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章友江（裕昌）的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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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的话：2012年春节期间到大伯家拜年，他在叶永烈写的传纪《钱学森传》里面，除了指给我看月池熊家人熊大纪外，还指出了另外一个人：章友江（裕昌），说叫他表叔，解放前夕和我爷爷及我父亲等还到上海他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在网上一查，看到了凤凰网上这篇他后代写的回忆父亲的生平传略。从里面可以看出，章友江和月池熊家关系密切，他10岁起即在外婆家——月池熊家寄宿读书，14岁考取清华学堂。
   特将此长文转载于此。

章友江先生纪实
——纪念我们的父亲诞辰110周年——
北京·2010年4月

目录
一、少小离家求学              1915年~1925年
    青年立志救国            
二、远渡重洋深造              1925年~1927年
    参加革命入党            
三、苏联学习成长              1927年~1930年
    遭受宗派迫害            
四、倾心教育事业              1930年~1939年
    著书宣传马列            
五、民族危亡在即              1933年~1945年
    抗日救国反蒋            
六、致力外贸研究              1939年~1945年
    准备光复建国            
七、投身民主解放              1945年~1949年
参加政权建设            
八、党的铮铮挚友              1949年~1976年
    满腔热情工作            

章友江先生
1901.1.16 — 1976.5.19




一、少小离家求学，青年立志救国


章友江先生，曾用名裕昌，1901年1月16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一个殷实的绸缎商人家庭。其父章玉堂，母熊姓。
10岁始，到外婆家寄宿读书。14岁考取清华学堂。
1915年与表弟饶孟侃（著名爱国诗人、教授，上世纪20年代我国新月派诗人代表人物之一，1967年病逝北京）结伴赴北平，入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读书，开始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少年朋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年轻学子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五四”之后，爱国民主思想在清华园中活跃起来。
1920年初，与志同道合的同学施滉、徐永瑛、罗宗棠、冀朝鼎等共同发起组建了当年清华学堂进步学生社团“唯真学会”。“唯真学会”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都比较重视，其宗旨是“本着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
唯真学会的核心人物是施滉、徐永瑛、冀朝鼎、章友江。
1923年初，与施滉、徐永瑛、冀朝鼎、梅汝璈、胡敦元、罗宗棠及北师大附中学生罗宗素（罗静宜）等八人在“唯真学会”内部又成立了一个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意喻成员间友谊、情操超过古人“桃园结义”。针对当时清华学生中流行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提出“政治救国”的主张。秘密宣誓要以政治救国，决心通过政治途经改造社会。更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和严格的纪律，以革命为已任，他们的宗旨是唤起民众，振兴中华。在当时清华学生的进步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成为当时校内学生进步力量的代表。
1924年，章友江清华学堂毕业。
根据“超桃”组织的安排，章友江、施滉、徐永瑛、胡敦元、罗静宜等留在国内继续进行活动，开展反军阀的斗争。章友江曾只身回到家乡兴办中学。
1925年，章友江考取公费留学美国。


二、远渡重洋深造，参加革命入党


1925年初秋，与胡敦元、罗静宜、徐永瑛在上海会合，一起登上美国邮轮“杰费逊总统号”横渡大洋，安抵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首府西亚图。在与前一年赴美留学的施滉、梅汝璈、冀朝鼎取得联系后，于当年9月，先后抵美留学的“超桃”成员七人（罗宗棠留在国内）在旧金山聚会，决定支持改组的国民党、支持“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2007年4月一篇纪念文章《百年永瑛之徐永瑛传略》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旧金山，他们出席华侨和留学生聚会，向与会者介绍‘五卅运动 ’后国内局势、声讨张作霖卵翼下的北平政府和列强在上海的罪行，鼓吹国民革命和孙中山联苏、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旧金山聚会上决定，一边念书，一边参加留学生团体“中山学会”宣传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等活动。
随即，他就读斯坦福大学，攻经济系。取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继续在经济系深造。
1927年，国内蒋介石叛变革命，一手制造了“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国内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进入低潮时期。消息传到美国，“超桃”组织成员立即共同或分别发表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宣言，明确宣布反对国民党反动的倒行逆施，揭露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立场。
不久，章友江、施滉、徐永瑛、胡敦元、罗静宜先后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成立先后以施滉、徐永瑛为书记的美国共产党中国局，受美共中央领导，成为中国留美学生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也是清华大学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同时，“超桃”组织宣布解散。
同年稍后，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共中国局全体大会上，决定派冀朝鼎、章友江回国参加革命武装斗争。于是，冀、章二人离开美国绕道欧洲准备回国。


