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荫聪：群眾造反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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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造反的時代
葉蔭聰


近年香港進入一個「群眾自發」的時代。雨傘運動期間，有人憎厭大台，要求解散糾察，說要讓群眾自發自救，類似想法，可能早已藏在「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近日退聯風波，吳志森問，退出學聯，然後呢？推動退聯的學生及一眾本土派拒絕回答，甚至認為是打壓群眾的托辭。其實，他們不需要誅心論，把森哥的「然後呢？」提問視為指摘，相反可以認真對待，不管什麼派也可以去問：「群眾自發」是否及如何改變世界？

談起「群眾自發」，我想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革命風潮。直至今天，歐洲一些有毛派傾向的左翼，仍然對東西兩場革命念茲在茲：西方是法國的一九六八年學生革命，即「五月風暴」，而東方則是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前者算是沒有大台的起義，後者本來是毛主席發動，可是最後產生形形式式的造反派，大台失控，甚至倒轉過來要把造反者全面撲殺。

後文革時代的大部分香港人，習慣把文革的一切，用作負面標籤，認為文革只是毛為了剷除劉少奇、鄧小平等的權鬥，至於造反派，也只視為被洗腦的棋子。這種立場與姿態，其實與四人幫倒台後中共的歷史決議完全一致——錯誤的十年，或後來說的十年浩劫與動亂。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藍絲帶也好，黃絲帶也好，都曾指摘對方是紅衛兵，指控對方搞批鬥；我記得，曾蔭權說過民主的極端就是文革，惹來坊間嘩然，不過，輿論不是要為文革平反，而是認為文革太邪惡，不應與民主沾上邊。我想，不少香港所謂意見領袖，一定覺得西方毛派吃飽了沒事幹，終日浪漫化這場醜陋不堪的運動，還大談群眾政治與革命。

被埋沒的文革造反派

這種對文革的共同印象及共識，掩蓋了不少複雜而離經叛道的歷史與政治。例如，毛澤東於一九六六 年下半年鼓動大量被打壓多時的「黑五類」群眾，變身造反派紅衛兵，後來有一些更被冠以極左派紅衛兵之名。他們自一九六七年開始如脫韁野馬，除了衝擊黨政機關、保皇派紅衛兵外，展開大規模派性鬥爭，奪權之餘，有人甚至要脫離中央鬧獨立（如湖南的省無聯），弄得毛澤東最後要動用軍隊來鎮壓，有好幾個地方還發生過屠殺造反派，僥倖不死的多被投進監獄多年。

這些群眾造反歷史，都壓在香港主流文革記憶之下，鮮為人知。最近得一高人指點，才知道當年一位一九七三年逃亡來香港的造反派紅衛兵，筆名虞雪，寫下一篇名為〈理性的黃昏〉的文章，以自己文革造反經驗，反思社會主義理論及革命問題，曾震撼七十年代香港激進青年的心靈。我讀大學時，學生團體的老鬼介紹我讀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王希哲等的〈李一哲大字報〉等等。過去十多年，大陸禁書在本地成行成市，多本專論造反派的歷史書也在港出版，例如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可是，這些都不在主流視野之中。

我最近才注意到，去年台灣出版了一本關於文革造反派的書──《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這本書的特色有二；首先，作者是南韓學者白承旭，在云云著名的中國及西方文革學者之中，他算是異數。第二，文革相關的著作通常是歷史書，甚至不少是黨史考據及回憶錄，可是，這本書卻帶有濃厚的理論與哲學關懷，這反而有點當年造反派的理論文章味道。白承旭在歷史敘述之後，於第五章及結論，突然大談巴迪烏（Alain Badiou）與齊澤克（Slavoj Zizek），在相當抽象層次談現代政治的困境，以及探尋「政治主體」與「結構」的關係，坦白說，我還是頭一次讀到這樣的文革著作。探尋文革理論實踐矛盾陳伯達是文化大革命小組組長，也是毛澤東的秘書之一，曾是最權威的毛澤東思想理論家，他亦參與撰寫文革開始的兩份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及〈文革十六條〉，界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鬥爭原則與方向。作者選擇了陳伯達這位人物作為中心，嘗試避免把文革化約為毛澤東個人陰謀，同時，他也反對毛派過於浪漫化的論述，相反，他要在陳伯達身上探尋文革理論與實踐中的種種矛盾，或他說的政治困境。

根據近年出版的陳伯達及他的秘書的回憶，以及與他關係密切的「黨內秀才」王力的記述，他是被迫當上文革小組組長的。但是，白承旭努力論證及描繪，陳伯達是一位認真對待及發展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的理論家，他真心思考，如何不讓黨來包辦政治運動與革命。所以，陳在文革初期反對劉少奇及鄧小平派工作組主導文革，讓群眾在鬥倒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運動中自我教育。他甚至提出「巴黎公社」原則，要求群眾透過選舉、監督及輪換領導，亦曾努力制止紅衛兵運動各種暴力與混亂。更複雜的是，他又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思考如何既搞群眾運動，又讓社會主義建設繼續。最後，他失敗了，他既目睹造反派在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奪權後漸漸失控，而他自己也愈來愈摸不透的毛澤東的心思，亦受到江青、張春橋及康生等人的批鬥。他被夾在中間，最後於一九七零年被打成「唯生產力論」者，以至後來被羅織為「叛徒」等罪名入獄。文革之後，他又被鄧小平打為四人幫一伙送上審判台，繼續牢獄生涯，要到八十年代末才出獄。

換言之，白承旭把陳伯達的思想及政治生涯，與造反派的興起及沒落連繫上來，再連結上文革的理論與實踐困境。此書篇幅不算長，但內容豐富，在歷史敘述及理論探討上有許多爭議之處。我能想像，中國大陸的黨史專家會質疑他的選題，不同意陳伯達有如此高的相對自主性。而理論部分，也許亦有人質疑文革的極端，社會主義中國的獨特性，是否可以作為思考現代政治的普遍問題。我在這裏無法亦沒有能力一一細表，我只想提出一個也許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解放的政治主體，或所謂「革命群眾」，是否及如何可以改變結構的支配？換一個社會主義的說法，就是「革命」與「過渡」之間的困難。

就?這個問題，白承旭其實沒有現成答案，他只是要我們從文革的失敗中汲取教訓，重新提出問題。他說：「若群眾未能把自己打造成政治主體，並未具有變革結構的獨特展望，那麼，任何有意義的政治都不可能實現了。但是，於此同時，若沒有機器和批判去控制它奔馳向不可預測的非理性疆界、極端暴力的世界，那其政治也不可能維持下去，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文革還在中國進行中
作者在書首說，文革在中國還在進行中。我經常不禁思考，文革是否反諷地以一個右翼的面目在二十一 世紀的香港進行呢？五十年前的中共舵手發動了全國解放群眾，結局是反過來全面扼殺及否定他們；五十年後的中共有意無意迫出了香港彈丸之地的自發本土群眾，結局會是什麼？任何預測也許都是徒勞，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準備，批判地面對自發的群眾政治，以及它帶來的種種不可預測的非理性？如何應對暴力？還是我們可以滿足於犬儒主義，不妨讓子彈亂飛一會？

（原載明報二零一五年三月八日）

http://www.ln.edu.hk/mcsln/46th_issue/criticism_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