原四十军军长。

   安徽李德生，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原十二军军长。

   辽宁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今员。

   四川张国华，成都军区政委，原西藏军区政委。

   云南谭甫仁，昆明军区政委，原工程兵政委。

   福建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

   新疆龙书金，新疆军区司令员。

   宁夏康建民，骑兵第一军军长。

   西藏曾雍雅，西藏军区司令员。

   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中职业军人占了十九个。六九年下半年杨得志在山东取代王效禹，谢家祥在山西取代刘格平，即为二十一个。在省会、专区、县里也普遍如此，革委会主任大都由警备区司令或政委，军分区司令或政委，县人武部长或政委充当。在成千上万的大、中型工矿企业或事业单位里，凡派有军代表的亦由军代表任该单位革委会主任。司法机关则大多直接实行军管，司法大权完全掌握在军人手中。非仅此而已，在各级党组织恢复时，这些主任大都就任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于是集党、政大权或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军人的权力就这样从兵营里伸出来，伸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

   林彪在文化革命的成功除前述之外还在于这种军人政权的普遍建立。固然这些军人未必跟林有直接联系，未必直属林山头。但是那为数极多的中、下级军人亦可看成是林山头的余脉或延伸。毫无疑问，林如果政变成功，这些人就是他政权的基础，就要靠这班“老总”去为他执掌各级政权，人民将惨无期矣！

   军人在整个社会中占了特殊优越的地位。对军人的吹捧早在六三、六四年已开始了。文化革命后军人的地位更是高得吓人。在干部阶层中，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高一等，在各级革委会中大有太上皇之势。地方干部在他们前低一头，开起会来常常要以他们的意见为主。他们说的话才有份量、才算数。在社会上军人是令人瞩目的。一个人只要一穿上军装就仿佛鹤立鸡群了，周围的人们大多向他投以尊敬、羡慕、畏服的眼光。军人在社会生活中受到种种优待，有些是有规定的。如有些大饭店有特殊的招待厅，旅店、招待所有特设的房间，有些文娱场所车站码头，军人可优先购票。有些是没有规定的。如一些商业、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对军人顾客的态度特别殷勤，常常给以种种方便，有些事情本来办不通，但若由军人出面去讲就通了。许多年轻人都热切地希望参军，因为这样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个平常的小伙子一旦参了军，似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了不起的青年，引人注目了。还有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就是参军可以逃脱做知青的厄运。如在部队捞得好还可以提干。即使在部队表现并不很出色，但复员后大多会受到单位领导的重视。曰：“经过革命大熔炉的锻炼”。从而有机会受到培养和提拔。这样，作为青年们的父母大多数也当然喜欢自己的儿子去参军，反正是当和平兵，又不打仗，不会死人。后来不在学生中徵兵，城市中有职业的青年才有资格当兵。即使如此，许多青年和家长也还是十分乐意，因为参军者的弟妹在分配工作时会因此而受到优待。六十年代以前，复员军人往往把军装染成其他颜色来穿。现在则不同了，即使是穿上没有领章的军装也可以证明自己曾有一段荣耀的经历，也可比一般人高一等了。不少没有参过军的青年都尽量设法去弄件军装穿穿。甚至有些年岁颇大，早已从部队转业为地方干部的人，也把破旧的军装翻出来穿，以抬高自已的身价。

   军人政权会导致什么呢？毫无疑问，必然导致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在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军人政权是不允许的。军人的职责是对外，是防御国外的各种敌人有可能发动的侵略。维持国内的治安，则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责范围，至于国家的行政机构更不应为军人所左右。将领、军官指挥的应是士兵而不是老百姓。即使是在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包括文化革命前的中国，亦都如此。只有某些高级将领才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占有名额，但亦位居次要。毛也曾多次强调“党指挥枪”，然而，此时军人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们依靠自己的枪杆子得到毛的优待，获取了统率指挥整个社会的权力。

   统率指挥军队靠什么？一是靠军事技术，二是靠命令。军队中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指令是不可动摇的信条。此时，由军人来统率指挥整个社会。显然，他们不熟悉行政事务，更不懂得经济工作，但他们却往往硬要逞能。为了维护自己至尊的地位，威信，他们把兵营里的法则用到社会生活中，把对土兵的要求用于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滥用权势，强迫命令，大搞“一言堂”，只要碰到稍微不同的意见，便怒不可遏地施加压力，甚至用凶狠的手段惩处。军人政权的本身就必然带有法西斯的成分，而此时的中国军人政权法西斯性就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这个军人政权是在文化革命后期的大镇压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个大镇压又是军队去进行的。大镇压的成功更使军方头目们刚愎自用，凌人盛气，骄横武断。

   在这一时期，社会的政治空气极为窒息，刚从大镇压的恐怖浪峰中渡过来的人民群众，匍伏在军人政权的威严之下，诚惶诚恐地度日，对来自官方--军人政权的一切指挥命令都唯唯称是。他们不敢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更不敢顶撞领导。军人政权以其果断有力的手段把昔日那种闹哄哄的、众说纷纭的局面一扫而空，建立起万马齐喑极为驯服的社会秩序。

   这个军人政权还有其独到之处，它常常强使人民群众装出笑脸，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去报什么喜，庆什么功。这可算是此时的中国军人政权比其他的军人政权高明之处。

