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一代（45-64）

yangharrylg

沉沦的一代（四十五）历史流泪了
“回家了”是中国脱毛入邓之初的时代最强音。它从黑龙江到塔里木，从内蒙草原到海南岛，响彻了神洲大地。从历史行程上看，可以毫不犹豫地讲，正是这股人性回归的汹汹大潮，冲决了中国改革的石坝。它使国人从云端坠落到俗世，它最大的特色是告别：告别“昨天”、告别“革命”、告别“高尚”、告别苦难，告别神圣，。
它是进步还是倒退？谁也说不清，历史自会评说。当年它被毛朝遗老遗少们斥之为“失落的一代”“失去信仰的一代”。但他们为什么失落？失去的信仰又是什么？却沒有人回答。
其实，历史从不曾沉默。从他们被“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一个叫郭路生的北京中学就用凄婉的诗回答这个问题：“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郭路生是个干部子弟，他出生在行军路上，所以叫“路生”。他是个骨子里就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当年这样的人在干部子女中并不鲜见）。我不知道他在文革初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和彭小蒙、牛宛平们一样左过罢。但他很快就躲进了诗意的金字塔，在下乡之前，就因写诗被扣上“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被划为“右派学生”还多次被抓受审。其代表作《相信未来》曾在下乡知青中广为流传，江青批之为“相信未来就是否定现在。”
郭路生这样的人，尚且如此悲凄，更何况那些出身寒门，无权无势，只能逐波逐流的平民子女了。如果说郭路生们是逃离，那么他们则是被流放。逃离尚念慈母线，流放就更是故土难舍了。
逃离者牵挂得是昔日的温馨，流放者则在思念家乡的同时开始考虑人生、考虑将来。他们都是些十五六、十七八、二十来岁的孩子呀！对于那些刚刚让“造反有理”烧了个热血沸腾，昨天还在做梦解放全人类，今天就要靠大字不识半斗的老农来解放的红卫兵们，这弯转得也太大了。于是有人在失落中沉沦；有人在失望中迷惘；有人在失去中绝望，也有人在失败中奋起抗争。总之，一个荒谬的政策，造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畸形的群落。
不过，到1978年时喊“回家了”的知青群中，已不见了郭路生们的身影，郭路生们早已参军的参军、上大学的上大学，绝大多数都是脱农回城了。比如国营农场系统自1962年以来，先后接收安置下乡知青291.19万人，除招工、招生、征兵和病退、困退等离场的外，1978年在场的还有170多万人，约占全国国营农场职工总数的1／3。主要集中在边疆省份，黑龙江省有47万人，广东省19万人，新疆12万人，云南9万人，内蒙古5万人。农村插队1,282.21万，由于太分散，沒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与农场系统的知青合计还有800万人。也就是说还有630万人。1,776.48万知青到“回家了”时，只剩下不到二分之一了。
走了的都是些什么人？不好说，说全是干部子女，显然太过夸张，但干部子女几乎都走了，却是客观事实。甚至连一些被打倒的大人物的子女也在这之前，通过各种途径离开了农村。比如到山西省山阴县白坊村插队的刘源，在周恩来的过问下，1975年秋就回到北京，并安排进北京起重机厂当铆工。刘少奇那时还是“中国头号走资派”“叛徒、工贼”“中国的赫鲁晓夫”可以说是“人民公敌”。连他的儿子都回家了，其他干部的子女的情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那时的干部都这么特权，赵凡先生是文革前的北京副市长，不是还有三个孩子在农村吗。但干部子女回城的门道并非只有父母一途，比如我妹妹，也是1968年到山阴县插队的，当时她们女中和男一中各去十个人，那意图很明显，要她们扎根。但林彪事件后，20个人里走了19个，全村只剩下她一个北京知青了。于是，不甘沉沦的她到河南找了时任新乡县委书记，他是父亲50年代初的通讯员，老首长的孩子有求，他自然鼎力相助。于是先把妹妹的知青关系转到了七里营公社，不久又安排进了工厂，最后又推荐进了北京大学。再比如，许多军队子弟，都是通过父辈的老战友、老首长、老下级的关系，走进军营的。以致社会议论纷纷，1974年批林批孔时，1月27日江青在大会上当众上名为叶剑英“剑英啊，听说你有个儿子在空军，他是怎么参的军呀？是不是走了后门啊？”从而掀起一股批走后门的风，一时间把那些军内大佬弄得人心惶惶，为此，周恩来还令插队以后才去参军的侄子侄女脱下军装，回农村继续插队。
走后门就是不走合法程序办事。也就是不按正式规矩，凭权力、人情或金钱来达到目的。当时所谓的走后门，主要是人的身份变化，集中表现在上大学、参军、提干、提职以及回城方面。这种情况在中共建政后就存在，只是到文革中期比较严重罢了。
毋庸置疑，“走后门”是一切腐败的源头，邓时代至今愈演愈烈的贪腐无不来自这个不走合法程序，不按规矩办事。然而，一直被宣传为视腐败如仇的毛却对这一腐败之源表示极大宽容。也许是自己屁股也有屎罢，为安抚那些被批走后门搅的烦躁不安的老将老帅们，毛在2月15日回复叶剑英：“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一年以后，又说了这么一番话：“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他们当了五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敬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我也是‘走后门’的。你们批‘走后门’，我也是一个。”彻底否定了江青的批走后门运动。
客观地讲，尽管江青批叶剑英等走后门是“项庄舞剑”（她本人就是走后门的魁首），但批走后门本身并沒错。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叶剑英们在那个无法无天的乱世里收容失势战友的子女，使他们免于流落街头，于情于理都无可厚非，甚至可谓积徳行善。但毛从政治考虑，为搞平衡，借用传统的“法不责众”予以否定，等于为特权开了绿灯，以致“走后门”从此成了中国一个难以遏止的社会通病。
这里毛提出“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其中“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和毛本人。再加上“走后门”的主力叶剑英、许世友、韩先楚等将帅们，其实等于构画出了一幅当时中特权阶层的图谱，不分左派、右派，只要有权的都在“走后门”。
关键地是，毛忽略或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人数更多的没有门路（特权）的平民百姓的利益。他取悦了叶剑英们，却激起了千百万平民子女的不满，可谓是“摁下葫芦浮起瓢”，“自己挖抗埋自己”。
有了毛的首肯，走后门立刻在全国蔚然成风，尤其在知青这个特殊群体中表现尤烈，凡是有点门路的，都通过各种关系飞出农门，以致江青们为维护“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性，掀起了一阵“扎根”“拔根”的讨论，把“拔根”归罪为邓小平。江青为维持住下乡知青，甚至把毛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用“敢于反潮流”予以修正。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郭路生们可以“回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郭路生们是娘生爹养的，我们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我们有爹娘，我们也想妈妈，我们也要回家……
信仰是神圣的，但和爹娘相比，它又是虚幻的。神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神如果违背了人的意志，它就只是一个可以砸烂的泥胎。
人战胜了神，这就是“回家了”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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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四十六）历史流泪了
那个时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说的那样：“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仔细想来，这段话对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到刘少奇、邓小平，从毛远新、江青、张玉凤、李纳到华国锋、陈永贵、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陈阿大，到朱成昭、叶向真、张志新，以及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不论造还是保，也不论左还是右，统统已被历史证明此言不虚。
难道不是吗？别说国家主席死后由“少奇”变成“卫黄”，也别说“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由天下坠落丧命异国老乡。单说聂元梓、蒯大富等“五大领袖”由时代英雄转瞬间沦为历史罪人，成千上万的革命闯将也随之由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曾经令百姓谈虎色变的造反派、红卫兵也随之由“可爱的小将”沦为被“再教育”对象，顷刻间云消星散。
说它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是个几乎所有人都可能上天堂，比如蒯大富、王洪文们，再比如朱克家、张铁生，以及黄帅和那个当代“狂人”陈里宁们，若沒有造反运动，他们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说它是“最坏的时代”，因为它是个所有人都可能下地狱，遇罗克、林昭下了地狱，林彪、刘少奇们也下了地狱。
但也有一部分人，却是只能下地狱不能上天堂的。那就是遇罗克、林昭们。他们本身大多是好学生，他们所以“不能上天堂”是因为生他养他的爹娘的出身，毛称之为“阶级烙印”，这是不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洗不掉的原罪。文革初，他们被称为“黑五类”“狗崽子”，在毛号召“要武嘛”之后的“红八月”“红九月”他们被列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红卫兵按基层干部和公安提供名单和住址，去抄家、侮辱和打杀。在一些地方他们还被文革集体屠杀，不论表现如何，只要是地、富、反、坏、右，也不论男女、大小，统统格杀勿论。据《史海真相》一书披露，“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发表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新的高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最革命的行动，‘红八月’以来的40多天里，北京市的红卫兵打死了1700多人。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抄家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有一个大队的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大辛庄公社主任和公社团委书记事前对各大队干部有明确指示：“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后来由于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马力出来制止，集体屠杀才停止。湖南道县蚣坝区8天杀死1054人。广西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全区杀害和迫害致死8万4千多人：宾阳县3951人，贵县3138人，临贵县2051人，灵山县3222人（其中有3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桂林市1128人，天等县1651人，上思县1701人。
不需要任何理由，只要你是“地富”成分，就有罪，就该杀。需特别指出的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凶手不是红卫兵，而是中共的基层干部。时为《人民日报》记者的林晰当年奉命去大兴调查，他后来回忆道：“我们一行10余人（就我一人穿便服），分乘两辆吉普车，有摩托车开路直奔出事地点。沿途路过的京郊农村，灯火通明，据说是在斗地富分子，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经过交涉才得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据村干部说，起因是传闻地富分子要暴动，因此对他们先下了手。具体做法是，那天晚上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当时一片惨叫声，不少人死后被发现屁滚尿流，屋子里臭气熏天。我们提出要看看现场，回答是尸体已经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了。当晚回到卫戍区，由我执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立即送交中央，从此之后我未曾听到此事的处理下文。估计这份报告很可能送到了当时中央文革手中，他们对此只会不了了之。这里需要提及的一个情况是，对这件事情的性质，我同卫戍区那位带队的处长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这种做法至少是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党的政策；而与我们同去的那位年轻的记者却说这属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左’得出奇的观点，令我们吃惊。在当时那种变了味的‘革命’气氛下，我们未能也未敢同他辩论。此人似乎是愤愤地离去，所以只好由我执笔写下了这篇调查报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位“年轻的记者”所以会毫非怜悯之心地认为这种土匪行径为“革命行动”并非他铁石心肠，而是毛式阶级斗争教育的结果。1964年5月，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上明确提出，修正主义在青年中间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个是怀着阶级报复思想的“五类分子”子女，一个是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拜倒在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脚下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不经过艰苦劳动，有了点书本知识，就认为有了“私人资本”，自以为高人一等，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我国现有资产阶级分子100多万人，以平均一个资本家生4个子女计，全国就有400多万个资产阶级子女，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有一个子女接班，就会出现100万资产阶级的继承人，尤其严重的是他们还会扩大阵地……我们过去几年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反复性认识不足，把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只简单地看成是对现在老一代的改造，没充分看到资产阶级思想还要传宗接代，还要争夺下一代以至下几代。
在这种理论的熏陶下，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甚至不敢沾“非无产阶级出身”者的边，更何况在毛号召“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时了。横扫是什么？不就是统统消灭吗！
然而，这种土匪式无法无天的“革命”，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内一些如当年北京市委书记马力那样“民主派”的质疑。周恩来重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10月9日，周公开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批其为“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不过他在否定干部子女的“自来红”时，并没象周那样否定“黑七类”，而只是批“自来红”排斥了工农子弟。因陈是文革小组组长，因而引发了那场轰动一时“反血统论”浪潮。10月24日，毛也表态支持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把“反血统论”浪潮推向了全国。随后，陈伯达又提出让干部子女退出领导位置，让位给工农子弟。遇罗克的《出身论》正是在这股由中央文革发起的“反血统论”浪潮中见世的。
遇罗克作为成分论的直接受害者，对反血统论自然是衷心拥护、双手欢迎。但他沒看到陈伯达江青们反“自来红”和“反动的血统论”的政治目的。正如后来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的那样：“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实际上，也正是这些不知天高地厚、为所欲为的高干子弟们的反抗，才导致了刘少奇的万劫不复。如果说林彪康生们提供了刘‘叛变’的罪状，令毛难以批驳，那么听到高干子女为刘声辩，喊刘“万岁”则使毛决意除之。）也议是说，反血统论只是为对付消灭那些反对他们的高干子弟。让他们退出，让比高干子女驯利些、好操纵些的一般干部和工农子弟上来，绝沒有想否定中共的阶级政策，更沒为遇罗克这类的地富、资产阶级子弟抱不平的意思。但他却竟公然断言“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还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矛头直指毛视为命根子的阶级政策，这不是要毛的命吗？！所以，尽管支持遇罗克的文章的人不少，但这不但成不了他上天堂的梯子，反而成了他下地狱的罪证。为防止此风日盛，1967年4月，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宣布《出身论》是反党大毒草。不久，毛下令释放不久前在反血统论高潮中被他下令逮捕的清一色的高干子女的“联动”分子。而《出身论》的作者则在1968年1月5日，被投入了原来关押“联动”分子的监狱。
胡平对此评论说：“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过，当局并没有像批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遇罗克和《出身论》，只封杀而不批判，甚至逮捕遇罗克的理由也是“私藏武器”“企图谋杀毛”，而根本不提《出身论》，这不仅反映当局在这件事上理亏，似乎高层内对此看法也不尽相同，所以只是任其自生自灭。尽管这场“反血统论”运动，最终在理论上不了了之，但在现实中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顷刻间分裂了原来在无知和懵懂中的看似“万众一心”的社会。尤其是“联动”事件后，以前处于被“改造”被“革命”处境，不敢大声说话的“黑七类”们也不甘命运摆布，奋起抗争，扯起造反有理的大旗，理直气壮地以革命者自居了。他们和高干子弟一样，也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用毛的语录来批判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将“解放全人类”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到1968年时，造反组织和红卫兵领袖已多为平民子弟，以前是老红卫兵们批他们“妄想夺回失去的天堂”，现在则反过来了，对那些父母失势的“可教育好的子女”们，他们以牙还牙地回之为“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刘邓反革命资产阶级路线”。
或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现实，素以阶级斗争纲的毛才与急于结束全面内战的周、林妥协，放弃了利用造反派“改朝換代”的策略，以“上山下乡”“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不分派别地把大、中学生统统赶出了城市。
毋庸置疑，要想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不把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热血沸腾的青少年们驯服是根本不可能的。作为权宜之计，用“上山下乡”名义，敲锣打鼓把把他们逐出城市，确是一招高棋。但把它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性质就变了，就变成负作用力了，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一代人的非毛思想正是在穷乡僻壤渐渐形成的。
我想，当毛听到国人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吼出“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时，如果他头脑还能思考，一定会为他这个愚蠢决定而懊悔不已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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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四十七）历史流泪了
打开了魔瓶，放出了小鬼，就很难再让他们回去。
这些被毛视为天敌的“妖怪”虽然土改、镇反、反右多次扑杀，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据《北京周报》统计报，被摘帽的共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三代十口人计算，到他的终于“解放”之日，“黑五类”中仅地富分子至少有5000万人。若再加上反、坏、右，以及文革时又增添的资本家和黑帮（走资派）及其家人，这个数字再翻一番也打不住。
姑且保守地算是一亿人罢。在全国七亿人里他虽然只占百分之十四五，在其只能“夹着尾巴作人”任人欺侮，甚至不敢哭不敢笑的时候，他们只是“一小撮”，算不上一股力量。但当“反血统论”使他的挺起了胸膛时，他们就是一股令毛胆战心惊的反叛势力。
文革前，中共对这些人及其子女的政策是放逐。1962年秋天，成都组织的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中，一半以上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据一个1966年2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女知青回忆：她们那批人中“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1963年上海2万去新疆的支边青年中有近2000个人资本家出身。据上海市团委的报告称，虽然当时上海市委提出对资产阶级子女以教育为主，不勉强动员，但在大学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不下乡就只能去港澳或留在家中当“寄生虫”的情况下，许多爱国的、满怀理想的青年，还是毅然走上了支边的艰苦道路，其中很多至今留在那里。一任曾负责过知青工作的干部后来说，文革前每送一批青年下乡时，其中最出众的几个，往往就是这类人。他们很多人是抱着替父母“赎罪”的想法下乡的，但在乡下所受的歧视，往往比在学校时更为严重。
对此，我深有感受。初到新疆的头一年，我表现的并不比别人好，但领导总表扬我，评优选先也总有我一份。我那年才刚满18岁，脑子里沒那么多弯弯绕，真不知这是为什么。后来，是一个出身“旧军官”，来疆前曾被“少管”过的武汉青年让我明白了“他们是选的你老爸！”他告诉我，他们那批武汉支青分到设计院的300多人中，一半多是像他那样的“社会青年”，出身好的还不到10个人。“他们不培养你，还能培养我们吗！”此后，我才知道原来出身好也是一个人的身价，而且是别人再努力也得不到的资本。
遇罗克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他北京最早上山下乡的知青之一，1961年春节前，他就自愿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成为一名公社社员。不过，他可不是为了去接受什么再教育。而是因为父亲劳教，一家七口，全靠母亲每月70元的工资度日，高考因政审而落弟，城里又找不到工作，他是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第二年，他听说大学扩大招生，便满怀希望地又去应试，结果又是名落孙山。后来，听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他又去报名参军，他想战死沙场来证明自己“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这个书呆子，连参军比上大学政审更严都不知道。结果，当然是连体检的资格沒有。3年后，遇罗克因病离开了大兴。回城后，他曾被分配到科技情报所做翻译资料的合同工，后来又到一个小学代课，文革时他是北京人民机械厂的学徒工。遇罗克们和所有干部子女们一祥，也是戴着红领巾，唱着《东方红》长大的，按当时的政治标准，他不但不反动，而且比一般人更想被中共所承认，为此付出的努力也更多。无论他如何努力，总得不到社会公平对待。正如他在狱中对一个叫张朗朗的干部子弟说的：“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遇罗克说得不错，“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是的，那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人为出身歧视，比种族歧视更为残酷，也更沒人性。种族歧视毕竟是异族相残，而出身歧视则是同胞间的自相残杀，世上还有比手足相残更惨烈的吗？然而，这种“煮豆燃萁”惨剧却在中国上演了近百年，到文革时发展到了惨烈的最高潮。
戏演到最高潮，也就接近尾声，该谢幕了。
然而这尾声并不是指遇罗克遇难九年后的邓小平废除阶级斗争论时，而是在文革中“全面阶级斗争”方兴未艾之时就出现了。其引子正是这不了了之的“反血统论”。
扯下这块革命遮羞布的是一群在那个时代还算有思想的中学生。一个叫牟志京的高二学生，在大街上发现了一份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的油印小字报《出身论》，立刻以为知音，并以此为基础创办了一张叫《中学文革报》的小报，把《出身论》推介给了全社会，并引起了一次巨大的社会裂变。。
多年后，已是美国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的牟志京教授回忆到：
有一天我在马路上看到一篇谈出身问题的文章，说得很好，文章上留的地址是六十五中的遇罗文，就是遇罗克的弟弟。在我找到遇罗文之后，两人谈得很投机。就想把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印出来。当时因为周恩来的表扬，使得我有可能从学校借出五百元钱。我还通过小学同学开了介绍信，到印刷厂印文章，突然产生了办报纸的念头，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中学文革报》就创刊了。
罗文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取来《出身论》新手稿，那是一叠白底兰格的超长稿纸，字迹小而清晰，让人望而生畏。可拜读后，我感觉行文中透着一股怨气，文字也显刻薄，大大削弱了理论客观性的份量，会让人对作者的个人利害关系产生猜疑。我虽对“小组”充满敬意，却并不妨碍我对《出身论》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修改。在理论上我了无新意，但无疑改变了文章的色彩与基调。不料遇罗文读罢，一反他温文尔雅的风度，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回到四中，他又向我道歉，说“小组”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修订稿就这样敲定了。《只把春来报》是我们班张育海、杨百朋、李宝臣、何大明和吴景瑞等人办的，高三的沈大伟和他弟弟沈大智，还有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也卷入其中。他们个个都是非凡人物——业余爱好多，擅长体育，平常不用功，但学习成绩好，头脑机智从报名就能看出来。在班里的“对联”辩论会上，他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对《出身论》的作者，他们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报》。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使他们在佩服之余，也意识到出身问题背后所涉及的特权利害，便急流勇退了。他们那些文风晦涩、立场暧昧的文章，难免让读者猜疑与《文革报》的关系。
