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荣：一个老红卫兵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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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同学儿子的婚宴上，昔日的“红五类”和“黑五类”同桌共饮，其乐融融。当我把自己新出版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岁月》送到每一位同学面前时，一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老红卫兵神秘地把我请到他的坐旁，指着张老师为本书做的《序》轻声问道：“你和张老师还有来往？”我脱口而出：“我们来往很密切，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牛鬼蛇神’，处境相似，脾气相投，性情相近。”张老师是我们初中二三年级时的语文老师，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儒雅精干，风流倜傥，然而，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因此，在大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班的红卫兵拿他开刀，首先在班里进行批斗，随后又送到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受尽了凌辱和折磨。而我属于“黑五类”子弟，也被红卫兵在班里屡屡批斗。当年，我们可谓惺惺相惜，同病相怜。老红卫兵听完我的话，轻轻地叹了口气，深有感触地说：“人要是做了亏心事，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内疚。”
此时，《婚礼进行曲》响起，欢快的乐声和主持人诙谐的话语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不一会儿，在新郎新娘的祝福声中，婚宴又推向一个高潮。四十多年后的老同学频频举杯，觥筹交错，半杯汾酒很快见底。此时的老红卫兵已是满脸通红。当大家再次碰杯后，他俯下身来，怀着复杂的心情对我讲述了“文革”期间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那是在1966年8月，红卫兵纠察队刚刚在太原市兴起。一天上午，高三年级的红卫兵头目把我和许多同学召集到学校大操场，大家排成一行，被要求逐个自报三代家门，作为参加红卫兵纠察队的政审条件。第一位同学自豪地大声喊道：父亲是革命干部，母亲是革命干部，爷爷是革命干部。头目赞许道：通过，请出列，站到那一边。第二位同学吞吞吐吐地说：父亲是革干，母亲是地主……头目不容他再往下说，指了指校门口说：你这种出身的人居然还混进了红卫兵队伍，赶快滚！轮到我时，由于心中没底，于是犹豫不决地说：父亲是革干，母亲是中农，爷爷是革干。头目思忖片刻指着我说：你先原地蹲下，最后再说。政审结束后，头目对我说：你可以留在学校闹革命，能不能参加红卫兵纠察队，关键就看你在运动中的表现。
为了实现自己加入红卫兵纠察队的愿望，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批斗老师的运动中去。当班里批斗张老师时，自己上串下跳，煽风点火，表现得很积极。记得当时找不到合适的器物往张老师背上插‘牛鬼蛇神’牌子，红卫兵便拿起一把扫帚用白纸糊起来，写上‘打倒张某某’插在张老师背上。但是由于张老师只穿了一件白衬衣，牌子插不牢，常常东倒西歪，于是红卫兵不住地过去狠劲往下戳。很快，纸被揉破了，扫帚的竹枝把张老师的后背戳的红一道，紫一道，白衬衫上血迹斑斑。此时，另一个班也传来了‘打倒胡某某’的口号声，我过去一看，原来他们正在批斗我们的美术老师。那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记得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他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说：我姓胡，湖南人。然后就讲起了他在延安时的亲身经历：起床后一眼望去，雪白的窗纸上映着自己剪的窗花，灿烂的朝霞洒满小院，走出窑洞，伸个懒腰，望着延河水滚滚流去，心情无比舒畅。虽然这诗一般的语言长久地在同学们中传诵，然而，胡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愉快。在一次美术课上，我把油彩里兑上水去画画儿，违背了胡老师的要求，当即受到批评，而且，那个学期的美术考试胡老师没有让我及格。从此，我对这位小个子湖南人怀恨在心。看到胡老师被批斗，我毫不犹豫地上台控诉了他对我的‘迫害’，从而将批斗会推向了高潮。胡老师随后也被送到了学校的‘牛鬼蛇神’劳改队。
由于我在学校的几次批斗会上表现突出，红卫兵头目很快找到我说：你的表现很好，经研究正式吸收你为红卫兵纠察队队员。你虽然没赶上第一批被毛主席接见，还可以参加第二批。于是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红卫兵纠察队，当天晚上，便和其他红卫兵去附近的街道斗争一位‘牛鬼蛇神’。那是一位60多岁的老者，清风峻节，白发苍苍。我们将一块沉重的大牌子挂在老人胸前，细细的铁丝在老人苍白的脖子上勒出道道血痕。抄完家后，红卫兵又去批斗老人和他的家属。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和暴风骤雨般的打骂声中，那位老者一直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们。斗争会一直持续到深夜。会后，我穿着父亲曾经穿过的旧军装，戴着红卫兵纠察队的袖标独自兴冲冲地往家走。此时，马路上行人寥寥，昏暗的路灯把我的身影一会儿拉长，一会儿变短，我不由地想起那位老者怨恨的目光，心中充满恐惧。于是，不住地自己给自己鼓劲：干革命就要天不怕，地不怕……
不久，我便去了设在解放路天主堂的红卫兵纠察队总部，由于我去的晚，纠察队发放手电筒时没有领到。于是，我给学校打电话，命令胡老师，在次日中午12点之前给我送来一支四节电池的大手电筒。当我拿到手电筒后，一些同样没有领到手电筒的同伴不住地夸我机灵，于是，他们命令胡老师给每人买了一支手电筒送来。由于胡老师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因此，当有人提议把他扣留在天主堂时，我没有同意。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把胡老师留下，他也许早就被打死了。因为，红卫兵总部对‘牛鬼蛇神’的斗争更野蛮、更残酷。有一次，红卫兵斗争国民党的一位军官，他身材魁梧，腰杆笔直，典型的军人形象，而且十分坚强。红卫兵要求他低头弯腰，他坚决不从，而且大声疾呼：士可杀而不可辱！此时，北京来的红卫兵煽动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坏人打好人，冤枉；好人打坏人，活该。有人大声喊道：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于是，一阵乱棍齐下，那位军官立刻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瘫倒在地。气息奄奄的他第二天便一命呜呼了。还有一次，红卫兵斗争育婴堂的一位神职人员时，竟然残忍地让他吞下十几粒中药蜡丸，饱经摧残的他很快也撒手人寰。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这些场面来依然感到恐怖和愧疚，仿佛那些怨恨、屈辱、仇恨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常常彻夜难眠。前些时候，在街头碰到张老师，其实我们都认出了对方，但是，想起‘文革’中对老师的不恭，自己默默地低下头匆匆离去。”
此时，新郎新娘过来给我们斟酒，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在欢快的气氛中，老红卫兵一直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与自责中。他接着对我说：“那些年，你在班里也吃了不少苦，我们都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宽慰他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都很幼稚，很容易被人欺骗和利用，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应该总结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都是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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