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小平：文革造反者，一帮纸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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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造反者，一帮纸虎也

在北大时，我和其他绝大多数同学不一样，最爱学的课是《中共党史》——尽管至今我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通过学习，当然也包括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正统的家庭教育，使我深知革命老前辈打江山是多么的不易，爬雪山，过草地，吃皮带，咽草根，历尽千辛万苦，流血流汗。有多少先烈为了我们今天，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最终夺取了政权。——可是，不断有一帮相当愚蠢与天真的家伙，想不劳而获，当“摘桃派”，他们也太“嫩”了点儿。我早就说过，现在不管谁上台，都是共产党！梦想 “改朝换代”的，纯属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而低估了善良人们的反击能力，故只能“一载赴黄梁”。
党史课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最深。第一句是：“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来迫害人民。”这句话拿到“文革”中，对造反派也完全适用。造反派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全面倒行逆施。
我一贯主张：凡事勿做绝。只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就不要把事情做得过分。 “文革”初期，少奇同志曾经坦言表示：把下面的广大干部“解放”了，全部责任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辞去一切职务；带全家回老家或延安归田。可他的这点儿要求都得不到批准。造反派本来不就是要夺权吗？目的达到还不满足，非得把少奇置于死地才罢休！——这用北京土话来形容，就是“忒损了！”所以善良的人们对付造反派，只有像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上将、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少将、宁夏军区司令朱声达少将那样，或手持双抢，或“以暴制暴”。因为和造反派无理可讲，事实上，“文革”中，也没有地方去讲理。——在此多说两句：上述陈再道将军在1967年7月20日武汉“7.20”事件中，虽然饶勇，但比起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来，略输胆识，稍逊气概，他因此丧失了成为拯救中华的民族英雄的天赐良机……。否则，“文革”这场千古奇灾，就会提前九年结束！当时的中国就会少了几千万冤魂，就会……
我在北大上学时，系党总支书记在全系大会上曾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讲话：“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就不像以前那么老实。造反派要打我，我也打。咱们刀对刀，枪对枪！”——太振奋人心了！这段箴言道出了多少善良人们的心声。我对他可真是敬佩之至，因为在当时，敢在公开场合说此话的有几人？他说的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地雄辩。而且那种带有煽动性的语调，简直要把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儿的心烧成灰了。这位书记兼教授真是有良知，有个性，有思想，有骨气，有胆识的中国人！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是正义的自卫！用现代法制社会的法律术语来说，这叫“正当防卫”，“采取极端手段制止犯罪”。后来我才知这位书记为何如此言语惊人。原来他于解放前，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就秘密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他进入领导岗位，同时也成为一位多次在扭曲人性的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老运动员”。“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他就“触动龙颜，犯过天条”，“文革”一开始，他更是在北大生物系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十年后才翻身。罪名是“恶毒攻击‘红太阳’”。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万籁俱寂的深夜，他被押到未明湖边，在那里，造反派逼他与他的连襟——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殊途同归，跳湖自杀。依他的豪爽的天性，怎能这样不明不白地魂断天涯？奋力抗争的结果是他被推下了深潭，然他自幼善水，挣扎上岸，拣了条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因此他出此豪言，当属必然。
