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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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
　　　　　　　　　　　　　　　　•曾慧燕•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中共已故领袖毛泽东当年著名的“最高指示”。来自中国大陆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士，对此不但耳熟能详，还能倒背如流。
　　由卡玛（Carma　Hinton）、高富贵（Richard　Gordon）和白杰明（Geremie　Barme）联手推出的文革启示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最近公映，在海内外掀起对当年红卫兵运动的反思热潮。此片名正是取自上述“毛语录”。不熟悉中国文革史的西方人士，可能对《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莫名其妙，但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文革世代”，则心领神会个中三昧。片中那些当年叱吒风云的老红卫兵追悔和无奈的镜头，再度呈现历史的血色面目，重新唤起人们对那已经逐渐朦胧远去的疯狂历史的回忆。
　　卡玛等人曾执导反映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的纪录片《天安门》，现在再次推出文革启示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下简称“太阳”）。全片长约两小时，片中以丰富的影视素材，追随新中国同龄人的足迹，从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入手，以个人故事和三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透过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受访人“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受，叙述他们被卷入政治运动的复杂动机，展现了这代人由最初向往乌托邦社会的革命激情，转变为理想破灭、幡然猛醒的心路历程，探讨了文革的起因、历史背景和对中国人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回顾了四○年代延安整风、五○年代大跃进、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和１９８０年公审“四人帮”的过程，时间纵横跨度数十年。
　　片中采访了三个具代表性的家庭，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遭杀害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以及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及其女儿李南央。另外还采访了红卫兵运动创始人骆小海、文革中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见证文革并记录历史瞬间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及王力雄等。
　　“太阳”已于２００３年９月下旬起先后在美国华府、波士顿和纽约上映，今年１月８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放映，将于２月２８日下午１时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礼堂放映，届时卡玛将亲临现场回答观众提问。
　　此片由Long　Bow　Group制作，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为了配合“太阳”一片的面世，弥补因片长限制被迫“割爱”的访问内容，“减少良心上的压力”，同时为历史资料存真，卡玛等人设立morningsun．org网站，著重探讨文革（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６年）历史，栏目包括“革命生活”、“砸烂旧世界”、“红太阳”、“历史舞台”、“东方红”、“音像多媒体”、“图片”、“文献”等，以多媒体形式呈现文革旧貌，包括大量文革期间的图片、文字资料、声像等珍贵史料；此外还有招贴画、样板戏、革命歌曲、老照片、像章和毛语录等，这些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文物，就像一座文革博物馆，较集中保存了来自那个年代至今仍未消逝的政治和文化痕迹。
　　卡玛说，这个网站没有经费和缺乏人手，只好“能做多少算多少”，目前上网的只是部分内容，它一如“太阳”电影，不以编年记事的方式来综述文革，而侧重展示个人故事和家庭遭遇，分析当年红卫兵复杂矛盾的行为，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
◇　令中国人汗颜
　　许多观看了“太阳”的华人观众不约而同表示，此片的催生和制作者，“竟然是三个洋人！真令中国人汗颜。”也有人发表观后感对卡玛表示敬意：“一个外国女性，扛起沉重的摄影机，挑起本该我们承担的责任，为我们、为他们，为所有八九点钟的太阳，录下这段血腥的历史长河――一部中国的“Schindeler＇s　List”（《辛德勒名单》）。
　　卡玛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在北京出生，故有“新中国同龄人”之称，她是极少数“正宗”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人，也是大陆标准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讲一口带京腔的国语，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除了长著一副白人模样，骨子里非常中国。
　　卡玛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韩丁。韩丁１９５３年自大陆回美国后，卡玛与母亲滞留北京，经历了文革，１６岁就被人视为“特嫌”，尝尽受歧视的滋味。１９７１年韩丁成为大陆当局的座上客，获邀访华，卡玛命运得以改变，同年赴美，１９７６年毕业于宾州大学，后获哈佛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曾任教卫斯理女子学院。目前从事纪录片拍摄工作。
　　在中国大陆被称为“老三届”的一代人，虽然与美国“婴儿潮”的一代人属同一世代，但他们远不如美国婴儿潮世代“好命”，算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他们曾被称为“知青世代”，因为中学毕业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奔赴“广阔天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也被称为“文革世代”，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
　　他们曾被捧为“小太阳”，曾经满腔热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们本应是幸福的一代。然而，曾几何时，当年如日中天的“小太阳”，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便成了日薄西山的夕阳，成为被残踏和牺牲的一代。
