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文革记忆”—“当代思想史”片断

yangharrylg

【 文献号 】1-708
【原文出处】文艺评论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29-38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 作者 】樊星
【复印期号】199603
【 标题 】“文革记忆”
——“当代思想史”片断
【 正文 】
普遍的善良导向普遍的邪恶
……
革命洗劫革命。人民戕害人民
这是多少种怪病的综合症状？！
高伐林：《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
＊＊＊
1996年即将来临，“文化大革命”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的纪念之年即将来临。
1986年，巴金老人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1〕十年过去了， 虽然“
文革”博物馆作为一座建筑物一直没有奠基，然而，大量的“文革”纪实和“文革”回忆录却层出不穷，它们
已经在当代文化思想史上建立了一座文字的博物馆。“文革”作为当代中国史上一次巨大的政治动乱、经济危
机、文化浩劫，作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各种思潮彼此冲撞、交汇的大试验场，作为当代造神运动、乌托邦梦想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作
为世纪末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的巨大温床，作为世纪末思想解放运动的产房，作为无数冤魂，无数受伤的心灵
无法忘却的一场噩梦——多少人想忘也忘不了！当代文坛上，记述“文革”悲剧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
学、戏剧、回忆录……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或宣泄着历史的忧愤，或探索着悲剧的源头，或展示了灵魂的伤
痕，或记录下觉醒的足迹。它们不仅昭示了苦难的记忆，也为人们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历史
学、哲学的多个角度切入，研究这场活动的复杂原因与复杂进程、探讨个性、民族性乃至人性生存与毁灭、畸
变与更新的深刻奥秘，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训，提供了极其丰富的
史料。这当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当我们了解到：早在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就开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基本课，由《文化大革命的
起源》一书的作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主讲，选修此课的学生多达700多人， 哈佛大学图书馆甚至收集
了“文革”期间的各种小报，〔2〕——这时， 便令人感到了早日着手此项工程的迫切性。
本文便是通过研究当代大陆文坛上公开发表的“文革”纪实、“文革”回忆录，探讨“文革”发起者与参
与者的某些心灵轨迹，进而思考当代思想史某些课题的一个初步尝试。
“文革”：权力斗争的变幻风云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在谈及发动“文革”的动机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反修防修
”是他发动“文革”的理论出发点。而当他认定党内存在着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反修防
修”的抱负便落实为“炮打司令部”的激烈夺权行为。“夺权”成为“文革”的一个基本政治主题。“文革”
前期，“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语录歌广为传唱，“有权的幸福，无权的
痛苦，夺权的艰难，保权的重要”的顺口溜（据说是副统帅的概括）尽人皆知。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以刘少
奇等人被打倒而结束；两派群众的“全面内战”的结局却是两败俱伤。毛泽东以大战略家的英雄气概通过“文
革”牢牢把握住了大权，可为什么在斗争中也常常给人以无力驾驭历史进程的印象？
王力在《“文革”第一年》的回忆录中告诉人们：“毛主席最初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后来完全不一
样。最早说搞3个月， 后来说半年，然后又是一年……主席是越碰钉子越要搞下去，”可到后来，“主席也收
不住场了。”打倒刘少奇，原来还想给他留中央委员的位子；他还至少讲过十次“刘、邓要区别”，有心保邓
小平过关；他还力图控制动乱的扩大，说过“打倒那么多，我也不高兴”的话，骂过陈伯达、江青，批评过文
革小组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但是，动乱一旦发动，其势之猛，其规模之大，已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3 〕——正应了他常说的一句话：阶级斗争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没有想到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会
背叛他，也不曾料到“四人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泽东晚年的巨大孤独与巨大不安，耐人寻思。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但他的巨大苦闷也尽人皆知。刘亚洲的《恩来》中记录下周恩来“文革”中
