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文涛：文革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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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

雍文涛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央决定将我从广州市委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８月，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较多的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导，根据他的指示开展工作，处理问题，一直到１２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为止。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往事，周总理严肃坚定地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在这篇文章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全国局势，耐心说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以此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２６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一开始，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当时，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９月１日和９月１０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８月下旬总站成立到１２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３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４０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不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８月下旬到９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９月５日的统计，８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１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苦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８月２３日到９月９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４０００余人，随迁的家属６０0０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我们的观点、立场不对。９月５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９月３０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９月１日、１０日、１３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评批，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做为公共的机关。象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９月２４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象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象都知道一样。

　　三

　　１９６６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们用心之险恶，对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发指。

　　“文化大革命” 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９月１０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勃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四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这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刘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５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８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９月１０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周总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总理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少奇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１９４５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１９６２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６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抢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１０月２５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１０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五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９月１０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２００多人中有１００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１０月１３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就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１０月１５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一颗北斗明显。他那忠诚、正直、不屈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我们的周总理》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7619/7647/25408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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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选自《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82～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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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万人大会周总理一个转身遏制了一场凶涛恶浪
雍文涛

2018年05月31日16:16    来源：人民网

　　１９６６年６月，中央决定将我从广州市委调到北京，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８月，又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因为工作关系，我同敬爱的周总理有过较多的接触，当面聆听他的教导，根据他的指示开展工作，处理问题，一直到１２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为止。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往事，周总理严肃坚定地与林彪、江青一伙作斗争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在这篇文章里，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介绍“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全国局势，耐心说服青少年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以此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深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地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了两天，２６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一开始，市委决定我以市委书记身份兼任党委书记主持总站工作。当时，即将在联络总站工作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对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总站和如何进行工作都缺乏思想准备，普遍有惶惑之感。但是，就在联络总站成立的当天，周总理亲自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党中央、国务院在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这就为我们明确了方向，规定了任务。紧接着于９月１日和９月１０日召开了两次红卫兵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总理首先倾听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两次大会之后，我们不仅从开始时存在的困惑心情中走了出来，并发现站到第一线亲自解决问题，正确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的，首先是我们的周总理。从８月下旬总站成立到１２月中旬我被江青点名停止工作的３个多月时间里，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４０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周总理在青少年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那种不辞劳苦、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激发了同志们宣传党的政策的热情，克服了畏难情绪。那段时间，联络总站平均每天接待人民群众来访上千人次（来信、来电话及外出联系办事的不计算在内）。迄今回顾起来，当时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是密不可分的。

