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含英：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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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

于含英(高三丙）


重读“南师附中教改大事记(1964-1966)”，引起我们对附中教改的回忆和思考。


朱之闻
朱之闻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至今还很鲜明，那就是他不同于我们通常看到的“领导”。记得他刚到附中之初，有一天在五四草坪东北角那颗水杉树边和几个同学闲聊，我从旁走过，正好听见他在说，“我知道你们向往去露宿，风雨浴，吃蚕豆饭……”我确知他是在引用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第68、81页）。李锐这本书，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思想形成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但是出版后仅过了四、五年，到我们的中学时代，就已湮没无闻。现在想来，1959年庐山会议上李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一员，固然是一主因，这本书本身的基调也应是原因之一。它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赞美很多，但仍然是分析性的，并不溢美和造神。拜附中环境之赐，我初中时能读到此书，当时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读书求知方式，非常向往。所以朱之闻这几句话，一直说到我心里，至今不忘。
李锐的这本书，对我们回顾和讨论教改意义很大。重看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看他和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使人感到毛泽东对教育的看法，他当时要推动的教学改革，完全是基于他本人青年时代求学的经验。仅以一个人的经验为蓝本，就可以指导与几千万学生有关的教改，这是那个“天才论”时代特有的畸形现象。而且，恐怕就连这本书，也没有几个搞教育的人好好研究过。朱之闻看过李锐的书，而且能理解这本书对中学生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觉得，这表明他追随毛泽东比其他人更自觉，他对教改的态度也更认真。朱之闻在教改中经常直接和一般学生对话，谈他对教育问题的理解。在我印象中，他绝不属于那种“语言干瘪，形象可憎”的官僚。他对教改这项工作怀抱真实的热情。

刘顺元
刘顺元支持了朱之闻的教改，看来没有疑问。刘顺元自己，在党内也是一奇人。
从现在能看到的回忆文章来看，刘顺元一生至少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1945年他在任中共旅大党委领导期间，因不满苏军扰民曾提出异议，被苏占领军指名要求调离。刘为此曾受党纪处分。二是1953年，刘顺元调入江苏，任分管农业的书记，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的言论一直传到毛泽东那里。1959年10月后，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接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后来刘顺元是因为江渭清与惠浴宇的力保而幸免于清算。（见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ztlw/rwyj/000037_2。htm）既然刘顺元是直接触犯了毛泽东的人，当时不可能处于权力中心。
文革后刘顺元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黄克诚是第一书记）。他1996年去世后，李锐为“刘顺元传”写序，说“刘顺元同志是党内老一代中极为难得的领导干部；是具有大德、大智、大勇，不应被后人忘记的历史人物。”（见:http://kaoshi。gmw。cn/01ds/1999-07/07/GB/257%5EDS1012。htm）北师大毕业的刘顺元具有领导干部中少见的品格、智慧、学养，看来无可怀疑。
刘顺元显然不是主管教育的书记，刘和朱怎么会在附中教改时走到一起的呢？朱之闻说：“在和刘顺元接触过程中，我主要是搞两个工作，一个是抓知识青年下乡，一个是抓教改。当时这两方面都有阻力，我是积极找人出来支持的。在我和刘的接触中，每次谈到这两方面的问题，他都是热情支持的。他热情支持，希望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当然我也愿意找他多谈，或送材料给他看，想听他的意见。……和其他书记、部长比较起来，我对他是最相信的。”（摘自朱之闻文革中的大字报“对刘顺元的认识和揭发”）

