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床花影：谈谈文革中的造反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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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66年10月份以前的造反派





要了解文革中造反派的来龙去脉，首先要先分清1966年10月份以前造反的“老造反派”和1966年11月份以后加入造反队伍的“新造反派”。


为什么呢？因为在1966年10月份以前，造反派在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处于少数派的地位，甚至处于被打击、被迫害、被镇压的地位；而在1966年的11月份，形势一下子被扭转过来，全国出现了“咸与造反”的热潮，“造反”成了最时髦的口号，人人谈造反，人人争当造反派，连一直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也扯起了造反的旗号。在造反派势力急剧膨胀的同时，也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量带有不良动机的人涌入了造反派队伍。


为什么1966年11月份文革形势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大转变呢？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66年10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陈伯达发表的那本关于“文革中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另一件是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成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安亭事件”。关于这两件大事和“咸与造反”，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我们先来谈谈1966年10月份以前的“老造反派”。





1．工作组时期的“右派”





“老造反”中的为首份子和骨干，绝大多数在工作组时期（1966年6月至7月）都曾经因为反工作组，而被划为“准右派”或“右派”。


当时，工作组将所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包括大学的全体学生和中学的至少高年级学生）划为四类：


一类：“好的”，即革命左派；


二类：“比较好的”，即中间派；


三类：“犯有严重错误的”，即准右派；


四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即被定性的右派。





被划为三类、四类人员的教师，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因为历史问题，有的是因为现行问题，也有少数是因为被牵涉进反工作组事件的。


被划为三类或四类人员的学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被牵涉进反工作组事件的。


所谓的反工作组事件，在有的学校是因为有人贴了几张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在有的学校是因为一些学生和老师开了一个以批评工作组为主要内容的会，在有的学校是因为某些老师和学生向市委、省委领导写了一封反映工作组错误的信，等等。这些事情当时都被定性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按照当时的逻辑，工作组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


这里讲一下杭州某重点中学（实际上是我的母校）发生在1966年7月份的一次反工作组事件。给我讲述这个事件经过的人当时是该校的一名初中生，并未被卷入这一事件，他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向我讲述的。


这位讲述者记得，在7月的某一天，那天他正好有事回家去了，吃完晚饭才回的学校宿舍。一进宿舍，就觉得气氛异常，平时吵嚷嘈杂的学生宿舍安静得出奇，绝大多数宿舍都空无一人，他意识到学校里可能出了什么大事，立即往学校的教学区跑（该学校的教学区与宿舍区不在一起，中间隔了两条马路）。一进教学区，就发现平时晚上空寂无人的校区内一片灯火辉煌，所有教学楼的教室、所有办公室都亮着灯，人声嘈杂。他进了自己班的教室，看到同班的大多数同学都在忙碌着张罗写大字报。他连忙向同学打听出了什么事情，同学告诉他：是工作组宣布的，本校出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伙反动分子在前几天晚上（7月4日）开了个黑会，在会上猖狂向党进攻，工作组号召全校师生紧急动员起来，狠狠反击这伙反动分子。至于那个黑会的具体内容，几个同学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各个班级的学生和各个教研组的老师都在写大字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把这些大字报都贴到校园里去。


所以，在第二天早上，校园里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上了批判“七·四黑会”的大字报，很有点铺天盖地的味道。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写大字报的人压根儿连这个“七·四黑会”的具体内容都搞不清楚，所以，绝大多数大字报里也都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诸如“谁要反对党，绝无好下埸”之类，讲述者记得其中有一张大字报采用了漫画的形式，作者在上面画了两条癞皮狗，对着一个太阳狂吠，这两条癞皮狗的身上，写着两位青年教师的名字。据说，这两位青年教师就是“七·四黑会”的策划组织者。


接着下来，是工作组组织召开对这两位教师的批判大会。在会上反复逼令这两位教师交代其策划“七·四黑会”的动机、目的、反革命纲领之类，而这两位教师却拼命为自己辩白，辩称他们事先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会，那天傍晚，他们吃过晚饭，因为宿舍里太闷热，两人相约到校园里去散散步，走到半路上，听一个学生说在高三年级某教室里有些学生要开一个会，出于好奇心，他们二人才跟去听听，在会上也完全没有发言。但是，这两位教师的辩白全然徒劳，所有的辩词都被工作组和台上台下的群众称为：“不老实”、“欲盖弥彰”、“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在以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这两位教师一直被工作组隔离审查，与这二人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那晚参加“七·四黑会”的二十多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数是高三年级的，其中为首的是“红旗战斗小组”的几个人。这个“红旗战斗小组”，在前一段运动中，在校园里颇有点名气，因为这个小组发表的大字报份量足、内容充实、条理明晰、论证严密，老师学生都喜欢看，可以想见，这几个学生属于那种颇有才气又关心政治的人，自然，这种学生也往往有个大毛病，不大肯人云亦云，老是喜欢发表点自己的独立意见，尤其是爱跟校领导、工作组唱反调，这一下唱出了大麻烦。以后听说，其实，7月4日晚上的那次所谓“黑会”，确实是“红旗小组”的几个人发起召开的，会上有几个学生发言，对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违背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宣传的中央精神，其中，个别态度激进的学生还提议给杭州市委写信，向市委反映工作组违背中央精神的所作所为，但不知为何，后来这封信并没有写成。至于两位老师在这个会上是否发了言，连大多数参会者也都记不清了。


在以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这些被隔离审查的老师和学生，日夜不停地受到工作组成员和协助工作组工作的“左派”师生的轮番讯问、逼供，一遍又一遍地被逼令写交代材料和检讨书。所谓交代材料，其内容必须要按照工作组所设定的口径，交代那些子虚乌有的反革命纲领、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的具体经过等，还必须揭发其他老师和学生的各种反革命言行；所谓检讨书，也是要按照工作组设定的调子，将各种反革命罪行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并深挖自己思想深处的反革命根源。而且，这些交代材料和检讨书，一次又一次地写出来、交上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回来，理由是“交代不彻底”、“不老实”、“不深刻”、“没有挖到反动思想的根源”，等等，被一遍又一遍地责令重写。这种日夜不停的精神上的折磨是极其可怕的，能把人逼疯（在其他学校的类似事件中，确有教师或学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逼得精神崩溃自杀的，我所说的这所学校还好，没有自杀的）。我在《红卫兵运动始末》里写关于这一段的时候，我写的是：工作组在每个学校都遇到了宁死不屈的硬骨头。但是，实际情况是，真正能挺得过来的宁死不屈的硬骨头实际上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屈服了，痛哭流涕地向工作组表示了忏悔，按工作组的口径一次次地交代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纲领之类，还有的没的揭发举报了许多其他老师和同学的反工作组言行。数个月后，当形势完全反转过来，造反派得势，工作组成了被批判的对象后，大多数曾经被工作组隔离审查过的师生也对这一段被隔离审查的过程讳莫如深，原因何在？大家心照不宣。


7月下旬，该校“七·四反革命事件”继续发酵，有许多学生虽然未曾参加“七·四黑会”，但因为曾经在公开或私下的埸合对工作组的所作所为表示过不满、发过牢骚、“骂”过工作组，在这段时间里，有的被他人在大字报上点名揭发；有的被他人交代举被工作组找去谈话，追查的范围不断扩大，搞得那些曾经对工作组心存不满的师生，人人自危，生怕自己在什么地方不检点说错了话，被人举报了上去。


后来才知道，我以上所说的类似“七·四反革命事件”的事件，不仅仅是发生在我所说的这所中学。在这段时间里，本省、本市的大多数大学和中学里都发生了类似的“六·X事件”或“七·X事件”；不仅仅是在杭州，在北京、天津、南京、西安……全国许多城市的大学和中学里，都发生着同类的事件。就拿西安交大的“六·六反革命事件”来说，被工作组认定的这一事件中为首的所谓“反动学生”叫李世英（男的），也是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也被戴上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也被隔离审查，被日夜不停地讯问和逼令交代其反革命罪行。结果是，李世英受不了那种可怕的精神折磨，6月9日，留下三封遗书，服毒自杀，幸被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未死；李世英的女朋友王永婷，也是在“六·六事件”中被打成“反动学生”，7月9日，从工作组关押她的房间窗户跳楼自杀，当即死亡。（我在《红卫兵运动始末》中写到这一段时，由于所用资料有误，将李世英误认为是一名女大学生，说其跳楼自杀未遂；后来，我将《红卫兵运动始末》的这一部分发表在另一网站时，经一位知道真实情况的网友指出错误，于是，我重新搜集和查证了资料，纠正此一错误，并向以前读过我的《红卫兵运动努末》这一部分的网友致歉）





2．红八月里被入另册





1966年7月下旬至8月初，北京中南海里的情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外省市的一所中学里的绝大多数师生却是全然不知的。他们只知道工作组突然走了，由于工作组走时并没有开全校欢送会，大多数人对工作组究竟是哪一天走的也不知道。他们又看到，突然冒出来了个“文革筹委会”（全称是“杭州市第X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出来执掌管理整个学校大权。后来才知道，工作组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紧急召集“左派”开会，并在会上指定人员组成了这个“文革筹委会”。


文革筹委会的正主任是一位高二年级的女生，其父亲是浙江省委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位女生长相非常美丽，一言一行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度，说话做事也都相当温惋，颇得师生们的好感，但毕竟只是个中学生，能力似嫌不足，所以，人们后来发现，文革筹委会的实际权力大半掌控在一位担任副主任的青年教师手中。这位青年教师在文革前曾经是校党支部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并被破格提拔为教研室主任。但据知道情况的老师说，该教师教学能力平平，也无突出的教研成绩。这位青年教师在文革前的大多数“先进事迹”，人们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住了一条：他每次上厕所都带着毛主席著作，一边蹲着拉屎，一边读毛主席著作。文革开始了，工作组来了，原校党支部的一帮领导人都被赶下台了，但不知怎么地，这位青年教师又成了工作组的大红人、“革命左派”的代表。


