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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致日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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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 21:18: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日文版封面


题记:小林一美先生是日本神奈川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他生于1937年,年轻时候是左派,以后专门编了一本书整理“乌托邦思想”,认真反思了他的治学经历。去年他选了我的书《文革受难者》来翻译(现已出版),作为他对文革五十年的纪念,也作为他对文革的看法和结论。他让我有“知音”之感。去年小林先生要我写一篇短文《致日文读者》,我用中文写了,他翻译了印在书里。如果能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可以让文革研究深化和发展。


To Japanese Readers

上个月,我收到小林一美先生的电子邮件,知道他正翻译我的《文革受难者》书,将印入他和安藤久美子女士一起编写的书《中国文化大革命受难者传及文革大年表》,副标题为“崇高な政治スローガンと残酷非道な実態”,书的第一部分采用《文革受难者 》,第二部分是文革大事记。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奇。先前我并不知道《文革受难者》书在日本受到关注。搜索电脑网络,我读到了关于小林一美先生所做的中国历史研究介绍以及一篇演讲,题为《关于学习历史学的意义》。他在演讲中呼吁建立“更为精密、正确的历史学,将人类的未来导向正确的方向” 。

我的第二个反应是共鸣。我把《文革受难者》称为一部“调查性的记述”(an investigative account),我和上千名文革经历者谈话,所做的采访笔记本立在书架上,从书房的南墙排到了北墙。文革的残酷现实,在发生的当时没有报道和记录,写作文革历史,需要把调查采访和文字资料结合来做。这样做,也是为了写出尽可能如小林先生强调的“精密、正确”的历史。

我的第三个反应是感谢,感谢小林先生把文革的“残酷非道な実態”写进了书名。对千万人的迫害、监禁和杀戮,是文革的主要场景,也是文革所做的主要事情。但是,文革的残酷现实长期以来在历史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忽略。同时,小林先生把“残酷非道な実態”和“崇高的政治口号”并列在书名和正文内容中,也给历史写作带来了透视效果和空间纵深。我想,残酷的文革现实不仅会揭示文革口号中作为宣传性部分的虚伪性,也会揭示文革口号中作为文革理论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荒谬的。我感谢小林先生对文革五十年所做的这种深具智性和善性的纪念。

《文革受难者》出版于2004年,之后我继续思考和写作文革。在《文革受难者》书的献词里,我用了“群体性迫害”的说法。那本书里有659名受难者词条,我也还收集了更多的资料可以写《文革受难者II》。文革受难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惨的,他们不但不是在家中或医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刽子手的子弹或大刀一下子杀死。他们被用拳头棍棒在长达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监禁后“自杀”,我在“自杀”上加了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自杀。文革受难者的第二个大的特点是他们因为属于文革设立的某个群体性的打击目标而被害,如教师(普遍受到红卫兵学生的打骂),作家(全国只有极个别作家免于被“批判斗争”),被清洗的党政干部(被指为“黑帮”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住在自己私有的房产中的人(当时已经没有其他私人财产),文革前就被划为阶级敌人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等。受难者中最大的群体之一就是学校的教员和校长。在历时30年的广泛的调查中,我还没有发现一所学校,那里没有发生过暴力攻击教员。我也未找到过没有被学生打过的校长(包括大学,中学和小学)。而在历史上,“校长”从来没有像“盗贼”“杀人犯”那样成为一种受到严重惩罚的罪犯。

例如,在我的调查所及的北京的10所女子中学里,在1966年8月,有3名校长和3名教员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一个30多人的小班,大多数人当了中学教员,其中有3人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文革受难者》中写入了3人中的2人。在1966年8月,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兴起。据当时的“内部”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9月1日)打死282人。

这种“群体性的迫害”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有哪些特别的手段和方法?有哪些条件才得以发生?造成了什么样的效应?有一连串的问题在等待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和探讨。

Sheila Fitzpatrick是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教授,写有《Everyday Stalinism》等重要著作。她跟我谈到,她曾建议与汉学家(sinologist)一起研究苏联/中国历史,但是被拒绝了。汉学家说,中国的传统不同,中国的现实主要是由中国传统造成的。我把我写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英文本给她看。我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导师孔子是一名教师,中国没有打老师的传统,但是在文革中发生了。现代中国发生的和苏联发生的事件有很大关联,就文革迫害来说,斯大林的影响大于中国传统的影响。——2004年,大学图书馆帮助我从俄国要来了两张光盘。光盘上赫然印着1,345,796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这是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害死的人数。光盘里一个一个,有每个的受难者的名字和案情简介。

