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yangharrylg

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


　　　　　　　　　　　　　　·苏双碧·


　　１９８０年６月《新时期》第四期刊登了我写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
克》一文。随后，《北京日报》又全文登载这篇文章。凭心而论，写这篇文章完全
是出自内心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义愤。近２０年了，写文章接触到的那些触目
惊心发人深思的材料，至今仍历历在目。


◇　遇罗克母亲的一封来信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第一个为《海瑞罢官》平反。文中在批驳“四人帮”的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冤案”时，写了这样一段话：“冤案就是你们这些祸国殃
民的‘四人帮’制造的，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
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
帮’的流毒和影响。冤案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狱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
没有想到这几句话又引出一桩公案。就在为《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发表后几天的
一个晚上，一位老太太冒着呼啸的寒风走到我的家门。在问准我的姓名之后，她说
：“你文章中说，凡是和姚文元《评新编》有关的冤案都要平反，那么，吴晗是市
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老百姓你管不管，我的儿子就是和这个冤案有关被杀害的，
你管不管？”说着，声泪俱下，话音哽咽。她叫王秋林，是遇罗克的母亲。我一下
被问住了，和《海瑞罢官》案有关而被杀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况且，遇罗克能
不能平反具体应由公安局来做。不过，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伸张正义，替受害者
鸣冤，并努力去促成这个冤案的平反。于是，我说：“根据党的政策，有错必纠。
如果你儿子被杀果真是个冤案，也应该平反。”我记得很清楚，她听到我的话之后
，她经受委屈、迫害到已经有点木然的眼神，突然闪出一缕微微的光芒。看来，她
多么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啊！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我，希望我能替她儿子伸冤
。信的内容很简单，记得是写了如下几点：


１．她儿子遇罗克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因为写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
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谬论，即被当成反革命抓走。


２．遇罗克写过《出身论》是为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血统论的，绝不是反对“无产
阶级司令部”。


３．她儿子被杀是冤案，要求为她儿子平反，还她儿子和受株连的家人一个清白。


　　信不长，只有三四百字，但字迹清秀工整。后来才知道，王秋林原是拥护党拥
护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曾经当选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１９５７
年反右派时因替一个“右派”辩护，被划成右派。而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原在水电
部任工程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划成“右派”。从此，这个温馨和睦的家庭，
来了一个１８０度的大变化，遇罗克兄妹都成了“右派”的子女。


　　我送走王秋林老太太之后，重读她留下的这封短信，心情沉重，竟然翻滚了一
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后，并经领导批准，以记者身分携带《光
明日报》介绍信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在他们热情的帮助下，下午四点钟，我来到了
保存遇罗克全部档案的北京市中级法院。法院的工作人员把我带进一个存放“文革
”中案件材料的办公室，办公桌和地上都铺满厚厚的一层灰尘，看起来已经好久无
人接触这些材料了。他指着墙角的一大堆材料说：“这些都是有关遇罗克的档案，
够你看的。”说着，他帮我把这些材料搬到一台乒乓球桌旁边，一共２４卷，堆在
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


　　面对着这么多材料，我有点发怵。这么多材料，从何人手？同时，我又感到这
么多材料足可以揭开遇罗克案子的秘密了，我倒显得有点兴奋了。赶在五点下班前
，我草草地翻开了一些审讯记录、死者的日记、诗词、口供，以及侦破计划，最后
的判决书等等。我认定这是个冤案，材料很典型，必须下工夫弄它个水落石出。第
二天，我约请我的同事张义德、赵少平二位，又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从此三人看
了整整两天材料，才把材料看完，并对《出身论》以及遇罗克其他文章、日记、诗
词、审讯记录作了一些必要的摘录。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认为遇罗克是被错杀的冤
案，便以《光明日报》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说明派记者研究了全部档案材料，
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为遇罗克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么，遇罗克是怎样被错杀的呢？