工作组突然走了，那些被工作组隔离审查的老师和学生自然也都暂时自由了。不久，省委、市委在杭州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接着，全市又大张旗鼓地宣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


那些曾被工作组整得丧魂落魄的学生在《十六条》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当时，这些学生只注意到了这段话中关于“学生在运动中一律不整”的意思，都长出了一口气，以为在工作组时期因牵涉“七·四反革命事件”的那些问题大概可以从此不追究了，雨过天晴了，心情都轻松起来。


但是，不久以后发生的几件事情，又使他们的心抽紧起来。


第一件事情：有几个被牵扯涉到“七·四事件”中的学生申请加入红卫兵未被批准。


北京“八·一八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那个时候的青年学生，哪个不想戴上红袖章，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卫兵”？但是，当学校文革筹委会贴出本校成立红卫兵的公告以后，大多数学生的心都凉了半截，因为只有出身于“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或教师才有资格申请加入红卫兵，而我所说的这所中学，有一大半学生的家庭都不是“红五类”。除了部分出身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学生以外，大多数学生的家庭属于介于“红五类”与“黑五类”之间的“中间阶层”，例如，有些学生的父母解放前是当小职员的、当老师的，有些学生的父母解放前是开杂货店的，或者是在马路边摆香烟摊儿的；有些学生的父母解放前是当店员的、当报社编辑的，或者当自由职业者的，等等，尤其是那些解放前开过杂货店、水果店之类的人，在那种情势下，还很有可能被误认作“资本家”，可能被红卫兵抄了家，其子女当然更无资格申请加入红卫兵了。


在那些被牵扯进“七·四事件”中的学生中，也有好几个出身于“红五类”家庭，其中，有的学生家庭三代都是血统工人，有的学生的父母还是革命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只不过他的父母官儿比较小，行政级别比较低而已。这几个学生本以为自己申请加入红卫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当批准加入红卫兵的大红榜发布以后，这几个学生都榜上无名，而且恰恰就是这几个被牵扯到“七·四事件”中的学生榜上无名，其他未涉及这一事件的同学全被批准了。


事情本来不算大，但对这几个学生来说，却感到非常严重，而且，其他被牵涉进“七·四事件”的因家庭出身不太好而没有申请加入红卫兵的同学，也都觉得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们从这件事情上意识到：“七·四事件”并未一风吹，在上级领导那儿，他们这些人仍然是被入了另册的。


第二件事情：某天，一名被牵扯进“七·四事件”的学生（高三年级的），在校门口遇到了一帮红卫兵（初中的，都是高干子女）无故寻衅，结果是这帮红卫兵打了这名高三学生。当这位被打的学生气冲冲地跑到校文革筹委会办公室，要求校领导查处这件事时，我上面说过的那位担任校文革筹委会副主任的青年教师冷冷地说：“虽然《十六条》规定，对你们这些右派学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但是，现在红卫兵们出于革命义愤，骂你们几句，打你们几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件事传出后，那些牵扯到“七·四事件”的学生又从中感到了危机，原来，他们只注意到了《十六条》上那段话中关于“学生的问题在运动中一律不整”的意思，却疏忽了这段话的后面还有层意思：“学生中的右派可以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很显然，上级领导就是把他们当作了学生中的右派。


第三件事情：不久以后，本校的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总部设立了牛棚，有20多名教师和原学校领导人被关进了牛棚，每天不但被逼着交代问题和劳动改造，还经常受到一伙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百般毒打和精神污辱。问题是，那两位被牵涉进“七·四事件”中的青年教师也被关入了牛棚。这两位教师年纪很轻，是解放后才从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本校工作的，肯定没有什么历史问题，这两人被关入牛棚的唯一罪状，仍然还是“七·四事件”，这也说明，“七·四事件”根本就没有一风吹。


第四件事情：一个传言开始迅速地在学生中流传开来，说是工作组在学校的时候搞过“摸底、排队”，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分为四类，其中，被划为三类和四类的老师和学生都被整了书面文字材料，而且，这些书面文字材料都已经被工作组带到上级党政领导机关去了，据说，将来这些材料都要进入个人档案，一旦这些材料进入个人档案，这个人的这辈子就差不多完了。这个信息一传开，不仅那些参加过“七·四黑会”的人，甚至那些没有参加这个会的但背地里曾经“骂”过工作组而被人揭发过的人，一个个都慌了神，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进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学生们估计，校文革筹委会的那几个人肯定知道这个黑名单，因为在工作组整反工作组师生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工作组身边的红人，经常与工作组在一起开会，也参与审讯过“七·四事件”的老师和学生。但是，都知道，这几个人打死也不会说出这个黑名单上都有谁的。


一连串的事情，使这些学生意识到，他们如果再这么无所作为地混下去，很可能要完蛋了，必须背水一战，奋起抗争。





而恰在此时，从北京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使他们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方向。这些小道消息，大多数是到本城来串联的一些北京学生带来的。


一则小道消息说，工作组之所以匆匆撤离学校，是毛主席下的命令，而且，毛主席还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一则小道消息说，毛泽东在7月19日听取一线中央领导人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埸”。


还有一则小道消息，就是毛泽东的那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中写道：“……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埸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帮学生都不是弱智，从“炮打司令部”这几个字上，立刻就联想到了那位最近在所有媒体上消失得干干净净的中央大人物；大字报中所说的“五十多天里”，恰好就是工作组进驻学校的那50多天；大字报中所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那就不仅指的是最近消失的那位大人物了，很可能还有各地地方的党政领导人。这帮学生本来就认为自己对党是赤胆忠心的，工作组因为“七·四事件”把他们整成右派学生是天大的冤枉，但是，从《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的意思看起来，还不是“冤枉”那末简单，工作组实际上是对他们这些“革命派”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而工作组的背后显然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的那些大人物在撑腰。


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前途和命运不得不“背水一战”的决心；一方面是来自北京的各种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后来都被证实是真的）激励，这帮学生开始在各个学校之间进行了频繁的串联，接着发起了向各级党政机关请愿的活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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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冲击党政机关



从1966年8月中旬起到同年9月上旬，从北京到外省的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这类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一部分是由北京到外省市串联的学生领头、本地学生参加；另一部分是直接由本地学生发起的。无论是哪种情况，本地参与冲击党政机关的学生都是那些在工作组时期被打成“右派”或“准右派”，在红八月里被入了另册的学生。在每个学校里，这类学生的数量并不多，例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所学校，真正参与“七·四黑会”的人大约只有20多个，加上曾经公开或私下发表过反工作组言论而怀疑自己上了工作组黑名单的学生，一共也不足100人。但由于大多数学校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各个学校的这类学生串联起来，数量就比较多了。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这类党政机关，对那个时代的学生来说，是高高在上的很神圣而又神秘的机构。如果在这帮学生中间问一下：省委书记、省长叫什么名字？市委书记、市长叫什么名字？或许部分学生回答得出，因为毕竟这几个人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刊或广播里。但是，如果问他们：这几个人都长得什么样子，平常都干过些什么事？说过些什么话？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答不出了。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和互联网，信息是很闭塞的。至于那些省委、市委的副书记、常委，有多少人？都是干什么的？更是没有人说得上来。

都是一帮在校学生，赤手空拳地跑到党政机关的大门口来，没有人想搞政变，没有人想搞暴动，也没有人想对那些从未见过面的党政领导人搞什么人身伤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只是想要找党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人讨个说法，要求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对工作组把他们打成“右派”学生一事作个交代。来请愿的大多数学生都只想早点将悬在他们头上的时隐时现的那顶“右派”或“准右派”帽子抹掉，当然，其中也有少数激进的学生，认为工作组整他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扬言要揪出工作组背后的“黑后台”，有少数省份的激进学生甚至认为，他们省的那个省委最高领导人就是工作组的“黑后台”，指名道姓地提出要打倒这位最高领导人。

关于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发生的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我在《红卫兵运动始末》的有关章节作了概要的介绍，为了节省篇幅，我在这里就不再一一重复了，在这里，我只是提出其中两个事例来说一说：



（1）5万人静坐三天三夜，只是为了要一句话



全国最早的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是发生在西安的“八·一六事件”，也是参与学生最多的一次。在这次事件中，以西安交大的部分学生为首，串联了西安、咸阳两市的几乎所有大学和中学里受到过工作组迫害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号称5万人，一起到中共西北局大门口绝食静坐。

闹这么大的动静，究竟是为了什么？学生的要求很简单，只是要求中共西北局的最高领导人出来说一句话；什么话这么重要？就是要求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当众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最初，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人拒绝接见学生，学生们就整整在中共西北局大门口绝食静坐了三天三夜。事情闹大了，被人捅到了北京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直接打电话严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出来接见学生。8月18日晚，刘澜涛出来接见学生，当众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学生们随即散去。

这里要给大家讲讲：什么叫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据从北京传来的小道消息，实际上是毛泽东说的，他认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何谓方向性错误？这帮学生结合《十六条》和中央报刊宣传的精神加以理解，认为：毛主席发动这埸文化大革命，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必须牢牢把握运动大方向，始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这些学生将这个原则简化表达为“矛头向上”；而工作组反其道而行之，在运动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普通的教师和学生，这叫“矛头向下”；应该“矛头向上”而工作组却“矛头向下”，这就叫犯了方向性错误。

何谓路线性错误？学生结合《十六条》和中央报刊精神理解：在这次文革运动中，必须贯彻党倡导的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工作组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残酷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叫犯了路线性错误。

为什么一定要中共西北局最高领导人当众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很简单，如果地方党政的最高领导人都承认工作组犯了这样的错误，整错了人，那末，他们这些被工作组错整的人自然就该平反，时隐时现地悬在他们头上的那顶“右派”、“准右派”帽子就该一风吹了。



（2）静坐28天，只为要一个人，要到了却又随即放他回家了



另一次类似事件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一帮学生到国防科委大门口静坐。与西安的“八·一六事件”相比，参与这次静坐的学生人数少得多，只有200多人，但是，持续时间却长得多，整整静坐了28个昼夜，所产生的影响也大得多，因为这是在北京城里，天子脚下，静坐的地点——国防科委大门口，又恰好是国防部的西大门，引得京城市民大量涌往该地围观，造成的影响非同小可。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林彪、毛泽东全被惊动了。

