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七月：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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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作者：周七月


毋庸置疑，我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一代，因为自打我会唱歌，普天之下就没有不红的歌了。


我母亲王昆是以唱红歌为职业的歌唱演员，她唱《秋收》、《翻身道情》……歌剧《白毛女》，再到《农友歌》，虽然她当过几乎十年的“黑帮份子”，但她这辈子没有唱过任何一首不红的歌。


我父亲周巍峙从上世纪一九三四年就参加革命，先是在上海搞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何立山的笔名写过《上起刺刀来》等一系列抗日歌曲；后去敌后参加八路军，领导过西北战地服务团等革命文艺团体活跃在敌后和前线……进城后就在文化部工作，写过《志愿军战歌》，主持过脍炙人口的《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大型演出……他真可以说是一个一辈子写红歌，倡红歌的人。


但有一首红歌与我父亲的关系却是非常可疑的，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我父亲“被作曲”的红歌。


在介绍这首歌曲的来龙去脉之前，我要先定义一下红歌的范围。


我认为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包括专业和群众）为宣传革命，歌颂革命而写的歌，都应该归类为红歌。


红歌中的第一类是控诉：如《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二小放牛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第二类是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志愿军战歌》、《黄河大合唱》、《抗大校歌》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第三类是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叫老乡》……文革中大量的语录歌，包括李劫夫为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谱曲的大合唱也应该是这一类的；


第四类是歌颂和抒情：这次百度网上公布的中宣部推荐的100首歌基本上是抒情类的颂歌，前三类歌（控诉、教育和战歌）几乎没有。


但还有一类歌非常非常少，但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包括专业和群众）为宣传革命，歌颂革命而写的。这就是革命人为激励革命斗志，教育反面人员，以反面人员为角色而创作的特殊歌曲，比如：《白毛女》中黄世仁、黄母和穆仁智唱的歌。


这类歌在《洪湖赤卫队》、《江姐》等革命新歌剧中都出现过，像“智斗”（《沙家浜》）还写得相当好，流传了很多年。从动机、内容和意义上讲，这些歌总不能不算是红歌吧？而且可以归入教育类型的红歌。


如果同意我的定义和分类，《嚎歌》也应该算是一首非常特殊的红歌。


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初起时，有三首当时起过非常重大作用的红色群众歌曲值得注意：


《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首歌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流行最广的歌。它反映出了红卫兵当时的庄严的使命感和严肃的责任感。这些初期的红卫兵当时对文革的信仰和拥护，对毛主席的信仰和拥护是认真的。虽然文革是错误的，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这首歌反映出来的精神和意志是真诚的，积极的。


据说，这首歌是当时北大附中红卫兵吴少华创作的。


《鬼见愁》，“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表面上是宣传血统论，是宣传极左思想的歌曲，但它反映出来的是红卫兵运动开始从干部子弟群走向大众时的不适应，是群众运动从严肃走向不正经，并开始走向反面的标志。


据说，作者是当时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刘辉宣。


《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罪人……”，这就是我前面所说“革命人为激励革命斗志，教育反面人员，以反面人员为角色而创作的特殊歌曲”。


据说，作者就是当时的黑帮份子，我的父亲周巍峙。


F 这个说法最原始的出处来自文革结束很久之后陈荒煤出版的回忆录中《不能忘却的纪念——回忆齐燕铭同志》一文：


“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第一次学唱这支难听的歌曲时，我不禁回头去看了燕铭一眼。在月光下，他的脸色苍白（因为他从医院出来，还没有恢复健康），一副黑框眼镜更把脸色衬得发白：却是认真地近乎呻吟地在唱：‘我有罪……’”。


……


陈荒煤的这个说法经何蜀署名鬼见愁的长文章《“文革”中的革命歌曲》中“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一节引用，此周巍峙说就成了文革研究中的信史。


何蜀文章的这一节引用如下：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月1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月3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因此，当时在各学校中还很少有红卫兵一类群众组织公开出现，即使有也还未能掌权，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肯定而公开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年8月20日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我之所以几乎通篇地引用何蜀文章的这一节，是想借何蜀的文章表明《嚎歌》对当时被审查和关押者的折磨。