◇　《出身论》触犯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遇罗克的《出身论》大约写于１９６６年冬季，文革初期曾经流传着“老子英
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这个论调曾经支配着一个时期的红卫兵运
动。遇罗克为反对这种血统论，而撰写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在《中学文革报》
刊登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在血统论的影响下，“出
身几乎决定了一切。……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惟出身论
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
不能不研究。”可知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为了批判反动的血统论，是为了纠正当
时的一种错误理论而造成的社会混乱。而这种错误理论却是来源于“左”的思潮在
用人制度上的惟成分论。“文革”初期，全国青年何止千百万人背着“黑五类”的
黑锅，从心灵到肉体遭到摧残。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便无法安定。遇罗克是
怀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的愿望来写《出身论》的。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勉的回忆，《出身论》最早是由遇罗文在广州印刷的，并
带回一部分到北京，随后在北京解放军报印刷厂印了三万份。报纸出来后，一抢而
空，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加上传抄、复印，《出身论》流传非常广泛。每
天都有大量信件从全国各地寄到北京，寄到遇罗克手中。不可一世的“四人帮”一
伙，此时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的一篇文章吓呆了，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于１９
６７年４月１３日点名批判了《出身论》，诬陷《出身论》是反动的。从此，遇罗
克的行动就不自由了，出门时经常有人盯梢。而且这种监视、盯梢越来越严重。当
时北京市正发生一个散发传单的“黑旗军”案，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把遇罗
克列入“嫌疑对象”，但侦破结果，此案与遇罗克无关。但盯梢并没有放松，而是
把对遇罗克迫害的重点又转到《出身论》上来，并把一个研究出身问题的小组说成
是反革命小集团。欲把遇罗克致于死地而后快。到１９６７年的冬天，遇罗克已感
到“四人帮”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加紧步伐。他在给广东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
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经过一段磨
练，他对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他在信中说：“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
应的善事，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的。即使将来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
多的时间可以损失了。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
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分配工作，
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他在给广东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心情非常沉重地写道：“
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
相当可怕的。”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年代，他已意识到，凭他所坚持的真
理是无法抗衡这股恶势力的，他预感到：“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
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是失败）。”但他认为
就社会历史进程来说，他不相信历史就会这样写下去，他信中说：“我相信这个问
题终久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上，是不合理的
，这种尊严也是维持不住的。”


　　上面两封信是他被捕之前不久给朋友写的，说明他对当时的处境和形势已有充
分认识和思想准备了。


　　当然，遇罗克的判断是对的，这时“四人帮”一伙，已经磨刀霍霍，正在制订
逮捕和加害遇罗克的计划。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在一份《向刘××局长汇报
时的指示》中说，要“发动群众破案”，认为“破案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位局长
还说，遇罗克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出身论》是“在破
坏瓦解我们的阵营，动摇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在争夺青年一代组织他们的
反革命队伍”。并说遇罗克案“是一个胡风式的反革命集团，是陶铸式的人物”。
对如何整理遇罗克的材料，他说：“把他的反动日记、信件和活动提出来，上纲。
可按毛主席编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办法来写。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来。”可见，对
遇罗克的迫害，一开始就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重视，被上层所重视。对遇
罗克定罪的调子，是在逮捕遇罗克前就定好的。这样，材料编写时可以上纲，可以
捕风捉影，不管搜集到什么材料，都要“写出他的影响危害”。从这个“指示”看
，“四人帮”一伙，确实对《出身论》怕得要命，一位善良的青年只不过写了一篇
有见解的《出身论》，就被他们当成一个大案来抓。


　　在这之前，１０月５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另一位局长刘××对遇罗克案就作了
两条指示：１．中学红代会批判《出身论》，还是请红代会照旧批判；２．批判后
怎么办，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好好研究。可见，当时对遇罗克所注意的仍然是《出
身论》，至于如何处理遇罗克，“要由大的政治利弊上”作出决定，并不是由遇罗
克本身是否有罪作出判断。在他们看来因为写《出身论》就铸成了他的“罪过”，
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了。


　　１２月３０日，公安部李×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
集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即决定“扣留主犯
遇罗克”。谢富治于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批了“同意”两个字。就这样，遇罗克被
逮捕人狱。