　　作为在中国特定政治环境生长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中的一员，卡玛有感与自己一样随著文革长大的一代人，命途多舛，从金光灿烂的“小太阳”，逐渐变成西下的夕阳，有些同学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她希望在“太阳”们还未落山前，让他们有机会回顾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让外界公正评价这代人的经历。基于这样的动力，继《天安门》后，她再次制作引起同代人强烈反响的纪录片。
◇　“太阳”比《天安门》难得多
　　卡玛表示，拍摄“太阳”比《天安门》难度大得多，因１９８９年六四事件前后历时仅５６天，且为全球媒体广泛报导，自始至终多角度呈现并且“纪录在案”，资料丰富。但文革音像资料缺乏，仅有的一点资料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文革至今仍被当局列为禁区，加上文革历时甚久，要想在两小时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呈现那个年代的历史事件，“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能力求藉此打开洞察历史的一扇窗户，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卡玛坦言，最初她“不是很敢拍”这个敏感题材。但在她的丈夫高富贵和白杰明的极力怂恿下，她也觉得“这段历史很重要，应该试一试”。
　　卡玛等人拍摄“太阳”，事前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下了相当多的功夫，她用“不惜工本”来形容，幸亏争取到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才能如此“奢侈”地花时间、“不要命”投入拍摄工作。
　　她说，现在人们看到的是两小时的电影画面，但其中的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光是说服骆小海、宋彬彬等人接受访问，就花费了许多唇舌。在她接触过的相关人士中，许多人“连谈都不愿谈，更别说在银幕上亮相了”。尤其骆小海此前在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认为对方“不守信用”，由于有过不愉快的经验，他非常抗拒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后来被卡玛的诚意打动才破例。
　　“太阳”于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晚在华府“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首映，现居华府的文革史研究学者华新民是当晚观众之一。他与其他几位后来观看过此片的学者，都相当肯定卡玛制作“太阳”的成绩和努力，但也指出片中个别地方的不足之处，总的来说则是“瑕不掩瑜”。
　　华新民说，电影片名《八九点钟的太阳》，不知道背景的洋人，可能不懂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但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观众，用不着解释，谁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那是“伟大领袖”１９５７年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的话，当时确实让那个时代的青少年“豪情满怀热血沸腾”……
　　华新民理解这部电影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记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的起源，但并不是为当年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而是以北京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所以里面出来现身说法的人物，几乎都是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学生，他们有的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红卫兵。这些人在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时的那几个月内，是人们心目中最有资格被称为“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毛泽东夫人江青在当时一次集会上，曾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称为“小太阳”。华新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片名起得很合适。”
◇　片名语带双关
　　外界对“太阳”的片名有不同解读，卡玛则解释此片名有“一语双关”之意，既有字面上直接取自“毛语录”的出处，也有“反讽”之意――讽刺毛泽东虽然将年轻人捧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事实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他一个人才是“真正的太阳”。但无论如何，当年毛泽东将“革命接班人”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虽然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确实鼓舞了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革命热情。
　　卡玛也不同意华新民关于这部电影“并不是为整个一代青少年制作，而是以北京几个重点中学里的干部子女为中心”的说法，她说此片没有以任何人为中心，不知华新民为何得出上述结论，“究竟这是别人的误读，还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在片中，她试图以个人故事和三个不同家庭为主要线索，如她敬佩的“思想先行者”遇罗克，遇家当时在政治上处于最底层，但遇罗克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出身论》，现在看来仍是“非常了不起”。
　　卡玛也访问了受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她不认为曾贵为国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在片中的地位比遇罗克重要。再如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既是一位老革命，但也很早就受到来自革命阵营自家人的迫害，尝到“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滋味。他的女儿李南央受父亲连累，最初苦苦要跟父亲划清界线，最后才由恨转爱，“理解万岁”。
　　她指出，“太阳”选择上述三个处于不同地位的家庭为主体，就是不要以任何一个阶层人士为中心，而是希望通过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士，在某一程度上呈现文革的历史事件。在十多位亮相银幕的受访者中，有些红卫兵迫害过别人，最后自己也受迫害。正应了此片结尾字幕上引用的鲁迅名言：“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
