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我们仍是少数” “文革”忏悔者的努力与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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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约稿，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作家老鬼想为母亲写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却被家人斥之为“鞭尸”。
“90后”们的反应让陆晓娅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  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却羞愧不已：此后王克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载，直至2004年，王克明终于鼓足所有勇气走进谷志有的窑洞，说出了迟到的“对不起”。74岁的老人却笑了：“嗨，运动嘛！你们那会儿娃娃家，懂个啥！”
喧嚣年代仍存于民间的善良触动了王克明，却让他陷入了对自己的反复诘问：“假若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王克明决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发了讣告，并在某杂志上刊登文章《我打谷志有》。12月底，他与好友岳建一、宋晓明商量，决定找更多的同时代者，征集文章，编撰一本名为《我们忏悔》的合集。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再到一群人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对于自己“一刀一刀更深的解剖”——“才是知青宿命的结束。”
王克明陆续发出约稿信。得到的回馈让其惊讶——他从未想到隐于民间，有如此多的人与往事纠缠，为曾加诸他人的伤害而陷入苦痛。
66岁的杨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斗中，杨里克和同伴们拿着冲锋枪，在河边齐腰深的荒草里，枪杀了一名对立面的武斗成员。
“文革”结束后，往事总堵在杨里克胸口。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施于身体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带给他人的心理伤害：作家老鬼叙述了如何出卖同学宋尔仁，上交了他写满“反动话语”的日记本；丁珊回忆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斗时，她因懦弱而选择了沉默；教师章孟杰则因憎恨父亲身份耽误了前途，将他视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独死去……
“记忆折磨着他们。”王克明说，“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

“那样一个年代， 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现在的李斌试图用绘画反思过往：名为《梦境》的画作里，李斌以黑色笔调画下了一千余位“文革”受难者，让其出现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他也计划将一些“文革”忏悔者的故事画成连环画，比如曾在“文革”中告发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毙的张红兵。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

沉默与遗忘


编撰者们逐渐发现：他们始终与遗忘及沉默斗争着。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参加同学聚会。饭桌上，朋友李岚（化名）谈及“文革”时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坏事，没有斗过老师，也没有打过人。这时，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响起：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李岚想起了那次经历：她确实曾跟随一群人，闯进对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岚还从床头柜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国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岚将这本书偷藏了起来。后来，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这本《外国民歌200首》都给了她隐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后，她却如何也想不起这本民歌选从何而来。
那次聚会，胡健目睹了李岚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学，郑重地道了歉。然而，当胡健受此启发，回溯往昔，竟也发现了多年来的记忆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参与抄家，在一间间房屋里搜查金条、电台，甚至将沙发拆毁，找寻其中的日记、手稿。
多年来，胡健却将这件事“遗忘了”，一直认为没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更为广泛的遗忘与沉默则早已开始。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王克明的约稿请求。长期的斗争经历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
作家老鬼面临的阻力更加巨大。《母亲杨沫》写完后，他将书稿交予哥哥马青柯查看。哥哥表现出了面对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将批评性的语言都删改了，换上了不少溢美之词。哥哥妻子的态度则更加严厉，“这是在鞭尸”。
老鬼说，“我们拥不同的人生，他在怀念赞美过往，我则更愿意去反思。”
分歧带来的问题似乎不仅如此。这群忏悔者发觉，上一辈的遗忘沉默，导致了下一辈对于历史的漠视。
1990年代，杨健曾在大学里开过“知青文学”这门课。没过几年，选课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停课。这位61岁的大学教授，已不在课堂上提起“文革”，“年轻人们更关注杨幂，而非历史”。
近30年来，王友琴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建立“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她经常会收到一些90后孩子的邮件：“我的父母从不告诉我，“文革”时家里发生了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那他就真的死了”


2010年5月，应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马人王冀豫写下了《背负杀人的自责》，回忆了1967年，16岁的他参与北京粮食学校与北京师院附中的武斗，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学生。随后，王冀豫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公开忏悔罪行。
未曾想，节目播出后，死者家属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见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对象向他表达了三个意见：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现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亲人的再度伤痛；第二，我们仍然无法原谅你，毕竟创伤如此之深。
最后，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告诉王冀豫：“我个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
王克明则将这次交谈视为一次良好的开始，“忏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4月，《我们忏悔》一书编撰完成，共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至今仍在等待出版的机会——王克明找了两三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对方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岳建一始终记得，一个知青聚会上，他曾提出：“我们这一代需要集体忏悔。”立刻引来了反对者的喊声、嘘声，甚至有人抢他的话筒，将他轰下台。
在另一次校庆征文中，陆晓娅决定写出自己批斗老人的故事。“我不做交代，不向老师道歉，我就无法心安。”
自己的文章却意外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人再愿意想起往事，就连那些“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也是如此。老师们偷偷找到她：“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陆晓娅并不认同老师的说法。她一直致力于传递历史。在一所大学，陆晓娅开设了名为“影像中的生死学”的选修课，其中“社会性死亡”这一单元中，会重点讲述“文革”、三年饥荒等内容。
陆晓娅也会邀请学生用短剧、微电影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考。最让她欣慰的，是一个小组的学生演出了短剧《老舍之死》。提问时，陆晓娅问：如果老舍先生在天有灵，看到半个世纪后，一群年轻人演绎他的死亡，会怎么看？
有同学的回答很真实：我们不能理解他的痛苦；也有同学的回答让她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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