◇　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
陷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遇罗克起而迎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
继承》，批驳了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和诬蔑。接着他又写了《和机械论者
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３日，《文汇报》把它作为反面文章刊
出。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遇罗克似乎很早就预感到，他对为发动“文化大革
命”推波助澜的一帮人，大多进行尖锐的批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批驳姚文元，
他除在报上写文章公开批判姚文元外，在日记中对姚文元在理论上的错误也进行了
无情的鞭挞。１９６６年１月２日，他写了一篇《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目
的是为了批判姚文元“认为历史上无清官”的“机械主义观点”。２月１５日的日
记中写道，尽管《文汇报》把我的文章当成“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他认
为他是“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
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他为自己敢“全盘否定姚文元”感到自豪。在
这一天日记的最后他写道：“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
尔曹身与名俱焚’，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而在５月１３日的日记则写
道：“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子
。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
，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身上厂。”这篇日记充满着对
姚文元的蔑视，和对“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任意愚弄群众的极度不满。


　　遇罗克被捕后，日记落到“四人帮”一伙手中。“四人帮”的审讯人员指责他
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
司令部”。并说：“当时就是要宣布《海瑞罢官》死刑，姚文元是革命左派，你不
仅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且攻击姚文元。”遇罗克回答说：“我认为《海瑞罢官》不
是影射某某人。”“我也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预审人员指责他
，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遇罗克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我
希望政府实事求是。”


　　在“文革”初期中另一个风云人物陈伯达，遇罗克对他也大不以为然。他读了
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之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此书“始知蒋何以从流
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
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能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
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
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当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难哉！”打着批判资产阶级
的旗号，宣扬封建主义，在当时盛极一时，陈伯达的言论显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
的。而林彪断章取义的语录本，同样是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行割裂毛泽东
思想的行为。由于现代迷信盛行，社会上对领袖人物无原则的颂扬，成了风气，所
以，遇罗克认为陈伯达的错误是“最起码的”，比起有些人来，也不过如此。


　　遇罗克这段话，本来是批判左倾教条主义的，但在被捕以后，这也成了一条大
罪状。当预审员要他交代这个“罪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攻击过陈伯达”
，“认为他是左倾教条主义”。预审人员指责他，说他攻击戚本禹，实际上是攻击
中央文革。遇罗克断然拒绝这种指控，他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戚本禹是代表中
央文革。”审讯人员指控他攻击江青时，遇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
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从这些答话，可以看出遇罗克是敢作敢当
的，他并不回避事实。而对那些无中生有的陷害，诸如什么遇罗克要仿效张良行凶
等等罪名，遇罗克痛斥“四人帮”爪牙：“这是什么时代，怎么不实事求是呢？”


　　遇罗克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
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在“左’’的思潮甚嚣尘上时，他在日记
中写道：“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
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他对当时扭曲了的文化现实，指出：“今天的文
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史上进步的继续。”对当时的文化流弊，他痛苦地写道：
“哲学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
是痛苦的。”当他看了芭蕾舞剧《白毛女》之后，颇有感慨地写道：“就其所费的
人力和所取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其原因是“重事不重情”，这是“当
今艺术之流弊”。而对当时报上号召对毛主席要“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他反对
这样的提法，认为这是“把真理当成宗教”。


　　综观遇罗克当时对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青的某些言论的批评，以及当
时他对经济、文化现状的一些批评，都是理智的、有远见的，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
益为出发点的，并不是什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多次拒绝“四人帮”一伙
的无端指责。


◇　为反对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献出短暂的一生


　　１９７０年３月４日，遇罗克在这一天被“四人帮”一伙杀害，成了因反对“
四人帮”一伙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殉难者。遇罗克究竟犯了什么罪，非杀不可？笔
者从遇罗克的有关材料中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觉得他的“罪行”都是上纲上上去
的，全部记录构成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冤案。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一个善于思考无
罪可言的青年，竟成了“四人帮”的刀下鬼。那么，“四人帮”是以什么给遇罗克
定罪呢？留在遇罗克材料中的判决书，概括起来有这样三条：一是“散布大量的反
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是“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
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
。据此，“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下署“１９７０年３月
５日”。


　　从这个判决书可以清楚地看到，通篇都是大帽子，是上纲上线的言词，并没有
半点能构成犯罪的具体内容。至于气焰嚣张，态度的好坏本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
础上，在这一点上，遇罗克的确不愧为一位坚持真理的战士。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是怎样给遇罗克罗织罪名的。