　　华新民说：“卡玛虽然是洋人，却是长期在中国帮助中共革命的美国人韩丁的女儿，她本人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这些电影里的人有着同样的成长过程和经历，由她来拍这个电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别的不说，光是请那几个老红卫兵在影片中出场，不属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就很难做得到。”
　　但卡玛不认为她跟电影中的受访者是同类人。她说她当时在大陆生活的处境，比出身“黑五类”的子女好不了多少。文革开始时她才１６岁，就被当成“特嫌”对待，许多人警告她的同学朋友不要跟她往来，以免受牵连，“没有好下场”。曾有出身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冲着她破口大骂，叫她滚出学校。
　　她说，当时她结交的朋友，虽然来自不同家庭，但都一致反对“血统论”。有位出身革命家庭的女同学跟她很要好，就被其他干部子女告诫：“你是我们圈子里的人，干什么一天到晚跟那个美国人（卡玛）混在一起。”对方掷地有声地说：“我宁愿当个土八路，也不希罕什么红袖章。”卡玛对那些当时冒着政治风险向她伸出友谊之手的人士，至今心存感激，“那怕别人稍为对我好一点，我这人都特别容易感动。”
　　卡玛那时与母亲住在北京外文翻译局宿舍，大门有人把守，所有出入访客均要登记姓名才能放行，“那种感觉非常不好，所有来找我的人，都要登记在案。一天到晚都要担心别人受我牵连。”
　　她的处境直到１９７１年才改变。那一年，中美关系处于解冻前夕，北京当局邀请１９４９年前同情帮助中共革命的外国友人访华，卡玛的父亲韩丁在受邀之列，卡玛的社会地位一下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当年跟她划清界线的人，纷纷向她示好，令她五味俱全，深深体会到何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　太阳为何不露脸
　　“太阳”一片引起较多争议的，是“在银幕上现身却不露脸”的两个当年名噪一时的“红小将”，即红卫兵的发起人骆小海和“八一八”（指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上天安门城楼给“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观众在电影中只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见到他们遮黑了的身影。
　　宋彬彬在片中辩称：“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为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据华新民指出，当晚放映完“太阳”一片后，卡玛在现场接受观众提问，当年小太阳，今天为何不露脸？成了一个重要话题。卡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说，名字已经无可挽回地写进了历史，但他们不希望今天的人们，见到他们真面目时联想起那一段历史。”
　　华新民据此用了一个语带双关的标题，在网上发表“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幽了“太阳”们一默。文中质疑宋彬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千呼万唤始出来”，却“勉上银幕犹遮脸”。
　　“这说明当年那一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国观众，听骆小海在影片中说，他们当时成立红卫兵的原因，是对学校的领导不满，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们又听宋彬彬说，她在毛泽东接见后改名为宋要武，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而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他们不懂，难道为了这样的事就要采取这种同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这些提问者有所不知，１９６６年夏天的那一段历史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岂是电影里的三言两语说得尽的？红卫兵一旦得到伟大领袖的称赞，就不再是你骆小海的教改小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
　　华新民指出，“要武”一旦成为御赐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万‘革命小将’的尚方宝剑。以此为发端，产生了一连串显然不是骆、宋能够预见和控制的事件：破四旧，大串连，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以及‘红色恐怖’笼罩的８月。老舍、卞仲耘、傅雷……这一连串血淋淋的名字，有点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样一句话。这一切，构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才是他们要同那一段历史划清界线的原因。”
　　他说，令宋彬彬等人对这一段历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这一张死者的名单，后来竟然把刘少奇、贺龙、陶铸这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字也“发展”进去，这就使“小太阳”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不仅沉重，还交织了受骗上当的难堪和愤怒。
　　卡玛对此表示，她尽可能核实了宋彬彬的说法，也跟宋彬彬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人了解情况，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宋彬彬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和会打人的人”。
　　她说，宋要武的名字传开后，这个名字后来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１９６６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串连的红卫兵，将这股暴力之风刮到各地，“害了很多人”，宋彬彬对此表示难过和委屈。
　　卡玛认为，参与文革的中学生非常多，对文革的反思是千千万万个参与者的共同责任，如果仅由宋彬彬独自承担非常不公平。何况外界许多传闻并非事实，例如宋彬彬并没有参与打人。她说：“每个人都有其隐私权，即使当年宋彬彬是所谓的公众人物，但她现在不愿意再次成为公众人物，就应该尊重她本人的意愿。”
　　既然宋彬彬否认当年那篇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是出自她的手笔，那么，对于这段历史公案，卡玛是否尝试过向光明日报的当事人寻找答案？卡玛说“试了试，但找不到”，她希望对这件事有兴趣的人尝试解开这个历史谜团。
◇　知耻近乎勇