三、苏联学习成长，遭受宗派迫害


1927年秋冀、章离开美国回国，二人途经德国柏林，正值中国共产党组织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刘伯承、关向应、周恩来等都将出席，于是中共党组织临时决定冀、章二人留在莫斯科，参加英文翻译等接待工作。
纪念活动结束后，考虑章入党年限短需要进一步学习提高，决定将其留在莫斯科，一方面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方面到共产国际职工国际中国代表邓中夏处做秘书、翻译工作。党的组织关系、组织生活在中共中山大学支部。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秋，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训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从1925年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其实，在章友江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之前，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已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其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留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五年的历程。
1929年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中共党内宗派斗争事件。由于他不同意以王明为首的中山大学党支部的意见，不肯按其授意发表攻击、诬陷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言论，不仅受到围攻，而且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并最终被以“反党分子”的罪名开除党籍。当时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有工作联系的同志，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打击和迫害。
1954年1月在章友江请刘景范同志（时任中共政务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转“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的一份材料中，他对“在苏联被清洗出党的经过”做了如下申诉：“一九二七年美国共产党的中国同志决定，派我和冀朝鼎回国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到苏联后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命令，进入中国劳动（中山）大学学习，同时在中国党代表团内做些翻译工作。一九二九年校内大部分同学（工农同志占多数）批评学校党支部犯了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的错误。党支部中国负责同志通过汪盛狄（回国后叛党，改名汪浩，已被镇压）要我在支部党员大会上宣布：中国党代表团企图鼓动工农同志反对学校党支部。他们要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利用我证明批评党支部的同志是反党的，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我当时确实知道中国党代表团绝无这种事实，所以坚持地坦白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因此，学校党支部负责同志对我深为不满并在墙报上攻击我，说我是反党分子。（我的申辩，墙报不予登载），最后把我清洗出党。（高等教育部司长武剑西知此经过）当时和代表团有联系的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如陈修良（上海妇联工作）、夏明（合作总社工作）、罗静宜（文委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等。我当时工作、学习都很努力，陈、罗等可证明。”
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全国解放后，虽经多次申诉，终无结果。章友江先生含冤数十载，直至1976年5月辞世，都未能释怀。


