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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思典 (Stanley Rosen) 訪談
時間：2010年9月23日，9月30日，10月6日，11月1日
訪談人：包淳亮
訪談地點：南加大東亞研究中心
定稿：2011年3月24日
家庭背景。
我這個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只做到明(2011)年，然後就要下台了。
我是1942年出生在紐約布朗克斯的猶太人。我的父親是虔誠的猶太人，他會戴猶太人的小圓帽，你知道，這個小圓帽是表示人和上帝之間是分開的。我從小就對這些沒興趣，他要強迫我參加什麼典禮，我都不大情願。他是工廠的經理和厂长，也是窗簾公司的設計師。在美國，填表的時候一般不填你的宗教、種族，不過被問到的時候，我當然還是個猶太人。
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圈裏頭，猶太人比較多的原因，大概是猶太人尊重教育，而且紐約的猶太人都滿喜歡吃中國食物，雖然他們不和中國人住在一起。猶太人通常也是聚居，我小的時候鄰居也多是猶太人，不過現在多數變成了來自俄國的猶太人、以及一般的俄國人，甚至於附近餐廳裡面沒有英文、只有俄文了。街上聽到的都是俄文了。那裏是Brighton Beach。俄羅斯黑手黨的司令部后来也设在那兒了。
我在Chapel Hill的北卡羅萊納大學上的大学，念pre-med(醫學院預科)。那是1959年，北卡的種族歧視很嚴重，第一年黑人和白人還是分開的，segregation，第二年才開始integration。我在那地方也像個陌生人，有時候不大舒服。在那裏認識了一些國外的朋友，日本人、非洲人，但很少數，不多。那個時候大學規模也不很大，學生只有一萬人左右，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可能是来自州內的。我是紐約來的猶太人，因为结交了一些外国朋友，慢慢开始對國際關係感興趣，尤其是中国和日本。
我在大學的時候，念的是醫學院預科(pre-med)，學的是科學，另外一個專業是英文；我大學畢業後有被醫學院錄取，而且我還有一個英文的學士學位。畢業後去了歐洲六個月，到過法國、英國、西德、奧地利、義大利、丹麥，也去了東德、東柏林。去歐洲前，本來打算回國後我要去念精神醫學，但是這個遊學的過程，讓我對國際事務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回國後為了能進政治學研究所，我就回大學補政治學的學分。雖然沒去念醫科，但我在大學時的英文專業教育給我奠定了很好的語言和文學基礎，對日後的政治研究的文案工作幫助很大，所以仍有其意義。
成為中國研究學者的過程。
1965年秋天，我進入UCLA政治學研究所念國際關係的碩士，後來念政治學博士；這兩個领域是很近的。不過從進研究所到拿到博士學位，一共花了十四年之久。我可以談談為什麼花了那麼久的時間。
年輕的時候我對中國沒有什麼认识；但是由于我從高中到大學念了几年的西班牙文，進大學後還曾學習法文和德文，这些語言學習的經歷多少讓我對美国之外的世界有所了解。我直到進了碩士班才開始學中文。不過我在北卡羅萊納大學時， George Yu教授(現在在伊利諾大學、曾經和柏克萊的Robert Scalapino合作工作過) 已讓我對中國開始產生一些興趣。進UCLA以後，那時UCLA教日本的老師回日本去；教東南亞的、研究泰國的老師很有名，我是他的助教，但他好像对教学沒有多大的熱情，也不大受学生的喜欢，于是我也不打算深入研究那个方向，因为本身我对泰国东南亚就兴趣不大。那時H. Arthur Steiner是UCLA政治系的中国专家，而我對亞洲又有興趣，所以開始研究中國，也開始学习中文。Steiner教授帶著我看很多翻成英文的第一手材料，所以我愈來愈感興趣。不久之後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這使中國變得更有意思，所以慢慢我就走上了這條路。
這段時間美國大學的學生運動非常蓬勃，雖然我也抗議越戰，留了長頭髮，但我並沒有太捲入當時的學生運動當中，也沒有參加關心亞洲學生學者委員會(CCAS)。(嘆氣)可是學運主要在東岸，西岸主要是在北加的柏克萊，我在洛杉磯，隔著一大段距離，而UCLA並沒有非常積極的學運聚會(chapter)。我在柏克萊當訪問學生的時候，那時候柏克萊的學運真是風起雲湧，但是UCLA沒有。雖然UCLA的政治學研究生同學也有不少，但是跟我一樣研究中國的就少了。
我的博士論文委員會一開始的時候主席是William P. Gerberding，他是芝加哥大學的博士， 1979年開始擔任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校長。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專家，但不是中國研究專家，我的博士論文委員會裡頭一開始沒有中國專家，後來幾位老師陸續離開，直到Baum受聘進來，由他負責設計我的博士資格考試，他比我大兩歲，但是一開始他也還沒拿到博士学位，所以當時還不能直接擔任論文委員，而是非正式的成員(informal member)。Perry Link在我工讀博士的早期也還在攻读博士学位，還沒來UCLA。當時口試委員會另有一位正式成員是Philip Huang，他是外部委員，屬於歷史系，後來他離開我的口試委員會，由Perry Link替代。Phil Huang 是很崇拜毛澤東的，但是Richard Baum則有點質疑。
我在1970年通過博士資格考試，但之後花了九年才拿到博士學位。
1970年12月到台灣，在台灣的輔大待了六個月學習中文，同时也開始準備我的博士論文。博士論文的題目本來是关于廣東省中山縣的政治史，那个地方原本叫香山縣，辛亥革命以後才改的名；1980年我還去翠亨村拜訪過。Richard Baum是我的指導老師，他當年的博士論文中曾用到的大量的資料都有關於中山縣，並且他告訴我說這個地方的歷史資料很豐富，於是我決定從這裡著手，實際調查，搜集資料，以便用在我的博士論文裡。在台灣的輔仁大學念中文的時候，我也到省立圖書館找材料，那時圖書館裡非常熱，沒有空調，只有頭頂上的電風扇。我查找的資料上自1920、30年代，好像之前沒有人去看過這些材料。那些資料的紙非常薄，頭上有電風扇，於是有幾次就把這些資料吹得整個房間都是。而且不少是文言文，字又難懂，因此這段時間我的進展非常有限。六個月後，華盛頓大學的比較政治學的James Townsend教授，還有哥倫比亞大學的Edgar Wickberg教授，舉辦了一場關於珠江三角洲的研討會，他們從我的指導老師那裡聽說我在台灣研究有关珠江三角洲的题目，就請我發表一篇論文，但我真的沒有發現什麼，沒什麼可以寫的，所以我回信給Townsend教授，告訴他我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的、表達我的歉意，那真是非常的困窘。