苦涩的笑容、古怪的神情、难言的悲叹，并将这一切与周恩来青年时代的雄姿英发、豪迈无畏对照着写，发人
深思：“周恩来某些不易理解的表态，是完全为了顾全大局维系团结，还是多少别有隐衷？”〔4 〕师东兵的
《九大风云录》披露了“文革”中“四人帮”和“5·16”掀起“反周”狂潮的一段史实， 勾勒出周恩来从忍
辱负重到怒不可遏的情绪起伏轮廓，周恩来病重中的呐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读
来惊心动魄。权延赤的《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也披露了无情的史实：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上……顾全情义
，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一点’”，因此，“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
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而他最大的悲剧正在于：尽管他能忍人所不能忍，吃尽了屈辱、劳累的苦头，鞠
躬尽瘁，居功至伟，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忠诚、坦荡、勤奋、谨慎……诸般美德兼备一身，却依然难敌野心
、流言、猜疑、阴谋。周恩来的悲剧耐人寻味。“四五”天安门运动由追悼周恩来蔓延成反抗“四人帮”暴政
的熊熊烈火，又足见天理之公正。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浪漫主义的战略家与一个现实主义的实
干家之间，有合作亦有分歧，本属平常。值得研究的政治心理学课题是：毛泽东怎样使周恩来服从于自己的意
志？而周恩来又如何在贯彻毛泽东的决策时巧妙地融入自己的计谋？周恩来是著名的忠臣，也是伟大的策略家
。
权延赤的《龙困》梳理了贺龙悲剧的前因后果，也揭示了“文革”的一条重要源头：林彪与贺龙的尖锐矛
盾。林彪抓“突出政治”，贺龙抓“大比武”——“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军事和政治可说是由来已久的一对矛
盾”，更兼贺龙“对林彪的看法始终不好，这种反感很难讲清来龙去脉，大概是人格禀性的格格不入？”军事
和政治的历史矛盾与禀性的格格不入交织在一起，使林彪、贺龙水火不容。而一当林彪升为副统帅，贺龙的悲
剧便在劫难逃。《龙困》多角度剖析历史纠葛，多层面解释悲剧的来龙去脉，与作家其他多篇“红墙文学”相
比、此篇视角新颖、思考独特、最见功力。
那么多高级干部老老实实地任人宰割，不得宽恕；至情至性的许世友“悍然”率领部下“武装割据”，捍
卫尊严，反而毫发未伤（见权延赤《女儿眼中的许世友将军》）——这也是历史：多次“整风”，为什么就没
能驯服许世友的烈性？以暴力反抗暴力，反而震慑住了色厉内荏的狂徒。
荒坪的《炼狱春秋》重现了陆定一的苦难历程：从1960年批评林彪的“顶峰论”，1966年反对把毛泽东思
想简单化、庸俗化、宗教化，到“文革”中三次绝食都以“服从中央”的检讨告终，很能显示出一位高级干部
的彷徨心态。在这种很有典型意味的彷徨心态中，足以使人感受到个性的抗争与犹疑、组织原则的坚固与微妙
。
再来看看悲剧的另一面：“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那些“大秀才”们的命运也引人注目。
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都是“大秀才”，在“文革”中凭着笔杆子的威力崛起于
乱云飞渡的政坛。如此多的“秀才”进入最高决策中心，也算得上是当代政治的一大奇观。他们为“文革”煽
风点火，呼风唤雨，大显了身手，可一旦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又莫名其妙地折戟沉沙，声败名裂。王力、关锋
、戚本禹的倒台是因为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罪在乱军，但“带枪的刘邓路线”原是林彪的提法，到了追
究责任的关头，林彪出卖了王、关、戚；陈伯达的翻船主要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鼓吹“天才论”，为林彪“设
国家主席”造舆论……本来，他们乱党乱军，罪在不赦，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历史教训。这方面，权延赤的《四
个秀才一台戏》有传神的点化，陈伯达在“文革”前就有过“纸上谈兵”的感叹，（是自知之明？还是怀才不
遇的嗟叹？）对朋友也不乏坦诚之情，（告诫天津市长胡昭衡：“第一，不可太积极，太积极成事不足、败事
有余。第二、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到了“文革”中，他一面洞察风向，一面崭露头角，却
也在告诫故友：“你记住我说的：胜利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是教训？还是预感？）可为什么他尽力辨别
风向，紧跟部署仍然马失前蹄？陈伯达的悲剧是野心的悲剧，是时势的悲剧，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证明
。而他自己，还得出了“狡兔死，走狗烹”的结论（见权延赤：《他与中南海的“大秀才们”》，此篇与《四
个秀才一台戏》有颇多重复之处）——对这些“大秀才”的野心与伎俩、狂热与怯懦，大起与大落的研究，既
是“文革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又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匆匆一瞥，令人惊讶：“文革”，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在一场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权力斗争中，没
