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红色作家的文革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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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至今已发生51年了。虽然这对整个国家形成灾难性的冲击，对整个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居然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深刻地共识，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彻底地反思、更没有揭示其事件发生真正的政治与文化的根源。并且，还有不少人不仅不认为其对人类文明的浩劫与反动、对人性人道的扭曲与羞辱，反而还加以肯定和称颂，认为它还是中国进步的一种别无选择。不久前竟然还在几个省市发生了局部的文革回潮，死灰复燃。这样的误区或混淆必须彻底澄清，这样的毒化现象必须再次拨乱反正。2015年间，我们约请了中外数位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一次专题系列访谈。以他们的见闻和认识，从更多不同角度可为今天的青年读者揭开"文革"运动的面相和迷雾，让更多人学会从历史的悲剧中醒悟，从而走向常识和理性，为自己，也为未来可以健康发展的中国。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请来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嘉宾是邢小群。邢小群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请她来是这样一个原因，她的父亲叫邢野，文化革命前就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电影《平原游击队》，在中国当时家喻户晓，所以他父亲是一个受到高度赞扬的、具有很高荣誉的一个革命作家。但是文化革命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历来其他政治运动都没有，就是很有资格的、很革命的、很有影响的作家也通通打翻在地，说成是修正主义，说成是黑帮。他们的经历是非常悲惨的。今天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么一个现象，请邢小群来讲以他父亲为中心的一批革命作家在文化革命受到的反常待遇。首先想问问邢小群，你父亲的作品为什么会一炮走红？当初他在中国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邢小群：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父亲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叫《游击队长》。当时，他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做行政处长。父亲想让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推荐到《人民文学》发表。谁有好作品，所长丁玲都会扶持。丁玲说，《人民文学》通常不发表剧本，她把这部作品推荐给了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而后，陈荒煤和丁玲商量把父亲调到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室改剧本。在1955年，根据《游击队长》改编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上演了。和他一块改编的作者还有羽山。羽山在改编电影方面，比我父亲有经验。当时中国电影比较少，加上这是反映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故事，主角李向阳比较突出，所以家喻户晓。其实人们对我父亲名字并不怎么熟悉，对这个电影却比较熟悉。

徐友渔：他能够写出这么一个有革命内涵的《平原游击队》，早年是不是跟中国革命有什么关系？他的生活经历是怎么样的？

邢小群：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冀中一带活动，在冀晋军区三分区文工团。先是在冲锋剧社做编剧、导演，后来做文工团团长。所以他对这一带很熟悉，李向阳是一个他酝酿了很久的、有原型的人物。

徐友渔：这么说你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里面去了，是有一定革命资历的人。是不是？

邢小群：对，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是个高中生，他跟同学不愿意在沦陷区生活，就流亡到南方，参加国民政府第三厅组织的演剧队，转了一大圈后去了延安，入了陕北公学。他在天津上中学时就喜欢演剧、看剧、编剧，所以一去延安，就进入了陕北公学的文工团，后出发到冀中，仍在联大文工团。

徐友渔：说起来，你父亲算文工团里少有的知识分子了，是不是？

邢小群：也许他在革命队伍里算文化水平偏高的，他当时已经上到高中二年级了。

徐友渔：吴法宪回忆录里面写道，高小生就算知识分子，那你父亲说起来算革命队伍里的大知识分子了。既然是这么一个有知识、有成就，写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电影剧本的人，文化革命中怎么倒霉的呢？

邢小群：他在作家里就算是幸运的，不算太悲惨。真正悲惨的是他的一些老朋友。1965年年底，我父亲已在山西作家协会工作，山西省宣传部突然通知他：中宣部通知你赶快去北京。父亲1966年1月到了北京，林默涵说，你赶快到华侨饭店去报到，周巍峙会跟你宣布是什么任务。林默涵当时在中宣部，周巍峙在文化部，他是歌唱家王昆的丈夫，也是个老艺术家。林默涵说，他在等你们，你赶快去。他说的“你们”，是指写《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写《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电影导演崔巍，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和我父亲邢野。

