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畅：我所知道的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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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1951年春出生，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他从和胞姐刘平平胞妹刘亭亭进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叫刘元元。大概由于父亲领导了安源煤矿大罢工，后来改名刘源。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北京中南海里面度过的。每天从中南海上小学，他和姐姐妹妹及其他几个孩子们一起乘坐一辆儿童车。每天下学，儿童车夫都在校门外等候。后来姐姐刘平平长得高了，班主任关敏卿老师不客气地对平平说：“那么大的个儿，还坐儿童车！明儿把你妈妈叫来，我得和她说说，你能不能和元元一起坐公共汽车上学？”后来，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要求孩子们住了校。

  据刘元元回忆，“每逢星期天回到家里，开饭的时候都热闹非凡。餐桌上一般是家常菜，茄子、豆角、粉条……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等他一夹完菜，我们这些孩子就上前抢呀，很热闹”。与刘少奇家同在中南海西楼饭厅吃饭的彭德怀和杨尚昆两家孩子少，彭老总和杨尚昆常常把自己的饭菜端过来和刘家“凑热闹”，然后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吃饭。

  刘元元曾随实验二小其他同学代表，多次给中央首长包括党的40周年生日代表大会献花；陪周总理、陈毅外长去机场向国宾献花；陪父亲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待胡志明主席；请朱老总、康妈妈品评他创作的国画……在中南海，他学会了骑马、驾车、射击。

  “大跃进”造成了三年经济严重困难，全国进入饥荒期。小同学们都因为一天仅吃两顿黑面粗粮吃不饱而混身浮肿，整天课也一度改为半天，但那时我偶尔看到过刘家孩子们的饭盒里有富强粉馒头和烙饼--有一次我忘带午饭关老师让刘平平把剩下的烙饼给我了。当然孩子们住校后，也吃大锅包饭粗粮，刘元元也成了小学的住校生，而且经常吃不饱饭。刘家的孩子们学习不错，但也没有当过大队长中队长的。刘少奇要求他的孩子们9岁时必须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开始生活自理，每年逢寒暑假，孩子们还必须到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


和毛主席握手  左二刘元元，前刘亭亭，后刘平平     元元亭亭平平和胡志明主席



1964年小学毕业，刘元元考上了北京四中，他仍如小学时和薄老的儿子薄熙成是同学。在四中，像刘元元和薄熙成这样的初中生，虽然是自己考进的四中，无论朴素和功课方面都不冒尖，而高年级高干子弟则有冒尖儿的。例如高中的林立果和孔原的儿子孔丹，都由于朴素和功课好而小有名气。有位将军的儿子入学后穿着一身将校呢上学，同班同学给他指了指前面刚走过去的穿着异常朴素的林立果，从第二天起，这位将军子弟再也没有穿将校呢到学校。

  刘元元进入北京四中后，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到连队“当兵”。


  元元出生时，周围大多是军人。他从小看着解放军战士在中南海站岗放哨和操练，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经过父亲的同意，他在13岁这年的暑假进入中南海警卫部队当了一名小战士。那时正值全军开展大练兵、大比武，他和战士们一起在烈日下苦练，摸爬滚打、练习射击，样样不落后。


  刘元元整整在部队锻炼了三个暑假，皮肤晒黑了，身体更结实了，并获得了“特等射手”和“五好战士”等称号。1966年举行国庆节阅兵时，他被选入国旗护卫队，和战友们一起迈着矫健的正步从天安门广场走过，接受祖国的检阅。

  1966年，刘元元15岁。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美好时代发生了剧变。“文革”的风暴首先对刘家袭来。当全国的红卫兵众口一词地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时候，刘家孩子们对近在咫尺的父亲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可亲可敬的父亲真的犯了大错误吗？他真是反对毛主席吗？为什么对父亲的批判总没个完？而且波及到那么多的革命老前辈？……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孩子们稚嫩的心灵遭受着痛苦的煎熬。


  “文革”刚爆发时，刘元元也曾跟着四中同学们一道参加了“红卫兵”的“破四旧”和造反行动。有一次，回家吃晚饭时，刘元元正和姐姐刘平平议论晚上要出去参加“红卫兵”的抄家活动。刘少奇听见了，连忙制止：“不要去。”然后，他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肃地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拦阻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听完父亲语重心长的一段话，姐弟俩似乎理解了父亲的一番苦心。从那天开始，他们再也没参与过类似的活动，周围很多同学也被劝阻住了。