   法西斯统治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搞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对毛疯狂肉麻的个人祟拜是由林彪首先搞起来的。林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取悦取宠于毛，另一方面又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文化革命后这种个人崇拜的疯狂程度更为急速地加深。军人政权的头目们这样做当然是有其目的。扼杀民主、窒息思想的个人崇拜从来就是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他们通过大搞个人崇拜显示他们对毛最忠，当然也就是最受毛的信赖了，于是人民群众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连地方干部也须让他们几分。

   人们都还记得那时个人崇拜曾达到了何等荒谬绝伦的地步。所谓“红宝书”愈出愈多，一人一册都还有剩余。书店里毛选四卷，各种毛著单行本占据了大部份柜台。毛的像章、纪念章形形色色，花式繁多。毛的巨幅画像、半身全身塑像到处触目皆是。“忠字牌”人手一个，开会游行都必须高举著。后来“忠字牌”愈做愈大，款式新奇。人们放下工作，生产去设计各种新花款。有些地方甚至上、下班也必须高举“忠字牌”。公共汽车，货车的车头都顶着个大“忠字牌”。所谓“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在全国铺开，人人皆须遵守，否则是大逆不道。有段时期在许多地方接洽工作，打电话，在商店买东西等，彼此都要先讲一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忠话。有时在饭店吃饭，会突然有人宣布全体起立同声祝毛万寿无疆，甚至一顿饭中搞几次，虽不胜其烦但也无人敢不服从。此外还有什么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交忠字鸡等等。前两种其意自明，至于“交忠字鸡”是一些地方分派每家农户一年内要向国家交售若干只鸡，交不足数则是不忠，要受惩罚。有的农户交尽自养的仍不够数，只得变卖物品到高价市场上买高价鸡来交售以表其忠，故曰交忠字鸡。推衍开去还有交忠字粮，交忠字猪等等。这一切都达到了中世纪的宗教亦要自愧弗如的地步。

   血统论也是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从古代的封建帝王到现代的德、意法西斯都乞灵于它。此时，曾在运动中被造反派批判过一度消声匿迹的血统论又被军方头目们发掘出来，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了。

   血统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已气势汹汹地恢复其狰狞形貌。“清队”的牺牲品，大多是出身差、有政历问题的“贱民”，而有资格执掌“清队”的，则大多为血统高洁者。六九年国庆节毛中央下令全国选派一万名血统工人人进京上观礼台。名额分摊全国各省、市，指明要在其本人、父亲、祖父三代都是工人的血统纯粹的工人中选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迟，此种“血统”工人为数甚少，以至许多地方为寻觅这种稀罕物弄得人翻马仰。吸收新党员首先要看成份。六八年恢复徵兵，非红五类出身的一律不要，从此亦然。六九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成份为选拔第一要素。各单位提拔干部、培养“新生力量”优先考虑所谓根正苗红者。工厂招工人，要查查档案看身家是否清白。医院看病，持有大队以上证明为贫下中农者可优先。填住院卡，有成份一栏。法院判处犯人要看看他家神主牌正不正，红底子的是认识问题，受人影响，可从轻发落；黑底子的是立场问题、本质决定，要严加惩处。各单位处理犯错误的职工也按此原则。各单位发毛选四卷，数量一次供应不足，依“政治质量”的高低而排领取之先后。看内部电影票数有限，出身低贱者莫想问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甚至两个不认识的人争吵起来，往往会骂一声：“你他妈的是什么成份？”

   为什么军方头目要如此竭力推行血统论呢？这是由于：一、军方头目是毛式“阶级斗争”论的拥护者，而血统论是此论的衍生物，因此他们此行动系其政治意识的必然外在表现。二、他们是血统论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他们位居“血统高贵”的最高层，他们的亲属子女可以从中得到无穷无尽的利益。三、推行血统论是以民制民，强化专制统治的一大法宝。血统论利用一部分人们的政治虚荣心、自私心，把他们哄骗得昏昏然。在并不需要给予他们多少实际物质利益的前提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已服务，效忠自己的政权，并去压制另一部分人民，从而大大加强镇压机器。四、血统论可以制造出一批阶级斗争的靶子，使阶级斗争更能有声有色地进行，使社会随时保持一种紧张的气氛，慑服怀有异心者，以巩固专制统治秩序。

军人政权的法西斯高压政策在七O年上半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和下半年的“战备疏散”中，以及一九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其打击面比六八年下半年的大镇压还要广，其凶暴、残酷，使其他各式法西斯统治都相形见绌。这些且容笔者另撰文详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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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错纵复杂的社会矛盾
   

   文化革命风云变幻反覆无常，造成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复杂。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干部阶层内部。二、人民群众内部。三、干部阶层与人民群众之间。这三方面 的矛盾彼此关连交错，如乱麻一般。

   干部阶层内部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整个干部阶层跟毛之间。毛其实是整个干部阶层的代表、首领和象徵，怎么它们之间会有矛盾呢？这是因为毛发动这场清洗运动虽以刘分子为主要目标，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都受到来自群众怒潮的冲击，使他们的权势、地位、荣誉都受到否定或削减，使他们的精神、身体都受到损伤，“好端端”的社会秩序被搞得混乱不堪。“刁民”们乘机而起，一片“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他们怎么能不埋怨毛呢？你要清除刘少奇那些人，我们不反对，可为什么要搞这么大一场运动，弄得我们都跟着吃尽苦头。不过怨恨之余他们还是有点感激之意。因为如果不是靠了毛的决断，运动岂能这么迅速收场？那些“刁民”岂能如此服服贴贴地就范？毛最终还是维护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荣誉。