　　谢富治于１９６８年１月１日批准逮捕遇罗克。１月５日对遇罗克进行第一次
审讯。当审讯人员问遇罗克“有什么问题”时，遇罗克说：“我不知为什么叫我到
这里来。”“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当审讯人员说“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要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遇罗克说：“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
。”当追问到《中学文革报》时，遇罗克说：“如毛主席知道我写《出身论》这件
事，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几年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这是第一次审讯，遇罗克心地坦然，并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随后从１月９日到１月１６日，几乎每天都进行审讯。集中追查他的“反动日
记”和“反革命小集团”。遇罗克有写日记的习惯，当他被跟踪、盯梢，处境危险
时，他因为在日记中了许多人和事，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怕拖累别人，就都烧掉了
。他只留下一本，托他妹妹遇罗锦保管。遇罗锦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曾东移西
藏过，总感到不安全。最后转移到中山公园的公厕里，不幸，却被清洁工人发现了
，最终落到审讯人员的手里。因为日记中确实攻击过姚文元、陈伯达、戚本禹、江
青等中央文革要员，成了他们对遇罗克定罪的绝好证据，所以穷追不舍。遇罗克当
然也明白日记已落入他们手中，他作了说明：“日记写时有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
日记不和写文章一样，没有经过推敲。”当审讯人员说他日记内容反动时，他断然
回答：“不反动。”“我这本日记由头到尾看，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
。”


　　但是，遇罗克的争辩是无济于事的，最终还是以“反动日记”当作杀害遇罗克
的罪状之一。接着审讯人员穷迫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对此，遇罗克针锋相对地
回答：“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当审讯人员强加
于罪时，遇罗克愤怒地指出：“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这本来是光明磊落的保
证，但“四人帮”一伙既要置遇罗克于死地，黑白可以颠倒，有无也可以更替。“
四人帮”一伙气急败坏地说：“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这已经
是定论。”


　　“四人帮”一伙对遇罗克一案，既不实事求是，也从来不听取遇罗克的任何申
诉。他们指责遇罗克说过“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指中日邦交）
”这样的话，并因破口大骂遇罗克：“是反动，是卖国贼，叛徒！”遇罗克拒绝对
他的诬蔑，说“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连影子也没有”。“四人帮”
一伙竟然凶相毕露地叫嚷：“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遇罗克说：“我
不承认”，你们“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其实，事实不事实“四人帮
”一伙已无所谓，不是事实也照样可以定“罪”。他们声称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
看穿了你的罪行”。既然遇罗克的“罪行’’是用“思想”看穿的，也就不需要为
一条材料是否事实进行争辩了。


　　至于判决书说的“扬言进行暗杀活动”，既然是“扬言”，也就没有构成该杀
的罪行，这一点，审判人员自然也明白，他们“取证”了几份材料，说法也并不一
致，不足以为证。遇罗克在法庭上拒理力争，他断然否认这件事，说“这是没有的
事”，“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的”。


　　遇罗克确实没有估计到，就凭几条“莫须有”的材料，就会把他杀了。这是他
对“四人帮”一伙的凶残估计不足。后来他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是“死反革命”时，
他才意识到“四人帮”一伙已对他露出“杀机”。当即给“四人帮”一伙写了一封
信，要求“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
我感到问题相当严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死反革命’。”这种最坦诚、最起码
的要求，也被拒绝了。遇罗克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


　　当遇罗克预感到“四人帮”一伙就要对他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惟一
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读书计划上，还有几部哲学著作
没有读完；在写作计划中，长篇《工资论》，还有待于修改；与朋友探讨的社会问
题，还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而且，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左”思潮
还在泛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伙还在横行……他只有把未竟的事业，寄托于
朋友，寄托于未来。


　　至于个人，死何足惜。他喜欢历史，历史上的无数先烈就是用头颅和热血开拓
了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从容不迫，他潇洒自如，写下了临终的诗篇。他在《纪行》
一诗中写到：“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充分反映
出他是抱着为真理献身的激昂心情，而在《赠友人》一诗中则写下了“遗业艰难赖
众英”，“乾坤持重我头轻”的不朽的诗句，坚信未竟的事业会有“众英”来完成
，他所思虑的是社会、是祖国，至于个人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显示出一个思想解
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慨。


□　原载《炎黄春秋》１９９９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