第三期出来后，我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罗文上台发言。但开场不久，就有一伙人点燃鞭炮，朝主席台冲上来。负责保卫是一帮初中小孩，吓得呆若木鸡。有个汽车司机组织刚与我们结盟，头头问我要不要把他们在场的人调上来。为避“挑动工人斗学生”之嫌，我谢绝了，报社成员从主席台一侧的通道溜出会场。《文革报》第四期五、六版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未宣读完的发言稿。
冲击会场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联动”的人，我们在四中的报社也不断受到骚扰。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诉我彭小蒙刚率领上百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在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
当事人回忆这次大会的情景曰：1967 年2 月17 日，一些学生组织邀请《中学文革报》成员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一次万人大会。大会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学文革报》成员决定以批判“血统论”为主，由遇罗文在会上代表《中学文革报》讲话。因为知道消息太晚了，遇罗克、遇罗文和郝治连夜加班起草发言稿，一直到凌晨四五点钟。他们一起念、一起改，都认为没问题了，才每人抄一部分，凑出备份，交给牟志京去排版，争取尽快见报。待到一切全忙完，天己经大亮，遇罗文又看了两遍发言稿，以免讲的时候打磕巴。
上午9 点，大会准时开始了。容纳两万多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原来反对《出身论》的组织得知了这次大会，也派了好多人混进会场，使大会大大超出顶定的人数。前两个发言都很简短，顺利通过。遇罗文一上台，会场就有点儿乱。念到一半的时候，会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有些人开始往主席台这边拥。遇罗文加快了念的速度，坐在主席台上的郝治、王建复他们已经离开了座位去阻挡冲过来的人群。当遇罗文刚念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话筒立即被抢走了。他总算松了一日气，旋即被狂热的人流轰出了主席台，拥进了后边的“贵宾体息室”。
《中学文革报》的几个成员被分开，又被团团围住，一片恐吓、吼叫、漫骂声让人分不出字眼，只觉得唾沫星子像下雨一样。按人数和势力说，他们稍有不慎，这种噪音和口水的攻击马上会变成拳脚相加，他们绝对招架不住，只好一言不发。郝治、王建复和遇罗文，被围得动弹不得，年龄小点儿的初中生们还能走动。
这次大会被维护血统论的人破坏了，但是《中学文革报》 也造成了轰动效应，而这正是《中学文革报》成员们的目的。
“中央文革”宣布《出身论》 是“大毒草”，《中学文革报》 被迫停刊。
在《红旗》杂志记者的鼓动下，《中学文革报》的一部分人提出改变办报方向，遭到多数人反对，结果退出了。绝大部分小报都开始了对《出身论》的批判，原来支持《中学文革报》的两三家报纸也有的“反戈一击”或不再表态了。概括他们的论点，不外乎是：老的阶级敌人死光了，他们的下一代就是阶级敌人，《出身论》否定这个，就是阶级斗争熄火论；出身不同的青年就是应该享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否则就是想让出身不好的青年重新骑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家庭影响远远大于社会影响；“文革”前，旧领导优待出身不好的，迫害出身好的人。
批判《出身论》的结果，反倒使《中学文革报》名声越来越大了。无论什么滞销的刊物，只要借批判之名全文转载《出身论》，就立刻变得畅销。地质学院附中的郑晓丹（郑晓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形象地把它誉为东方的《人权宣言》。她的家被抄了几十次，为保存《出身论》，一家人冒着各种危险，想出种种办法，最后用它当作花椒的包装纸而得以保存到今天。更多的人把精心收集到的几期《中学文革报》作了极好的包装珍藏起来，把它当作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留给后人。
当时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后来对此评论说：当时，遇罗克已经工作，但他是个不是中学生的中学生，也参与了“四.三派”中学生的一些活动。他弟弟那时是25中的初中生，我还当过他们班的辅导员。遇罗克文革中写了“出身论”，并在《中学文革报》发表，影响很大。这样，有些问题也就有了一些理论色彩。在1967年3月18日纪念法国巴黎公社的时候，有人提出了文革以后怎么办，然后讲财产、权力的再分配。有一个逻辑就是，过去地主资本家压迫工人农民，工人农民就革命性很强。后来呢，GCD建立政权以后呢，这些老革命就慢慢退化丧失了革命性，因此，文化革命就是要“革革过命人的命”。对此，有人称之为“四.三思潮”。当时各派都办了报纸，北京中学生中有三、四份。《中学文革报》是“四.三派”的舆论阵地。有一个时期，它就宣扬“四.三思潮”的一些观点。我认为，这种理论骨子里是反GCD的。这话你今天讲，说是反GCD这种专制，这有道理。但是你那个时候说搞财产、权力再分配，要“革”革过命人的命就太极端了。中央文革是干GCD这活儿的，你给中央文革拍这种马屁不是要他的命嘛。这种话大学生知道深浅，没人敢说。这帮中学生呢，傻蛋，青春无忌，一说出来，中央文革的人马上堵他的嘴。那时候还很少杀人，作为一个思想错误杀遇罗克，让人很难理解。我觉得中央文革把他抓起来，并很快处决，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文革实际上是要和他划清界线，所以杀人灭口。我当时就认为遇罗克不该杀，这太过分了。但是在当时中学运动的作用上，1967年初刚刚趋于稳定的时候，他又给我们搅和添乱，所以我对他也没好感。与右派，像当时的老兵啊，联动分子啊，我们还都可以说一说，拉一拉啊。但是和左派(我们当时认为他们是极左派)，却很难沟通。“四.四派”就是当时的中间派，也是多数派。事实上，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动荡后，中学生中的大部分对上层情况并不了解，都希望稳定。特别1967年春天以后，就希望我们搞复课闹革命。特别在北京城区，部队派人到各中学普遍进行军训。大部分学生都回学校了，开始搞军训、复课闹革命。这样做，就把中学的秩序稳定下来了。但是“四.三派”的公开分裂，就又乱套了。
按李冬民的说法，就是中学生分裂为“四.三派”“四.四派”，盖源于遇罗克，而不是批血统论。但不管怎么说，一大批“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人，因此而挺起了胸膛，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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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四十八）历史在这里拐弯
实事求是地讲，李冬民的这段话：“中央文革是干GCD这活儿的，你给中央文革拍这种马屁不是要他的命嘛。这种话大学生知道深浅，没人敢说。这帮中学生呢，傻蛋，青春无忌，一说出来，中央文革的人马上堵他的嘴。那时候还很少杀人，作为一个思想错误杀遇罗克，让人很难理解。我觉得中央文革把他抓起来，并很快处决，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文革实际上是要和他划清界线，所以杀人灭口。”基本还是说到了点子上。
所以只是“基本”，因为说“杀人灭口”不合逻辑。江青和中央文革并不认识遇罗克，而且遇罗克文章也并非反文革，其文中提到江青都是褒意，仔细读此文，不难看出作者确有李冬民所说的投江青之所好“给中央文革拍这种马屁”，寄望江青支持以改变命运的用心。所以，不可能是杀人灭口。相反，从戚本禹出面否定《出身论》（1967年4月14日）到遇被捕（1968年1月15日）相隔整9个丹月，距遇被处死（1970年3月5日）则长达2年多。所以“很快处决”亦不能成立。再联系到这2年多发生的事情：戚否《出身论》18天后，因搞“血统论”而被抓的联动骨干分便由毛批示，周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接见高调出狱。不久，谭立夫也获释。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稍有点脑子都知道，江青们所以反血统论，就是针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公然和中央文革对着干的高干子女的。从当时传单披露的接见获释联动分子的“首长讲话”中，可明显看出江青对放他们并不高兴，至少不象周恩来那样热心。自此之后，批血统论降温，但官方也并沒对《出身论》大张鞑伐，只是各群众组织的小报掀起过一阵批判。不久，因武汉事件爆发，这个批判还沒个所以然便被各地兴起的武斗所淹沒。再往后，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周恩来请辞、毛抛出三个小爬虫（王关戚事件中还有这样一故事，据杨成武披露，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后，毛为此批评了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关锋在得知后，想趁机扳倒康生。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康生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手迹。以说明康生和刘少奇的关系非同寻常。所以，毛在抓“516”批示中才有“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上极右的口号，利用‘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的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遇罗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捕的。从当局对他的“罪行”不提《出身论》，欲盖弥彰地按上一个企图暗杀毛的罪名看，显然是企图将当其“516”也就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来结案，亦即说，避开了令江青和中央文革尴尬的反血统论问题。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政治妥协。因为不如此，就很难通过江青这一关，就可能“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么谁有这个当量与江青分庭抗礼呢？江青说，王力关锋“要打倒三个常委”。江沒说这三个常委是谁，但当时陶铸、邓小平已倒，只有毛、林、周、陈、康五个常委。毛林是《公安六条》规定不许打倒的“无产阶级红司令”，显然不在此列。除去他们两个，正好是周、康、陈三个。在这三人中，康、陈都是与江青共同发起反血统论的，以此推论，这个妥协只能是周与江、康、陈之间的事了。
那么是周要杀遇罗克吗？
众所周知，文革初，周不仅保护老干部，也保护扶殖老干部的子女。周是联动前身，红卫兵纠察队的后台，在联动垮台后，他还直接保护过陈毅和董必武的儿子。后来谭力夫释放、刘源回城，无不与周有关。但要说周是个血统论者，也是站不住的。在中共领袖中，周的“右派”朋友最多，在阶级出身上，周一直强调“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是中共领袖中最开明的一个。从人性上讲，周不会要杀遇。但他对江青们对干部子弟下杀手极为反感，借《出身论》来反击江青们反血统论，以保护他老战友、老部下的孩子们，则是完全可能，也符合周的行事风格。诚如周巧妙地令毛同意释放联动分子一样，周不须担任何风险就可在这个问题上说服毛。毛是靠阶级论吃饭的，批判血统论不就是否定自陈独秀下台后，一直为中共捧为圭臬的阶级出身论吗。否定出身论，在那时的官方理论（毛思想）看来就是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用毛的语言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总而言之，毛的御用工具一中央文革小组一这一仗可谓过犹不及，输了个两头落埋怨：既得罪了林彪、叶剑英、谭震霖、聂荣臻、李先念等军内、党内大佬及其子女们，在毛那里也沒能落个好。所以，只能反转枪口，把寄希望于江青“变天”的遇罗克抛出当替罪羊，以示其紧跟毛的“革命路线”。
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江青理当是杀遇的第一推手。理由是《出身论》引用她的讲话太多，等于把她推到了反阶级歧视的第一线，而她确实是反血统论的倡导者，所以只有杀遇才能表示她与“阶级斗争熄灭论”划清了界线。
而周恩来们则不再追究反血统论的责任，在遇案中不再提《出身论》。但周未必同意杀遇，这从当初判遇15年有期徒刑，及1970年1月9日公审大会的20名死囚中唯遇未执行枪决，而是拖到“一打三反”高潮的3月才被杀害。便可看出，高层在杀不杀遇上还是有争议的。
（“一打三反”始于1970年1月30日。在《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林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批：照办。次日，《指示》发出，至1970年11月底，共计有184万多人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批捕各种分子28．4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其中被杀的就有蔡铁根大校。）
总而言之，遇罗克只是当时高层在如何对待干部子弟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客观地讲，尽管我对陈伯达、江青印象极坏，但他们主政文革小组时一些政治批判确有些开风气之先的，比如批“驯服工具论”，批“走后门”，以及批血统论。其中对当时和未来影响最大的就是反血统论。尽管他们并非想改变现实，只是根据当时权力场上的政治需要而发，带有浓重的阴谋政治色彩，但对权力场外的亿万百姓来讲，其影响则远超出他们的政治需要和预判，而且正效力也远大于负效力。
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和牟志京的《中学文革报》就都是反血统论的产物。正如牟志京所言的那样“遇罗克在政治上相当敏锐，我们曾经谈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评论姚文元的文章，他说交稿时候是六五年十二月，如果是现在，就不会同意发表了，因为他已经看出这不是一场学术斗争，而是一场政治斗争。”遇罗克的身份决定了他“政治上相当敏锐”，并非是个猛冲猛打、义无反顾的莽汉。他的《出身论》是择江青反血统论之机而抛出的，他所以大量引用江青的讲话，在不排除他对江青讲话高度认同的情况下，仍然带有讨宠和投机的心理。这并非是贬义，那个时代的人，包括矛盾、郭沫若、范文澜那样的大家，莫不如此。迎合潮流，在讨宠上意的原则上，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写出自己想写的事，以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目的，是毛时代所有写家都不能不遵守的的生存之道。不信，你翻开1977年以前大陆公开出版的所有书刊报纸看看，包括那些出版后被批判、被定为毒草的作品，可以说无一列外。所以，我并非在苛求遇罗克，而是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毛时代，在高墙铁拦和奶酪鲜花面前，若非情不可迫，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奶酪鲜花，而不会去以卵击石。
但也有少数人，基于历史的道德感，在理想主义的激励下，不甘于那种屈辱的自由，坚守着传统士人的节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明知不可行而行。这种人在民国时代很多，在共和国时代他们都被以“反革命”或“右派”罪名镇压或禁声，沒有了这些人的“噪音”，所以才会发生“大跃进”那样荒唐事。直到文革时，准确地讲，是到反血统论时，这种“噪音”才在权贵子弟的甚嚣尘上之时又“被迫发出了吼声”，并一度波及整个中华大地。而这震惊了皇城的不同声音，竟源于一份中学生自费创办的小报，它用一个并不气魄宏伟，但却关系到共和国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的题目：出身论，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近乎于质的裂变，原来趾高气扬，俨然革命化身的高干子弟们成了人民公敌，原来总是矮人一截的平民子弟也敢挺胸昂首地指点江山了。这是分裂的开始，这是内战的开始，也是社会走向公平的开始。至于这是功是罪，历史自有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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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四十九）历史在这里拐弯
其实，反血统论所以能在文革时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并非始自遇罗克的《出身论》。实在是因当时中共的以出身划线的阶级政策太不得人心。本人对此感受深同。若论出身，我可谓根红苗正，那时保尔.柯查金、牛虻、卓娅和舒拉、黄继光、董存瑞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喜欢啍《喀秋沙》《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喜欢唱《东方红》《在太行山上》《九一八》《一条大河》和岳飞的《满江红》，一说到蒋介石就是个大流氓，一提到毛泽东就以为无所不能，伟大的只能喊万岁。对那些地富反坏右，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以为这个世界的所有坏事全是他们造成的，所以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这是学校教给我们这代人的世界观。
我读得是干部子弟学校，同学都是相当职级的干部子女，没有“地富反坏右”的孩子。我对“胡同串子”没有亲身体会。可当我进入社会后，我才发现他们不仅并非我头脑中的那种不堪，而且还有许多令我羡慕甚至妒嫉的优点。例如，知识全面，温文尓雅，这对我这个偏科生，沒有家教的家伙来讲，简直就是别开洞天。
我18岁时的初恋对象就是这样一个北京高中女生，她征服我的不是妩媚美貌，而是治学的严谨和做人的尊严。我少时学不求精，囫囵吞枣。错别字特多，比如把谆谆教导，读成尊尊教导，把亚瑟念成亚琴。可能是周围的人都和我差不多罢，一直错了十来年，从未有人当面指正。但她却不同，不管我高不高兴，有错必纠。开始我觉得她这人也太狂了，慢慢便从自惭形秽变成高山流水，进而仰慕了。
进疆后，她在南疆喀什读师专，我在石河子学地质。两人相隔三千里，所谓恋爱只是书信往来。那些年，我们每周至少有一封信，她依旧那么高傲，那么“恶习不改”，每封回信都要为我更改错别字。可以说，我是在初恋中成长起来的。
文革风起，她写信诉说了社会对她们的种种不公，我才知道，她的情况与遇罗克类似，也是高考因政审落榜。我当时在读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信中和她大谈“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儿女”乃历史需要。她回信让我读安德车也斯基的《苦难的一周》，告诉我，爱莲娜因种族而成不受法律保护的罪人，我今天因不能选择的父母而成了这革命的异类，你以为这公平吗？你选择吧，我等待你的判决。读过这本书后，我宁肯被这革命“吞噬”，坚定地选择了爱情。在回信中，我说：爱情真伟大，它教会我们如何做人。
我至今仍认为，我是从那以为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
毋庸置疑，她（他）们与原来那个我的世界观并不一样，他们对这个革命是有看法，甚至持反对立场。但无论是不同看法还是反对，都并不是他们主观特有，而是这革命排斥、压迫、打击所造成的。正如爱莲娜那样，做为一个银行家的千金，她主观上不会有反社会观念，是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把她推向了反抗者一边，因为她反抗不反抗都得死。蝼蚁倘且惜命，何况人乎！在我看来，希特勒所以失败，关键就是这一野蛮的种族政策。
也就是说，这种从政治树敌的政策，不仅分裂了社会，也为其灭亡埋下了种子。以种族分敌我，与以出身分敌我，实质是一样的。谁会甘心自己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所以，责任不在爱莲娜、遇罗克们，而在希特勒和毛的反动政策。
遇罗克们和李冬民们一样，青年人都有理想都有梦，可你从根儿上就把他打入另册，不许他去追求他的理想，比如遇罗克这类青年，因为家庭出身的原罪感，使他们比出身好的同龄人在各方面都更加努力，他们的付出却得不到应有的收获，他们能服气，能沒有怨言，能不反抗吗！
这就是文革初批血统论为何一呼百应，四方响应，举国震动的社会原因。不是因为有了《出身论》，而是因这一社会矛盾本身就严重存在，在这之前很久就为人所质诘。《出身论》最多也就是以较完整的理论形式揭开了这一社会毒瘤而已。
比如李冬民，再比如牟志京，甚至连韩爱晶等几个大学红卫兵领袖，自文革起都是明确反对以出身划线的。其中牟志京可谓是反血统论的佼佼者。
牟志京并不是在遇的文章启发下才反对血统论的，他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在我们学校里放的彭小蒙的讲话录音中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对联，后来又听到江青讲话表示支持这种革命精神。我很震惊，马上跑到清华附中去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这种观点。这个对联出来之后在北京引起了一场规模很大的辩论。一天我去中央音乐学院，见到辩论会上发言热烈，人人慷慨激昂，大部分是赞成对联的。我递上申请发言的条子，大会主席问我是支持还是反对对联的？我说是反对的，于是就让我上台发言。我当时的理论根据很有限主要是出于一种朴素的人道的感觉，觉得对联荒唐。我在台上讲了不久，就上来几个穿军装的女红卫兵，抢我的话筒，朝我脸上吐唾沫。四中有几个学生还上来揭发我如何一贯反动。回到学校，班级里红卫兵召开会议，说出身不好的人谁说自己不是狗崽子，现在就站出来！说实话，班上“出身不好”的还真是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一个刘姓同学，是四中有名的打手，后来是“西城纠察队”的头目之一，此人殴打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我起来打抱不平，也被他打落了一颗门牙。
牟志京的家庭情况与遇罗克差不多，其父在铁道研究院搞翻译，母亲是绘图员，都属知识分子出身。所不同的是牟的父母未被打成右派，而遇罗克的那个曾是水电部高级工程师（别小看了这个“高级工程师”，当时枝术九级以上的工程师的资质证书都是国务院审足颁发）的父亲不但打成了右派，还被劳动教养。于是遇罗克的家庭出身变成了“资本家”，牟志京则仍可填“革干”或“职员”的成分。所以，尽管牟志京在宣传《出身论》方面作用不逊于遇罗克，甚至还要超过遇罗克，因为沒有他的办报鼓吹，遇的文章不可能那么快地为全社会所知，但他们在文革中的处境和结局都大不一样。
遇罗克是待宰的羔羊，牟志京则是漏网的小鬼。
牟志京提到的那个“四中有名的打手”，就是文革初，因创作《红衞兵战歌》而一举成名的刘辉宣。他后来参军、提干、写小说，一度还是个争论作家。他在2012年写的《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坦承：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作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像是因彭真作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戗。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困惑、绝望、听天由命。
刘辉宣是个军官子弟，他所以那么左，那么野蛮，文明点讲，是“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地富反坏右就咬牙切齿，一听反党反毛思想就义愤填膺，简言之就是愚昧。正如他后来所说得那样：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来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
此说不正因了那幅经江青修改过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接班”吗。一句话，还是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观念做祟。
刘辉宣的老子是个大校，离权力核心还很远。这个级别的干部都以为自己的孩子应是当然接班人。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统治下，他的儿子在上山下乡运动最高潮的1969年就参了军，不久接班提干当了小军官。不过，刘辉宣毕竟是四中出来的高中生，1968年还因宣扬血统论被隔离审查过。1980年在北海舰队某部宣传干事任上，拿起笔写了一个反思血统论们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发争论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终未能接过他老子的枪。
平心而论，做为文革初的一个“老兵”，一个著名“打手”，刘辉宣对那个时代的反思还是很诚恳的，其在2012年一个座谈会上说：经过文革，这代人吃亏最大了，做官咱们完全错过了，做学者也错过了，上大学也晚了，评职称什么的，现在三四十岁的导师、教授都有，我们这代人谁赶上了？我们这代人当教授的都很少，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学识一点都不差。现在部一级干部四五十岁的，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怨言吗？我们还在反思当初我们的事儿。我说文革干坏事，最难看的事儿就是老兵干的，抄家、打人都是老兵干的，等到43派上来的时候，没这个机会了。现在43派还反思呢，说自己是中央文革走狗。这什么境界？老兵反思，连43派都在反思。而且，我们这一代人把整个文革几乎都扛到自己的肩上了。
尽管这反思来的太晚，但它如能成为社会共识，也不枉这一代那十年的迷途坎坷了。史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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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五十）在这里拐弯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一代人终于学会了宽容。包括对原来敌人的宽容。
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缺少的。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动辄就是“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甚至还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地不留余地。讲宽容简直就等于犯罪。
今天60岁以上的人大概还能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的“九评”（中苏论战）是如何批苏共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罢。那简直就是颠倒乾坤、胡搅蛮缠。当然，苏共的提法也有问题，全民国家是对的，全民党就很难成立。全民国家是世界潮流，赫鲁晓夫讲全民国家是为了达到社会和解，这是所有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先决条件。全民党则是仍想保持苏共的一党独裁，不允许人民自由结社，这显然有悖历史潮流（实际上，赫鲁晓夫的改革所以失败，关键也在于此）。但中共批得并不是这些，而是指责苏共背叛了列宁主义，搞阶级斗争熄灭论，所以是现代修正主义。