   干部阶层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形式是权力争夺，派系倾轧。其最高层已明显形成三个派系：林彪集团、江青集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掌管国家行政、经济等各项事务的老干部。这三大集团互不相容，都力图扩大其势力。它们之间的斗争使社会局势险象环生，若不以一派取得全面胜利，国家便永无宁日。

   在地方各级干部中，存在着更为广泛复杂的派系倾轧，其中除以政治因素为主外还往往带有个人恩怨的成份。这倾轧首先表现在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之间。类似中南局干部闵一帆、车学藻等人与黄永胜不合，并有与之争权之意而遭黄毒手弄得家破人亡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军队干部骄横不可一世，自认比地方干部要高一等，到处膨胀自己的权力，抬高自己的地位。地方干部妒嫉他们，也看不起他们。在各级党政机关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关系大多很不协调，有的甚至很紧张。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终究要把王效禹搞垮自己上台而后快。军队干部压制地方干部，排挤他们。地方干部也往往暗中拆军队干部的台，或在他们碰到棘手事务时幸灾乐祸地袖手旁观。至于那些倒台、失势的地方干部对官运亨通的军队干部更是充满敌意。

军队干部之间亦非铁板一块。以内战时期的几个野战军为基调形成几个大山头，其下还有许多中小山头。一个省如果驻有两个军，那往往是惹麻烦的。野战军与省军区也常常闹矛盾，缘由无他，多出于军方头目彼此的夙怨、嫉妒或都想坐上省革委会主任的交椅。还由于毛搞渗沙子战术，从外地调“支左”部队进驻某省，造成外来部队和原驻部队之间的摩擦。文化革命中许多军方头目之间已闹到冤家对头的地步。如：农垦部部长王震与副部长萧克、陈漫远素有不合。早在运动初期他们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恶斗。萧、陈操纵一些红卫兵向王发起攻击。他们下放一些材料给这些红卫兵作炮弹。大字报、大标语向王猛扑过去。说他如何称王称霸，打击其他领导干部，虐待下级，腐化堕落，乱搞女人。甚至有红卫兵抄王的家，要拉他去批斗，一时把王搞得十分狼狈。但王亦非一筹莫展，他也通过一些渠道拉拢另一些红卫兵，依靠这些红卫兵向萧、陈二人进行反击。于是另一批大字报，大标语又向萧、陈二人扑去。“萧克、陈漫远在历史上是一惯反毛主席的”，“是走资派”。两派红卫兵闹得不可开交。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等几人曾于六七年初就想搞垮陈再道夺取军区大权，但被陈击败。后陈倒台曾思玉继任。李又与曾不合，终倒台。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湘炜等人与黄永胜等不合并有觊觎其位之意，被黄斗垮，李、湘之类敢有此行动，可能在中央军委里亦有支持者，但终不敌曾、黄等人的实力。

   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等人的垮台最令人吃惊。三月二十七日，北京召开十万军民大会，江青、康生、陈伯达发表讲话，宣布杨成武（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犯了严重错误，予以肃整。在江青等人的讲话中，罗列了杨、余、傅三人的许多罪状。诸如“王、关、戚的后台”，“树个人权威”，“开了两部卡车到中央文革抓人”，“为刘邓路线翻案”，“为刘邓陶翻案”云云，这些罪名有些是无稽之谈，有些闪烁其辞，显然里面有种种内幕。“清官秘史”让知情人去写吧。我们还是从林彪的一段话中找点显而易见的东西。林彪说：“如果照他（指杨成武--笔者注）那一套，就要把谢富治、吴法宪拿掉，发展下去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也都得拿掉，所以我们不能采取他的做法，第一他是不对的，第二他是少数。我们权衡两个方面，不是打倒别人，而是把他们打倒。”我们这些老百姓不可能洞悉这些军队巨头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但我们有理由认为林的这段话可信程度比较高，反映一些事实。从这里可以窥见军队内部的争斗之激烈。正是由于这样，林彪集团才会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感叹：“军队内部情况复杂”了。

   地方干部之间也存在著极为广泛的矛盾。在某些地方文革前已存在有宗派斗争。如本地干部跟外来干部不和的地方主义情绪；军队转业干部与原地下党干部之间的摩擦。经过文化革命的动荡，原有各种矛盾更加复杂激化了。运动中一些干部各自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这里面不无政治投机的成份，他们的政治命运往往也随着自己所支持的那派群众组织的兴衰而沉浮。文化革命结束后，那些在“新生红色政权”中春风得意的干部与不同程度失势的干部之间很自然地存在隔阂、鸿沟，甚至敌意。

   一九六九年，由工程兵政委调任昆明军区政委、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的谭甫仁说：“革命队伍内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很严重，当前集中表现就是分裂主义思潮。”这段话中的一部份显然是针对干部阶层内部而发的。七一年，谭被人神秘地暗杀。可以推测，潭绝不是死于经典的“阶级敌人”之手，而完全会是干部阶层内部争斗的产物。

   干部阶层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它的上、下层之间。上层的物质享受远此下层优裕，而且上层又往往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把某些过失归咎于下层，从而引起下层的不满。不过，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矛盾，与文化革命没有特殊的因果关系，故不多作探讨了。

