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女人一台戏――“60年”评说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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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


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颠倒的不仅是时间秩序


今年检点“新中国”六十年史，让我们先来检点一番这里面的“女史”，或许别有一番风景。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蒋介石和闹文革，只有后面这一件属于“六十年”之内，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逊色于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学生打死了她们的女校长，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后的“六四”，其象征是个“民主女神”，偏偏绝食总指挥也是一位女学生。我这么突出女性，倒不是用来讨好“女权主义”，而是，对这些“历史中的女人”的批评者们，也都是女人。你说奇不奇？


上述这些“女史”细节，你只管把它们简单地排列起来，不做任何分析，就会发现，期间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关系。不过，我现在连排列也省了，因为美国纪录片女制作人卡马•韩丁的两部片子，恰好把这部“女史”神奇地勾连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许是无意的，则更说明某种内在联系避不开。


两部纪录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门》和《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内容无须赘述。在时间顺序上，有点颠倒，《天安门》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说它――卡玛在这里是一个批评者，她的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但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评柴玲，我记得最早一位，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里，波士顿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现，“要判柴玲重罪”，这其实是《天安门》纪录片的一个剧本草稿，那里的“法官”多数也是女人，有的后来就是纪录片里的“受访者”，其潜台辞是，政府（党）被学生逼急了，好像邓小平没有退路。


“符号”“化身”的“合成”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兵，片名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倒还在其次；我们实在没弄懂的是，那些红卫兵不是邓小平最痛恨的吗？因为他就是把柴玲他们当作“红卫兵”，才下了狠手。可是，最早的红卫兵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红卫兵”，特别是所谓“西纠”，搞“血统论”的那一伙，“红八月”里杀人不眨眼，卡玛的电影里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着脸在镜头里说话――三十年前她那个中学里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云，而邓小平有个女儿也是那里的一个女头头。


“红卫兵”与“八九”学生，前者批评后者――据说卡玛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说她“背黑锅”――是她上天安门亲手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箍，老毛赏赐她一句“要武嘛”，一锤定音将“红卫兵”跟暴力挂钩，也是封赏施暴的特权给高干子弟们（“西纠”“联动”）。假如卡玛同情一个女孩子，解读这段历史乃是老毛让宋彬彬背了“黑锅”，那么她会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纪和经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吗？她不也给柴玲扣了一口“黑锅”？


卡玛对记者说：“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composite figure），成了一个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她身上，变成一种神话，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玛难道不是把柴玲当作一个“符号”和“化身”来处理的吗？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两段相隔四十分钟、对两个记者讲的话，剪辑在一起。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


其实，两个女学生都是时势造成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脱“符号化”而被世人评说。但是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末了，卡玛也免不了被世人评价，因为那两部著名纪录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为毛泽东的专制和屠杀大唱赞歌，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血统论”呢？这是“文革遗产”，她所歌颂的东西，最终报复到她自己身上。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也是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但她从来不曾是一个“红卫兵”，今天看来，这点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而卡玛又丝毫看不见“八九”学生的“理想主义”，却图解他们心怀叵测。“理想主义”无法当作一种事后的辩解，看来是批评者的一种逻辑。“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就是想给“红卫兵”涂抹一层矫情的“理想”光晕吗？自然，也是顺便给西洋人开一开“东洋荤”。


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 原载《动向》2009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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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王容芬：新华社关于韩丁及其女儿卡玛与中共交往的报道


【编者按】按照卡玛所崇拜的毛泽东的说法：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么卡玛那么爱中共、爱文革的“缘故”在哪里呢？原来她和父亲韩丁文革中一直是中共的座上宾。文革期间新华社的这组报道可以让我们窥见他们父女和中共的“一往情深”。


周恩来总理会见并宴请美国朋友韩丁和夫人雷洲安等会见和宴会洋溢友好气氛，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新华社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周恩来总理今天会见并宴请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朋友韩丁和夫人雷洲安及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卡玛。