然而,尽管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在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具体的迫害方法有所不同。在《文革受难者》中频繁提到“斗争会”和“牛棚”,并没有给予这两个名词特别的说明。这两个词在中国被人们所熟知,是因为这实际上是文革使用最多的两种迫害手段。

在文革时代,除了婴幼儿,每一个人都参加过“斗争会”。 “斗争”作为一个两字词语,首先源于日语,用来翻译西方语言中的“阶级斗争”,然后传入中国,开始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intransitive verb)。1930年代开始召开“斗争会”后,“斗争”成为一个及物动词。斯大林有过“表演性的审判”(Show Trial),把大批无辜者判处死刑或者送去长期服苦役。那种审判是假的,但是他至少还假装进行了法律审判。文革中用的是“斗争会”,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的大会“斗争”人。“斗争”的意思听起来抽象,实际上是进行人身侮辱和殴打折磨。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就是在“斗争”过程中被红卫兵打死的。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被30万人大会“斗争”,那是中国人数最多的“斗争会”(详情见我的长篇文章《文革斗争会》2013)。

“牛棚”是指文革中普遍建立在各个工作单位的用来监禁本单位工作人员的牢房。这种牢房被称为“牛棚”,因为监禁在那里的人被称为“牛鬼蛇神”。在古代,“牛鬼蛇神”是指牛头的鬼,蛇身的神,并不是实有之物。从1950年代开始这个词被毛用来指代他认为的社会中的“敌人”和“坏人”。斯大林在遥远的寒冷地区建立了大量苦役劳改营,后来被称为“古拉格群岛”。文革则把“古拉格群岛”建到了每个工作单位,包括所有的学校。酷刑和杀戮在“牛棚”里发生,还有大量的所谓“自杀”。

“斗争会”和“牛棚”的理论基础,是毛所主张的“群众专政”。“群众”成为打手和狱卒,这很阴险,或者从文革的角度来说是很高明的领导方法。可以说,“群众专政”是仅次于军队的使文革得以进行10年的重要的保障。同时,“群众专政”对中国人的道德造成了极大腐蚀,这种腐蚀还需要从心理和价值层面上做出进一步的反省。

今年夏天,我的网上文章和书的两位读者远道来看我。他们告诉我,不管怎样(指《文革受难者》书不能寄进中国大陆,我的相关网页一直被封锁),《文革受难者》书的存在,使得任何想要合理化文革的企图都不可能了。

我感谢读者的支持,却没有那么乐观。当历史事实被漂白或否认,“合理化”文革变得容易可行了。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书信》。张是文革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和毛妻江青等3人一起被称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被逮捕及判刑,2005年死在监狱中。这部书装帧豪华,书名烫金。不但用印刷体排印,而且还另册印出了张的全部手迹。张的女儿张维维在书中说:“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 ,“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名研究文革历史的瑞典教授Michael Schoenhals则称张春桥这本书可以和另一本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1920年代写的书“媲美”,他懂中文,中文“媲美”的意思是两个东西“美的程度差不多”。问题在于,张春桥思想是“美”的吗?

我注意到,2014年一部柬埔寨电影The Missing Picture 在美国获得电影奖提名,这部表现柬埔寨人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的故事片中穿插了当时的记录片。其中有张春桥的一分钟:他精神抖擞地走下飞机舷梯,和波尔布特(Pol Pot)握手拥抱,他们碰杯饮酒,他们举行会谈。张春桥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取得伟大革命成就,做到了“中国没能做到的事情”。而中国报纸从来没有报道过张春桥的这个柬埔寨访问。