   总之，经过文化革命，整个干部阶层从上到下，宗派情绪较文革前严重得多，深深陷入了派系倾轧。连一个工厂或其他类型的基层单位里领导人之间也往往为争夺权力而挖空心思绞尽脑汁，都大耍培植一帮亲信势力，排挤异己，树立个人权势的统治权术。

   在干部阶层内部矛盾中，唯一有点积极意义的是：毛的大清洗引起了一些高级干部的反感。这种情绪经过凝聚、提炼和升华，使中共党内逐渐萌动了新的进步的因素。

   人民群众内部也有矛盾，这主要由两方面造成。一是由运动中两派斗争延伸而来。尤其是因为有六八年的那场大镇压，在某程度上充当了镇压工具的群众与被打击的群众之间存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弥合的伤痕。这里面还有大量个人恩怨的成份。二是由于军人政府竭力推行血统论，蓄意在人民中制造等级、制造分裂所至。它唆使一部份人民去歧视、打击另一部份人民。这另一部份也必然对前一部份怀有戒备，嫉恨。社会上弥漫着一股越来越浓厚的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甚至互相仇视的气氛。你提防我背后去告密，我提防你转身去打小报告。人人都森严壁垒、言不由衷。领导人员则利用入团、入党、提拔之类网罗一些人为自己效力。单位内的“甜头派”和“苦头派”之分野较文革前更清晰。不过，随著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人民内部这些矛盾的总趋势是缓和。天长日久，伤口会渐渐结痂，世事的发展也会使许多人渐惭清醒过来的。

   军人政权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表现得颇为微妙。表面上，人民群众是被镇压下去了，没有轻举妄动，没有越轨的行为，他们都在循规蹈矩地过日子。但其实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暗中不断地积累加剧。有镇压就有反抗，反常的沉闷只是台风来临前的状况罢了！

   当然，在军人政权的法西斯高压统治下，人民群众确实一时难以作正面反抗，然而还是有些人敢于采取某些比较曲折的方式进行斗争。他们打着忠于毛，忠于党，拥护党中央的旗帜，引用毛的语录，利用毛的某些讲话或中央的某些指令，向行为尤其恶劣的干部发起指责。尽管这种斗争一时没有多大成效，但也使那些官僚分子颇感棘手，因为如果是以直接对抗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方便多了，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杀、关、管就是了。

   由于在运动中一些干部曾利用群众运动作争权夺利的工具。这就使干部阶层内部的矛盾及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复杂地纠葛在一起了。文化革命后这种复杂性部份保持下来。受贬、受排挤的干部，对来自群众的某些反抗行动往往与官运亨通的采取不大相同的态度。群众也往往十分策略地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协调而采取某种行动，实行有限斗争。

   综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文革后的社会矛盾是何等错纵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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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蒙作用
（四）启蒙作用

   中国有近三千年的封建历史，这是举世无双的。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生活在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下，头上套著沉重的思想枷锁，受着非常的精神奴役。中国不像欧洲那样，有古代民主共和制的传统，也没有出现过欧洲中世纪的那种等级君主制。有的只是三纲五常，封建伦理。广大人民群众丝毫不知道什么叫共和。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没来得及向人民群众揭示一些民主的实质内容，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便以另一种形式纠合起来向它扑将过去，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蒋介石独裁的深渊之中。无论是段其瑞还是张作霖，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敌视民主，他们的政权都有赖于人民的愚昧。他们虽也打出民主共和的旗号，但实质是封建余孽与现代法西斯的大杂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推翻了军阀和蒋政权，一度使人感到民主的曙光出现于地平线上，但事实是令人失望的！

   文化革命中群众的浪涛冲击了文革前夕那种官僚化倾向十分严重、极端缺乏民主的沉闷的社会秩序。沉重地打击了一部分罪有应得的官僚分子，狠狠地砸向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不容置疑，文化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起了非常宝贵的启蒙作用，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启蒙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建国以来人民群众第一次得到了学习使用民主权利的机会。在文化革命中，历来是一纸空文的宪法上所列举的一些东西部分地得到实现。人民在某一程度上享有了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等项民主权利。这是破天荒的。以前个别地方曾发生过游行示戚，但都遭到残酷镇压。例加五七年汉阳中学事件，两名参与学生游行的教师，竟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枪毙。然而在文化革命中虽几经反覆， 但人民群众还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能够自如地使用这些权利，从而使一些作恶多端的官僚分子和军方头目颇为狼狈。

   自批“资反线”后，大字报逐渐由官办变为民办。从前大多是当官的指使一部分群众写大字报去攻击他要打击的人，而现在则主要是人民群众自主地运用大字报去抨击官僚分子和军方头目。经过这次使用诸项民主权利的实验，人民群众才真正第一次懂得了“享有民主权利”是怎么一回事，才懂得享有民主权利的重大意义。当文化革命已成为历史后，许多人还会回忆起那雄壮或悲壮的游行队伍，规模宏大群情激昂的会场；回忆起那震天撼地的呼喊和闪烁著新思想火花的铿锵文章。时间的流逝，世事的变化，都不会使之完全湮没。当社会一旦风起云涌，它便会唤起人们的记忆，激励著人们的精神斗志。当人们看到官方组织的一些游行集会上，被强徵去的人群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表情淡漠没精打采，口号声低沉无力都不禁哑然失笑，投以鄙夷的目光。人民群众能对这些虚伪的政治形式作出此种反应，也正体现出他们已经此较懂得民主了。

