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松：关于“文化革命”的三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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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革命”的三封通信




维一按：这是一位“文化革命”后（七十年代末）出生的青年人西峰秀色先生关于“文化革命”的三封通信。倘若说根本未曾经历过“文化革命”的后生还有这番勇气来探讨“文化革命”的话，那么我们过来人还有什么理由说自己“遗忘”了文革呢？






维一先生：


您好，信已收到，您在繁忙之中给我这个晚辈回复，我内心很激动。


在我的周围，有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每每和他们谈起“文革”的事情，他们都会哈哈大笑，这笑，让我毛骨悚然，这笑让我感到悲凉!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和问号在我脑际回荡，难道，“文革”受难者在现在人的眼里真的就那么可笑？真的就只有“笑料”的价值吗？


“文革”中上演着一幕幕荒诞戏，而文革后几十年，荒诞戏仍然在上演，把“受难者”的经历当笑话听，把悲剧当“情调”任意歪曲和调侃，荒诞之后还是荒诞，悲剧之后仍是悲剧，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


那天，叶女士和我通了电话，我想大概她从您那里得到了我的电话，叶女士主动打给我电话我很惊讶，也很兴奋，我们通了二十几分钟的电话，聊了许多，其中我对她说，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祭，快半个世纪了，一个人有几个半个世纪？再过几十年，许多经历文革的人都将不在，如果再过五十年，我也将近耄耋之年这是很可怕的，“文革”难道真的要成为“出土文物”才能研究吗？“文革”就是活的文物，现在都不珍惜，更待何时？


现在就我在“旧货市场”这么多年跑下来，我感觉，文革遗物现在越来越难觅，难觅的不是“大陆货”，难觅的是有特色、典型性、有代表性的东西越来越少。


商贩许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但他们大多对“文革”史实知之甚少，他们卖东西仅仅停留于简单地“市场性”地归类整理，即依照市场上那种肤浅的“文革”特色标准来整理、定价，比如有林彪、毛泽东画像的要卖得贵些，有漫画的贵些，有海报小样的贵些，这些归类，依我看，都是比较肤浅的评判标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被重视，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由于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被重视，所以卖得便宜，降低我收藏的成本；而坏的是正是由于“档次低”，又往往没人愿意拿出来卖。所以市场上不好碰到，碰到了，因为专门挑出来购买，卖主又故意哄抬物价，真是矛盾呀。


真的希望文革收藏成为一种高档次的历史研究性质的藏品，而不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市场价值上。


知音难觅，我这个年龄，对文革如此关注，在我身边很少，我苦于找不到“俞伯牙”，找到的大都是我和我父辈一样年纪的人，这让我感到失望，我不是因为结识“忘年交”而失望，是我真心希望关注“文革”的不再是父辈，年轻人也应该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拒绝遗忘!拒绝沉默!拒绝无知！


总是有许多的话要说，因为我好像是找到了知心朋友一般，终于找到了可以倾心的人了。所以话就有些没完没了，信就写到此。


　　　　　　　　　　　　　　　　祝您健康快乐！


　　　　　　　　　　　　　　　　西峰秀色


　　　　　　　　　　　　　　　　200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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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先生：


您好，收到您的来信，我很高兴。


近日，我正在集中时间，收集整理涉及"出身论"的文字资料。熟悉"文革"的人肯定知道"遇罗克"及他的《出身论》。遇是我所佩服的人，敢于说真话，捍卫常识，是难得的民间思想家，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对其文章及遇本人有较详尽的记述，我虽才疏学浅，但也想以实际行动，来为"文革"历史研究做些小小的努力。我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收集到一些涉及"出身论"的原始资料，主要是"文革"小报或油印品。我收集"文革"遗物近十三年，由于个人的经济状况的局限性，所以精品不多，但我收集的"出身论"系列资料，是我个人一直以来引以为荣的藏品。


现在我就将我收集到的"出身论"系列藏品的清单列举出来，和您一起分享。


《中学文革报》创刊号 （1967.1.18）共四版
主要内容：
《出身论》1-3版（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以下皆为第四版内容：
《中央首长谈联动会》（摘录）
《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
《不许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京工附中"红旗"）
《这也算是"红卫兵"吗？》（首都风雷 北京三中刺刀见红战斗队 67.1.12）