在台灣這段時候，我得到FLAS (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 fellowship，那是來自教育部的資助。然後我在加大一個計畫的資助下，到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New Asia College)待了兩年，教書的同時念中文，這兩年我也同時在中大聯合學院(Union College)教政治學。申請教育部資助的過程也有些曲折，申請第一年的經費時，有位地理學的教授反對資助我，他不理解我為什麼要暫時把論文研究擱在一旁，而到香港去強化語言的能力，他認為我應該回國，用心撰寫論文，因此他認為第二年的經費應該要轉給別人；到第二年再申請的時候，是一位在UC Davis任教的經濟系的教授支持下我才過關。然而，到香港以後，我繼續研究這個題目，翻看了縣志。但是我還不懂得文言文，很難懂得縣志到底寫什麼，加上中國還沒開放，所以這個題目不好處理。這樣，兩年时间里我沒有多少進展，為了這個題目我算是浪費了这些时间。兩年沒成果，一句話都沒有寫，很多老師都放棄我了，覺得我不可能完成論文了，我完了。
在香港中文大學教了兩年半書，課程主要是政治，兩門課分別是西方民主與比較政治。我曾被要求教授儒家思想，但我拒絕了，我對儒家思想還沒什麼研究，覺得要我给一群香港大學生教儒家思想真有點異想天開(paranoid)。當時我和翁松燃、李南雄、廖光生、關信基是同事。今(2010)年夏天在香港，我才在香港和翁松燃吃過午飯。
我在香港共待了五年，1971到76年，寫我的博士論文。資助結束之後，為了活下去，我也在街頭找要學習英文的人，開班授課，像個个体户一般。
當時很多紅衛兵偷渡到香港，原本廣州最大的紅衛兵組織的頭兒也偷渡來，他當了我的助手，所以之後我的博士論文就改寫廣州的紅衛兵，雖然也觸及北京的。研究紅衛兵運動，訪問了大概兩百個人。我也到亞偕老街的大學服務中心，搜集了不少資料。當時我也可以講一些廣東話。那个时候的大陸還沒開放，可以參考的資料很有限；大家都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特別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沒什麼材料可供查找，所以只能靠訪談。花了很大的工夫，最後寫了一本書以作總結，有675頁。
我論文答辯的時候，博士委員會包括三個人，其中一位是Richard Baum，還有林培瑞(Perry Link)，他那時剛來UCLA。原本我的博士委員會有五個人，包括Baum，還有Philip Huang，最後因為我和Philip Huang的關係有點衝突，正巧林培瑞剛來，我就想辦法換了人。最後就換了。還有一個是研究日本問題的Hans Baerwald， 他半年前(June 2, 2010)剛剛去世了，八十歲，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對我很好；我畢業那年剛好Susan Shirk要暫時離開加大聖地牙哥分校(UC San Diego)一年，於是雖然我那時還是助教、論文還沒改完，但他幫我寫了推薦函，推薦我去那裡教書，他跟對方說「這個學生比我還強」，雖然這不是真的。這一年之後，我就找到南加大的教職了。
當時鮑瑞嘉和林培瑞也都拿到博士學位沒有很久，鮑大概是69、70年拿到的，培瑞比較晚參加我的博士委員會，並沒有参與我撰寫論文的過程。Philip Huang和鮑當時常起爭執，後來關係也恢復了；而雖然鮑和林培瑞現在有些觀點、立場不同，但並沒有公開的爭論，何況他們之間並沒有太多交集。我喜歡林培瑞。他的人生當中有大量光陰是與方勵之等文化界的人為友，而這些人受到中國官方的巨大壓力；相對來說，鮑瑞嘉並不大與中國的民眾接觸，而多是與政治學家、政府官員接觸，因此會有不同的觀點也很正常。如果你整天接觸的都是北大國政系、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學者，如王緝思等往還，你一定會與那種和劉曉波往來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過兩天(此段訪談時間為2010年10月6日)諾貝爾和平獎就要公布，英國的賭錢的人已經讓步，你賭劉曉波五塊錢，他們只給你四塊錢，一共九塊錢；他們認為別人沒有可能性，賭錢的人已經開始發錢了。雖然還沒宣布，但已經開始發錢了；最大的組頭(broker maker)已經開始發錢了，當然就是劉曉波了。這是小道消息，不能跟你講怎麼知道的。我是好好先生，我沒賭(笑)。
我在大學的時候和同學賭過一次，那時我們要一起參加基礎哲學的考試，內容包括數理哲學，要你求證的，以及杜威(John Dewey)的實用主義哲學等。他說他會被當，但他是一個天才，我說他一定不會被當，我跟他賭三塊錢，結果他被當了，因為他把答案卷都扔了。他說不要跟我拿這三塊錢，我說得給，因為這讓我學了一課，不要隨便跟人家賭。
我和林培瑞已經有三十多年的關係。我和他當時的華裔夫人黃蘇珍，在香港大學服務中心的時候，在一個辦公室工作。
畢業後第一年我到UC San Diego，第二年就到南加大來，已經過了三十一年了。好像還是昨天。
1973年本來有個機會進中國大陸，因為有個做買賣的朋友要去廣州交易會，但我最後沒有拿到簽證。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是1980年，那一年就去了兩次。第一次從澳門到廣州，坐車，那時沒有高速公路，花很久時間。第二次參加中國國際旅行社的旅行團，到杭州、西安、北京、廣州。
我的博士論文，這本文革研究，可能是我學術生涯的最主要成就，花了大量的時間；在香港那段時間也是我學習中文、認識中國的最主要的時光，一共在香港五年。在台灣時我還不夠專業，在香港時則接觸了數以百計的紅衛兵、閱讀了許多紅衛兵小報。而且在香港聚集了不少進行中國田野調查(China field)的人，這也非常關鍵。在香港的經驗也決定了我研究中國的途徑，就是大量閱讀，大量接觸、訪問，以掌握第一手的訊息。這是比較微觀的途徑，以此結合宏觀的理論途徑。微觀、細節太多，若缺乏掌握，就會失去焦點，被細節壓垮。
我在研究中掌握的細節確實比起在論文中的多得多，包括什麼階級的人有什麼樣的人際網路等等，但是我處理得不錯。已過世的德州奧斯丁大學教授Gordon Bennett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寫了篇書評評介我這本論文，對之有不少讚許；香港的人當然知道我在寫什麼，但是是這篇書評才讓在美國的人注意到我的研究。之後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寫了封長信給我，他那時開始注意廣州，後來寫了「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他說喜歡我這本著作，他說希望看到我的這本論文，我也有寄給他；他又回了一封非常長的信，說這本論文很不錯，然後提到最好用一年時間修改這本論文的哪些地方，然後好出版。但我那時還不夠專業，雖然把這封信給Richard Baum看了，卻沒有回信。這當然是很蠢的。雖然傅高義後來仍成了我的朋友，但我很難為情，不過他是很好的人，不以為意。