这次静坐的目的，不是要一句话，而是要一个人，要一个叫赵如璋的人。这个赵如璋，是国防科委某局的局长，曾担任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的组长。一开始，这位赵如璋死活不肯出去，理由就是怕学生对他人身伤害，国防科委的领导也坚决不放他出去，但是，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的诸位领导人都主张赵如璋出去见学生，林彪后来还光火了，说：赵如璋不出去，派一个排的解放军把他押出去！最后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亲笔给国防科委的领导和赵如璋写下了保证书：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打伤，陈伯达情愿抵偿”，这才把赵如璋交了出去。

事后，有人问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学生头头：你们把赵如璋弄到北京航空学院后，干啥了？那位学生头头说：啥也没干，只是让他在学生宿舍住了两天，就让他回家了。这一答案，咋一听，很多人可能会想不通，200多人整整静坐了28个昼夜，连中央最高层都惊动了，最后只是为了让这个赵如璋到学生宿舍去住了两天，到底图了个啥？其实，仔细一捉摸，是这帮学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好：把赵如璋弄来有什么用处？打又不能打，骂又不能骂，工作组已经撤销，赵如璋也不再是工作组长，根本就没有权力代表组织给这帮学生平反，也没有权力向这帮学生承诺些什么，其实一点用处也没有，倒是住在学生宿舍里，还要这帮学生自掏饭菜票，从学生食堂打了饭菜来供他一日三餐，不赶紧放他回家还等什么？



从上面两个例子中不难看出，其实这帮到党政机关大门口来请愿的学生是很好安抚的，他们真正的目的和要求，并不是不合理，也不是不能满足，但是，我至今弄不懂：当时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为什么这么怕这些学生？为什么要采取那些激化矛盾的做法，可见，在这些领导人的心目中，其实已经不是把这些前来请愿的学生当作是普通的学生，而是当作了真正的“右派”分子、阶级敌人。



偏偏在这个关键时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两个重要文件：8月21日，中央军委发出《绝对不许动用军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指示；8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人无法调动军队和警察来对付请愿学生，于是，他们通过底下的工作人员，紧急打电话召集各学校的红卫兵、各工厂的工人，以及市郊的农民，从而在党政机关大门口形成了两派群众对峙的局面。文革运动中的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两派斗争由此正式形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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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群众对立的正式形成



文革运动中，造反派和保皇派（后来改称“保守派”）两派群众的对立，是在北京和各地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席卷各城市的群众性大辩论中正式开始的。尽管在此以前，在工作组时期，当工作组将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划为“革命左派”，将另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划为“准右派”或“右派”时，两部分师生之间的对抗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发生以前，这两部分学生并未明确地形成两个不同派别，“造反派”和“保皇派”这两个名词，也没有被用来分别称呼两个持不同立埸和观点的群众派别。

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中，一派是到党政机关大门口（或大院内）来请愿“闹事”的学生；另一派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紧急打电话召来的各校红卫兵、各厂工人和郊区农民。两派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党政机关是“反”，还是“保”？

“保皇派”本身是个贬义词。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但是，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以前，并没有人用“保皇派”来作为某个群众派别的称呼。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中，被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召来的各个学校的红卫兵（在当时，各学校的官办红卫兵是唯一的红卫兵组织），高举着“誓死保卫省委！”或“誓死保卫市委！”、“不许右派狗崽子翻天！”等大幅标语，他们中的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口口声声骂前来请愿的学生为“右派狗崽子”，请愿的学生反唇相讥，骂他们是“保皇派”。“保皇派”这个名称十有八、九就是这样相互骂来骂去骂出来的，后来，这个名称被用来泛称所有持保党政机关立埸的官办红卫兵、工人和其他群众。

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发生以前，“造反”的口号已经在社会上被喊得震天响了，但是，并没有出现过“造反派”这个词。最早喊“造反”口号的是官办红卫兵，而这些官办红卫兵，在对待各级党政领导的问题上，都是持“保”的立埸的，所以，在对待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是道道地地的“保皇派”。文革中的“造反”口号最早是由“保皇派”先喊起来的，这也是令很多后来的文革研究者陷入迷惑不解的一大原因。

众所周知，最早写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是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等几个红卫兵，谱写风靡全国的《造反歌》的是北大附中学生严恒，无论是卜大华等几个，还是严恒，都是高干子女，所以，有位网友给我的文章回贴说：“许多造反派其实都是高干子弟”，这是对文革真相的严重误解，其实，喊“造反”口号的不一定是造反派，清华附中的这几个红卫兵，还有严恒，在文革中都属于保皇派。正如另一位网友所说：关键是：造谁的反？如果我们重新仔细阅读一下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或者，再去分析一下严恒的《造反歌》（在网上可能搜得到），就会发现，这些文章和歌词中所涉及的造反对象，是既混乱又空洞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恒《造反歌》的最后两句：“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明显是冲着反工作组的“右派”师生来的。但是，后来形势演变，正是那些当初反工作组的“右派”学生成了造党政机关反的“造反派”，而那些最初高喊“造反”口号的高干子女都成了死保各级党政机关的“保皇派”。

“造反派”作为一个群众派别的名称，是在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中出现的，这个称号，最初是那些反党政机关的学生自封的，还是对立派别者或第三者赠送的，已经是不可考了，反正这些请愿的学生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而且这也符合“造反”二字的本意，中国词汇中的“造反”，本来就具有“以民犯官”、“以下犯上”的含义。而此前官办红卫兵所谓的“造黑五类的反”、“造牛鬼蛇神的反”都不符合“造反”二字的本意。



党政机关大门口出现的两派群众对峙，在力量对比方面是极不平衡的。除了西安的“八·一六事件”中请愿学生规模较大，达到5万人以外，其余各地的类似事件，请愿的学生多则数千人，少者只有数百人，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召来的红卫兵、工人、农民往往十几倍、几十倍于请愿学生。从各个学校赶来保卫党政机关的学生，都清一色地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在不少省市，从各个工厂赶来保卫党政机关的工人，也成立了一个名叫“赤卫军”的组织，有旗帜、有袖章；而那些通过各个学校之间相互串联汇集起来的请愿学生，则活象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某些地方的这类事件上，两派群众之间发生了武斗，如湖南长沙的“八·一九事件”，去请愿的学生一共只有200多人，而仅仅是市委工作人员召来的工人就有好几千人，自然是一顿拳打脚踢，把那些请愿学生打得落花流水，赶出了市委大院。

在另一些地方，如杭州，持保卫党政机关立埸的官办红卫兵、工人采用几十个人围攻一个人的办法，把请愿的学生围起来“辩论”，自然，陷入围困的学生在“辩论”中免不了被又推又搡，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据一位当年曾参加过到杭州市委门前请愿的学生说，后来，他们这些请愿学生想出了一招：当他们陷入“保皇派”围攻而无法脱身的时候，就狂呼“毛主席万岁！”，因为当时的群众中似乎形成了这样一条“规则”，当你身边的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如果你不跟着也举拳喊“毛主席万岁！”，那就构成对毛主席的大不敬。所以，当请愿学生无法脱身的时候，就连连高呼这句口号，他一喊，周围的人也只好举起拳头跟着喊，这就可以趁机脱身了。



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的自然延伸，就是出现了席卷整个城市的群众性大辩论。这埸大辩论起初是在党政机关大门外展开，然后就扩散到市内的许多广埸或其他公共埸所，渗透到各个厂矿、商业单位、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等，更进一步渗透到千千万万个家庭内部（详情可参看我写的《红卫兵运动始末》相关部分）。



5、造反派学生成立自己的群众组织和红卫兵组织



我所说的这所中学里，去杭州市委市政府请愿的那帮学生（请愿事件发生在8月下旬），于9月5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旗总部”，这是在原来的“红旗战斗小组”基础上扩大形成的。

大约9月中下旬，从北京传来消息说，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等学校的造反派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这对当时的外省市造反派学生来说，是一个“思想解放”。因为在此以前，很多人把红卫兵组织看得很神圣，认为只有经过权力机构的组织和批准才能成立红卫兵，现在发现，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的。当然，红旗总部的头头还是把成立红卫兵一事看得很严肃、很慎重的，也仿照官办红卫兵的制度，规定只有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学生才能申请加入红卫兵。为了跟学校的官办红卫兵相区别，红旗总部自己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称为“红旗红卫兵”，发给红旗红卫兵的袖章，中间是“红卫兵”三个大字，左上角有“红旗”两个小字，右下角是学校名称，整个袖章是红底黄字，与学校的官办红卫兵的红底黑字有明显的区别。为了明确“红旗红卫兵”与“红旗总部”的关系，宣布“红旗红卫兵”是“红旗总部”的核心组织，其他因出身于非红五类家庭而未能加入“红旗红卫兵”的红旗总部成员，则称为普通的“红旗战士”，不久以后，根据某些人的提议，给普通红旗战士也发了红袖章，普通红旗战士的红袖章上没有“红卫兵”三个字，正中是“红旗”两个大字，右下角是学校名称。



6、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



（1）文革红八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打老师等，与造反派统统无关



红八月实际上指的是1966年的8月和9月两个月。这两个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打老师等，都是当时的官办红卫兵（即我在《红卫兵运动始末》中所说的“一司”红卫兵）干的。在当时，抄家、破四旧等，不是随便哪个学生都能参加的，参加者必须具有红卫兵的身份，而红卫兵只有“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学生才能参加。而在当时的学校里，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只占了30%左右。其余的学生中，除了“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以外，大量的是中间阶层家庭出身的，如解放前当小职员的、开杂货店的、摆香烟摊儿的、卖小吃的、唱曲儿的，等等，这些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过抄家、破四旧等，其中有些学生，如父母解放前开过小店的，说不定自己的家也被红卫兵抄了。