红色高棉在掌权的4年中进行了激烈的极端的社会改造和转型。他们废除了货币、自由市场、正常的学校教育、私有财产、宗教活动以及非革命的娱乐,同时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柬埔寨人。中国人和柬埔寨人一样经历了这种社会改造和转型带来的残酷与恐怖,贫困与匮乏。唯一“中国没能做到的事情”,是红色高棉政权从来没有使用过货币。中国政府为柬埔寨印好的7张一套的纸币都被他们当作废纸扔掉了。其实这一点毛和张春桥也已经准备实行,张春桥发表的最后一个长篇理论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的核心意思就是强调要对“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实行“专政”。毛的去世与“四人帮”被逮捕使得这一步未能进行。

张春桥新书的出版,中国文革和柬埔寨惨剧的关联,也让我再次思考多年前和Sheila Fitzpatrick 教授讨论过的问题。我想,关于造成社会转型的革命如中国文革的历史研究,不只和具有某种传统的特定国家有关,而是超越文化和语言边界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兴趣和研究。此外,对文革所主张和已经造成的社会现实的了解和认识,也会让人们对小林一美先生在《关于历史学的意义》的演讲中强调的通过历史研究“将人类的未来导向正确的方向”有更具体和切身的理解。

我希望日文读者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提出批评和指正,并给我建议。我还在继续写作关于中国文革的书和文章。我的电邮地址是 ywang7@uchicago.edu。谢谢您的帮助。(2016年10月2日于Chicago)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NzE2OTQxMA==&mid=2650116086&idx=1&sn=c42966300128e5d865921cb896071562&chksm=8ffcc49bb88b4d8d1885b4205d19b81b357748193f6962e6bd460f357c0d98209487d61fb6e3&scene=0&pass_ticket=5CNhP7m9dkhf%2BW7BPrfjD0tD1h2vM70u3NHOS%2FJUTZsNQGaXI1CGqgPoEPq44v2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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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 21:36:54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與文革合理化

——《文革受難者》日文版出版 致日文讀者To Japanese Readers


王友琴出國前在北京留影。


上個月,我收到小林一美先生的電子郵件,知道他正翻譯我的《文革受難者》書,將印入他和安藤久美子女士一起編寫的書《中國文化大革命受難者傳及文革大年表》,副標題為崇高な政治スローガンと残酷非道な実態。書的第一部分採用《文革受難者 》,第二部分是文革大事記。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驚奇。先前我並不知道《文革受難者》書在日本得到關注。搜索電腦網路,我讀到了關於小林一美先生所做的中國歷史研究介紹以及一篇演講,題為《關於學習歷史學的意義》。他在演講中呼籲建立「更為精准(我不知道在日文裡用的是哪一個形容詞)的歷史學,將人類的未來導向正確的方向。」
我的第二個反應是共鳴。我把《文革受難者》稱為一部「調查性的記述」(an investigative account)。我和上千名文革經歷者談話。所做的採訪筆記本立在書架上,從書房的南牆排到了北牆。因為文革的殘酷現實在發生的當時沒有報導和記錄,寫作文革歷史需要把調查采 訪和文字資料結合來做。這樣做,也是為了寫出盡可能如小林先生強調的「精密、正確」的歷史。
我的第三個反應是感謝。感謝小林先生把文革的「残酷非道な実態」寫進了書名。對千萬人的迫害、監禁和殺戮,是文革的主要場景,也是文革所做的主要事情。但是,文革的殘酷現實長期以來在歷史研究中被有意無意被忽略。同時,把残酷非道な実態和「崇高的政治口號」並列在書名和正文內容中,也給歷史寫作帶來了透視效果和空間縱深。我想,殘酷的文革現實不僅會揭示文革口號中作為宣傳性部分的虛偽性,也會揭示文革口號中作為文革理論的部分本身就是荒謬的。我感謝小林先生對文革五十年所做的這種深具智性和善性的紀念。
《文革受難者》出版於2004年。之後我繼續思考和寫作文革。

文革大規模群體性迫害的原因何在?


