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访谈董继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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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简介：董继勤，男，北京市西城区人，1952年出身于工人家庭。文革期间就读于北京市某小学。1969年8月，初中毕业后，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三团农场（文革前叫854农场）劳动，1975年返回北京，后来当了教师。他采访中谈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灌输对知青的影响，观看王光美等政治名人、自己的同学挨批斗的亲历，以及上山下乡从投入到“困退”。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并经过受访者的确认。


问：请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



答：1949年以后，父亲因为在房管局工作，因此被划为工人。其实我的爷爷在1949年以前是一位企业主，他在沈阳办了很多工厂，最大的一家工厂是染布厂，而且，他还在河北置办了土地，在北京城区购买了房子。不过，等到1949年，爷爷已不再做企业了，因此，当共产党划成分时，父亲并没有受到爷爷的影响。爷爷在1960年去世。


正因为1949年前爷爷做过工厂，因此，在文革期间，我们家虽然是工人家庭，但还是被红卫兵抄了家。据父亲讲，爷爷留下来的一些遗产都被抄走了，金子、银子、现大洋，还有古书、字画，等等，凡是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被红卫兵一扫而光。


问：请谈一谈您在文革期间的个人经历，以及您的所见所闻。


答：文革初期，我参加了一次对王光美的批斗会，批斗地点设在清华大学的主教学楼前面的广场。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自发地跑过去参加批斗，那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看见王光美穿着一身蓝色旗袍，脖子上挂着一串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站在桌子上，而在主席台边上，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等人胸前挂着一块牌子，跪在地上，这叫“陪斗”。由一些高年级的学生主持批斗会，主要是做政治演讲，喊政治口号。


那次批斗会是上午开始的，一共进行了四个小时左右，中间还有一个细节，王光美把项链摘下来，扔到地上，又被红卫兵捡起来，重新给她挂上。那时我的年纪小，只是场下的观众，但是大家喊口号时，我也大声跟着喊，主要是“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之类的。


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却有一个古怪的念头，心想哪怕是开这样的批斗会，也是不公平的，共产主义不是追求人人平等吗？凭什么下面那些人就必须跪着，而王光美就可以站着挨批斗，难道仅仅因为她是刘少奇的老婆，就有权力不用下跪？因此，她也应该和其他人一样跪着挨批斗，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那时候，根本没有“合法”和“不合法”、“人权”的观念，学校根本就没有教授过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场面印像是比较深刻的，等到批斗会散场以后，广场出口处聚了很多被人丢掉的鞋子，当时，参加批斗会的人太多，许多人的鞋子都挤掉了，就堆在那个地方。


等到文革一来，所有的学校就不用上课了，每个学校都在忙着开批斗会，我上三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位女性，姓李，她可能是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被人剃了光头，罚她在校园里扫地。我遇见她时不敢像平时一样跟她打招呼，她也不敢和我们这些学生说话。她是出于恐惧，而我们，实际上和她打招呼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管这些事，整个校园里都是乱糟糟的。但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还是不敢轻易靠近她们，一是我没有分辨能力，分不清这些挨批斗的老师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是“黑”还是“白”；还有，也确实害怕被别人发现，被举报，给自己惹来麻烦。


1968年，我上了初中，当时是就近上学的原则，我被分配到北京女十中，这所学校就在我家附近，文革期间改名叫157中学。我们班的班主任，姓吕，他是教我们英语的。我们班的同学还把他拉到教室里进行批斗，要他交待历史问题。原来，在1949年以前，他在电报局工作，会英语，后来还开过一个肥皂厂，并且找了一位美国人的养女结婚了，因为这些原因，他的个人经历（“历史问题”）就变得复杂、不清不楚了。


实际上，这些事情在学校里都是公开的消息，不是秘密，但是同学们并不清楚，于是就逼他再交待一遍，开批斗会时，全班四十多个学生都参与了。不过，这只是在班里面进行的小规模的批斗会，也没有发生暴力的场面。这时，已经是1968年，文革时期最疯狂的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


还有一位同学也挨了批斗，这位同学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他的遭遇比班主任就要惨多了。有一次，有同学在他的座位下发现了一块木板，木板上用粉笔字写着“王八毛”，于是，被同学们举报他是在“骂毛主席”。这还了得，当场就被同学们拧着胳膊，摁在地板上，跪着，这叫“坐喷气式”，文革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酷刑。