徐友渔：都是革命队伍里最顶尖的艺术家。

邢小群：他们这批人力量很雄厚。让他们干什么呢？让他们修改电影《平原游击队》。（徐：为什么要修改呢？）话要再拉远一点。在1964年到1965年期间，毛泽东说作家协会是裴多菲的俱乐部，已经沦落到修正主义的边缘。那时江青插手文艺界，提出从30年代文艺界就存在一条黑线。她不断扩大批判的名单。我记得有《逆风千里》、《舞台姐妹》、《李慧娘》，一大批，越批越多。江青认为《平原游击队》属于稍微拔一拔，就能进入样板戏行列的作品。因为电影里有一个很突出的英雄人物李向阳。后来就决定集中顶强的艺术力量来修改《平原游击队》。他们一到华侨饭店就听宣布说：江青让你们来修改《平原游击队》。于是，每人拿到一个打印的电影剧本，先自己看，写意见，然后再碰头商量。过几天，林默涵组织他们汇报一次，有一次还是在中南海汇报的。江青的意见是，区委书记的形象很弱，党的领导，要加强。那时还没有总结出“三突出”、“高大全”。（徐：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那么“高大全”。）她的思想也在不断“完善”。她要求这些人的修改向“三突出”、“高大全”靠拢，尤其是党的领导。作家们觉得，让区委书记丰满一些不难，整体怎么提高呢？因为江青说有一条黑线，党的问题，历史问题，稍微不注意就撞了高压线了，所以大家觉得没有办法修改。90年代我跟父亲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些人每天扯闲篇，动不动就去逛大街。上头让汇报，就应付应付。

徐友渔：看起来，你父亲还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离“八个样板戏”只有一步之遥了，差点就进入江青的文学圣殿里了。但是他当初没有看重此事，否则努一把力就变成一个大红大紫的人物了。他怎么就选择顺其自然了呢，本来这是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啊？

邢小群：他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让他去修改，重新去弄他的作品，他当然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他也知道不好改，因为身边有好多作家，名作家都落马了。他是非常小心的人，也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徐：这件事就是无疾而终了是吧？）1966年的五、六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五一六通知”以后，就要求他们这些人都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就纷纷都回去了。

徐友渔：他革命资历那么长，地位也还不错，甚至还有点行政职务，可是，文化革命没有成为红人，成为党依靠的对象去革别人的命，那是怎么回事呢？

邢小群：他也有一点经历。我父亲原来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65年跟赵树理他们一块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出来的，到山西作家协会。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出来以后，一些驻会作家必须离开北京。他在山西没什么名气，因为他属于河北作家。文化革命刚开始，山西那些资深的作家，如：赵树理，是家喻户晓的大作家，过去他的作品都进入中学课本的；马烽的作品也是进入中学课本的。马烽和西戎一起写过《吕梁英雄传》。山西著名作家是：“西李马胡孙”（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孙谦，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李束为是当时的文联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这些前沿的作家全部落马。尤其是赵树理，首当其冲，人人都有权批判，各个单位争先恐后地把他拉出来，游街示众。那时候我还很小，亲眼看见在大卡车上给他们挂上大牌子，带着大帽子，写着“黑作家赵树理”，“黑作家马烽”等等；“大黑帮”、“大叛徒”、“黑线人物”，什么名目都给他们按上。那气势是非常恐吓的。我父亲当时在山西作协没有知名度，在山西境内没有太大的影响，大家还不知道。知道《平原游击队》但是跟这个人联系不来。但是他的级别跟那些人差不多，所以他也很害怕。

徐友渔：赵树理、西戎、马烽这些人会倒霉，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费解的地方。他们这些作家，第一是革命资历很长，完全是长期扎根于中国的农村基层。（邢：从解放区上来的。）都是红色背景。他们和其他的名作家还不一样，比方巴金很有名，大家都知道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是留学法国的这类作家，过去很尊重他的名气与文化成就。而批赵树理，照理说，应该是批了共产党自己人。这种人，他的正统地位应该是牢不可破的，而且文化革命前也是红得发紫的，他们应该是依靠对象。后来你是搞文学的，据你的研究，他们这么倒霉，是什么原因？。

邢小群：我觉得这跟毛泽东认定文艺界滑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是黑线专政有关。文艺界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突破口之一。江青在很多讲话之中已经提出了文艺界有一条黑线。（徐：就要说，他们是这条黑线上的负责人。）而且山西这帮作家还有一个软肋。1962年在大连开的小说座谈会上提出的“中间人物论”，是文革批判的一个重点。中间人物论的旗手是赵树理，然后是马烽，西戎，孙谦。这都是山药蛋派“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人物，说他们专门写那种不好不坏的人，是修正主义思想，都违背了塑造英雄的“高大全”。所以叫他们全军覆没。