  1966年入秋时节，刘家孩子们发觉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大批判和大字报正逐步“升级”，连朱德等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都被诬蔑为“大军阀”、“黑司令”，很多领导同志受到非人的折磨。他看到无能为力的父亲一连数日神情严峻、忧心如焚。经过反复考虑，刘少奇主席找到周恩来总理，说，为了尽早结束这场运动，他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周总理心情沉重地说：“这不行，不行啊，这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后来，刘少奇还郑重地向毛主席提出此事，说，要带着全家回湖南老家或延安种地或退休后搞搞林业。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元元回忆说：“幼稚而年轻的我们得知爸爸的这些打算，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前，我们听说爸爸‘犯了错误’，感到难受、委屈；如今，我们透过政治斗争的风雨，看到了爸爸那颗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炽热的心，爸爸在我们心目中更加高大了。”

  这里插一句在国人、党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的时候，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勇气：“文革”之初，章士钊未能识透毛泽东的心机，对国家主席刘少奇未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罢黜立即沦为阶下囚，他深感不满，写了一封长信给毛主席，专为刘少奇讲情，似乎并未惹得领袖不悦。毛泽东还破例回了一封信，说：“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从这件事上，很容易看出章士钊的骨气，他敢于以衰老之身不怕抄家不怕被红卫兵打死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此老身上颇有古遗直之风，难得！


  这期间，渐渐懂事的刘元元和父亲不止一次地进行过较深入的交流。刘少奇在保守党的机密的前提下，也给孩子们讲述了许多事情的真相。


  刘少奇在处境最艰难时留下的遗言，至今让刘家孩子们刻骨铭心：


“我过去曾多次对你们说，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人民信任你，你就不能辜负人民。”


“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会有过火行动，你们要理解群众，决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最可爱的人民。”


“年轻人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许许多多的革命前辈就是在无数的坎坷中锻炼出来的。”


  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批斗株连到刘家孩子，他们经常在学校受到批斗和围攻。家庭的不幸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1967年9月13日深夜，一辆警车停在王光美和刘少奇住宅前，几个不速之客下来二话不说闯进门来，把睡梦中的刘元元和刘平平、刘亭亭三人叫醒，连同简单的行李卷，被抛上一辆卡车，赶出中南海，拉他们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斗。并正式宣布逮捕王光美。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同天，只有6岁的妹妹刘小小和从小照顾她的阿姨赵姥姥也一起被赶出了中南海。更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竟是和父亲的永诀！此后，未满18岁的刘平平也被关进大牢，刘元元常常在学校里受围攻、批斗，在社会上受歧视。那时，除了他们兄妹，还有一大批被打倒了的老一代革命家子女，都成了“黑帮子女”、“狗崽子”，大家天天担惊受怕，东躲西藏。为了生存，刘元元曾和另一位老革命家的儿子一起去卖过血。

“怎么说呢，回忆起当时，我仇恨周围的一切。”刘元元说，“如果谁曾每天在谩骂的夹道中穿行，谁曾目睹有人把点燃的鞭炮塞在才7岁的小妹嘴里，谁曾目睹自己的双亲站在独腿的桌上被人揪斗，谁曾目睹自己的父母被造反派揪着头发在拳打脚踢之中握手诀别……那么，谁也许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刘元元说当时的他像一条狼，孤零零地躲在角落里，用充满敌意的目光对视着敌意的世界。

  虽然遭遇不幸，但刘元元不悲观，他要坚强地活下去。一位老革命鼓励的话让他热泪盈眶：“你们要是你爸爸的好种，就要活下去。为了你爸爸，为了人民，刀搁在脖子上也别颤。”像很多一夜之间成了黑五类的子女一样，刘元元在“文革”时饱受磨难，他由于无家可归甚至吃不好睡不好而被迫住进了北京四中学生宿舍。哥哥刘允若和一直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外祖母董洁如先后被逮捕入狱、董洁如最后死在监狱，大哥刘允斌在包头被逼卧轨自杀，大姐刘爱琴被关进“牛棚”……

  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刘元元报了名。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我处于一种半麻痹状态，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说不定偏远的乡村倒能让我躲开喧嚣狂暴的环境与无法忍受的压力。”就这样，刘元元随大批北京知青一起分到到了风沙弥漫的雁北阴山深处——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白坊大队，开始了长达七年的艰苦农村劳作生活。