四、倾心教育事业，著书宣传马列


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
章友江先生受令回国参加革命，1930年末，途经海路抵达上海。
抵上海后，经朋友告之，因其在美国多次参与发表声讨蒋介石的宣言和参加组织反蒋活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故不敢在上海逗留，辗转北上抵北平，没能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
1931年春，受聘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讲师、商学院政治系讲师。“决心在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方面多做些工作”。
1932年，与我们的母亲良秀华女士结良缘。
良秀华女士，1910年生于北平，满族，镶黄旗，爱新觉罗氏，清末大臣良弼之第三女，幼年即先后丧母和父。20世纪三十年代初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经济系肆业。1975年因病不幸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四十余载，相夫教子，不辞辛劳。共育子女六人，全部受到高等教育，分别大学毕业后，先后参加革命工作。除第四女因病于1976年去世，其余三女二男，长女章玲、长子章南山、幼子章松山在北京，二女章琍在安徽省合肥市，三女章瑜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均先后退休，安度晚年。
1932年秋，升任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付教授，讲授“比较宪法”、“苏联经济制度”、“政党论”并经常组织参加一些时事分析讲座。1933年，其专著《比较宪法》一书由北平好望书店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以苏联宪法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本书通过比较研究，全面介绍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宪法的优越性，宣传了马列主义理论。这些课程和时事讲座受到年青学生的欢迎。
2010年12月，王贵松先生在《美浓部达吉与中国的公法学》一文中，分析认为：“章友江的《比较宪法》几乎各编各章均会引用参考美浓部达吉的著作，具体而言包括《宪法学理论》和《议会制度论》两部。”
2004年谢维雁先生发表《关于中国宪法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就我国而言，早在20世纪上半叶，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宪法就已经成为时尚并在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指出章友江先生1933年专著《比较宪法》为其之一。
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韩大元先生在《当代比较宪法的基本问题》一文中也指出“30年代和40年代，比较宪法研究盛极一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与宪法实践的体验，有的学者出版了有关比较宪法的著作，有一定代表性著作有……章友江的《比较宪法》（1933年）……。”韩大元先生在2006年11月发表的《比较宪法学研究方法，从单一走向综合化》一文中曾给出同样的评论。
1933年，升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主任教授。年终，因有进步言论并参加反蒋抗日活动，反动当局疑其与福建人民政府有联系，曾被拘禁十日，后经多方援救，取保获释。此案引起了当时社会反响。报界曾发表文章评论说：“吾人一方面希望高等教育界中人觉悟，一方面不能不希望政府当局勿过于顾虑高等教育界一言一动。如对最近平大教授章友江之忽焉而逮之，忽焉而释之，实系无益，有害之举。”
1934年，专著《苏联经济制度》一书由北美书店出版。本书共两篇18章，主要介绍苏联革命前经济纲领等，以及十月革命后对外贸易、国内商业、货币、信用、劳动等方面的政策，苏联计划经济的计划方式和方法等。首次将当时唯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制度”介绍给中国读者。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就是中国现代史著名的“12.9”学生运动。
1936年1月27日，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举行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通过了会章和“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章友江和150余位北平文化界人士在“宣言”上签字。张申府先生在《亲历12.9运动》一文中回忆：“十二·九运动开始于学生，轰动了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各地的救国组织纷纷成立，北平成立了‘救国联合会’，我记得有一些进步教授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其中有：吴觉先（武剑西）、潘素怀、程希孟、章友江、黄松龄、严景耀等……我们几个教授经常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聚会，讨论当时的时局，研究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等问题。”
2009年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陈静先生在《北京现代史研究述评》一文中评述“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在北平法商学院成立后，这个联盟由北平许多大学著名教授、教师组成，其中进步教授如：李达、黄松龄、范文澜、候外庐、吕振羽、齐燕铭、马哲民、施存统、陈启修、张友渔、杨秀峰、陈翰笙、王思华、章友江等，在北大、北师大……讲授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课程，几乎每半月或一周就有他们的时事政治讲座，很多青年学生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又指出“应该说左翼学生的积极参与不容置疑，但北平或北方左翼思潮的主导，是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共顺直省委和上述一大批进步教授和作家才是准确的。”
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章友江先生在继续教学，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同时，以发表文章、参加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及时事政治讲座的各类活动多种形式，参加并投入抗日反蒋、抨击弊政，救国救亡的斗争。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章友江先生立即发表了《对宪法草案初稿关于‘人民权利’规定之批判》的文章。70余年后，北京大学法学院聂鑫先生在2007年发表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公布后，即有不少人士质疑其中人民权利自由各条为何仍采‘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字样，其中章友江还以专文批评草案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然后，文章大篇幅引用章友江文章的内容并阐述了大篇幅引用原文所要说明的几点想法。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群先生发表《中国近代住宅不可侵犯权》一文，在谈及《五·五宪草》时指出：“著名法学家章友江的评论最为详细，有许多可以和张知本的意见互为发明之处，他对吴、张草案以及此前的太原约法都提出批评”。文章也大篇幅详尽介绍了章友江的批评意见和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
2010年韩大元先生在《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变》一文中，认为“在整个二十世纪20、30年代，国家权利受基本权利约束的理念初步形成，个人基本权利的价值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举例“同年（1933年）章友江出版的《比较宪法》第二篇就是‘人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关于“人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章友江在1933年出版的《比较宪法》的“著者自序”中，就特别做了说明，“我认为比较宪法这门功课应当特别注重人民权利，所以我对于他有较详的叙述；……”
1937年，平津被日寇占领前夕，章友江先生接到匿名信，称其将成为日寇进入北平后搜捕对象，劝其尽早离开北平。经反复思量后，携妻女离北平回江西南昌避难。据说，日寇占领北平后曾三次搜查其住处，证实当时告密者为善意之举。这是章友江最后一次回故里，在以后近四十年中再也没有机会了。到达江西后，曾在朱克靖、薛暮桥等领导下参加了一些反蒋抗日活动。