在他那封信之後，我又收到一封來自Westview Press的信，說他們聽說了我的論文，想看看我的摘要和目錄介紹，以決定是否出版，所以我就寄給他們。他們寄了合約來，但並不準備出版整本論文。那時我剛來南加大教書，也將論文的一章多的精華，在1981年由柏克萊大學以單行本出版。我問了系主任是否該接受讓Westview出版，因為這是個讓人受寵若驚的機會；或者該多修改一番，他說不妨先出版，有利於取得終身教職(tenure)。我就將廣州為主的部分讓Westview出版，就是1982年那一本「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Michel Oksenberg就很喜歡我在Westview 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論文，並且寫了一封信，支持給予我終身聘任(tenure)的資格。之後就得到終身教職了。
傅高義最近寫了一本鄧小平傳，您的評價？
我知道他在寫這本書，已經寫完了。今(2010)年初我和他吃過飯。他來南加大，順道去奧勒岡州看他女兒。他寫信給我，問我能不能安排讓他來南加大看一些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電影，並討論他寫的那本書。我說好，所以他就來，每天晚上在我的公寓看電影，因為我在南加大教中國電影，所以幫他選片。他工作得非常勤奮，直到要離開那天，他雖然中午就要搭機離開，但那個上午還請我幫他選一部片，但因為那時我有一個約，所以沒幫上這個忙。他現在已經寫完粗稿。
我也聽說他對鄧小平的評價，有些人認為不夠具有批判性。但是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例如在Richard Baum的Chinapol裡面，有些人你看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他要批評，你不用看內容就知道，例如威斯康辛的Edward Friedman，他對中國的批判就很強烈，但他非常聰明，所以他的批評還是值得一看。另外一個人，他提到劉曉波得諾貝爾獎，他用了「但是」，你知道他要講什麼，他其實不認為劉曉波有資格獲獎。人們用那種語句，「但是」。你知道人們的立場。我對爭論保持距離，有些人會覺得我是「中國的朋友」，但其實我為中國的人權議題做過不少事，例如當中國人權的劉清還被關的時候，他哥哥把他的回憶錄走私出來，我幫 James (Jim) Seymour翻譯過其中一些部分，是我將之翻譯成英文後來發表在香港的「百姓」出版社。不過我與劉清和他哥哥都未曾直接接觸，和James Seymour的合作也僅此一回而已。另外，改革開放初期的「李一哲大字報」也是我翻譯成英文的。我有兩份履歷表，一份有關於人權的，一份沒有，這個過往曾寫在我那份有關人權的履歷表中，美國之音也訪問過我。所以說過去我做了不少涉及中國人權的事，後來還有人問我是不是繼續在搞人權議題。漸漸的，我比較理解Susan Lawrence的說法，她現在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記者，之前在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 Economic Review)，她曾說過，美國政府也許可以施壓，讓中國釋放二十個政治犯，但這對中國的人權其實沒有多少幫助，所以我們努力的方向應該是漸漸的改變這個體系，而非僅是劉曉波之類的個人。
劉曉波最近引起很大的重視，我對他也關心許久了。雖然我不認識他，但讀過不少他的著作，對他相當推崇。不過中國變化很快，好的壞的，很難採取截然的立場去討論中國的現象。中國政府在激發人民的愛國心、民族主義上頗為成功，但是也有許多人對政府非常不滿，這些都必須考慮。我不久前在亞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當代中國的年輕人與國家」(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and the State)，也是關心這個議題。這個文章兩倍長的更完整版本，就編在我的教科書「Chinese Politics」裡。
研究與教學的主題。
由於博士論文就是處理紅衛兵、青年人的問題，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後，我還是對於中國青年的情況最感興趣，因為紅衛兵和教育制度很有關係。我從1984年開始擔任「中國教育與社會」(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雙月刊的編輯，刊物有些論文是從中文翻成英文。我也教「中國教育制度」的課。研究中國青年的價值觀、思想行為的變化，特別是民族主義、物質主義、國際主義的矛盾，對於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也感興趣，還有對電影有興趣。和Peter Gries編了一些書，例如「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這本書也是我用的教科書。
我有一門課是教中國電影。給同學看的電影，例如<建國大業>，<非誠勿擾>，<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三峽好人>，還有之後的<二十四城記>，<世界>。2008年4月馮小剛以及<盲井>、<盲山>的導演李揚應我們的邀請來南加大參加一場由我組織的研討會，來過南加大。那場研討會也邀請了旅居美國的中國演藝界人士，如上海演員鄔君梅(Vivian Wu)等。會議論文由我和朱穎(Ying Zhu)合編出版，書名是Art, Politics and Commerce in Chinese Cinema，其中有一篇文章China’s Cinema’s International Market (國際市場裡的中國電影)是我寫的。
我用的教材包括所編一本書叫「Chinese Youth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中國的青年和國家社會關係)，這本書的封面有一幅畫，是紅衛兵拿著手機、帶著筆電在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2006年1月中國大陸出版的「當代電影」雜誌中，我也曾發表對當代中國電影市場的分析的文章，題名「全球化時代的華語電影------參照美國，看中國電影的國際市場前景」。
我在台灣也教過書，上中國電影的課，例如2006年12月份在高雄的中山大學，那是比較短期的。我給他們看很多中國大陸的影片。我給他們看「瘋狂的石頭」、田壯壯的「藍風箏」，姜文的「鬼子來了」，賈樟柯的「世界」。「世界」的「國內」版本刪了很多鏡頭，不全，在美國買的國際版的比較好。還有婁燁的「蘇州河」，我認為他最好的電影，雖然「頤和園」、「春風沉醉的夜晚(Spring Fever)」、「紫蝴蝶」等我也都看過。台灣的學生反應還不錯，第一部片是「瘋狂的石頭」，台灣的學生、特別是高雄的，沒想到中國会有這樣的電影；。不過他們是戲劇學院，都是研究電影和戲劇的。我也是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國際諮詢委員，我也沒想到，有人給了我email，說看到我的名字在那兒，我在好幾年前答應的，不過沒什麼來往，除了教了那個課以外沒什麼來往。我還曾是上海大學媒體政策研究所的國際編委會的顧問，我參加過多次這個研究所主辦的研討會，在那兒進行過多次演講；他們每年舉辦的電影研討會都邀請我參加，不過由於是在六月舉辦，而我在南加大還有中國電影的課程要上，所以往往未能參加。該所的孫紹誼是南加大的博士，他在南加大時就上過我關於中國電影的課程，因此也使我與該所的關係更為密切。