在《文革受難者》書的獻詞裡,我用了「群體性迫害」的說法。那本書裡有659名受難者詞條,我也還收集了更多的資料可以寫《文革受難者II》。文革受難者的死亡都是非常悲慘的。他們不但不是在家中或者醫院的病床上去世,甚至也不是由劊子手的子彈或者大刀一下子殺死。他們被用拳頭棍棒在長達幾小時甚至幾天的折磨中死亡,或者,在遭到酷刑和監禁後「自殺」。我在「自殺」上加了引號,因為這根本不是我們平常意義上所說的自己結束自己生命的自殺。文革受難者的第二個大的特點是他們因為屬於文革設立的某個群體性的打擊目標而被害,如教師(普遍受到紅衛兵學生的打罵),作家(全國只有極個別作家免于被「批判鬥爭」),被清洗的黨政幹部(被指為「黑幫」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住在自己私有的房產中的人(當時已經沒有其他私人財產),文革前就被劃為「階級敵人」的「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等等。受難者中最大的群體之一就是學校的教員和校長。在歷時三十年的廣泛的調查中,我還沒有發現一座學校,那裡沒有發生過暴力攻擊教員。我也沒有找到過沒有被學生打過的校長(包括大學,中學和小學)。而在歷史上,「校長」從來沒有像「盜賊」「殺人犯」那樣成為一種受到嚴重懲罰的罪犯。
例如,在我的調查所及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裡,在1966年8月,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員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又如,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60年畢業的一個三十多人的小班,大多數人當了中學教員,其中有三人在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打死,《文革受難者》中寫入了三人中的二人。在1966年8月,「紅衛兵」組織在毛澤東的指引下興起。據當時的「內部」統計,紅衛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最多的一天打死282人(9月1日)。
這種「群體性的迫害」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有哪些特別的手段和方法?有哪些條件才得以發生?造成了什麼樣的效應?有一連串的問題在等待歷史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進行研究和探討。
Sheila Fitzpatrick  是芝加哥大學的歷史教授,寫有Everyday Stalinism等重要著作。她跟我談到,她曾建議和漢學家(sinologist)一起研究蘇聯/中國歷史,但是被拒絕了。漢學家說,中國的傳統不同。中國的現實主要是由中國傳統造成的。我把我寫的《學生打老師的革命》英文本給她看。我說,中國的前現代精神導師孔子是一名教師,中國沒有打老師的傳統,但是文革中發生了。當代中國發生的和蘇聯發生的有很大關聯。就文革迫害來說,斯大林的影響大於中國傳統的影響。——2004年,大學圖書館幫助我從俄國要來了兩張光碟。光碟上赫然印著1,345,796這樣一個巨大的數字。這是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害死的人數。光碟裡有一個一個的受難者的名字和案情簡介。


張春橋文革中的風光照片:招待尼克松的現總理周恩來,和未來的總理張春橋。毛若不死,張春橋會將文革更上一層樓,實現紅色高棉實踐的革命理想。



鬥爭會和牛棚——文革的獨創


然而,儘管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在兩個國家都發生了,具體的迫害方法有所不同。在《文革受難者》中頻繁提到「鬥爭會」和「牛棚」,並沒有給予這兩個名詞特別的說明。這兩個詞在中國被人們所熟知,是因為這實際上是文革使用最多的兩種迫害手段。同時,也是中國特有的方式。
在文革時代,除了嬰幼兒,每一個人都參加過「鬥爭會」。 「鬥爭」作為一個雙字詞,首先源於日語,用來翻譯西方語言中的「階級鬥爭」,然後傳入中國,開始是一個不及物動詞( intransitive verb)。中國共產黨在三十年代開始召開「鬥爭會」後,「鬥爭」成為一個及物動詞。斯大林有過「表演性的審判」(Show Trial),把大批無辜者判處死刑或者送去長期服苦役。那種審判是假的,但是他至少還假裝進行了法律審判。文革中用的是「鬥爭會」,無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式,就開幾十、幾百、幾千甚至幾萬人的大會「鬥爭」人。「鬥爭」的意思聽起來抽象,實際上是進行人身侮辱和毆打折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卞仲耘校長,就是在「鬥爭」過程中被紅衛兵打死的。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遭到三十萬人大會「鬥爭」。那是中國人數最多的「鬥爭會」。(詳情見我的長篇文章《文革鬥爭會》,2013。)
「牛棚」是指文革中普遍建立在各個工作單位的用來監禁那個單位的工作人員的牢房。這種牢房被稱為「牛棚」,因為被監禁在那裡的人被稱為「牛鬼蛇神」。在古代,「牛鬼蛇神」是指牛頭的鬼,蛇身的神,並不是實有之物。從五十年代開始這個詞被毛澤東用來指代他認為的社會中的「敵人」和「壞人」。史達林在遙遠的寒冷地區建立了一大批苦役勞改營,後來被稱為「古拉格群島」。文革則把「古拉格群島」建到了每個工作單位,包括所有的學校。酷刑和殺戮在「牛棚」裡發生,還有大量的所謂「自殺」。
「鬥爭會」和「牛棚」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所主張的「群眾專政」。「群眾」成為打手和獄卒。這是很陰險,或者從文革的角度來說是很高明的領導方法。可以說,「群眾專政」是僅次於軍隊的使文革得以進行十年的重要的保障。同時,「群眾專政」對中國人的道德造成了極大腐蝕,而這種腐蝕還需要從心理和價值層面上做出進一步的反省。