　　二

　　在联络总站成立之前，北京市内已掀起了破“四旧”的浪潮，从８月下旬到９月下旬，形成全市性的高潮。据９月５日的统计，８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１万多户。许多被斗、被打、被抄家的家属等到联络总站申诉。一些学校的校长、教员、支部书记被斗致死，不少学校校长、教师，被编入“劳改队”。革命烈士董振堂的女儿董光苦是女三中的支部书记，刚刚生下一个女儿，就被拉出去强迫劳改（后经毛主席批示由联络总站负责营救出来）。在抄家的同时，发生了驱赶市民的情况，从８月２３日到９月９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４０００余人，随迁的家属６０0０多人。红卫兵在一些服装店、理发店张贴了“最后通牒”。说他们搞了奇装异服、奇怪发式，勒令关门停业；有的红卫兵，在荣宝斋张贴了对联，“遗老遗少杂七杂八大毒草，黑诗黑画妖风鬼雨蛇神窝”，横批是“鬼聚堂”。那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恐怖气氛笼罩着北京城。对社会上出现的严重情况，联络总站均以简报形式，分别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作了汇报。当时主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对我们上报的情况，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已经不满，认为我们的观点、立场不对。９月５日，中央文革发了一期破“四旧”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称“红卫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紧接着，在９月３０日的天安门大会上，林彪公开表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说什么，革命的洪流正在涤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林彪、江青一伙对红卫兵的这种“表扬”、“鼓励”，其实是在煽动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就连红卫兵中一部分人，也在思考为什么这样干？焦躁不安地寻求解答。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９月１日、１０日、１３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评批，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在谈到对待五类分子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特别要争取团结中间力量。敌人总是少数，朋友总是多数，打击面太大，就会失掉中间派的同情。不是所有地富反坏右出身的都打倒，我们要打击的是那些暗藏的反革命，现在还在搞反革命活动的，有民愤、有血债、查有证据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只要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对资产阶级，我们要批的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违法行为。对一般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我们也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能动不动就搜查、抄家，即使对逃亡地主，他们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分了，到这里已经落户了，也不需要再把他们赶走，不能把一切人都赶走。要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由你们去赶，那也不一定好。如果这样做，我看就是派出所想卸包袱，派出所把名单交给你们了，你们就把这些人往火车上一赶，以为就完事了，其实没那么简单。不能把一切黑五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都清除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历来主张要改造他们。对知名人士，一定要慎重对待。宋庆龄是我们革命的长期合作者，到她家里去贴大字报就不恰当。这只是说贴大字报，若进一步超过这个范围，如打人、搜查、抄家，那就属于法律制裁问题了。十五中同学同我谈话时说，理发馆都是资产阶级的，不要了。我反问他们，北京几万理发工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家子生活怎么解决呢？有的同学说留长辫子不行，但短辫子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就算资产阶级思想吗？他们一下子被我问住了。在谈到宗教信仰问题时，周总理说：不能把清真寺都办成学校，都做为公共的机关。象新疆一些地方，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是结合在一起的，你要改变那个习惯，需要时间，宣传是可以的，强制就不对了。针对一些人破坏公共设施、烧毁文物等，周总理提出：要保护国家财产，保护群众利益。有些东西国内不能用的，可以出口，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出口，非毁掉不可，其实卖出去可以换取外汇，买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嘛！

　　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联络总站和下属分站，立即用各种形式和办法，分别向各学校进行了传达。据９月２４日统计，听传达的大、中学校的师生达数万人次。联络总站组织传达之后，下面反映很好。普遍认为周总理的报告象是一场及时雨，有的同学还说，这些问题我们都争论过，总理好象都知道一样。

　　三

　　１９６６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联。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竟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他们用心之险恶，对青少年毒害之深重，令人发指。

　　“文化大革命” 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总理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总理在９月１０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具有朝气勃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究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总理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总理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总理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诱导，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四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３日，周总理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总理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总理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总理提到有人问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地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这时，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地讲着话的周总理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总理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总理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刘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少顷，周总理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一场凶涛恶浪过去了，大家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刚才周总理威严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周总理作了较长一段讲话。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总理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３５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总理最后更为严肃地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总理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８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９月１０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周总理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总理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话，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少奇同志，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同志，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１９４５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１９６２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１９６２至１９６６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抢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１０月２５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１０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少奇同志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五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总理和陶铸同志的坚决反对，并经毛主席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总理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９月１０日，周总理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倒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２００多人中有１００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总理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总理接着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总理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神。但是，滥用、滥揪、滥斗“黑帮”问题，始终没有停止。不久，即发生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要揪斗“黑帮”一事，上海市委打电话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在回话中说：“你们不是‘黑帮’，你们还是革命的。”１０月１３日，在先农坛红卫兵大会上，就有人向周总理发难，问周总理是否说过这个话。周总理坚定明确地回答说：我是这样讲的，因为今天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至于工作正确与不正确，那是路线上的问题，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１０月１５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负责人，江青参加了。在提问题时，一位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挑衅地说：“上海以传达总理的讲话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为盾牌，压制革命”。周总理当即严词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江青一伙，在这个问题上虽不死心，但对周总理义正词严的答复，无力反驳，语塞作罢。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对林彪、江青一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勇于针锋相对，严词驳斥；而对被他们迷惑和利用的青少年，则是耐心地教育说服。这种表面平静，实质尖锐的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而日趋激烈。当时，周总理大义凛然的立场，敏锐的令人信服的宣传解释，在广大青少年、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当时夜空中高悬的一颗北斗明显。他那忠诚、正直、不屈的光辉形象，长留在人民的心中。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我们的周总理》

(责编：唐璐、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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