有真正意义上的全胜者。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自己也控制不了动乱的大局；周恩来苦苦支撑，竭尽全
力也没能力挽狂澜；“大秀才”们发号施令，兴风作浪，终不免四面楚歌的结局……巨大的能量，巨大的热情
，冲撞在一起，结果为什么是“熵”？难道“文革”注定是一场能量内耗的大悲剧？无论如何，“文革”的“
熵”结局昭示了“一言堂”政治的失败（从而为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铺成了一条血路），昭示了政治规
律对个性与神性、野心与阴谋的无情惩罚，也昭示了政治风云变幻的不可测度性与神秘性。
因此，“文革”是当代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文革”：思想解放先驱的祭坛
“文革”是一场狂热的造神运动。“舆论一律”是其显著的精神标识。1949年以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为
“舆论一律”铺平了道路，从表面上看，万众一心，众口一辞，思想单纯、情感朴素，然而，自由的思想却依
然在一部分人的心头萌生。当众多的理论家殚精竭虑为一次次运动提供着理论依据时，另一些普通人却通过独
立思考大胆闯入了思想的“禁区”，收获了思想的果实，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这些无意建构思想体
系，有心研究中国问题；不愿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敢于在无声处发出正义的呐喊声的人们，历史已记下了
他们的足迹。他们不是理论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思想家。他们在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的足迹又具有某种精神探
险的意义。在未来的“文革史”上他们多半会以“平民思想者”的称号占一个不朽的位置。
王晨、张天来的报告文学《划破夜幕的陨星》就为遇罗克烈士树起了一块碑。这位中学生在“文革”前就
对“反右”、批“白专道路”有不同见解。在1966年1月的日记中， 他写道：“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
。”同年2月的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神化毛泽东的言论。5月的日记中，反对“把真理当成宗教”，认为“任
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文革”伊始，他就作出了坚决的批判：“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所谓北大7人的
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他
在《血统论》一文中也提出了“只能从实践中检验”人的观点（与70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口号十分相似）。而他由批判“血统论”进而指出：“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
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的牺牲”，也开了80年代“反封建”的新启蒙运动的先河。被捕入狱后
，他铁骨铮铮，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他的上
述见解都已被历史所确认。1970年，他被虐杀。他以独立的思考显示了思想者的独立人格——正是这种独立人
格使他的思想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殉道者。
还有朱守中。他也在“文革”中就看准了“文革”的要害：“这次文化大革命，说穿了，是党内少数野心
家、坏家伙，为了争做老大老二，称王称霸、独吞胜利果实，大搞其清一色，不惜采取排斥异己，出卖同志，
杀戮功臣、篡军篡政，焚书坑儒等卑劣手段而制造的一场大阴谋、大悲剧。”他还敢于为刘少奇鸣不平，为彭
德怀、马寅初翻案，质疑人民公社化问题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显示了历史的远见。他也在1970年被虐杀。李
邦禹、冯剑华的报告文学《要为真理而斗争》记录下他的思想与事迹。
李九莲则是另一种典型：“文革”伊始，她也是造反派头头。但武斗的血泊使她恐惧。政局的动荡使她猛
醒：“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被男友出卖后被捕。 在狱中仍抗争，
并在“文革”结束前夜的1976年5月写下《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一文。 她被虐杀于“文革”结束后
的1978年，堪称奇冤！胡平在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中记录下李九莲冤案始末，令人震惊。
牟其中亦然。他也走过一条从狂热到猛醒的道路。面对纷乱的现实，他和朋友们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
”，通过研读马列原著照出“文革”的性质：“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马克思列宁主
义在欺骗中国人民。”1974年，他写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体系的重要
性。——他幸存了下来，并在新时期成长为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吕明方：《苦难的力量：他从四川中部走来
》）
此外，还有张志新（张书绅《正气歌》）、李郑生（祖慰、节流：《线》）、陈寿图、吴晓飞、丁祖晓、
史云峰、邓思京、贾正玉、王笃良、李富元、马绵征、李新夏、孙伯英、杜长绪、安文忠、张坤豪、曾庆华等