对”教育改革”的两种不同理念
“教改大事记”中提到，1963年初，教育部长杨秀峰曾到我校视察。我记得那次视察中。杨秀峰走过当时的教学大楼和五四草坪之间那条路，碰到一群学生正在扫教学大楼中间的水泥场地，扫前没有撒水，灰尘飞扬扑面。他停下来批评了学生。这件事，沙尧后来在全校大会上着重提出来，狠狠地又批评了一通。由此不难想象，杨秀峰一定是那种比较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家，认为学生的文明行为，包括衣冠的整洁，对师长的礼貌，行为的得体等，都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至于智育和出人才，那更是重中之重，念念不忘。例如，“初中就学《古文观止》”，“不要怕搞天才教育”，“搞点数学竞赛” ……即使在毛的“春节指示”之后，陆定一、刘季平（教育部副部长）等还是讲“教学为主原则是对的，提高质量也还是对的，教好学好保持正常秩序，不能动摇。”“培养接班人问题解决了，现在问题是程度、上天的问题。”没有证据说他们是处心积虑反毛，但说他们和毛泽东有不同的教育理念，则也许很接近事实。我们理解，教改前的沙尧校长，也正是持杨秀峰、陆定一、刘季平这样的教育理念。
网友PP说：“可以认为当年附中的教改是追随毛泽东的。”这也是我们的看法。毛在1966年以前不断发警报，要求“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要求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正在激烈争夺接班人，等等。虽然他要求改革学制、教材、课程，那都不是为了要“智育第一”，恰恰相反，那是为了把学生从“智育第一”中解放出来，走上他所相信的”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的道路。现在看来，党内很多人，如陆定一、刘季平，对毛这一套其实并不以为然，或不深以为然，但朱之闻显然听得很认真，也执行得很认真。回想我们高中几年，“上山下乡”、“培养反修防修的革命接班人”始终是第一主题，远远盖过了对课程、教材、教法改革的注意。我们当时以为，教改天经地义就是象朱之闻这样改。现在才看出，这其实是朱之闻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换一个人来领导，就完全可能按陆定一、刘季平的路子去做，更明确地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而非“突出政治”。
记得65年10月，我们去陆郎劳动，朱之闻在一次师生全体会议上说：“教改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家听了很震撼。这是很不寻常的作法，直接把上层人物对附中教改的不同看法暴露在学生面前。后来在文革中，我们听朱之闻说了江苏省当时的若干领导人对附中教改的批评。
陈光：“全日制中学是为高一级学校准备较高质量的学生来源，将来为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材……政治挂帅，要挂在教学上……你们要劳动，跑那么远干什么？”
彭冲：“‘革命不怕苦，怕苦不革命’是苦行僧。”
许家屯：“本来没有苦，为什么要找苦吃？”
不难看出，当时的省委领导，思路上更接近陆定一、刘季平，认为学生就是要好好读书，明确地不赞成朱之闻如此强调下乡劳动的做法。朱之闻居然顶逆流而上，更说明他是非常自觉地在追随“突出政治”的路线。而刘顺元的支持，对朱之闻就变得格外重要。奇怪的是，尽管刘顺元被毛泽东视为“老右倾”，在教改问题上，好象正好倒过来，他变成了“左派”。

“上山下乡当社员”

细看“教改大事记”，可以读出我们当时不能领会其区别的各种声音：毛泽东1964年春节讲话，他对北京铁路二中的材料的批示，他和毛远新、王海蓉的谈话，“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是一种声音；陆定一、刘季平等是一种声音；此外还有刘少奇的声音：“半工半读”，“上山下乡当社员”。毛一贯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他从来没有说“上山下乡”是唯一道路。1965年12月，毛在其“杭州讲话”中，反而是这样说:“高中毕业后，就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再读几年书就行了。”
现在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在附中教改中，“突出政治”后来只落实在“愿意上山下乡当社员”上？刘、朱花了很大力气向我们灌输“上山下乡”的观念，对此，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想的？
记得是高二时，有一次听我们班的向家德说，他在会上听到传达，“省委领导”对知青下乡有如下评价：“知识青年下乡，建设革命化的农村，等同于再搞一次‘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城市变修了，他们就应该率领农民，浩浩荡荡地杀回城市来。”当时说的人、听的人都是眉飞色舞，非常兴奋。我对这段话的记忆一直很清楚，但我没有直接听传达，希望当时听到传达的同学能回忆一下（向家德不幸于1997年死于车祸）。我相信这只能是刘顺元的话。
刘顺元应该是懂得现实政治的人，怎么会对“上山下乡”热衷到这种程度？怎么会说出让知青和农民联手搞“农村包围城市的”的“二次革命”这样的话来？文革前知青下乡，由各级“安置办公室”负责。“安置”二字，非常能说明实质。等我们1968年下乡时，身份再一次下降:“接受再教育”——也可以说是“接受改造”。我们在农村八年，对“上山下乡”有了足够的理解。回城后我们去看过朱之闻。他拿出一封高一宋XX给他的信，告诉我们，这封信上说，“直到现在，每当我碰到困难，就想起在附中下乡劳动时认识的贫下中农。……”朱对我们说：“看看，这是多么大的精神动力！”这大约是1978年左右的事，朱一直到那时，仍然相信他自己提出的“贫下中农（革命形象）动力说”，这让我们觉得奇怪，也使我们感到和他思想上的距离。

