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怀念李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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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同：《怀念三友》



几年前得知三友患了癌症，吃了一惊；後来看到许多朋友帮他安排北京上海的名医手术治疗，预後相当不错，放心了，心想再挺个十年大概是可以的。治病期间，他甚至还完成了《扎洛集》的编辑和出版。我先後收到了三友亲笔签名题赠给我的样本和出版本，见字如见人。三友的字是细细、斜斜的那种，当年在草原上我们诗词往来时就很熟悉他的字体了。《乌兰宝力格的春天》的手稿，我们肯定也是最早的一批读者。


大约在今年年初吧，看到“草原恋”网站一个小朋友贴出的三友在病床上的照片，心里一沉，觉得不好，不像是逐渐康复的样子，反而觉得病入膏肓，他脸上已经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温暖的笑容了。只有心底冰清玉洁的人才会像他那样灿烂地笑。果然，噩耗来了。知道三友，还是文革初期的时候。那时成立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发布了“第一号通令”，风云一时。我们大院里的路书奇是四中老高三的，文革开始後是四中筹委会的副主任，和秦晓、三友这些人是同学加老兵战友。我们经常从书奇那里听到一些故事，知道西纠第一号通令是三友起草的。那时他就有老兵里“笔杆子”的美誉。书奇说他们都管他叫“戈培尔”，这当然是戏谑之称，我们由此知道他患过小儿麻痹症。


1968年10月中旬吧，书奇、秦晓、三友、狄阜平、冯江华五人赴草原插队，他们当然也不是分配去的，当时肯定是“盲流”，闯荡出去，走一步看一步。我们大院的一群人去送书奇，四中那边一大帮人也来送行。我至今记得在场的孔丹很活跃，尤其是他竟然穿了一双“小白鞋”（当时这种家庭背景的人不大可能穿这种鞋），让我印象深刻。那天也见到三友，走路的样子真的和电影里的戈培尔很像。记不很清楚了，也许是一个多月，或者是四十多天，一本日记传回北京。这是书奇五人从上路开始的日记，每人写一天，文笔风格各异。具体内容已经无法再现了，不过读过的感受仍然历历在目，那就是一种强烈的刺激，让我坐卧不安。那里面对草原的描述和对新生活的探索，在我看来实在是浪漫至极。几乎在一瞬间，我就下定了决心，也步他们的後尘奔草原而去。不到一个星期，我们串联了8个人就上路了。这时已是寒冬，敞篷车上，北京的棉袄能顶住吗？那绝对是以命相搏，一路上的艰辛远超书奇他们的描述。到了阿巴嘎旗，原以为会像书奇他们那样被顺利收下，没想到我们这些良民却被认定是“联动分子”，那五个真正的“坏蛋”却逃脱了审查。我们在那个著名的“福利车马店”里耗了33天才被收下，弹尽粮绝。安办一个人去北京“外调”，回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大问题，其实他可能只是去旅游了一下。我们被分配在阿巴嘎旗南部的一个公私合营牧场，据安办主任介绍，那里的阶级斗争太复杂，此前没有敢分配知青去那里，希望我们能去打开革命局面云云。这样，我们原想和书奇他们会合的计划破产了。一南一北，相距大约有四百多里地。书奇的弟弟和我们在一起，偶尔能从信里知道一些他们的情况。到1971年，我们已经度过文化休克期，羽翼渐满，浪漫之情复生，竟决定骑马数百里去北部“探亲”。茫茫草原上，人生地不熟，路上吃什么喝什么，上哪儿找他们去，都不考虑，上了路再说。那时胆子也真够大的。当时书奇几人已经住房子了，三友、秦晓、江华几人都在，女生只有孟晓青一个。有朋自远方来，自是热闹非凡。晚上吃完饭，围坐在炕上，先是比掰腕子，三友不行，毕竟有残疾，但他极为好胜，与我们南部四人一一比过才罢手；秦晓干瘦，我们全没把他放在眼里，谁知第一把却全都败下阵来，原来他善于在一秒钟里集中全身力量于一臂。後来我们皆咬牙挺住两三秒，秦晓便立刻颓然倒下。书奇此时已经初通蒙文，拿了一个常用单词考我们，在蒙文中，这个常用语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我们那时不知道。书奇再三让我们复述这个词儿，试图挑出刺儿来，结果是他仰天长叹：“如果你们和老乡的发音一模一样，那就没有办法了。”我们至少在口语上没有输。