《中学文革报》第二期 （1967.2.2）共四版
主要内容：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内容》（社论）第1版
《江青同志谈阶级路线》第1版
《谈"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第1、3版
《北京一中"劳改队"》（北京一中供稿）第2版
《王光花之死》（根据北京六中供稿整理）第2版
《〈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北京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第3版
《驳秋后算帐论》（人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第3版
《杂感四题》（洋扬小序）以下皆为第4版刊载
《联动是落水狗吗？》（本报评论员）
《〈出身论〉好得很!》（来信来访者综述）
《中央首长在六中讲话（摘录）》


《中学文革报》第三期 （1967.2.10）共四版
主要内容：
《"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第1-2版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吗？》（赵××厂一学生1967年元月）第3版
《〈出身论〉在我们单位……》（1967.1.28 读者摘录）第3版
《鼓起勇气闹革命》（江西化纤厂化纤车间 刘平西 元月·24）第3版
《〈中国青年〉是推行唯出身论的罪魁祸首》（本报编辑部）第4版
《谈彭真的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师大女附中东方红红卫兵）


《中学文革报》第四期（1967.2.21）共六版
主要内容：
《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第1、2、3版
《我们为什么拥护〈出身论〉？》（二十五中齐声唤战斗小组）第3版
《反动的"唯出身论"在农村》（农村一位青年的来信）第4版
《灵魂-替别人和自己描象》（梅灵作）第4版
《记二月十七日大会》（本报记者）第5版
《彻底打破中学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2.17大会发言）第5、6版
《为被颠倒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而奋斗》（北京四中远征战斗队）第6版


《中学文革报》 专刊 1967.2 共四版
主要内容：
《出身论》（"编者按"有改动）1-3版


《我们有责任护卫最高指示》
《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
（以上两篇是转自《首都风雷》1月27日）
《再版说明》（本报编辑部）


《中学文革报》第五期（1967.3.6）共四版
主要内容：
《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1-2版
《我们为什么不敢表态？》（北京女二中"伏虎"战斗队）第3版
《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北京四中"红旗"）第4版
《略评〈雄一师〉报的四个版两万字》（本报评论员）第4版


《中学文革报》第六期（1967.4.1）共四版
主要内容：
《为哪一条连续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1-2版


《受毒害的青年站起来》（中国作家协会××省××分会）第2版
《一定要改造思想》（××市军大附中于××）第2版
《反动的唯出身论在工厂》（读者来信 铜川煤矿一工人67.2.22）第3版
《文化革命以前有无血统论》（四中"红旗"）3-4版
《略评〈教工战报〉的头版头条》（本报评论员）第4版
《当权派（资）与唯出身论》（谭震林1966年2月12日在红星公社讲话）第4版
《致〈兵团战报〉编辑部》（本报编辑部）第4版


以上是我列出的《中学文革报》的主要文章标题。另外，在第二期上还刊有一幅漫画，是该报唯一一幅漫画，主要内容是讽刺唯出身论的。


以下是我收集到的批判或支持"出身论"的"文革"小报：


《雄一师》 第二期 首都红卫兵工农革命军第一宣传部 1967年2月25日
注：该报这期刊载有《向〈出身论〉宣战》等文章 ，《中学文革报》在第五期予以驳斥。


《红鹰》（特刊） 北京轻工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鹰"兵团主办 1967.3.16
《红鹰》（特刊）再版 1967.3.30 同上
注：《红鹰》特刊，共六版，在第六版还为"出身论"画了一幅"《出身论》骷髅图"，极尽丑化之能事，是我见到的唯一为讽刺"出身论"而做的漫画。


《东风报》 第六期 首都中学红卫兵司令部主办 1967年3月6日
注：据我所知，该报可能连续几期都批判"出身论"，第五期我尚在征集中，已经联系到了一个卖主，近日就要邮寄过来，钱已汇去。


《只把春来报》第二期、第五期"只把春来报"编辑部


注：在该报第二期，张育海等人以"第五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论出身-批判出身问题探讨中若干错误思想》的文章，是我收集到的少数支持"出身论"的报纸实例。


《教工战报》 第二期 北京中等学校革命教职工红色造反团宣传部主办 1967.3.11


注：该期刊登了《宣判〈出身论〉以死刑》的文章，《中学文革报》在第六期刊登《略评〈教工战报〉的头版头条》的文章，对《教工战报》予以驳斥。


《大喊大叫》第二期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勤务部宣传部主办）


注：该报此期第四版载有《血泪控诉》写有对"郑兆南烈士"的同情，与《中学文革报》第四期刊载的《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遥相呼应。也是难得的支持"出身论"的文章。