將文革合理化的標本:張春橋獄中書信


今年夏天,兩位我的網上文章和書的讀者遠道而來看我。他們告訴我,不管怎麼樣(指《文革受難者》書不能寄進中國大陸,我的網頁一直被封鎖),《文革受難者》書的存在,使得任何想要合理化文革的企圖都不可能了。
我感謝讀者的支持,但卻沒有那麼樂觀。當歷史事實被漂白或否認,「合理化」文革變得容易可行了。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春橋獄中書信》。張是文革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和毛澤東妻子江青等三人一起被稱為「四人幫」,在毛澤東死後被逮捕及判刑,2005年死在監獄中。這部書裝幀豪華,書名燙金。不但用印刷體排印,而且還另冊印出了張的全部手跡。張的女兒張維維在書中說:「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畫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 「而且,我爸爸他們計畫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名研究文革歷史的瑞典教授Michael Schoenhals則稱讚張春橋這本書可以和另一本義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在二十年代寫的書「媲美」。他懂中文。中文「媲美」的意思是兩個東西「美的程度差不多」。問題在於:張春橋思想是「美」的嗎?
我注意到,2014年一部柬埔寨電影The Missing Picture 在美國獲得電影獎提名,這部表現柬埔寨人在「赤棉」統治下的悲慘生活的故事片中穿插了當時的記錄片。其中有張春橋的一分鐘:他精神抖擻地走下飛機舷梯,和波爾布特(Pol Pot)握手擁抱。他們碰杯飲酒。他們舉行會談。張春橋讚揚波爾布特在柬埔寨取得偉大革命成就,做到了「中國沒能做到的事情」。(中國報紙從來沒有報導過張春橋的這個柬埔寨訪問。)
「赤棉」在掌權的四年中進行了激烈的極端的社會改造和轉型。他們廢除了貨幣、自由市場、正常的學校教育、私有財產、宗教活動以及非革命的娛樂,同時殺害了以百萬計數的柬埔寨人。實際上,這些在中國也都程度不等地做了。中國人和柬埔寨人一樣經歷了這種社會改造和轉型帶來的殘酷與恐怖,貧困與匱乏。唯一「中國沒能做到的事情」,是「赤棉」政權從來沒有使用過貨幣。中國政府為他們印好的七張一套的紙幣都被他們當作廢紙扔掉了。但是,其實這一點毛澤東和張春橋也已經準備實行。張春橋發表的最後一個長篇理論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1975年4月)的核心意思就是強調要對「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實行「專政」。毛澤東的死亡和「四人幫」被逮捕使得這一步未能進行。
張春橋新書的出版,中國文革和柬埔寨慘劇的關聯,也讓我再次思考多年前和Sheila Fitzpatrick 教授討論過的問題。我想,關於造成社會轉型的革命如中國文革的歷史研究,不只和具有某種傳統的特定國家有關,而是超越文化和語言的邊界的會引起人們普遍興趣的研究。此外,對文革所主張和已經造成的社會現實的瞭解和認識,也會讓人們對小林一美先生在《關於歷史學的意義》的演講中強調的通過歷史研究「將人類的未來導向正確的方向」有更具體和切身的理解。
我希望日文讀者看了這本書以後,會提出批評和指正,並給我建議。我還在繼續寫作關於中國文革的書和文章。我的電郵地址是 ywang7@uchicago.edu。謝謝您的幫助。
王友琴
2016年10月2日於Chicago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149#.WN-rnDuGP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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