至于造反派学生，在红八月中都是些被牵涉到反工作组事件中的学生，他们中即使有些学生也出身于红五类家庭，但仍然被拒绝加入红卫兵，而且，这些人当时成天为自己头上那顶时隐时现的“右派学生”帽子担忧，哪有心思去理会其他事情。



（2）对文革红八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等，当时的党政机关领导人脱不了干系



因为1966年8月和9月时，当时的各级党政机构并未瘫痪，他们仍然牢牢地掌握着运动领导权。各学校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各学校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经常要被召到区委去开会，在会上向区委领导汇报本校文革运动的进展情况，并听取区委领导的指示。有时，市委、省委的领导也会下到基层，听取各学校关于运动情况的汇报和作指示。我看过当年一位在上海某中学任文革委和红卫兵负责人的青年教师的回忆文章，文章中说，他们学校当时的红卫兵抄家任务，就是区委领导统一布置的。



（3）造反派学生对红八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等，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



按照造反派学生后来在群众性大辩论中形成起来的说法：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唆使受他们操纵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发动了破四旧、抄家、斗牛鬼蛇神等活动，其目的是要转移运动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下层，从而保护自己在运动中过关。所以，“保皇派”红卫兵搞破四旧、抄家等都是出于走资派的大阴谋，是保皇派红卫兵（指官办红卫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



（4）文革红八月中发生的破四旧、抄家、设牛棚等，实际上只延续了两个多月，1966年11月份以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



1966年10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作了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报告。陈伯达的这篇报告会后经毛泽东审阅后，下令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两本”。在陈伯达的这个报告中，严厉地批评了以高干子女为首的官办红卫兵在红八月中的所作所为，官办红卫兵在这一时期通过“对联”宣扬血统论，在破四旧和抄家中把斗争矛头指向社会下层的“牛鬼蛇神”，伤及很多无辜群众，提出“红色恐怖万岁”口号，等等，都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受到了严厉批评。所以，到了11月份，官办红卫兵即处于土崩瓦解之势，各学校的文革委（或文革筹委会）纷纷垮台，破四旧和抄家运动自然就停止了，各学校的牛棚也自动解散。

1966年11月份以后，在各种运动中（如发生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仍有一些被审查的运动对象的家被抄，但抄家的已经不再是红卫兵或群众组织，而是负责审查运动对象的专案组，配合公安人员或其他有特殊身份的人来抄家了。



（5）1967年1月前后，上海造反派组织对曾在红八月中被错误地抄家的群众进行了甄别和平反（不包括黑五类家庭和资本家被抄家的），让当初曾经参加过抄家的人到被错误抄家者家门口当着所有邻居的面公开道歉，敲锣打鼓，张贴平反告示。



为什么要澄清这些？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文革的历史，或者要故意歪曲文革的历史。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文革中的破四旧、抄家等都是造反派干的，或者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所以有人编造说，1966年11月，北京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谭厚兰受康生的指令到山东曲埠去破四旧砸孔庙；有人编造说，他们附近的一个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在文革的抄家运动中将大量抄来的文物偷藏起来，文革以后贩到香港去发了大财；还有一部电视剧说，直到1968年，山东某地的农村中还在破四旧，一个女造反派头头为破四旧要挖掉她丈夫的祖坟，等等。这类谣言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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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6年11月以后的造反派



1．“咸与造反”的大潮掀起





1966年10月份以前，造反派一直处于少数派地位。在当时还执掌着文革运动领导权的地方党政领导人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伙胆敢向党组织和政府挑战的坏人，是迟早要被收拾的。在学校里，他们也备受掌权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官办红卫兵的排挤，比方说，把他们从各个教室里赶出去，不给他们活动埸所，不让他们领取写大字报的纸和笔墨等。

但是，到了11月份以后，形势却一下子扭转过来了，全国各城乡都刮起了造反风，一时之间，人人说造反，人人争当造反派，所有的机关、厂矿、商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乃至街道居委会，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味道。

对于这一时间发生的这一“咸与造反”热潮，笔者总结，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是该年10月份，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再次明确了文革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陈伯达发表的关于文革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中，严厉批评了高干子女红卫兵，否定了官办红卫兵在前一阶段的所作所为，而对造反学生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行为加以肯定。毛泽东在文革运动中的“革命路线”得到了清楚的表述：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牢牢把握运动大方向，始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是从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引发的席卷各个城市的群众性大辩论。这埸辩论最初是从党政机关大门口开始的，辩论的一方是到党政机关来请愿闹事的学生，即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另一方是前来保卫党政机关的学生官办红卫兵和工人“赤卫军”等，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保皇派”。双方辩论的焦点是：“省委（或市委）是不是革命的？”、“省委（或市委）在文革运动中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省委（或市委）是否该交出工作组整学生的‘黑材料’？”“学生到省委（或市委）来闹事是否革命行为？”等。参与这埸大辩论的，不仅有对立的两派，还有大量其他市民，这些市民最初都是来看热闹的，后来不知不觉地都卷入了辩论中，站到了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立埸上来，卷入大辩论的人越来越多，大辩论扩散到城市的许多广埸和其他公共埸所，进而渗透到各个单位，渗透到千千万万个家庭。

在这埸大辩论中，造反派一方最初是处于绝对劣势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造反派一方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群众天生就具有同情弱者的倾向，另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中央报刊不断发表的社论和重要文章，以及不断从北京传来的中央首长（国务院和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群众代表时的讲话，都对造反派有利，都给造反派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而造反派也在这埸辩论中越来越完整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造反理论。这埸群众性的大辩论进行到9月底、10月初时，造反派在普通市民中的支持率方面已经隐隐取得了优势，这就为11月份出现的“咸与造反”热潮铺了底。

三是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反感。当官办红卫兵最初出现在街头的时候，是颇受市民们敬畏的。最初的那些日子，这些红卫兵在马路上游行、在街头为市民文艺演出、向市民们作讲演，到处都可以听到市民们自发地高呼“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声。但是，不久以后出现的破四旧、抄家等运动，已经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市民陷入惊恐不安。尤其是其中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到处打、砸、烧，到处抡着军用皮带打人，很是引起市民们的反感，高干子女红卫兵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这些事情又都是瞒不住的，悄悄地在市民中流传着，尽管打死或打伤人的只是高干子女红卫兵中的极少数，但败坏的是整个官办红卫兵的名声。所以，到了后来，当造反派学生骂官办红卫兵为“黑一司”、“黑字兵”（因为官办红卫兵的袖章上的字是黑颜色的）时，市民们也跟着骂，连小孩子都会说“黑一司，臭烘烘”。官办红卫兵属于保皇派，这也大大降低了保皇派的支持率。

四是11月6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成立，以及随后出现的“安亭事件”（详细经过可参看我写的《红卫兵运动始末》相关部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以及随后张春桥的意见迅速获得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同意，标志着已经实际取消了中央此前作出的“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这个消息一传出，等于在全国所有的厂矿企业扔下了一颗大炸弹：上海都已经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了，还获得了中央的认同，我们厂里总不能连自己本厂的工人造反组织也没有，岂非太保守落后了？既然厂矿企业可以成立群众性的造反组织，那末，其他单位，包括机关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文化团体、社会团体，乃至街道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等等，凡是有人的单位，都可以而且应该成立群众性的造反组织了。



所以，1966年11月时，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行动起来了。有的工厂里，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七、八个造反组织。只要有几个人聚在一起一商量，再凑钱设法找缮印社印几块红袖章，条件好的再搞一面旗帜，就可以庄严宣告“XX市XX厂XX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式成立了。成立这样的造反组织，不需要向任何机关履行任何申请批准和登记手续，因为按照造反派们的说法：革命是不需要批准的。（据本人所搜集到的资料，当时上海的情况略有不同。当时上海，各单位欲成立新的造反组织，先是派人跑到市委接待处，采用软硬兼施、死缠烂打的方式逼接待处的人让步，然后填一张接待处发给的表格，过上若干天，接待处电话通知，该组织派人前去领一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该组织成立的批文和一颗大红印章，这才能宣告该组织成立）

根据造反派们的说法：在这埸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看一个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就看他对造反的态度。如果他勇敢地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他就是革命的；如果他游离于造反运动之外，甘当逍遥派，他就是不革命的，当然，不革命的逍遥派是十分可耻的；如果他站在造反运动的对立面反对造党内走资派的反，那末，他就是反革命的，就是革命的敌人。自然，以上原则对“地、富、反、坏、右”、“黑帮”、“走资派”是不适用的，这些人是不允许参加造反运动的。

咸与造反的初期阶段，一个单位往往出现好几个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纷纷出动拉拢那些尚未加入造反组织的群众，让他们加入自己的组织，一时之间，那些尚未加入造反组织的人倒成了香饽饽，一些平时要好的同事，一上班就聚在一起商量：加入哪一个造反组织比较好？

不久以后，“强者恒强”的规则发生了作用，越是人多势众的造反组织，自然就越是能吸引新人加入，尤其是某些造反组织的头头比较具有“群众领袖”的风采和个人魄力的，某些造反组织头头比较敢打敢闯在市里小有名气的，其所在组织更能吸引群众加入。这些人多势众的造反组织再陆续联合、兼并、分化、挤垮其他组织，最终形成在本单位“一派独大”的局面。至1967年上半年，杭州的许多单位都出现了这种“一派独大”的局面，即某一个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数占到了本单位总人数的50%以上，有的单位（如杭州市公安系统、杭州丝绸联合印染厂、杭州钢铁厂等，有不少是万人以上的大厂），其造反派组织甚至占到本单位总人数的70%或80%以上。

在接纳群众加入本组织的条件问题上，造反派组织不象官办红卫兵那样搞血统论，原则上，只要你不属于地富反坏右，不属于当权派、不属于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总之，只要造反组织的头头认为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你就是“革命群众”，就可以被接纳加入该组织。