近年我到中國，通常都拜訪電影產業的朋友，製作紀錄片的朋友。如果要訪問不認識的官員，則得先有很多準備，你準備得愈多，他們說的就愈多，如果你知道得很少，他們可能就告訴你基本的、甚至不一定正確的答案；他們可能會想，這是一個老外，他可能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敷衍一番就得了。我到中國常逛圖書館，也向學者蒐集材料，希望能夠看到一些在美國比較沒有機會看到的紀錄片與文章、刊物。
和一般中國學者不容易建立很緊密的關係，他們也很小心。中國學者會仍感受到壓力，不過比起從前當然好多了，而且這還得看學科。經濟學受到的壓力少得多，而政治學受到很大的壓力。如果你寫一篇文章，說中國應當放棄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那就當然不會被刊登。因此你如果看中國的一級核心刊物、社科院出版的「社會學研究」就遠比「政治學研究」好得多，「社會學研究」議題廣泛且分析深入，而「政治學研究」研究範圍狹窄、內容較差。雖然都是一級刊物，但是前者好得多。在1990年代的時候，社會學研究所告訴我，他們已經在研究社會分層，但當時不能出版，現在則已經可以出版了。
往來的中國學者與華籍學生。
很難說和哪個中國學者特別密切，有些北大、北師大、上海大學的學者，如果有機會前往北京或上海，我會跟他們聯繫。有一個朋友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名字就不講了。1989、1990年那時候，劉曉波在北師大，有朋友問我要不要找劉曉波聊聊，我想了想，覺得對他可能不好，因為他隨時都受到監視。我有一些來自大陸、在南加大拿到博士學位的朋友，如果我去中國也會聯繫。有個朋友在北京的華納電影公司任職，我到北京都會和她聯繫，因為她是搞電影產業的，這也比較不敏感。
台灣的莊碩漢也是我教過的學生，他已經離開國民黨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到台灣時會聯繫他，平常也沒那個閒功夫。1989年我到台灣時，也見過莊的父親和兄弟，他爸爸好像在機場負責環境保護的工作。我和莊碩漢在台灣見過許多次，大概在1991、2002、2004、2008年我到台灣觀選時都見過。今年11月我也會去台灣觀選。協助行政院長李煥工作的余紹雲(音)是我的學生。還有丁庭宇，他不是我的學生，但算是熟人，他是挺國民黨的。朱雲漢也算比較熟的台灣學者。李濤的孩子曾在我南加大的班上，現在還在此念書。香港的劉慧卿(Emily Lau)是南加大新聞系畢業的，我們聊過不少次。1993我曾在香港「中國婦女」大會上進行演講，認識了陳方安生，當時她是香港的第二把交椅，也認識了後來出版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的Christine Loh，以及劉慧卿。會上都是些有錢的香港婦女；當時我已經五十一歲了，與會者有些比我還要老些，然後我一個男人在這兒演講，談中國婦女，挺有些尷尬的(笑)。
對當代中國政治的看法，以及如何教育中國政治。
前幾年中國大陸拍攝的「大國崛起」與「復興之路」，也有來訪問我，訪問了九十分鐘左右，不過<復興之路>只用了十秒鐘左右，他們浪費了很多錢(笑)。他們問了我二戰之後共產黨的崛起、以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南巡講話等；大概大部份都是我講的，對他們来说也都太敏感了。我大概看了一次，時間很短，我幾乎来不及看完自己的名字和職稱，我應該再看一次。我記得他們用的好像是關於我對1978、79年改革開放的評價。我知道他們在全世界訪問了很多很多人，所以只用很短的時間引述我的講話。他們有送給我一套，所以我不必去買。與這兩部影片類似的，1980年代後期的「河殤」，和1990年的「世紀行」也是有名的影片，幾個影片的目的不同。「河殤」談論的是中國的失敗，「世紀行」則試圖改變這種論點，不過後者沒人記得，大家只記得河殤。
我在中國沒有像林培瑞那樣的遭遇。我的朋友何曉清(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這學年在哈佛開一門討論課，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用了好幾本我的書，所以請我寫了一篇短文，大概就一段吧，在學期開始的時候要發給同學。那一年本來我要到中國，但由於六四，我就沒去成。六四發生後，社科院的朋友打電話來，長途電話、音質清晰，說請來中國，我們在等你，沒什麼事發生、一切都很好，那時是八九年的七月。之後我在洛杉磯通過電話上紐約的US Radio的廣播。在廣播上和一個在上海的中國人通電話，上海那個人很緊張，他不能回答廣場有沒有人被殺之類的問題，我說這些問題我來回答，這些問題對他太危險了。我從來沒有為此惹上麻煩，或許我做為一個外國人，彈性比較大吧。鳳凰電視台不久前有兩次訪問我，談釣魚島、釣魚台或尖閣群島的問題，我在這類問題上反映的是美國的觀點。他們訪問後會給我這段新聞的DVD。
鳳凰衛視沒有在台灣播出，不過台灣的限制比起過去改變很多了。我第一次到台灣是在1970年代，1991我應台灣外交部邀請到台灣，June Dreyer教授帶這個觀選團，也到新竹和反對黨的人，民進黨的人見了面，當時反對黨的人不願意說華語，覺得那是外國話，但因為會談中有些人不懂閩南話，所以他們還是讓步了，和我們講華語，他們談到了台奸之類問題。我到現在還保存了不少關於台灣選舉的二十年來的台灣報紙報導。例如1991年的報章廣告，標題「請勿恫嚇台灣：民主進步黨對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答覆」，內文是「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10月13日通過決議，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訂新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選擇、決定，這項決議正式列入本黨黨綱，成為全體黨員的認同與共識」。另一則是將「郝柏村、薄一波、李先念、李鵬、楊尚昆、鄧小平」並列，標題「郝柏村，你站在哪一邊？」。還有一則是蘇秋鎮的選舉廣告，「我警告阿輝：郝柏村不滾蛋、台灣完蛋」。2004年的一則選舉廣告，是「換總統，終結阿扁的獨裁------連戰、宋楚瑜，三月十三日」，還有三月12日刊登在聯合報的廣告，把阿扁比喻成希特勒，「阿扁下台、台灣有救、人民有望」，另一則廣告是「Al Qaeda，我是恐怖泰斗賓拉登，我最欣賞台灣的阿扁」，另一則是「我是海珊，你們都要聽我的------公投是民主機會，不是廉價的選舉工具-------二號連戰、宋楚瑜」。2008年也有一些，比如馬英九當選總統的新聞等等。也許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過程中，也會有類似台灣的chaotic things吧(笑)。不過十、二十年內，中國大陸大概還不會像台灣那樣民主化吧；但是預測是很難的，預測常常是要出錯的。