徐友渔：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按道理，像你父亲，赵树理，西戎，马烽，应该是自己人了。为什么还要打倒？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第一是他们掌了权了。这次运动跟别的运动不一样，要把中国的事情横扫一片，把这个事情说成是修正主义占支配地位，掌权者就要对这件事情负责。另外一个，从文学创作上来说，虽然他们写的东西是革命的，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真心诚意地讴歌革命，写得非常生动，又有文学成就，影响也很大，但还是不符合江青那种更左的样板戏模式，那种更简单，更粗糙的创作。

邢小群：赵树理他们认为，在人民群众当中，特别英雄主义的和特别落后的都是少数，中间人物是大多数，所以他们写了一些中间人物，什么“赖大嫂”啊，“小腿疼”之类的，这就是群众，他们无所谓好和坏，只不过思想落后一点。他们写的这些中间人物，恰恰特别生动、活灵活现，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
   
徐友渔：后来江青创造的样板戏，比方《龙江颂》或《智取威虎山》，他们塑造的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甚至不结婚的，阿庆嫂丈夫也不知道是谁，在那儿？你稍微有一点人情味，要说的有一点风趣，有一点诙谐，有一点吸引群众，好像都不行。一定要写成那种面目严峻、刻板的东西才叫革命。其实我觉得这种左的文学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你父亲那辈人还力求写一些贴近群众，反映群众生活的东西，这种东西都不行。

邢小群：赵树理写的小腿疼，说她串门不疼，赶集不疼，唯独让她下地干活她就疼。他写的正面人物都不如他写的这些普通的妇女。

徐友渔：那后来你父亲在文化革命中间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我听说他还逃跑过，还有武斗面临到他头上，他受到了冲击没有？

邢小群：他是碰到点麻烦，但是后来想办法躲过去了。（徐：是怎么回事？）他回到山西参加文革，一看，那么多熟人都挨斗了，上了大卡车，他害怕，有点心慌，就又返回北京。找到了李英儒，跟他说我在山西不能待了，可能下一波就轮到我了。李英儒问，你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他说，我没有，我是清白的。李英儒说，那好，你就留下吧。我再给你从北京电影制片厂找两个创作员来，名义上你们就是来修改《平原游击队》。其实咱们修改那么长时间，也没修改成，这就是让你避避风。李英儒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这时他们名义上是中央文革文艺组下属的创作小组，在这个组里还有张永枚、闫肃、徐怀中等一些人。当时张永枚正在将《平原游击队》修改为京剧。但是最后江青对他这个剧本不太满意，又由崔巍修改一遍，改成了京剧《平原作战》。李英儒还说，浩亮那儿正在彩排《平原作战》，你去当导演吧，给你挂个名。我父亲说，那也行吧。他去了以后，提了点意见，浩亮不太在意。父亲觉得他挺傲慢的，心说，爱听不听吧，这事就那么过去了。他正在北京耗着，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听说山西有人要到北京去揪斗我父亲。原因是什么呢？后来我看了父亲写的自传才知道，天津财经学院有一个他的老同学揭发说，中学时他们有一个老师带着他们几个人（包括我父亲）参加了一个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叫忠社，忠诚的‘忠’，社会的‘社’。造反派知道了，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觉得我父亲属于领导层的人，不能这么便宜了他。听说两边的造反派都想去揪斗他，都在搞调查。我母亲听说后，立即让我到北京找他，让他能躲就躲过去。当时我才14岁，我母亲和我大姐把我送到火车站。文化革命的时候火车非常非常挤，因为都在大串联。我挤不上去，她们就把我从窗户塞进去，我是从人身上滚进去的。我在车上挤了一夜，到了北京，按照母亲给我的几个地址去找到父亲。那是个星期天，我在他的一个老朋友家找到了他。我说山西造反派要揪斗你，我妈让你躲一躲。我父亲说，那好吧。当天，我们都住在他朋友家，第二天他把我带到他们创作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英儒。父亲大概是要对李英儒有所交代。然后他对我说，你回去吧。就自己逃亡了。他逃亡到了冀中一带，冀中一带有他过去在根据地熟悉的老乡。（徐：那就是他以前的革命根据地，这时候派上用场了，文化革命派上用场了。）造反派不会那么快就跑到老乡家去抓他，顺滕摸瓜也不会那么快。反正就这家住住，那家住住。他的信息是有的，他们商量好了，把信寄到谁家去，我妈会定时到谁家去取信。直到工宣队进驻，工宣队是抑制打砸抢，抑制武斗的。我妈妈写信说，工宣队进来了，不会随便再打人了，你就回来吧。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主要是烧锅炉和扫文联的胡同。他们这些人——西、李、马、胡、孙，除了扫大街就是轮流去烧锅炉。整个作协的供暖，就是几个老作家在那里烧，轮流烧。