在咸与造反热潮中，很多原来丝毫不关心政治，只顾关心自己家柴米油盐的妇女职工也加入了造反组织，原因很简单：别人都加入了，如果自己不加入，倒让别人说自己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造反。这些人，平时上班都把红袖章塞在口袋里，遇上要开批判会了，或者要有其他什么造反行动了，随时掏出来戴上。

在咸与造反的热潮中，最急切想加入造反派组织的，倒是那些有点历史问题的。例如，我所说的那所中学，11月份时，文革筹委会垮台了，牛棚也解散了。学校的教师们成立了一个“XX学校教职员工造反大队”。原来因“七·四黑会”被关入牛棚的两位青年教师成了“造反英雄”，其中一位当了教职员工造反大队的头头，另一位可能是淡泊名利吧，从此以后很少在学校里出头露面。原来被关入牛棚的20多位教师，除了几位原校领导，还有几位历史问题较严重的以外，其余的都被接纳进了造反大队，例如，有一位教师，在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并加入过国民党，但是，据他说是因生活所迫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因为不加入就要丢饭碗，解放初他曾主动到政府机关登记自首，经审查，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共活动，也从未有过残害普通百姓的行为，有审查结论。象这种情况，都被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加入了造反派组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急切地加入造反派组织呢？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只有革命群众才能加入造反派，那末，倒过来说，只要是被批准加入了造反派组织的，也就是被认定具有“革命群众”身份的了，一旦这些人戴上造反派的红袖章，就等于是向周边所有人昭告：本人是“革命群众”了。

造反派组织这样兼收并蓄，在当时的社会上就流行了这么一句话：“造反派里牛鬼蛇神多”，这句话后来给造反派带来不小的麻烦，1967年的各地地方军队领导人搞的“二月镇反”、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实际上都是冲着造反派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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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反潮引发批斗潮



1966年11月，造反派方面已经达到了共同的认识：造反，就是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坚持“矛头向上”，始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

咸与造反热潮使全国城乡几乎所有的机关单位、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文化团体、社会团体、街道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冒出了无数个造反组织。这些刚刚成立的造反组织，急于表现自己的造反精神、创建自己的造反业绩，提高自己组织的知名度，而达到所有这些目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批斗走资派。

造反潮引发了批斗潮。全国各地城乡到处开起了批斗会，一时之间，从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地方各中央局领导人、各省、市、地、县领导人，到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领导人，都成了造反组织的批斗对象。



（1）   什么样的干部算走资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严格的界定，当时也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鉴定：哪一个干部是走资派，哪一个干部不是走资派？这个问题被交给了群众，让群众通过运动来检验、识别谁是走资派，谁不是走资派。但是，事实证明，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群众包括了千千万万的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主张和标准。

在群众中引起不同意见争论的，首先是：多大的官儿算“当权派”？多大的官儿不算？有人主张按干部的行政级别来划分“当权派”和“非当权派”，比方说，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算“当权派”，行政14级以下的不算（也有人提出行政17级以上的算“当权派”，行政18级以下的不算），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办法行不通，因为有些行政级别相当高的干部，在本单位实际只是从事些事务性工作或技术性工作，几乎处于无权地位，而有些行政级别不高的干部，却往往掌握着很大的实权；一个科长，如果在中央的某个部委里，只是个跑腿的小角色，因为科长上面有处长，处长上面有司局长，司局长上面有部长，哪能轮到他说话了？但是，如果在某个地方的县城里，一个工业局的局长也是正科级干部，却绝对是个位高权重的角色。

所以，又有人主张：按每个干部实际掌握的权力来判定他是否属于“当权派”，标准就是他在所在的本单位是否说了算。但是，也有人提出异议，城市里的某个国营蔬菜商店经理，手下管着十几个人，在这个商店里也是他说了算，那末，他算不算“当权派”呢？有人说算，所以，在咸与造反的最初一些日子里，确也有一部分蔬菜商店、小百货商店的经理挨了批斗，但是，这些经理不服气，经理老婆骂人说：自己的老公当了这么个小破经理，心没有少操，钱没有多挣，每月的工资收入还不如店里的某几个老职工高，自己家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跟左邻右舍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凭什么要被当作“走资派”来批斗了？

这类问题还很多。比如说，在一个较大的工厂里，党委书记和厂长固然算“当权派”，那末，副书记、副厂长呢？通常情况下也可以算；那末，各科室的主任或科长呢？车间主任呢？就不太好说了。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何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样的行为和言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样的不算？这也是很不好界定的。一个厂的领导干部做了一件事或说了几句话，张三说，这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李四说，这不算，他自己说，这是上级领导让我这么说、这么做的，我也没办法，那末，他算不算走资派呢？

实际上，任何一个领导干部，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何况有的事情，他自己认为是做得对的，但别人认为是错的；更何况在有些人的历史中，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还有些被人以讹传讹、捕风捉影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任何一个“当权派”，如果某个造反组织要想把你认定为走资派，往往是很容易给你整出一大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材料来的。所以，在文革的这一阶段（大约是1966年11月份至1967年1月份），绝大多数“当权派”（不包括军队和其他不允许搞运动的单位）都可能有被造反组织当作“走资派”来批判或斗争的经历。

到了1966年2月份以后，情况就有所变化了。上海的“一月风暴”以后，各地都开始以上海为榜样，积极筹备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而中央规定，革命委员会必须要实行“三结合”的原则，所谓“三结合”包括两方面：一是革命委员会成员在年龄上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二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必须要有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群众代表，实行这三方面代表的三结合，其中，革命干部代表要从原来本地区、本单位同级的领导干部中选出。这就迫使各地的造反派不能再象咸与造反初期那样，把所有的领导干部统统打成“走资派”了，而是必须区别对待，从原有的领导班子中挑选、识别出一部分“革命干部”来，这才能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这就导致了1967年2月份以后文革运动的许多新的特点。此是后话。



（2）来自司令部内部的造反



1966年8、9月份到党政机关大门口来请愿的那帮学生，其实对党政机关的内部情况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在党政机关的大门外或大院内闹一闹而已。当时的党政机关领导人可以命令手下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召来大批官办红卫兵和工人，很轻松地就挡住了这帮请愿学生。

但是，到了同年的11月份以后就不同了，咸与造反的大潮席卷了所有的单位，也席卷了各级党政机关，各级党政机关内部的下级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也都成立了造反组织，这就好比是：各级司令部内部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都集体“造反”了，那末，各级司令官的面前就只剩下了两条路：一是被俘；一是逃跑。

这里所谓的“被俘”，就是被本单位和外单位的造反派揪住挨批斗。例如，当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就是这样被外交部内部的造反派联合外部的造反派弄到了批斗会上。当时的不少中央部委的领导人都挨了造反派的批斗。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各中央局、省级、市级、区级、地级、县级）中，也有很多被造反派批斗的，其中著名的如：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等。

另一些司令官是见机不妙，“躲”了。据我所知，在较高级的党政领导干部中，“躲”出去的人数要比那些被造反派揪住批斗的人数更多一些，比方说，据有关资料，当时浙江省委、杭州市委、温州地委等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躲起来了。其中，也不排除有些级别高的党政领导人是被中央保护起来了。例如，当时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是到外地“养病”去了，“养病”的地方是绝对保密的，只有国务院的领导人才能跟他联系到。其他的领导人可能是各自找地方的，例如，当时浙江省的一位书记处书记躲到了浙江省军区；又如：当时浙江省委机关造反派大字报揭露：浙江省委的某几个常委是乘在一辆装着汽油桶的大卡车上逃离杭州的，而一位省委领导人的夫人是由省军区出动军车掩护逃离的，等等。



至于基层单位的领导人，如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领导人，则是无处躲、也不敢躲的，只能在本单位硬挺着，白天干工作，晚上挨批斗。

其实苦的是那些夹在中间层的“当权派”，例如，一个市的轻工业局，下面管着本市成百家企业，每家企业的造反组织在召开批斗大会时，都希望将一位或几位局里的“走资派”弄到批斗台上去，以提高批斗会的“档次”，这么多的企业都要开批斗会，让这些局里的“走资派”如何忙得过来？所以，有些“走资派”一天要赶两、三个“埸子”。因此，象这种情况，如果哪家企业开批斗会想要局级“走资派”到埸的，一般要先向局机关的造反派组织预约登记、排队轮候，并要保证将“走资派”批斗完后按时送回、完璧归赵，不得伤害“走资派”的身体，因为其他许多企业还等着这些“走资派”去批斗呢。

“走资派”上台挨批斗，一般是要给他们头上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上纸板做的大牌子，高帽子和大牌子上写着这些人的罪名（如“走资派”、“三反分子”等）和姓名，姓名往往要倒过来写，并在上面用红笔打上叉叉。曾经有一家企业的造反派想搞点创意，将“走资派”们的纸帽子做成各种各样奇怪的形状，每个“走资派”帽子的形状还都不一样，结果是，每揪上台去一个“走资派”，台下的群众就看着他的纸帽子哈哈大笑，台上的造反派头头越是喊“不许笑”，台下笑得越厉害，一个本来很严肃的批斗大会，就这么把气氛破坏光了。

“走资派”在挨批斗时，一般要弯腰成九十度，作“向人民请罪”状，但是，一个批斗会开两、三个小时，长时间这么弯腰一般人是吃不消的，所以，通常造反派头头也会允许他们经常直一直腰，或者减小一下弯腰的度数。

至于批斗“走资派”时有没有武斗？据我所知，当时杭州城里的大多数单位在批斗时都没有伤害被斗者身体的行为，有少数单位在批斗时给“走资派”架过“土飞机”，即两个人架住被斗者的两条胳膊往后拗，迫使被斗者深度弯腰低头，令被斗者十分痛苦，这在当时算是轻微武斗。有个别单位，对被斗者有较严重的伤害行为，例如，有一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让所谓“走资派”跪三角铁，还让一些青工用大铁板做了一个100多斤的牌子，牌子上拧的是细铁丝，挂到被斗者的脖子上后，细铁丝深深地勒进了被斗者的肉里，据说，结果是让一位老工人把批斗会骂散了。