总之，那时的主流思想就是斗斗斗、革革革。这一代人（应是三代罢）接受的就是“阶级敌人时刻梦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复辟资本主义”，那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一代人尽管不知何为资本主义，何为地主资本家，但却从心里以为必须消灭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复辟“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就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
这就是血统论的政治基础，有人批评我同情联动，那是因为他不了解历史。联动分子是那个时代正统思想的代表，他们的所做所为均是这一思想的必然，而非其创造。须特别指出的是运动初最伤众“破四旧”，实际上不是群众自发，而是官方行为。这笔帐不应记在老兵头上，他们充其量也就是当局作恶的工具，是官方操纵的牵线木偶。联动作为一种思潮，它陈瘸、落后、反动，无可取之处。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则是中共17年教育的必然。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它却在客观上阻滞，甚至改变了毛文革的行程和方向。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沒有他的大肆鼓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公开宣扬血统论，也不会有江青们的反血统论运动，沒有反血统论运动，也就不会有遇罗克，不会有《出身论》，不会有《中学文革报》，同理也不会有“黑七类”的造反，甚至也不会有后来势同水火的派争和真刀真抢的全面内战。
从这个角度讲，历史是人民写的，而不是什么大脑袋写的。
所以，我以为倘若全社会都能如刘辉宣那样实事求是地反思那个时代，中国就有希望走出文革阴影了。诚如当年与牟志京、刘辉宣为老四中同学的博友麦克1121，在留言中所称：“四三、四四派都是前面表演的木偶，牵线木偶。幕后都有人牵线；都不是自发的成立的。但有些群众是自发投入的，想分得一杯羹。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这里的关键词是：“前面表演的木偶”和“想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实际上，老兵也好，联动也罢，不管43还是44派，也不管造反还是保皇的，从历史上看，本质上都是“骗子”的驱使者和受害者。不同的只在于他们有些是“傻子”，有些是“疯子”。
透过狂呼万岁的迷雾，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在专制桎梏下，既使是最纯正的理想主义者，也不乏人唯我的现实考虑与投机本能。周恩来算是那个时最令人仰慕的理想主义者了，表面上他对毛江不可谓不敬畏，有时甚至还有些卑躬屈膝，但实际上连稍有点头脑的中学生都看得出，他始终都在灭火，而不是如毛江那样唯恐天下不乱的火上浇油。大学生们至迟到1967年初就知道中央分两拨儿，一拨儿是毛康江陈的“乱派”，一拔儿是周与老帅老干部们的“反乱派”。他们为争左派可以反陈毅、反徐向前、甚至反朱德。但很少有人反周，尤其当毛下令抓“516”以后，人们明知周乃文革最大的反对派，但却宁可把周当成“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与毛观点相反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周是个人，而不象毛那样是个神，所以更值得他们寄予希望。
实际上也是这样，运动参予者越接近人的本能欲求，运动也就离发起者的初衷越远。可以说，自反血统论以后，至迟到武汉“720事件”以后，毛不得不对他原拟定的文革剧情一改再改，但运动仍然越来越偏离他的轨道。在很多省市已是当地官员和民众的自编自演（此亦为所谓两个文革说之根据），比如，牟志京们的《中学文革报》在《“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把那帮高干子弟描绘为：“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上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及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这不正是对中共高层特权化的鞭挞吗？尤其在造反者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甚至提“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时”，尽管他们仍举着毛的旗帜，但那不过只是在借用毛的只言片语，各取所需，用毛语言描绘着他们所欲求的那个新世界，实质上已从张承志意义上红卫兵变成了向社会不公说不的造反者。这在周、林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他们以备战中苏战争为由头，以运动严重偏离了毛预设的方向，已威胁到了中共政权的根本为说词，迫使毛不得不改变策略，才会有毛背信弃义的釜底抽薪，突然转向，把“可爱的小将”们统统赶出了城市，以结束这场失控的“革命”。
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刚才挺起胸膛的人是不会再弯下腰的。昨天还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今天就要去被农民“再教育”，一下从天下坠落到地下，这个弯不好转。正如一个和中国红卫兵同一代人的法国学者潘鸣啸在他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一书中写到：“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下放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那样，毛的“最高指示”已不再象两年前那么令人热血沸腾，大红花和喧天的锣鼓声更是骗不了所有人。尤其那些因血统论挨整和反血统论中暂露头角，极力想扯断木偶身上那根线的造反者们，更是把这当成“大革命失败”或“革命低潮”，模仿毛当年的样子“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毛泽东的回答是：到农村去。去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
牟志京们的回答是，逃离。去投身世界革命，在战场上实现他们不被承认的革命理想。
李冬民进了市级领导班子，名义上是个副省级，不好和中学生们一个待遇，被安排到军队农场“煅炼”。
一个叫赵京兴的裁缝的儿子则公开反对“上山下乡运动”。他贴出一张题为“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大字报，说这是“把城市危机转嫁给农民”。而自己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在批斗会上，他对主持者斥责其“你狼子野心，竟然要批判毛泽东思想”骄傲地回答：“批判就是学习，批判就是革命”还声称：“我在四个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甚至那时就预言说“要让商品经济打破计划经济”。他理所当然地进了监狱。
而更多的人，包恬刘少奇、邓小平的儿女们在內，则和他们的同学的一样去了农村，在知青名义下重新得到了平等。
法国人潘鸣啸在1973年在香港认识了“一批偷渡过来的知青”，从而开始了对中国知青的研究，并成了知青研究专家。他认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的完全失败：我的书里有一个结论，毛泽东在这方面（改造一代人）完全失败了。刚才您提到毛泽东的孩子们，可以说老三届都是他的孩子，他们出生都差不多在1949年以后，这批人年轻时最崇拜毛泽东，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可是后来在70年代，他们看到了农村的现实情况，他们受到精神的冲击，另外9·13事件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作为，他们的思想完全改变了，他们开始反省红卫兵问题，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成功，所以他们在70年代末完全支持老一派领导，比方说周恩来以后是邓小平，1976年四五运动时，他们在毛泽东在世时已经开始批评毛泽东了，之后1978年、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完全是支持改革开放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毛泽东失败了，他想要改造这一代人，结果改造成一些很实事求是、注意法治、注意人道的一批人，而不是迎来他所想的革命接班人。
我并不完全赞同潘鸣啸的这个结论，但“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晚年最大最拙劣败笔，确是个已被发生过的历史证明了的不争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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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五十一）历史在这里拐弯

我所以并不完全赞同潘鸣啸的结论，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法国“红卫兵”的欧洲人，对中国、中国人和对他研究的文革和知青的了解太浅薄、太片面，不过是浮光掠影。他是从几个“逃港”知青那里进入的这个领域，依据又都是中共官方的文件和资料，所以他不可能还原历史真相，总是以法国青年造反的情愫来套中国红卫兵，所以，其著述大抵上还是荷马史诗式的盲人摸象式的动人神话罢。此如，他否认“上山下乡”是为解决城市就业困局，而是为了“解决红卫兵运动的问题”。如果仅限于此，或者还能评个60分，但他又顺着官方的宣传，称其为毛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就添足的只能是零分了。所以会如此，盖源于他把中法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造反运动混为一谈，忘记了法国青年模仿中国红卫兵的造反，结局是他们的毛（戴高乐）被迫下台，而中国的青年人却把毛捧成了上帝。他们发泄完，闹够了，可以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而中国的青年人们却没这么自由，不但要为他们的行为担责，而且没有选择的自由，必须背井离乡去穷乡僻壤消磨青春、虚掷生命。
潘鸣啸大概永远也读不懂刘辉宣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因为他没体历过那个时代，体会不到阶级歧视给那一代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精神折磨（当继父对我说：“她是个好姑娘，但你们不合适”时，我几乎要崩溃了）。他更不可能真正理解赵志兴当年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更不会明白“社会主义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就像火车头一样在那儿左右摇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的历史现实。
对此，以《中国知青部落》一书而享誉文坛的郭小东先生讲得入木三分：“以知青运动为主题的中国老三届的经历是一场旷世空前的集体受难，它不是苦难两个字可以囊括的，它是一个灭绝性的法西斯式的人类灾难，物质被破坏可以重建，但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以几代人，乃至几百年的人类倒退与文明的反对作为代价的。”而潘鸣啸则认为这个运动“结果改造成一些很实事求是、注意法治、注意人道的一批人，而不是迎来他所想的革命接班人。”
这显然有悖事实，苦难可以使人坚强，也可以使人沉沦，但更能使人迷惘。却很难使人真正警醒。可以说，在这代人都进入暮年的今天，潘鸣啸所谓的“实事求是、注意法治、注意人道”的人，仍然是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我不否认其中有大悟大彻者，但大多数人则不是随遇而安，便是蝇营狗苟。作为北京中学生运动全过程的当事人麦克1121讲得很透彻：四三派文革后有大致分化成两种人一种恨透了文革以及文革小组；另一种则怀念文革。
我以为他道出了这代人的现状，也道出I何为“傻子”又何为“疯子”。形象地讲，刘辉宣们是“疯子”，牟志京们则是“傻子”。
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把这二者弄颠倒了。可你想想牛宛平们在1966年冬天就公开挑战江青，甚至吼出了“20年后批判毛思想”，那不是挑战风车的唐吉柯德式的疯子又是什么？再读读《出身论》，左一个江青又一个江青，极力顺着江青反血统论的势而动，结果全弄拧了，那不是傻子又是如何解释？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怀念文革、怀念毛时代的，不是联动不是刘辉宣们，而更多的恰恰是那些在反血统论后“解放”了的造反派们。
比如，牟志京在最近的回忆中说得两件事：
1、《文革报》多次惊动有关领导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红卫兵会面时，被当众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就递给他一份，他当时读得入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读，才把会继续开下去。不久在另一场合，人们再问他的看法，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2、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参加过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我当场解下鞋带，把一套《文革报》捆起来，请前边的人传给江青，只见那捆报纸辗转递到她手上。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他说这是受“中央文革”之托，为毛泽东本人准备八种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另有传闻，中央政治局曾以大号字体翻印过《出身论》。
这不是傻子又是什么？
再比如，红卫兵一词的提出者（当时他提得是“红卫士”）张承志在他用日文出版的《红卫兵时代》中所言的：“我毕竟为红卫兵——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坚决地实行了赞颂。”
这不是典型的神经错乱的表现吗？
当然，傻子、疯子也不是绝对的，傻子本身就近似疯，而疯子本质也是傻。比如这个皈依了伊斯兰的张承志，多年之后仍为他创造的红卫兵这个词汇而自豪，丝毫不以为弱智，实在傻得令人惊讶。如果说当年他不知道纳粹精华叫党卫军，那也不会不明白他发明的红卫兵三字与叛逆、造反，甚至“革命”不仅格格不入，而且正相反罢。
把最保守、最落伍、最反动的东西，当成造反当成创新当成革命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尤其是那些不谙人世的青少年，不疯不傻反到会被以为不正常。
比如，最近有一篇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谈“贺延光当过红卫兵，却没打过人”的文章，很有意思。他认为：虽然这种“没打过”不是因为道德自律，而是因为那种特殊的“家教”，但无论如何，他没有滑入负罪的深渊。如果当年的红卫兵都有这种家庭教育，且这种教育能起一些作用，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也不至于走火入魔到那种程度。但问题是，当国将不国时，家风、家教、家规等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乃至荡然无存。“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变成“大革文化命”，显然就是从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人伦秩序开始的。而贺延光能在那个时代心存敬畏，大概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吧。
其实，赵勇先生的“当过红卫兵，却没打过人”本身就是伪命题。且不论他那个“如果”，单说具体实例，贺延光也不算什么“特殊的个例”。因为那个年代，当过红卫兵沒打过人的人太多太多了。牟志京没打过人，赵志兴沒打过人。但其若将题改为“贺延光是老红卫兵，却没打过人”或者还可以成为一个值得一考的问题。不过他由此引伸出的“家风、家教、家规”却是个很严肃的现实问题。
一般来讲，文革初期，军人子女比政府干部子女好斗，在对批斗对象动粗方面女生又此男生更激烈些。所以会这样，我以为简单地讲，就是因为当时军队干部文化普遍低于地方干部，待遇却较地方干部高，除了战争他们一无所长，不知沙士比亚，只知关羽张飞，所以其只能以其长掩其短。能给子女们的多是怎么打、怎么杀，阶级仇、民族恨，胜仗和败仗。如此家风，竖子焉能不逞勇好斗？！女生呢，女人天生对宗教（信仰）的忠诚就较男生更虔诚也更狂热，孔武的家风，再加上毛号召“要武嘛”，女孩好争宠好表现的天性使她们当然不甘落人之后，争先恐后的表现自己“不爱红妝爱武装”，以示其对党和毛的无限忠诚。
到联动退出运动后，迫害式的打砸抢抄已退潮，运动开始按客观存在自由地深入。不排除受迫害者的报复（其实最早的反工作组不也是报复吗？）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规律。诚如“12月党人”的造反是要改良帝国，接过他们旗帜和口号的列宁们却是要砸烂这个帝国那样，牟志京、遇罗克、杨小凯们同样戴着毛像章、举着毛红书，也喊着誓死捍卫，却是要毛按他们的理想改变中国。
毛一生最爱的权力，最讨厌的是别人告诉他该怎么办。他能宽恕高干子弟们的挑战，因为他还需要他的的老爹老娘。却绝对容不下平民子弟对他的说教，因为那在他看来就是变天，就是对他的彻底否定。于是，血腥的清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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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沉沦的一代（五十二）历史在这里拐弯
正如中国近代史被政治需要涂鸦的面目皆非一样，几亿人体历过的文革也因此被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政治迷雾。以致这场祸及亿万国民的政治浩劫才过去30多年，便被一些政客和失意文人们描绘为“毛为防修反修进行的一次失败的大革命”，将一切罪恶全归之为“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毛的阳奉阴违。完全规避了血淋淋的史实真相。比如，最早写文革史的严家其和王年一，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按官方口径把“破四旧”时的暴行归之为红卫兵造反运动。而且还重复着官方的史观，毛发动文革就是为清算、打倒刘少奇。在这种显然有悖史实的政治评判下，导致一些无知者，按今天的现实把文革想象成一场毛领导人民对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走资派）进行的群众运动。并想当然地把文革描绘成民主、公正的充满诗意激情的人民革命。其中最具颠覆性的就是“文革整干部，而不整老百姓”。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恰恰相反。文革是整干部，但整百姓更狠也更苦。如果按文革10年来划分，真正“整干部”的时间也就1年（1966年8月到1977年8月）。这1年还包括了第一次完全针对百姓的打砸抢抄杀高潮的“破四旧”运动（1966年8、9、10三个月）。而由毛和中共决策层明确针对民众的清算行为至迟也可以从毛关于打击“516”的指示时算起，到1968年一些省市开始“划线站队”及中学生“上山下乡”和政府官员的“五七干校运动”，以及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一清算运动一直持续到林彪事件才嘎然而止。从文革行程看，可以说从这之后到“批林批孔”时止，运动重点一直是整以前的所谓“造反派”。其恐怖程度不亚于中共建政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也就是说，在文革前5年中，整百姓的有4年之久，而真正整“走资派”的还不到1年时间。或者说，这5年中百姓真正享有所谓“大民主”的时间只有一年。
牟志京的“大民主”更短，他在《似水流年》中说：“一九六七年四月报纸停刊，我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久，我和杨百朋、吴景瑞（毛子）、王建复、陶洛诵、遇罗文等四中同学和报社同人一起抵达成都。……　从九老洞下山，一路从容，与同伴们在报国寺相聚。当晚与毛子商定去越南的计划，次日便踏上东行之旅。”“越南之行其实目的不明。过去虽在政治风波中屡遭批判，政治信仰并未动摇。办报的失败，才使我真正陷入迷茫。莱蒙托夫的诗句‘他在疯狂之中祈祷风暴，／幻想着风暴会带给他平静’，或许正是我那时心境的写照。”他成功地越境到了战火连天的越南，但越南人并不需要他，请他伪吃了顿老牛肉糙米饭后，就把他礼送回了友谊关，“刚一入关，我们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拖进小屋，不由分说地在胳膊上扎了一针。走出来，又到另一处登记，并递给我们一份中央文件，是专门写给自发去越南的革命小将的，又是那些套话。本以为天下去越南的，只有毛子和我二人。吃饭时遇到好几十个学生，才知道在那个年代，亡命之徒大有人在。回凭详的卡车上，我打量其他学生，发现胳膊和腿也满是搔破的蚊疱。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穿着红卫兵的黄军装。我们从越南回来不久，张育海和沈大伟成功地越境到缅甸，加入了德钦巴登顶领导的人民军，先后战死在沙场。”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牟志京基本处于流亡的“自由状态”。他甚至失去了“上山下乡”的资格，他回忆说：“六八年年底，辍学两年的中学生开始去农村插队。一位小学女同学到山西绛县，我和刘姜仁到北京站跟着混上知青专列。……在晋南与列车上的知青分手，我们南下渡黄河，西进抵华阴，在严寒中游华山。再回山西，跟着姜仁去他老家。那是晋南襄汾的小村。两个北京学生到来的消息传开，招来一些好奇的老乡。其中有个原北大的学生，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这里。他个头矮小，衣衫不整，满脸稀疏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滔滔不绝，连讲了好几个小时，从农村的贫苦到政策的失误，能看出他心中无尽的苦楚。”他当知青是遇上个糊涂官，冒名顶替的歪打正着入了道“一九六九年春，姜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鲍有悌。他俩收到白洋淀一个叫吴世陆的同学的邀请，姜仁不能赴约，由我替代。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在徐水站下车，步行到安新县城，在城东码头搭上去郭里口的六艙渔船。从县城到郭里口十几里水路，碧波荡漾，煞是好看。到了那四面环水的岛村，刚坐到炕上，一个陌生人闯进屋来，莫名其妙拉着我们去大队部，显然被误作他人了。一位村干部拉长脸嘟囔着，给我们开出户口迁移证，所在地是安新县王家寨公社郭里口大队。将错就错，我从此离开四中，开始了在白洋淀的插队生活。”
若非他“识时务”浪迹天涯，这个《中学文革报》的发起者恐怕也难以“漏网”罢。
我所以引用牟志京的经历，不独是他的经历较客观地反映了那段历史的真实，还因其与我当时的经历类似，我也是在1967年春“逃离革命”，浪迹江湖，玩腻了后，决定去“抗美援越”。不同的是他去了越南，又被遣返回国。我却是还沒去，就“落网”被遣返回了新疆。
牟志京沒有说他为什要越境去越南。但他提到的那两个“加入了德钦巴登顶领导的人民军，先后战死在沙场”同学之一的张育海在196年6月往国内写了一封后来在知青中流传很广的信。他在信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知青的心境和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这边昆明插队青年的情况基本也一样。消沉、痛苦、颓丧、堕落，或发疯、或自杀，有些人几近土匪，看来这是许多学生的通病了（这边也许比那边更差）。确实，十几年的教育，学生成了一些胸怀大志，但是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一旦原来习惯的生活道路走不通，落到从来没有想到的地位，物质条件、精神生活条件极低，而且远离亲人，远离（现在回想起来更加）灿烂的城市和家庭，自然要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不知怎样熬下去，而被单调的生活、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精神分裂！……不要太悲观了，历史的经验证明像我国现在政治状况，必然要从不断的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你们在国内，对“九大”一定了解得很多，林总的政治报告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政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引的毛主席语录：‘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六二年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的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是要席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我觉得值得考虑，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就像文化大革命中一样，不断认识，待浪潮过去，除了空虚、懊悔和似有所得的教训外，一无所有。似乎是评论拿破仑（也许是拿破仑自己的话）人，不是幸运特别眷顾他，而是在幸运临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的人’。如果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想法，就有毅力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而不怕环境的艰辛，别人的颓丧的浪潮或许倒是件好事呢？试问，当年主席上井冈山之时，谁人想得到这里有着把握历史的脉搏，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呢？”（全文附后）。
诚如牟志京所言“在那个年代，亡命之徒大有人在。”据考证，这些由红卫兵变为知青的人大批越境的时间是1968年《格瓦拉日记》在国内出版到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高峰的这两年前后。一位因出身不好而去了缅甸的知青王曦说：不知有多少中国知青怀揣着它或是手抄本投身异国，用热血浸透了被弹片啃噬成齿状的纸页。到底有多少人跨过孟古河，奔赴了缅甸战场，有的说5000，有的说2000，无法统计。一位曾经在金三角征兵站工作多年的游击队干部回忆说：最多一天曾经创造日接待中国知青600人的纪录。另据一份非官方材料透露，仅下乡高峰的1969年5至8月，越过国境参加游击队的中国知青达数千人之多。那时候，不但那些不甘由“红五类”变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寄望于“抗美援越”来证明自己心是红的、血是热的。那些挺起胸脯的“黑七类”更不甘“革命失败”，他们效仿格瓦拉支援“世界革命”奔向南亚丛林，去打倒“缅甸的蒋介石”，以证明他们坚信马列和毛主义。
当过缅共人民军的师保卫处长的王曦用红飞蛾为笔名写得《青春挽歌》中讲得更为形象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批共和国同龄人在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的窘迫中，纷纷铤而走险，投奔烽烟滚滚的东南亚丛林，他们披挂起了英特纳雄耐尔重甲，骑上瘦骨嶙峋的赤色战马，挥舞着“解放全人类”的精神战旗，挺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长矛，以唐·吉柯德之勇向异域大风车冲刺……尽管与“纸老虎”碰得头破血流，体无完肤，但燃烧青春的强烈欲望仍使他们俨如飞蛾扑火，前仆后继，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那场甚嚣尘上的世界革命运动一起灰飞烟灭……
