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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超
来源：《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4辑（董佳主编）
发布：2016年08月01日
《高校六十条》是新中国“十七年”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已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巩固政权，创建符合全新的文教体系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为此，进行了全局性的院系大调整，基本打破了民国时期的文教界的格局，随后进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但在全面学苏过程中，由于盲目照搬照套等简单化的做法引起了一系列水土不服等问题。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之际，中国开始掀起了“大跃进”，教育界也掀起了“教育革命”。这一运动取得了某些成就，但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教育界也应势而动，提炼出了《高校六十条》。这一条例是对此前十余年社会主义高教建设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其实施效果也甚为显著。此前，新中国教育在在理论上虽倡言“批判地吸收”一切好的经验，但在实践操作层面仍基本上套用苏联教育模式，并沿用了此前解放区教育的模式，否弃了民国时期的教育传统。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当时的新政权尚缺乏娴熟的治国理政经验，惯于沿用此前思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文教（以及科技）工作，因此难免遇到某些挫折。而此后，其办学风格日趋稳健务实，成效可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努力仍不免受到诸多约束，最后被历史浪潮所隔阻。所幸，当时的诸般努力，在新时期仍不无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办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我国参照苏联的模式来重塑全国教育体系。由此取得一系列成就，也出现一系列偏差和水土不服的情况。稍后，中苏关系破裂，并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内外交困。也正是在中苏交恶后，中国才开始有意识地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取得初步成效，但在“教育革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例如：规模与质量的失衡；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关系处理不当；学校政治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错位，中心工作往往被压制甚至被取代；等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亟需进行深刻反思和系统性的政策调整，以求“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条例，如在聂荣臻主持下形成的“科学十四条”、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高校六十条”和在周恩来督促下形成的“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上述条例在总体指向上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调整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二是落实“双百”方针的问题。但具体到高校工作中，主要的核心问题则是：一、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二、独立自主与取法他者（包括继承传统和学习外国两方面）的关系问题。下面分而述之。
一 历史背景及形成过程
从1958年开始，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全面“大跃进”中，各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大跃进”中搞起来的教育革命，既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又严重违反教育教学规律，引发了诸多问题。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上，追求高指标（1958年甚至提出“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的高指标），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造成了规模与质量、结构之间的严重失衡。这种大起大落，不但使数量没有保证，质量严重下降，且使工作反复折腾，陷于被动。1958年批判“三脱离”、大搞上山下乡，高校大编教材，学生上讲台，导致社会活动过多，劳动过多，影响了教学质量。高等教育领域若干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又出现了若干新问题。教育界的状况亟待系统性地改革与调整，1959年，教育界开始贯彻“六字方针”（整顿、巩固、提高）。
为了纠正“大跃进”对教育事业造成的混乱，亟需总结此前一段时期的经验。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毛泽东为此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接着中央相继制定了有关工业、商业、科学、文艺等方面的条例草案，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对林枫说，要仿效人民公社的做法，也要写出一个办好高等学校的几十条。2月，在教育部重点高等院校的会议上，林枫发表讲话，号召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林枫向蒋南翔传达主席指示后，陆定一、林枫和蒋南翔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负责起草《高教六十条》、《中学教育五十条》、《小学教育四十条》，系统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为制定《高教六十条》，林枫还亲自带领调查组到北大、清华调查。
1961年3-9月，根据中央指示，蒋南翔与杨秀峰在津、京等地对高校进行调研，较系统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并起草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的“说明”。同年夏，邓小平到北戴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7月26日—8月5日），听取蒋南翔关于该条例的起草说明书并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陆定一负责的小组，根据讨论的意见对条例草案进行修改。8月1—5日，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对条例草案修改稿逐条讨论和反复修改。同时，会上还讨论了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草案的指示草稿，以及邓小平和有关负责人彭真、陆定一、康生联名写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信。在8月5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还决定：由陆定一负责将文件修改后立即发信给参加8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以便事先阅读，准备意见。会后，教育部即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宣读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二 历史意涵管窥：“教育”条例的“政治”意蕴