党史课中，第二句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句话和第一句一样，运用到“文革”中，也恰如其分。对造反派的打、砸、抢、抄、抓恶行，光靠防御是防不住的，而只有反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造反派表面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其实内心空虚，欺软怕硬，只不过是一帮《水浒传》中潘金莲所形容的纸虎罢了。——有位朋友看了此稿子后，指出“纸虎”是笔误，应为“纸老虎”。我本以为朋友看过《水浒》，知道此词的出处，不料其早忘了。所以，我又耐心地作了解释：以前，有好事者在引用潘娘子的这个词时，别出心裁，在“纸虎”二字中间加了一个“老”字，成了“纸老虎”。而我觉得还是忠于原文为好。
我看过不少描写“文革”的文学作品，其中尽是些揭露造反派横行无忌，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而写善良人们反抗造反派，最终取得胜利的描写我几乎没见过。在此，我有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文革”中，我曾亲身经历过一次反击造反派的行动。那事发生在1976年，虽然已经过去近三十年，我对那精彩纷呈的壮观场面仍是记忆犹新，那情景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
话得从头说起。我的高中同学小穆的父亲穆伯伯，是一位部长级老干部，也是我父亲的老上级。穆伯伯的一生经历真可称得上是波澜壮阔，大起大落。他1926年十四岁时便参加了革命，是红小鬼。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最危急时刻，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上海，共产党员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不少动摇分子在这紧要关头背叛了革命，有的人逃赴西方，有的亡命东洋，脱离了共产党。然而，穆伯伯正是在这时，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而后，他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死里逃生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穆伯伯可真算是一位福将，打了多少胜仗，杀了多少日本鬼子，然自己身上没有一块伤疤。
解放后，搞了多少次人整人的，荒谬又残酷的政治运动，穆伯伯都躲过了，然而，“文革”恶虎扑来，他却在劫难逃。这回，革了半辈子命，到头来“革”到自己头上来了！穆伯伯被打成“走资派”，被揪斗、关押、殴打，饱尝世上艰难困苦，受尽人间奇耻大辱。穆家被抄，房子被造反派抢占得只剩下一间，他家人口多，一间屋子挤不下，只得在土炕上又架起了“炕上床”。日子之苦可想而知。
妻离子散！小穆的大哥名牌大学毕业，但因为是“走资派子弟”而被发配到贫困山区当老师。大哥日后提及那山区的状况时，仅说了一句话，就令我毛骨悚然：“那儿的水不行，生出来的孩子全是傻子！”后来，小穆的其他哥哥姐姐全都被赶到农村插队，做牛做马，与农民去抢食那本来就极有限的“马料”。家里就剩年仅十二岁的小穆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姐弟俩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相依为命。当时小穆父亲的工资被冻结，仅给姐弟俩每人发十五元的生活费。从小由厨师，保姆带大的他们根本不会做饭，更不懂理财，三十元钱一个星期便化得精光。……穆伯伯一家的“文革”惨境，仅是千百万老干部家庭悲惨遭遇的一个缩影。
数年的苦日子过去了，穆伯伯在残酷的迫害下挺过来了，活下来了。1973年，老邓二次上台后，老干部的各方面状况有了好转，穆伯伯被解除了关押，工资重新发放，被抢占的房子也多数物归原主。
当年，老邓上台后，立即进行了全面整顿，很快，全国上下，各方面都有了起色。老干部被从监狱里陆续释放；科学家被从牛棚召回；高校恢复招生；知识青年分批从农村返城；生产得到发展；人们生活有了改善……
可是，好景不长，紧接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妖风骤起，本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又被搅得一片混乱。
以“毛婆”为首的造反派的真正嘴脸在长达十年的大动乱中暴露无遗。人民经历了“文革”的几年折腾，通过反思，终于认清了这场把国家和人民引向毁灭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在毛的旗帜下对当代中国人民的一场公开迫害。当时的党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圣旨：“翻案不得人心”.赵朴初先生有段曲子一语道破了天机:“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听话听反话,此理信不差”。什么“翻案不得人心”？