烈士和大难不死的郭维彬（他们的思想与事迹，均载入群众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划破夜幕的陨星》一书）…
…还有“文革”中冒死上书毛泽东，反对“文革”的萧瑞怡、王容芬、姜明亮、闻福众、吴小林、胡清亮、王
若水、李一哲、李天德、朱锦多、李洪则、叶忠源、黄维鸣、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卢炎……（他们的上
书，已由余习广编成《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行世。）
他们忧国忧民，伏义直言，虽然人微言轻，不能改变政治家的意志和历史的进程。甚至因为直言而坐牢、
牺牲，但他们却以独立的思想在“文革”的精神荒原中写下了思想史上光辉的一章。他们的思想再次证明了理
性不曾泯灭、良知不可能被窒息的古老真理。他们对“文革”的批判、对时代的沉思、对出路的探询，许多都
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奏响的思想主题、时代强音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思想的伟力、思想者的洞察力与预
见力。
平民思想者的事迹发人深思：攀登思想的险峰、穿越精神的“禁区”，并非难事。只要心怀良知、忠实于
理性、忠实于真诚的生命体验，忠实于独立人格，不唯上，不从众，就不难超越乱世，发现真理。古往今来，
一代代平民思想家都从这条路上走来。
只是：为什么先驱者的真诚换来的却常常是屈辱和牺牲？在民主与法制不断走向完善的现代化进程中，不
应再有思想者殉道的惨剧。
“文革”：“红卫兵”的苦难历程
“红卫兵”是“文革”的急先锋，是“破四旧”、“炮打司令部”的主力。但是，在“文革”权力再分配
的关头，他们被抛弃了。他们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非常短暂，非常富于戏剧性和荒谬感。从“8·18 ”（毛泽
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的骄子到揪“5·16 分子”中的罪人再到上山下乡的流浪者——红卫兵的兴与
衰都令人难忘。
陈凯歌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分析了老“红卫兵”的精神特质：“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
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
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这种精神特质的形成显然与当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有关。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分析了“红卫兵”造反的复杂动力源：“仅用革命导师的号召和发动，
一代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和现代迷信，来解释这一运动，是浅薄的、不完全的。”“红卫兵运动……是20世纪60
年代中国社会诸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后代借造反以宣泄积怨与压抑感；平民“对当时
党和国家的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少数人的‘特权’深恶、痛绝”；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狂热性……汇
集到了一起，掀成怒潮——也许，还可以找到心理学上的解释：青春期的躁动情绪与“唯我独左”、“唯我独
‘革’”的自大情绪……等等。
“红卫兵”以“十二月党人”自诩、〔5 〕学习青年毛泽东的榜样，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们高唱着一
首首“语录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世界是你们的……寄托在你们身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于是冲锋陷阵，“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仅打倒了刘、邓、陶，还将斗争的锋芒指向了挑动群众斗
群众的“中央文革”，有的甚至怀疑周恩来……“红卫兵”的冲击力、破坏力都十分惊人。但，来得快，去得
也快。
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受到“文革”的冲击而走上反对“文革”之路，并因此受到了无情的镇压（秦晓
鹰：《红卫兵之旗》）；有的，是因为“大串联”中接触到贫困落后的现实而压抑（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
自白》）；有的，是因为夺权斗争中两派内讧、排座次时失势而强烈不满（安文江：《我不忏悔》）；有的，
则因为不满于揪“5 ·16分子”、工宣队管理学校而愤世、沮丧（胡平、张胜友：《历史沉思录》）；还有的
，则因武斗的恐怖而猛回头（如李九莲）……更多的人是因为“林彪事件”而觉悟，走上思想之路的……
当年复旦大学的“红三司”司令安文江在回忆录中写道：“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
种被弃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深更远，其中一部分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这是‘自我
回归’的开始。从1966年6月造反，到1967年1月被弃，不过7 个月光阴，他们走完了精神巨变的历程。“狂热
——迷茫——震惊——压抑——自省——清醒——抗争……是大多数红卫兵的共同心迹。”〔6〕
一部分成了阶下囚。一部分组织起“地下文艺沙龙”，传阅“内部读物”，写作“地下文学”，也悄悄探