不只是《嚎歌》，那个时代让被审查者自我侮辱的“革命”形式还很多，比如勒令每天认罪；勒令挨斗者自己糊高帽子，自己往自己脸上涂墨汁，自觉按时去示众；排队等候揪斗那时已经是黑帮们的常事，他们甚至可以在上台之前还说笑，上台一脸严肃。很多被揪斗者可以做到挨斗后直接回办公室，摘下高帽，洗干净脸上的墨汁，就开始办公。这种宠辱不惊，坚持工作的态度，还受到了总理的表扬……还有，就是让亲人斗自己的亲人，亲人打自己的亲人……真是被打得“落花流水”，真是被打得“威风扫地”呀！


那是一个没有尊严（挨斗者自己更不可能有尊严感）的时间和环境，包括老舍在内的许多人的自杀就是在那个阶段。


我大段引述何蜀的文章，也是想从这一节文章的文字本身来说明陈荒煤说的事不可能存在。


1.这篇文章确凿地纪录了李伯钊的日记是1966年8月18日写就的。这篇日记是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下写的，日期就更不会是错的了。何蜀在自己的文章中据此得出的结论 “《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应该成立。


2.这篇文章引用了许多名人因《嚎歌》而受辱，但在记述这些名人的文章中都没有讲唱《嚎歌》具体时间。但我从马思聪的传记中看到：


“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夫人。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


从上下文看，马思聪唱“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应该在1966年8月14日之前。按这种说法和李伯钊日记标明的时间，这时《嚎歌》应该已经流行开了。


3.文化部“大庙”牛棚成立在当年8月18日之后。


据我父亲回忆，文化部在大庙中设牛棚是当年8月18日，即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的第二天。并有日记为证。


“八·一八”那天，我父亲正在家看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新闻，文化部政治部的负责人来通知他，为了他的安全，要他准备行李，第二天集中住宿。


这就是文化部大庙牛棚开始“运行”的时间。


这时，《嚎歌》已经被很多黑帮分子唱过了，并被李伯钊8月18日当天的日记所纪录。


况且，推动《嚎歌》这种超大规模的快速流行，只能是强势群体（比如红卫兵）才能做得到！


4.我父亲的记忆力是有名的，但他不记得和陈荒煤一起在文化部牛棚关押过。我问过文化部当年负责大庙牛棚的造反派头头，他也说那时没有关过陈荒煤。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借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毛泽东有关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央在文化部展开了所谓“整风”，这次整风在文革中又被称为“假整风”。


整风的结果就是一九六五年改组文化部，茅盾先生不再是部长，改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兼任；齐燕铭不再任党组书记，改由从部队里调来的肖望东担任；三个副部长中齐燕铭调到山东济南任副市长，夏衍调到对外文委亚非研究所任副所长，陈荒煤调四川重庆任副市长。


齐燕铭和陈荒煤在文革初期是否回北京了？何时进的文化部大庙牛棚？这是另外的问题，我这里不作进一步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陈荒煤的记忆一定有误。他的文章可以参考，但要有旁证，事实才能成立。


5.我父亲关于《嚎歌》的记忆是这样的：有一天，部里的造反派和外单位的人来到牛棚，给我一张纸，让我教大家唱“牛鬼蛇神歌”，因为牛棚里关了那么多人，但只有我一个人懂音乐……


即使陈荒煤当时在大庙牛棚现场，他也一定是记错了，将被迫教《嚎歌》记忆成了被迫写《嚎歌》。


我父亲是这个黑帮群中唯一的作曲家，由他“教”其他黑帮唱，我看是有可能的，也符合当时的情境（请一定不要忘记当时的情境！）。


后来以讹传讹，传为我父亲写作，我认为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


但刘辉宣就是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当时红卫兵小报满天飞，各种小道消息盛行，如果是《志愿军战歌》的作者写的《嚎歌》，当时就会成为特大新闻传开，成为一个事件……当时有谁知道这是周巍峙写的？谁都不知道！这比任何事实都能证明不是他写的。这就是铁证！


他反而说，他知道《嚎歌》的真正作者是谁：


那时他是北京四中老兵合唱团的。先唱《长征组歌》，后来又筹备唱《红卫兵组歌》。这个《红卫兵组歌》的曲子很拗口，不好听，也不好唱。刘辉宣就问是谁写的，这么难听。一个同学答，是北海中学的音乐老师谱的曲……这位同学还补充说，《嚎歌》的曲子也是他写的。