五、民族危亡在即，抗日救国反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具有悠久历史和革命传统并经过“五·四”爱国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等爱国群众运动锻炼的平津进步青年，除一部分直接奔赴延安投入抗日战争第一线外，大部分进步学生和老师都集中准备迁校后方继续上学。当年9月，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至西安组织成西安临时大学，后又迁往陕南，1938年3月更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址陕西城固。
章友江离开江西南昌只身赶赴西安，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同事、学生会合，开始了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执教期间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暨北师大校友会恢复活动十一周年之际，陆润林先生发表题为《抗日战争时期北师大对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的纪念文章，其中介绍说：“平大、师大……在西安时居住相对集中，便于互相学习。特别是在进步教授沈志远、章友江、韩幽桐等的启迪和帮助下，群众性社团组织开展活动较多，如‘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时事等著作和文章为目的），‘展望社’（集资订阅进步报刊、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出版壁报、召开研讨会、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并回忆“学校知名教授，特别是法商学院的黄觉非、寸树声、沈志远、章友江、季陶达、韩幽桐、彭迪先等进步教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紧密结合抗日救国的实践进行讲课，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了知识青年。比如，章友江教授的“比较宪法”课，他力求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全国总动员、改革政治、实现民主以及民族团结等问题，指导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全民抗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步教授们敢于面对抗日救国的现实，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学风，启迪和教育当年进步学生，培养并不断向抗日和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
在一份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的“自传”中，章友江写道：“党抗日统一战线号召公布后，积极宣传全民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帮助解释党的政策，不杀蒋介石（西安事变）”。
1987年9月，《西北大学校史稿》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校史中记载抗日战争阶段“西北联大教学与科研概况”中介绍法商学院时，指出：“当时有几门课有战时教育的气息。一门是章友江教授的《比较宪法》……都不是经院式的教条，而是与现实政治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反对妥协投降等活动密切不可分割的”。
章友江积极支持西北联大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组织的各项活动，校史中对此做了如下评述：“西北联大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领导的大型读书会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于1938年春末夏初在这里宣布成立。……是在进步教授沈志远、韩幽桐的启迪和帮助下，由法商学院为主体的一些民先队员学生发起的。……研究会成立后，先后请章友江、沈志远、彭迪先等教授做过学术讲演，……”
西安临大老师江竹铭先生回忆：“临大党支部和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分队部与西安大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保持联系。法商学院章友江教授常是办事处的座上客，他还经常介绍学生到延安参加抗日革命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在党领导下的民先队等群众组织，发动全校的抗日救国之运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成为古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力和中坚。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教育部对西北联大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严加防范，对进步教授的授课内容及其行动也倍加注意。
1938年底，国民党教育部严斥西北联大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传统，继续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社会科学课程，并认为开设俄文课程，引进了共产党学说。于是下令禁止商学系学生学俄文，同时要求解聘法商学院俄文课教授曹联亚（曹靖华）等13人。
“1939年春天，曹联亚、章友江、沈志远……等一批进步老师先后被一个一个地解聘。在此同时，教育部又通令全国各院校，解聘的教授，他校一律不准再聘任。”全校进步学生得到这个消息后，群情激愤。在中共联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立即向教育部和校方开展了一场反解聘进步教授的请愿斗争。反动派的逆行倒施，不仅没有吓退进步教授，反而更加激起他们的愤怒，选派代表向学校当局抗议，进行坚持的斗争。
1973年7月，章友江在“致周总理的信”中回忆当年在反解聘斗争中，亲赴重庆向其汇报和请示斗争策略的情景，以及当时周恩来对西北联大斗争做的重要指示。周恩来同志要求大家在斗争中充分利用国民党派系间的矛盾，注意保存一部分左派教授的力量。
章友江先生从重庆返回学校后，为了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特意在城固又居住了一段时间，指导进步学生的抗议活动，进行反迫害斗争。
1939年暑假前夕，章友江先生和同时被教育部当局解聘的十余位进步教授，分别给学生讲完最后一堂课后，先后离开西北联大。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章友江打消赴延安参加一线革命斗争的念头，而是经在成都逗留一段时间后，1939年12月转赴重庆，留在大后方，以待发挥更大作用。
在成都期间，将《比较宪法》一书做了充实和改写。