徐友渔：那据你所知，你父亲有没有怨言？他当时乐意干这种工作吗？

邢小群：他当然不乐意了。我父亲性格很倔强，在家是什么活都不干的人，他哪儿受得了这个？当然，让他扫地，总比之前马烽他们受到的屈辱和批斗要好一些。比如：在湖滨会堂，批斗赵树理，那是万人大会堂，将三张桌子摞起来，让60多岁的老头站在上去。不知道什么人把桌子一踹，老头从三个桌子上摔到地下，摔断了三根肋骨。从此得了肺气肿和肋膜炎，一直到死赵树理都没有躺下睡过觉，因为躺下，他觉得胸堵得难受。赵树理和我们家是邻居,我们去看他时，知道他每天都是在炉子边坐着睡觉，可惨了。他去看病，人家知道他是大黑帮，不敢给他看。老头最后死得挺惨，这么受人爱戴的作家！

徐友渔：想起来，真是令人发指的。因为赵树理太受群众拥戴，是属于群众的作家，革命的作家。

邢小群：都说是人民作家。写的也都是大家耳闻目睹非常熟悉的民间百姓事。（徐：而且是艺术成就非常高。我从小就看他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说他是语言大师。）让人很难过的。他去世时，我们已经去插队了，不知道具体情况。我跟他儿子在一个村插队。

徐友渔：你父亲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邢小群：有些事也躲不过去。那时候，各路造反派，你来我去，已经抄了我们家几次。我家基本上没什么书了，说这是封建主义的，那是修正主义的，拿床单兜着，都拉走了。也不登记，不像北京有些单位还返还什么，什么都没有。有一天，我父亲刚躲出去的一个夜晚，造反派又来抄家，还牵着狼狗，带着大口罩。当时我母亲怕造反派向她要我父亲，也躲出去了。家里只有我们姐妹六个人，他们非要让我们开门不可。我们不开，大声叫喊。赵二湖从他们家的小门翻墙过来，对抄家的说：人家家里都是女孩子，你们最好避避嫌，你们要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别这个样子。那些人也觉得不合适，哪有带着大口罩去抄家的？就乱哄哄地走了。我们感谢二湖相助，二湖说，我爸爸听到你们这边动静很大，叫我过来看看。赵树理伯伯病殃殃的，还保护着我们，我心里一直感激着他，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

徐友渔：赵树理真是个好人，这个故事听起来让人唏嘘。刚才你还提到一个人，我觉得这些网友还是需要知道的。你提到李英儒，有点意外。他是一个正面人物，是给中央文革小组做事，还有点负责任的人。他让你父亲到北京来，其实是保护他，成了你父亲的保护伞。我也是从小看李英儒的作品，最有名的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那真是脍炙人口，出书的时候可以用洛阳纸贵来形容。这个人的故事也值得讲一讲。我知道他命运也挺复杂、挺坎坷的，他在保护你父亲的那个阶段，至少表面地位非常高，很正面，在中央文革手下干事的一个人，后来也倒霉了。他是怎么回事呢？