其实“翻案”大得人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终于，在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拥护老邓，声讨造反派为宗旨的“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爆发后不久的一天，我们一帮狂妄自大但又一无所有的“没落贵族子弟”在一个阴暗角落里聚集。——为何叫“没落贵族子弟”？原来，我们这些人，父母一夜之间由“上层社会各界名流”变成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的被造反派迫害；有的被发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纳粹集中营——“五七干校”；有的被“打倒”，被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一夜之间由“革命后代”变成了“走资派子弟”。“毛婆”及其豢养的造反派，不但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而且根据血统论，对干部子弟也竭尽迫害之能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及肉体上留下了永难抚平的创伤。受迫害的干部子弟为数巨多，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邓朴方，习近平等。——我们边吞云吐雾，边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而担忧。正可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父母“温良恭俭让”的言传身教，满目都是父辈清正廉洁的形象，接受的都是“爱国家，爱人民”的正统教育。虽然在文革中，我们受欺骗、浩劫，但仍旧深怀着对理想的执着信念与美好感情，具有责任感和危机感。悲壮的“四五”运动，道出了我们的心声，引起了我们极强烈的共鸣！面对“四五”运动被无情地镇压，我们这些无依的孤儿，流干了最后一滴眼泪，所具有的只是悲愤;没有悲伤,只有怒火满胸膛.我们齐声背诵着“‘四五’诗抄”：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我们还背诵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中国民谣：
爬雪山，过草地，不如唱个《红灯记》；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如打个乒乓球；南征北战仗多少，不如一个珍宝岛；无德无能又无才，直升飞机坐上来；辛勤耕耘几十年，不如白卷香又甜……


正当我们群情激昂之时，小穆，老魏二人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快走！造反派抢我们家房子！”小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老邓上了台，造反派还想翻天！走，走，走！”我们异口同声。
“文革”中，造反派男盗女娼，无恶不作，抢房子更是司空见惯。——亲爱的读者，您家恐怕也有过此类遭遇吧？——记得有一位小武，他家房被抢得只剩下一间。然而，造反派对这仅存的一间也不放过，还要占！小武怒不可遏，发扬他父亲当年当敢死队长，奋勇杀敌的精神，拔出刀子，当场放倒了几个造反派，这样，才保全了这块残存的栖息之地。
我们急忙找来一些镐，把镐头卸掉。然后一人提一个镐把，雄纠纠，气昂昂地火速上路了。路上，小穆给我们介绍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原来，一个多小时前，有几个省委保卫部的造反派，杀气腾腾，昼入民宅，横冲直撞，闯入穆家，撬开锁，正要入住。小穆和老魏闻讯赶来，冲上前去阻拦。不料其中一名造反派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特务连长——国民党是法西斯，造反派更是秦始皇加希特勒——封建法西斯——他身材高大，魁梧，武艺十分了得，虽已年过半百，然据说三、五个人近不了身。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个箭步蹿过来，一眨眼功夫，左手“锁喉”擒住小穆；右手“携臂”拿住老魏，穆、魏二人顿时动唤不了。借此机会，另外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快速地把穆家原有的家具扔出，把自己的家具搬入房间，把门锁换了，闪电般地安营扎寨了。穆、魏二人见寡不敌众，挣脱了造反派的控制后，火速跑来向我们求援。
我手提着镐把,感到它有些沉甸甸的,不怎么顺手,心想要是有支“手掌雷”就好了!——我父亲当年有七支手枪,那是他二十多岁时当陕西彬县地下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时，从日本鬼子和“国军”手中缴获的.父亲曾告诉我,那些枪全是洋人造的.其中有德国二十响驳壳枪,十响驳壳枪,左轮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支德国产勃朗宁袖珍手枪,它工艺精良,小巧玲珑,只有半个巴掌大,持枪者常玩它于掌心.别看它尺寸不大,子弹比黄豆粒大不了多少,可威力不弱,因而有“手掌雷”之美称.我父亲对这七把手枪尤其是“手掌雷”爱不释手,一提到它,眼睛便发出喜悦的光芒;直到五十年代到中央财贸部工作时,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才忍痛割爱,全部上交.我们家现在还留着交枪时的收条.我暗想,要是“手掌雷”还在,可以拿来自卫,看看究竟是无恶不作的造反派的脑袋硬,还是老子的“黄豆粒”硬!