六、致力外贸研究，准备光复建国


1940年经充实改写后的《比较宪法》一书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并于1945年由该书店再版。
1940年章友江先生应聘赴重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简派专员，专门研究苏联贸易。从此，他的学术研究方向由法学转为经济与对外贸易，开始了以后近十年（1940年~1949年）的经济、对外贸易的研究与实践。
1943年前后，在《经济建设季刊》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战后推行国营贸易制之重要问题》、《民生主义与对外贸易国营问题》等文章，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后，光复建国出谋划策。
1943年9月，专著《统制贸易制度》一书，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1944年专著《商约论》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
1947年10月，编著《对外贸易政策》一书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
专著《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经过先后近十年的经济与对外贸易研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成果颇丰，确立了在经济、对外贸易研究界的学术地位。有专文评论说：“抗战后期， 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从1942年下半年至1945年8月持续了整整3年时间。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讨论，都紧紧围绕战后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这一中心思想而展开。”文章认为“他们的讨论不仅取得极为丰硕的理论成果，而且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和他二十世纪30年代在法学、比较宪法学的研究成果一样，半个多世纪之后，国内经济、对外贸易界的专家学者仍在论述、引用或介绍他的学术思想和观点。
2001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舒瑾先生《中国近代贸易思想研究》一书，“第七章立足工业化的外贸发展战略”中将章友江列为“民生主义外贸政策论”的代表并从1、民生主义的外贸政策与目标设计；2、进口替代的外贸发展战略规划；3、民生主义外贸体制设计；4、从世界外贸合作中谋求中国经济发展；等四个方面介绍了该理论。
2008年6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闫书钦先生在《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一文中指出：“专业研究对外贸易问题的中央设计局和贸易委员会专门委员章友江也是一位贸易统制论者。他在出版于1943年9月的《统制贸易制度》一书中主张，战后中国实行保护关税还不够，还需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和计划贸易，做到有计划的输入输出。”并在后面文章中详细介绍了章友江提出的关于“局部国营贸易制”的三种形式。
2008年4月，李蓉丽先生发表《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一文，在关于“思想理论界对外贸易政策与制度问题的探讨”一节中，认为：“章友江侧重于民生主义的对外贸易政策与制度思想”。在“思想理论界对振兴对外贸易问题的探讨”一节中，认为：“章友江立足于工业化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设计”。
复旦大学经济系叶世昌先生在《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一文中指出：“……而同时（1945年~1949年）在中国国内讨论中国工业化的书大量涌现，……章友江的《中国工业化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并在“进口替代思想和对外贸易理论”一节中，介绍“章友江在《中国工业化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一书中提出计划贸易主张，对外贸易的现实目标是工业器材以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中心发展一切其它工农业，至于其最高目标则为交换国外消费物品，以彻底改善人民生活之全部。”在“计划化思想”一节中指出：“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计划化是发展中国家启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中国也一样，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这样主张，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这样主张。……上面所说的章友江就以主张计划贸易而著称”。
2010年6月叶世昌先生又在学术论文《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中介绍并评论指出：“1946年曾留美获得硕士学位的章友江出版《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此书是《中国工业化丛书》中的一种，作者主张实行计划贸易，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指导思想，认为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的现实目标，亦即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现实目标。”并详细介绍了“章友江具体论述了对于各种进出口物资的政策。”
章友江先生关于法学（宪法）和经济与对外贸易研究成果、专著全部收入国家图书馆并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提供缩微版资料。其中，《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一书由社会经济出版社辑，编入中国工业化丛书；《商约论》一书编入青年文库；《对外贸易政策》一书，编入民国丛书。成为行业或历史阶段此类学科的经典或具代表性的著作。
1989年《中国工业建设与对外贸易政策（影印本）》由上海书店出版。
章友江先生在倾力经济与对外贸易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争民主、反独裁的活动，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秘密战线的工作。
1943年初，谭平山等人准备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章友江先生是主要参加民主同志讨论会的成员之一，坚持了近三年未间断。
1943年蒋介石自召开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后，提出宪政民治口号，黄炎培、张志让等认为有必要从文化思想上尽力促进宪政，于当年11月召开发起人会议，商谈《宪政》创刊办法，章友江受聘为14位编辑委员之一；
1944年，在中共地下党冀朝鼎、罗静宜领导和安排下参加中共党的地下工作。为此，以在经济与对外贸易研究的显著成就，应聘属于为抗战后经济计划编拟机构——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任贸易组设计委员并经罗静宜同意，决定按“中央设计局设计委员必须参加国民党”的要求，参加了国民党。以设计委员工作之便，与美国财政部派驻国民政府负责美国援助事务的美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艾德勒先生保持密切关系，为党组织收集并送出大量美国给国民政府美援的经济情报。20世纪50年代，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做为美国财政金融专家艾德勒先生来到中国，曾任外交部顾问。有关部门曾经安排由冀朝鼎陪同拜访了章家，一别多年，革命友谊再聚甚欢。关于这一时期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工作，章友江在一份履历中仅留下一句话“与冀、罗联系，一起作地下工作”，在另一份“转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的材料中写道：“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为协助罗静宜做了一些地下工作并因此项工作的需要，在商洽罗后，担任了伪中央设计局（战后经建计划编拟机构）设计委员和参加反动国民党（该局规定设计委员必须参加）但只交党费七、八个月并未出席该反动党的任何会议。同时为协助冀朝鼎也做了一些革命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期待和平、民主和建设新中国。