中國和蘇聯的問題不一樣，關於少數民族問題，蘇聯的比例比較大，在中國只有百分之七、八左右，很少、沒什麼力量。蘇聯完全不一樣，有些地方、特別是中亞，比例非常高。新疆烏魯木齊、喀什我都去過的，西藏我也去了兩次，我很清楚，拉薩也愈來愈多是漢族，回族也多，來做買賣的。今天(2010年9月23日)，新疆大學的楊忠東應南加大中美學院之邀演講，不能說他是害怕，但他會很謹慎，因為題目很敏感，美國之音的記者可能會在那兒。以前也有學者演講後被採訪，登在美國之音上，學者回去之後好像就被批評。台灣以前，1980年代也是這樣，座談會上台灣有些學者指責另一些人是代表國民黨的、代表政府的。10月1日南加大傳媒學院邀請了兩位媒體人來交流，你或許也可以來參加，嗯，這兩個(李濤、李艷秋)。他們的孩子也在南加大。
我確實買了很多關於「不高興」的書。「中國不高興」、「中國為什麼不高興」、「中國誰在不高興」，還有很多對這些不高興的書持批評觀點的。「中國可以說不」的一、兩個作者也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在我的那本「Chinese Politics」也提到了這個現象。包括摩羅的「中國站起來」，我也注意到了。很多人分析這是批評西方國家、包括日本，我分析不一樣，這些書更多是批評政府的；中國的力量愈來愈大，為什麼膽子小？為什麼不向西方國家、美國挑戰？在年輕人中，這種觀點似乎是主流，覺得可以挑戰美國、西方；不過在整體的中國社會中，這種觀點似乎還是非主流。
談到美國人對於中國政治的認識，我對此的理解當然還是來自於英文的文獻居多。在毛澤東時期，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早期主要是派系途徑和官僚政治途徑，還有Oksenberg的毛澤東統治模式，以及正式政治與非正式政治等。文革時期，派系政治途徑的重要性替代了官僚政治，因為那時候的狀況特殊。1950年代那是比較正常的，可用官僚途徑來研究，但在文革時期，得藉由紅衛兵小報的揭露(revelation)來試著了解中國的變化。也有人提到，在黨內分裂以前，有所謂延安的圓桌會議，當時人們可以圍繞著圓桌討論事情，毛澤東、劉少奇可以一起討論事情。文革之後，黨內分裂很嚴重，官僚途徑若非被毛澤東統治模式替代，就是被派系模式替代。當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政治變得更加複雜了，雖然訊息更多了，但我們知道的卻反而少了。因為回到五十年代，你要知道的就是毛澤東怎麼想，毛澤東思想，但現在是集體領導，人們更將之視為是官僚模式；但是從國家與社會關係來說，雖然還是專政，但社會又以擁有過去所沒有的許多自由。就我看來，毛澤東去世前，或說1979年當政策轉向以經濟現代化之前，家庭成分極大地影響一個人的前途，一個富農、地主或資本家的後代會面對很多的挫折，政治運動一來就可能被抓，被鬥爭。1979年之後，家庭成分變得愈來愈不重要，政府對於個人的控制力量不若從前。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光流逝，經濟的重要性、個人自由的空間都在增長，政策的穩定性比起毛時代也高得多，高層也更加的顯現出集體領導的特徵。過去人們看重家庭成分，說什麼「重在表現」，但如果成分不對，例如是富農、地主後代，很容易就被地方的領導所忽視，認為表現都是假的，因為缺乏階級感情。相反的，倘若是工農子弟，如果表現不好，還會幫忙辯解，例如說是被地主家庭的子女引誘了，受了壞份子的毒害。1979年之後，那就有愈來愈大的空間，真的憑表現來決定自身的前途了。現在你如果要在中國成立政黨、進行政治抗議，政府會抓你，那個界線很清楚，但是以前界線不清楚，只要你家庭背景有問題，檔案跟著你，隨時可能由於政治運動而受害，但現在就看表現了。當然，如果要在政治上求發展、入黨，還是得跟著黨的路線走，但是你如果不搞這些，你仍然可以很容易在中國求取生存。在過去，不管你對政治感不感興趣，政治運動來的時候肯定會影響你。現在當然是比過去好得多了。
現在很難用一個字清楚描繪中國的政治，但是在教育學生認識中國的時候，我們還是得稱呼它為共產主義國家，因為是共產黨執政。按照共產黨、馬列主義的說法，共產黨是先鋒隊，是要帶領國家往那個方向前進的；如果不追求共產主義的話，那憑什麼還自稱為共產黨呢？追求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正當性的來源。如果說共產主義是在作夢、不可能的，那就不需要共產黨了，這就會傷害合法性。你看「四項基本原則」，其中關鍵是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其他三樣都是為了配合這一點；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為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且都是由共產黨來定義其內涵，因此其實都不重要。那些說法是一種myth，是為了共產黨的合法性，否則就無法堅持一黨專政，而將走向多黨制。這裡頭其實很有邏輯。
您的書架上有一位華人章家敦(Gordon Chang)寫過的一本書「中國崩潰論」(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您對這種論點有何看法？您書架上的另一本書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中國政治變遷之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2007），似乎覺得中國短期內不大可能崩潰。
我認識章家敦，和他吃過午飯，討論過一些事，他為人和藹可親，他太太也很高雅。就像我之前提到過的，你看到他的名字，就知道他要寫的是什麼，大致如此。當然現在來看，他的預言並不正確；我問過他，他說是加入WTO使中國拖延了崩潰的時間點；WTO拯救了中國免於崩潰。
黎安友對中國算是批評的，以前比現在更批評；不過他比起章家敦是嚴謹得多了。
南加大的中國研究狀況。
我算是第一個在南加大進行中國研究的人(笑)。有些人從這裡退休了，也聘了一些新的人。我們在2006年設立了美中學院。我們聘任了林丹(Pro. Daniel C. Lynch)教授，我們關係密切；他寫過好幾本書、且有一本還在進行當中。學校的其他單位，也有不少中國研究的學者，例如人類學系的Eugene Cooper，我和她在1973年在香港就認識了。
美中學院設立的過程當中，有一年的時間我與負責此事的資深副校長以及董事會的人每周聚會討論事情，但是不對外公開，雖然大家都知道有什麼事正在進行。這個過程我沒辦法跟Cooper講，所以他對美中學院一開始有點疏離，覺得那裡有一個小集團，一個inner circle，而他在外圍；後來就好了。美中學院是由我辦起來的，後來在我推薦下由杜克雷(Clayton Dube)接手。
歷史學系也有幾位老師是研究中國的，有兩位剛退休，又補進了兩位，Joshua Goldstein和Brett Sheehan。南加大的中國研究學者不少，美中學院的杜克雷對這些人名很熟悉，資料很齊全。
