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一位红色后代（徐庆来）的人生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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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红色后代的人生况味


－－作者：苏琦





来来大叔走得比较匆忙。从五棵松地铁站出来，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到旁边招待所打了求助电话，虽然301医院就在眼前，却也如咫尺天涯，不一会儿便仙逝了。


来来大叔本名徐庆来，因为在联办（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联合办公室）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称他为来来大叔，本名倒不常为人记起，他自己和人通电话时也总是习惯性自报家门说，“我，来来”。


因为走得匆忙，大家不太能接受。先是群情一片愕然，各种惋惜，然后就纷纷说起来来大叔正在操持的一些事情。


在这些事情当中，与我有些干系的是关于联办口述史的计划。作为联办创始级人物，来来大叔从资历到人脉到学养都是这个项目最合适的主持人选，而他又愿意提携后进，平素又喜欢在一起探讨历史臧否人物，所以就邀我一起参与。


来来大叔很有雄心，虽然联办乃至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已被不少人写过，但他有信心可以通过找当事人做口述史的方式，对那段历史做最权威也最原汁原味的呈现。而且他还有更大的“野心”，想在此基础上搞一部关于改革开放的口述史。他曾经颇为得意地说起已经攒了一些家底儿，比如已经做了宫著铭等当年改革少壮派的口述史，又懊悔没有抓住机会对陈一咨等人进行访谈。


来来大叔的雄心或野心自有其底气，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成功策划了风行一时的《红卫兵口述实录》，令孔丹、秦晓等红卫兵风云人物的“西纠”“联动”岁月通过当事人自己的梳理和反思得以成为信史，也不仅仅因为他曾在吃民国和晚清饭成为风尚之前，便早着先鞭写就了《中国百年百人传》（后来这本书因为立论和不少人物的敏感性而出版无门，而只能以写博客的方式化名登出），而更多是因为在中国想做好口述史，志趣、人脉、学养、识见缺一不可，否则要么志大才疏，难登堂奥，要么阿谀文章，曲学攀附，而来来大叔因缘际会似能兼得以上种种。


说到人脉，作为一名“红二代”，来来大叔自然有着先天的优势，而作为外交口的“红二代”，更是比较早地接触到口述史等海外治史的理路。当然，与口述史相比，当年他们更看重的是介绍和引进美国的先进金融理念。当上世纪七十年代普通的中国人还在探讨如何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一些外交战线的“红二代”们已经开始在华尔街上摸爬滚打了，制度优劣对比了然于心，也因此勇于为改革开放奔走呐喊。由于先天以天下为己任，而又有上达天听的门路，一时颇为意气风发，也颇有一番声势和作为。虽然后来内部因对于改革深化到哪一步有不同意见而产生分化，说起那段与改革有关的初心与青春，每每有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这帮“红二代”海归的欧风美雨与来自杜润生门下农口子弟的接地气相结合，成就了后来独具特色的联办文化，也即他们所津津乐道的“联合起来办大事”。对于初来乍到不习惯他们议事风格的人而言，听他们张口闭口经世济民家国天下，一方面会觉得格局气度果然不凡，另一方面难免会觉得有些迂阔，真正得势得利者谁会这么高调呢。


这其中最喜欢高谈阔论而最给人迂阔之感的当属来来大叔。在和他没有熟络之前，我曾经一度认为这个人高马大喜欢四处转悠逢人搭话的老头儿是个不甘寂寞的闲散人士。后来听说了他的一些事迹，比如参与设计证券市场、参与组建证监会并曾主持国内首次国债发行，以及他的家学渊源，对他闲散的底气有了理解，同时也对他的自来熟多了分距离感，因为总觉得官宦子弟的平易近人多少有些俯就的味道，平民且后生辈顺杆迎合多少有攀附之嫌。


后来渐渐走得近还是因为书缘。记得有次加班时在翻看沃勒斯坦的一本书，来来大叔看见大喜，说自己是彻头彻尾的沃勒斯坦主义者，然后一起聊了聊国内一些经济史学者的所谓大框架其实有不少是从沃勒斯坦那儿借来的。由此开始围绕各种话题慢慢聊得深了，而来来大叔又是极热心的人，一旦觉得某话题没聊透，或者说有更“公共”的意义，便会主动攒局请各路豪杰以内部论坛的形式聊个透彻，比如《拿破仑法典》到底有没有借鉴大清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对中国的启示，甲午战争对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影响，高岗事件折射什么样的政治生态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来的人也卧虎藏龙，有官有民，但一律是来来大叔的哥们儿，或哥们儿的哥们儿。我每年负责主持杂志的几期评论刊，不愁版面，但又有社交恐惧症，就由我设计内容，他来发英雄帖，彼此正好相得益彰。每次聚会的场地和之后的饭局都由来来大叔张罗，当然单都是由别人来买，不过每次被来来大叔“钦点”来买单者都很荣幸的感觉。


我一度认为张罗这等出力不讨好的事，固然表明来来大叔有古侠义之风，但同时是不是多少也说明来来大叔英雄落寞，不像那些意气风发的“红二代”有那么多正事可干。后来无意中发现当杂志社遭遇一些无妄的风波时，来来大叔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居间调停，令事情得以转圜，其运筹帷幄不由让人心生“峥嵘偶露”之感，也让我确信他确实是真散淡之人。


当然来来大叔的“红二代”底色多少会给我们的交流带来一些不和谐音。对于父辈功业历史正当性的坚持和对自身在改革开放中角色的自负，令他对我在朋友圈的各种抨击讥刺多少有点不以为然，总是提醒我不要太情绪化，因为无论历史和现实都比我们所知所想象的要复杂。我一般都会半开玩笑地说，“红二代”和平民子弟看问题的角度是有天然不同的，而他也不以为忤。现在回头想想，即使是忘年交，说这样的话多少也有点过分。


其实来来大叔算是“红二代”中比较能清醒认知到自身局限的，虽然在别人眼中他家学足够深厚，留美归国的父亲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建设者曾深得周恩来倚重，后又长期领导钱钟书等人翻译中央领导人著作，而他自己又博闻强识，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里都是满坑满谷的书，但在他看来，由于“文革”岁月上山下乡的耽搁，他们这代人普遍错过了知识储备的最佳时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底儿太潮”，以后再奋起直追，也只能算半个杂家。这话固然是自谦，多少也有抱憾的感觉。


来来大叔的遽然去世，让我痛失一个学养沛然而又甘于引路的长者，而最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商量多时的口述史计划尚未开始就要结束了，一扇通往丰富可能的机会之窗也就此关闭。人和事，都讲究一个气场，没有关键人物的穿引提调，即使形在，神亦散矣。


如今回头想想来来大叔给我留下的教益，莫过于不要轻易陷入标签党的惰性思维，“红二代”也罢，民二代也罢，都有童心处世温润待人者，也都有骄狂放纵睥睨众生者，各种修为端看个人造化，所谓以群分人，无非是自闭自傲又自卑的表现。


编辑注1


本文原标题《忆一位故人》


编辑注2


文中提到的“来来大叔”，即徐庆来，字绥之。1951年4月生于北京。1968年赴山西汾阳插队。1970年参军，1975年复员。198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97年以来主要从事企业文化工作，主编《联办魂》月刊。2003年以后，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口述历史研究。已发表作品有《投身中国海军七十年(欧阳晋口述)》《国债是一项事业(张加伦口述)》《往事莫惊猜(谭斌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我得做我自己(任志强口述)》《徐永煐纪年》等。


转自《大家》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238


亦可见：http://cul.qq.com/a/20151105/03664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