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妹：“三胡一王”的故事 ——谨以此文怀念老团中央书记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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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5日上午，团中央召集全体机关干部开大会。会场设在机关内大礼堂，会议由机关干部主持，有红卫兵代表参加，会场内约有1000多人。会场外的树上、楼上，架上了若干个高音喇叭，向会场外的群众转播大会实况。

会议还没有开始，站在后台的父亲看见李富春向会场走来。父亲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前说：“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团中央的关心，对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两人边走边耳语……

大会宣布开始，李富春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说：“……这几年，团中央工作存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群众路线走得不够好，过去的工作有些缺点和错误，压制了中学红卫兵运动。”他宣布：党中央决定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停职反省（后来这四人被简称为“三胡一王”），另行成立团中央临时书记处。

团中央是继国家文化部、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之后，第一个被改组的人民团体。

大会散了，李富春与父亲找来的红卫兵临时负责人走到大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李富春对在场的几个红卫兵说：“……几十年来，耀邦领导的团中央的工作成绩是十分主要的；为党的各级组织输送了很多优秀的年轻干部，涌现出很多为祖国争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模范青年。这是一支重要的后备力量，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的可靠保障。比如李瑞环、庄则栋……当然，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不够，阶级斗争观念淡漠，思想僵化保守，限制了群众运动……”他要求运动要有秩序地进行，要保证书记处九位书记的安全，有病的要允许看病。他还对红卫兵临时负责人说：“小家伙，斗争是复杂的，有什么问题、困难，直接找我。”

大约半个小时，李富春走了。

后来的几天，书记处的书记们各自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反省，不时被革命造反派叫出去提审，并被越来越多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天20次、30次地轮流从团中央办公楼的阳台上拉出来批斗、示众。一次少则10多分钟、20分钟，多则30多分钟。每天有来自全中国的数万学生和群众到团中央批判“三胡一王”。还有的年轻学生和“革命群众”为了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楼外爬上阳台，对书记们进行肉体上的“打倒”。

以父亲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在“文革”中著名的“八一八”即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前，就被批斗，被冲垮了。

8月18日前一天晚上，驻团中央的红卫兵临时负责人按上面的通知，带领着大队人马离开团中央前往天安门广场，准备参加第二天的毛主席接见。他留下了三四十人，任务是继续看管九名书记。

8月18日上午，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胜利闭幕。扩音器里不时传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和大会主持人及讲话人的声音。自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再也没有穿过军装的毛泽东，那天出人意料地身着草绿色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北京师大女附中一名学生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这公开表明了他对红卫兵的支持，历史从此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兴奋了一天一夜的红卫兵，直到18日夜深人静，才回到他们接管的团中央。

令这个驻守团中央红卫兵临时负责人吃惊的是，他没有在书记处书记们的办公室里找到任何人，而是在一个房间，看到所有的书记们每个人都坐在地上，衣服破烂，头发散乱，脸上、身上的汗迹、血迹、痰迹混在一起；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粗硬的铁丝，下面绑着大牌子，或是一块牌子吊在胸前，或是身前、身后各挂一块牌子，上面写满、画满了乱七八糟的字和画；还有的人头发被剃得不成样子，一问，所有挨斗的人全天都没有吃过一次饭。

临时负责人糊涂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不在的时候后院着了火。他曾经立正倾听过李富春在团中央小会议室的讲话，严肃得像答应上帝一样答应过：一定保证书记们的人身安全。他参加毛主席检阅前，也对留下的红卫兵作过同样的交代。一股血流冲击着他的全身，他大声叫道：“这是谁干的？把干这事儿的人给我马上叫来！”

父亲慢慢地走过来，低声对他说：“你千万不要怪他们，千万不要！他们是想见毛主席，因为要看守他们才没有见到。我能理解他们。你千万别怪他们。别怪他们！我们……我们也想见毛主席呀！”

当晚，谁也无法入睡，叹息之余，父亲又跟这个红卫兵临时负责人聊起天来。他沉痛地说：“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做‘哪块坟地都有冤死的鬼’……我们党多灾多难，但百折不挠。党内历次斗争牵扯很多人，很多人受到伤害……但是，只要我们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牺牲也是值得的……不过，要永远倾听老百姓的声音，关心他们的疾苦……做人，要永远旗红人正，不能像墙头草那样两面倒……”



运动愈来愈乱，父亲他们的安全从此以后就根本无法保证了。这个红卫兵临时负责人由于家里也受到冲击，只得离去。

四个月后，临时书记处也被砸烂，机关“革命造反军团”夺了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的权。

