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drew Walder和政治社会学 | 群学复印资料
主编导语
斯坦福社会学系的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社会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与研究，在社会学界可谓是鼎鼎大名。中国学界对其学术研究的了解，目前还多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他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成名论述，“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透过对中国国有工厂中权力庇护关系形成过程的分析，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另一个则是九十年代提出的“地方政府即厂商”（Local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的论断，阐释了在市场与经济转型中，是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在与高层政府相比中，具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行使作为所有者的权益。
事实上，魏昂德教授在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研究之外，其更大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领域。这一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在密西根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彼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国性的革命浪潮运动，红色的旗帜和袖标席卷全国。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群众运动何以可为，就此一直成为萦绕在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他将绝大多数的研究精力，都花在对于1978年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群众运动进行研究。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将继续围绕这一课题做出深入全面的剖析探讨，包括运动的扩散机制、运动的地区性差异等。但遗憾的是，国内社会学界对于魏昂德教授这一方向的研究关注甚少，这里就此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和介绍。
严飞
2015年12月26日
政治社会学综论
Walder, Andrew. 2009.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mov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5:393-412.
在此文中，魏昂德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回顾。他将社会运动研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取向（political orientation），一个是动员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社会运动研究的主要兴趣集中于解释社会运动在政治取向上，即在意识形态、目标、动机或暴力倾向等方面的差异。但是这之后，伴随着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逐步兴起，研究的热度转移到运动的动员机制和过程上，即社会组织的目标如何，如何获取资源进行动员，又如何利用政治环境获得运动的增长，而政治取向的差异或者被完全忽略，或者仅仅被解释为动员的附属品。魏昂德认为，社会运动如何被动员这一问题固然重要，但过分将视角集中在探讨动员过程上，会收窄研究的视野。学者们更应该去探讨另一个本质的问题：什么样的运动会被动员？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会导致运动的政治取向出现差异？
案例之一：北京
Walder, Andrew. 2002.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Social interpretation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437-471.
Walder, Andrew. 2006a.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3):710-750.
Walder, Andrew. 2006b. “Factional conflict at Beijing University, 1966-1968.” The China Quarterly 188:1023-1047.
Walder, Andrew. 2009.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68年北京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运动一直是魏昂德关注的焦点。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资料，一直到2009年出版《Fractured Rebellion》，并于2010年获得美国社会学会比较历史社会学组Barrington Moore最佳著作奖，可谓十年磨一剑。这一系列研究，魏昂德将历史叙述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全面反映了北京红卫兵运动从兴起到终结的完整过程，探讨了其中复杂的派系斗争、社会影响及其最终失败。
在分析框架上，魏昂德摒弃了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interest group）。该理论认为派系的形成根源于社会基础：什么人选择什么态度，进入什么派别，是有着更深的社会原因。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对运动作出自己的理解和阐释，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其间。在参与的过程中，人们会根据某种利益的共通点，逐渐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不同的派系组织。
通过追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sequence of events），魏昂德指出人们选择加入什么派系，并不受到其在社会地位中所要求的内在利益影响；相反，派系冲突的出现是伴随着来自相同社会背景的运动参与者应对模糊和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所作出的不同的选择和反应。这一论述提醒人们，以“过去”的社会结构简单地、贴卷标式地定位处在风云变幻的运动“当下”的人们的立场和选择，无异于刻舟求剑。
案例之二：南京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2010.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The China Quarterly 203:675-692.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2011a. “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 The China Journal 65:1-25.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2011b. “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2):425-447.
D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2012a. “From truce to dictatorship: Creating a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Jiangsu.”The China Journal 68:1-31.
D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2012b. “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The China Quarterly 212:893-918.
在北京的个案研究之后，魏昂德又将视线转移到了南京。当运动从风暴中心扩散到地方，参与者从学生扩大到更广大的阶层时，群众的派系斗争是否依旧遵照利益集团理论的范式，还是另有解释？
魏昂德一直深信，社会学者从事历史研究，一定要深度攫取和分析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非在他人分析基础上进行二手的转引或者转述。为此，他和合作者在南京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包括小报、宣传册、运动参与者的日记、回忆录，并且做了多份深度的口述访谈。在这些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上述一系列论文，魏昂德重新构建了南京的群众派系斗争和政治运动，从动员到消散的全过程。魏昂德的分析框架，依旧采取了一种动态的模式，重点关注在运动进程中，不同层级、不同群体、不同部门之间的互动和博弈，这种博弈是如何在时间轴上一点点展开，并且如何在关键的时间点上转向，从而导致派系的分裂、结合、再分裂、再结合。
运动的附加效应
Waler, Andrew, and Yang Su. 2002.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 Scope,Timing, and Human Impact.” The China Quarterly 173:82–107.
Waler, Andrew. 2014. “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8:51–39.
Wader, Andrew. 2015.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魏昂德利用198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的全国县志为基础，建立起一套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数据库，通过社会科学的统计方法，对运动中的集体暴力进行了全面的检视，包括形成因素、时间、影响。
编辑：刘伟峰 张亮亮
http://chuansong.me/n/534103051452 |
|
发表于 2017-2-1 16:3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