在这里，刘元元虽然没能避开审查和批斗，还两次锒铛入狱，被打成反革命而“劳动改造”，但“比北京的境遇好多了”。在开会批判他的同时，也有农民兄弟默默地递上一张“我们欢迎你”的纸条。中秋节时，有人不声不响地在他屋子的窗台搁上一包月饼。


  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农村，但刘元元不怕苦，他要用汗水证明自己是好样的。不管多么劳累，只要晚上不开会，他总要自学到深夜。他还自学针灸医药技术，主动替患病的农民看病送药。渐渐地他与村里农民交上朋友，村里人把他当成自己人了。

  插队4年之后的1972年夏天，由于劳累思虑和缺乏营养，刘元元患了肝炎，他想要回一次北京寻找自己父母的下落和姐妹，可是身上钱不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赶了三天三夜路，饿了就吃一把兜里带的炒黄豆，终于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并且在建国门永安里的“九层楼”区三居室家具很少的新家，找到了自己的分到山东军马场的姐姐刘平平和两个妹妹—分到北京远郊尼龙纤维厂的刘亭亭和文革开始才6岁而如今12岁的刘小小。

  孩子们给中央写信希望见父母一面，很快得到主席的亲笔答复是：“父亲已死，可见母亲。”听到父亲已经去世3年的消息，改了名的刘源和姐妹们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刘源两次对我说过：“事实证明我父亲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而不是大锅饭，是正确的。尽管也有错误。”和姐姐妹妹去秦城监狱看望关押一共12年的母亲，母亲流着泪说：“没想到你们都活下来了！我最不放心的是小小，才六岁……”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孩子们说：“好不容易见一次，你别哭了。”母亲才说：“这里的伙食不错，每天都有咸菜 （反话）。”

  适逢1972年我从内蒙建设兵团病退回京手续还没办完，秋天去看望刘家孩子们时，只见元元面黄肌瘦地坐在一个旧沙发上和姐妹聊天，他说道：“我父亲的案子，不出10年准能翻”。没想到5年之后这个全国最大的冤假错案就翻过来了。平平说元元得了肝炎，问我有什么办法到协和医院找个医生看看，最好能开个假条先不回农村了。这个姐姐可真护着弟妹，并充当了他们的“母亲”。没有生活费怎么办？走投无路之下，她就在弟弟妹妹熟睡之后悄悄一个人下楼，到街上商店外面的凉席底下“拍”个西瓜什么的。这是后来亭亭说的。

  我也决定为他们冒一次险：1972年入冬我去了协和医院内科，在自己看完病后，偷偷撕下一张女医生的诊断证明，病人处写上：“刘元元”然后写上“肝炎恢复期，建议留京治疗”以及当天日期。没想到到护士台盖章时，护士都举章要盖了，忽然说：“你等一等。”转身拿着那张我给偷开的假证明进去找医生去了。我心想：假证明被发现后我会被重罚，因为我是给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儿子开假证明。但我沉住气急中生智，拉上围脖，从围等在护士台前的病人群中跑出去，飞速溜到楼道尽头。回头一看，两个白衣护士还站在内科通道口东张西望地找我呢。

  这件事虽说是“两肋插刀见义勇为”，但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刘源，不过今后我会告诉他的，让他知道我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就有的犯错误的勇气。

  1975年秋，由于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刘源终于作为白坊大队最后一名北京知青，抽调回城到北京起重机厂当了一名铆工。在车间里，他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非常融洽。回到家里，他和姐姐妹妹一起照顾小妹妹。有一天他得意地对刚进门的我说：“今天，连小小都敢跟管我们生活的人拍桌子了！”

  1977年邓小平邓大人复出，决定恢复高考。四中老初二毕业的刘源虽然报了名，但被厂里政审退回了报名申请，理由是他是全国最大的黑帮子弟，没有资格上大学。刘源想来想去，给邓小平直接写了封简单的直截了当的信，也不知道以往自己一贯称为“小平叔叔”的人是否可以看到（他还管杨尚昆叫杨爸爸，因为认过干爹）：

敬爱的小平叔叔：
  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山下乡后7年之后回到北京起重机厂当工人。您恢复首届高考，招生简章上没有说黑帮子女不得参加高考。我希望您能批准我参加高考，如果考不上，由我自己负责，但我应该和其他人一样，获得这个机会。
                                             此致敬礼！
                                             刘源

