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昀：和高行健結婚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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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瀏覽網絡，無意中看到香港《蘋果日報》去年十二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的元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嚴家祺先生，自從搬過一次家後，我和他們夫婦好多年沒聯繫了，看到文章，講的都是過去熟悉的事情，勾起了我很多回憶。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鐘新村，當時那裏住的大多是專家學者、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把列夫．托爾斯泰巨著《戰爭與和平》介紹給中國讀者的翻譯家高植先生，也就是高皋的父親。我們兩家是通家之好，高植先生是我父親的老友，他的太太是我母親的中學同學，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學念書，成為了很要好的朋友。現在還能回憶起我們住的院子裏常常舉辦文藝晚會，有一次，我們的媽媽和其他媽媽們一起身着俄羅斯服裝跳舞，爸爸們則把在院子裏掛上五顏六色的電燈泡，童年的記憶十分純潔、美好。
我於一九五五年九月就讀南京第十中學（現在的金陵中學），與高行健認識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學校舉辦的一次舞會上，高行健通過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學來找我，說希望我教他跳交誼舞。此後，放學路上經常會和他「巧遇」，和他比較熟悉以後，我憋不住好奇，問他學跳舞為甚麼不自己來找我，他說怕被我拒絕，並說很早就注意我了，因為經常在學校體育場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觀看過我參加朗誦比賽，在跟我接觸之前，他已經通過好幾位同學瞭解了我的家世。一九五七年暑假開始後，我收到一封信，此前，除了收到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和比賽的獲獎通知之外，沒有人單獨給我寫過信，打開一看，竟然是高寫來的，欣喜地告訴我他被北京外國語學院錄取了。後來我考上了南京大學中文系，我們地分南北，主要是通過書信相互瞭解對方。文革爆發後，我的家庭也像許多教授家庭一樣受到衝擊，高那時已經大學畢業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機會回南京來看我，勸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風頭，我們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在北京結婚。
高在中學時就表現了對文學的愛好，只要嘗試寫一點東西，就會拿來聽取我的看法，結婚以後仍然如此。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兩頁，最長的有十頁紙，每一篇的內容情節至今還歷歷在目，不是醜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謳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別滿意，署上筆名「紅飈」，寄給了江青。
自二○○○年高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一種關於我們離婚原因的傳聞大為流行起來。據該傳聞稱，高的第一個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寫作，抱怨他直寫得家徒四壁，連孩子也養不活。傳聞還說，高在文革期間繼續暗中寫作，而妻子威脅他要向組織告發手稿裏有見不得人的東西，高怕因文獲罪，一邊掉淚，一邊把一整箱手稿燒個乾淨。關於這件事，我在這裏不妨多說幾句。


首先，傳聞的「作者」似乎沒有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生活過，高和我當時都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資，他愛不愛寫作、寫多寫少，都不影響家庭的經濟狀况，「寫的家徒四壁」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僅有的一個兒子出世後，從小到大一直寄養在南京我父母家裏，高沒給過一分錢生活費，直到離婚後才根據法院判決支付了三年的撫養費。文革中我父親工資被扣，母親沒有收入，我曾與高商量寄點錢回家，他卻說：「你爸爸養不起我兒子，我找你做老婆幹嘛？」
第二，這位傳聞的「作者」與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據甚麼說我迫使高燒掉手稿？又是根據甚麼認定高當時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燒？實際情況是，高在文革時期作為造反派頭目、學習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多次對別人進行抄家、批鬥，還催逼我和哥哥燒掉了家藏的所謂「反動」書籍和海外親友的照片。
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親女婿的身份找我父親的學生南楚珍推薦，從安徽農村調到北京的中國旅行社，之後又經過我母親的親戚龔普生（喬冠華太太龔彭的大姐）推薦擔任了《中國建設》雜誌社法文組組長。一九七九年，高陪同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到法國、意大利訪問，回國後首次跟我提到他對諾貝爾文學獎志在必得，說「巴金老兒不敢拿，我敢拿！」我當時很納悶：你手頭沒有甚麼作品，靠甚麼去拿這個獎呢？他也曾對我說，魯迅之所以拿不到諾獎，就在於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過就是從那以後，他的確把重心放到了寫作和加強與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來。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一九八○年，他說：過去想方設法調我到北京解決兩地分居，現在終於搞清楚老是調不成的原因了，因為我的檔案裏給我父親的結論是「特嫌」（「特務嫌疑」的簡稱）。他還說：特嫌是永遠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給平反了，實際上仍然受到嚴密監控，根據內部規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軍人，不能嫁黨員，不能嫁幹部的。「你怎麼偏偏就嫁了我，你是個完蛋了的人，可我還要發展，你幹甚麼揪着我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問他：「當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麼這個時候變成了我偏偏要嫁給你？你利用我們家關係調回北京的時候，怎麼沒有嫌棄我們這個特嫌家庭？」
此前，已經有親朋好友告訴我他在北京有外遇，並說我精神有問題，夜裏磨刀要殺他，我還不太相信，看到他這幅嘴臉，我難忍心頭怒火：你有了別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光明正大說出來不行嗎？何必要給我扣一頂「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聯想到他把許多歷史人物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兩條：一是「婚姻就是政治、愛情就是性」；二是「一切功勞歸於自己、一切錯誤歸於別人」，現在竟把這兩條經驗全用到了我身上，作為有自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極大的侮辱。
在跟高離婚多年後，我曾努力忘掉這一段極不愉快的經歷，沒想到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段經歷竟然換了如此一副扭曲變形的面貌來回訪我，令我啼笑皆非。這麼多年來，我也曾試圖還自己一個清白，在友人們的幫助下發表文章，據說有的媒體根本拒絕刊登，有的網站登載了兩天又拿掉了，或者把涉及到離婚這部份的內容删除不用，理由很簡單：這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沒有辦法說清楚真偽，不能刊登一面之辭。
我很理解這些媒體的態度。第一，高是諾獎得主，我是平民百姓，話語權不在我手裏，有人對我說：「捏死你就像捏死隻螞蟻」，生動地表達了這個意思；第二，高作為法籍華人獲得大獎，華人社會視為驕傲，重提舊事有傷驕傲，實屬自討沒趣；三是少數人可能覺得「妻子告丈夫」最能體現共產制度的邪惡性，寧可信其有。理解了這些，以後再有人找我詢問高從前的事，我一概採取「沉默是金」的態度。
雖然如此，我還是很感謝〈高行健的元配夫人〉的作者還原了當時的一些實際情況，並祝老友夫婦身體健康，生活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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