这位音乐老师的名字是什么？


刘辉宣也忘了。


……


由于牵涉到我父亲，我一直想弄明白究竟是谁谱曲的《嚎歌》。


我查出的其他说法还有：


1.四中说。


当时任四中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刘东回忆：


“说起嚎歌，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是革命小将们的创造，让‘牛鬼蛇神’们每天必须唱侮辱自己的歌曲。那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小将们把歌词交给学校的音乐老师，强令他谱成曲子，并教给牛鬼蛇神们唱。编词、谱曲的过程我不了解。‘八四’武斗后不久的一天，我刚踏入小食堂的门口，就听见了里面传出的像狼嚎一样的‘我是牛鬼蛇神’的歌声。进去以后，看到的是，音乐教师一本正经地拿着一根小木棍，墙上挂着一张写有歌词的纸。下面‘牛鬼蛇神’们正襟危坐，随着指挥，老师唱一句，他们学一句。老师不时提醒着‘学生’，要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吐字要清楚，音调要准确……从这一天开始，《我是牛鬼蛇神》这首歌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任何一名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拦住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命令他们唱这首歌，借此取乐。没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对此举提出过异议，仿佛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事。至今，有时我一闭上眼，面前就浮现出他们学唱这首歌时的神态，耳边就会响起那像哭一样的歌声。四中的历史应该记下这沉重的一幕。当抒发人们美好情感的音乐也变成政治斗争的手段时，这个世界还有真善美的藏身之地吗？我不知中国的聂耳、外国的贝多芬这些音乐大师们在天之灵在听到他们为其奋斗一生的音乐竟曾有过这种声音时，做何感想？！”


在这篇回忆中，这首歌出现的时间也是在当年8月18日之前。


2.中央音乐学院说。


一位著名女作曲家的儿子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作曲，他说《嚎歌》是他谱的曲，并从中央音乐学院流传开的。但我没有查找到这篇回忆录，所以无法采信。


到现在，我只能说《嚎歌》不是我父亲写的。


这首特殊的红色歌曲的真正作曲者是谁？


我还是不知道。




转自《二闲堂》
文责由作者自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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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被作曲”的一首红歌

