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教育时报：1956 取消干部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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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成立的干部子弟学校。 资料图片


干部子弟学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大多创建于战争年代。这些学校享有特殊的地位，学生享有特别的待遇，渐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于是教育部党组发出了《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要求1956年逐步取消这类学校。


干部子弟学校的特殊化


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或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


1953年，高小、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干部子弟上学也面临不小的竞争。华东局据此作出相应安排“凡已毕业学生愿继续升学者，可在中学招生时，采取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从宽录取。”这使得大批干部子弟得以如愿升入上海中学、中国中学等上海名校。干部子弟的就学优势可见一斑，于是全国各地掀起兴建干部子弟学校之风。


干部子弟学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大多创建于战争年代。这些学校享有特殊的地位，学生享有特别的待遇，渐渐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干部子弟学校的特点是：条件优越，学生身份特殊，许多校长都是首长夫人。


北京育英学校就读的许多学生是中央领导的子女，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学校带来了毛泽东的题词“好好学习”，成为了该校校训。它的首任校长是徐特立，1956年该校增设初中部，校名正式更名为北京育才学校。


八一学校的学生家长大多是红军老干部，或者是烈士。在学校第一批学生家长中，有174人获授元帅或将军头衔。当时北京101中学的校友，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曾山的儿子曾庆红、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刘少奇、朱德、谭震林、陈赓等的子女就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当年有人这样介绍说，育英小学一般招收的是司局级干部的子女，八一、十一、五一这些学校收的是将、校级干部的子女。


其中，101中学在1952年至1982年的校长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王一知；十一学校首任校长是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东北育才作为一所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干部子弟学校，第一任校长是高岗夫人李立群。


干部子弟学校的特权色彩，势必引起群众不满。这类学校容易造成学生人格教育上一系列的问题：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不理解社会生活情况，轻视劳动人民，有一种超人一等的优越感；娇生惯养，不知节俭，不爱劳动，不会管理自己的生活，不爱惜公共财物；不守纪律，没有礼貌。有的学生甚至放言：“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呢。”


干部子女在这种条件优越、生活特殊、设备豪华的学校里一住就是十几年，长期地脱离工农兵，脱离三大革命运动。他们住着高楼大厦，吃着鸡鸭鱼肉，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贵族式生活。


这类学校上山下乡参加一般劳动的毕业生为数寥寥，严重脱离劳动。偶尔有下乡劳动，也丑态百出。学生们住招待所，坐大轿车，随身还带着口罩、手帕、手套、水果、点心和保健医生。难怪贫下中农说：“这哪儿是劳动啊，他们是享福来了。”


此外，对教师的要求是有“妈妈性”，终日为学生的衣、食、住、行忙忙碌碌，甚至提倡老师给学生钉扣子，洗脚，剪指甲。学生每周每月过磅，不增体重，就说老师没完成教育任务。


十一学校第一届初中毕业生仅四个班（每班36个人左右），竟然配备七个语文教师，五个数学老师。校党委还专门成立“三人小组”，外加一个主任亲自“督战”。


各校为了达到100%的升学率，教师学生起早贪晚，突击考试科目。考场上还发手表、开电扇、喝汽水，以免学生昏场。


取消干部子弟学校


当时，上海一市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反映新华小学的问题。该校学生全系华东高级首长子弟，只有二三百名小学生，却有七八十人服务。学生可以享受洗脚、洗脸，洗衣服等全套服务，然而工作人员未能赢得学生起码的尊重。有保育员来查看宿舍，一群学生齐声开始骂下流话，老师不敢管教。开家长会时，家长们全是首长，把全校老师训了一顿话。最后，这位写信人要求尽快取消这种特权学校。


干部子弟学校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


毛泽东本人对此有着高度的警惕，早前他就有批示：“干部子弟，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周恩来就得知一些干部子弟学校大搞特殊化之后，在国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不要专为干部子女办学校，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01中学看望师生时，告诫这些学校，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八旗子弟。“干部子弟不要特殊化，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实际。”“无产阶级战士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


周恩来还给育英小学题词：要艰苦朴素，不要特殊化。


教育部党组发出了《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要求1956年逐步取消这类学校。


据《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1952年仅华北、华东、西北、东北4区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弟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即使是该通知下发后，全国许多地方和系统，一方面摆出整顿干部子弟学校的架势，另一方面却又新建了不少这样的学校。


《报告》列举此类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专车接送孩子上下学。据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个干部子弟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接学生的小汽车共359辆次。二是办学条件优越。据1954—1955学年度小学报表资料显示，干部子弟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平均为6：1；普通城市小学为28：1；农村为35：1。三是开支极为宽裕。有的干部子女学校的开支，想花多少就花多少，根本就没有标准。另外，此类学校容易获得来自各方面的关照。


《报告》认为，从1955年7月起国家全部实行工资制，再由国家拨出专款替干部子弟办学，就更不合理了。《报告》列出了改造的办法与步骤：1956年起将这些学校逐步改为普通学校；各部门办的学校一律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接管；以“儿童之家”的形式解决烈士等子女就学问题；公费待遇一律取消；节俭办学压缩经费；寄宿制改为日托制；军队学校另行处理。


《报告》还在思想认识上指出，有些干部本身的教育态度也有问题，不注意对子女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只知对子女娇养溺爱、放任纵容，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的一种反映。


1956年，上海的干部子弟学校交由地方政府接办。上海市与华东局所属的两所子弟学校，原共计19个班级，650名学生，160名工作人员。自地方接管后，两校班级减少为11个，学生减为410人，其中干部子弟170人，工作人员52名。


在干部子弟学校交给地方管以后，改造过程并不彻底。有的学校为了装点门面，收了一个炊事员的女儿上学，但由于她成绩不好，影响学校100%的升学率，当权派竟然强令孩子退学。


有的学校利用收生做交易，学校缺少什么物资，就收主管这些物资的当权派子女入学。而工人、贫下中农三番五次来学校商谈子女的入学问题，他们都拒之于校门之外。


许多工人、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这样的学校不是给我们办的，我们进不去！”可见，干部子弟学校的取消进程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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