请特别注意，这里不是牟志京，还是张育海、红飞蛾，他们都是逃离，他在疯狂之中祈祷风暴，／幻想着风暴会带给他平静’但他们谁也沒有批评文革、更沒有批评毛，相反他们还都是以毛的世界革命为信仰的。

附：张育海致国内同学的一封信
　××：
　　来信收到！老朋友中，除××外（他只来了一封短信，询问这里情况，表示也想来）你这是第一封，对我真是喜出望外，本来我已经绝了和你们通信的望了！
　　细读了几遍，无限感慨！人世沧桑，短短半年，朋友们不但天各一方，而且精神上也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各奔前程，多数人都被沉重的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实在痛心得很。当年遨游天下，驰骋南北，誉满京华，盛极一时的“长卷星”，总算是烟消云散了。当年我们度过的那些时光，现在一闭眼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我南来的路上，抬眼就见到当年走过、干过、玩过的地方，触景生情，当年串连的情景恍如昨日。
　　这边昆明插队知青的情况基本也一样。消沉、痛苦、颓废、堕落，或发疯或自杀，有些人几近土匪，看来是许多学生的通病了（这边也许比那边更差）。确实，十几年的教育，学生成了一些胸怀大志，但是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一旦原来习惯的生活道路走不通，落到从来没有想到的地位，物质条件、精神生活条件极低，而且远离亲人，远离（现在回想起来更加）灿烂的城市和家庭，自然要感到前途一片黑暗，不知怎样熬下去，而被单调的生活、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得精神分裂！
　　我爱我的朋友，为他们的不幸而痛苦，由于我自己到了这个几乎很令人羡慕的地位而感到痛苦，我希望他们幸福，而又无能为力。
　　我能做到的只是请你们转达朋友们，无论前景多么惨淡，环境多么艰辛，千万不要绝望，不要作践自己，不要把颓废做出路。我们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机会还多，不要把环境看死了，难道我们的经历不是说明了“否极泰来”，显示了“辩证法”的威力吗？不要太悲观了，历史的经验证明，像我国现在的政治情况，必然要从不断的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当然我们今天不同于拿破仑那种法国大革命后，不断的对外征服和侵略战争。我们进行的是阶段内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
　　你们在国内，对“九大”一定了解得很多，林总的政治报告不是再明白不过了吗？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政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引的毛主席语录：“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六二年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我国将要进行的这场空前的席卷世界的斗争，不会让哪一个地方是一潭死水，一切人总是要席卷进去，而且持续两代三代也不一定。我觉得值得考虑，不是没有机会投身于历史的潮流，而是没有准备、缺乏锻炼，到时候被潮流卷进去，身不由己，往往错过。就像文化大革命中一样，不断认识，待浪潮过去，除了空虚、懊悔和似有所得的“教训”外，一无所有。似乎是评论拿破仑（也许是拿破仑自己的话）“人，不是幸运特别眷顾他，而是在幸运临头的时候，他有能力把握住幸运的人”。如果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想法，就有毅力“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而不怕环境的艰辛，别人的颓丧的浪潮或许倒是件好事呢？试问，当年主席上井冈山之时，谁人想得到这里有着把握历史的脉搏，决定世界命运的希望呢？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确实，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往往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生活的压力而企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去搏一次跳一次。诚然，对学生来说，这也可能是惟一的有希望的出路。在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暗淡下去的灵魂，重新爆发出灿烂的火花。不惧艰险，锻炼成真正的战士。但对没有尝试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一种逆流中的天真幼稚的精神上的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
　　战争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而是残酷的成千成万的吃人惨剧！当然从马列主义的角度看，这是天然的、必然的。“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犯不上用伤感的眼光看，而当然也不能像那些学生那样浪漫地想。
　　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的意义（我不是说人的因素的作用，而是说个人的价值）。为了战争整体的胜利，你可能就要做局部的支付而牺牲。尽管胜利是肯定的，甚至就在眼前，但你却看不见。像董存瑞就是突出的例子。为战役的胜利，守到一个人，没有援兵，肯定要完，还是要守；明知要死，不顾牺牲要冲上去的事例是家常便饭。朝鲜战争初期伤亡之比为7∶1（我伤亡7，美伤亡1，后相反，为1∶7）。有时几个军被消灭也有，而电影上的战斗则太浪漫主义了。这不是战争恐怖论，而是冷静地认识为政治目标实现军事行动必做的牺牲。而学生中摩拳擦掌者是否准备无条件献身呢？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百世，死得值得。一个枪弹来了，就人事不知，多利索！实际上大多数牺牲，不一定很壮烈，冷枪冷炮激战中冲冲就被打倒，甚至没有到位置没有打抢，连敌人都没有看见就完了的也不少。打仗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班一个排的为通过火力封锁线而全部报销也不少见。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死也往往是受伤，因后方医院远，来不及治，流血多，经过长途痛苦的挣扎，头脑清醒地死。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学生，尤其是“文革”后的学生，有很多是抱负很大，嘴里不说，心里总有“在革命中成就自己” 的想法。而当革命需要你献身时（不是我们平常写文章的高调，而是实在的献身），怎么办呢？
　　另外，军人的字典是没有“不”字的。无论多危险，想冲就得冲，无论你如何支持不住，要爬山、要行军，天塌下来也要走，你病？你累？你力不胜任？没有的事，干不了也得干！纪律要求这样，环境逼得你这样！否则，吃饭的家伙就要搬家，战斗就要失败。在军队里，最好不要乞求别人的同情、怜悯和谅解。另外部队里也不见得没有矛盾，而且时时和死打交道的人当中，细腻的感情是不多的，一切冲突因没有缓冲因素而尖锐无情！总之对战争来说，只有胜和败，只有干到底，不论路有多长。我现在所在的战区的战争，横观世界、竖看历史，是最舒服的。但战争发展起来总是要艰苦的。关于卫国战争，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你们也知道不少，那种时候欲罢不能，怕有些人又要盼停战了。在越南，短短的武斗队生活的影响就极大，莫说那些似乎无期的战争了！
　　当然不是说就不行了。但有两点：1.要珍惜和平和幸福（例如不饿饭、夜里不必半夜起来站岗、转移，不必倾盆大雨爬泥泞的山路，不必雨中往山头等……）。2.不要用玫瑰色的眼光看战争！张××入伍还没有到战争单位就半路回去了，他以前的热情不亚于朋友中的任何一个人！除思想准备足或天性如此的人外，适应战争太不容易！朋友里大概××、××最合适了。而××就要深思熟虑了，不要匆匆下了决心，一失足成千古恨，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兵的和死打交道，不耐烦说话拐弯，信里写的不是打官腔，也不是吓唬人，只是希望大家慎重，不要轻易铤而走险。当然战争生活有其非常迷人的一面。不及多写信，可传看，我毫无顾忌！问一切朋友好！
　　遥祝
　　安康
　　育海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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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五十三）历史在这里拐弯
我看到的这封信是在批陈整风时，一个上海支青从他在东北兵团的弟弟笔记本上抄来的，从东北到上海再到新疆，可见此信流传之广。那时，张育海已战死异域，这封信还被当成“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追查。但我们私下里侃大山，却觉得这或许是我们这些“沒有梦”的人的一个光明的希望。1971年8月，我从新疆“逃”回北京，准备向张育海学习。我见过了从未孝敬过的父母，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不是得知林彪“叛国投敌、折戟沉沙”，以为有了新的希望，我还就真步其后尘去投奔“世界革命”了。
我想那些沒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读了张育海这封信，也许会对他们从左或右方面所接受的那个“文化大革命”有所修正。但不会有人如我当年那样，热血沸腾的把这当成成仁的希望，为证明自己去慷慨赴死罢。
麦克1121留言说：我与牺牲在缅甸的沈大伟是北京四中的初中同班同学，沈是四三派。沈在给其他同学（东北兵团的）的缅甸来信我在网上读过。沈在学习上，身体上出类拔萃，在任何社会都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更有远大理想。他为了缅甸人民的共产主义事业浴血奋战，不幸牺牲，我感到很痛心。但他也有糊涂的一面：他在山西插队，感到前途无望，更不甘心“沉沦”下去，如博主文中所说，要到毛的世界革命前线去证明自己是革命的。革命是为了什么呢？——解放全人类。但果真如此，待到缅甸革命成功，那里的青年不是又有一批人如同他一样被歧视，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吗？沈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不明白呢？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
我不知沈大力们是怎么想的。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去死，去战死沙埸，用死来换取一个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英雄的结局，以证明自己的忠诚。要知道，这一代人都是抱着“解放全世界”“解放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阶级兄弟”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立论错了，论点、论据和论证自然也正确不了。
由于中缅两国关系的变迁，官方不便承认张育海们的“革命”身份，所以现在我们很难找到当年究竟有多少中国青年越境参加了缅共“革命”的数据。快半个世纪了，这些人是通过什么途径，为何人派遣，怎么进入缅甸的？至今仍是个谜。一般来讲，都说他们是非法越境过去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成千上万的知青都非法越境过去，却从未听说有人为此被问罪，这是不符合当时中国严厉的边境管理条例的。
据张育海1969年5月16日致刘捷的信看，他不是私自越境，是合法“支缅”的： 现在我们部队里的学生有四种：1.是边五县一镇（梁河、瑞丽、陇川、潞西、盈江、畹町）的学生，他们是和边民（他们就是边民一部分）一起入伍的，一般较早。2.是我们五个人，四个北京，一个上海。3.是昆明下到边五县的（或保山专区的）插队青年。4.是华侨学生，多是分到云南保山专区的农场或农村。但这四种人，都可以说是在边五县落了脚，象支缅这件事实际上在保山专区才传得普遍，云南别的地方也听不到（红河州有援越）。实际收的范围还是限在边五县，这是其一。另外，作为知识青年，我们可以说是第一批。由于昆明学生许多人投军，造成很大影响，舆论波动很大，听说现已禁止知识青年参军来，这是其二。第三，原来云南两派对立，云南省军区，包括保山分区是不支炮的，不支持外出援缅，以前参军都算叛国。 随着两军（十三、十四军）和八派翻身，五十四军入滇和七六八八部队边疆支左，情况正在扭转。但是许多地方局部政权情况没变，仍说是叛国。许多人，特别是民兵，仍把这件事看作大逆不道。在上面不许知识青年参军后，就更加严厉，盘查甚紧，抓到后，审捆斗。总之这方面传说甚多。但是对于这件事，究竟有什么明确的规定我是不知道的，恐怕还没有统一的规定。但在这里，搞不好是要吃眼前亏的。（我们一伙参军的一个六十五中学生的父亲去国务院接待室询问，回答是“此种事太少了，国家不予承认”）同时作为你来说还有最大的困难，没有正当理由你根本来不了保山专区，更不必提边五县了。因为你如坐公共汽车要证明，沿途住店也要证明。另外有两座吊桥过不来（澜沧江上的功果桥，怒江上的惠通桥）必须有证明，否则天险等闲不能飞渡。另外，云南边疆，政策性不比北京，正值清理阶级队伍之际（你已不是学生，而是山西农民），万一被“好得很”了，那可不比当年北戴河、香山啰。而我们当时赴边疆是名正言顺的“支边青年”，浩浩荡荡，打着省革委会的旗子，坐着省革委会的专车，怀里揣着周兴批的证明，不仅沿途招待唯恐不周，每天还有八毛钱伙食补助！所以在我们当初是赏心乐事的沿途，在你却可能是无法逾越的天险！那末走稳当一点的，走我们的老路呢？你现在又失去了条件与时机。今非昔比，当初虽说已停止了收北京学生，但相隔不到一个月工作还没完全结束。同时一个月内的学生是不断的去，纠缠着使其未断，而其中多是已下农场人的兄弟姐妹，与办事人员人情面子大，朝内有人。即使这样，我们的奋斗每一步都非常幸运地走对了，“关节”都打通了，还是拖了一个月才解决，而且几濒于绝望的崩溃，只是由于难得的际遇（也由于我们绝大的毅力）拉住周兴才“挽狂澜于既倒”，打开这条光明大道。而如今，在事过五个月之后（我们是最后一批），以你已插队的身份，孑然一身，在内无关系的情况下，走这条路，委实太困难了。以上是国内的困难。在这边听说，四月三日为止不收学生了（华侨与少数民族可以）。以上是困难的一面，在我看来是很难来的。不管这些，入伍倒是很容易的，只要跑到边疆，到了云南的遮放，（一个坝子，属保山专区潞西县）那里就有我们的人。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一问路就可，如果没有被挡住的话，步行一天就可以到东山芒海，过了界河就是我们的后方勐巩，到了新兵站登记、检查，就发服装、枪支了。（象你可能还要到芒海解放军工作队过一下，但此甚容易，只消说是某县某地知识青年即可）到了这边如不收，只要决心大就留得下来。总之，最困难的就是由昆明至边境这一段，没有任何把握，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援兵，万里投军，太冒险了，实在太冒险了，边疆不比内地，出了事就不堪设想。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1、“到了云南的遮放，（一个坝子，属保山专区潞西县）那里就有我们的人”。2、“你可能还要到芒海解放军工作队过一下”。说明“支缅”是当局的政策，是由官方指派的军方负责运作的。
张育海战死后，他所在的缅共“303部队政治部”给其兄张育堂的信，似可证明知青“支缅”乃中缅两党的协定。这封信开头引用了毛语录，同国内习惯一样，称之为“最高指示”：一条是“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条是“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然后是烈士通知：“我们满怀着无比悲痛的悼念心情，告诉您，并通过您，转告烈士同志的母亲、亲人及生前的同学和朋友们——这位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的缅甸人民军战士，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崇高的国际主义者，是如何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智慧和革命精神倾注给缅甸人民的解放事业，直至最后毫无惧色地把他的生命献给了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正义战争的。张育海烈士，生前是缅甸人民军东北军区303部队二中队二分队战士、机枪手。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参军，六月二十一日加入缅甸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东北地区的囊森战斗中英勇作战，壮烈牺牲，被追授为一等功臣，并由军区党委追认为缅甸共产党党员。烈士同志生前在部队内短短的四个月的战斗日子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迸发出了灿烂的火花。最可贵的一点，是他从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精神。无论战时平时，在最艰苦的时候，或是在休整的时候，都时时刻刻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研究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环境再恶劣，情况再紧急，战争、行军再频繁，他都从来不停止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满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把主席的思想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育海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信的结尾是：我们只有化悲痛为力量，为烈士报仇，狠狠地歼灭奈温法西斯军人集团，才能对得起无数先烈的鲜血，对得起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无私援助，对得起毛主席对缅甸革命的关怀与指导。《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社论中提出：“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亲爱的同志们，让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消灭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死难烈士永垂不朽！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读了这封信，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悟出，缅共和中共是一回事。缅共造反实际上是毛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沒象“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一样大张旗鼓的公开宣传，而一直藏着掖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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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沉沦的一代（五十四）历史在这里拐弯

沉沦的一代（五十四）历史在这里拐弯
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从被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称“缅共的保尔·柯察金”、缅共人民军战斗英雄、最终官至旅级的康国华和红飞蛾的故事里找到答案。
康国华的父亲是“大资本家”，文革中被遣送乡下。在去缅甸之前，康国华在腾冲上山下乡。他说：“我们学校初一、初二的学生基本都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是黑五类子女，去不了。不能选择，只能去腾冲插队，挣工分。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觉得在国内没有任何前途。”有一次，康国华在腾冲县城碰到盈江县知青亲属，在一家小吃店聊天时“他说：缅共革命最欢迎知青。保山军分区在芒海设有兵站，可去那里报名。最关键的是出身不好也可以。我问：如果是黑五类呢？他说：真刀真枪干革命，据了解可以。”于康国华就和两个“黑五类”知青结伴去了芒海。在芒海兵站报名时，他坦率地告之了自己“黑五类”出身，得到的回答是“他们说：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都不是贫下中农，可后来都成领袖了。关键看你革命怎么干！革命成功后可能讲出身，但革命开始和当中出身是次要的，主要看革命表现。”这下他放心了。第二天，他们三个人和四个附近农村社员一起被送到一公里外的界河边，他们趟了过去，对岸就是缅共的天下。康国华们到缅甸的当天，领到了军装，第二天发了枪。只培训了一个星期，就上前线了。他说他参与的第一场战争是在４月２１日的一场伏击战，下着大雨，血流成河，“我们伤亡20多人，敌方死伤约50人。”
红飞蛾（王曦）的情况与康国华大同小异。在赴缅之前，王曦是在滇西德宏州陇川县弄安村的插队知青。他父亲、奶奶和弟弟则被遣送到滇南石屏。“一家７口人有４口被弄到农村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弟弟才１３岁，我没办法，申请调到滇南，将1969年终分的七百斤口粮用来救济父亲，不然他们要饿死了。”他说，他在滇南没待多久，“那时城市的大批斗已经结束，但农村方兴未艾，隔三岔五四类分子就要批斗，我们这些子女也跟着受斗。和父亲在一起更糟糕，各奔生路吧，我没和父亲打招呼，拔腿就跑。”跑回了昆明后，留在城里的母亲连他回滇西的路费也拿不出。他向同学借钱回到弄安村，但村里以他已经调走，拒绝接收“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生路我还愿意留下来。”王曦说，此前他在生产队表现最好、出工最勤，曾被公社推荐参加当地先进知青大会，后因审查成分不好，取消资格，“这些都是刺激，表现再好也没出路。又穷，我工分最多，但也就分几百斤谷子，活不下去。”于是，他只好踏上了从遮放镇到芒海镇那条专用公路。他不象康国华那样，支缅是为洗白自己的“黑五类”，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上梁山”的。他说：“我对革命陌生得很，在昆明２１中读书时就文绉绉的，喜爱无线电，文革也没参加过武斗，枪都不敢动，不是当兵的料，谁知２１中第一个去参加缅共的就是我。我对支援世界革命完全没有概念，知道是去战争，实在是被迫。”
这其，最具说服力地是，康国华地位变了以后，曾看过缅共司令部征兵站的花名册，正式登记在案的中国知青逾３０００人，大部分是像他和王曦那样的“黑五类”子弟。
据曾经参加过缅共人民军4年的现任德宏州作协副主席张建章《想起缅共岁月》中披露：早在文革初，中共就成立了以毛为组长，周为副组长，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为组员的援缅三人领导小组。“1967年11月26日，缅共中央和新组建的人民军代表在北京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双方达成共识，并签定了有关秘密协议。为了落实秘密协议精神，周总理、康生和李达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与缅共德钦巴登顶、德钦佩顶等缅共驻京领导人连续开了三天三夜的专题会议。原来缅共在建军提案中将这支军队命名为缅甸人民解放军，周恩来总理担心叫解放军会引起国际非议，建议更名为缅甸人民军。中方派遣的两个军事顾问团，代号为‘东方飞燕808’和‘东方飞燕909’，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周总理提议对外一律称之为‘访问组’。808访问组配属人民军303部队，组长是安玉峰（13军37师副师长）、副组长是郭广益（7688部队副政委）。909访问组配属404部队，组长李金桥（保山军区副司令员），副组长张兴邦（保山县人武部部长）。此外，就连选择进攻方向和撕开突破口的具体地点都是周总理亲自参与决定的。”
张建章还讲了他是怎么参加的缅共人民军。当时，他才17岁，是德宏卫校学生。因0802工程（就是那条专门为援缅修的从遮放到芒海专用公路）发生瘴疫，他是防疫队成员。
他写到：五月末的一天傍晚，我背着药箱从七连工地出诊回来，路遇一伙南行的军人。为首的军官骑着一匹栗色马，年约五旬，长得像头壮实的牯子牛，短手短足，腆着将军肚，虎眼厚唇，肤色黝黑。跟着他的几个卫士，都穿着绿色军装，个个荷枪实弹。我感到十分奇怪，说他们是解放军吧，可军帽上的帽徽却是红绒布缝制的五角星，领口上也没有红领章，而且是小翻领，胸前还有两个对称的有盖胸袋，脚上穿的胶鞋更奇特——是解放军都还没装备的新式作战靴，那厚重的胶底与深刻的印纹踩踏出来的足迹，比老虎脚印还霸气！
“小同志，年纪轻轻就背上红十字药箱，了不起！”黑胖子军官竖起大姆指赞扬。他回过头对身边那位年轻精干的可能是参谋或干事之类的干部说：“我们部队就缺这种人才。要赶快想办法招一批卫生兵，充实到作战部队。”
我警惕地问：“你们是什么人？”
黑胖子军官操起不太地道的贵州腔：“我们是山那边的人民军。”
那个年轻军官见我疑惑不解，便扬起红扑扑、汗浸浸的国字脸介绍：“他就是缅共人民军大名鼎鼎的罗相司令员。你们抢修的这条秘密公路，就是为了支援我们人民军打倒奈温反动政府、解放全缅甸。”
罗司令会看麻衣相，发见我眼中透出的惊奇与羡慕，便鼓动：“小伙子，想当兵吗？想扛枪打仗，消灭帝修反，就跟我们走。”见我犹豫，又补充说，“小同志，我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两回，他亲口跟我说，同意我们在边境线上设征兵站，动员征召中国有志气的边民青年参加缅共人民军。周总理也说，广西的壮族就很能打仗，边疆少数民族历史上就是游耕民族，刀耕火种，打猎谋生，这样的民族只要稍加训练，就是英勇善战的合格军人，战斗力会很强的。小同志不要担心，我说的都是真话实话。想好了，就来山那边找我，缅甸革命需要你们。”
自从我与罗相司令邂逅相遇，并聆听了他那一席激动人心的话之后，我就中了魔，心中有了新的远大目标：与其庸庸碌碌的活着，在边远山区当一辈子默默无闻的赤脚医生，不如参加缅共人民军，像白求恩那样做一名国际主义的白衣战士。然而，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援助八路军抗战，他是受了加拿达共产党的组织派遣。而我们则是心甘情愿的自愿参加缅甸的解放事业，从觉悟的自觉性去看，我等的精神更为可贵、崇高。若干年后，当我们吃尽异域革命战争的苦头，带着心灵的创伤和满身的伤痕回归祖国后，四处“求神拜佛”找工作时……才深刻领悟到“组织派遣”的重要性。
一个红霞满天、蜻蜓飞舞的傍晚，我打完篮球回宿舍，路过校园那片盛开的紫薇花树林时，突然冲我飞来一个比彩蝶还亮丽的傣族女生，神神秘秘地递给我一本叫《格瓦拉》的新书。我一口气读完这本名人传记，它使我热血沸腾。格瓦拉是阿根廷人，也是个医生，但是更想医治这个世界。1955年他自愿投身古巴革命，屡建奇功。古巴解放后，他身居高位。1965年4月1日他给卡斯特罗写了告别信，自愿放弃高级干部的职位和优裕富足的生活，告别妻儿，再次踏上革命征程。1966年底他只身来到玻利维亚的游击队营地，领导玻利维亚解放军投入战斗。1967年10月8日在战斗中受伤被俘，9月初在一个小山村惨遭杀害，时年39岁。虽然他的理想未能在这个世界实现，他的名字却让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他是一面红色的旗帜，直到今天，他的“粉丝”仍遍布世界，许多年轻人的T恤上还印有他的肖像。
我的青春被憧憬中的革命烈火点燃了……    1968年7月19日夜，医一班的同窗好友张胜国、沙宝红端出私房菜，为我、蓝佩钦和张孝国设宴壮行。干了一碗火辣辣的甘蔗渣酒，趁着酒劲，我挥豪在墙上题写了一首毛泽东的轶诗：革命岂能做井蛙……赤遍全球是我家