老師之間對於中國當然也有不同意見，例如林丹和我對中國的看法也有差異，你可以問他對中國的觀點，不過我覺得他對中國的所謂共產黨政府的努力與成功抱持著更多的批判性，而我對之則給予不少正面的評價，包括其提升中國地位的成果。當然中國內部對其政府也有不少批判，但總體來說，中國人對其政府的外交成果還算滿意；當然也有許多人對其改善貧困的成果有所不滿，還是有許多人的生活低於絕對貧困的標準，兩極分化愈來愈明顯，是一個大問題，並且產生了很多怨氣，但是也有許多人，特別是城市的年輕人，他們是中國經濟的受益者，對於中國政府改善經濟、提升中國地位的努力較為滿意並認可。從不同人會聽到不同的意見，我更關心社會分化的影響，林丹可能更關注民主化的議題，另些人可能關注外交制策、內政議題，而人類學、歷史學、文學、經濟學的學者也有各自的關心。
南加大有三萬多學生，光是中國大陸的學生就有一千五百多，若加上台灣、香港可能是最多的，但印度可能比中國大陸還多一些。南加大外籍生數量是美國最多的，可以說是一個國際大學。南加大有韓國研究、中國研究，有美中學院。不過卻還沒有印度研究中心，現在校長對這個很感興趣，以前沒有這個想法，但很快就要設立了。很多美國大學研究東亞比較多，南亞包括巴基斯坦等的都不多。中美關係，十九世紀以來就有傳教的傳統，二次大戰前後和蔣介石政權有很密切的關係，之後韓戰打仗，所以和美國的關係很深。當然印度現在是愈來愈重要了。我們現任校長以前在工程學院做院長，他發現很多高科技產業都有大量的印度人，我們的理事會裏面有印度的TATA的老闆，香港投資中國超市與房地產的恆隆集團主席陳啟宗(Ronnie C. Chan)日本時報的老闆，韓國航空的老闆，都是trustee的成員；我們的trustee有這許多亞洲的富豪。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是研究亞洲的，所以我們是面向亞洲。我們這個大學在上海、香港、東京、台北、孟買、漢城都有辦公室，在墨西哥市也有辦公室。
我們的亞洲研究頗有成績，一方面發展的歷史較長，另方面規模也算比較大。我們跟UCLA在一起合作成立了一個辦公室，1975年開始成功從美國教育部(NRC)申請經費。UC Berkeley也有，不過UC系統裡面只有UCLA、Berkeley有這個錢；這個錢是給東方語言系的、支持他們，包括給中小學教師的培訓工作，如果有教授要舉辦座談會、會議等，可以申請錢，我們可以資助。
南加大的「美中學院」和這個沒關係；在2006年設立美中學院，當時還和理事會、校長、教務長一同去了北京。我們和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討論過設立孔子學院的事，這個很複雜，不是一兩句話講得清楚的；我們還在討論。
在學校我不同的計畫有得到過不同的資助，學校的和基金會的。
我參加了貴校美中學院的一些活動，華人同學似乎並不非常踴躍參加？
這要看活動主旨。例如本周五(11月5日)，我找了來自南加大、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哥倫比亞大學、北京電影學院等單位以及旅居南加州的華人電影圈朋友吃晚餐，晚飯後我安排放映電影「杜拉拉升職記」，然後開放討論。這是電影學院和東亞研究中心一同舉辦的活動，會有不少學生參與。我們辦了許多類似的活動，例如曾邀請了馮小剛來校參加「集結號」的放映活動，還有前面提到的李揚；有一次播放胡金銓導演的「大醉俠」時，我邀請到其中一位女演員鄭佩佩到現場和同學進行交流。其實南加大電影學院也曾邀請徐靜蕾來訪，我也在座。
參與的學界爭論。
我很少採取很強硬的特定立場，幾乎沒有發生過Richard Baum那本「中國觀察家」裡提到的那種爭論。Mike Oksenberg 和Richard Baum的爭論很個人，Phil Huang與Baum的爭論涉及意識形態立場。Phil Huang我很熟，他的作風有一點古怪，不時就會和學生以及同儕有摩擦、拉開距離。他本人聰明有魅力，但是防衛心很重。有一回加州政府的一個南加大與UCLA的聯合的中國學計畫，我是南加大的負責人，他是UCLA的負責人，我們要決定資助誰當訪問學者，但他的一些作法我覺得是沒必要的、徒增他人的反感。當他資助了一個資深的中國學者到UCLA，他就讓對方只待在UCLA，讓對方以為這只是UCLA的計畫。最近Richard Baum退休，UCLA一個研究中心需要一個主任，他也使任命無法進行。我覺得他的一些作法讓人際關係變得緊張，非常可惜。
著名學者何炳棣在他的自傳中提到，美國的著名學府很少聘任華人為正教授，您對此有何看法？
何炳棣是著名歷史學者，從芝加哥大學退休。我讀過他幾本書，關於社會流動、人口之類的。不過大學裡面華人教師比較少，那是過去的狀況吧。1960年代，大概在歷史系可以看到一些開中國歷史課程的中國人。1950、60年代中國大陸封閉，沒什麼人可以到美國來求學，也談不上留下來教書；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在政治系、社會科學確實很少中國人，很少有中國人進入最好的學校念政治學，或許也是好的大學的政治系裡中國人不多的原因之一。
歧視當然也可能是原因，不過當時中國人的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共產主義的衝突，可能是更直接的影響。舉例來說，我在UCLA第一年念中文的時候，大概在1966年那時，教中文的一位有點年紀的華裔紳士，用的是1943出版的書；當我們的資料提到當時的中國大陸的時候，他會強調他不支持那文章中的中國共產黨的立場；他是個老資格(old line)的國民黨，姓朱(音)。不過他的立場問題讓我學中文時產生困擾，因為那本書編得實在很不好，有很多過時的字眼，讓我對中文很快失去了興趣。到1969年，由於UCLA那時的語言課程不好，教師由於保守而不願教授最新的中國文化，對我的研究不利，而學校也想改變這種現象，因此資助我到昂貴的私立大學史丹佛大學去待了一個暑假，還找了個一對一的中文教師給我，好讓我念一些大陸的材料、包括簡體中文。之後1970年12月我才到台灣再加強中文，但在台灣也不被允許接觸簡體字的資料。
現在中國人在美國著名學府中教授政治學、社會科學的人就多了，像是芝加哥的楊大力，UCLA人類學系的閰雲翔。我不認為現在在著名學府中還存在著對華人的歧視。不過對於教授中國來說，好工作幾乎都給來自大陸的人了，來自台灣的人可能面對一些不利。我舉個例子，蘇起，我想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我記得Allan Whiting曾經抱怨說這麼優秀的國際關係學者卻未能在美國的著名學府找到適當的教職，於是得回台灣。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我記得的是這是Allen Whiting的抱怨，覺得這個優秀的外交政策學者沒有能夠留下來太可惜了。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想也許台灣出身的人，在政治學上可能相對弱勢，因為現在中國大陸是那麼重要，如果你有辦法接觸中國大陸，在求職時那是一項利多因素。當然這只是我的個人意見，沒有經過調查。