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还有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的问题”（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部
分厌倦于风云变幻，偷渡国境，献身“世界革命”的伟业，直至长眠异国（秦晓鹰《偷越国境的红卫兵》）。
大部分上山下乡，沉入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
“红卫兵”由“造反有理”到“兔死狗烹”的历程，充满强烈的荒诞意味。在“造反”、“打倒一切”的
狂潮中，他们是理想主义少年也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打手；在挨整、被放逐的历程中，他们中的不少人走上了“
看破红尘”或“玩世不恭”的人生之路——“许多人开始变得沮丧、愤怒、痛苦、困惑、焦虑……抱着玩世不
恭和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抽烟、喝酒，以此来对抗现实，而这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他们斥之为‘堕落’”。
有人回忆说：“我们有点发疯，简直全变了。我们常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唉！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
么。我们想找个借口发泄一下，但又发泄不出。我们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以往的那些希望和热情。这些东西
空幻而不真实。……我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人……一切都失去了意义”〔7 〕——这段“红卫兵”的自白与西方
“垮掉的一代”的情绪何其神似！与世纪末文坛上现代主义思潮多么相通！由此可见：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
革命热情与冷漠心态、自命不凡与玩世不恭、革命战士与颓唐青年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从这层意义上可以
看出：“文革”也为世纪末现代主义情绪的滋生，疯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这，恐怕也是发动者与参与者都
万万不曾料到的吧！
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到“信仰危机”的迷惘，只一步之遥。
“平民思想者”以殉道的血开辟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道路。颓唐的“红卫兵”则以玩世的活法为“世纪末
情绪”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而那些在武斗中死难的灵魂，又今在何方？
“红卫兵”的崛兴与衰亡，前后不过一、二年光阴。可“红卫兵情绪”已死死地缠住了当过“红卫兵”的
一代人。时光冲刷不掉他们的“文革”记忆。当他们中不少人写下了凭吊往事的回忆时，他们中也有人从“红
卫兵情绪”中提炼出“重建人文精神”的元素，从而显示了“红卫兵情绪”的某种现实意义——当今猛烈批判
人欲横流现实的斗士张承志、梁晓声都曾是当年的“红卫兵”。
历史的风云，就这样变幻难测。“红卫兵”留下的历史教训与精神遗产，还会在当代史上持续发挥难以预
测的作用。
“文革”：普通人的回忆与思考
从前的历史，只记载了英雄和贵族的业绩。20世纪，随着民主化进程的胜利，新的历史观已深入人心：“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因为“每个普通人如果不回忆过去的事件，就不能做他需要或想要去做的事情
”；〔8〕因为“我们所说的‘历史’和我们个人的‘记忆’，初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实际上它们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们头脑里所记的许多东西，并不纯粹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它还包括许多听来的东西或从书本上得来的
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9〕这样的历史更具平民意味、生活气息， 更能开启“
认识你自己”的智慧之门，也更能昭示社会生活与历史进程的丰富与玄妙。我对普通人的“文革”回忆录，有
格外的兴趣。
冯骥才的口述实录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因此而十分可贵。那么多经历过“文革”的普通人“急渴渴设
法找到”作家、倾诉人生的秘密，便是奇观； 而他们那些千奇百怪的经历也给了作家以人生的启迪：“在无比
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
是生活本质的真实。”（见该书“前记”）《拾纸救夫》的启示是：“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
百姓们相比。”《崇拜的代价》的启迪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我到底有没有罪？》问苍天：我到底是
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讲述了“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
化过了”的人间悲剧（堪称一代人未老先衰的证明）、《当代于连》是《红与黑》的逼真重现；《笑的故事》
荒唐无比也真实无比；《我不是右派，是左派》告诉人们：“不正之风可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应该全国
到处设绞架，凡是祸国殃民、给党抹黑的、就除了他”的气话昭示了民间的不满，也传达出“文革”的影响犹