鸡叫头遍，我和两位战友踏上了征程，就像当年白区的青年投奔延安那样，义无返顾地奔赴缅共根据地——勐古。公元1968年7月21日下午，我们到达中国的天涯地角——芒海，缅共的招兵站就设在山脚东面的芒海村公所，这是一幢土抬梁的二层楼房，白墙黑瓦，旁边是公销社的平房，西边山脚有几排新草房，是缅共的后勤仓库和昆明军区108医院的前线医疗所，山坡顶上是解放军遮放团（昆明军区步兵五团）的前哨连营房。我们掏出全部钞票和粮票，很奢侈的买了一大堆饼干、杂糖充饥，还买了三包“金沙江”牌子的香烟。这时，忽然听到叮咚咕咚的下木楼梯的响声和喧闹声，掉头看去，只见芒市老乡杨世启、木定腊、安俊山、李春瑞、张广义、柏洪升等刚领到新军装，欢天喜地走下楼来。我们都是芒市人，当红卫兵时几乎都认识。于是跑拢来握手拥抱，高兴得仿若朱毛红军在井岗山胜利会师。这时，从芒海坝子的田埂路上又出现一小队人民军，他们是刚从勐古前线执行任务回来的林明贤、杨恩跃、张明东、李学云和梅林等人，他们几个都是棒赛的华侨学子，是5月份入伍的“老兵”，个个汗泥满身，饥肠辘辘，看到我们怀抱食品，眼睛都亮起绿灯，嚷着“共产”。于是乎见者有份，不分彼此，大家蜂涌而上，瓜分秒杀了“糖衣炮弹”。
由“老兵”引见，兵站站长又听说我等是罗司令特招的兵，便一路亮起绿灯，我们每人填写了一份履历表，就加入了新兵的行列。当天穿上新军装，每人还领到一支黄油纸包装的国产五六式自动步枪。
7月24日中午，是个难得的晴天，骄阳似火，烤得勐古河谷浮动着一层蝉翼般的氤氲。我们新兵连有60多人，奉命从芒海兵站开往黑勐龙，到总部报到。这批新兵多数是芒市人，而且学生兵占多数。三年后，这批兵大约阵亡三分之一，开小差回国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成为缅甸人民军的精英。
读到这里，我想这个谜基本算破解了：美国帮南越，援越有个抗美的前提，当然理直气壮了。缅甸甚至也达不到内战的程度，充其量也就是内乱，是人家的内政。中共一直宣扬“不干涉别国内政”，可又不能不帮缅共，也就是说，因援缅师出无名，所以只好做而不说。如果缅共成功了，自然要大吹特吹。但事实是缅共灭亡了，其中中共还负有相当责任，当然就只能藏着掖着了。以致这段历史久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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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五十五）历史在这里拐弯
为什么说：中共对缅共的兴亡负有相当责任呢？
要拂去罩在这段历史上的尘埃，还须了解一点两国和两党的历史恩怨。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历史上与中国关系与朝鲜、越南相类似，而且从未发生过战争。19世纪20年代后，英国于1824年至1885年间先后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1886年英国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清政府还命驻英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向英国抗议。次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英国对缅甸有支配权，但缅甸对中国仍照往例，每十年一贡。果敢等数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就是在那时列为“未定边界”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从此以后，缅甸国内的主流主要是民族独立和反英国殖民主义。尤其是知识阶层更是首当其冲，而青年学生则是冲锋陷阵的角色，昂山、吴努、奈温，以及后来缅共的丹东（德钦丹东）等均是这一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他们在学生时代成立了意为“我缅人协会”的德钦党。昂山、吴努、丹东、梭、巴欣等人都是当时的领导人。1939年8月19日，他们在激进主义的潮流下，成立了缅甸共产党。昂山被选为总书记，与德钦巴欣、德钦梭、德钦巴丁（缅人有名无姓。德钦和吴不是姓，是一种尊称，男性习惯在名字前加“貌”（兄弟之间）、“郭、哥”（兄长之意）、“吴”（叔叔之意）；女性习惯在名字前加“玛”（姐姐之意）、“杜”（婶婶之意），以表示谦虚或尊重。有的人在名字前加“德钦”（主人之意）、“波”（军官之意）以及地名等等，以表示身份、地位、籍贯等）等组成党的领导层。　　　
显而易见，缅共是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是民族主义的团体，但既然叫共产党就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尤其是那个几乎无处不在的以支援世界革命面目出现的共产国际。民族主义是很现实的，马主义却很飘渺。这两个主义可以在纲领上合二而一，却很难在实践中结为一体。因此，缅共从成立起，就是一个矛盾体。现实的昂山主张学中共的斗争方式，丹东等是昂山的追随者；接触过马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德钦巴欣、德钦梭等主张效仿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争取苏联的援助。不过，当时两派在争取民族独立上还是一致的。当时，两派的妥协就是派昂山去延安找中共拜山门，谋求共产国际的物质支援。1940年8月，昂山从水路抵达厦门时，被消息灵通的日本特务机关阻滞，在一个叫“玲木”上校的日本人“大东亚共荣”的开导下，昂山从现实考虑，决定与日本合作，利用日本的力量驱逐英国殖民者，实现缅甸独立。于是，他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议，当即从厦门前往日本。1941年3月，昂山秘密潜回缅甸，召集觉迎、巴瑞等开会，商量“联日反英”。10天后，便携奈温等“30志士赴日”接受政治和军事训炼，其间还去过日占的台湾、海南岛进行实地武装训练，组织和训练所谓的缅甸独立义勇军。1942年初，在昂山的缅甸独立军协助下，日军长驱直入，顺利攻克了首都仰光。日军进入缅甸时，也遇到了猛烈抵抗，并伤亡惨重，但与之交战的不是缅人而是中华民国的远征军和英国驻军。中国军队在缅印作战3年零3个月，投入兵力近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中英联军所以在缅甸打的那么惨，主要是不但得不到缅人支持，反要提防缅人偷袭。昂山不但协助日军击败了中国远征军，而且，对待中国战俘手段极其残忍，1942年5月21日凌晨，1500名中国远征军伤员，不堪其辱，慨然集体引火自焚。在这段历史面前，皍山是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对立一方的，他欠中国一笔血债，。
不过，昂山凭此投机还是达到了他追求民族独立的目的。1943年8月1日，日本宣布缅甸独立，许诺帮助缅甸发展国家经济，并成立缅甸联邦政府。皍山在日本扶殖的巴莫政府当上了国防部长。为表彰他在日本南亚战略的功勋，日本天皇1943年3月授于他三级日升勋章。1944年9月，又授其一级祟高瑰宝勋章。
然而，奇怪地是据缅甸官方资料记载，这位为日本侵缅立下头功的日本授衔的少将（所谓“昂山将军”乃由其而来），却在日本天皇两次为其授勋的中间，于1944年8月初，与缅共代表德钦索、德钦丹东、德钦巴罕会谈，决定成立反法西斯同盟（后改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告知在印度的英国当局以寻求支持。
并于1945年3月27日，在英国的支持下，亮出抗日大旗，公开与日军决裂，
日本投降后，英国原缅甸总督史密士爵士重返缅甸。1945年9月，昂山与英军签定了甘迪协议。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莫北丹建议昂山出任副总检察长一职，军衔为准将。昂山虽不情愿，但在盟军的压力下，还是不得不于10月27日辞去缅军总司令一职。在史密斯批准成立的临时政府为副总理。不久，临时政府因昂山为主席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分裂而夭折。12月1日，昂山又组织了人民同志军，自任总司令。
1946年8月，亲丘吉尔的史密士卸任，亲女王的蓝斯将军接任缅甸总督。昂山被委第二届临时政府总理。同盟入阁后，于11月8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一年之内给予缅甸独立的要求。12月20日，新任英国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邀请缅甸派代表团赴英国下议院商讨此事。昂山率团前往。艾德礼批准缅甸独立，并允许他做开国元首。  
1947年1月27日，双方签定了缅甸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议。7月19日，昂山及六位阁员被杀。
1948年1月4日，缅甸联邦共和国正式宣布成立，掸邦首领苏瑞泰当选为首任缅甸总统。
关于昂山之死，过去由于政治原因，就象中国把暗杀宋教仁的主凶定为袁世凯，把中山舰事件说成是蒋介石策划的阴谋一样，多归罪于曾与中国交恶的奈温，并将奈温划为昂山的政敌。其实这都是对历史的无知和嘲弄。
据英国 BBC1997年推出的纪录片《谁杀了昂山》解密的档案披露，杀死昂山的幕后推手乃原缅甸总督史密斯。他安排两个在缅甸服务的英国低级警官，将武器输送给一个曾在殖民政府中当过总理，因涉嫌与日本人密谋而被捕流放，战后才获释回国的堪与昂山竞争的资深政客，老牌的民族主义者，时任缅甸爱国党主席的吴梭（一译吴素）。吴梭随即安排杀手在7月19日清晨，进入昂山秘会房间，将正在开会的昂山及其参会的六个亲信当场击毙。不久案破，吴梭被捕，史密斯为其多方奔走，要求特赦。但负责处理缅甸事务的印度总督蒙巴顿置之不理，在部署主权移交后，将吴棱移交缅政府。缅当局旋即以“资历高于昂山，但嫉妒昂山年少上位”的杀人理由，匁匁将吴梭送上了绞刑架。
史密斯为何要杀昂山？
因为史密斯在日军侵缅时，撤退到缅印边境，成立了一个英缅协会，坚持抗日。而昂山则投靠日本，甚至还充当侵略者的鹰犬，残酷镇压抗日力量，把隶属他的克伦族游击队剿灭。昂山因为得到了女王和工党首相及驻印总督蒙巴顿的青睐，让投机得逞的昂山充当缅开国元勋，在史密斯看来，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他认为：昂山是引狼入室的缅奸，是叛徒和战犯；昂山反英可以不论，但与日本勾结，就是盟国的敌人。据说，艾德礼与昂山签定协议后，邱吉尔在议会当场拍案而起，不承认这个协议，骂昂山是卖国贼，是缅奸和英奸。于是，人们怀疑邱吉尔可能是史密斯同谋。
邱吉尔是否是史密斯同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昂山该不该杀？
从昂山在二战中的所做所为看，站在反法西斯同盟的立场，也就是英国的立场，昂山绝对该杀。对中国来说，仅就那1500个因受虐而自焚殉国的伤俘论，昂山也属罪不容赦的战争罪犯。既使从世界通行的法理讲，皍山既使罪不致死，也污点重重，绝对算不上什么民族英雄。但站在缅甸民族主义立场，昂山却是个大英雄，因为他实现了缅甸独立。以致到今天昂山还被捧为缅甸的“国父”。
无论昂山是英雄还是罪人，在今天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只活了32年的将军都给缅甸留下了些什么？或者说，昂山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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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五十六）历史在这里拐弯
简言之，昂山给他的国家留下的就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烂摊子。
其实，这从昂山的“革命履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会降日一会又投英，左右摇摆又左右逢缘，不管当日人少将，还是做英人准将，目的却始终是要当主人，也就是民族独立。其动机毋庸置疑，而且其在某种意义上也达到了目的，缅甸毕竟是在他的奋争下获得的独立。因此他做为缅人的民族英雄当之无愧。这恐怕就是缅人尊其为“国父”的原因罢。
如果，昂山不是在1947年就死了，他也许会有一套好的或更糟的治国办法。但他死了，他的好的或不好的思想，便只能由活着的人按各自的需要来解释，动机和目的都失去了意义，过程才是他留给人们可以各取所需的有价遗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前面已基本厘清。简单地讲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此外，昂山死时才32岁，还是个半成熟的年轻人。他的同志和战友也和他年纪差不多。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往往易自视甚高又摇摆不定，却又谁也不服谁。而正是这些人主导着独立后的缅甸政局，直到中国文革时期，在缅甸唱主角的一直是当年和昂山一起闹学潮闹民族独立的德钦党一共产党那一帮子人，吴努、奈温、丹东、棱……，而正是这些的兄弟反目，把好端端的一个小康之邦，打成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这也可谓是昂山留下的另一笔遗产罢。
总之，昂山死了，但他的幽灵始终飘荡在缅甸上空，并附体在他不同的战友身上。这其中有两个与本文主题紧密相关的人，他们一个叫奈温（吴奈温），一个叫丹东（德钦丹东）。他们俩都是德钦党一共产党最早的成员，都是昂山的“亲密战友”，并都曾是毛和中共决策层的“老朋友”和“座上客”。在文革时，他们一个被中国知青称为“缅甸的蒋介石”，一个被中国知青当做“缅甸的毛泽东”。
中国知青“援缅”就是在“缅甸的毛泽东”领导下，去打倒那个“缅甸的蒋介石”。
“缅甸的蒋介石”奈温确实有几分象蒋中正。他在德钦党一共产党这一缅甸革命历史标志中资历不及丹东，据说其资历浅到只是缅共的“候补党员”，而丹东已是中委。这与当年在广州国共合作时的蒋毛十分相似。此外，奈温与蒋一直追随孙中山一样，也是昂山集团玩枪杆子的，享有“缅军之父”称谓，也和蒋一样是通过政变成为一号人物的。丹东在昂山死后，便与由昂山集团二号人物吴努任总理的政府反目相向，不肯放下枪杆子，跑进山里学毛的“农村包围城市”打游击去了。这个“缅甸的毛泽东”与中国毛确有许多相近处，中国毛自称出身“富农”（其实，据毛自己讲的他家僱有几个长工，还在城里屯积粮食的情况，如按他自己定的规则，至少应定小地主），丹东出身是“一个木材商兼地主的家庭”。两个都是师范生（不过丹东的师范属大专，毛的师范至多属中专）。在“革命履历”方面，俩毛也几乎一样，都是党“创始人”之一，也都是长期在党内高层有名无实，都是党内斗争的老手，也都是在上世纪40年代中，通过批判党首而成为新党魁的。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丹东批判的那个党首“登佩密”的真实身份乃是个中国人，而且还是个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此人就是2007年病逝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启新，他的泰国名叫S•素林，化名文德才，党内代号老黑。其死后的履历并未直书此事，只是用“1930年至1934年在国外从事革命工作。 1934年至1937年被国民党政府监禁，“七·七”事变后获释，在华南地区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注：“1930年至1934年在国外从事革命工作”乃指其此间奉派到马来亚共产党任新加坡市委副书记，1934年被当局驱逐，并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在海南服刑）。据考证，李启新是1942年被中共海外工作委员会和南方局派往泰国，任务是重组泰共，领导抗日。这与丹东这一时的履历：“1942年8月，日本殖民政府释放了共产党人和德钦党人。德钦丹东、德钦梭等人出狱后，立即着手恢复缅共组织，开展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事实是丹东出狱后，便同昂山、吴努一同进了日本标签的巴莫政府内阁，担任了农业部长。）”除了没提李启新外，其它均相吻合。
丹东反对登佩密的罪名是“白劳徳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具体内容是这位中共委派的总书记，在1945年7月缅共二大上提出的解散武装，接受英军改编的“和平发展”路线（与中共批判的党首陈独秀，及文革时对刘少奇的批判，何其相似尔！）。而在日占时期，当伪政府部长的丹东原本是与坚持武装抵抗的德钦梭相对立的，是主张合法斗争领袖。也正因此，丹东发起的这埸“党内斗争”又一次导致了分裂，以德钦梭为首七个坚持武装斗争的中央委员脱离缅共，另立山头，被称为“红旗党”，丹东成了新的缅共总书记，被称为“白旗党”。
李启新1949年5月，出任中共统战部综合研究组副组长。（当时，中共几个部均是部下为处室组，沒有司局建制）相当于副司级。做为一个1927年入党的老资格，显然是降职使用。是否与在缅的“错误”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我个人以为，李启新是1942年派赴缅甸时，共产国际是1943年解散的，缅共属国际亚洲支部，而中共是亚洲支部的老大。因此李启新赴缅应是中共奉国际之命派去重建缅共。他后来所以不被重用，大概就是因为那个“白劳徳主义”。白劳徳因反对暴力革命，与美国政府合作，被斯大林称为修正主义，并在世界共产党中掀起一股批判白劳德修正主义热潮。李启新被批执行了白劳德主义，当然罪不容赦，中共能不问其罪，还给他一个中级职务吃饭，在那个时代，实在是已经太宽大了。这其中唯一令我不解的是，作为一个资深的老牌国际特工，李启新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按说他这类角色，只有上传下达的权力，不能自作主张，到处都在批白劳德，他能不知道？！所以，他只可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从当时莫斯科指示中共与蒋组织联合政府的史实看，李应当是按此口径执行的。其所以犯“错误”，是因后来中共改变了，莫斯科也随着中共的改变而改变了。也就是说，李是中共政策改变的牺牲品，做为一个高级特工，他只能甘当替罪羊。从历史上看，李启新可谓是第一个“援缅”红卫兵，从他们故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缅共与中共的历史关系，可以明白为什么昂山会1944年8目突然“反正”，也可以理解文革时知青何以可以合法地“越境”去支援“世界革命”，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旧世界。
这是当年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坚信的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
那么，奈温是“缅甸的蒋介石”吗？他又是怎么成为“缅甸的蒋介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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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五十七）历史在这里拐弯
奈温是我们这代人熟知的一个国际人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为人所知的（如果把“中国人民”換成“中共领袖”，就名符其实了）。
丹东我们却知之甚少，甚至还不如对他的副手巴登顶（德钦巴登顶）了解更多。便是曾呼其万岁的康国华、红飞蛾等“援缅”知青们，恐怕也只能从书里去认识他。因为在他们去缅之前，这位“缅甸的毛泽东”就被他的卫士刺杀身亡了。
奈温作为“30志士”之一，在昂山生前就奠定了其军事领袖的地位。他与昂山集团二号人物，缅甸联帮政府首任总理吴努可谓是昂山的左膀右臂、一文一武。
独立后，缅甸基本上是吴努主政，奈温主军。1949年后，奈温长期担任缅军总司令，总参谋长及国防部长。后因治国方略分歧，主张搞社会主义的奈温于1962年3月发动政变，囚禁了已是新成立的缅甸联邦党主席，主张宪政统一的吴努总理，自任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兼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同时创建了以他为主席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缅甸式社会主义”尝试的军政府时代。
吴努是个文人，年轻时是个民族主义色彩极重的共产主义者，曾翻译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部分章节，抗战时还翻译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写过一本《战时中国》的书。他二战时的历史与昂山、丹东一样，曾在日占时任外交部长。他与昂山一样，以民族独立为理想。出任总理后，其治国理念很现实，就是化剑为犁，恢复国家正常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但他面临的现实却是，其在缅共的昔日同僚仗着背后的中共撑腰，不仅不肯放下武器，还称他是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声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缅甸＂也就是非他上台才是正道，选择暴力对抗（这点和同时期中国的情况雷同，只是结果不同），于是一心统一缅甸的吴努不惜兄弟反目，针锋相对地宣布缅共非法，下令联帮国防军向不肯放下武器走和平道路的反叛武装发动军事囲剿，那时中共还在内战，沒能力支援缅共，因此，吴努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缅共便被赶出城市，转入地下。
1949年中共通过内战取代了国民党政权，吴努政府第一时宣布承认北京政府，并在1950年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吴努所以这么做，一是对缅甸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关系的尊重和现实考虑，缅族乃唐朝内乱由彝族在云南建立南诏国南下进入现在的缅甸地区，灭亡了骠国，然后在不断扩张中逐渐形成了现在缅甸的。1947年因对建邦方案不满，组建了自卫军。并在1948年7月发动武装起义，曾控制了半个缅甸克伦族，是更早时从中国西北南迁的羌族演变来的。曾统治过缅甸大部分地区的第二大族的掸族，则是秦汉后，散居在云贵一带的古濮人与越文化融合形成的。这诸多的中华因素，决定了任何人在缅甸当政，都必须要考虑中国的态度。吴努如此，奈温也不例外。
对当了一国总理的吴努来讲，更主要的还是现实的需要。此时，与他反目成仇并被他宣布为非法的缅共，在中共胜利鼓舞下，又死灰复燃，建立了一个人民统一阵线，丹东学习中国毛，鼓吹“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出政权”，以缅共主席身份兼任军委主席并自任总司令，运动了一些国防军哗变，并与边远山区克伦族（景颇族）武装结盟，又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民主联军，大有东山再起之势。此外，建邦方案引发的内争未靖，因中国内战败退入泰缅边境山区一股国民党武装部队，使少数民族，尤其是与中国接壤的北方少数民族部族又因此从拥兵自卫到拥兵自重，凡此种种，都严重阻碍了他统一缅甸的计划。
吴努当政时已满40岁，是昂山那班人中年龄最长的大哥级人物。面对这三股分裂势力，吴努选择了三种不同解决办法：1、趁中共介入韩战无暇旁骛之机，全力打击缅共。1951年，丹东头脑发热地提出“两年内赢得战争胜利”的口号，结果因各种原因，主要是他瞎指挥，引发内部冲突，克伦部族武装阵前反叛，到年底就让政府军三次进攻，打了个丢盔弃甲一败涂地。2、对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但效果不佳，对分裂者则坚决军事解决。3、对境内的中国残军，吴努原本是想军事解决。从这股中国残军进入以后，吴努政府就开始清剿，但都以损兵折将而告终。1953年春，吴努调集了8000以名以剽悍骁勇著称的克钦族士兵，还重金招募4000名国际军团印度兵。企图一举残灭“金三角”地区的中国残兵。但结果又是大败而归。于是他转而寻求外交解决，请求国际，尤其是中国来解决。
为此，吴努1954访华时，直言不讳地对周恩来说：“中国如同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时刻提心吊胆。”形象地讲出了他心目中缅甸和中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许多与中国彼邻的小国当时对共产党中国的看法。为扭转这种不良国际印象，周恩来在回访缅甸时，为安抚这个“羔羊”邻国，不但在与吴努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特别对吴努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等于宣布不再支持缅共叛乱，给吴努吃了颗定心丸。这以后，丹东因得不到中共的实际支援，在中共“两国关系”与“两党关系”外交政策作用下，开始主动向吴努政府提出通过谈判要求，也弹起了他早先批判过的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和平建国老调儿，但因要价太高未被政府接受。为此吴努1957年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发表演讲之后，竟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
但横亘在中缅两国关系之间不仅有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缅共反叛问题，还有果敢等约五万平方公里的末决领土问题。对此，中共均做出了相当让步，1960年1月，奈温将军以缅甸总理身份访华。1月28日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并于当年10月1日，正式签订了边界协定，果敢等末决领土问题得以又一次以国家层面法律形式得以解决。
为什么是“又一次以国家层面法律形式得以解决”呢？
因为在在清末，清政府就与当时占领着缅甸的英国政府签定过一个将果敢划归英属印度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近几年，有人把此称为“卖国条约”是不妥的。中缅边境自汉至清历来模糊，何况还有1897年以国家法律确认的这个既成事实呢。不错，那些地方在历史上确曾为当时的政府开过府立过县，仅以地方居民族别来判定是否我固有领土，是不能成立的。以果敢地区为例，先秦时属哀牢百濮地，百濮也就是今天缅甸的掸族，中国的傣族。唐代先属南诏，后屋大理国，均是与唐政府时和时战的独立国。元灭大理，置云南省孟定路孟缠甸，明代则分别为镇康土州、孟定土府的一部分，算是正式划入了中国版图。但都系“土郡县”，仍是当地非汉民族的土司当政。这个地区的汉人大多是明末清初，效忠于南明小朝庭的军民追随永历皇帝南迁至此，南明灭亡后，许多汉人因不肯降清纷纷迁居于此，才形成了萨尔温江以东的汉族聚居区。18世纪，明将后裔杨献才成为果敢土司，1840年，清政府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由道光皇帝下诏封杨献才四世孙杨国华为世袭果敢土县令，其实还是土司制。1897年清庭所以同意果敢归英属印度（那时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恐怕也考虑到了果敢人反满的民族情绪。这以后的62年里，果敢在法律上属缅，但依旧是杨家世袭的独立王国。直到1959年，吴努在奈温压力下，宣布废除封建土司制，果敢最后一个土司杨振财被调入中央任职，才结束果敢地区长达百年的土司历史。同理后来中共与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也不能不考虑果敢人的百年史，尤其是该地区汉人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比如后来的果敢王彭家声的军事知识，就是来自与杨振财合作的国民军教官。凡此种种，再加上当年中英的那个条约的存在，北京的做法是对《续议缅甸条约》的承认，虽然嫌软了一点，但绝谈不上“出卖领土”。
因吴努政府修复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共调整了与缅共的关系，在中共“两党关系”不能有损“两国关系”外交政策作用下，大幅削减了对缅共的实际支援，促使缅共与政府缓和矛盾。于是丹东开始主动向吴努政府提出谈判要求，也弹起了他早先批判过的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和平建国老调儿，但因要价太高未被政府接受。为此吴努1957年应邀访问昆明，在云南大学发表演讲之后，竟高呼“毛主席万岁！中缅友好万岁！”
奈温的政变结束这一羔羊与大象相拥亲吻的美丽神话。
那埸被称为“军事政变”的首脑易人，其实非常的和平，不仅沒流一滴血，而且被赶下台的吴努也只是被“软禁”了半年，随后奈温便任其“流亡”到了中国。这对德钦兄弟的矛盾，表面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实际是却是奈温嫌吴努在少数民族自治上太软，也就是说不能国外国内咱都当羔羊。后来奈温失势了，但国内仍肯定是他“统一了缅甸”。另外，鲜为人知的是，在对缅共的问题上，奈温却比吴努更软，他幻想利用德钦兄弟情，说服丹东，放下武器、变敌为友，与他一起搞缅甸式社会主义。不仅停止了武装行动，还派飞机接丹东到仰光会谈。