  刘源报考了几个大学，都不敢要他，尽管他的成绩超过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师大）历史系招生办的人也把他的裆案放在了一边。幸好该大学的党委书记、老干部崔耀先对下面招生的人说：“患过肝炎，检查一下，身体合格了就可以考虑。”这样崔耀先把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化解为一个简单的健康问题。体检后，刘源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了，成了七七级大学生—人生中的转折点。但当时，学校的课堂上和他学的历史教材中还充斥着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同学们也悄悄议论着他就是刘少奇的儿子。面对这一切，刘源只有保持沉默，等待着能发生一些改变。直到1980年2月，刘源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了。




从秦城关押12年出来的王光美身体很坏



偏巧，小学和他身为校友的我，由于考得很好的数学卷子被北京市招生办不幸丢失而没有被一流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闻摄影系录取（尽管俺的油画国画和摄影作品和播音得到恩师齐越的推荐），而遗憾地被“分配”进了二流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学习西方哲学史和政治经济学。几年中，我的教室和刘源的教室门对门，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去看望王光美阿姨的时候，知道刘源除喜欢历史和政经外，业余比较擅长交谊舞--那个时候七七届大学生非常流行交谊舞，俺也不例外还是班上领教探戈舞的。而他的女友曾生的女儿曾克南，还被他邀请到班上给大家示范双人交谊舞的大托举和大旋转。顺带一笔，刘源只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和曾克南。但曾克南去了美国留学，82年回来探亲，我曾在复兴路22号楼王光美家见过她，穿着挺洋气，脚踩长筒靴，给我开门时不说中文说英文：“Who is this?”克南无论如何劝说，刘源也不出国，说：“我的事业在中国。”两人只好友好地分开。第二次结婚在河南，美丽的杭州妻子魏珍是医务工作者，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网上流传他“花”，纯属无稽之谈。

  提起大学生涯，刘源感慨不已：“最难忘的是80年学校竞选区人大代表。有同学推荐我，没想到平地起波澜，大幅标语刷遍全校――‘我们要草民，不要贵族！’尽管我得票最高，但终因未过半数，代表名额作废。就因为我是高干子弟？经过一年多的思索，我明白了，我身边有一道无形的墙，我只有通过自己努力，才能走我自己的路。”

  后来王光美见到邓小平，问起儿子上大学的事，是不是你帮的忙？邓小平微笑而不答，岔开了话题。198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由于尝受了塞外北部边疆严寒酷暑的艰苦劳作和军事训练和难以下咽的杂粮，我们都争着分配在北京，我被分配到了大学党委办公室工作，整天坐校车上下班，还有去北京市委开会和到北戴河过暑假的美事。

  没想到，好不容易回到北京的刘源，却告诉母亲王光美，他决定从基层做起，毅然前往父亲去世的河南新乡县基层工作。他对我们说：“我要从我爸爸跌倒的地方站起来！”“我绝不会出国留学，只要我在国内，克南就得回来。”新乡县前负责人炎光亮说，刘源在新乡工作时从不像其他那些高官后代一样爱摆架子，也不挑食，农民平常吃的白粥和地瓜干他都吃，与农民打交道时态度很谦虚。

  刘源从公社的第十七把手做起，做到副乡长、副县长、县长，然后当选郑州市副市长。又在36岁那年，在不是候选人的情况下，被人大代表联名推举为副省长。这在全国是首例。他说，只有尽力去干。事实上，刘源干得不错。在他任内，将河南省的工业交通带上了一个新阶段。

  2008年10月2日、3日，身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等20多位北京知青再次回到他们40多年前插队生活过的山阴县白坊村。刘源一行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与老乡共叙旧情，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他们参观了知青故居，与村民们一起拉家常，嘘寒问暖，参观了由知青捐资建设的雁杰学校。刘源还深入到学生们的宿舍、老师们的办公室进行了参观，他还亲自到厨房查看了伙食，对正在上学的孩子们进行了鼓励，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做国家的栋梁。最后，知青们还向学校赠送了慰问品。提起白坊村，刘源动情地说：“要是没有乡亲们护着，也许我活不到今天！农村是我再生的一段啊……”