心急腿快，不大功夫，我们赶到了穆家。造反派们正在那儿弹冠相庆，欲摆筵席喝庆功酒。我们则人多势众，正义在胸，手持大棒将造反派们团团围住。
我们当中的小冯，也应算是个“人物”。他很小就在“停课闹革命”的形势下被迫辍学，虽文化不高，但口才颇佳，反应极快。平时损起人来言简意赅，直中要害，常噎得人喘不过气，因此在朋友圈里落了个“嘴臭”的恶名。他常苦笑着说：“我是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这孩子瘦高身材，满脸雀斑；有时温文尔雅，尤其是在跳交谊舞时，文盲半文盲的他，为了假充文人而戴上一副平光眼镜，昂首挺胸，目视前方，面带微笑，紧搂舞伴，迈着不紧不慢的优雅舞步，颇具绅士风度。莫看他举止斯文，却练过几路拳脚，是大家公认的业余打架高手。而且他还特讲义气，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此前小冯家的房子也难逃厄运，被造反派抢占了几间作为书库。不过因祸得福，我们也沾了点儿光，在那焚书诛儒的年代，在那书库里还看了不少外边绝对看不着的“禁书”，我记得我在他家看过《人民文学》和《新观察》杂志。另外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看完了这本书，我发现“文化大革命”并非像媒体所鼓噪的那样，是所谓“史无前例”，而是早有样板；“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孪生兄弟，只不过弟弟比哥哥更加凶残，歹毒。
今天，小冯见造反派又抢房子，顿时旧恨新仇涌上心头，于是首先上手。他拉开架势，迎了上去。“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他抓住那个前国民党特务连长的衣袖，猛地一拉。“特连”一个趔趄，差点儿跌倒。——不过说实在的，要论武艺，他这个“业余打架高手”绝对不是专业“特连”的对手。但此时的“特连”一来被众多功臣冤魂锁定；二则被酒色淘虚了身子；三是他也明悉：自己赤手空拳，面对的净是些个有备而来的各色亡命之徒，若敢反抗，必遭自己常用来打好人的“团结教育棒”之猛袭，定会罪有应得，轻则折胳膊断腿；重则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只好“光棍不吃眼前亏”，放弃抵抗，不得不让小冯占了上风。
其他造反派见状，也顿失两个小时前的威风，一个个呆若木鸡。
我们乘胜追击，三下五除二，把造反派的家具抬出屋子，扔到院子里；把穆家原来的家具搬了回去。
就这样，前后不到十分钟，我们不费一枪一弹，未流一滴血，夺回了失地。
当时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这件事发生时，始终有一名警察在场。“文革”期间，“公、检、法”被诬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被砸烂。警察对此类事也无权管，爱莫能助。他当时板着瘦长的麻脸，面色阴沉，站在穆家院子里的一个制高点上，“站得高，看得远”，目睹完这一切后，他从高处走下来，大声喊道：“谁能拿出《住房证》，这房就归谁住！”说完扬长而去。尽管不敢公开替“走资派”鸣不平，但他说这话，实际上是同情老干部，暗自向着穆伯伯的，因为众所周知，除非造假，造反派是拿不出房证的。
造反派被赶出房间，蹲在院子里，似被霜打蔫的茄子；搭拉着脑袋，像一只只瘟鸡。
这时候，附近的街坊四邻都闻讯赶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们纷纷义正词严地指责造反派的不法行径。有一位邻居名叫老朱，他问明缘由后大声说：“哼，抢房子。不要脸！”
一名造反派大怒：“不要骂人！”
老朱反唇相讥：“我说谁抢房子谁不要脸！——我骂谁了？”
造反派无言以对。
造反派此时面对失败，却又不甘心失败，武斗不灵，又想来文斗。一个造反派略带悲哀地说：“这房子凭什么是你们家的？”
“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小穆大声答道。
“那你爸爸本来还坐‘伏尔加’小轿车呢！他现在还能坐吗？”
这句反问，一下子把小穆问得哑口无言。
听到这话，本来十分喧闹的全场突然一阵愕然，一片静寂。我们大家或目视远方，或低头看地。是啊！想当年，穆伯伯高官厚禄，出入轿车，前呼后拥，宾客盈门，高朋满座；现如今，他家门前冷落车马稀，门可罗雀；当年拍马屁最欢的，也是“文革”中第一个站出来揭发的。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甭说坐小轿车了，就是病倒在床，家人送他看病，有时连辆手推车都借不到！“虎入陷阱受犬欺，龙落浅水遭虾戏。”“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五十年的老革命，现在落到了这步田地！
有一位阿姨站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她打破了静寂：“看他说的那话！要没这些老干部打天下，他们这帮造反派都还要饭呢！”
过了一会儿，另一个造反派又带着悲叹的语气问道：“你们家几口人？住这么多房子！”
还是小冯思维敏捷，反应神速：“那，老康家四口人，二十多间房，你敢抢吗？”——“老康”当时任省“革委会”第一把手，造反派仅敢迫害下了台的，对在台上的，溜须拍马都来不及，更何况抢房子了！
我接着说：“你光看人家住房多，可你怎么不看人家穆伯伯提着脑袋，为共和国打江山时，你爹还穿着开裆裤呐！”
造反派们默默无言，一个屁都不敢放。