但这时的丹东在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高调儿表态支持中共，并自称“国际共运由ABC支撑”。所谓A，即是Albania（阿尔巴尼亚），B即是Burma（缅甸），C指China（中国），缅共俨然与阿尔巴尼亚、中国并列为马列的最正统继承者。当时中共因在国际共运处于孤立状态，又开始了对缅共的输血援助。所以，其与“缅甸的毛泽东”自居，视奈温为新军阀、“缅甸的蒋介石”，把仰光谈判视同当年毛与蒋的重庆谈判，底气十足的狮子大张口。结果惹怒了奈温，又开始了对缅共的军事进剿。
有了中国的支持，丹东从仰光回到他的老巢勃固山区，打着毛主义旗帜又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1964年9月，缅共中央提出“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政治路线。
1966年，在中国红卫兵运动冲击下，缅甸也爆发生了大规模学潮。奈温的军政府对以华裔和华侨青年为主的造反运动进行了无情镇压，进而又以“国有化”名义对涉嫌的华商资产罚沒充公“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国官媒称之为“反华排华”，并对奈温大批特批，以至影响到了两国关系。两国关系降温，两党关系就升温。中共在党报上刊出了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与毛的巨幅照片，以示对缅共的支持。这一时期是缅共快速发展时期，许多城市学生，尤是华侨华人子弟纷纷离开城市，进入丛林投奔缅共，丹东鼎盛时期，其控制的地区人口近百万，武装部队达三万人。
1967年，奈温动用数十个营精锐，对缅共的中央根据地—勃固山区发动围剿，重创了缅共武装。迫使丹东又回到了丛林去打游击。一年后9月的一天，这位“缅甸的毛泽东”倒在了跟随他多年的警卫班长枪口下。
然而，奇怪地是这位缅甸的丹东的死讯，却是在他死后半年的第二年3月才由中国官方宣布。
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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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沉沦的一代（五十八）历史在这里拐弯
关于丹东之死，目前有三种说法，凶手和作案经过不变，变的是作案原因和幕后推手：一、奈温谋杀说。因丹东不接受和平建国方案，奈温政府收卖丹东的警卫班长貌苗将其除掉。二、“党内斗争”说。幕后推手由奈温变成了巴登顶。三、咎由自取说。貌苗因其太左，基于义惯而杀之。
奈温谋杀说是缅共中央的“官方”说法。因凶手此后“叛变”投降了政府，似可为定论。但这一说法有个解释不通的硬伤：为什么人死后半年才公布？说信息不畅，可缅甸就巴掌那么大块地儿，再不畅也不能迟滞半年吧。另外，据缅共方面讲，貌苗杀人后即叛逃。那么幕后真凶奈温理应在第一事件得到报告，但实际上，奈温也是半年后才从北京的报导中得知此事。显然，这是讲不通的。
“党内斗争”说，应是缅政府传出来的。此说的根据主要是，因丹东曾与奈温谈判和平，被北京认为是“放弃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要清理门户，换上毛的好学生巴登顶。此说听来有些演义味道，但当时的国际共运，尤其是东南亚的共运从可映证此说，比如，亲中的印尼共主席艾地在1965年“9·30”事件被捕，并于两个月后被判死刑。中共在谴责纳苏蒂安、苏哈托军事政变同时，批评艾地与苏加诺合作搞的“纳沙贡”是搞阶级调合，是“大杂绘”。此外，受毛文革影响，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纷纷分裂为两个或三个，比如曾是中共一个支部，以华裔为主，1960年代就退入马泰缅边界山区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就一分为三，被中共分为“亲中派”和“亲苏派”。而丹东一度与政府谈判和平，尽管他的“白旗党”一直被中共视为“亲中派”予以支持，但其居然与“缅甸的蒋介石”谈判和平，被毛视为“立场不坚定”或投降派，而须换马则完全符合中共当时所持的极左路线。
另外，可以从侧面佐证此说的是，两国关系恶化后，1967年北京决定让一直躲在中国的缅共第一副主席巴登顶，而不是缅共主席丹东公开露面，《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巴登顶的文章《缅甸的蒋介石—奈温军人政府必败！人民必胜！》。（这也是我所以知其而不知丹东的原因），在那个人们只能从官方报纸的人物排名来判断好人坏人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举措。事实上，后来这个巴登顶也确实当了主席。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早在1950年代初期就是第一副主席巴登顶，为什么在1969年3月公开丹东死讯后，并不直接上位，而是推举与丹东关系较好的德钦辛为党主席，德钦漆为党总书记，自己还是第一副主席？避嫌？！更为接近真相地是，这之后，驻在缅北背靠中国的以巴登顶为首的中央远方委员会，与驻在缅南部勃固山区缅共中央几乎完全各行其是。远离中国边境的勃固山区由于得不到中国在物质上的有效支援，在政府军的围剿下，弹尽粮绝党主席和总书记于1975年春双双战死。对此，曾是缅共人民军一员化名“裤脚兵”的上海知青这样写到：“勃固山脉！曾经很热闹的丛林营地一片死寂，而且（据后来的传达）德钦辛德钦漆身边几乎无人，但还带着一些孩子（革命后代），只能在野地树林里挖野菜吃，这些娃娃先暴露在敌军进剿部队视线里。二位资深德钦党元老已经虚弱到连说话都不能了，敌军叫他们投降，他们不肯，他们二位手上还有武器。于是（这个情景比格瓦拉更糟）被当场射杀。据闻，奈温当局早有准备，及时召集驻缅甸的各大新闻社记者赶赴现场，新华社记者也被邀请到。二位党的领袖遇难处地名叫‘扑羌’”。而他的死后，巴登顶才顺理成章地回国接任主席。
这一说法的第一嫌疑人显然是巴登顶，因为他是丹东之死的最大受益者。问题是他为什么要对自己患难与共20年的老战友（据称他还是丹东的远房兄弟）？他又是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目的的？这一切因资料缺乏，都无法厘清。但据中国援缅知青已披露的资料称，巴登顶比校讲政策，他所控制的缅北地区，相比丹东辖下的勃固山区，在“党内斗争”上要温和一些，巴登顶还效仿毛讲什“大部不杀”。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我更倾向第三种说法：多行不义必自毙。
咎由自取说。“裤脚兵”在《德钦丹东的最后一天》里这样写到：德钦丹东是在最不应该丢命的地方丧命的，貌苗跟着他一直到厕所，出恭时下手。与法国大革命最著名领袖同名的德钦丹东死在1968年9月24日下午5点20分，那是傍晚时分。我已经记不得这个时辰是怎么记下来的。和同样死于行刺者的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相比，德钦丹东显得很恶心，因为马拉至少是“干净”的，他死在浴缸里。”德钦丹东以及他的支持者党徒怎样杀害甚至虐杀曾经的同志和战友乃至自己的上级？—“节约子弹”，那就使用结实无比的竹棍，锤抽修正主义分子头目，以致刑具打成伞状，竹片，竹扫把，竹丝！有的打手是年轻人。他（她）们都是“红卫兵”。这些刑具上面沾满血浆和肉浆，骨髓和毛发。—使用刀片割开脚腕，同样为了“节约子弹”—挑破动脉血尽而死。据说这个是丹东本人发明和亲自下手的。他就这样和被自己宣布死刑的前同僚面对面，看着对方直到他死掉。……貌苗是德钦丹东的警卫员，他无数次目睹愈演愈烈无法制止的嗜杀。出于极端的恐怖还是出于绝望的怜悯？—貌苗唯有杀德钦丹东。德钦丹东死，勃固中央根据地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党内革命”残杀因此休止。
从这段叙述中，对中共历史稍有所知的人恐怕多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李韵九、沈泽民、戴季英、夏曦、康生、谢富治，或者也会想起契卡、想起贝利亚和波尔布特们……所以，我宁可相信丹东之死乃咎由自取。
不管丹东是如何死的，他的死最终使北京加大了对缅共的支持却是不争事实。“裤脚兵”1980年4月去中联部时“中联部缅共组组长用十分清晰的语言传达了这样的意见，他说，缅共东北军区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丹东死前的10个月时，毛便对缅共代表巴登顶许诺，中国会像支援越、老、柬共一样支援他们。为此，毛还亲自撮和了1950年代退入中国的克钦军首领罗相（也就是前面张建章先生的《想起缅共岁月》提到的那位传奇将军。也译罗先、罗线、诺线、方克清）与缅共（巴登顶）的合并。当时（1967年11月），毛就对罗相、巴登顶等许诺，中缅双边关系恶化原因，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支持你们；边疆一带的群众可以动员，他们有国际主义义务。毛授权熟谙国际外交的周恩来做为此事的组织实施者考，周虑到缅甸的具体情况：两国过去一直友好；没有外国势力的介入缅甸。认为需要有个“政策尺度”，避免授人以柄。根据毛的七条此总结出支持缅共武装的七大策略：1，公开支持缅共，谴责奈温，不公开地向缅共武装，派遣“成建制的大型顾问组”和输送武器。周恩来提议对外一律称之为“访问组”。2，由“有作战能力的人员”，组成“不明国籍的志愿武装团体”，前往缅甸自愿助战；3，把十年前已在贵州，四川落户的原缅共人员集中进行军事训练，让他们返回缅甸，他们在中国联姻的亲朋，民兵老乡，友人都可前往缅甸“建立根据地”；4，在云南的兵团，农场和插队的上山下乡知青，如果“自愿到缅甸支援世界革命”，有关文件规定：可以享受“参加革命工作”待遇；5，建立“缅共中央广播电台”，“暂居”中国境内，“暂借”中国新闻工作者，来声讨奈温统治集团。6，由缅共名义公开打出“缅共人民军”的旗号，与奈温政府宣战，以表明是缅甸国内的革命，与中国无关！7，云南省的德宏、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市，自治州，以105,106、108、326、等为代号，迅速建立为支援缅共的专职机构与后勤基地。
至此，我们就基本厘清红飞蛾、康国华等何以可以“合法”地出国去当“裤脚兵”的历史真相了。
博友麦克1121留言称：“张育海牺牲后，被缅共封为革命烈士；他的亲人为张育海在中方的烈士待遇也四处奔波。最后找到总参。得到的回答十分明确，不能。理由是，中国未向缅甸派出一兵一卒。”
分明是中共最高当局的决策布署，总参为何不认帐，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中国未向缅甸派出一兵一卒”？
我为此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所有援缅活动中，均找不到时还兼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身影。对缅的所有活动都是毛与当时没有任何军队兼职的总理周恩来组织决策的。我想这恐怕就是军方敢当面否认军队援缅这个事实的原因罢。正如，后来去缅甸“国际支左”归国知青是去找中联部而不是找军方一样，因为，所有援缅事务都不是通过国防部和军委，而是由当时还属周分管的中联部，也就是中共对外情报机构来进行的。亦即说，援缅是党对党，不是国家行为，所以军方说“未向缅甸派出一兵一卒”并非撒谎。
那么又该如何评价那些战死异国的红卫兵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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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五十九）历史在这里拐弯

对这个问题，博友爱吾庐的回答是：“怎么评价格瓦拉就怎么评价红卫兵。怎么评价列宁就怎么评价格瓦拉。唯恐天下不乱。生性嗜血。”我以为这作为政治批判是可以的，但作为历史评判，就未免太过意气用事。
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以为应先厘清三个关键问题，1、中国“援缅”知青为什么要去外国当兵打仗？2、缅共在缅国内的地位及作用？3、中国究竟向沒向缅甸派兵？
首先，已可查的资料证实，中国“援缅”知青大多为文革初备受政治歧视的“黑五类”或“黑七类”子女。后者中们“资本家”“走资派”子女在红卫兵打砸抢烧杀阶段，可能有些参予者。但前者在那时是无权参予的。他们大都是在反血统论后才有资格成为红卫兵的，沒有破四旧、红色恐怖时代“嗜血”的犯罪前科。正如牟志京所言“在早期在中学里那些造反派，倒是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造血统论的反，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相当明显。这个阶段定义得很好，就是到中学生插队为止，之后就没有了。”他们接过了老红卫兵的旗帜与袖章，也把“誓死捍卫毛”当成他们的口号，但与牛皖平、张承志、宋彬彬、马小兵们红与卫的对象截然不同，他们捍卫的是自己的权利，争的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公平。他们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直接了当地道出了他们造反的诉求，“打碎特权阶层”、“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与喊着万岁奉旨造反的老红卫兵们有质的区别。亦即说，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
遇罗克所以成为文革的一个标志符号，就因为他是那个说了真话的小男孩。纵观文革，可以看到血统论与反血统论的斗争贯穿了文革全过程。既使被逐出城市后，在农村当农民时，这一斗争也未停止，正如当年知青“扎根派”代表人物任公伟等在其办的油印刊物《任重而道远》中收录的一封通信中写的那样：“不要以为现在大家关系很好，表面上也不闹派，但斗争是潜在的。联动分子及老兵中的顽固者是我们思想上的劲敌。各种思潮的斗争会在生活斗争中逐渐显露出来。”亦即说，背井离乡的中学生们在这一看似平等的放逐中，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仍然是出身和血统。
血统论是什么？老红卫兵们讲得很清楚，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革命，老子混蛋儿反动。”实质上就是宗教里的原罪论，也就是6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经典台词“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
反血统论反的是什么？反的就是特权。争的是什么？争的就是一个人人平等，实质就是争人权。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革命？不就是对自己的现实存在不满吗！沒有人甘心生来就低人一等，尤其是年轻人，更不甘心永远矮人一头。
然而，那时中共“阶级路线”的本质就是血统论，在上大字、参军、工作、提干等事关个人前途的所有方面动不动就查三代，“法官的儿子不一定永远是法官”但小偷的儿子却永远得当贼防。绝不许其划为敌对阶级的子女与其所谓的“无产阶级”后代讲平等，否则就是阶级调和，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是修正主义。
显而易见，反血统论从根本上动摇了毛赖以安身立命的阶级斗争论，当然是毛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尽管在镇压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红卫兵纠察队和联动时，毛通过其夫人发起了对血统论的批判，还说过他出身也不好的话。但当他发现这无异打开了潘多拉魔瓶，使毅然决然地要关上魔瓶。或者是他也知道血统论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罢，不便从理论上批判。所以，毛才只做不说的以高调释放联动，另择罪名抓遇罗克。谭立夫无罪释放（实事求是地讲，谭也并未触犯刑律），遇罗克则判处死刑。用实际行动否定了反血统论。
不过，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已得到了全社会，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普遍认同，形同人民公敌们谭立夫、西纠、联动成了“反动血统论”的代名词，并一度殃及到所有的高干子弟。所以，毛这一放一抓释放出的这一信息并未达到他预想的效果。好不容易才从魔瓶跑出来的小鬼，如何会甘心重回禁锢？
于是，毛又搬出了枪杆子，以“支左”名义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他们觉察出这是“收”的预兆，于是利用军人的一些“错误”言行，向军训开炮，形成又一次分裂，使毛欲结束造反运动的打算落空。这次分裂与大学生那次分裂有质的不同，那次分裂形式上是对工作组的保与造，实质上则是将群众意志统一到毛的所谓“革命路线”，也就是造反必须听命于中央文革，是谓：奉旨造反。而中学生的分裂，形式上是对军训的态度，实质上是欲摆脱过去那种奉旨造反的伪革命。这与联动公开反文革的性质类似，其所以沒有象联动那样被公开镇压，一度还壮大为运动主流，不仅得益于中共高层的政治分歧，主要是他们不像那些高干子弟那样有勇无谋，他们只反“联动”也就是血统论，不反江青不反文革。还巧妙地利用江青与周恩来及林彪的矛盾，借用他们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白。也就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这当然骗不了“与人斗争”老手的毛，他不能客忍反血统论颠覆他的阶级论，又拿不出象样的理论来维护血统论，于是他要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提出了“斗私批修”，力图使扭转这种倾向。但这些棱模两可的话，可以为人们各取所需、随意解释。武汉事件后，毛一边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一边又下令武装左派。为扑灭反血统论思潮，他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称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使运动变得更加暴虐，更加血腥。
1967年8月以后，武斗所以升级为内战，主要原因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继续论”。经过17年的宣传教育，在共和国一代人头脑里，国民党就等于反革命。革命吗，杀国民党理所当然。那时内战的双方都自称是“无产阶级造反派”指责对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此时刘已被公以为“叛徒、内奸”）是蒋匪特务。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四川、云南、广西、广西、湖南等派仗打得最凶的几个省，简直形同第二次镇反！
其中最惨烈的当属“援缅”知青最多的云南省。
所谓最惨烈，不仅指其在“清队”中抓人多死人多，还指其在文革中省党军主帅“非正常死亡”了两个，一个上将（阎红彦）、一个中将（谭埔仁），一个自杀、一个被杀。足见其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到了何等地步。
前文已粗略提及过阎红彦的情况，这里就不再祥述。只简单补充两点：
一、阎红彦在“文革”初，并非善喳儿，与各省一把手一样，也是追风赶潮，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搞出了一批非嫡系的文化界领导干部，拿这些有职无权的文人当政治祭品，以应付毛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批邓拓“三家村”时，他抛出《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等一批文化人；中央批判彭真、改组北京市委时，他就抛出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高治国等。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刘、邓问题上，作为二野出身的阎红彦和大多数省市大员一样，左也不是，右也不能，在势如海潮一样迅猛而至的“上挂下联”的“炮轰”“打倒”声中，传统的“丢车保帅”已不起作用，无论如何都难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
二、阎红彦是在得知造反派向其藏匿处进发后，服安眠药自杀的，死前留下遗言称“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但他死后6天，周恩来在1967年1月14日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不但未对这位不幸殒命的封疆大吏表示任何捥惜，反而将阎之死定性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并严厉地声明“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同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周再次提到阎红彦时解释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这看起来与这之前（1966年9月），天津第一书记万晓塘病逝后，毛称天津群众的悼念游行为“以死人压活人”如出一辙。但从这之后（1967年1月22日）周得知煤炭部长张霖之死讯，立刻下令公安部对张霖之之死组织调查。并规定批斗部长须经国务院同意，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而且还在3年后，主持作出了《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的决定：“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庭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对待。”要知道张霖之是毛钦定的“坏人”，周对其尚能如此宽厚，足显其对阎红彦的“簿情”并非是怕“以死人压活人”那么简单。
三、前面提到过阎红彦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始作俑者。康生是利用他提供的炮弹，以维护毛威信的理由，得到毛的支持，立案审查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端等老西北局干部，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后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被称为他们的“反党纲领”，株连各级干部上万人。是彭黄张周冤狱后，史家应追根究底的另一大冤狱。但因为某种原因，人们长期将此案归咎于康生，而对此案元凶阎红彦则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因为陕北党的历史上的是非恩怨，反对小说《刘志丹》出版，并把阎刘矛盾，解读为阎高矛盾。用假相代替了真相，以致我们无法读懂周恩来对阎之死的那番讲话。那么，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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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六十）历史在这里拐弯
阎红彦已过世半个多世纪，但他在1962年引发的这个故事直到今天沒有结束。
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是因为康生在中共党内民愤太大罢，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都把“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所制造的那桩冤狱，说成是他策划的。其实，这多少有点冤枉他，正如文革后，陈伯达回答儿子陈晓农问批判《刘志丹》是怎么回事时说的那样：“小说《刘志丹》的事，是阎红彦同志提出的，他说这部小说是写高岗的，还责备习仲勋同志支持了这部小说。这件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了一件大事，牵连了好几个同志。从这件事开始，党内一些人对文艺作品开始敏感。”也就是说，实际上是阎红彦利用了康生，因为阎红彦所以对这部小说上纲上线，只是因为小说里揭了他的历史疤，那就是在陕北共运史上堪为耻辱的"三嘉原缴枪事件"。阎红彦想借康生为他翻案，康生则反客为主地借阎红彦提供的炮弹来讨好毛，并杀人以立威（实际上康生也的确从此而咸鱼翻身，又一次成为了毛的亲信杀手），但并沒有为阎红彦洗淸什么。
"三嘉原缴枪事件"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后，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陕甘边界游击队（400人）与阎红彦、吴岱峰的原晋西游击队（100多人）师储杰的陕北商贩队（200人）合并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省委派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由于刘志丹不同意，陕西省委要他们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的指示，主张在陕甘边活动。谢子长决定部队进行整顿，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后谢子长没有与部队主要领导成员讨论，也未请示省委的情况下，就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下令刘志丹的二支队缴枪，打死了被百姓称为“神枪赵二娃”大队长赵连璧。
当事人刘景范《“三嘉原事件”的真相》中这样写到：1931年旧历正月初一早上，谢子长以集合部队训话的名义，把全军集合二支队驻地细嘴村的打麦场上。一支队集合在场的东边，二支队集合场的北边，一支队的警卫队集合场南边，谢子长、荣子卿来到麦场南边碾的碌碡旁边。队伍集合好后，谢子长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以后，要各支队的领导人和各大队队长集合，他们便集合在谢子长面前，这时谢便大声喊着说：“有此人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他们定的暗号。这句话一出口，白锡林把赵连璧封膀抱住，闫红彦用驳殼枪对准赵的太阳穴打了一枪，赵连壁倒地死了。闫红彦隨即扭头夺了刘志丹的驳壳枪，吴岱峰夺了我的枪。同时，一支队警卫人的人便向二支队开枪射击，又打死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和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王队长；打伤了二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白冠五。这时警卫队的人一齐拥来，夺了二支队战士的枪，二支队全部被缴械。二支队被缴械后，谢子长当众宣布二支队全部解散，战士各回各家，干部一律开除出同盟军，而且限定当日都要离开同盟军。当天，朱理愷、马锡五、张天祿、杨丕胜、贾生财、刘景范等40多名干部和400多个战士，含泪离开同盟军，四六大散，各奔前程。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搞起的这支革命武装，无辜的被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消灭了。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共产党人的自相惨杀，真使人痛心！我们只有怀着离开部队前想见刘志丹一面，谢子长他们不允许，因为刘志丹已被软禁起来了。同志们只有义愤填膺，挥泪而去。
另一位不在现场，时任事后奉省委命令去找谢子长、刘志丹的张秀山在其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里是这样写的：1932年1月1日,在宁县柴桥子,队伍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两支部队合编不久,部队发生了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有人以贯彻省委反右倾机会主义,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为由,缴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整个二支队三个大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逮捕了刘志丹,开除了刘景范,开枪打死了二支队一大队队长和三大队副队长.吓得师储杰带着100多名游击队战士,投奔了杨虎城部.这个事件使刚刚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受到严重损失。对于这一事件,1986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03号文件中明确指出:'三甲塬事件','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代表".
