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洸：“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历史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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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有位来访者，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妄图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这桩历史公案，不禁引起了我的回忆和思考。现据我所闻所见和手边保存的资料，将它记述如下：
　　江青一伙利用工作组问题首先把矛头指向团中央
　　1966年6月3号，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便使运动有序地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偏信偏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第二天会见刘少奇等领导人时，便指责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赶快扭转。江青一伙摸到毛泽东态度后，便四处活动，以了解文化革命情况为名，频繁到各院校去，尤其江青在25、26日两个晚上来到北大，还主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北大工作组所谓“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由陈伯达建议撤销北大工作组。这一消息不径而走，立即传遍北京各大中学校。
　　接着，江青一伙便开始向团中央领导的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开刀了。
　　7月27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召开革命师生代表会。北大附中一位女生突然跑上主席台抢先发言，大讲江青前晚在北大群众大会上讲话内容，引起与会者的不满和混乱，这位女生的同伴就到江青处告状，江青便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到会，这位“钦差”根本不听工作队长的情况汇报，满脸煞气地向大会宣布“罢海淀区工作队长周杰的官”，并通知第二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继续开会批判工作队的错误。第二天，在西城区召开的革命师生代表会上，江青照例派人去罢了西城区工作队长胡启立的官。
　　当晚，海淀区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揭发批判工作队大会，我亲历了这次大会。那天傍晚，一批红卫兵来到中央团校（海淀区工作队办公所在地），把工作队长周杰，还有少数工作人员（我也在其中）带到会场，并被看管在主席台的幕布后面。江青、陈伯达、康生都出席了大会。会上，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也就在这次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将他们6月24日和7月4日写的两张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一封信，交给江青转送毛泽东。在会议进行中，有人递条给江青，反映工作组被打的情况，并问工作组是否是党中央派的？江青在讲话中别有用心地隐瞒事情的真相，只说，毛主席没有派工作组。对打工作组，她不仅未加制止，反而说什么毛主席说好，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反动（大意）。会后，有的学生便把工作组叫“黑工作组”，打工作组的现象更为普遍。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发大会常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讲了话，说明派工作组的经过，表示工作组是党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决定派的。记得就是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说了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江青一伙虽然到会却没有讲话，毛泽东在散会前出来与大家见了面，也没讲话。　　当晚，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和学生，便涌到团中央机关“造反”。第二天下午张春桥、王力、关锋等闯到团中央机关，对在团中央机关“造反”的红卫兵表示支持，更助长了红卫兵学生利用工作组问题，反对团中央的气焰。
　　以改组团中央书记处为突破口摧毁共青团　　
　　从8月起，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了急剧变化，共青团处境更加艰难。这首先是：
　　▲8月1日到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会全。这次会除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外，还对中央的人事作了调整，刘少奇、邓小平的排位都靠后了。这个政治信号非同一般。
　　▲在会议开幕的当天，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对他们的两张大字报所表现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了“热烈支持”，这无疑对红卫兵们是极大的荣誉和激励。
　　▲8月1日，江青、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份，约邀团中央书记处成员胡耀邦、胡克实、王照华、李淑铮等谈话，陈伯达无端指责说，你们青年团成了老年团了。有好的青年你们看不见，只看见恭敬你们的、顺从你们的，头脑腐败。还说什么主席的话你们都不听了，我直伤心，等等。从这次约谈看，显然不是一般的举动。