“小地主”努力为自己辩解，原来他有一只鸽子，被卖掉了，卖了八毛钱，有同学问他卖了多少钱，他就在这块木板写上“八毛”。而那个“王”字是开始写的，我忘记这个“王”字是他自己写上去的，还是木板上本来就有的，但是，这三个字拼在一起，就是“王八毛”。那些参与批斗的同学哪里肯听他的辩解，上来就对他拳打脚踢，“骂毛主席”，这当时是一桩十恶不赦的罪行。


总的来说，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有老师，但是没有教材，平时上课就是语文、数学、英语这三门课程。语文，主要是唱“样板戏”，还有学习“毛语录”，可能还学了些别的东西，但现在都忘掉了，印象深刻的只有样板戏里杨子荣智取威虎山那一段了。


至于英语，教的也是“毛语录”，现在记得最深的是那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英文对白，因为教的次数太多，所以这一句英文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当时，不管是学生，还是大人，毛泽东的“语录本”是人们必须随身携带的。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红书”，背诵一段“毛语录”，就可能可以避祸，但如果不携带，就有可能招致麻烦，特别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如果老师在挨批斗时，没有随身带“小红书”，那就会很倒霉，光凭这一点，学生们就可以无休止地上纲上线，批斗他。


相比起“老三届”，我们这些“69届”算是没有受过教育，但毕竟我们还是受到完整的小学教育，而我们下面的人，70、71届的，就连小学都只读到五年级、四年级就被文革中断了，他们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更倒霉，文革一来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紧接着又是“上山下乡”运动，等到多年以后再返城，此时差不多就过了重新上学的年龄阶段，整个青少年生涯就这样白白浪费、虚度了。


问：文革前洗脑式的政治教育，比如毛泽东的神化、阶级斗争的灌输，对你后来于文革期间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有哪些影响？


答：从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同学们就在这样一种政治教育体制的引导下来认识世界，而且，这种政治教育贯穿在整个教材和老师们的日常教学之中。我还记得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14岁的小孩，叫刘文学，有一天，他发现一个地主在偷集体的海椒。于是，他英勇地和这个地主搏斗。最后，刘文学被地主活活掐死。通过这个故事，来教育学生们对阶级斗争的残酷和复杂性的认识，后来，这位小孩被评为“少年英雄”，成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这是1959年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深受其影响。


1969年，等到我们这些学生下放到黑龙江劳动期间，有一位知青，为了表现自己，还效仿了刘文学的事迹，在半夜里虚构（策划）了一个救火场景。当时，我们所在的农场附近有一条小河，河边堆积了很多麦秸垛，一堆一堆的码着，东北人通常在麦子收割以后，把麦秸就地堆积起来，供冬天取暖用。他呢，就在半夜放火，又自己到附近的小河里取水把火浇灭。后来，他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有坏人纵火，他跟坏人搏斗，把坏人打跑之后，把火给灭了。在当时，所谓的“坏人”，并不是指那些道德败坏或品行不端的人，而是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是指那些“亡我之心不死”、“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


这位工人比我大两三岁，后来确实受到了农场的表扬。不过，时间一长，大家就知道这是假的，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不会去刨根问底，计较这些东西，因为当时像这种弄虚作假、树假典型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这是学校的教育，而在家里，父母也是充满恐惧的，根本不敢去谈论政治，凡是涉及政治方面的事情，就会对我们说，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学校老师的话，要奉公守法，等等。那时，从上到下，整个社会没有人敢说半句毛泽东的坏话，没有人敢批评共产党。久而久之，对于共产党、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就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潜移默化地养成了，我们都真诚地相信共产党、毛主席是从来不犯错误的。


而且，即便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人们也并不觉得日子过得有多么糟糕，哪怕是饥饿，也只是个人的感受，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比如说，1960年，我们家同样也遭受到饥饿的折磨，我们靠捡白菜疙瘩，买些豆腐渣、麦芙子，挖野菜，靠这些东西来充饥。周围很多人都患上了营养不良的病症，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浮肿，腿部的肌肉一摁一个坑，很久都不能复原，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报纸和电台里天天都在讲“社会主义好”、“大跃进好”、“三面红旗好”，没有真相，没有真实的信息，整个社会都是封闭的，没有对比。后来，有农村的亲戚告诉我们当时农村饿死了好多人，我还觉得非常奇怪，怎么可能？