   当然，在这一时期人民群众使用民主权利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人民的民主行动曾被毛利用来打击他的清洗对象。这其实也就是在文革中，毛之所以允许群众在某一程度内使用民主权利的原因。二、人民始终不敢使用民主权利反对毛。不过，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问题。从完全没有民主权利到真正享有完全的民主权利，这之中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在此阶段出现一些畸形状况是不足为奇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群众还没有认清毛的本质，对他尚有迷信。社会上业已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空气：一切直接的反毛言行都会立即受到围攻聚歼。任何行动都必须打起毛的旗号才有可能进行，即使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必须声称拥毛。这也就是当时许多人互詈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可见许多人口头上喊的和心中想的并非一回事。尤为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在使用民主权利的过程中日益突破了毛的框框，不为其所用，在自主的轨道上发展起来。这也是最后招致大镇压原因之一。

   毛一度让人民群众使用民主权利是出于他搞清洗的政治目的。在这个目的大体达到而人民的民主行动又越出了他的框框时，他就要收回这由他赐予的权利了。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这巨大的历史缝隙中首次使用民主权利的伟大意义。

   （2）人民群众对现存政权有了比较深入的看法。

   文化革命中无数的大字报、小字报、红卫兵小报、印刷品，把一些官僚分子的丑行劣迹揭露出来。让广大人民看看，原来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当然，揭露的内容肯定会有失真之处，但只要其中有几成是事实也足以令人吃惊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当然有好人。有真正的革命志士，有作风正派、才智横溢者，有正直刚毅、全心为公的人。但其中一些已在革命年代中捐躯了。中共干部队伍中，北伐以前参加革命的大都是一些有一定知识文化，有改革社会志向的热血青年。这些人是中共的优秀分子，其中又以留学欧洲的最为精华。建国以后这批人多任中央级或省级领导职务。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农民、贫民、游民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其中大多数在长期的征战中牺牲了，少数活下来的除一部份仍就任军职以外，许多转到市、专区、县、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中就任各种领导职务。这批干部无论是政治素质还是品德意识一般都远不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参加者。他们之参加革命大多并不是出于一种改革社会的理想和抱负，而往往是由于贫穷、环境所迫，乃有很大的“官逼民反”性质。在那炮火连天戎马倥偬之中，他们大多没有足够的机会进行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方面的提炼，而建国以后的开国功臣分封制使他们的待遇地位有了急剧的提升，从而促使他们品质中的消极因素得到膨胀。尽管三反运动有所触及，但没有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而且这种方式的本身就弊大于利。五七年所谓“右派分子”的意见，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针对这类干部发的。但是却以知识分子受罚而告终。此后干部中的各种不良倾向更加恶性膨胀起来。

   有些干部道貌岸然，总以当然的教诲者面目出现。运动中群众的风暴掀去了他们的假面具。他们有的权力欲极强，结党营私，搞宗派闹倾轧。有的一本正经号召人民艰朴素自己却养尊处优，挥霍无度，人参燕窝，别墅轿车，高级家俱、名贵衣料应有尽有。甚至为了延长寿命，毫无人道地抽青年人的脊髓制成抗老血清注射。有的精神空虚，情操低下，津津有味地欣赏专为他们进口的黄色书刊、画报、电影，有的甚至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玩弄侮辱妇女、强奸、逼奸、诱奸，无所不为。有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劳动不生产，连“公”也懒办，一切由秘书代劳。有的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无术却硬要逞能，强迫命令瞎指挥。有的对人民群众完全是一副老爷的面孔，只能听赞美诗，不能听批评意见，动辄叱吒训斥甚至打击迫害。而那种高高在上，不关心人民疾苦则更是普遍现象。

   平民红卫兵揭露出来的许多东西确实是令人万分惊讶的。原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死就是其中一例。他一向被宣传为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查实是这样的：项英见大势巳去，便丢下部队只带了几个亲信随从化装逃跑，途中遇到几个伤员要求同行，项不但不应允反而怕他们暴露了自己的去向而把他们杀死。稍后项的一名警卫队长见形势大变、前途难卜，竟伺机把项英数人统统杀死，劫去项等人所携的黄金手表钱币独自潜逃而去。

   文化革命确实使人民群众大开眼界，知道了从前许多不知道的东西，看到了从前无法看到的黑幕，洞晓了许多内部秘密。这就长了他们的见识，丰富了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去思索、去分析。经过文化革命中群众浪涛的冲击，现存政权那神圣的宝光黯淡了。一些干部那堂而皇之的外表被戳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一度靠欺骗、粉饰和行政命令制造出来的所谓威信，失去了群众的敬仰和对群众的感召力。人民觉悟水平，思想水平大大的提高了。