在北京的美国朋友柯弗兰和夫人柯如思，马海德，阳早和夫人寒春及儿子阳和平，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黄华、唐明照、章文晋、张颖、何理良、程齐虹、林晨、唐闻生、冀朝铸、沈若云等。


会见和宴会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宾主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周恩来、张春桥同志会见韩丁、雷洲安等美国朋友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今天晚上会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朋友韩丁、雷洲安和其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卡玛，以及在北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子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以及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耿飚、任允中、申健、唐明照、李耀文、马文波、王海容、章文晋、张世忠、贾汀、迟群、谢静宜、钱伟长、周培源、冯友兰、林晨、张颖、苏菲、程齐虹、邢洚、冀朝铸、唐闻生等同志。


周恩来王国权等同志会见美国朋友


新华社


新华社十三日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外友协负责人王国权等今天晚上会见了美国朋友韩丁的母亲卡玛丽达•欣顿夫人、韩丁、雷洲安、寒春、阳早、史克、卡玛、阳和平，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章文晋、张颖、程齐虹、林晨、邢洚、朱良、高建中、冀朝铸、沈若芸、赵风风、余祖元、廉正保、胡凤仙等。


图片新闻（图略）


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七月二十四日会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美国朋友韩丁、雷洲安和其在北京学习的女儿卡玛以及在北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子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以及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


美国朋友韩丁等离京回国


新华社


新华社十五日讯美国朋友韩丁、雷洲安、卡玛等一行六人，结束了在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席道崇、贾汀、程齐虹、林晨、朱良等前往机场欢送。


韩丁在北京的亲友卡玛丽达•欣顿夫人、寒春、阳早、史克、柯弗兰、柯如思、爱德勒、帕特、马海德、苏菲、米勒夫妇等，也前往机场欢送。


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举行庆祝大会


新华社


新华社纽约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日电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各界华侨九月三十日在纽约联合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庆祝大会。


二千二百多名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出席了大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张英及其他官员应邀出席了大会。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代表菲利斯•霍纳在会上讲话，对中国人民在建设一个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她说：“在未来的年代里，两国人民的友谊将继续增进，不断加强。”


曾经访问过中国的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生物学家阿瑟•高尔斯顿博士在会上介绍了他和他的妻子、女儿一起在北京芦沟桥人民公社居住的几个星期中的所见所闻，并且放映了他拍摄的幻灯片。


纽约华侨代表梅子强在讲话中希望旅美华侨进一步加强团结，爱国不分先后，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出力。


在全场一阵阵的热烈掌声中，美国著名作家韩丁的女儿韩＠①宣读了大会给毛主席、董代主席和周总理的贺电。


大会还举办了展览会，展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旅美同胞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后从北京带回的各种纪念品和反映祖国新面貌的各种图片。


最近几天，旧金山、洛杉机、芝加哥、波士顿、底特律、普林斯顿、斯托尼布鲁克、费城、巴尔的摩、西雅图和檀香山等城市的美中友协组织或当地华侨纷纷举办“美中人民友好周”及其他各种活动。美籍中国学者扬振宁博士等访问过中国的许多人士分别应邀在各地的庆祝会上发表了演讲。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京


美国成立全国美中人民友协


新华社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九月七日讯洛杉矶消息：美国全国各地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的代表，从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二日在洛杉矶举行全国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成立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美中人民友好协会。


出席成立大会的有来自美国东部、西部和中西部的三十多个地方性美中人民友协的代表和观察员共三百多人。


大会开幕后，举行了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公众集会。作家韩素音和纽约美中人民友协负责人、作家韩丁等在会上作报告和讲话。


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全国美中人民友协的《原则和行动声明》。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全国美中人民友协的组织机构和地方美中人民友协的组织机构的决议，并且决定出版一种名为《新中国》的杂志。