问：请谈一谈您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活经历。


答：1969年8月，初中一毕业，我就分配到黑龙江三十三建设兵团农场。我们学校一共去了两百人左右，其他同学，有的去了内蒙，还有同学去了农村插队，还有的同学因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直接被轰回到农村老家去了。


我被分配到农场修配厂的煅造班，主要是修理拖拉机、农具等农业机械。我们过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吃的是大食堂，厂里的食堂主要就是供应我们这班下放的知青，堂食也是由知青来掌厨。那时，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是32块钱，其中要扣掉12块2毛，这是专门用来支付伙食费的，一天的伙食费是4毛钱。食物是非常糟糕的，主食是馒头，有时，也会有米饭，但次数极少，因为当时全国普遍缺粮食。


在农场，同样也要进行集体学习，学毛泽东语录，每天吃完早饭，上班之前，有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是每个班组统一组织的，每个班都要朗读、背诵毛泽东的语录，读完以后，每个人还要谈心得，谈体会。那时，我们确实是非常虔诚地相信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崇拜，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被扔在这些远离家人的地方，其实是政府在甩包袱，把我们这些年轻人从城市赶到农村、赶到边远地区，目的只是为了缓解城市青年的就业压力，没有人有能力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现实问题。


虽然，我们过得是一种热闹的集体生活，但是，也并不是每天就因此过得很充实，精神上有多么地饱满，实际上，每天都是浑浑噩噩地、机械地过，因为每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时间都是固定的，没有个人的希望、盼望，一开始还感觉特别新鲜，但日子一久，就枯燥乏味了，这种生活有点像现在监狱里面的服刑犯人过的日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到后来，连集体学习也变成一种仪式，大家都只是走个过场了。


1969年，我们一开始去东北时，当时的人们真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毛还有一个专门针对知青上山下运动的指示，我们都做好准备在各自的知青点工作一辈子。但过了一段时间，两三年以后，一些有干部家庭背景、军队家庭背景的知青，就借机会离开农场，当兵去了。后来，又有一些有家庭背景的知青返城上大学，当时，在知青中有一个上工农兵大学的运动。因为有这样的示范，慢慢地，大家就都开始真正考虑到自己的将来，有的知青就想办法转到距离北京近一些的农村去插队。再后来，又有一些人办了“家庭困退”，所谓的“家庭困退”，就是家里有实际困难的，比如，父母身体不好，又是独生子女的，就以这个名义退回到北京。后来，又有了“病退”，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在工作时遭到伤残的知青，就用这个名义退回到北京。到了这个时候，最早的那种革命激情，就已经完全退化了，大家表面上还在一本正经地学习毛泽东语录，学习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但私下里大家都在琢磨着如何才能回到北京，到1975年，我也办了“病退”，返回到了北京，因为我有高血压。


问：您如何评价您所经历的毛泽东时代，在您心目中，毛泽东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答：毛泽东时代，和今天的北韩差不多，那时，每个人都穷，每个人都没有文化，没有见识，特别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吃不饱饭，因为一切生活资料都掌握在集体，你要是想有饭吃，想要有工作，你就必须听党的话，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人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听话、做人，并且，给你几口饭你就吃几口，不给你吃你也不能有意见，一旦你有不满的情绪，马上就会有一根棍子伸过来，把你打趴下。


特别让人难受、恐惧的是，那时的思想和社会控制是非常严密的，人们都不敢乱说乱动，我们每天都要背毛泽东语录，天天面对毛泽东的政治画像汇报思想，而且，每个人都相互监视，在党面前，每个人都是赤条条的，没有任何个人私隐，稍有逾越，就立刻会遭到惩罚。在农场，有一位同学，有一次踢门进房间，屋里的人就质问他，进屋为什么要踢门。他头脑一发热，顺口就回了一句，说江青我都敢踢，踢个门算什么。就这么一句话，他被送去劳改农场。这位同学我认识，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马萧，1979年出生，湖南人，作家，从事政治写作。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60607/cc08oralhistory-dongji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