但另一位当事人，曾任陕西军区副司令，阎红彦的老搭档吴岱峰对此事的说法却是：当时部队中主张投降军阀接受收编的鼓噪十分嚣张，日渐威胁晋西游击队的安全。在这危急关头，队委会决定坚决执行省委再次指示，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整顿部队。经过整顿，部队比较纯洁，比较巩固了。1932年农历正月初六日，在正宁县三甲原细嘴子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司长杨重远。辖第一、二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
三个当事人，三种说法。该信谁的呢？
我们姑且以亲疏法来分析一下哪个更接近真实。刘景范讲得最祥细，但他是刘志丹的胞弟，且是受害者，难免有夸大之嫌。吴岱峰讲得最笼统，他与杀赵二娃的阎红彦关系甚密，又是受益方，难免说瞎话以掩其非。张秀山与双方关系均不错，又是局外人，不可能讲得太祥细，也不大会偏袒哪一方，因此，其说应最客观也最可信。
张说与刘说，在事实上一致，观点上也认为是“本不该发生”。因此，我以为刘说乃历史真实。往重了讲，是一次内部兵变。最轻也是争权夺利的宗派之争。事实上，“三甲塬事件”后，刘志丹二支队被遣散，一支队师储杰带着200多人投敌。谢子长、阎红彦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只剩下100多人。当时，陕西省委就为此事批评了谢、阎。
吴岱峰是1927年经李作梁（1928年被俘处死）、张汉民（就是1935年被徐海东部枪杀的那个西北军旅长）介绍,加入中共的老党员，与刘志丹、高岗均共过事，对中共革命做出过一定贡献。何以在垂暮之年还不肯说真话，还历史个公正？这从其为官简历，似乎可找到答案：1950年4月,陕西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0月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3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检察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和西北政法委员会委员。1954年8月,到北京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55年至1965年在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任检察员。1962年兼任西北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受批判，调任中央组织部八处党支部副书记、书记。文革后未再任实职。1985年按正部级离休。
从省军区副司令到中组部一个处级党务干部，这对一个1927年的老资格，绝非降级使用那公简单吧。如果不全是因为"三甲塬缴枪事件"影响所致，那么恐怕还有个民心党心问题。高岗事件之后，以闫红彦为首的一些在历史上与高岗不和的人，囿于延安时期对此案的结论，及刘志丹老部下习仲勋、马文瑞等的存在，还掀不起多大浪。但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等都因小说《刘志丹》被立案罢官，阎红彦等以为为“三嘉原事件”的翻案的时机到了，便散布什么，谢子长消灭第二支队是正确的，第二支队是土匪，刘志丹一直对红军没信心，反对打红旗，要把部队编给军阀等等。阎红彦借写“战史”。1966年1月，参加“西北红军军战史”草稿讨论时，阎红彦公开地攻击刘志丹说：“缴刘志丹枪的问题，你们写的太简单了，他本身不打红旗，强调南梁作用，不认真做群众工作。以后习仲勋、刘景范也标榜南梁。在三嘉原刘志丹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错误，政治上就是立场意识有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执行省委指示。你们把刘志丹写成正确的，我不相信，他一直对红军没有信心，直到三嘉原缴枪。”甚至还声称：“关於刘志丹的问题，有机会的话，我要系统的谈清楚，必须把刘志丹的问题揭破……我绝不承认42年高干会结论是对的，你们要冲破42年高干会的框框”。亦即说，阎红彦此时已把反高岗的伪装撕去，公开打出反刘志丹的旗帜，企图推翻“42年高干会结论”。这当然不会为对刘志丹惺惺相惜、评价极高的周恩来所接受，所以，周才会在公开讲话中对这位封疆大吏那么绝情。
所以说“这个故事直到今天沒有结束”，除前面讲的吴岱峰外，为“三嘉原事件”翻案的势力一直不死心，上世纪80年代闹得胡耀邦不得不同意禁止小说《刘志丹》出版。阎红彦生前的秘书组组长李原，2003年在《百年潮》第3期发表《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不仅借胡耀邦这个决定，仍持阎红彦的观点，还把攻击矛头指向了刘志丹的父亲，说小说“把本来是土豪劣绅，反对刘志丹革命的他的父亲硬写成是革命的正面人物”。为此，引起刘家一通反击，用事实把李原驳了个体无完肤。
凡此种种，都说明 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的延伸。故事讲得是阎红彦，实际揭示的是那一代革命者盘根错节的历史恩怨，以及这些历史恩怨对以后他们在政治运动，尤其是在文革中的作用力。厘淸了这些问题，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和读懂他们的一些看似反常言行，否则只能是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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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六十一）历史在这里拐弯

这里插入阎红彦一节，只是就事论事，并非盖棺定论。意在为下面的谭辅仁之死及云南知青为何去异国“支左”的云南故事铺垫，否则很难厘清这段历史。
毋庸置疑，在小说《刘志丹》一案中，阎的角色是很不光彩、非常恶劣，甚至可谓死不足惜。但其在云南任上却口埤不错。尤其在“大跃进”也就是“大饥荒”时期他逆毛之所好地公开讲：“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并对当时被毛亲自批示成立的“社会主义的心脏”的公共食堂提出“能办就办，不能办就解散”。1961年6、7月，他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发生的争论，毫不退让地反驳说：“你们说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现在办不到就不好。集体比个体进步？公有比私有进步？我看不能促进生产就不进步。”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阎红彦却对他的老上司，时为总书记的邓小平说，这次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以致在这年末，以他为第一书记的云南省委竟公开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去，这是广大群众的根本要求”，将社教定为“以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管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在当时的全国省一级党委中是绝无仅有的。为此，刚刚因小说《刘志丹》一案而走红的阎红彦，被毛批为：“这是大胆地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地主观主义的求证。”并派彭真到云南调查。彭真未如毛那样深究，和稀泥地以“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不管大错误小错误，大家已经犯了，改了就行了。”阎红彦虽不得不作了“检讨”，但仍坚持：“还是照我们的办法办，邓政委批准了的，不搞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不搞运动嘛，不要受干扰嘛！”“我们想把生产搞好些，也是为国家着想……全国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烂，是否也非要我们折腾烂了才行？”因此云南在阎红彦当政下，不但未发生四川、河南、安徽那样人相食的人祸惨况，生产反而逐年上升。到文革元年，云南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3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2.01头，居全国第一。可以说，全国都在闹饥荒时，阎红彦却在云南创造了一个黄金七年。所以，当时滇人称其“生产书记”不啻万岁之谥。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截然不同可谓功罪分明的阎红彦。简略地讲，就是功在为民，罪在为我。为民，为保住一方安宁，他敢逆龙麟摸虎须，逆毛阶级斗争为纲而为之。为我，为保住一己虚名，他不仅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篡改历史，甚至为掩其恶行不惜殃及万千昔日同志。
论其罪，他在三嘉塬与谢子长合谋兵变，囚刘志丹、杀赵连壁，若真典正军法，实难逃死罪。论其功，能在三年大饥荒顶住压力，公开拒绝毛的阶级斗争论，全国唯此一人，可谓壮哉壮哉、人中豪杰。
这样一个人是不能简单地用好人坏人来定论的。
然而，文革初阎红彦被炮轰、批斗，并不是因为其罪，而是因为其功。功当罪、罪当功，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是毛时代政治的一大特征。比如对曾希圣的批判，不是批其追随毛搞极左，而是批其后期幡然改悔搞包产到户。对阎红彦也是如此，开始毛还因其在小说《刘志丹》问题上的“贡献”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不满其以云南有特殊性（边防及少数民族杂居），仍持“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还是将其当做自己人，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康生等突然对邓小平发难。一直在平衡林邓关系的毛，知阎与邓关系密切，，指令江康邀其参加邓小平问题的小会。阎在会上果然不负毛望，以当事人的权威身份驳斥谢富治诬邓“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的说词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弄得会议不欢而散。但最终因林不容邓，毛并未达到其保邓的目的，阎红彦却因此得罪了江青和林彪。从此便被打入另册，开始受到了严重冲击，直至其自杀身亡。
阎红彦自杀后，同是二野出身的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也以“保皇派”罪名被免职审查，下放劳改。由也是二野出身的副司令陈康代行司令职，而阎红彦的第一书记一职却过了一年多才由毛钦点的时任工程兵政委兼中央办的毛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四野出身的谭甫仁接任。
这谭甫仁与阎红彦可不一样，莫说其上任前，毛对其耳提面授：“你要做平西王了，执掌云南边地，封疆大吏哟！”就是他在工程兵当政委时，就左的出名。据时任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渠之子陈人康披露称：我采访了几位在工程兵司令部工作过的老同志于香林、李柱江，他们对我说“陈司令和谭政委都是好人，但是陈司令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还懂得政策，比如有个干部文革初期曾经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也有过造反行动，有人主张开除党籍和军籍，谭政委同意了，并且说应该开除。也不能说谭甫仁爱整人，他怕犯立场错误。你父亲却说，他作为知识分子敏感一些，看看大字报，造造反，也没有太多的错误，不能轻率地开除一个人。这个人就被你父亲保住了。”他们还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工程兵三支两军，发生过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事情，工程兵领导讨论，谭甫仁就主张采取强硬措施。陈士榘司令员却说，我们不能做千古罪人！后来两个人还争论，陈士榘说，咱们就按总理最近的指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恐怕就是中共军队的政委与司令员的区别罢。
谭甫仁1968年5月19日，被任命为昆明军区政委。6月17日，批准为昆明军区党委书记。8月11日，谭甫仁和“云南班”的代表们分乘4架伊尔18飞抵昆明上任。8月13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谭甫仁、周兴、陈康分任正副主任。这位从17岁入伍就从沒离开过部队的政工将军集云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短命的云南王时代。两年里，谭给滇人留下的最深印象，除其离奇毙命一案外，就是：“划线站队”以树威、“围海（滇池）造田”以树德、修“万岁纪念馆”以表忠心的“三板斧”。整个一个镇反加大跃进和文革综合的云南版。
据史料记载，谭氏的围海造田从1969年底开工，每天至少有10万人在往滇池里倾倒石头和泥土，经过筑堤、排水、填土造田三大“战役”，历时8个月，滇池柳堤的水很快就不见了，昆明八景之一的“坝桥烟柳”变成了乌黑的腐殖土。最终，围湖造田面积3万亩。但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结果却是个负值，从1971至1982的12年间，累计产粮407万公斤，不及当年围海造田大军用粮的1/4！
建“万岁纪念馆”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馆）是当时流行的一大风潮，谭甫仁到任时，彼邻的贵州、四川已建成。他本要在工人文化宫位置建万岁馆，已开始拆除工人文化宫，因北京下令中止，此馆最终胎死腹中。
“划线站队”则是这位左将军最大的“政绩”，他上任伊始便与前任“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截然相反，与省长周兴高调强调要反右倾，“加强敌情观念”，掀起全省“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各项工作”的高潮，揭开所谓云南的“阶级斗争盖子”。1969年1月，在云南省革委会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谭、周紧密配合康生制造的“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在会内会外掀起揪斗干部、游街示众的浪潮，拉开了“划线站队”序幕。会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开展“以人划线，层层站队”的恐怖运动，制造了“赵健民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滇西挺进纵队”、“滇东北游击军”、“滇南农民革命军”等一大批莫须有的假案。据官方资料统计：“划线站队”运动中，直接遭到迫害的就有138万7千多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云南当时的总人口2300万）。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万7千多人，被打伤致残6万1千多人。
“划线站队”做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发动过程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由煽动仇恨，大搞逼供信的过程。谭、周及其打手们不断地号召反“右倾”，向人们灌输对敌人要狠、煽动仇恨、“文加武等于材料”不要怕搞错的观念。在弄假成真的刑讯逼供中，各种折磨人的手段花样百出：用办学习班的名义非法拘禁；以荷枪实弹的武装批斗，实施暴行；捆绑吊打等酷刑就有上百种之多。对被审查者惨无人性的“凶狠”，被视为“立场坚定”而受到鼓励。打死人、逼死人，还要给死者扣上种种罪名，还要拉尸体游街示众“斗尸”，甚至还要剖腹检查有无发报机。
总之，谭甫仁治下的云南可谓恐怖世界，不仅把阎红彦治下那个“世外桃原”折腾的民不聊生、是怨声载道，而且还官逼民反、武斗不断，甚至血流成河。第一批外逃“援缅”的中学生，就是在谭甫仁的“毛思想学习班”中，不堪其辱，而逃离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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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六十二）历史在这里拐弯
最早越境赴缅的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划线站队”挨批被关的中学红卫兵，他们多是出身不好，在“划线站队”中又站错了队，到农村后仍日子难过的初、高中学生。但大批赴缅的则是在上山下乡高潮的1969年。据1969年三、四月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革委会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后，向中央的报告披露：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在边疆地区搞政治边防，共揪出九种人28162人，揪出反动地司、头人8115人。这次搞补划阶级成份，据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十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定为贫下中农而被升为地主、富农成份的有7605户。也有部分地主、富农分子降为劳动人民。在重划阶级成份的同时，共抄家30620户，抄家财物广大读者价值一千多万元。在这个过程中，德宏州有17961人外流到缅甸；红河州有250户、1371人外流到越南。
（注意，官方文件用的是“外流”，而且把人们为何“外流”的原因讲得也很明白了，用现在的词叫“折腾”，用当年的术语叫：阶级斗争天天讲。革委会成立了，按理社会应该稳定，不应再容许打砸抢烧杀之类的民粹恐怖。但实际情况却相反，社会不但更加动荡，还发生了大规模抄家，这一切显然是执政当局所为，与传统意义上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没任何关系。）
该文件透露，地处中缅边境的德宏州“外流”缅甸的人员最多，所以会如此，不仅因为该州南、西和西北三面与缅甸接壤的国境线长达500多公里，逃缅乃近水楼台。更重要的还有其历史和文化的族群关系，德宏州全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是个曾独立立国数百年，有自己的文字和历史的彪捍刚烈的民族。说全球共有6000多万人，分布在中、越、老、印、泰、柬、缅等国，在泰国、 柬埔寨、越南等国被称为“泰族”，在老挝被称为"佬族"，在印度被称为“阿洪族”，在缅甸被称为“掸族”，在中国境内仅120多万人，而掸族在缅甸则多达800万人，是该国第二大民族；景颇族在缅甸称克钦族，中国境内的景颇族只有约12万人，缅甸的克钦族约56万人。另外还有中缅同称的佤族，缅共的武装力量一大半是佤族人，而共计约100万人口的佤族，属于缅甸的有60万人，而中国境内只有40多万人。1989年成立的与中国西盟佤族自治县仅一江之隔的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其“开国元勋”赵尼来就是在这一时期援缅的佤族知青，赴缅前是临沧地区沧源县永和第三生产队会计。现任政府主席鲍友祥则是云南思茅地区西盟县与缅甸困马一带佤族土司之子（这也是云南官方报告，不称“地富”而称“地司”的原因）。
且莫小看了这“站错了队”，在谭甫仁当政时期，那不是错不是派，而是国民党，是反革命，是你死我活。
那么这个“划线站队”又是如何分的对错呢？
这条线在谭甫仁“空降”云南前，就已定调“云南两派一派是正确的，一派是错误的”，并声称云南是和平解放的，阶级斗争复杂，坏人不知道有多少，要依靠一派进行清理。
依靠哪一派去清理哪一派呢？
笼统地讲，就是依靠“八派”（ 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去清理“炮派”（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
早在北京的云南学习班上，八派和炮派签订大联合协议，在让不让张力雄签字的问题上发生争吵。已内定为云南一把手的谭辅仁，就对“八派”头头黄兆其说；你放心，我谭辅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派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八月八日，谭辅仁在云南学习班全体大会上的讲话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云南和全国一样，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挑起来的。还有一个叫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谭辅仁定了调，黄兆其们立刻把鸡毛当令箭地摇旗呐喊。11月下旬，他就和涂晓雷、张培智、刘浩等“八派”头头一起编写了“彻底清算赵健民之流罪行”的文章称：赵健民等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所谓“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成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不久，云南日报发表了《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的社论。1969年初，一月一日至十五日，谭辅仁主持召开省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规定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五大清查重点事件：1、《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2、《滇西挺进纵队》；3《滇东北游击军》；4、《摧资兵团》；5、《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并将阎红彦、陈康、赵健民、张力雄、林亮、候良辅等重点批判人物。
这两派是怎么回事？
这与谭辅仁无关，是阎红彦之死的结果。众所周知，文革伊始，天下大乱，各种思潮和诉求纷纷以革命造反的形式出现，虽观点不一，但都是以“誓死捍卫”“无限忠于”相标榜，一群乌合之众，尽管沒有一个明确目标，却又谁都不甘落人之后，谁都极力表现自己革命。谁喊得调子响，举的旗帜高，便向谁靠拢。1967年1月，因反阎而出名们昆明工学院研究生黄兆其振臂一呼，他麾下八．二三战斗兵团和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立刻吸引了大小不等的一百多个群众组织，成立了一个叫“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但好景不长，几天后阎红彦自杀，北京指定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将主持云南工作，按周恩来电示要求进驻军区大院的红卫兵撤离。以黄兆其为首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立即表示：“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但云南大学炮兵团等却不买帐，认为撤出军区大院是右倾，“要反右倾”，并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坚持留守军区大院的一些组织脱离“大联指”，成立了一个叫：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因云南大学炮兵团是其领袖组织，后来被俗称为炮派。以后，云南的运动大抵以这两派斗争为主线。各地市州县的两派也按其观点被划为这两派的子系。但实际上，厎下与省会的情况并不完全相符，甚至应倒过来才名实相符。比如省会的“炮派”是反军管的，“八派”则相反，但据周元川的《死者无言》称：云南“八派”的大本营在昆明工学院，头头叫黄兆其，浙江义乌人，昆明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云南“八派”这条线，大理地区叫“四.二0”，宾川县叫“六.二三”；云南“炮派”这条线，大理地区叫“大联合”，宾川县也叫“大联合”。这是名称上的识别，至于内涵，根据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我对两派进行过分析，我认为 “六.二三” 派即八派，反政治迫害，要平等，争人权是参加者的基本动机，构成非常复杂，基本由下列几部份人组成：1、运动初期打成“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的干部群众；2、错误的挨过领导批评或受过处分甚至遭受过不公正的政治迫害的人员；3、有着种种毛病和领导关系处理不好或个人欲望未被满足，对领导有意见者；4、出身于“黑七类”家庭或非“红五类”的子弟，受歧视，升学、入团、入党、提干难以实现的学生、工人、干部；5、热情、单纯对毛盲目崇拜的而又被呆板的教育制度和沉闷的空气窒息了的青年学生；6、1957年的右派及历次政治运动挨过整的干部。以上这些“坏人”在当时阶级斗争气氛十分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没有任何表达自己人格尊严的可能性，更无力捍卫自己做人的应有权利，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前途。在毛的支持下，这批“乌合之众”聚集在“造反有理”的大旗下，或义无反顾或小心谨慎地投入了运动，企图找到自己的出路和前途。另外一派是“大联合”即炮派，以“红五类”子弟，党、团员、老工人老贫农为主体，文革初期，批“三家村”、揪“小邓拓”、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他们所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指向哪里，他们就奔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县委的御用工具。