说起工人老师傅“骂山门”，在文革中也算是一景，在杭州、上海的不少厂都发生过（我的一位姨夫当年就经常“骂山门”）。那个时候的工厂里都实行“师徒制”，新工人进厂后都要当三年学徒工，学徒期间不发工资，只发生活费。学徒拜师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双向选择的，即技术高的师傅有优先在新进厂的青年中挑选资质好的收为自己徒弟的特权，新进厂的青年也可以选择拜自己喜欢的技术高超的老工人为师傅。师傅每多带一个徒弟，每月工资中增加5元钱的津贴。那时候的师徒关系，颇有点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味道，徒弟每天在班上要给师父端茶倒水；师父骂徒弟，徒弟不敢顶嘴；徒弟满师了，要给师父送“谢师酒”，等等。一来二去，有些德高望重、技术精湛的老工人往往就徒子徒孙满厂区，有的徒子徒孙还当上了车间主任、厂级领导什么的，这些老工人也就成了厂里的“惹不起”，连厂领导也不敢轻易得罪。文革中，这些老工人往往倚老卖老，硬是不肯加入造反派组织，还动不动在厂区人多的地方“骂山门”，骂造反派“这帮小赤佬，不好好做生活（干活），天天雾嗨嗨地去造反”，造反派头头对其也无可奈何，要末装听不见，要末派人连骗带哄地将他弄走。上述那家厂的造反派在批斗会上让“走资派”跪三角铁、挂铁牌子，就是被这样一位“惹不起”的工人老师傅最后将批斗会骂散了。

也有的厂里的“走资派”，由于挨的批斗多，到后来被斗“油”了。据说在某个厂里晚上召开的一个批斗会上，会议中途，一位造反派头头走到台前宣布：“下面休息15分钟，大家吃宵夜，每人发两块点心”，正说着，那个在台前戴着高帽子弯腰低头的“走资派”（该厂原党支部书记）突然扭过头来问：“鹅有勿有得吃个？”（“我有得吃吗？”），那位造反派头头楞了几秒钟，然后用手指着这位“走资派”的脸厉声喝道：“有得拨侬撮饥个！”（“有得给你吃的”），然后吩咐台下的人递上来两块点心和一杯开水，那位“走资派”接过点心和开水，走到台上靠后的一张条凳上坐下，摘下高帽子和纸牌子，跷起二郎腿，又吃又喝起来，吃喝完了，又自动挂上纸牌子，戴上高帽子，走到台前站好，等待继续批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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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咸与造反热潮中的保皇派（保守派）



1966年的11月，当咸与造反的热潮席卷全国城市时，与造反派对立的保皇派的名声自然是一落千丈，而且，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态，在前一阶段运动中官办红卫兵等保皇派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在这一时期，国务院领导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仍然频频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代表，在这类接见中，当造反派代表向中央领导人汇报自己所在地区的文革运动情况时，经常提到“保皇派”这个名称，中央领导人就向造反派代表提出意见，认为，你们将对立派别的人称为“保皇派”不妥，这些对立派别的同志虽然在前一阶段的运动中犯了错误，但那是一时受了走资派的蒙蔽，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要革命的，也是能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所以，中央领导人建议：是否将“保皇派”的称呼改为“保守派”？造反派代表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么一份“中央首长讲话”，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份资料，只能复述这个讲话的大致内容）。从此以后，造反派在所有的埸合一律将原来的“保皇派”改称“保守派”。而基层的造反派群众，则干脆将对方称为“老保”。

在咸与造反的热潮中，保守派（以下一律改称“保守派“）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1）大批工农子女反出官办红卫兵



官办红卫兵是红八月时由各学校的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出面成立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当时，只有出身于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才能报名加入官办红卫兵。

官办红卫兵在文革中有很多别名：

  ① 老红卫兵。这是1966年11月份以后，官办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女对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的自称，这个“老”字，自然带有对自己是最早、最老资格的红卫兵的自豪感；

  ②红一司或一司红卫兵。因为在文革中，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中，曾先后出现了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司令部或总部，其中，“红一司”是由各校官办红卫兵联合组成的最早出现的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红一司”的含义，就是“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的意思，其余的可类推），“红三司”是由各校造反派红卫兵成立的全市性组织。“红一司”与“红三司”分别代表了红卫兵运动中保守派与造反派的两派。“红二司”是一些试图走中间路线的红卫兵组成的，存在的时间不长，影响很小。

③保守派（保皇派）红卫兵。在对待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的问题上，所有的官办红卫兵一律持“保”的立埸，在8、9月份学生冲击党政机关时，是保卫党政机关的中坚力量。

④黑一司或黑字兵。因为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上的字是黑颜色的（而造反派红卫兵袖章上的字是金黄色的），这是对立派别红卫兵在打派仗中对他们的贬称。

⑤高干子女红卫兵。因为这一派红卫兵的领导层和骨干都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工人子女和贫下中农子女虽然也被吸收进官办红卫兵，但都处于这派红卫兵的下层，处于被支配的地位。1966年11月份以后，各地都发生了大批工农子女反出红一司的情况，至11月底、12月初，几乎所有的工农子女都离开了红一司，红一司中就只剩下了一帮高干子女。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罗列出官办红卫兵的这许多别名呢？是因为这些名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革原始资料中，把很多所谓的文革史研究专家都搞糊涂了，以为这些都是不同的红卫兵派别，还有专家专门著书立说，把老红卫兵、红一司、保守派红卫兵等都当成不同的红卫兵派别，并从字面上辨析这些不同派别的不同性质。其实，这些都是同一派别的不同名称罢了。



当官办红卫兵名声一落千丈、中央领导人明确表态说官办红卫兵在前一阶段的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时候，官办红卫兵中的工人子女和贫下中农子女就再也不愿意跟在高干子女红卫兵屁股后面淌浑水了。实际上，他们早就看不惯高干子女赜指气使、横行霸道的作风，也亲眼目睹高干子女所干的各种坏事，所以，当他们自己的爹妈、左邻右舍都在单位里纷纷加入造反派组织的时候，当连小胡同里的孩子都会说“黑一司，臭烘烘”的时候，他们怎么还可能背个保皇派的臭名声？于是，这些工农子女纷纷退出官办红卫兵。退出的方式各种各样。有的人贴大字报公开声明退出“黑一司”，并且反戈一击，揭露高干子女红卫兵在红八月里所干的各种坏事。对这种情况，造反派红卫兵自然是特别欢迎的，纷纷贴出大标语：“欢迎XXX同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等等；还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张扬，悄悄地将一司的红卫兵袖章一扔，就不再参加官办红卫兵的活动了，据我所说的那所学校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回忆，有一次，他们在学校厕所的粪池中捞出好几块“一司”的红袖章，用树枝挑着放到教学楼前的埸地上给广大师生们观看，用来证明“一司”的不得人心。

退出官办红卫兵的那些学生，大部分后来加入了本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也有一部分从此以后当起了逍遥派。

高干子女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年纪较大（高二、高三学生）、较有头脑的高干子女，包括原来担任文革委（文革筹委会）和红卫兵总部领导职务的高干子女，把校部办公室的钥匙、公章等向造反派红卫兵的头头一交，从此以后也在校园里消失了。原来的官办红卫兵中，只剩下了一些死硬派的高干子女还在撑着。



（2）高干子女的疯狂一博



几个月前还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现在却突然面临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局面；几个月前还在狂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现在却面临着“老子”们纷纷被造反派揪斗，变成了"走资派"，而自己却要因此而被归入“混蛋”行列的局面，一些高干子女们抓狂了。

1966年11月底、12月初，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个名叫“联动”的组织。



A．“联动”的全称是什么？

根据网上维基百科词条：“联动”的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但是，来自网上查到的另一份资料，即当年“联动”发布的《003号通告》（1967年1月1日发布）这个通告的题目是《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这个通告的第一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这个通告的最后署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　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  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份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从上面几个联动的全称来比较，维基百科词条上的那个比较中性，而那份《003号通告》上的三个全称，都表明了“联动”是一个由父母官职级别极高的纯高干子女组建的组织。这些高干子女都是中学生，而且原来就都是官办红卫兵成员。“联动”这个组织的出现，也说明在工农子女基本都离开了红一司的情况下，高干子女们要独立行动，为自己和父母（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奋力一博了。



B．联动的发起者和主要成员有哪些人？

“联动”的发起组织有：钢院附中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师院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京工附中红卫兵、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农大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地质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旗、八一学校八一革命军、八一学校红卫纵队。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京工附中）、邓榕（师大女附中）、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等。

我们可以看到：最早成立红卫兵并发表《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及其头头卜大华也在上述名单上；同时在名单上的，还有在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那封信中同时提到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及其头头彭小蒙（“老子英雄儿好汉”那副对联就出自这个小组之手，《造反歌》的作者严恒也曾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主要人员名单中还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代表师大女附中官办红卫兵）；

其实，在当年联动的重要成员中，还有一个人后来很出名，那就是薄熙来。这是后来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台湾某情报机构通过他们的资料系统检索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联动的前身是原来官办红卫兵中的“东纠”、“西纠”、“海纠”、“宣纠”等联合组成（“东纠”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其他几个“纠”的全称可类推，分别是西城区、海淀区、宣武区的）。



C．联动的政治纲领是什么？

根据上述《003号通告》：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雪夫分子。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有4个副主席，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剩下了林彪一个副主席，其他几个副主席都撤销了，所以，上述联动的《003号通告》中所说的“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中的“第一副主席”我想不大可能是指林彪，因为当时联动对林彪也怨恨甚深，而且，后面又讲到了“二个副主席”，我以为，这很可能是指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的中共领导班子，很有可能，联动不承认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班子；但是，联动又扬言要粉碎他们所承认的班子里的“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后面这些话我就不点评了，因为对我们这类普通平民百姓子女来说，就算“造反精神”再强，借100个胆子也是不敢说样的话的。

曾有一位网友对我前面某个章节，发了一个回贴，说是“高干子女中有很多是造反派”，现在，我用上述联动《003号通告》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通告上说：“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可以想见，当时的高干子女对造反派恨到了什么程度！怎么可能加入造反派呢？