接下来是拼唱歌，北部选手恰是三友。他的看家歌是《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要知道这原来是海政吕文科唱的，寻常人哪能吼上得去呢。没想到三友气出丹田，感觉声音从他额头发出，好像比吕文科的原唱还要高出八度，把我们听傻了，万万想不到三友还有这一嗓子。幸亏我们的小源是正宗男高音，被名师指点过，低下头来，眼一闭，声振寰宇，歌名《小松树》，俄罗斯抒情歌曲，歌颂友情，词曲皆好，深深感动了北部诸兄，打个平手吧。後来三友有词《念奴娇》：“兄弟塞北相聚，比肩角力，高低莫分辨。同唱谊山青松小，共话三年奋战。”正是对我们这次北征的描述。遍游三友他们大队的风景名胜後，我们知道南部的景色要胜出太多，于是邀请他们回访。半个多月後，他们分两批来到南部，不过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搭车，省却了我们千里跋涉的干渴、饥饿和不知路在何方的迷茫。以我们的蒙古包为中心，向东三十多里地进入浑达克沙地的林带，地名叫“乌利亚斯台”，有杨树的意思吧，其实各种名目的树太多了，沿着高科斯泰宽阔的河谷，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现在好像已经开发成一个森林公园。向西三十里地是什么呢？那就是著名的查干诺尔湖。那时的查干诺尔水量充沛，进到湖边一两里地时，海洋气息扑面而来，岸边天鹅大雁数以千计，还有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试想北部一马平川，有点石头山而已，众人见到如此目不暇接的美景除了陶醉就是赞不绝口。三友没有随大队人马前来，过些日子单独来了一趟，我们照例全程向导伴游。我们住处西南七八里地，有一个小湖，长200米，宽100米左右，湖水深不可测，湖名就叫“扎汗公”，“公”即深也。这是我们夏天的游泳池和钓鱼场所。带三友来此一游时，只想炫耀一下我们的生活何等丰富多彩，以为三友病腿不便示人，不会下水。没想到三友见到一湖好水，，二话不说脱衣下水游将起来。我们深为震动。有一次在旗里玩篮球，三友竟然像我们一样三步跑篮。我因此相信，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有残疾的人，而且内心比常人更加好胜，不服输。其後我们书信往来频繁，互相斗了一阵诗词。一次三友来信，要求我们参与解救他们大队一个叫丹木登的年轻人。我们北征时认识了丹木登，这是他们的“堡垒户”，是与北京知青关系最铁的人。丹木登是极为优秀的蒙族小伙子，《春天》里专门写了他一节。杀羊款待我们时，我们目睹他在5分钟的时间里将一只羊分解完毕，太利索了！当时他们队一个女知青主动与丹木登发生了关系，结果26号文件下来後，这位女士反诬丹木登强奸了她。丹木登因此被捕判刑三年，女知青却“落实政策”回了北京。我们与旗里分管知青工作的王政委关系极好，接三友信後由我执笔立即给王政委写信，为丹木登鸣冤。也不知道有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1973年开始，大学开始招生，草原知青开始回流。北部诸兄大概已经走人。我们这时却痴迷于赛马，力争在这个蒙古人的神秘领域里与他们一争高下。这次赛马全过程的记录《心弦》，写在一本小规格的信纸上，冬天探亲时带回北京。三友肯定是最先看到的人之一，我还记得他在看时经常笑出声来。看完後他要拿走，说是要给一个人看一下，也没告我是谁。过些日子他告诉我，《心弦》拿去给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看了，想让他拍成电影。厂长很喜欢这个故事，不过说以国内的技术条件，现在根本拍不了。


不久後我也看到了三友的《乌兰宝力格的春天》，以我当时的感觉，觉得太琐碎，平铺直叙，也没有什么高潮出现，有点失望。不过，平淡的味道只有当你足够成熟时才能品味出来，今天我再读，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就觉得有味儿。後来，这两篇东西都开始在知青中流传，都被东乌旗的邢奇抄录，又都部分被《草原启示录》收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作者将这两篇东西评论为阿巴嘎旗知青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我竟然和三友“并列”了一回，也算缘分吧。三友多次和我说过，《草原启示录》没有收全文，还是得想办法全文出版，但是得凑够一本书的规模。我则希望他能找到当初的五人日记，一并出版。他说确实找得昏天黑地，每每有些线索，总是落空，也许真失传了。这本《扎洛集》终于出版了，并无《日记》，看来就此湮没了。在草原晃荡11年後，我回到北京。报社一个曾在55中当过老师的同事告诉我，她在的时候，三友是年级组长，威信很高。我想这是当然的。八十年代初，三友研究生毕业，开始从政，担任西城区委组织部长。当时中组部建立了青年干部局，有一个5000人的後备干部名单，基本由老三届构成。据说三友在这个名单里，估计晓力也在内。不过从政之路有太多不可预知之处。我觉得三友不顺，职务多年不见变动，也许受了陈元（时任西城区委书记）的影响，那个年代革命家子弟很不受党代表们待见，邓朴方都选不上中央委员，连小平的面子也不给。八九风波来了，最後的结果是青年干部局解散，5000人名单作废（据说里面很大一部分人“表现恶劣”，支持学生甚至上街游行）。至此，中国“68式（插队）”干部还没等占据中国主要政治舞台即行谢幕。三友这一年到了华夏出版社当党委书记，这是残联的出版社，印象中还出了不少好书。又过了几年，三友终于辞去公职，办了一个咨询公司。我经常能收到他们公司的论文，还是心忧天下，试图影响高层吧。不过，我估计没有多少作用。另一方面，内蒙知青的活动三友却几乎次次不落。从88年统战部锡盟知青座谈会开始，三友和晓力自然而然地成为内蒙知青的召集人。我能参加的活动次数不多，然而每次都能见到三友，他真的是像他所表白的那样，对草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并不容易，他们五人，只有他能做到这样。有一次聚会吃饭时，三友突然问我父母是否还健在，我说是，老人甚至无灾无病。三友露出很羡慕的神情。我不禁问道：“老人在不在，有很大不同么？”他说是，“老人不在了，一个家就散了。”这是三友内心柔软的那一块。每读《乌兰宝力格的春天》，三友用几块破皮子，试图为东北的妹妹缝制一副手套的情节，总会让我眼泪涌出。大约在2006年前後，在知识界作口述史有些名气的丁东夫妇，让我推荐一些访谈对象，我第一个就推荐了三友，并且给了三友的电话。不说别的，老红卫兵、西纠的历史和内幕，三友肯定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应该留下历史记录。丁东後来告诉我，三友说有多家联系他，他需要考虑一下。然而不久即听到他患重病的消息，估计这事儿未能完成，实在是一件憾事。 “有的人走了，却始终像活着一样”。三友无疑属于这样的人。此时此刻，响遏行云的歌声“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仿佛又响在耳边，动人心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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