当时在场的老魏，约有二十郎当岁，五大三粗，一介武夫。他应属于那种欺软怕硬，欺小惧大的主儿。几年前遇到一个比他小的小子，不知是什么茬儿，好像是替弟出气，抓住其衣领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得那厮眼冒金星，东倒西歪。不料该小厮别看年龄不大，却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也是一个打架不要命的主儿。常言道：小的怕大的；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那小子被这突然袭击打晕了，气蒙了！但没几秒钟，他很快醒过神儿来，刚巧，天助他也，他正去替父打酒，手里提着一个空酒瓶，“君子善假于物也”，只见他左手反抓住老魏的衣领；拿酒瓶的右手抡圆了那么一挥。这一击，犹如千斤巨斧劈开了沉寂的山岩，山崩石飞。只听得“嘭”地一声巨响，老魏顿时满脸开花，鲜血直冒；酒瓶刹那间如同天女散花，猩红色碎片纷纷落地，连瓶底都碎了！可见小厮的臂力之大，老魏的颧骨之硬。由于老魏一贯横行乡里，民愤极大，所以围观的小朋友们无不低声叫好。这惊人的一击，给美男子老魏的脸上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纪念，而且，自那以后，他是日日惊魂，夜夜盗汗。从此，老魏牢记“欺老莫欺少”，“人不可貌相”的醒世恒言，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今非昔比，见我众敌寡，老魏于是“见了‘松’人拢不住火”，大义凛然地走上前去，用手指点着造反派的脑袋：“消灭三大差别，得要有时间，得有经济基础，你懂吗？”
“对你们来说，是不想消灭这种差别的。”造反派不慌不忙，奸笑了一声。
老魏更是稳若泰山，开怀大笑：“我只是一名穷工人，每月四百大毛。‘流尽血和汗，落得两手空’；‘风里来，雨里走，终年劳累何所有？只剩下一副铁打的肩膀，一双粗壮的手。’差异就是矛盾，我当然愿意消灭差别了。我倒是想拿四千大毛，出入轿车，可办得到吗？”
造反派一看，来武的不是个儿；文的更不行，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跑了。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造反派，一般说来，是一帮相当愚蠢与天真的家伙。他们不知道“只许造反派杀人放火，不许好人点灯”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还以为老干部还会像从前那样，如同牛羊一般任他们宰割。——完全打错了算盘！
我看过《孙中山传》，这本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孙中山年幼时在美国檀香山上小学，当时他留着清代男人都留的长辫子。同班的小美国鬼子见他好欺负，用力揪他的辫子作为取乐。幼年孙中山气坏了，把欺负他的小鬼子“锤”了一顿。嘿！您别说，这招还真灵！此后小鬼子见了孙中山，毕恭毕敬的，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这书在这段的末尾，总结了一句话：正义往往需要武力作后盾。
一点没错！我们的上述实践，再次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弱国无外交”,“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后来，人神共愤，天崩地摇，“毛婆”被捕，造反派灭。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长达十年的封建法西斯时代告终。“文革”结束。穆伯伯劫后余生，大难不死，官复原职。他虽然在肉体上受到了极大摧残，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伤痛，但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大度地提出：“大旗不能倒”。正可谓：“量大福也大”，“心有多宽，路有多宽”。又过了若干年，穆伯伯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了。离休后，他仍不忘为民谋福，为国家建设发挥余热，曾策划过从内蒙用管道往北京输送煤炭的项目。
2005年9月3日，电视里播出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大会。大会特邀了十位抗日老英雄，其中有前铁道部长刘建章伯伯，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先生的胞兄王光复将军等，同时，还有九十三岁高龄的穆伯伯！看到穆伯伯目光炯炯有神，精神矍铄，身强体健，站在那儿唱《国歌》时都不用人扶。我不禁感慨万千：穆伯伯：我已经多年没见到您了，您还是那样健康！作为革命后代，我衷心地祝愿您这位老一代革命家万寿无疆！
顺便提一句，穆伯伯的坐骑倒是不幸被造反派言中。造反派说他坐不上“伏尔加”，果然，他再不坐“伏尔加”，而改坐“上海”，“红旗”，“丰田”，“奥迪”了，现在更是坐上了“大奔”。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经过多少次血与火的洗礼，全国现在还余几位？天下本来就是人家打下来的，所以人家应该享受！再怎么享受也不过分！
事情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但我对时情时景无法忘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追忆往事，对于国人，尤其是一些邓拓先生在《专治健忘症》中所讥讽的健忘症患者，很可能有一点儿警示作用。
回顾过去，即可认识现在，知道了过去和现在，就能预知将来……


                   原作于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