   （3）文化革命的第三个启蒙作用是人民群众对毛有了新的看法，对他的本质有了此较深刻的了解。从前人民群众对毛的个人迷信一向较深。文化革命初期毛的一些姿态更赢得了许多人的感激拥护。如指责刘少奇制定实行“资反线”整群众并下令批判之，又再三明令彻底销毁黑材料。四月初解救被军方镇压的群众。这些都使一些人把毛看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以为毛是爱护人民的。青少年学生更是疯狂地崇拜他，狂热地为他尽忠效力。然而六八年夏秋大镇压和随之而来的“清队”、干部下放、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拨去了人民群众眼前的迷雾，使许多人逐渐清醒过来。他们的目光渐渐从现象向本质深入。在大镇压面前有人骇怕了。有人哀叹受了利用又被抛弃，发誓今后再也不参与这种政治运动了。如果以后再搞文化革命，就乾脆做个逍遥派，来个“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这些牢骚话中包涵著对毛的埋怨和不信任。更为主要的是还有许多人比较清晰地认清了毛的真面目。他们渐渐意识到毛搞文化革命的真实动机是什么，六八年大镇压的根源在哪裹，洞悉了毛对人民群众的真实态度。他们不但不再对毛崇敬爱戴，不再愿意为毛效力，而且对毛愈来愈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毛本欲通过文化革命树立其绝对权威，造成对他的无限敬仰崇拜。这一企图在运动早、中期似有成效，但最终失败了。不错，运动结束后对毛的个人祟拜愈演愈烈。但那是假象，是军人政权强迫搞出来的，并非发自群众内心，而且适得其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感和厌恶。

   如果说“红五类”红卫兵中的一些高干子弟早在六六年底巳站到毛的对立面，是由于他们的父辈被毛排斥打击，那么数量巨大的革命红卫兵在六八年以后感情上普遍背离毛，则是由于已认识到毛在利用完了自己后，又将自己推出当替罪羊。他们从毛的狂热崇拜者渐渐变成反对者。痛定思痛，他们有的愤然说：“这真雕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水平还会继续发展，他们对毛的看法，必然会跟对整个现存政权的看法联系起来。文革初期，只有极少数的造反者把毛与现存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从而带有隐蔽的反毛情绪。大多数造反者则认为毛是好的，正确的。坏事都是一些干部不执行毛的政策所造成。此时愈来愈多的人改变了这种糊涂观点。他们已感到毛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合理现象，有不可推诿的责任。在此后的年月，越来越多的事实进一步清澈了人们的脑。甚至有人已持有这样的看法：毛为人说一套、做一套，一会这样说，一会又那样说，耍弄权术骗人整人，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毛实际上是一切不合理现像的总根源！

（4）运动中、后期出现的“极左思潮”无异是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投下了个重磅炸弹。“中国向何处去”的呼声震撼了许多人的心扉，启开了许多人思想的新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极左思潮公开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还是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许多人把一些“极左思潮”的文章珍藏起来，在可靠的人群中传阅，并进行热烈的讨论。六八年大镇压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慨，也促使了他们思想上的转变，使“极左思潮”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笃信者。许多没有看过“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人到处设法找来看。一些看过的人则在暗中进行口头宣传。相当一批青年学生和有一定知识文化的青年工人接受了“极左”观点，并加以发展提高。单纯的派性斗争再也提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把目光投向整个现存制度，努力去剖析一些本质的东西，寻找社会弊病的总根源，探索真正革命的道路。他们人数虽少，但能量很大，必将会对中国社会的前进作出贡献。

   “极左思潮”对现代中国社会有着伟大的启蒙作用。它冲破法西斯的政治高压，戳穿精神奴役的黑幕，宛若一颗明亮的红星出现在黑沉沉的夜空。这颗红星是启明星，它终将要迎来晴空万里，霞光万道！

   军人政权法西斯性的加剧，终将物极必反。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和激化，必将导致矛盾的解决。思想的日益启蒙使社会上逐渐集聚起一股强大的要求改革的潜在力量。毛的政治清洗和各种倒行逆施，使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真地反省往昔，考虑将来。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中国很可能只是在苏式道路上缓慢前进着。而由于文革动荡使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暴露、加剧，一场较大的社会改革则势所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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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后记、出版后记、 两点说明、
后记

   犹如一头嬴弱的老牛拉着沉重的车在山道上喘息颤抖，艰难行进，终于到达了坡顶。我圈上最后一个句号，长长地吁了口气。这篇拙文初稿于七一年底，在土木间沉睡多年后，最近把它翻出来加以修改整理，接着就是艰辛的刻印工作，幸亏还有同志们协助。

   我靠在椅子上，活动活动僵硬的手指，摘下近视眼镜，使劲抚揉早已肿胀欲爆的眼球，然而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我深知自己做的是一件力不胜任的工作。思想肤浅、资料缺乏这都是致命的弱点。前者会使分析粗糙，后者会导致片面判断。但我为什么还是要不自量力地进行这一工作呢？因为胸中有气，心里不服。言为心声，不平则鸣，也算是破门而出吧！

   近期常在大报大刊上看到一些涉及文革的文章，阅毕不禁长叹，难道我们这些文革的目击者，参加者不但在世，而且尚还年青力壮或年富力强，一段文革史就被描绘成这样？

其一、谭力夫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报上，大谈林彪、江青如何迫害他们高干子弟。这或许是事实，也值得一控。不过，谭老兄，您疯狂煽动“血统论”，大捧“鬼见愁”对联，给“红色恐怖”运动火上加油。如今您可曾对千百万“红色恐怖”运动的受害者怀有一些疚意？老实说，要上台诉苦还远远轮不到您哩！不过您终究是个血统高贵者。编辑们对您自别有一番情谊，而那些成千上万家破人亡的“狗崽子”们是怎么也登不上党报的大雅之堂的。