大会最后选出了全国美腥嗣裼押眯崛芪裎被帷•成立大会结束时，代表们高唱《美中人民友好万岁》的歌曲。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给美国全国美中人民友协成立大会发去了贺电，对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贺电中说：“衷心感谢你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和相互了解所作的努力。”


大会还收到了其他一些国家的友好团体和人士的贺电、贺信。


陈永贵副总理在大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及其女儿


新华社


新华社大寨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今天下午在大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韩丁和他的女儿卡玛，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会见时在座的有农林部副部长杨立功，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项南，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寨大队革委会主任郭凤莲。


陈副总理会见美国朋友韩丁


新华社


新华社太原九月十六日电陈永贵副总理今天在大寨会见了美国朋友韩丁，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陈永贵副总理同韩丁一起观看了大寨的庄稼，并且共同研究了农业生产和农业机械化中的一些问题。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图略）


□ 原载人民日报，转自《观察》


http://hx.cnd.org/2009/09/21/%E8 ... %E4%BE%A7%E9%9D%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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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蘇曉康的《女人一台戲》



                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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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人一台戲——“六十年”評說的一個側麵》一文裏，蘇曉康先生憤憤不平道：“這是一個什麽世道！”蘇曉康先生似乎認為世道不公，與一些“曆史中的女人”及其批評者有關。他說： “批評了天安門學生之後，卡瑪扭頭又去讚揚二十年前的紅衛兵。”在這篇指責卡瑪、為柴玲鳴不平的文章裏，究竟有多少事實根據？有多少正常的邏輯？筆者在此和蘇先生探討。



◎  將人物簡單分類貼上標簽



蘇先生說：“據說卡瑪當年也是一個‘紅衛兵’，於是電影《天安門》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電影《八九點鍾的太陽》卻竭力為宋彬彬辯護，……”



這一句話裏就有三處不實：1，以“據說”作為立論的依據，有失一個嚴肅作者的身份。沒有人拿出確實證據證明卡瑪加入過紅衛兵。2，《天安門》並沒有“無情鞭笞”柴玲，而隻是如實引用了柴玲自己的話。3，《八九點鍾的太陽》中有宋彬彬自己的回憶，並沒有製片人為她“竭力辯護”。



除了立論基礎無事實依據，蘇先生的邏輯推理也是錯的。 他使用了“於是”這個表因果關係的連詞，來斷定卡瑪對柴玲和宋彬彬采取所謂不同態度的原因。但是，即使卡瑪真的曾經當過紅衛兵，也推不出她就必然要鞭笞柴玲的結論來，這裏麵沒有因果關係。



接著，蘇先生給幾個人物貼上簡單化的標簽。他說：柴玲和宋彬彬兩個女學生“最大區別在於，她倆身後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集團：‘八九’學生是被殺者，紅衛兵則是殺戮者。”這種標簽法，忽視了人的屬性的複雜性和多重性。



紅衛兵作為一個群體，不能全部都視為“殺戮者”。他們中有的在文革中施行了暴力，有的沒有施行暴力甚至反對暴力。大部分紅衛兵還是被中共蒙蔽利用的受害者。八九學生也不全是“被殺者”。法拉奇曾說過：“即使是最崇高、最純潔的旗幟上，都沾有鮮血和糞便”。八九學運中有流血犧牲者，也有吃人血饅頭的人，不能籠統地混為一談。



即使把柴玲視為受害者的代表，也不能說別人就不能批評她。事實上，蘇先生自己曾在《六四解套說》一文中嚴厲批評過柴玲等人：“直到今天，誰看到那群‘廣場領袖’們，有意願為這場悲劇承擔他們自身的責任？”蘇先生還在接受采訪中，指責“學生領袖缺乏政治智慧”，並引用鄒讜教授的話，說學生是“恐懼造成的激烈，不顧後果。”



◎ 紀錄曆史的兩種方式同具價值



批評卡瑪的人往往要將王友琴拿來做對比，蘇先生也不例外。他說：“王友琴固執地‘考古’紅衛兵的暴行，絲毫不顧及他們的‘理想主義’濫調，那卻是卡瑪所讚揚備至的。”



