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经历

高山流水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经历


（一）写在前面的话


文革，对广大的学生们而言，其实主要是从1966年的下半年起到1968年的下半年两年多的时间，正是在这两年中，发生了大串联、破四旧、斗争走资派、两派武斗、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等重要事件。而从1968年下半年起，农村学生们大部分回乡务农，城里学生开始了上山下乡。

对于我个人来说，“文革”虽然耽误了学习，但也算不上是一次噩梦。通过文革，自己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革命暴风骤雨洗礼”，人也成熟了些。作为一名红卫兵，自己在文革中是否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呢？是否参加过“打砸抢”呢？都可以有一个字来回答：否！

我们班的50来名同学中，不管参加了那一个派别，参加武斗，或者是动手打批斗对象等行为，也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比我低一届的同村的两个同学，他们在文革中也没有过火的行为。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的同学在文革中，是随大流的，而起“中流砥柱”作用的人还是少数人。在我们学校（江苏省六合县第一中学），则主要是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在发挥作用，六八届的同学除少数人外，大多数还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至于初中生则更是跟在学哥学姐后面乱嚷嚷罢了。



（二）突然到来的文革风暴

也许是因为我自幼生长在穷乡僻壤，来到县城读书后，还是属于一个知识面十分狭窄，只知抱着书本死读书的学生，对政治时事基本上不太关心。所以文革的发生，对我完全是一件十分突然的事。记得那天早上（据日记推断，大约是1966年6月14日），我还同往常一样，背着书包从家里来到学校。因为走学校后门路比较近，所以我一般都是从学校后门到教室。谁知刚一进教室，一位同学就对我说：“你还来上课啊，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今天大家都不上课了！”说着他就拉着我到学校大门口看同学们贴出来的大字报。

真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从学校大门口到学校图书馆的道路两边都拉上了绳子，绳子上都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张大字报“揭露”学校教导处主任常默村是“历史反革命”。

匆匆看完了大字报，又回到教室里，我们班与各班一样，班干部和团支部也开始组织同学们写大字报，批判“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时，班长、团支书顾国民也动员我写大字报，但我不知道写什么好，而且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他说，初三时，班主任彭秉文为什么对你好？对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就不好呢？还不是因为他执行“白专路线”。

在他的鼓动下，我就写一份批批判彭老师“执行白专路线”的大字报。这可以说是我在文革中做的最对不起老师的一件事，也是文革中我最问心有愧的一件事。此后曾一直向想彭老师道个歉，但却没有这个机会。现在也不知彭老师是否还健在。他现在大概也有80多岁了吧，愿他健康长寿，并愿他原谅我这个当年不懂事的孩子。



（三）令人啼笑皆非的 “破四旧”

文革初期，曾与同学们一起外出“破四旧”。印象深的只有两次（也许仅仅就这两次），记得一次是到城中一个原来资本家的家里，去搜查他们家里是否藏有反动的东西和金银财宝。在我们到达前，已经有别的班同学去过了，房中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们去了后，有几个同学东瞅瞅西瞧瞧，乱翻了一通。我因为看到已经有人来过了，就站在一边，连手都懒得动。折腾一番后，同学们一无所获，就回到学校了。还有一次是到城郊一个原来是地主或富农的家里，在这户人家里发现了一个印有古代人物的大花瓶，有人说是“四旧”，要把花瓶砸了，但大多数同学反对，说是还是拿走上交给县有关部门。于是两个同学找了个箩筐将花瓶抬回学校，此后花瓶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破四旧”还有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我小时候是很爱惜课本的。到了高中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还都完好地保留着。但是有一天，我因上学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所在大队的造反派到我们家“破四旧”，把我保存多年的旧课本一起拿走了。从学校回来后，弟弟和母亲告诉我这件事后，我狠狠地责怪了他们一顿，并准备去要回来。但母亲怕惹事生非，硬拦住了我，说几本旧书也没有用了，还要它干什么。后来问了相关的人，他们答应会还回来的，但是直到1969年我参军离家，他们也没有把书还回来。



（四）批斗“走资派”

在学校领导中，除教导主任常复村因历史问题被揪被斗，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严涛然也没有能逃过这一劫。原因是有人揭发他将毛主席的一尊石膏像砸了，因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后来听人说，是学校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像上有了灰尘，严让有关人员清理，结果那个人用湿布去擦拭，把像弄脏了，请示他如何办，他说放着不好看，砸了吧，于是惹祸上身。

对批判学校的领导，具体场景记不清了。批斗会上，让被斗争对象“低头认罪”的事，肯定发生过。但作为我自己，从来都是台下的听众，最多也就是随着大家喊几句口号而已！

批判县里的“走资派”，由于群众组织分成了两派，一派斗某人，另一派必然也就保某人。因此，如果一方有了过激的行为，如让被斗的对象“坐飞机”，一方肯定会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客观上也减轻了对被斗对象的人体伤害。但挂牌戴高帽的事则是很常见的事。对有人用细铁丝将铁牌子挂在被斗对象的颈子上的行为，是很少见的，即使有人要这样做，往往也是会遭大家反对的。