   其二、报纸上报导给“百万雄师”平反。真是煞有介事！“百万雄师”还用得着平反？它的骨干头头们早已在单位里雄纠纠气昂昂了。培养的培养，提拔的提拔，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嘛！现在去搞平反，实在不算抬举。当然其中另有一番意义---造反的人们更应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不过笔者还是要不识相地问一句：周恩来、康生等人曾说反共救国团的总团在广州，“旗派”的头头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这算不算一个大冤案？应不应给予平反？怎么又一声不吭了呢？

   其三，见一小说，描述在“五．七干校”里造反派如何搞运动整人。众所周知，干部到干校是六八年底以后的事，那时造反派早被扫荡一空了。在那里整人的是革委会领导下的“工纠”，“人纠”，“专政队”，“专案组”之类。被整的倒是些前造反者。此作者作此描绘是由于对历史茫然无知，还是为适应某些官的需要而故作歪曲之笔呢？

   其四，闻一中共改革人士谈及毛及文化革命，不乏正义之辞，但却对文革前夕的社会状况予以基本肯定，心下甚不以为然。试问，如果不是形成于文革前，猖獗于六六年八、九月的“血统论”伤害了许多学生，如果不是文革前官僚化严重的社会秩序，使许多工人、知识分子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待遇，那怎么会在毛一旦发出号召时，许多人都应声而起“造反”呢？

   其五，听到一些年轻人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官僚，不觉哑然失笑。这当然只是他们个人的良好愿望。现今二十岁左右的人对文革的具体过程确实了解不多，产生这种看法不足为怪。

   其六，某些海外政评家把文革中两派斗争说成是拥毛派与反毛派，拥毛派与拥刘派之争。尽管这些政评家知识渊博，不乏精辟之见，但在这点上我却绝对不愿苟同。

   其七，……

   面对这一切，我终不顾身单力薄，思维鲁钝而贸然执笔。

   我想，或许现在已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一工怍，但却彼此隔绝不通消息。我希望自已这篇拙文传阅开去，能使一些志同道合者联系起来，集思广益，搜集资料，共同修编一部文革史留予中华后代。不一定什么事都要官方机构独家去搞。十八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不也是民间人士的自行结集吗？

   在这辍笔之际，我想起了在遥远异国的弟弟。这个广州中学生造反派的头头一度是那么狂热地忠毛。记得有一次他在“造反”的百忙中抽空回家小憩。我与他谈及毛、刘之争。言语之中，我甚为刘鸣不平，当即跟这位毛的忠诚红卫兵争执起来，及至拍桌打椅，声浪高扬，吓得父母魂飞魄散。六八年夏秋之后，这个毛的忠实信徒受到毛所信任的新生红色政权的反覆严厉清算，在牢房和牛栏里度过许多个漫漫长夜，在批斗会上吃尽苦头。最后虽被“解放”，但却被社会“开除”，连农场、农村都不肯收留这个“危险人物”。绝境之中他只得铤而走险，投入怒海逃亡异乡，乃至今流落异国。我真希望他能看到我这篇拙文，更希望此文能触动他的思路，以他那几年悲喜剧的经历，说明中国一代青年思想的演变和成熟。

   就在我为油印本早日制成而争分夺秒之际，电视萤光屏上出现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巨大镜头。我不得不停下笔一览往日那些风云人物的尊容。

   “四人帮”落到如今地步，固然是咎由自取。然而“庆父不除，鲁难未己”。如果毛至今仍饮食便溺在紫禁城中，那么“四人帮”也必然还峥嵘于政坛上，中国社会也就要仍然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拖下去。就像当年斯大林瞑目后，无论是贝利亚上台还是马林科夫继位；无论是布尔加宁执政还是赫鲁晓夫篡权，都会进行一番改革一样，毛驾崩后，无论哪一派掌权也会着手整治残局。只是有的会事倍功半，甚至愈搞愈糟；有的则成效显着。现今情况可算后者。不幸中国，还算有幸。

   现“四人帮”受审，对他们那些涉及刑事的行为，理所当然要依罪定罚。不过对他们灵魂深处的思想实质，人们确实知晓不多，很可能这终将成为政治迷雾。

   笔者认为，现今的中共领导若要向全世界和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显示其胜利和正确，主要并不在于这场法庭上的大捷，而在于社会改革的成效。

   回忆罢文革中的风风雨雨，笔者深感当今中国若再无甚突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和平改革走上繁荣昌盛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途。暴力是不必要的，它并不是什么美妙的东西，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应使用。克伦威尔是一个何等严谨的清教徒，但他做了护国主。山岳党人何等高呼民主，但他们不但把路易十六、把吉伦特党人送上断头台，也把他们之中的丹东、萧美特、艾贝尔等送上断头台，甚至把许多基本群众也送上断头台。一个皮鞋匠埋怨革命后交通阻滞买不到原料皮做鞋子，竟被处死身首异处了。