UCLA研究中國的華人也不少，政治系有個James Tong，他對時事有不少意見；從UC Irvine轉到UCLA擔任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的Bin Wong是位很有影響力的中國清史學者。James Tong來自香港，他在密西根跟著Oksenberg學習，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寫過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一本學術著作，我想書中對於中國政府有不少批評。
作為中國的「諍友」是可以，作為「中國的朋友」就未必是好事。幾年前，我跟中國大陸的人提過，所謂｢中國的朋友｣(a friend of China)這個詞彙，對於許多人來說可能不是那麼好聽，因為這似乎意謂這個人對中國政府不夠有批判性。澳大利亞的前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可以說中文，他到中國訪問的時候，他還用中文特別提到「中國的朋友」與有批判性的中國的朋友之間的區別。如果是前者，對於許多人可能會感到是一種侮辱(insult)。例如斯諾(Edgar Snow)真的是一位中國的朋友，但美國政府不信任他，毛澤東又說他是CIA的幹員。
為學與個人的性格頗有關係，您似乎是個比較樂觀的人，這與您的學問有關係嗎？
其實我是一個很悲觀的人。我經常預期可能發生最糟糕的事情，你可以問我的那些工作同仁，他們常聽到我的悲觀預期；我並不是樂觀的人。(但您對中國並不悲觀)中國政府確實做了不少事，提升了它的合法性。
前幾天的一個晚上我的車不能發動，請人換了電池，還是不能動，又換了啟動器，不行，我就打電話請了AAA(Automobile Club，一個駕車族互助組織)的人來幫忙，結果人來了，車子立刻可以發動。來的第一個人不懂什麼是電池，他把跳轉表(jump cable)擺到了電池下的塑膠上，隔斷了電源，難怪發不動了，卻還牽拖到啟動器上。我卻還得為我的這個汽車災難付錢，付了更多錢。
我講英文很快，對你有點吃力吧？我應該講得慢一點，或者講中文，但是講中文很用腦，我很累，所以很抱歉。林培瑞說中文就很自在(插話：他很為此自豪)，他是應該自豪。你記得我跟你提過，我和林培瑞的太太在香港時就認識。林培瑞的中文那麼好，但是1980年在中山大學的時候，從軍隊下來的外事處官員到他房間搜查，卻故意不對他講話，而是對他那個華裔太太說話，雖然他的華裔夫人的中文比他差。官員要批評林培瑞，說林不應該這樣那樣，卻不是對著林培瑞說，而是對著他太太說，因為他是外國人，中國人不願意承認林的中文好，林培瑞真的非常生氣，氣瘋了。那個狀況很尷尬，他太太不全懂得那個幹部講什麼，但是林培瑞就在旁邊聽懂一切。那個幹部就是故意要給林培瑞一個「教訓」，要讓林知道你的中文那麼好，但是你對中國的態度不夠好，所以我就不願意承認你的中文好，而是對你的太太說話；因為她是中國人、她瞭解中國，你不了解。無論你如何，你中文多麼好，因為你不了解中國，你沒用。他就是看不起他，不承認他的成就。
有人進房間翻東西，在當時的中國是很普遍的現象。1981年在廣州，我住在華僑大廈，服務員進來收拾房間，進房間不敲門的；都是男的，說不定房內有人在換衣服，他們就進去。有一些德國人或來自歐洲的人非常生氣，我是無所謂的。德國人是比較講究，他們的中文也不行，他們就告訴服務員：「You have to knock first, you can’t come in the door without knocking」，服務員根本不知道那個人在講什麼。為什麼要敲門？那個時候作風就是這樣。現在是完全不一樣了，改革剛開始的時候，還是文化大革命那個態度，完全沒有隱私的。
1990年我在浙江，到那個時候長途電話還是和1980年代類似。例如打電話給上海的歷史學家蕭功勤，還是打到街上，那裡的人跑兩條街、跑上蕭功勤的四樓公寓上敲門叫他，說樓下有你的電話。之後才有BP機，然後有大哥大，然後變成手機。你看過馮小剛的電影「手機」，一開始就是排隊講電話那個鏡頭。現在完全不一樣了。
年輕一輩中國學者對於中國的認識，會比老一輩的樂觀嗎？
不會；對我來說是相反的。老一輩的看到中國的變化，進步那麼快。例如對中國很多批評的林丹(Daniel C. Lynch) ，他沒有看過那個年代的中國，所以他看到的中國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在1940年代就留在中國，所以他看到整個的變化，就比較樂觀。
1960年代有些美國人對中國比較樂觀，但那些人看的是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他們不懂真正的情況。1970年代當時我對中國比較批判，因為我研究文化大革命，採訪很多人。在UCLA的一些同學，不是中國專家，他們相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那一套，非常天真。我告訴他們，實際上的狀況是怎樣；說是按照表現，表現好不好由你的家庭成分、你的族譜來決定，這是封建。他們就說我是右派，極右派。他們不懂事。因為那個時候美國有越南戰爭，蘇聯也不行，所以剩下來就是中國。
我和李敦白很熟，他現在八十五還是八十七歲了。他是老馬列主義者，是美國共產黨，後來成了首位外籍的中國共產黨員。他寫過一本書「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他也許是在世的人裡面和中國關係最深的外國人了，他好幾次與毛澤東見面，也在中國坐了三次牢，關了十幾年。我認識他很多年了，可能一開始是因為他到商學院演講而認識；他回美國後辦了一個商務諮詢公司，教人們如何到中國做生意。我也協助他那本「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出版平裝本；他原本出版的是精裝本，很貴，後來夏威夷大學出版社願意出平裝本，所以我去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問他們何時出版，我上課要用。他們本已有廣告說要出版了，卻又決定不出版，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說因為李敦白看到書的「前言」批評他，所以說如果前言不取下來，李敦白就不讓他們出版這本書。我問出版社是誰寫的前言，他們說我們不可能告訴你；我那時猜想是黎安友寫的。李敦白的孩子問我，能不能在他們尋找另外的出版社時幫他們忙；他們告訴我現在有兩個出版社感興趣，一個是密西西比大學出版社，一個是杜克大學出版社，他們問我哪個好，我說杜克大學出版社比較好；他們問我能不能當推薦人，我說好。杜克大學出版社打電話問我這本書是否有出版的價值，我就告訴他們這本書很重要、肯定要出版，所以他們就出版了。這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
今(2010)年夏天，我和李敦白在中國見過面、一起吃過飯。他現在住在華盛頓州，但他常到中國，喜歡和中國人待在一起。他開了一個諮詢公司，由他的女兒負責打理。我到他的公司去拜訪，和他聊起那本書，他問我知不知道是誰寫的那個前言，我說我猜是黎安友，他說就是他。李敦白說那個前言得罪我，所以我不讓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沒看到那個前言，不曉得怎麼寫的，就發了電子郵件給黎安友，但他似乎沒收到，沒有回信。