邢小群：文革以后李英儒夫妇到山西来，当时我还在山西工作。李英儒见到我说，走，跟我上趟五台山。我就陪他们去了。一路上他给我讲，他蹲了八年的秦城监狱。（徐：他怎么掉下来的？）我就问他这个的问题。他说，有一天中央文革文艺组收到了一个绝密的大纸袋子，当时金敬迈是组长，金打开一看，是上海的某个图书馆，把江青在二三十年代的有关照片、刊物汇到一起密封了，给他们送了来，因为他们已经属于中国文艺界最高领导了。（徐：中共文革小组下面的文艺组）金敬迈害怕得不行，自己看了几眼，合起来，谁也没给看，就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说，我就不看了，请交给江青同志。（徐：这多微妙啊。）江青一看，就认为你们这些人都知道了我的情况！其实李英儒坐了8年监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弄进了监狱。金敬迈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说把他和李英儒都投进了秦城监狱。其他人什么下落，我就不知道了。李英儒告诉我，他个子很高，关在特别窄的一个小屋，一个人躺下就满了，什么都没有，单独关着他，也不能跟别人说话，什么也不能做。他说，这种情况很容易把人逼疯，或是失语。我说，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我当时就在那么小的一点范围里跑步，天天让自己跑上千圈；我怕脑子坏掉，就写诗，在肚子里写。他说我知道这事是江青干的，是她把我送进来的，但是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他说，我天天写骂江青的诗，写完了就背诵，默记在心。老动脑筋在那儿创作，创作诗和其他东西。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释放了战犯，他们待遇才好些，允许送《资本论》一类的书，他就让家里给他送。从那时候开始，他用紫药水，用牙膏皮，重新创作。他常说，这儿破了，那儿破了，要点紫药水。在监狱里，他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是《还我山河》，一是《女游击队队长》。他很顽强，很有毅力，从报纸或者是其他地方这撕一点，那撕一条，趁人不注意，写了一堆东西。后来把这些纸条，还有写过字的书，在家属探亲的时候夹在脏衣服里，带出去，直到释放。好长一段时间，他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跟李锐似的，用紫药水写作。李锐不是在那里写的《龙胆紫集》吗？作家嘛，还想着写小说，还想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来写一些革命故事，和自己想写的人物，英雄人物。

徐友渔：李英儒的遭遇也是够悲惨的，听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令人感慨。而且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是非常可怕的，今天座上宾，明日阶下囚。（邢：对。）红的时候炙手可热，一旦倒霉，就过上人不如鬼的日子，真是很可怕。后来你父亲，根据自己和一些好朋友、老作家的遭遇，有没有感悟啊？这方面，他对自己的经历跟遭遇，是怎么看的呢？

邢小群：怎么说呢，其实他对整个文化大革命是很有看法的。他当然不能明说。文革以后不是出现了伤痕文学？他注意戏剧，包括《于无声处》这样的话剧，这些话剧对文革当中的一些事件和所谓的路线都有思考。对此他是很拥护的，也写文章称赞这些作品。当时河北有一个作家叫李剑，写过一篇文章叫《歌德与缺德》，说伤痕文学属于“缺德”类的文学。我父亲还写文章反驳李剑的看法。至于你让他公开提出对文革的看法，对体制的看法，他没有跟我们明说，他比较沉默。

徐友渔：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社会生活比较正常，你父亲又恢复他的创作没有？他后期有没有另外的作品出现呢。

邢小群：他写过。在文化革命后期，1972、73年他就解放了。政治问题解决了以后，他要求调到河北，他说河北是我的创作基地，我还是回去吧。调到河北保定，粉碎四人帮后他写过《古城十月》，还写过《雁荡儿女》。（徐：是正式出版的？）没有。《古城十月》上演了，《雁荡儿女》就是写白洋淀一带的革命故事。（徐：都是基于他的生活。）他写这样的作品得心应手。你让他写现代生活，他不太熟悉。他写游击队啊，老百姓啊，军民鱼水情啊，可能拿手。


徐友渔：新时期以后，这些东西也不受关注。


邢小群：对。后来当创作方面转向更加自我，很多作家在形式上的探索比较新潮，他就进入不到这样的创作氛围当中了。

徐友渔：你父亲的故事其实还是说明了很多问题。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作为一个教文学课的大学教授，你的学生知不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有这么一段很悲惨的日子？中国这些最著名的，倍受尊崇的作家，他们的遭遇，以及他们作品的遭遇，你觉得他们了不了解这些情况呢？

邢小群：基本上不了解。我是比较早地走上讲坛的，我给77级都上过课。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很多新锐的作品为77级、78级的学生所关注，而老的那一代什么游击队，战争，大家不是很感兴趣。所谓的红色经典已经过时。77、78、79级那些学生是看着那些书长大的，他们还有点熟悉，不太陌生。到后来80年代的学生，更不了解这些东西了。如果你特意地把这些作家拿出去讲，我觉得他们听不进去了。所以我没有在课堂上讲过父亲的遭遇。（编辑：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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