事實卻是，卡瑪並沒有在記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裏“讚揚備至”紅衛兵。恰恰相反，影片揭露了紅衛兵的暴力行為，剖析了將革命暴力浪漫化的黨文化及其對青少年的影響，講述了不同家庭出身的一代青年人，如何由盲目熱衷革命轉變為獨立思考的心路曆程。 如果說影片讚揚了什麽人，那就是遇羅克，一位走在時代前沿的思想者。影片以大量的篇幅記述了遇羅克的事跡，以及他被共產黨的國家暴力殺害的事實。而這一點是卡瑪的攻擊者們從不提及的。



卡瑪的解說詞精煉雋永，充滿了批判精神。她沒有用革命大批判式的語言去譴責什麽，其冷峻的反諷卻比簡單化的聲討更為深刻有力。



卡瑪和王友琴采取的是兩種不同的紀錄曆史的方式。王友琴搜集文革死難者的材料，建立“中國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而卡瑪的記錄片則試圖從曆史大背景的視角拍攝，上溯下延，時間跨度縱橫數十載，發掘文革的內涵及其根源。這兩種方式各有其特點和價值。



◎　政論片不是唯一的電影手法



紀錄片製片人不是教堂裏聽人懺悔的牧師，他們讓那些曾是紅衛兵代表人物的人講述自己的經曆，是為了給曆史留下紀錄。他們如實展現革命的場麵，是通過再現過去那令後人難以想象的政治、文化氛圍，來講述個人命運的曲折，展示文革、以至更久遠的中國曆史的複雜軌跡。影片揭示了人性中陰暗的一麵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得以惡性膨脹。與人類曆史中多次先例一樣，文革中的罪惡往往是借著冠冕堂皇的詞語、打著正義的旗幟而得以實行的。 盡管卡瑪的作品也難免局限和不足，但她這種求真曆史的努力是難能可貴的。



筆者在歐洲看過大量的曆史記錄片，一些反映納粹時代的記錄片如實展現納粹活動的場景，希特勒的演說。那樣的曆史擺出來就夠荒謬透頂了，並不需要製片人再去口誅筆伐。從美學角度看，上乘的創作者知道如何讓作品本身去說話，尊重觀眾的判斷力，給觀眾留下思考的餘地。作品的深度表現在它所揭示的矛盾和問題，而不在於它擺出無所不知的架勢，提供簡單的答案。



當年，蘇曉康等人的電視片《河殤》就是一個主題先行的政論片典型。製片人先有“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的觀點，然後再尋找鏡頭組合史實。蘇先生的影片在當時的條件下自有其特定的價值，但對卡瑪等人重客觀而不對觀眾說教的拍攝方式，蘇曉康先生似乎很難理解，所以才會寫出這篇冷嘲熱諷、充滿事實與邏輯錯誤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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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動向》雜誌2009年10月號



附蘇曉康原文：

                  女人一台戲

                ─「六十年」評說的一個側麵

                  （美國） 蘇曉康



今年檢點“新中國”六十年史，讓我們先來檢點一番這裏麵 的“女史”，或許別有一番風景。毛澤東說他這輩子就幹了兩件事：打蔣介石和鬧文革，隻有後麵這一件屬於“六十年”之內，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遜色於女人；還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學生打死了她們的女校長，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後的“六四”，其象征是個“民主女神”，偏偏絕食總指揮也是一位女學生。我這麽強調女性，倒不是用來討好“女權主義”，而是，對這些“曆史中的女人”的批評者們，也都是女人。你說奇不奇？



上述這些“女史”細節，你隻管把它們簡單地排列起來，不去做任何分析，就會發現，期間有一種看不見的神秘關係。不過，我現在連排列也省了，因為美國紀錄片女製作人卡馬·韓丁的兩部片子，恰好把這部“女史”神奇地勾連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許是無意的，則更說明某種內在聯係避不開。