县里开批斗会，印象深的，日记中有了记载，这里就不多说了。生产队里开过一次批斗会，印象特别深。被批斗的对象是大队书记沈维德、大队长吴某某、大队妇联主任胡秀英，还有在分工在我们大队蹲点的我的大姐夫（他是公社党委委员）。生产队里一个脾气很暴躁的青年人带头喊口号，什么“油炸某某”、“火烧某某”、“揪出某某”、“打倒某某”。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人低着头跟着乱叫了几声。等到批判我的大姐夫时，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官架子，平常与社员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大家对他印象非常好。领头的人问大家“孙委员这次就不要批斗了吧，大家就怎么样？”大家一起说“好！”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五）红卫兵与“血统论”和“打砸抢”

在一些人的眼里，红卫兵是“血统论”的产物，而且他们也是血统论的鼓吹者和执行者。但客观上说，最初，红卫兵的产生，的确是从阶级出身好的所谓“红五类”（工人、干部和贫下中农等子女）同学中推举出来，其真正的根源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奉行的阶级路线。

初期的红卫兵成员中，后来实际上也成了“血统论”的受害者。比如，一些干部子女，当他们的父母成为斗争对象后，他们就从“红五类”而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而且出现了十分荒唐的事。记得，我们隔壁的一个班就曾贴出了这样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就进来，不革命的就滚蛋。”看到这副对联后，我当时就很反感，一时兴起与几名同学从前门进了这个教室，又从别一个门走了出来。并高声的说“我进来就是革命的，出去就不革命了？”

当然，在文革中，对这种血统论，上面还是进行了纠正的。提出了“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因此后面就有了“可以教育好子女”一词。当然这对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来说，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的。但这并不能全归罪于红卫兵。

现在，在一些人的在文章中，文革中的红卫兵个个都是疯狂的“打砸抢”分子，人人都是无恶不作的恶魔。在文革中，的确有些红卫兵做出了在开批斗会时，对被斗对象极不人道的事，进行精神和肉体摧残。这些事，其实在当时就受到了谴责。从我接触到的情况看，有这种行为的红卫兵真是少之又少。



（六）从保守派到逍遥派

学校开始文革的第一天，放学回家后，与母亲和姐姐说起学生里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搞文化大革命的事，当时母亲和姐姐都说，你要小心，不要乱来。大姐夫还说：“小心被打成右派分子啊！”我当时激动地解释说，不会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但也许是因为先父是抗日战争时就入党的共产党员，两个姐夫也都是党员。大姐夫时任公社党委委员、人武部长；二姐夫是现役军人，担任连队的指导员。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使我对党和政府一直存有感恩之心。所以后来对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批判县里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批判斗争学校的领导，砸烂公检法，冲击军管会，揪军内一小撮等，自己一直持着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当时，尽管马克思的“怀疑一切”，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被当时被很多人喊得震天响，但自己始终成不了“造反派”，相反倒参加了“保守组织”，成了“保皇派”。

当年家中弟弟年纪小，母亲体弱多病，只靠二姐一个人在生产队劳动。大姐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工资不高，也无力支持我们。二姐一年苦到头，生产队结算时，不仅没有分红，有时还要透支生产队里的钱，家中的生活十分清苦。因此，自从学校停了课，城里两派闹个不停，我就干脆回家参加生产队里劳动了，成了名符其实的“逍遥派”。这两年多时间，大体是这样度过的：

1966年，10月份作为红卫兵代表到北京串联后，回到学校时，学校的老师与学生已经都外出大串联了。因为我身体瘦弱，母亲与姐姐都不让我再外出串联，于是我就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点工分。那时，一个整劳力每天能挣10分工，而我只能挣6分工。但就是6分工也是好的，生产队那时每分工的分值大体是5角钱左右。

1967年，城里“两派”闹得厉害，母亲担心我的安全，也不放心让我到学校去。因此这一年，除隔三差五到学校看看外，大多数时间都在生产队里劳动。那一年，因为有了我参加了队里的劳动，也挣了几百个工分，年终结算时，我们家第一次分到了36元钱。

1968年，上半年还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为主，下半年学校开学后，到学校里，课也没有上几天，就下乡、下厂劳动。结束在工厂的劳动后，回到生产队里，应邀到大队的小学里当代课老师。高中毕业证书，还是一个要好的同学给我送来的。



（七）与己无关的“武斗”

关于当年城里发生的武斗。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一件事发生在1967年6月，后来被称为“6·30事件”。当时“工总派”的一名工人（可能名字叫高振荣），被人杀害。“工总”方面一定说是“联总”的人杀害的，要求县里查清真像。他们冲击军管会，将一些军管会人员的军装撕破，帽子抢走，领章扯下，并将尸体停在县军管会的大会议室里。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当时尸体边放了不少冰块。吸引了不少的人去观看。

另一件事，学校里“红司派”得知“工井派”可能要杀回城里的消息后，学校里的“红司”人员不知从哪里搞来几支旧步枪，说要保卫学校。一个同学还领我去看他们修的工事。这位同学对我说，你姐夫是武装部长，你也玩过枪，你看我们的工事行不行？我一看，那是用碎砖块砌成的掩体，我一看就笑了。说：“你们这些砖头搞的东西，别人一枪打过来，就是打不到你人，打到砖头了，砖头一飞起来，还不伤了你自己？”当然，后来，学校里也没有发生过枪战。至于“8·30事件”死的人是如何被子弹打死的，到现在我也不得而知

1969年3月份，体检合格。参军。开始了另一段的生活。对我来说，作为一名中学生、红卫兵，参加文革的日子也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