Stanley Rose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Contact Information
E-mail: rosen@usc.edu
Phone: (213) 740-6661, (213) 740-1697 (2011年8月后)
Office: COL 102; VKC 232A (2011年8月后)
Education
B.A. English/Pre-Me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6/1965
M.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6/1966
Ph.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8/1979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Summary Statement of Research Interests
Professor Rosen is a specialist on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film, and Chinese society
Publications
Book
Gries, P., Rosen, S. (2010). 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Ying Zhu and Stanley Rosen (Ed.). (2010). Art, Politics and Commerce in Chinese Cinem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Gries, P., Rosen, S. (2004).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 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Rosen, S. (1986). S. Rosen. Policy Conflicts in Post-Mao China: A Documentary Survey with Analysis (co-edited).
Rosen, S., Unger, J., Chan, A. (1985).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edited). M.E. Sharpe.
Rosen, S. (1982). S. Rosen.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Journal Article (one representative example)
Rosen, S. (2009).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and the Stat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8 (2), pp. 359-369.
Monograph
Rosen, S., Chu, D. (1987). S. Rosen. Survey Resea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authore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Rosen, S. (1981). S. Rosen.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onors and Awards (one representative example)
USC or School/Dept Award for Teaching, Political Science Award for Outstanding Classroom Teaching and Dedication to Students, 1998-1999
Service to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ive Appointments (SELECTED EXAMPLES)
Director, East Asian Studies Center (starting from 8/16/05-8/2010
Faculty Master, New Residential College, 1997-2010
Faculty Master, University Residential College at Birnkrant, 2010-present (a new residential college for incoming honors students at USC)
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
Administrative Appointments (SELECTED EXAMPLES)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Pacific Basin Institute, Pomona Colleg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Center for Media Policy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Institute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Zhongsha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Editorships and Editorial Boards (SELECTED EXAMPLES)
Editor and later Co-editor of Jour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1984-present
Editorial Board Memb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view00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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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7 01:11:58
发表于 2018-9-10 23:5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