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彭述之33年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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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回忆录》问世


今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彭述之回忆录》，上卷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下卷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托派运动》。两大卷书近一千页。


一九八五年我与王沪宁从中国到法国访问，在巴黎见到一位叫程映湘的人，知道程映湘是彭述之的女儿，而彭述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回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告诉我，彭述之是一个托派分子。


“六四大屠杀”后，我与妻子高皋流亡法国。前年从美国重访巴黎，又见到程映湘和她丈夫Clande Cadart（高达乐）。与三十年前相比、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咖啡店、程映湘的家、通往她家的电梯，几乎没有变化，而程映湘、高达乐两人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他们家中到处是为写作用的成堆成堆的各种旧报刊，两人还在不停地写作，这部《彭述之回忆录》是彭述之口述，由程映湘编撰了中文本、高达乐和程映湘翻译成法文出版的，今年香港出版的是中文版。


读《彭述之回忆录》，我首先关心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怎样流亡的，而程映湘是怎样随同她父亲到巴黎的。


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


彭述之比毛泽东小一岁。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留苏三领袖”。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二把手”。这时，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由于彭述之与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一九二九年彭述之与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接着，陈独秀、彭述之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三年后，陈独秀与彭述之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出狱后，彭述之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重整托派组织，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挣脱毛泽东特务的魔手”，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香港，彭述之仍感到不安全，“为了挣脱英国皇家警察的魔手”，一九五○年一月彭述之一家五口，从香港动身，到越南西贡的华人区定居下来。由于参加托派的一次会议，与他们同时从香港到西贡的“中国托派同志”刘家良被越南特务拘捕，在监狱中受到酷刑，不久死在狱中。彭述之一家在西贡还是感到不安全，不得不离开越南。当时的巴黎，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中心，彭述之决定到巴黎。除了当时十七岁的大儿子因没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外，彭述之一家四口乘了二十多天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了法国马赛，六月底到了巴黎。


到巴黎那一年，彭述之的女儿程映湘二十四岁，小儿子九岁。程映湘说，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很困难，没有钱，靠“廉价的家庭手工收入”糊口。一九六八年，他们在巴黎近郊获得了一间小公寓，在这之后的四年中，彭述之与他的女儿、女婿多次交谈，成了编写《回忆录》上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的基本资料。


彭述之比毛泽东多活了七年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托派中许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幻觉”，但彭述之没有幻觉、从不抱有回到中国的希望。《回忆录》说，“一九五○年一月末，当彭述之离开中国的那一刻，他预感到这将是永别。”许多托派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是相反的。程映湘说，彭述之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不断地提醒他的托派同志：“毛泽东主义，在实践上，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同出一辙。”


彭述之的最后十一年是在美国洛杉矶渡过的。一九七二年彭述之夫妇两人到美国定居，受到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同情者不断的资助和友好对待。一九八三年彭述之在洛杉矶医院逝世，比毛泽东多活了七年。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托派中央委员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另一位托派分子郑超麟说彭述之“夸示他对革命的十大贡献”、“丑表功”。看一看共产党内和托派内部无穷无尽的争吵和斗争，斯大林死了，托洛茨基死了，毛泽东死了，彭述之死了，这种争吵究竟为了什么？值得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认真反思。


动向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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