两个正面回忆
在附中突出政治的教改中，有很多极左的坏东西，曾伤害过很多同学。有些老三届同学，在离开附中以后，再也不愿意进附中的门。教改的这一部分内容，永远不应该在任何中学重演。
自然我们的教改经历也不会是一团漆黑。比起当今中学生那种令人不堪忍受的负担，有些同学渐渐倾向于肯定附中教改的一些作法。
对我们高中学习生活，我可以提供两个正面回忆。一是我们班的一节数学课。那时我们班很多同学都热衷于三角恒等式证明的难题，不仅要求解，大家还互相比，讲究简洁和最少步骤。有一次，几个同学（我记得其中有77级考到南师数学系的江明）上黑板各自写出了对一道难题的不同解法，看起来已经是五彩纷呈，授课的马明老师这时点了杨洪苍的名，问他还有没有其他解法。杨洪苍上黑板，写出一个比其他人步骤更多，好像是故意绕了一个弯的解。等他写完并回到座位，马明老师还在专注地盯着黑板细看，然后，他慢慢地点头，说出一句评语：“这是一个通解。这个方法可以用来解一种类型的问题。”一句话，让我有醍醐贯顶之感，懂得最少步骤，并非最佳解的唯一标准，并一直记得这学生老师，学识才华，相得而益彰的一幕。杨洪苍现在是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他十月初曾去看望我们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葛家覃，据说葛老师一认出他，马上大喝一声：“你高中三年从来不交作业！”可见对杨的“不守规矩”至今“耿耿于怀”。事实上杨洪苍不仅不做数学作业，上数学课据说也从来不听，而是用来自学大学数学课程。应该说当时的教改确实给了杨洪苍这样的学生很大自由，这对他们的成长也有益处。
另一记忆是关于语文老师袁金华。1965年10月，我们在江宁陆郎劳动时，学校印发了往届毕业生胡崇海的信，信中批评教改和朱、沙等领导。文革开始时，胡被当作“反动学生”，“揪”回学校批斗。记得当时胡低头站在一方凳上，四周是一大群愤怒的同学。我站在后面，正好听见袁金华老师象在上课一样娓娓而谈，告诉站在他周围的同学：胡崇海的信中，用了“每下愈况”一词。这个词，在孔子时候是“每下愈况”，后来渐渐被误用成“每况愈下”。胡倒是使用了一个正确说法。在那样的场合，袁金华老师竟然情不自禁，细细点评一封“反动信”的词章，而且，对学生正确使用了一个古老词汇难掩嘉许，真是语文老师本色。凡在场者，大约都终身不忘“每下愈况”。
回忆这两件事，让我想到其实对附中的教改，当时很多老师们应该比我们看得清楚，因为他们的知识、经验、识别学生的眼力，都非我们可比。毛泽东把他们统统打成“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刘顺元、朱之闻和沙尧更多地注意了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亦难有成效。如“教改大事记”所记，马明这样的老师，在教改中竟然是被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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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一文的几点说明

1． 陈光等引言的出处

我在《朱之闻、刘顺元与附中教改》中引用了陈光、彭冲等对附中教改的批评，其出处是张人则文革中去教育厅所抄录的朱之闻揭发省委领导的大字报。根据现有的笔记记录，朱之闻写过如下一些大字报：