周七月

周巍峙近照

　　当下，“唱红歌”几乎成为专业词汇。对此，我倒有资格说点往事。我是唱着红歌长大的一代，因为自打我会唱歌，普天之下就没有不红的歌了。
　　我母亲王昆是以唱红歌为职业的歌唱演员，她从唱《秋收》《翻身道情》，歌剧《白毛女》……再到《农友歌》，虽然她当过几乎十年的“黑帮分子”，但她这辈子没有唱过任何一首不红的歌。
　　我父亲周巍峙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参加革命，先是在上海搞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以何立山的笔名写过《上起刺刀来》等一系列抗日歌曲；后去敌后参加八路军，领导过西北战地服务团等革命文艺团体活跃在敌后和前线……进城后就在文化部工作，写过《志愿军战歌》，主持过脍炙人口的《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大型演出……他真可以说是一个一辈子写红歌，倡红歌的人。
　　但有一首红歌与我父亲的关系却是非常可疑的，按现在时髦的说法，是我父亲“被作曲”的红歌。
　　
给红歌框定个范围
　　在介绍这首歌曲的来龙去脉之前，我要先定义一下红歌的范围。
　　我认为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包括专业和群众）为宣传革命、歌颂革命而写的歌，都应该归类为红歌。
　　红歌中的第一类是控诉：如《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歌唱二小放牛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第二类是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志愿军战歌》《黄河大合唱》《抗大校歌》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第三类是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叫老乡》……“文革”中大量的语录歌，包括李劫夫为林彪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谱曲的大合唱也应该是这一类的；
　　第四类是歌颂和抒情：这次百度网上公布的中宣部推荐的100首歌基本上是抒情类的颂歌，前三类歌（控诉、教育和战歌）几乎没有。
　　还有一类歌非常非常少，但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人（包括专业和群众）为宣传革命，歌颂革命而写的，这就是革命人为激励革命斗志，教育反面人员，以反面人员为角色而创作的特殊歌曲，比如：《白毛女》中黄世仁、黄母和穆仁智唱的歌。
　　这类歌在《洪湖赤卫队》《江姐》等革命新歌剧中都出现过，像“智斗”（《沙家浜》）还写得相当好，流传了很多年。从动机、内容和意义上讲，这些歌总不能不算是红歌吧？而且可以归入教育类型的红歌。
　　如果同意我的定义和分类，《嚎歌》也应该算是一首非常特殊的红歌。
　　“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初起时，有三首当时起过非常重大作用的红色群众歌曲值得注意：
　　《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首歌是红卫兵运动初期流行最广的歌。它反映出了红卫兵当时庄严的使命感和严肃的责任感。这些初期的红卫兵当时对“文革”的信仰和拥护，对毛主席的信仰和拥护是认真的。虽然“文革”是错误的，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说，这首歌反映出来的精神和意志是真诚的，积极的。
　　据说，这首歌是当时北大附中红卫兵吴少华创作的。
　　《鬼见愁》，“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表面上是宣传血统论，是宣传极“左”思想的歌曲，但它反映出来的是红卫兵运动开始从干部子弟群走向大众时的不适应，是群众运动从严肃走向不正经，并开始走向反面的标志。
　　据说，作者是当时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刘辉宣。
　　《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罪人……”，这就是我前面所说“革命人为激励革命斗志，教育反面人员，以反面人员为角色而创作的特殊歌曲”。
　　据说，作者就是当时的“黑帮分子”，我的父亲周巍峙。
　　
父亲是怎样“被作曲”的
　　这个说法最原始的出处，来自“文革”结束很久之后陈荒煤的《不能忘却的纪念——回忆齐燕铭同志》一文：
　　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第一次学唱这支难听的歌曲时，我不禁回头去看了燕铭一眼。在月光下，他的脸色苍白（因为他从医院出来，还没有恢复健康），一副黑框眼镜更把脸色衬得发白：却是认真地近乎呻吟地在唱：“我有罪……”。
　　……
　　陈荒煤的这个说法，在何蜀署名“鬼见愁”的《“文革”中的革命歌曲》一文引用，作家林达在文章中也引用，似乎成为信史。
　　何蜀文章的这一节引用如下：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就连看管人员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当年两个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月1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月3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因此，当时在各学校中还很少有红卫兵一类群众组织公开出现，即使有也还未能掌权，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肯定而公开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1966年8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道：“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从李伯钊1966年8月18日日记看，何蜀文中的结论“《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应该成立。
　　据我父亲回忆，文化部在大庙中设牛棚是当年8月18日，即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并有日记为证。
　　“八一八”那天，我父亲正在家看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新闻，文化部政治部的负责人来通知他，为了他的安全，要他准备行李，第二天集中住宿。
　　这就是文化部大庙牛棚开始“运行”的时间。
　　我父亲不记得和陈荒煤一起在文化部牛棚关押过。我问过文化部当年负责大庙牛棚的造反派头头，他也说那时没有关过陈荒煤。
　　1964年下半年借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毛泽东有关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央在文化部展开了所谓“整风”，这次整风在“文革”中又被称为“假整风”。整风的结果就是改组文化部，茅盾不再是部长，改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兼任；齐燕铭不再任党组书记，改由从部队里调来的肖望东担任；齐燕铭调到山东济南任副市长，夏衍调到对外文委亚非研究所任副所长，陈荒煤调四川重庆任副市长。
　　齐燕铭和陈荒煤在“文革”初期是否回北京了？何时进的文化部大庙牛棚？这是另外的问题，我这里不作进一步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陈荒煤的记忆一定有误。我父亲关于《嚎歌》的记忆是这样的：有一天，部里的造反派和外单位的人来到牛棚，给我一张纸，让我教大家唱“牛鬼蛇神歌”，因为牛棚里关了那么多人，但只有我一个人懂音乐……
　　我父亲是这个“黑帮”群中唯一的作曲家，由他“教”其他“黑帮”唱，我看是有可能的，也符合当时的情境。
即使陈荒煤当时在大庙牛棚现场，他也一定是记错了，将被迫教《嚎歌》记忆成了被迫写《嚎歌》。后来以讹传讹，传为我父亲写作，我认为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

（责任编辑　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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