总之，从上述通告可以看得出，联动成员不能理解为一帮简简单单的中学生了，他们背后有某个强大的党内势力。



D．联动成立后有些什么活动？



12月5日夜，“联动”成员在北京市区内四处刷标语。其中，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北京内城西直门的城墙，刷下一条达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同时，“联动”成员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王府井等地也刷下了大标语：“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

1966年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此次大会为“联动”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会上的口号有：“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 、“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散会后，“联动”成员随即在北京市中心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并入户宣讲。其口号有：“江青不要太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踢开中央文革！”、“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当时聂荣臻、徐向前等4位老帅曾讲话，认为文革运动至此已经过份了”。

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起因是“北航红旗”（当时北京著名造反派学生组织）的人在大街上抓住了两个偷别人摩托车的联动成员，将其扭送到了公安部。联动成员冲到公安部要人。再加上其他方面与公安部的的宿怨（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与中央文革关系密切），导致了“联动六冲公安部”事件。



E、结果



1967年1月中旬，中央文革和公安部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公安部逮捕了联动骨干成员139人，关入秦城监狱。

消息传出，全国造反派红卫兵掀起了“揭批联动罪行”热潮。北京和一些城市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会”。虽然联动只是11月底成立于北京的一个组织，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里并无联动组织，但造反派红卫兵都将联动看作是高干子女红卫兵的代表，所谓“揭批联动罪行”实际上成了“揭批高干子女红卫兵罪行”，在这个热潮中，从文革开始以来各地高干子女所干的坏事被大量揭露出来。（包括部分高干子女在“红八月”里打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老师的血案和其他血案）。一时之间，高干子女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广大市民的公愤，高干子女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1967年2月16日的部分老帅老将大闹怀仁堂事件（文革中称为“二月逆流”，文革后称为“二月抗争”）中，某老将说：“高干子女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女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又是什么？”，另一老将拍案说：“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孩子是反革命吗？”

4月12日，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京的绝大多数老帅老将都参加了此会议。江青在会上作了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长篇讲话，该讲话稿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重点是谈高级领导干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江青在此讲话中转述了毛泽东讲过的《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此故事出于《战国策》），毛泽东通过此故事说明了高官的后代“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的危害性，以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语重心长地要求老帅老将们管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被抓捕的联动成员。

高干子女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从此淡出文革的红卫兵运动。

但是，事过多年以后，很多平民子女才发现，他们与高干子女们在文革中的较量，虽胜而终败，而那些高干子女们实际上才是最终的赢家。

值得指出的是：1967年上半年，“揭批高干子女罪行”成为全国各地红卫兵小报和地摊小报最流行的主题，留下了大量揭露高干子女红卫兵所干坏事的文字资料，但三、四十年以后，这些文字资料却都被移花接木，成了某些人妖魔化文革，栽赃普通平民子女红卫兵的工具。关于这个问题，我另外专门写一篇文章，作为这篇文章的一个附录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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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咸与造反潮中的保守派（保皇派）（续）



（3）拔除一司红卫兵的最后据点



当大批工农子女离开红一司后，一司红卫兵中剩下来的最后一些为数不多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在各个学校建立了自己的据点。

在我所说的杭州那所重点中学里，一帮死硬派高干子女红卫兵占领了两座教学楼的顶楼（当时的教学楼不高，一座三层楼，一座四层楼），他们在通往顶楼的下层楼梯口设置了各种“工事”和“滚木檑石”：把一扇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铁栅门一头搭在楼板上，一头用绳子吊着悬在楼梯口的上方，铁栅门上堆满了大量的破损课桌椅，只要把吊着铁栅门的绳子一松，大量破损课桌椅就会倾泻而下，砸向冲上楼梯的人，并且封堵住楼梯。

在顶楼，这些学生准备了许多“土炸弹”、“土手榴弹”、匕首、三角刮刀等武器。所谓“土炸弹”，实际上就是灭火器，这帮高干子女几乎把所有学校公共埸所放置的灭火器都偷来了，他们用东西把灭火器的喷嘴死死地堵住，这样，如果把灭火器倒置以后扔下楼去，灭火器里的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泡沫和气体，灭火器的喷嘴被堵住喷不出来，灭火器就有可能爆炸，变成一颗大炸弹。所谓“土手榴弹”，是他们找来许多酒瓶子，在瓶子里灌上铁沙、鞋钉和炸药，插上雷管制成（炸药和雷管大概是从部队的工地上偷的）。这些都是后来造反派红卫兵攻占顶楼后发现的。

在构筑好工事和准备了武器以后，这帮高干子女就在顶楼上架设了扩音机和高音喇叭，成天在高音喇叭里对造反派学生（红三司和本校的红旗总部）进行各种各样的谩骂，有时还在高音喇叭里哈哈狂笑；有时半夜三更也突然打开高音喇叭骂人。

这些高干子女穷极无聊，常将不知从哪里捉来的小猫用绳子绑住四肢，倒上汽油，活活烧死，他们则在旁边看着取乐；这些高干子女还将捉来的小狗杀死后，用劈碎课桌椅的木头，蘸上用来印传单的油墨，点上火烤狗肉吃。

这样的情况延续了一个多月，直到1967年1月份，北京的联动被宣布为反动组织的消息传来，各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才决心拔除这些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最后据点。

在我说的那所学校，拔除高干子女红卫兵最后据点是在某天的下午，也许那天这些高干子女红卫兵事先没有防备，他们的那两个据点里只有十几个人，男生女生都有，基本上都是初中生。造反派红卫兵是从教学楼的窗子攻进去的，据守的一方并未作激烈的抵抗，也没有使用“土炸弹”、“土手榴弹”、三角刮刀什么的，大概这些学生毕竟年龄还小，自己也不敢使用这些东西吧？双方基本无受伤者。

只有一位高干子女红卫兵中的“小胖子”（初二学生），在造反派红卫兵攻入顶楼时企图跳窗逃跑（三层楼上），他先将一床棉被从楼上扔下来，然后往棉被上跳，跳下来后竟然未受伤，但当他刚刚站起来时，一位守在楼下的造反派红卫兵冲上去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又把他踢趴下了，然后几个造反派红卫兵冲上去将他按住一顿好揍，把他打得哇哇直哭。原来，这个小胖子平时特别坏，在红八月时，各种虐待人、折磨人的花样层出不穷，所以，造反派红卫兵特别恨他。记得在红八月的一次文革筹委会召开的全校批斗大会上，正在台上接受批斗的原党支部书记兼校长突然大叫一声，瘫倒在地，当时台上台下大乱，过了一会才找到原因，原来就是这位小胖子，借口那位原校领导人的腰弯得不够深，假装上前去按他低头，却将一枚图钉揿进了那位校领导的后脖梗里。

除了那个小胖子以外，造反派学生对其他的高干子女没有打、没有骂，放他们回家了。在后面的几天里，造反派红卫兵在这个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据点里办了现埸展览会，邀请校内外的广大群众前来参观。

在本城的另一所中学里，拔除高干子女红卫兵最后据点时双方打得比较激烈，攻打的一方邀集了好几所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还来了一些工人造反派，防守的一方人也比较多。攻打一方有好几个人从长梯上摔下来，被送往医院。在最后攻入设在四楼的据点时，防守一方有一位女生从楼上跳了下来，因裤腿挂在楼下一个拉铁丝网的木桩子上了，变成了头冲下，摔成了严重脑震荡（幸亏楼下是泥地），被送往医院抢救。但后来该女生未死，因为1968年9月份一批造反派红卫兵上山下乡出发时，还在前来送行的同学中看到了她。

我说的这所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中也有几位参加了那次“战役”，当其中一位造反派红卫兵（高一的）随其他人攻入四楼据点时，发现上面防守一方中有两位本校的高干子女女生，彼此认识。当时，几个工人造反派作势要打这两名女生，这两名女生惶急之下看到了这位同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男生，就大声喊他的名字，这位男生急忙上前护住了她俩，连连对那几个工人造反派说：“（她们是）受蒙蔽的！受蒙蔽的！”。那几个工人造反派见如此，就离开了。

至此，各学校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的最后据点全部被拔除，各学校都成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一统天下。



（4）咸与造反潮中的工人保守派



1966年8、9月份学生冲击党政机关时，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曾打电话召集各厂的工人前来“保驾”。当时，各工厂的领导人（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在厂里作紧急动员，要求全厂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复员转业军人、老工人、入党入团积极分子们紧急行动起来，在党的领导机关遭到一小撮坏人攻击时，勇敢地站出来保卫党！在当时，前来保卫党政机关的工人中，曾出现过一个叫“赤卫军”的组织，但不久以后，这个组织就不见了，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央下达的“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还没有取消吧？

在随后发生的席卷全城市民的群众性大辩论中，卷入大辩论的群众围绕着“对各级党政组织是反还是保”的问题，分成了两大派。至10月份，尽管支持造反派观点的一方已经渐占优势，但支持保皇派观点的一方仍然还有很大的力量，而且，支持保皇派观点的群众中，党团员多、政工干部多、复员转业军人多、文革前积极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多。

11月上中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随后发生了“安亭事件”，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很快获得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同意，这就意味着中央文革正式承认上海工总司，同时，实际上解除了工人不得成立跨行业的地区性群众组织的禁令，这才引发了席卷全国城乡的咸与造反潮。

在造反派纷纷成立群众性组织的时候，原来持保皇派观点的群众自然也坐不住了，既然禁令已解除，那末，他们也要重新成立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对于保守派群众要成立群众性组织的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自然是暗暗高兴的，毕竟这是保他们的群众力量，所以，在他们尚未失去权力以前，都尽力给予支持。

1966年11月26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备委员会”（简称“赤卫队”）召开成立大会。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并致贺辞。这就与前些日子工总司成立时不同了，工总司成立时，上海市委实行的是“三不主义”（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其成立大会））。