　　▲8月6日江青，康生又闯到天桥剧场，参加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召开的关于宣扬血统论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会。康生在会上讲话中，莫名其妙地攻起团中央来了，而且支持改组共青团的要求。他说：“团中央某些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镇压革命这一方面”，“有严重错误”，“改组共青团……这一要求是很正确的”，“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应该成为我们改造共青团的主要骨干。”还诬蔑说，“过去团组织松散，我看有点象全民团，就是说，有的团组织阶级路线不明显。”康生这个讲话又进一步煽动起红卫兵到团中央造反的劲头。会后，有些学校红卫兵开始占领了团中央机关大楼，使团中央机关工作陷入困境。
　　▲由于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的作祟和红卫兵不断到团中央机关“造反”的压力，党中央终于作出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8月13日晚，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和学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党中央常委李富春到会宣布了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散会后，有一批红卫兵立即涌到团中央机关连夜揪斗团中央书记处成员胡耀邦、胡克实等人。形势发展如此之突然，是人们没有意料到的。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时都对改组团中央书记处这么重大的事情，不是召开团中央系统工作人员大会宣布，却先在学生群众大会上宣布，感到困惑不解。到了8月15日，终于在团中央机关礼堂召开了团中央系统工作人员大会，李富春再次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停止第九届团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成立临时书记处，负责总结团“九大”以来的工作，筹备召开团中央全会。
　　此后，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则更变本加厉地攻击团中央和共青团，诬蔑“团中央已经修到了家”，共青团是什么“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要“彻底砸烂”。张春桥在上海也鼓噪说，共青团“已不是共产主义先进性群众组织，实际上是全民性的组织。”还明目张胆地说，“至于共青团还要不要，今后还要讨论。”（1967年10月4日接见上海中学红卫兵和军区代表的讲话）。在江青一伙的煽动和蛊惑下，红卫兵成立了“摧旧团”联络站，在全国掀起一股“摧旧团”浪潮，残酷迫害团的干部，大批株连青年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共青团组织活动被迫完全停顿了。
　　1967年12月8日至21日，团中央机关造反组织联合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西安、宝鸡、咸阳等29个地市40多个单位，在西安地质学院召开了“摧旧团”联络站座谈会，专门讨论了“红卫兵代替共青团”“红小兵代替少先队”的问题，会议印发了《共青团向何处去？——关于红卫兵和共青团的关系及前途问题的调查报告》。
　　对于这一段历史情况，后来张春桥曾有这样的独白，他说，“最初，有人提出要砸烂共青团，从团中央开始……，当时普遍要求取消共青团，要什么？要红卫兵，当时是六六年，基本上是一个意见。”（1970年7月1日在上海整团建团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见江青一伙蓄谋以红卫兵代替共青团已是不辩的事实。
　　红卫兵种种作为令人失望，毛泽东还要共青团
　　毛泽东对红卫兵，起始也是寄予厚望的。他除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外，还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三个多月内，先后8次接见了红卫兵。据统计总数达1100多万！仅此就可见一斑了。然而，一些红卫兵小将们的举动，在江青一伙的策动、唆使下，迅速朝着极端狂热的方向发展。
　　他们大破“四旧”，毁坏了无数文物古迹与文化遗产。
　　他们揪斗“黑帮”，乱打乱斗，无视法纪，挂牌、罚跪、弯腰还要来个“喷气式”，场面暴虐。
　　他们“大串连”，到处设立“造反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党政领导，甚至组织“夺权”。
　　他们“揪叛徒”、“抓假党员”，制造冤假错案，不惜陷害忠良。
　　他们为了揪斗刘少奇，包围中南海，在周围安营扎寨，高音喇叭大呼大喊，弄得毛泽东也不得安宁。
　　他们“火烧英国代办处”，挑起国际事端，使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国道歉。
　　他们打派仗，搞武斗，甚至伤害毛泽东派去学校的解放军和工宣队，使毛泽东也不得不亲自出面，招见红卫兵头头，批评他们“全身浮肿”，“脱离了农民，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做了许多蠢事、错事，乃至犯罪的事。”
　　还要强调的是，对一些红卫兵组织与头头的所作所为，毛泽东与党中央虽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停止串连，复课闹革命，搞军训，号召红卫兵搞整风，实行大联合，最后派出解放军与工宣队来领导各学院的文化大革命等，但收效甚微。特别毛泽东在1967年7月到9月，到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文化大革命情况，沿途发表的一系列谈话中，还着重说道：“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可他们仍未有明显的收敛和纠正，以致陷入众怒人嫌的地步。