七、投身民主解放，参加政权建设


1946年1月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揭幕。
1946年1月19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沦白堂事件”、2月9日发生“较场口血案”。国民党反动派肆意制造事端，反民主、自由的嘴脸暴露无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宪政、为了配合各革命团体争取民主的斗争，各界人士于当年2月24日成立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章友江当选理事会候补理事。这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中包括旧政协中共代表团的邓发、何思敬等人。
抗战胜利后，由于不愿和中共的叛徒张国焘共事，而对国民党当局发布的江西省救济分署副署长的任命，以拒绝赴任而抗之。事隔20余年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遭到“与中共叛徒张国焘为伍”的误会时，仅淡淡一笑而已。
1946年2月，章友江先生赴沈阳先后任国民政府东北经济委员会商务处副处长、东北接收委员会物资处处长，参与对敌伪资产的处置事宜。
1946年底，在沈阳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1983年4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七辑首次全面公开有关“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资料，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周恩来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两次讲话的全文以及章友江列其中的组织成员名单。“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亦称“小民革 ”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1941年在重庆成立，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秘密组成的一个不公开的革命政治工作团体。同时，它又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既有中共党员参加，又有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团体，它的成员也有参加其它人民团体的，因此它也是一个在中共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南京、北平、西安、重庆和东北等地继续开展活动并在一部分文化教育界、知识界人士中继续发展组织。
1947年10月，应邀赴北平任华北文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并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下，开展联络、团结北平各国立大学有民主倾向的大学教授，参加并负责成立“民联北方支部”，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方支部，并帮助华北文法学院进步师生开展民主反蒋活动。
1948年8月，受“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派遗和应中共地下党员罗静宜的函邀，举家赴上海并经清华老师的举荐，出任国民政府输出入管理委员会顾问、输出推广主任。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章友江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中，一方面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下重点做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在其一份履历中写道：“对所认识的工商界朋友，着重指出蒋匪帮的和平运动，完全是虚伪的，人民解放军一定可以渡江消灭反动政府。借以粉碎南北分治错误思想。向其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党的工商政策、清除顾虑，使未逃出国。要一些官员不逃香港保存档案和物资、坚定工作留上海；进行保护国家财产、劝留伪工作人员留沪，待解放，保留了档案。”一方面受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更加重要和机密的地下工作。在同一份履历中写道：“48.10到上海解放曾参加了地下工作，这需要具备相当的工人阶级觉悟和坚定的工人阶段立场，不是普通民主反蒋工作，比41~46年在重庆与冀朝鼎联系担任的地下工作更危险、更机密、更有作用，但对外保密。51年向党有关部门汇报过。”
41~46年与冀朝鼎联系在重庆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和48年10月~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所参加的党地下工作，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闭口保守秘密，直到1976年5月去世，都未向其子女提及，只是如前所述，在不同时期向党中央有关部门做过报告。但我们相信，父亲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曾经为我国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做出过特殊贡献。
八、党的铮铮挚友、满腔热情工作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立即参加到恢复经济，建设人民政权的工作中，先后任华东对外贸易管理局输出推广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进出口贸易管理处副处长。
1951年1月12日，经政务院第六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为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厅副厅长。同年1月举家迁往北京。
同年参加民主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曾任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55年~1962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
1955年2月17日经国务院任命为中央监察部参事室副主任；