就在团中央改组前的一个傍晚，父亲被允许回家拿东西。父亲到家后，我们兄妹四人和秘书一起进了中院的小客厅。直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当时父亲刚刚进家，正斜躺在沙发上看文件，一抬头看见我们这一大帮子人，颇为诧异地问：“什么事？”

有人答道：“大字报上揭发你反对毛主席，我们想问问你，有没有这回事？”

父亲顿时火冒三丈。他一拍沙发扶手，站起来，挥着手，气愤地骂道：“你们懂个屁，都给我滚出去！

我们都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灰溜溜地退了出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这一辈子，这是惟一一次对我们发这样大的脾气。



宣布改组团中央的当天，父亲就和几位书记以及机关的一些部长、总编、秘书们一起被隔离起来。他们先是被关在团中央办公大楼三层，后来又被转移到机关南院东头的三间小屋里，十几个人一间，在铺有几块草席的水泥地上睡通铺。

接着，没完没了的批斗就开始了。造反派们总是聚集在团中央办公楼前的大院里，勒令这些“黑帮”们站在楼房的平台上示众。二楼没有通往平台的门，父亲每次在二楼挨斗，都是从全国学联主席伍绍祖的办公室踩着他的桌椅，登上窗台迈到平台上。最多的时候，父亲一天被批斗十四五次，要十四五次屈辱地从窗户钻进钻出。

“文革”初期，父亲还没有被打成“黑帮”那会儿，我在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也是红卫兵，学校高年级的红卫兵要我带头斗争班上的“黑五类”。我不同意当时一下子风行起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也不同意斗争出身不好的同学，跟她们辩论。学校红卫兵头头们说我这人太糊涂，加上父亲很快被打倒，她们索性将我开除出红卫兵组织。

在家闲着没事，有一天，我好奇地跑到团中央去看大字报。那天大院里万人涌动，人挤人地正在批斗父亲。我看见他站在二楼的平台上，身边站着一溜陪斗的“黑帮分子”。父亲被两个膀大腰圆的造反派反拧着双臂，身子撅成当时批斗会上最时兴的“喷气式”，正在那里自报家门：“我，胡耀邦，出身下中农……”

他话还没说完，造反派们便在楼下高呼起一阵强过一阵的口号：“打倒黑帮分子胡耀邦！”“彻底砸烂团中央！”

父亲很坚强，批斗了那么多天，从没承认自己是“黑帮分子”。造反派的呼号一停，父亲就接着说：“同志们，我不是‘黑帮分子’，我是犯有错误的革命干部……”

又是一阵“打倒”的口号，将父亲的声音淹没。一个红卫兵质问他：“胡耀邦，你老实交代，你和刘少奇、邓小平有什么关系？是怎么来往的？”

父亲仰起头，说：“工作关系嘛。”

造反派不停地盘问，要父亲揭发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罪行”。父亲什么也不说，造反派气急败坏地大打出手，拳脚相加，打得他趔趔趄趄，上气不接下气。

接着，造反派的代表们纷纷发言，批判父亲的所谓反动罪行，每个人都是一副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样子。可批来批去，来回转的车轱辘话还是江青说的那句：从“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

会场外面，总是站满了黑压压一片看热闹的人，他们像看耍猴似的议论着：“瞧哎，那就是胡耀邦，五级干部，中央委员！”

几个操着天津口音的年轻人说：“早就听说过胡耀邦，可是还真没见过，我们大老远地坐火车来，就是专门来看批斗他的。”

“胡耀邦到底有什么问题？”

“还不是刘、邓的人！”

…………

正义路上没正义。我实在看不下去，扭头就走。

那时，批斗“黑帮”是最时髦的革命行为。

开始，还只是在团中央机关大院批斗。8月下旬起，学校、其他机关和社会上的单位，竟来“借”父亲他们去游街、批斗。辱骂、殴打、坐“喷气式”，成了家常便饭，批斗回来还要写揭发和检讨材料。

进入10月，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父亲他们不仅被拉到学校去斗，新一轮的造反狂潮也迅速地扩展到各行各业。斗得最狠的是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技工学校的造反派。

那天，他们开来一辆驮着个煤气包的大卡车，一大早就把父亲和胡克实、王伟从小黑屋里叫起来。当时父亲已被打得浑身是伤，因日益频繁的批斗造成的腰肌劳损和坐骨神经炎，使他腰腿疼得无法行走，便拄了根棍子。一个小青年冲上来，一把夺过木棍，啪地撅成两截，训斥道：“你还不肯放下当官做老爷的派头，这会儿你还拄拐棍儿！”