存的信息；《我变了一个人》的教训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坏事”；《一个老红卫兵的自
白》的教训是“谁听了话谁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复仇主义者》的愤愤不平在于“我
倒霉倒成这个样，可整我的那些人个个好好的”。《说不清楚》记录了“吃哑巴亏，上糊涂当，等着挨折腾”
的悲剧性格，进而思考：“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文革”进行了两千年》发现了“历
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见解独到；《六十三号的两女人》的悲叹是：“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没有情
节的人》以内心的精明塑造表面的装傻卖呆，幸运逃过劫难，可到头来又发现了“没有自己”的无比悲哀，发
现了“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这
又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为的是不甘于失去活下去的心劲：《忏悔录》的诘问是：“人为什
么不能重活一次？”“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可谓
：篇篇是血泪写成，字字浸透难言的忧愤。十年“文革”，伤透了亿万普通人的心。“文革”后广为流行的“
信仰危机”、浮躁心态、冷漠情绪、社会风气不正……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文革”的后遗症。由此可
见，普通百姓的心灵一旦受到政治运动的伤害，是多么难得痊愈！政治捉弄了百姓，百姓便疏远了政治。《一
百个人的十年》充分证明：普通人的“文革情绪”根深蒂固。不同的人从“文革”中汲取了千差万别的人生教
训，并据此而给自己的后半生定位。原来，“文革”还活在当代人的生活中。
诗人杨牧的回忆录《天狼星下》记述了当年随盲流大军“走西口”、去新疆躲避迫害、在荒原中求生、在
动乱中坚持的苦难历程，富于传奇色彩。政治的动乱与生计的磨难，使诗人阅历了广阔的人生，感悟了复杂的
哲理。书中有许多真实的人生故事、人性分析，有“文革”作为悲剧与作为闹剧的真实景观；有对自己“既想
革命又怕革命本来就怕别人革还想以己革去御他革且自悲自傲而无论谁革或无论革谁又都缺乏革命激情”的彷
徨心态的自审（是研究“文革”心态的生动范例）；也有“乱世造平庸，凡夫生苟安”的人生风景（逍遥，苟
安，也是一种消极抗议，又是道家精神的悄悄复归）；还有对世风变迁的真实记录（“不知因何进入这70年代
以后，羞耻感已不复存在”）……一部《天狼星下》，是顽强生命意志与苟全性命心态的真切记载，是当代人
在狂热与冷漠间徘徊的典型缩影，也是当代“盲流文化”的一份研究报告。
诗人流沙河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讲述他在历次磨难中的人生体验：挨斗时“宜打败仗，切忌辩驳”，
反能收到化严肃为轻松的奇效；（多少志士铁骨铮铮，只有牺牲！）挨斗时“脸上做出一副温驯无害且能‘正
确对待’的表情，心中却在诅咒‘小法西斯’”也是一种斗争艺术，这还得感谢“左家庄”的“十年教训”；
政治运动热火朝天时，就装老实；稍一松动，就写作，就听“敌台”自得其乐；——这一切，也全赖百姓的影
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收获；故乡百姓“合斗争与娱乐为一”，视运动与看戏无二；“从来不认为挨骂啦下跪
啦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把挨一顿骂说成是‘吃一碗宽面’，所以把下一回跪说成是‘下一趟贵州’，都纳
入了钦食和旅游的范畴”。民间文化，具有多么强大的解毒力，足以化苦难为幽默，说它是“麻木”也罢， 斥
之为“阿Q精神”也罢，它却实实在在是民间百姓的一艘避难方舟。《踞齿啮痕录》从苦难中发现了诙谐，从悲
剧中发现了喜剧，别具辛辣的“川味”。
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回忆录《“文革”中的我》则写得极平淡、极散漫，因此也显示出另一种情怀：豁达、
冲淡，还有轻蔑。书中有自审，也有自慰；天性乐观，家庭温暖，是喧嚣中的乐园；潜心读书，还编出一份《
马列论喝酒》的奇特资料；观察生活，发现“走单帮”的人们根本不理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结论
不能不认为自发的经济势力更强”；因为王洪文当上副主席而“彻底抛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场政
治运动因为地震就一下子停顿下来了”的奇观：……字里行间，都透出作者的“革命的阿Q 主义”；“顺境可
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经常乐乎乎，是我喜欢的性格”，又称“喜‘善’哲学”
——堪称“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的标本。
影星刘晓庆的回忆录《我在毛泽东时代》真诚回忆了如烟的往事：“毛主席，他拥有我全部的初恋！”在
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对毛泽东的爱与要求入党费尽她全部的热情与心机。而两大主题的落空也极富象征意味，
导演陈凯歌的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真诚反思了自己的过失：“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
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将个人的体验与历史的大事件糅在
一起再加入理性的反思——这篇回忆录因此而格外深沉、凝重。
看来，“文革”回忆录注定要成为个性的证明，为当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
学分析的丰富素材。
此外，还有大量的“知青回忆录”，还有那些回忆“文革”的随笔（如林斤澜的《“红八月”》系列随笔