　　事情的发展，终于到了江青一伙没有料想到的结果，那就是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毛泽东还要共青团的鲜明态度，无疑地对江青一伙蓄谋彻底搞跨共青团，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积极插手整团建团工作，为以红卫兵取代中学共青团作最后挣扎
　　毛泽东提出要开展整团以后，江青一伙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退而积极插手整团建团工作，变“以红卫兵代替共青团”为“以红卫兵取代中学共青团”。
　　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整团的指示，在1970年7月12日正式发出《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指出“全国整党工作正在继续深入发展，整团建团工作也要跟上来。”1971年1月上旬，上海市革委会在整团建团中，便首先提出，在大学建立共青团，在中学只建立红卫兵组织，不建立共青团的意见。接着，张春桥在1972年又两次发表讲话，坚持共青团在中学的组织就是红卫兵。一次是10月16日在上海共青团工作座谈会上说，“我还是保留原来的观点，红卫兵就是共青团。……今后团章上规定一条就可以了，共青团在中学的组织就是红卫兵。”“红卫兵这个名字，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我们创造的，共青团还是从苏联学来的。”另一次是11月20日，张春桥在上海团代会筹备工作会议上说，“红卫兵就是共青团在中学中的组织，一个概念，两个称呼，现在全国做法不一样，等全国团代会定论。”
　　　到1973年7月中旬，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已全部召开了共青团代表大会，建立了新的团委，地、县两级团委除个别地区外，也都建立起来了。各地团委都希望尽快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共青团的中央机构建立起来。可是由于江青一伙策动的批林批孔运动而拖延下来，直到197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才批准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江青一伙便乘机安插亲信谢静宜担任筹备组的组长。1975年2月26日筹备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和研究了起草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修改团的章程、代表名额分配和产生办法。在讨论修改团的章程草案对中学共青团组织名称是红卫兵时，谢静宜便强调说，“这就简化了青少年参加政治组织的层次，领导关系更明确了。”会议期间，她又把王洪文请来压阵。王洪文武断地确定，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取消中学共青团的名称。他不顾与会许多人的反对，竟说，“这个问题先保密，写在团章上，团的‘十大’通过后公布，那时候乱就让它乱去。”后来，谢静宜在会上特别交待说，“关于青年团与红卫兵的关系问题，先不要讲，现在的任务就是选代表时要有红卫兵的正式代表。”由此可见，他们的用心，就是要造成用红卫兵取代中学共青团组织的既成事实，以图保持红卫兵与共青团两个组织并存的局面。我们从当年统计材料看，到1976年底全国团员为4763.4万名，红卫兵则为2143万多名。如何解决共青团与红卫兵的关系，是团的“十大”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所以江青一伙当然要抓住这个关键时机实现他们的蓄谋。据我们后来了解，1975年时，上海就已经行动了，他们经过仔细策划，认为时机成熟了，便下令强制推行“以红卫兵代替中学共青团”的黑货。这样直到江青一伙垮台，上海几百所中学的学生中，没有一个团支部，没有一名共青团员。　　
　　1976年8月18日，谢静宜又以纪念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为名，用团“十大”筹备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青年运动的新篇章》的文章，继续为红卫兵造势，称“红卫兵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青年运动的模范”。“红卫兵运动以它始终不懈地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光辉实践和空前规模地同工农相结合地坚定步伐，谱写了我国青年运动的新篇章。”云云。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江青一伙就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这场“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闹剧，也终于降下了帷幕。　　　　　　　　
　　1978年5月4日党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并随即成立了共青团“十大”筹委会。筹委会向党中央作了《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求报告》，提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的意见，8月19日，党中央正式批准和转发了这个报告。自此，全国各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
　　
　　（郑洸　原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载自《中国青年研究》199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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