父亲腿痛得上不了车，两个大个儿男人拎起他就往车上扔，一上车还惨无人道地用武装带抽打，用大头皮鞋狠踢。

还没开车，不知是谁用皮带的金属头把王伟的额头打破了。一下子血涌如注，殷红的鲜血顺着王伟的脖子一股一股流下来，很快染红了他的衣服。

一路上，书记们被游街示众。在近一小时的路程中，他们轮流被身强力壮的年轻学生们不断地殴打。

到了长辛店批斗会场，刚宣布批斗大会开始，造反派便凶狠地轮番质问父亲：“你是不是‘三反分子’？”

父亲一字一句地回答：“我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

一个学生跳上台来，用手指着父亲的鼻子质问：“胡耀邦，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

父亲说：“我不反对毛主席，我也学习毛主席著作。”

那个学生说：“你也学习？那你背背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

父亲背诵道：“领导我们事业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一不小心将“领导我们事业”后面的“的”字丢了。

几个学生冲上来又是一顿毒打，边打边喝问道：“你不是说你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怎么连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都背不下来？”

父亲认真地告诉他们：“毛主席的四卷我已经通读过好几遍，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造反派疯狂地打断他，说：“你就是不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

另一个学生吼道：“诡辩！反动派不打不倒，揍他！”

造反派们蜂拥而上，拳打脚踢，抡起皮带用铜扣那头儿猛抽。父亲被打倒在地，上衣被抽烂，全身红肿，多处伤口流血，脖子被扭伤，双腿不能走路……

整整一天，技校的学生们“斗志”不减，就这么边批边揍。一直到天快黑的时候。

天擦黑儿时，我们正在家里吃晚饭，团中央机关五分钟打来三次电话，要我们家去人把父亲接回来。三哥一脸铁青，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碗筷，急如星火地骑着自行车消失在黑夜中。

他还没到团中央机关大院门口，就见父亲蹒跚地晃动着；走近一看，父亲面如土色，身上露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刚换上的新绸衫和丝背心，全都被撕扯成一缕一条的；浑身上下满是血污、痰迹和汗渍。三哥鼻子一酸，难过得站在路边就掉下泪来。

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断断续续地安慰他：“哭什么嘛？我们回家吧。”

三哥赶紧雇了辆人力三轮车，把父亲抬到车上，慢慢拉回家。将他安顿到长沙发上半倚着，足有半个多小时，父亲没有说出一句话。

父亲没吃一口东西，只喝了几口白开水，喘息了很久，才出了一口粗气，用手指指自己胸前的口袋，嘴角抽搐着，还是说不出话来。我顺着手势从他口袋里摸，掏出一张叠着的薄信纸，纸上笔迹颤抖、字大行稀地写着——



孩子们：

一、这是本月的生活费，希望你们节约使用，学会过苦日子；

二、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胡耀邦  



拿着父亲写给我们的信，看着父亲已经睁不开的双眼和浑身的伤口，我和三哥忍不住流下眼泪。哥哥慢慢地给父亲擦去身上的血渍、污迹，换上一套干净衣服。

我们心中恍惚，只盼着父亲今晚能安静一会儿，在家休息一夜。

然而，这只不过是善良幼稚的幻想。当天夜里，造反派就又来带走了父亲。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他完全失去了自由。白天斗他一天，晚上还罚他去清扫厕所，打扫大礼堂和机关大院。

他们知道父亲平时手不离烟，一天两三包烟都不够，便存心让他难受，不许他买烟。父亲只好在打扫卫生时捡人家扔在地上的烟蒂，实在熬不住了，就一个个接起来，趁人不注意时抽上几口。

一个冬天的晚上，风很大，我想造反派大概都躲在屋里避风烤火、就从半掩的机关大门悄悄钻进团中央大院，想偷偷给父亲送几片安眠药和一两包香烟。刚走进办公大楼，我就看见腿被打坏的父亲正跪在地上以膝前行，两手抓着拖把，吭哧吭哧地擦洗厕所的地面。擦着擦着，他发现地上有个烟头，捡起来吹了吹，小心冀冀地装到棉衣里面的衬衣兜里。

我的眼泪一下子漫涌出来，转身躲进楼道拐角的阴影里，无声地哭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止住泪水，走过去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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