   可惜历史不能重来，否则，如果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得以成功，那中国将少经历多少灾难，而今之中国也大异于此了。如果说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起义，是欧洲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枪，通过一系列的和平改革，今日之欧洲现状已大异于布朗基、拉斯拜尔之时了，那么我们当今之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一系列和平改革去创造一个美好家园呢？除非又出了一批混世魔王阻塞了这条路，硬要把人民逼入火与剑之中。遗憾的是当今中共的一些高级领导人总对一些愿意为改革呼喊的平民小辈投以猜忌的眼光，暗忖：这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又居心叵测”的家伙。大量官气十足的中、下级干部则更是咬牙切齿，总有一天要收拾你们这些狂妄的捣乱分子！这真是当今中国的又一悲剧。我希望这悲剧快些变成正剧，但还是作好了做个悲剧演员的准备！

   多年来，创巨痛深的中华民族在崎岖的道路上含辛茹苦步履蹒跚。今天，我们回首往昔的脚印，可以作为目下迈步的借鉴。

   人们，不论你们是站在烟尘扑鼻的锅炉旁，还是坐在堂皇的写字台边，我都要恳切地向您们说一句；请不要那么健忘，文化革命中的一切值得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回味啊！

   初稿于一九七一年底

   修改刻印于一九八O年十一至十二月

   

   出版后记

   参与了六六年至六八年的文革大波，经历了六八年夏季大镇压的腥风血雨，目睹了从西江上游漂下来的的广西“黑五类”和造反派的尸体残骸，震惊、愤慨、反思填满了我的心胸。我萌动了写一部文革三年史的念头，决心要把那段风云变幻、亢奋惨烈的史实记录下来，让以后的人们知晓这三年在中国大陆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在全国疯狂展开，那是个多么阴森恐怖的日子啊！墙上时时换贴着各地革委会、军管会新的判决布告，大量民众被判为现行反革命而遭枪决。我清楚地记得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广州某工厂一位技术员的噩尤其令我震惊万分。由于中共政治线民发现他下班后总是关着门在宿舍小房间里写些什么，于是保卫科在其上班后破门而入，果然大有斩获--发现他画有许多丑化“伟大领袖”的漫画。于是他马上被逮捕并旋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枪决。

   我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下开始写作。我深知自己做的是“立杀不赦”的事情。那位技术员的遭遇更提醒了我。每次晚间动笔之前，必用窗帘把一切缝隙遮严。每次停笔后必将手稿塞入一个竹筒，再把竹筒扔进床底。久而久之，床下有好些塞满了手稿的竹筒。我不但要防范中共政治线民的检举，也要防备小偷入屋行窃，在书桌上发现我的手稿亦会拿去报功。《文化革命简析》的初稿就是那段时间里所写的文章之一。

   七八年十二月，我获平反后第五个月，便与朋友们一起创办了广州第一份民运油印刊物《人民之声》。这时我又想起了文革评判问题，遂从秘密收藏处取出手稿，进行增删修改。为打“擦边球”计，磨去了它的许多棱角。于八零年十二月登载于《人民之声》特刊上。当时手刻油印，技术原始，尽管干得筋疲力尽，也只得了八、九十本。其中十几本赠予香港关心中国民运的青年朋友。其余寄给各地民刊组织，因此它在社会上几乎并未流传。八十年代中期承陈佩华博士（现任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翻译成英文出版，但中国人具此英文阅读水平者毕竟十分有限。现在正值文化大革命发动三十周年之机，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编辑部将《简析》与其他一些文章结集出版，希望能抛砖引玉，展开对文革严肃认真的讨论。

   《简析》所写为三年文革的历史，而在今天它本身也成为了历史。因此这次付印正式出版，除对八零年油印本上的错漏字作了更正外，没有进行任何增删修改，以保持其历史面貌。

   《简析》得以出版系承蒙陈佩华教授和香港许多朋友的热心帮助，在此对他们深表感谢之余，亦将他们的帮助作为自己对文革评判继续进行探索的鞭策。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日于纽约

   

   两点说明

   <文化革命简析>是一篇史论文。以记录史实为主，兼有剖析。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手头上尚拥有大量的文革小报、传单、各种铅字印刷品和油印物。文中所述所有事件、讲话、中共文件等等都有上述各种物品作依据。按照学术文章的规范，当在文章每个章节后把所有依据都作注释列出。

   可是笔者在写这篇<简析>时，根本没有想到是要写一篇学术文章，只是满怀义愤，为留真实历史、为伸张社会正义的意念所驱动。

1971年初，笔者就萌动了为文革写史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九.一三”事件后加速进行，至1971年底完成初稿，并秘密收藏起来。

   那个时期，政治高压、专制恐怖仍极度肆虐。笔者，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工人，在每天劳作和强迫政治学习之后，再卷曲在斗室之中，埋头于昏暗灯光之下，关起门窗、拉上布帘，进行力不从心的写作时，实在无心绪去顾及到史论文章的注释规范。

   九年过去，到1980年，笔者把<简析>初稿翻出来，仓促之中进行校对、修改、刻印。这些也都是工余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极为繁重的刻印工作耗尽了笔者的精力。故亦没时间去一一加补注释。

   再隔了十六年，到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之时，笔者在海外把<简析>正式付梓时，手头上就再没有当年收集到的文革资料了。1989年来美时，那些资料都留在大陆。后大陆亲友几度搬家，资料大都失散。此时想作严谨注释已徒呼奈何了。故此，注释疏漏之缺陷终得不到补救。

   又是十年逝去。现2006年我将<文化革命简析>单行出版，并汇集于人民文革丛书>之中时，作了一处用语改动，就是把革命红卫兵改称为平民红卫兵。谨此说明。

    二零零六年一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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