刘源说，40年前，他们来到了朔州市山阴县白坊村，是胸怀博大的白坊人民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关怀和帮助；是勤劳淳朴的白坊村民教会了他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劳动技能，从白坊村农民的身上，他们也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善良。此次回到故乡，更是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解到了朔州在全省、全国的优势地位，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最后，他表示今后要一如既往地为故乡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992年，刘源接到中央命令，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政委。这个工作变动也似乎与邓小平有关。刘源在纪念杨尚昆一文中提到，“1991年，杨爸爸主动对我说，小平叔叔几次讲过军队与地方的干部要互相交流。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不久，中央调我到武警水电部队。”武警的事，我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他们的合唱团很出名。

调走之前，刘源完成了两件心事：一是在他父亲逝世的地方——开封市北土街10号的一所旧银行宅院，立上一块大理石纪念碑，由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亲笔题写了“刘少奇主席逝世处”的碑铭；二是联络当年和他一起在山西插队的20多名知青和部分企业家，捐资80万，在村里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王光美亲笔题写了富有深意的“雁杰小学”的校名。　

  1999年姐姐刘平平由于脑溢血瘫痪在床十年，刘源于母亲王光美去世后，把姐姐接到自己军科的家中精心照料，每两个小时就让护工给她翻一次身，使得姐姐从来没有染上褥疮。姐姐的独生子英俊的亮亮暑假回国，刘源和亭亭总是先观察几天，确定亮亮没有从国外带回病菌后，才让亮亮去军科家中看望母亲平平。有一次，亮亮给母亲讲起去海外旅游参观的经历，母亲似乎睁开眼睛看了看亮亮，然后又合上了眼睛。2009年冬天姐姐平平过世，我前往八宝山吊唁，看到刘源悲痛已极，红肿着眼睛，特别是当平平的尸体进入火化炉之时，刘家孩子们和老阿姨赵姥姥高声哭喊：“平平，一路走好啊，一路走好啊！”出来之后，刘源捧着刘平平的遗像带队，一眼认出30年没见的我，他让他的大队人马立刻停下，然后对我说：“来，咱们照张像吧。”之后，他和一些前来吊唁的老朋友们一一握手。






2009年12月在八宝山平平遗体告别之后



2012年清明，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刘源在韶山向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据网友卜荣华在“刘源上将的话令我震惊！”一文中写道：“刘源说：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主席，其用心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主席，对毛主席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这话无法考证，但是，官方报导说，2007年9月，刘源在军事科学院党委会议上公开表示，“四人帮”被判刑后，我的母亲王光美听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身患重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于是经常带着老保姆赵姥姥去李讷家帮忙，刘源也经常把毛家的人和刘家子女召集在一起吃饭聊天，2008年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刘源还邀请了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朱德的孙子实验二小校友朱和平参加。

  刘源在高干子弟中人脉很广，威信很高，不需要说的话绝不乱说。不过不了解他的外人都有些困惑，他是如何看待父亲刘少奇的惨死的。小时候他住在中南海，经常看见毛主席，当时他说对毛主席的印象比对他父亲还好，因为刘少奇对孩子的态度很严厉和冷淡，而毛主席则性情随和、喜欢逗孩子们玩，在中南海游泳池里看见刘家孩子们，常常和他们开玩笑。当然无论儿时记忆如何，刘源是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父亲是如何被打倒的。父亲在孩子心中的神圣地位，在世界上都是一样的，更何况那是一场大冤案。但是，刘源一定有想得远站得高的境界。

  今年2013年暑假，我见到已经从美国名牌大学学成归国的亮亮，正在北京火车站东边的美国连锁“万豪”大酒店帮助第二个妈妈亭亭举办“中贸圣嘉春季拍卖会”。由于拍卖会上很多徐悲鸿和齐白石等名家作品，我问：“你帮着妈妈搞文物字画啊？”他说：“我正在学习呢。”我又问：“舅舅身体怎么样？”他说：“很好，没有像谣传的那样……。”

  尽管刘源处事低调，但仍因其背景，一直都是国内外媒体关注的人物。俺也写了刘源抓总后勤部打黑一文。近来，一幅他为湖南刘氏后裔宗亲大会的题词曝光，引发关注，其书法也被赞“遒劲有力，不乏军人气质和大将风度”。



由于有了在底层锻炼的经历加上人比较随和谦虚特别没脾气，刘源在军界发展顺畅。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八年后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中将军衔；2005年任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晋升上将军衔；2010年12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从生长在中南海的“红苗子”，跌落为“文革”中的“黑五类”；从普通公社社员，到副省长，再到解放军上将……刘源走过的是一条披荆斩棘的路。



刘源和张玉凤等出席毛主席逝世37周年座谈会，正看毛主席如何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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