1956年2月8日，经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1999年，国务院参事室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为了总结五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弘扬历任参事的爱国主义精神，记述他们参政议政的历史功绩……”国务院参事室决定编篡《国务院参事室大事记》。我们以此为线索去追寻先父在国务院参事任上20年的足迹。
“1956年7月21日~27日，全体参事会议，座谈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共座谈八次”。
“1956年8月25日，范朴斋、李一平、陈修和……章友江……等18位参事联名向陶希晋主任、习仲勋秘书长、周恩来总理报告，就参事在讨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及时予以解决，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报告要点如下：一，运动中的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对过去在运动中未做结论的人，尽快作出结论以明是非；今后一切运动宜先查清事实，在事实未查清之时，不宜有过分的、侵犯人身的、非法的行为；维护法制纪律的尊严。二，统战工作中的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才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中予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现在读起来，从字里行间透露出18位参事对党的一片真诚和爱护，这就是鲜为人知，以后被称为“十八学士上书”的报告。
2009年7月31日马国川先生在“经济观察报”发表题为《参事室：一个机构的六十年变迁》的文章，对“十八学士上书”一事的政治环境、背景做了详细介绍：“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而在此前不久，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明确提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各民主党派欢欣鼓舞，表示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同共产党团结合作到底。1956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检查党内外关系，那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检查发现，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普遍有排斥党外人士的‘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在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干涉其内部事务，不注意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和平等地位；在合作共事方面，往往忽视党外人士应有的职权，以致出现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文章认为：“十八学士上书”也恰恰印证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调查结论。切中要害，实事求是，为党内纠正错误提供参考”。
1957年以多事之年被记入新中国的史册。
他继续以做党的铮铮挚友的心愿，参加紧接而来的帮助党整风鸣放和始料未及的反右斗争的政治大风暴。
1957年5月27日~6月19日，应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邀请，参加国务院参事等非党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新华社27日讯，介绍说：“国务院参事章友江谈到在‘放’的过程中如何打破顾虑的问题……他认为要解除这些很重要的是边整风、边改进。这样就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章友江还谈到统上不统下的问题。……他希望党要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5月30日，他再次在会上发言，新华社30日讯，介绍说：“国务院参事章友江在发言中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取消国务院所属的八个办公室。他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减少层次，增强各个部的领导力量，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各个部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第二，他建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面设几个委员会，同国务院各个业务部门联系加强监督政府的工作。第三，他建议把国务院所属的监察部改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把这样一个机构放在国务院是不适应的，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的。第四，他建议对勤杂人员实行年工资制，这样可以使这些人员的生活逐年改善，努力工作，进一步发挥积极性。”
6月1日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做了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即著名的“党天下”发言。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时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全国反右斗争开始。
6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在12日上午继续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四十多人，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熊克武、刘文辉、章友江、陈铭德、程潜、陈其瑷、李世章、李俊龙等人”，并介绍说：“……章友江发言中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说法，是反动思想，因为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他说，‘党天下’的含意有四。……对于这四点，章友江一一进行了批驳”。