　　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学者宋永毅１月８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与卡玛一起出席了“太阳”的放映研讨会。他表示，“太阳”是一部成功的文革纪录片，应该鼓励和肯定，但遗憾的是，片中好几位高干子弟如宋彬彬、骆小海等都是遮著脸亮相。反观遇罗文、李南央和刘亭等，都大大方方以真面目示众。卡玛的解释是因宋彬彬等人现在不愿意再度成为公众人物，她只好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宋永毅认为，宋彬彬等人当年早就是公众人物，这个理由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另外，宋彬彬说她从来没有改过名字，也没有在光明日报用“宋要武”之名发表文章，宋永毅认为这个说法有点“离奇”。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然毛泽东“赐名”，宋彬彬不可能抗命，否则就变成了“抵制伟大领袖”。
　　在大陆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北京之春》主笔胡平，也对宋彬彬的说辞表示怀疑。胡平指出，这部电影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难得的是，卡玛他们找到了宋彬彬、骆小海这样的红卫兵代表人物接受采访，但宋彬彬、骆小海都遮住脸，谈话也带有很明显的自我辩护色彩，其内容有可议之处，“这说明当年发生的事情给他们留下十分浓重的阴影。他们知道自己当年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他们不再把当年那段历史当光荣。知耻近乎勇。”
　　他指出，文革的残酷，表现之一便是让一些不成熟的年轻人，一下子获得太多太大做错事的机会、诱惑与权力，从而也给后来的他们留下极难克服的精神压力。
　　至于宋彬彬说，宋要武这名字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擅自改的，胡平说：“也许这是实情。当年的媒体塑造典型常常是这样想当然。但问题是，宋彬彬本人对这个钦赐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反感还是受宠若惊？”
　　胡平指出，就在宋彬彬被“伟大领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见报后，全国都兴起一股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卫东、志红等）。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可见当时全校的同学，起码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骄傲和光荣。”
　　他说，很难想像宋彬彬本人对自己被改名字会感到不愉快、不高兴。往后的一段日子，宋要武无疑是全国青少年中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宋彬彬显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义，所以她在此后的革命行动中，用的都是宋要武的名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汉时，就用宋要武的名字发表声明指点江山。虽然后来她又为自己改名宋岩，“不过，从情理上推测，那应该是他们这批老红卫兵被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唾弃，其名声由好到坏后的事情。”
　　现任教芝加哥大学的中国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对宋彬彬等人当年的所作所为至今不道歉、不忏悔表示失望。她说，虽然她还未观看“太阳”，但已从好几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内容。为此她与卡玛通了电话，卡玛相信宋彬彬的名字当年是被媒体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认同她的说法。
◇　“牛虻”故事贯穿全片
　　“牛虻”的故事文革前在大陆青少年中脍炙人口。故事的主人公牛虻是一个义大利的革命党人，却被他最敬爱的教父（实际上也是他的生父）出卖，“太阳”全片自始至终贯穿了“牛虻”的故事，并在遇罗文、朱学勤等人现身说法时，多次引用电影《牛虻》的镜头。
　　片中朱学勤提及电影《牛虻》对他的影响，其中最打动他的是牛虻和他的教父在监狱里面那场对话，这时，“太阳”片中穿插了《牛虻》的镜头：“亚瑟（牛虻）对蒙特里尼（教父）痛彻心肺地控诉：你对人撒谎，说对主暴露秘密可以永远保留，你对主也撒过谎，你曾经起过誓，可是你违背了。”
　　这时镜头拉回朱学勤身上，他说牛虻对教父的控诉，是希望能够促使教父反省，尽管牛虻知道这种反省是不可能的。朱学勤由此想到自己年轻时接受的革命文化，那时最吸引他的是道德美感。当他像亚瑟那样反省自己受的欺骗和愚弄时，“让我想起我的红衣主教，想起我们自己和党文化的关系。”
　　这时，“太阳”再次出现《牛虻》的镜头：红衣主教背影穿过一道道监狱铁门走向远处。朱学勤也感受到“像亚瑟和蒙特里尼最后告别的时候那种心理感受，我要目送我的红衣主教远去。”
　　华新民指出，卡玛在电影中，通过牛虻来表现这种受骗后的愤怒，十分贴切地反映了这些高干子女经历了文革后，产生比一般青少年强烈得多的上当受骗被利用的屈辱感。
　　他说：“如果说电影把第一批的红卫兵比作受骗的牛虻，那么神父自然就是在１９５７年给青年们戴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桂冠的毛泽东。”
　　卡玛不同意华新民的解读，认为“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狭隘”。她们完全没有将第一批红卫兵特地比作“受骗的牛虻”的意思，隐喻的其实是整整一代人，因《牛虻》曾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卡玛曾调查受访者，影响他们最深的是那几本书？他们均不约而同提到牛虻，如遇罗文就多次提及牛虻对他的影响。更巧合的是，小说《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是卡玛的曾姨母，“似乎冥冥中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影片最后的画面以天安门和毛泽东像为背景，配以解说词：
　　在无数人心目中，革命已死
　　乌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现
　　但毛的幽灵仍在徘徊
　　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
　　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
　　毛泽东的身影就可能化为希望的象征
　　再次激励人们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
　　这是导演别出心裁的安排，一方面引发人们对“太阳为何不落山”（毛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徘徊）的思考。另外，整部影片也贯穿了当年的“小太阳”历经理想幻灭、精神崩溃之苦后，觉今是而昨非，重新找到人生目标和关怀社会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阳”也没有落山。
□　原载《世界周刊》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