揭露江渭清、彭冲反对春节指示的罪行（1967，1，21）
粉碎彭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2，19）
彻底批判陈光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967，3，19）
我对刘顺元的认识和揭发（1967，4，9）…

朱之闻批判陈光大字报的第三部分，是批判省委领导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其中提到前文所引用的陈光、彭冲、许家屯等对附中下乡劳动的批评。

2． 马明老师的一节课

马明老师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为什么他会给我们上那一节课，已记不清。我们班高一的教室是在教学大楼一楼，东北角，讲台在教室东头；高二的教室，在教学大楼二楼的南侧，甲、乙、丙、丁四个班从东排到西，讲台都在教室的西头。在我的记忆中，那节课是在二楼教室上的，马明老师是站在教室西侧的讲台上，所以，如果我的场景记忆不错，那就应该是高二的事。

3．前文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毛泽东把他们统统打成‘统治我们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使刘顺元、朱之闻和沙尧更多地注意了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亦难有成效。”这是一个虚拟语气的句子，意思是，朱沙并没有注意此事，而且，即使他们注意了，或者他们打算注意，因为毛泽东已经给老师们带了“帽子”，也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看来话没有说清楚，抱歉。

4． 关于刘顺元

戴相陵的一个评论，使我觉得对刘顺元多了一些理解。他说：“汪遐义老师曾在班上说：某领导言，如果三大差别不消灭，总有一天，农民会举着锄头，浩浩荡荡地杀进城市来。”在附中教改的具体环境中，可以判断，该领导是刘顺元。类似的话，印象中杜润生在主持国家农委工作时说过，现在讨论三农问题的学者们也说过。这是一个警告。在文革末期，毛泽东的合作化政策和“让农民为工业化进贡”的政策，使农村经济破败凋零，农业生产难以为继。杜润生他们认为，若不改变政策，农民不会继续忍受下去。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农民改变现状的要求是合理的，应得到满足；二是如果农民像在历史上一样被迫“揭竿而起”，那是一种被动的力量，对社会将起破坏作用，所以应当尽量避免。杜润生他们之所以要把话说到这种程度，是因为自有一帮在位者，到那时仍不能体认问题的严重性。

刘顺元讲了和杜润生他们相同的话，所不同者，刘比他们早讲了十年。可见我们1966年去马坝时，所看到的那种惊心动魄的贫穷，刘顺元是知道的，或者说，他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历史教授高华的文章，对此提供了证据。他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高华下面所写的细节，几乎像是电影剧本：“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巿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1960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份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见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ztlw/rwyj/000037_2.htm）

“三六九”，“风马牛”这样的话，不是一个趋奉者可以说得出来的。几年后，到我们教改期间，刘顺元个人所处环境或许依然险恶，更何况那时颂圣的“时代的最强音”比以往更加铺天盖地，举国上下，谁敢为“大好形势”抹黑？在那样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总有一天，农民会举着锄头，浩浩荡荡地杀进城市来”，我看，那是一种为民请命的情怀。1984年，我们曾重回界集，村里的“老社员”说，连着几年，年年中央一号文件是讲农业问题。杜润生名字，在那样偏僻的乡村，也几乎是家喻户晓，倍受尊崇。那么，比杜润生早十余年站出来说话的刘顺元呢？凭这一点，可以说李锐对他所做的评价，其实并不过分。

我在前文中引了据信是刘顺元的另一句话：“知识青年下乡，建设革命化的农村，等同于再搞一次‘以农村包围城市’。如果城市变修了，他们就应该率领农民，浩浩荡荡地杀回城市来。”这句话和上面所引汪遐义老师所说，不是一个意思。在这里，农民好像成了主动的、先进的社会力量，而且会有意识地反对“修正主义”。这就成了神话了。“贫下中农革命形象动力论”，同样是一种神话。用这样的神话去论证教改中的“上山下乡”主题，如前文所说，是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八年的插队经历，只能让我们得出那是脱离现实政治的诓语的结论。知青在农村是飘泊无根的群体，对农村事物的发言权，只能是还在农民以下。

于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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