显然，周文中的宾川县“六.二三”更类似于昆明的“大联指”，而其“大联合”则更象“八派”。至少从表面看是这样的。这种鱼目混珠的情况在文革中此比皆是，因此这种上挂下连的归类，往往是相反的。其实，文革中的人参加某组织的动机、目的很复杂，有因受冤屈而欲出口气的、有基于义气而相随的、有自愿的、有随大流的，甚至还有为达个人短期目的，比如取得外出串联的资格，或为获得某种自为保护，以及因为女朋友或男朋友的原因等，并非一些人讲得那么纯真、那么高尚。连被毛捧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写手们都是被人利用的木偶，何况那些为争谁老大谁老二的白痴们了。在那个年代，真正的基于理想主义或历史责任而奋起的也只有最初的中学红卫兵和“联动”以及与之相对立的反血统论的那些人。但前者的理想主义恰恰是在捍卫已被历史证明是最落后最反动的政治垃圾。而后者虽屡扑屡灭、屡灭屡扑，甚至延长了文革动，表面上始终未成势，但最终却结束了血统论政治。所以对那时的群众组织，切不可一概而论，因为既使是同一个组政织的人，也未必都一样。要求得历史真相，还应具体个案具体分析。
比如谭甫仁和黄兆其讲“一定和你们八二三派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到了底下实施时就变成“八派”清“炮派”了。实际上谭主要想整的是那些被当成“炮派”后台的大吏。康生说：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健民。李成芳已因“支左不力”被“炮派”轰下台，赵健民也进了监狱。谭甫仁本可按康生的调子批赵健民就可以了，他为何搞了个张力雄，又扯出了昆明军区主持工作的副司令陈康，并把他定为滇西挺进纵队总司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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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六十三）历史在这里拐弯
因为陈康曾被中央内定为尚未成立的云南省革委会主任，是权力之争。这情形与新疆的龙书金拉一派整王恩茂差不多，是以权力之争形式的宗派（山头）之争。正如龙书金是个司令，谭甫任是政委一样，新疆整王恩茂到了也沒整出个象样的罪名，无非是极抽象、了无新意的独立王国之类的老调重谈。云南整陈康却很形象，别出心裁地，非常具体的整出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总司令”，不但把陈康与已被康生定调为叛徒、特务、国民党的赵健民挂上了钩。还把陈康说成是国民党司令，把毛的什么“国共斗争的继续”落到了实处。是宗派（山头）之争以“阶级斗争”形式表现的一个典型案例。
云南和新疆都是最后才成立“新政权”的省区，中央对它们的处理手段也相类似，都是把省级大员调到北京，以学习班的形式，将他们长时期留在北京，直到所谓实现“大联合”，领导班子组成了才放他们回去。
诚如新疆运动是军政领导层历史关系的现实反映，是“老新疆”与“新新疆”的权力之争那样，云南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不摆平领导层，问题就解决不了。为此，周恩来在百般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于1968年2月4日，把两派代表和包括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田维扬、张力雄、鲁瑞林，13军军长吴效闵、14军军长梁中玉、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省军区副政委李明在内的军政大员召到北京办了一个长达半年，人数多达1980人的中央学习班，并委派与云南素无渊源的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为学习班的主任。
周提议办这类学习班的本意是保护这些军政大员，但形式却是“斗私批修”，让各派群众代表揭发批判他们，撒撒气，以求得双方妥协。学习班办了两个月后，周恩来经过通盘考虑，报请毛批准后，决定由陈康出头组建省革委会，并于4月8日向这些将军司令们下达了在“五一”前成立省革委会，实现全国一片红的命令。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明清如此，民国如此，共和国亦如此。云南军区是陈庚的四兵团打到昆明后，就地改制组建起来的。所以一般人都以为昆明军区是陈赓的老班底，其实，陈庚在云南只是个匆匆过客。1950年2月出掌云南军政，7月就应胡志明之邀，率军事顾问团去越南了。11月回国，来年4月，旋又出任援朝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兼政委，便离开了云南之后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兼任了1年多。1953年李奉调出任志愿军参谋长。1954年由陈庚4纵的老搭档、原3兵团政委谢富治接任。谢1959年调京接替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所遗军政两职由阎红彦、秦基伟分任。阎红彦是谢在4兵团当政委时的政治部主任，他在云南一直干到1967年初自杀时为止。所以，准确的定义，云南军政应该是谢富治的班底才对。
实际上，谢在文革中也常插手云南运动，别看他在北京左的出奇，但对云南的红四出身的湖北老乡却能保就保，阎死秦囚，北京指定李成芳抓总，陈康主军。随即这两人便遭到分裂的造反派炮轰。6月，谢赴昆明调解，陈康是4纵老部下，自然要保。李成芳虽是红四老人，但到陕北后，即赴山西与薄一波一起帮阎锡山搞新军，其14军前身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1总队及“抗日决死旅”（就是薄熙来下台前去昆明参观的那个部队）。且合并到四兵团前，名义上是与陈谢平级的9纵政委，原则上不能算是陈谢的老人，至少不象陈康和13军那么血脉相连了。但谢在成都还批评了与李对立的张力雄，为李说好话：“我们从北京来的时候，作了充分的调查，李成芳不是叛徒。不存在李成芳是叛徒的问题。对李成芳同志要支持，要帮助，是支持的方针，不是打倒的方针。打倒李成芳是错误的，不能随便揪斗。你张力雄也要作自我检查。”谢临死前，恐怕是知道自己到中央后作恶太甚罢，对去看他的陈康连说两次“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李成芳之后，周恩来指定陈康负责，有从历史上的考虑，从秦基伟、李成芳到陈康，其顺序正好是15军、14军、13军，对熟谙军旅的老相国来讲，从平衡骄兵猂将角度讲，也该轮到13军出头了。当然这也与正大红大紫的谢富治不无关系。从战争过来的主帅，无不宠爱张飞、李逵式的部下，比如毛对许世友、蒋对张。更何况陈康自抗战以来一直是他麾下猂将，谢1957年专任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委，所遗省军区司令职便交陈康接任。
陈康是陈庚手下一员骁将，在军区长期分管作战，是个纯粹的军人。用他自己的话讲是：“负一次伤，升一级官。我这副司令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不是溜须拍马拍出来的。”后来陈赓之子陈知建少将说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原型：一是王近山、二是陈康、三是查玉升。”可见其人性格如何粗犷质朴，又如何地豪爽直率不谙政治。周所以同意将云南乱局交给他，一是认为此前其对运动介入不太深，以为两派都可以接受。二是四战之地的云南需要有个陈康这样的战将。这是周恩来举荐陈康，并能得到毛认可的根本原因
按说这样的安排挺公平。但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莫说是李成芳下，陈康上，就涉及到两个军的利益，抛开派争因素，单是军人视若生命的资历这一层在军内就很难顺利通过。秦、李都是部队纵改军前的纵队级主官，整编后的15军、14军首任军长。而陈康则是入滇后，才由13军（军长周希汉）副军长升任的军长。如果周希汉在，那沒话说。但让陈康上就得考虑考虑了。因为在云南与他资历相当，比他资历高的大有人在。比如查玉升，再比如鲁瑞林。也就是说，尽管陈康资格、战功不逊于秦、李，但资历上稍逊一畴。切莫小看了这稍逊一畴，这对那代从血火中拼杀出来的职业军人，可是事关军人荣誉和历史的大事，前些年坊间传为美谈的粟裕对张云逸、陈毅三让帅，以为是粟裕谦让，实在是不明就里瞎扯淡。实际是让比不让更有利，君不见许世友、叶飞对粟的态度？对陈毅、张云逸他们敢吗？同理云南将领对谢富治毕恭毕敬，对秦基伟、李成芳就不那么恭敬，更何况对陈康还有个13军14军的问题了。在军内这种事再牵涉到派性，就会变得更严重，甚至会严重到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了。
对此，行事谨慎，举轻若重的周恩来当然不会不明白。他也清楚云南两派所以都有枪有炮地打得那么凶，盖因都军内有人。为消弥战乱，他决定打打“八派”太过嚣张的气熖。1967年12月27日，他在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的陈康、鲁瑞林、田维扬、查玉升、张力雄、刘懋功、王银山、吴效闵、段思英、梁中玉、成泽民、李明、黎锡福等人时点名讲到：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支左不力，抽出来，不插手，作专案处理，像秦基伟一样让他休息，但不能和他们接近的都是一派，一定要把李的问题搞进去，把整个部队搞进去，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司、政、后闹得乱轰轰的，两次叫张子明、胡荣贵来，群众不放。黎锡福同志受伤，李兆昇同志被打，这样谁能出来劝阻？部队不稳定，谁造成的？打了电话叫军区不要搞四大，这是好意。有人说是大毒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把矛头指向野战军，把野战军搞成这个样子。大军区、省军区你们心安吗？13、14军过去都是一个兵团吗？司令员是陈庚，陈庚是薄一波的人吗？政委是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是薄一波的人吗？
康生也讲了：这“实际上是把薄一波扩大化”并上纲为“是自毁长城，这恰恰是美帝、苏修、蒋匪帮、党内走资派所需要的”并直接点到“怎能用这样的口号反13、14军！”
周在这里批评的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都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1总队及“抗日决死旅”的干部，而黎锡福、李兆昇则都是13军的干部。非常明显，尽管周、康批了“薄一波扩大化”，但还是决定弃用李成芳等与薄有历史关系的人，已基本确定用与薄一波不沾边的13军和陈康了。但十几天后，昆明军区的一个敌情通报几乎颠覆了这一决策。
这就是引发了影响云南社会十余年的赵健民案并导致谭甫仁暴毙的所谓“滇西挺进纵队”案。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昆明有个工役制工程第八团（工八团），因为工八团是阎红彦时期从山东招来的，阎死后，就成了各派批阎的“活罪证”，于是省里决定让其退役回山东。1968年1月10日，在省城准备退役的工八团得知其滞留下关的600多人在武斗中被被围困，于是派人去下关救援，到下关后便卷入当地两派武斗，双方互有伤亡。此事被沒讨得便宜的“八派”渲染为阶级报复，夸张为国民党复僻，当地驻军党委依此向昆明军区上报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的敌情报告。
1月13日，一直负责处理云南问题的谢富治得报后，立刻召集在京云南省军政大员开会，点名指控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在京“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理由竟然是因为“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纵队都是山东人”。赵健民当然不承认。但参会的昆明军区副司令鲁瑞林却指证说：“赵健民召集工8团开会，答应他们，留在云南可以当干部，可以增加工资。”以佐证谢富治所言有据。
1月21日，北京得云南报告，工八团700多人携武器离开下关欲攻打昆明。康生、谢富治凌晨召集在京开会的云南军政区领导开会，主持会议的康生厉声说：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1日从昆明出发，四日到祿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持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管局的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9日占了一平浪，把煤矿破坏了。15号占了楚雄，14日在某地抢了3500件武器，16、17号攻占了下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值得严重注意。同时在永平已发现了电台。
谢富治则指名道姓地批赵健民“你辜负了中央，出了坏点子，工八团由昆明往西打了禄丰、平浪、楚雄……到下关杀了100多人，还要往西打，你知道不知道？”并称：“为什么武斗这么厉害？一直从昆明打到下关，是破坏行为，是犯罪！把军代表、一个团的副政委杀了，到现在不交凶手，……滇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的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
随后康生把矛头指向了赵健民：“你来北京干什么？”“你一个省委书记，到中央来，不见你一份请示。”“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赵健民否认之后，康生诱使他写个条子“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赵健民为保明清白，写了个保证自己没有问题，其中有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的条子，岂知他正要递给康生时，谢富治突然大声叫道：“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立即执行!”于是赵健民便倾刻间地从封疆大吏沦为了阶下囚。从此，拉开了云南文革最血腥的一页。
1月22日，中央领导人根据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是夜，行至楚雄的工八团在吉山坡与堵截的某部遭遇，工八团冲破堵截，继续往昆明方向前进。由于部队把公路截断，工八团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停下。谢富治得知部队没有拦住工八团，大骂部队“右倾”，“怕死”，并派既非14军，也非13军出身，后来被云南民众称为“鲁屠夫”的鲁瑞林回滇负责此军事行动。
1月26日，鲁瑞林飞回昆明，当晚部署部队包围，次日发起进攻，造成工八团184人和甘海资煤矿59人死亡，俘480人的大规模流血事件。事后，谢富治听说死200多人，惊悸地鲁瑞林说：“中央没叫开枪，没有授予你们开枪权，为什么你们打死这么多人？”鲁瑞林也害怕了，为转嫁危机夸大其词地汇报称，不但赵健民是“滇西挺进纵队”的后台老板，陈康、张力雄、王银山也是幕后策划者。
2月13日，康生、江青宣布工八团为‘反革命匪帮’。
从此，云南便开始了以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为界划线站队的人人自危恐怖时期，凡与阎红彦、赵健民沾点边的人都难逃厄运。在这种情况下，仍让陈康牵头，显然是在往火坑里推他。
问题是，究竟是谁，是什么人敢不服从，而且最终还推翻了中央和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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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的一代（六十四）历史在这里拐弯

要弄清这个谜，就必须先弄清在处理云南问题期间，毛、林、周、江青、康生等几个高层人物的关系和他们在运动中的倾向及处境，尤其是周和名义上的二把手林之间的关系和处境。简言之，毛在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一面要发枪武装左派，一面又说，“在工人阶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組织。”这看起来自相矛盾，实质上是急于要改变当时两派尖锐对立的混乱状况，也就是想从放到收，这个收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毛实际上默许军队动用武力解决。这也是从此后，拳脚批棍式冷兵器的民间武斗升级为真刀真枪热兵器的全面内战的原因。
这一时期，林彪除提防江青一派插手军队外，就是清除军内的非“双红一”将领。
邱会作在回忆林彪何以把军委首脑机构改称办事组时说：“1968年3月25日，林彪找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谈话，吴法宪和我作陪。林彪说：‘去年３月间，全军文革快垮了，江青几次提出要健全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是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找他们的代理人，军委常委的工作也难于恢复，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请谁管事的问题。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反对；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临时先用个小组管大事，这个方法靠得住。’”“军委办事组改组不久，林彪对我们说：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可见林在排除军内异己（徐向前）同时，也沒有借助正如日中天的江青一派力量，而是把她当贼防。
但做为一个战术大师的林彪，对江青和文革派并非只消极防守，早在1966年底，便利用江青与陈伯达的矛盾，成功地策反了陈伯达，分化了文革派，1967年初林彪和徐向前、叶剑英搞《军委八条》时，正是江青一派最猖獗的阶段，陈伯达在林彪授意下不顾江青的反对，促成了《八条》通过，从而获得了林的信任。以致当陈因不堪江青淫威，一度消沉地想辞职时，林还极力劝阻。
总之，这一时期林彪对运动的基本态度就是抓军权，其它事非毛强迫一般不管。过去人们都把他那个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当成吹捧讨好毛，以为极左其实。这是因为沒读懂林彪。其实，他说这话的意思与此正相反。他的本意乃是对邱会作等指示时所说的“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搞乱。”也就是与毛江的文革派“井水不犯河水”。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林彪明确指示军委办事组：不准文革派的人钻进军队，不准军队里有江青的代理人，不准江青插手军队的工作。
客观地讲，正是因为林、叶大体上稳住了军队，全面内战才未能危及到中央政权。从这方面讲，他们既是毛文革的最大保皇派，也是毛文革的最大反对派。林对毛的态度在对江青的态度上，表现的很清楚。所以，后来邓小平把林彪集团与江青团伙定为一个“反革命集团”，实在荒唐的不能再荒唐了。
不过处理武汉事件时，林彪有些利令智昏，犯了毛之大忌，主要是在北京反徐向前和武汉军区领导人员配置上，干了一些令毛起疑的蠢事。尽管削弱红四在军内力量，符合毛之前整顿军队的原则，否则林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安插自己的人。但都換成四野的人，军队岂不变成林家军了！而武汉军人的反叛，也使毛醒悟到，那万岁万岁万万岁并不真实，工人学生闹闹不碍事，把这些丘八的逼上粱山，后果不堪设想。从史实上看，正是在武汉事件后，毛修正了他整军的原则，从此也不再把林当个“娃娃”了。虽然说了“四个伟大讨嫌”以及称被林称为“叛乱”罪人的陈再道同志之类的敲打林的闲话，但形势使他还不得不用林，不过毛林之间已非运动初那个“亲密战友”关系了。也就说，林彪一个错误，不仅救了徐向前及许世友、陈再道等红四将领，也救了包括陈康、王恩茂等一大批非“双红一”的老军头。
周恩来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在武汉事件之前，就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况，一面是代表中央出面具体处理各地运动问题的最高首长，一面又被当“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而不时遭受炮轰炮打。自1967年4月，周搬到钓鱼台主持中央碰头会以来，北京有一股半明半暗的“炮打周恩来”思潮涌动。他被攻击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
5月18日，江青将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材料报林、周、康，并附信说：“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恩来不得不为此写信给毛辩诬。毛明知此事真相，但阅后不但不为周澄清，还棱模两可地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明摆着要把周往火坑里推。果然，此事传到社会上，天安门贴出一幅巨大的“炮打周恩来”标语，但这股反周风立刻遭到了各派群众组织的反击，并称之为“反周逆流”。需特别指出的是，这其中也包括了除谭厚兰之外的蒯大富、聂元梓等所谓委“五大学生领袖”。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称“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在这种情况下，毛才在5月29日才在康生报的一份材料上批了：“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随后，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出面保周，称“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后来这被官方解读为毛否定了反周逆流。
然而，毛的这个批示不但没能遏止反周逆流，相反以反周而闻名于世的“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毛这个批示后3天正式成立。周被称为“活的赫鲁晓夫”。6月3日，陈伯达再次出面向反周派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虽然，陈为提高权威等级，还拉上了江青。但也并没有起到威慑作用。相反，“钢院五·一六红卫兵团”6月14日，与北外“六·一六”联合，升级为“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并于月底在北外大张旗鼓地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7月2日宣布“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正式成立。7月上旬，在财贸口和农口发动了针对李先念、谭震霖的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称周保他们“是个大阴谋”。7月中下旬，武汉事件被他们说成是“全国同时出现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
文革时有个怪现象，无论保还是造，也不管观点多么对立，反谁都会有两种声音，唯独反周会立刻招来同仇敌忾的一致声讨。“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就如当年“联动”一成立便成人民公敌一样，它们的区别还不是一个反周一个反毛，而是反“联动”是自上而下，实质是国家行为。反“五·一六”则是自下而上，是众怒难反。联动一成立，便被江青宣判为反动组织，不但指使学生组织对其声讨围剿，还动用国家机器镇压抓捕。但对“五·一六”江青则表现出少有的宽容，批几句也不疼不痒，棱模两句。这期间还发生正这样一间事：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反周传单时，被群众当场抓获扭送公安机关。公安局开始并未理会“五·一六”要求“在24小时内把被抓的4人放出”的“最后通牒”。但在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的情况下，这4个人在8月8日，居然被公安释放。
诚然，在那个年代这4个人的行为并构不成多大罪过，但不早不晚，正好赶在“五·一六”反周的最高潮“八·九战役”前夜放人，这就不能不令人问一声：是谁让公安放人的？
其实，这个问题“五·一六”当时就回答了。贼不打三年自招，对张建旗来讲，则不用三年，三天足矣。8月15日，“五·一六”在所谓“火线会议”之后发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讲的再明白不过了：“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
显而易见，这股所谓反周逆流是毛江指使和操纵起来的。从那个年月过来的人，仔细回忆一下就可以发现，文革前两年，造反派针对某一个人大规模的炮轰打倒案例，只有1967年6月发生的“揪刘火线”一案可与这次“反周逆流”相类比。但揪刘火线时，社会上几乎没有反对声音，有反对的也不敢公开发声，到7月中，在上下压力下，毛便决心弃刘了。而“反周逆流”虽然持续时间远较“揪刘火线”长，但社会上始终充满了反对声，反周声屡扑屡跌始终难成主旋律。现在，官方已披露了揪刘乃江青、康生等策划操纵，戚本禹火线煽动的内幕（只差一个毛遥控指挥未敢说了）。但对“反周逆流”的幕后策划却至今语焉不祥，开始归罪于林杰、王、关、戚，后又含糊其词地用“四人邦”来顶罪，但具体是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了什么，和什么人讲的？却从未披露过。
为什么？
难言之隐，还是为尊者讳？！
对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敢碰，一个是林，一个是毛，那半个是江青。林彪在文革中与周的关系如何，前面已讲得很清楚了，在林彪死前一年，还指示邱会作：“第一，总理是主席信任的人，江青在说疯话。第二、王明路线‘七大’已有定论，没有主席的许可，谁也不许翻老账，我会向主席去谈。第三、你们要全力支持总理工作，要防止发生第二次‘陶铸事件’。”这不是公开讲的，而是私下对心腹讲得，显然不是官话假话，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所以，林可以排除在外。
两个半人就剩毛、江夫妇这一个半了。而江青所以只算半个人，就因其没有毛的明确授意，她只敢整那些与她有过节的人，比如夏衍、周扬、赵丹等文艺界名流，以及王光美、张文秋、陈少华（韶华）、孙维世等影响到她个人生活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莫说对周，毛不发话，她连刘少奇也不敢碰。去查查她1967年2月之前的讲话就明白了。
排除了林、江，便只剩毛一个了。
可又如何解释，后来正是毛亲自下令剿杀的“五·一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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