新成立的赤卫队声势浩大，号称有80万人（据说当时各基层厂的党委、党支部都帮着做工作，尽量动员工人们参加赤卫队），据说光是做袖章和旗帜的红布就用掉了几千匹，而且是上海市委主动批给他们的。而当初工总司成立时，由于上海市委不支持，没有红布做袖章，只好晚上跑到上海著名的协大祥布店去打借条借布。

赤卫队一成立，便与工总司连连发生冲突，其中较著名的有“《解放日报》事件”（为节省篇幅，就不详述这一事件了）。工总司方面认定，赤卫队是“老保”组织。

我看过文革后有人论述这段历史的文章，指责王洪文等人太霸道，想独霸上海滩，理由是：人家赤卫队刚成立，凭什么就给人家扣一顶“保皇派”的帽子？其实，说这话的人并不真正了解那段历史，从8、9月份学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开始，到11月份，“反”与“保”两种观点的群众性大辩论足足进行了两个多月，在所有的工厂和其他单位里，谁持造反派观点，谁持保守派观点，在群众中早已分得清清楚楚，许多平时要好的同事，由于所持观点立埸不同而反目成仇，平时见面不说话，一说话就吵。所以，赤卫队一成立，只要看看各个工厂里都是哪些人参加，对其属于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的问题立刻可以有答案。

这里着重说一下当时上海著名的“康平路事件”（因为一位网友发文谈到了这一事件，但说得不够详细）。

因为当时从中央领导到下面群众的主导與论是“文化大革命是要造党内走资派的反”，所以，尽管赤卫队在骨子里是“老保”，但表面上也不得不顺应與论，做点官样文章。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埸召开了一个规模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将当时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外地养病，由曹荻秋主持市委工作）揪到会上来批斗了一番。在会上，他们向曹荻秋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包括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组织、上海市委支持赤卫队等内容。不管是不是被迫的，曹荻秋在会上当埸签字同意了这“八项要求”。

消息传到工总司头头那里：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支持“老保”组织赤卫队，这还了得？于是，立刻于12月25日在上海文化广埸也召开一个盛大的“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拉来批斗了一番，同时，还要他签字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的，是完全无效的，以及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在工总司的压力下，曹荻秋又被迫签字同意了。

赤卫队的头头听到这一消息后，大骂曹荻秋出尔反尔、毫无信义。于是，在12月28日晚上（当时天空下着濛濛细雨），集合了3万多赤卫队员，悄悄来到了康平路，赤卫队头头带着一些人进入了曹荻秋的家（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设在康平路，上海市委的不少主要领导人的住处也在康平路），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找曹荻秋再一次承认已被曹出尔反尔地推翻掉的“八项要求”。

但是，赤卫队的这次行动早就被工总司侦察得一清二楚。在此以前，工总司的头头已经跟市委机关造反派、公安系统造反派、大中学校造反派红卫兵、体委系统造反派、科教文卫系统造反派等二十几家造反派组织成立了“联合总指挥部”，还在联合总指挥部下面成立了专门对付赤卫队的“前线指挥部”，所以，12月28日晚，当3万赤卫队员进入康平路时，工总司随即调集了数万人团团围困、封锁了康平路周围所有的路口。

12月29日清晨，曹荻秋在赤卫队头头的逼迫下，再次签字重新承认“八项要求”非常正确、完全有效。当目的已达到的赤卫队头头准备率队离开康平路时，这才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中。偏偏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情，28日晚上，3万多赤卫队员聚在康平路上，其中有十几个人无事游逛，误闯入了同样设在康平路的张春桥的家，张春桥的老婆打电话到区公安分局。工总司方面的人立即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在全市范围内大肆宣扬，说这数万赤卫队进入康平路，目的是要抄张春桥的家。

工总司对陷在包围圈中的赤卫队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高音大喇叭震天价地喊，各种传单雪片样地飞，内容无非是：“赤卫队抄中央文革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造反有理，保皇可耻！”、“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等等。

12月30日凌晨2点，工总司方面开始发起进攻。大多数赤卫队员从28日晚上起就未合眼、未吃东西，又困又饿，全无斗志，纷纷把手中的木棍或铁棍一扔，就地抱头蹲下，大喊：“我是受蒙蔽的！”。由于绝大多数赤卫队员都没有抵抗，武斗并不激烈，在武斗中受伤被送往附近各医院的共计有91人（伤势最严重的一个为大腿骨折）。至30日早上六、七点钟，被俘的3万多赤卫队员被工总司成员押出康平路，被俘赤卫队员摘下的红袖章堆成了6大堆。

赤卫队头头带领少数赤卫队骨干成员拼命冲出包围圈后，又立刻重新召集了数万赤卫队员，扬言要步行上北京告状。这数万赤卫队员出发后，由于大多数赤卫队员都感觉大势不妙，一路上纷纷开小差溜号，人越走越少，刚走到毗邻上海的江苏昆山境内，已被工总司方面的人追上，拦截并包围起来，相持一天多后发生混战，大多数赤卫队员四散奔逃，赤卫队的头头全数被擒。

由于赤卫队的一名主要头头是上海铁路局调度室副主任，手下80多名调度员都是赤卫队员，康平路事件和随后的北上告状，导致上海铁路局调度室无人值班，铁路系统瘫痪两天。工总司方面即以“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将捕获的赤卫队头头送往上海市公安局。继而，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纷纷将自己所在工厂的赤卫队头头扭送公安局，罪名依然是：“煽动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告状，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其时，上海市公安系统已经是造反派掌了大权，对于各工厂扭送来的赤卫队头头和骨干，照单全收，一律拘押。

至此，工总司大获全胜，赤卫队一败涂地，各工厂中的赤卫队员都人心惶惶，抬不起头。就在这时候，工总司内部群众中发生了一埸辩论，辩论的题目是：应不应该接受参加过赤卫队的工人加入造反派组织？辩论后得出的结论是：赤卫队的广大队员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参加赤卫队、犯了保皇派的错误，是因为受到了走资派的蒙蔽，毛主席老人家说，一个人犯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参加过赤卫队的同志加入造反派队伍。于是，工总司下属各厂的造反派组织纷纷主动找赤卫队的成员做思想工作。最后，除了少数死硬派以外，大多数赤卫队员都加入了工总司旗下的造反组织。

经过此一事件，在以后的文革运动中，上海再也没有出现过保守派的群众组织。与上海相仿佛，北京、杭州（仅限于杭州市区）等少数城市，1967年以后就不再有保守派群众组织，这些城市在1967年以后的文革运动中，尽管也存在群众组织之间的派别斗争，但都属于造反派内部的派别斗争；尽管也发生过武斗，但武斗程度较轻、范围较小，基本上未发生武斗中死人事件。社会秩序也相对较好。

但是，在大多数其他城市或地区，保守派群众组织都保存了下来。这一时期（1966年11月至1967年1月）成立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有如下特征：

A．受当时“咸与造反”潮影响，这一时期成立的保守派组织也都打着“造反”旗号，很多地方的保守派组织名称中都有“造反”字样，例如，浙江温州地区的著名保守派组织“温联总”，全称就叫“温州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浙江嘉兴地区的农民保守派组织，全称就叫“嘉兴地区农民造反军区”，等等。这些组织往往也会召开批斗大会，将本地的党政领导人拉来批斗一番。实际上，进入1967年以后，各级党政领导人“养病”的“养病”、躲的躲、被斗的被斗，保皇派基本上已经无“皇”可保，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也不能算是“保皇派”了，但是，他们代表的是文革前围绕在党组织周围的一部分亲体制群众的力量，并且在文革前面阶段与造反派代表的反体制群众力量的争斗中，与造反派结下了宿怨。

既然这类保守派组织都打着“造反”的旗号，那末，如何分辨呢？（1）当事人与所在单位的其他群众是分辨得出的。谁原来是本单位党政领导身边的红人？谁参加过红八月里的党政机关保卫战？在群众性大辩论中，谁持“反”的观点？谁持“保”的观点？彼此都清清楚楚；（2）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当权派是分辩得出的。谁是真正反他的？谁是明里反他实际保他的？哪个不是心里有数？（3）地方军队的高层领导是分辩得出的。因为军队的高官和地方党政的高官是同气连枝的，相互之间是经常通气的，而且，军队高官的子女都在地方的学校读书，他们的家属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地方单位工作，他们的子女和家属基本上都属于“保皇派”；（4）中央文革是分辨得出的。因为自从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即在全国各地派驻了大量的观察员和联络员，各地运动情况、各派群众力量的消长、各派群众组织的动向，无一不是掌握得清清楚楚的。

分辨不出的是：（1）当年支左解放军的下层军官和士兵。因为他们当年是半途介入文革的，不知道两派群众组织的来龙去脉，只看到两派群众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却又彼此斗得死去活来，他们确实是搞糊涂了；（2）文革以后的许多文革史研究者，他们只是从留存下来的各种文字性资料中，对这段历史作着各种自以为聪明的“分析”和“评判”，所以往往也陷入了迷境。

B．相对于这一时期的造反派组织来说，这类保守派组织在各方面都处于弱势：（1）與论上的弱势。这一时期的主导與论是“造反”，所以，即使这些亲地方党政领导的群众，也不得不掩盖起自己真实的政治倾向，打起“造反”的旗号；（2）上下支持方面的弱势。上面，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而不支持他们；下面，他们在群众中的支持率很低，这一时期，保守派在群众中的名声已臭；（3）在人数上的弱势。在咸与造反潮的影响下，往往一个单位的过半数以上人员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造反派往往掌控了本单位的大权，而参加保守派的人数却很少，在有的工厂里，保守派成员甚至不敢公开活动，只能偷偷摸摸地搞地下活动。

但是，在1967年2月起军队介入文革运动以后，各地留存下来的这类保守派组织，却普遍受到了各地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一条线的军队的青睐和或明或暗的支持。再加上另一个隐患：文革前各地武装民兵的枪枝弹药，在文革运动刚开始时都被收缴上来，锁在各地人民武装部和军分区的仓库里。这两大隐患，成了1967年起许多地方爆发“军械式武斗”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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