兩部紀錄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門》和《八九點鍾的太陽》 ，其內容無須贅述。在時間順序上，有點顛倒，《天安門》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說它——卡瑪在這裏是一個批評者，她的鏡頭裏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動地展示絕食總指揮柴玲“讓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實了八九學生領袖的“激進”。但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評柴玲，我記得最早一位，是剛從秦城釋放就來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裏，波士頓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現，“要判柴玲重罪”，這其實是《天安門》紀錄片的一個劇本草稿，那裏的“法官”多數也是女人，有的後來就是紀錄片裏的“受訪者”，其潛台辭是，政府（黨）被學生逼急了，好像鄧小平沒有退路。



“符號”“化身”的“合成”



批評了天安門學生之後，卡瑪扭頭又去讚揚二十年前的紅衛 兵，片名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這倒還在其次；我們實在沒弄懂的是，那些紅衛兵不是鄧小平最痛恨的嗎？因為他就是把柴玲他們當作“紅衛兵”，才下了狠手。可是，最早的紅衛兵都是他們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紅衛兵”，特別是所謂“西糾”，搞“血統論”的那一夥，“紅八月”裏殺人不眨眼，卡瑪的電影裏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著臉在鏡頭裏說話——三十年前她那個中學裏的女紅衛兵們，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長卞仲雲，而鄧小平有個女兒也是那裏的一個女頭頭。



“紅衛兵”與“八九”學生，前者批評後者——據說卡瑪當年也是一個“紅衛兵”，於是電影《天安門》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電影《八九點鍾的太陽》卻竭力為宋彬彬辯護，說她“背黑鍋”——是她上天安門親手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箍，老毛賞賜她一句“要武嘛”，一錘定音將“紅衛兵”跟暴力掛鉤，也是封賞施暴的特權給高幹子弟們（“西糾”“聯動”）。假如卡瑪同情一個女孩子，解讀這段曆史乃是老毛讓宋彬彬背了“黑鍋”，那麽她會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紀和經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嗎？她不也給柴玲扣了一口“黑鍋”？



卡瑪對記者說：“宋要武”成了一個“合成人物”（com posite figure），成了一個符號，什麽壞事都安她身上，變成一種神話，變成“文革”中紅衛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瑪難道不是把柴玲當作一個“符號”和“化身”來處理的嗎？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兩段相隔四十分鍾、對兩個記者講的話，剪輯在一起。



對紅衛兵及其曆史的清算者



其實，兩個女學生都是時勢造成的“公眾人物”，都逃不脫 “符號化”而被世人評說。但是最大區別在於，她倆身後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集團：“八九”學生是被殺者，紅衛兵則是殺戮者。末了，卡瑪也免不了被世人評價，因為那兩部著名紀錄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為毛澤東的專製和屠殺大唱讚歌，這是不是也算一種“血統論”呢？這是“文革遺產”，她所歌頌的東西，最終報複到她自己身上。



對紅衛兵及其曆史的清算者，也是當年的一個女學生，但她 從來不曾是一個“紅衛兵”，今天看來，這點區別不是沒有意義的。王友琴固執地“考古”紅衛兵的暴行，絲毫不顧及他們的“理想主義”濫調，那卻是卡瑪所讚揚備至的；而卡瑪又絲毫看不見“八九”學生的“理想主義”，卻圖解他們心懷叵測。“理想主義”無法當作一種事後的辯解，看來是批評者的一種邏輯。“八九點鍾的太陽”不就是想給“紅衛兵”塗抹一層矯情的“理想”光暈嗎？自然，也是順便給西洋人開一開“東洋葷”。



六十年橫跨毛鄧兩代，留下的幾乎隻有血跡，以及年輕人的 躁動。這是一個什麽世道！

顛倒的不僅是時間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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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動向》雜誌2009年9月號

http://zh.wenxuecity.com/blog/201805/71827/309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