，杨绛的《干校六纪》、陈白尘的《云梦断忆》，萧乾的《“文革”杂忆》），还有广为流传的那些“文革”
笑话（这方面的代表是《雨花》杂志开辟的《新“世说”》专栏中刊发的笔记体随笔）……都值得玩味，值得
深思。“文革”是一场大悲剧，也是一场大喜剧、大闹剧；“文革”是人性恶的大暴露，也是人生荒诞的大展
示；“文革”是一场大宣泄，大幻灭，又是一场大游戏、大演戏——一切的回忆都可以作证。
作为“人民”（这似乎被认为是一个太空洞、太抽象的名词）主体的广大平民百姓，他们在“文革”中的
遭遇与野心家的为非作歹形成了何其强烈的对比！“文革”改变了许多百姓的人生道路、人生信念。这方面的
教训，十分深长：单纯的人为什么注定受骗，又是如何被骗的？机灵的人怎样识破骗局，又是怎样苟全性命于
乱世的？有多少人自始至终扮演着“局外人”、“逍遥派”的角色？又有多少人由普通人经过思想与奋斗成长
为社会精英？……一切的一切，都有待更深入的回忆与思考。
结语：“文革”记忆还需要什么？
“文革”难以忘怀。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与纪实文字，已经建成了一座无形的“文革”博物馆。然而，
“文革”的一切还远远没有暴露于天日之下。
我们还缺少史诗巨著，缺少全景画式描绘“文革”风云、描绘“文革”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之作；缺少反
映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组织“文革”全过程的纪实之作；缺少记述那些风云人物、匆匆过客详细心路历
程的纪实之作……如果不及时去抢救史料，历史上又会留下多少不应有的空白！
我们更缺乏《“文革”文化史》、《“文革”政治史》、《“文革”通史》……这样的史学著作。
1986年，巴金老人大声发问：“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只有牢牢记住‘
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10〕
即使现代化进程已大大削弱了“文革”重演的社会基础，当代人也应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填补那些空白——
至少，为了不在当代史上留下太多的迷雾、疑点，为了牢牢记住那十年浩劫，那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改变
了亿万中国人的人生观与命运的无比惨痛又无比荒唐的十年悲剧。
我们应该记住“文革”，一如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一样。
我想以重述冯骥才先生《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关于“文革”博物馆》里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一代人
经受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这教训变为财富的
‘文革’博物馆。它将把‘文革’用实物以历史见证人的方式展示给世人。在这里，一代代中国人将亲眼目睹
、身临其境他们的父辈祖辈经历过的一切，从而深信不疑。这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画面，真实又荒谬的‘文革’
文化，将把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点的问题摆出来，迫使他们做出思考和解答、并唤起他们
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义务和人格力量。这样，他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那样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
，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

1995年10月5日—7日急就于华中师大

注释：
〔1〕〔10〕《“文革”博物馆》，《新民晚报》1986年8月26日。
〔2〕《哈佛大学新开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参考消息》1988年9月15日。
〔3〕《“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4〕石言语，见《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推荐1988 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第28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版。
〔5〕马利《老红卫兵风云梦呓录》，《中外文学》1989 年第二期。
〔6〕《我不忏悔》，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5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7〕【美】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第189—190页， 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版。
〔8〕【美】卡尔·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第258、2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第16页，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http://dlib.zslib.com.cn/qklw/rdzl/RDA15/RD02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