《首都风雷》特刊
注：该报所出特刊，在头版头条特地说明了前段时间带有支持"出身论"倾向，"误入歧途，悔之莫及""辜负了广大革命派…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此"特刊"是对《中学文革报》反戈一击的实例，可见当时某些报纸思想很混乱、很矛盾。


以上报纸在《中学文革报》第六期中曾经做过统计，除以上几种"小报"外，还有若干小报也参加了讨论。我这里了解到的还有：


《中学论坛》创刊号。
《旭日战报》
《湘江评论》
《北京评论》
《文化先锋》
以上五个品种的"小报"是我目前还没有收集到的，正为此努力，苦苦寻觅。
我之所以如此"痴迷"，不是为别的，只为收集到一份针对"遇罗克"，针对"出身论"这段史实的最直接的证据，当年遇罗克面对的是怎样一个社会？面对的是怎样貌似强大的舆论压力！又是如何顶住压力的？


我想不论怎样，在遇罗克及他的火伴心中，真理和理性力量是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的，就像遇罗克在日记中写到的"开始坚持，最后还是坚持!"。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这些"后死者"去敬仰，去为这段历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收集、整理，这是研究的先期工作，我想，由于我现在还是比较年轻，底蕴的缺失，积淀之不足，再加上客观的生活现实与环境，都使我现在无法系统地，更好的去做较高层次的表达，但我会努力，向对此有同样偏好与志向的朋友、长辈去学习、摸索。


我只希望，我能为"文革"死难者，为我的父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日后真正的"研究"先做个"保管员"。


　　　　　　　　　　　　　　信写得匆忙，有不尽之处，在谅解。保持联系


　　　　　　　　　　　　　　祝您
　　　　　　　　　　　　　　健康快乐!


　　　　　　　　　　　　　　西峰秀色
　　　　　　　　　　　　　　2006年1月17日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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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先生：


您好。那次通话后，我非常激动，因为我苦苦寻找的《八九点钟的太阳》就要有线索了，而且，结识了您——一位也对文革如此关注的朋友（不知可否如此称呼您）


我对“文革”的关注，可以说已经13年之久了，但真正把“文革”当成一份沉甸甸“历史记忆”去收集整理是在1998年之后。


最初接触“文革”这段历史，是从长辈间聊天中得来的，我发现，只要长辈聊天，只要是“叙旧”的话题，都无法回避“文革”这个词，渐渐地，我对“文革”有了最初的认识。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从亲戚那里得到了几十枚“毛主席像章”，它们被别在一块儿写有“革命造反者”的红袖标上，也许因为“造反”两字分外刺眼，也许还带有几分猎奇和新鲜感，我被那红底儿金字吸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探求这段历史史实的意识立刻涌上心头。


当然，那时候，还是处于懵懵懂懂的“小孩儿”。在1993年，正值社会上掀起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才对“毛主席像章”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了解了它的背景，当然不可回避地涉及到了“文革”。这期间，我又从图书馆借阅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动乱的年代》等书，并且花钱买了许多涉及“文革”的小说、纪实等。


这时，有个比我年长的中年人，当时他三十几岁，收藏有“红色经典”物品若干，在我家附近还办了小规模的展览，恰巧展览就在我们学校（初中）不远的地方，于是，每天下学几乎天天去一趟展览馆，继而认识了这位收藏爱好者，他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位“文革”收藏启蒙老师了。在此之前，我的收藏只局限于“毛主席像章”这种已经被社会认可的收藏品上，后来到了展览馆，发现除了“像章”外，还有许多更有收藏价值的物品，如语录、海报、小报等。我被那些藏品深深吸引了。


后来那位“启蒙老师”主动带我到“潘家园”旧货市场，在那里，算是大开了眼界，在这个免费的巨大的“博物馆”中，我的思想一下子被触动了，第一次感到“收藏”中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价值，但当时还说不清是何种“价值”。