在反右斗争阶段，他的上述发言中的一些内容也遭到上纲上线式的批判，并为此他做了“检讨”。
“1958年1月17日，召开国务院参事全体会议，陶希晋主任宣布6名‘右派分子’，一律撤消国务院参事职务，其它一些曾被批判的参事一律不带帽子”。他逃过一劫！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回望历史，可以想像并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和受到的创伤，但所有的一切他从没流露过。
“1958年2月11日，陶希晋主任宣布国务院参事室整改工作基本结束，提出国务院参事室整改意见：今后参事不必常来办公，参事室机构不变，办公室的名义保留”。
至此，他淡出各类社会、政治活动，仅参加以时事政策学习、集体组织参观和被安排参加政务或重大活动及法规编篡为主的参事室的活动。但是每天准时上班，几乎风雨无阻。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会记忆忧新。国务院参事们得到国家特殊物质照顾、每月可领到一定量的肉、蛋副食供应，同时他也在寻找思想和精神上的支柱。
1961年5月，参事室安排他与其他两位同事协助办公室为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做准备工作并作为全年的学习安排。6月，参事室上报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参事室关于贯彻统战、政策的几项措施》中，提出“有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开始参事分组座谈《实践论》。”
1963年，参事室宣布成立三个行政组，把工作、学习、生活统一起来。
章友江任第二组组长，第二组担任公交（包括工业、铁道、交通、邮电和工业劳动）、财贸（包括财政、金融、粮食、商业、外贸、供销合作）方面的视察、调查研究、法规审议、整理、编篡事宜。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他除每天照常上班、参加参事室的集体活动、关注社会上“文革”局势，步行到长安街看大字报、收集各类小报等之外，他全身心的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乐此不疲。《国务院参事室大事记》中做了如下记述：“章友江参事生前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了长达559页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笔记，临终前他将其笔记交机关保存。”
周恩来总理积劳成疾。消息传来，他心事重重。20年代在莫斯科相识；30年代在重庆见面，聆听对西北联合大学反对解聘进步教授斗争的亲切指示；40年代在重庆多次渡江去八路军办事处当面汇报；50年代建国之初奉召赴北京为新中国服务的情景都一一涌上心头。“四人帮”倒行逆施，疯狂攻击迫害周总理和老同志，他看的清楚，心里明白，一直念念不平，十分痛苦并形于色。1973年7月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慰问信并回忆往昔岁月。
1975年初夏，比其小近10岁的我们的母亲在发病后不足二十分钟，经抢救无效先他而去了。此后，他经常呆坐并轻呼我们母亲的名字，可想这始料未及的变故对他身心的打击。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他悲痛欲绝。他立即致信邓颖超同志，表示悼念。他在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泣不成声。后又以“工农兵各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
家事、国事一并袭来，已经75岁高龄的他支持不住了。
1976年3~4月，父亲发现身体极为不适，经检查已是胃癌晚期并因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无法手术治疗。由于文革期间医疗住院条件较差，遂转回家治疗，待再入住北大第一医院时，已近弥留之际了。
前后仅两个多月，1976年5月19日上午9时许，我们的父亲带着深深的眷恋和无言的遗憾与我们永别了，走完了他75年的人生之旅。
根据他留给我们的一封信中的嘱托，将他用十余年心血写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送交国务院参事室；将他的遗体捐献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解剖研究，实现他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最后贡献的遗愿。
1976年5月24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编 后 感 言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和清华大学建校百年纪念之年。适逢我们的父亲章友江先生诞辰110周年。
他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年代，一个全民族前仆后继，为国家、为民族奋不顾身的时代。他和千千万万仁人和革命志士一样坚定信念，迈着踏实的步伐，实践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我们想可以这样概括他的一生：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挚友；他是反帝、反独裁的民主斗士；他是参与勾画人民共和国经济蓝图的著名学者；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者。
我们在追寻历史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革命先辈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
我们纪念和缅怀父亲，就是要不忘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就是要学习、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赤诚。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要科技创新，坚定不移地走富民强国之路。


深深幽思，不觉耳边响起：
人生何需论与评，
披肝沥胆心中明。
改革开放谱新篇，
含笑遥望民族兴。
亲爱的父亲、母亲，您们安息吧！


长女 章玲、次女 章琍、三女 章瑜
长子 章南山、次子 章松山
二O一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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