从此，我一有时间便到“潘家园”旧货市场去“淘宝”，当时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真正算是个“宝库”，东西便宜，而且复制品几乎没有，（主要指“文革”物品）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意识不到“文革”遗物的历史价值。当然，我当时虽然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但当时还是初中的“小孩儿”的我，哪里有钱去买呢？只能自己攒钱，把父母给的早点钱、零花钱都攒下来用于“淘宝”。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的“收藏”品也小有成绩，并且眼界越发宽广了，期间，由于高考、学业的压力，暂时把“收藏”和“文革”放在了一边，后来考上了大专。在大学里，重新拾起对“文革”的思考，那时的我，思维意识成几何式的增长，独立思考的能力在那时定型，看了国内一批重要学者、作家关于“文革”的著述，特别是在2001年，接触了遇罗文（遇罗克的胞弟）写的《我家》，我被遇氏一家在建国后的一系列的遭遇深深感动，被遇罗克的独立思考精神，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思考的精神所深深折服。 正像北大著名学者余杰先生所说，“我家即是千万家”。由此，我把眼光转移到“文革”中的普通人家，关注“文革”中遭受苦难的千家万户。


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及各界名人的遭遇已经被历史平反，有了很好的政治、经济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给了他们弥补，并且为世人所知，所同情，但是，老百姓呢？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家庭出身最底层的草根阶层，谁来为他们鸣不平呢？谁来同情他们呢？他们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又有何人解呢？由于出身卑微，天生就带着“原罪”的贱民，在“文革”中的遭遇，如果不是有良知的人去整理记录，如果不是官方为了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四人邦”而暴露部分“文革”罪恶，又有谁去关注他们的“生与死”呢？


我认为，80年代初期官方披露的“文革”种种罪行，不过是为了给本来已经很黑的锅底再抹一把黑炭，然后让少数几只替罪羊去背罢了，不是本着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公开历史真相而真心去“研究”的。到了后期，官方似乎认为“抹黑”行为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而且发现“投鼠忌器”了，于是，便呈现一片死寂的颓势。转移人们的视线。


最最可笑的，是2003年年初的“非典”时期，把某执政集团的抗击非典的丰功伟绩送进博物馆，叫做什么“抗击非典'文物'”着实令人笑掉大牙，从隐瞒“非典”疫情，后来又被有良知的蒋彦勇老医生首先公布给境外媒体，继而某执政集团又被动地发动了“抗击SARS”的行动，让我感到“文革”阴云并没有散去，而且还有“招魂”之嫌。也是找了替罪羊来挽回面子。


我在想，为什么同样是涉及千万人命运的“文革”遗物进不了博物馆？而短期的“抗击SARS”的表演却能大肆宣扬，到处张贴？难道十年“文革”还不如不到一年的“抗击'非典'”有研究价值吗？


“文革”遗物和“抗击SARS”遗物哪一个更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色彩，哪一件更能激起全民族的反思，我不用说，显而易见呀，而当权者不是压制就是低调处理，为什么？不是别的，就是为了维护一党之私，一党之利，维护一党之形象，完全不顾全民族的利益，一点胸襟都没有，没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正像朱正给戴晴女士所著《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所做的“序”中所说：


“教廷的（为伽利略平反）这一举措，不是为伽利略平反，而是为教廷本身平反。伽利略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声誉，并不因为宗教裁判受到丝毫损害，完全不需要为他做任何恢复名誉的工作。为了伽利略一案，需要在世界公众舆论面前争取恢复名誉的，倒是罗马教廷本身。”


多么精辟的结论呀！我想这段话应当让某执政集团也看看。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文革”仅仅过了四十年，难道真的要再等等，再看看吗？我心里着急呀，“位卑未敢忘国忧”，我作为后文革时代的青年，我想，我的父母本是就是“文革”受害者，仅管程度上和感知上没有那么强烈，没有遇氏这样的惨烈，但大凡经历“文革”的人，谁都受过伤害，都被愚弄过，仅此一点，就有充分的理由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抚慰上一辈人的伤痛。抚慰他们的伤痛，就是抚慰自己未悯的良心。


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自己的局限性，社会环境的压力，社会上许多人的不理解，冷漠、旁观、无知、无耻、玩世不恭都在深深刺激着我们，因为无知，所以才冷漠，因为冷漠所以才玩世不恭，这是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可怕的“环”，我认为现在所做的就是要把“文革”的真相像公布“南京大屠杀”一样，摆在世人面前，摆在每个人的良心的天枰上！


也许有些人会说我太天真，太幼稚，说我是过激派，我想说，难道再等四十年再去挽救我们的良心吗？后人会看得起我们这些“沉默”者吗？


　　　　　　　　　　　　　　　　西峰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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