如前所述，在该文献形成过程中，各方要人均已参与其中。准此，这一文献固然是个文教领域的文件，但更隐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信息，牵涉着方方面面。许多政界要人的介入，尤其加重了其中的政治意涵。因此，它也成为浓缩当时社会政治信息的一个绝好的窗口。
这一条例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包括：以教学为主，加强基础；生产劳动时间一般每年一至一个半月；学校应积极开展科研工作，主要力量是教师；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贯彻“双百”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而其核心的核心则在于“学校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所谓“以教学为主”，也就意味着牵涉到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在蒋南翔看来，这一条例乃是全日制高等学校的基本法规，一定要反映高等教育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规律；它应当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起指导作用的纲领性文献。因此，他经常提示说，文件稿的每一个条款，涉及的每项工作、每条规定，以及每个提法、用语等，都应是经验总结的产物。所以，一定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研讨，力求集思广益，切实可行。在这个意义上，文件形成的全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的过程。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高校六十条”草案和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的指示草稿进行了讨论。会议对条例草案改动不大。9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条例，并得到毛泽东的核准。毛泽东说：“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意即肯定该条例在探索我国自己的办学道路上所取得的初步成果。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这一条例的指示，同时发布了这个条例。其后蒋南翔还主持起草了“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也先后经中央审议通过。这三个条例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学校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为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高校六十条》发布后，蒋南翔于1961年9月24日在教育部贯彻《高校六十条》会议上对此条例作了详细说明。他说：“《高校六十条》是在总结12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来进行教育革命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适合我国情况的一套高等教育的规章制度。”在讲话中，他把解放以后高等教育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手里把全部高等学校接收过来；一个主要是学习苏联；一个是从1958年到现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教育革命，开辟我们自己的道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的时期。他分析了这些年取得的成绩和失误，并就条例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说明。在讲话中，他还强调整个条例的实现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要从实际出发，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
这一条例发布后受到高校广大教职工的欢迎和拥护。各高校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结合各自实情提出了诸多思路和做法。许多高校召开了“神仙会”，让老教师畅所欲言，并改善了老教师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创造条件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虽然条例标明主要适用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他高校也都学习和讨论这个文件。1962年3月，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这个条例可以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试行。各高等学校通过讨论《高校六十条》，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了今后的办学方向，使学校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并取得初步成效。实践证明，这一条例符合国情和高等教育规律并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为在新中国办好高等教育制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提供了比较具体的章法。
综上所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这一文献有丰富的意涵。在某种意义上，它乃是新兴政权在探索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的过程中，经过探索和挫折后，对若干关键问题的初步求解和回答。这其中，包括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关系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问题，而这，又衍生出知识分子问题、文教工作制度化与政治化的问题。这一系列对社会主义高教发展中国道路的早期探索，符合国情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自然也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三“中国道路”与外国经验
关于学习外国经验过程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学习苏联之始就已有人提出。然而，这种独立自主的诉求远未成为各界普遍的思路。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之后，高教界在此方面有了更多的自觉，有了比较客观的认知，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成熟；在之后的“大跃进”中，文教界遭遇了“教育革命”的严重偏差和受挫。经过“高校六十条”的总结，才开始实现了更高层次上的自觉。
在上述过程中，作为教育部领导者的蒋南翔及其所执掌的清华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全国范围看，蒋南翔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有魄力的教育家，在全国文教界地位异乎寻常。他能够自觉地为党分忧，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学术独立等重大问题。蒋南翔从1959年起领导教育部工作，1965年1月，升任高教部部长、党组书记（同时继续兼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年6月，任高教部党委书记。他之所以受高层的如此器重，就是因为欣赏他敢于且善于坚持独立自主探索大学发展道路。其实，从学习苏联、接受苏联专家支援之始，蒋南翔就始终明确强调：不能长久地依赖于苏联专家；要独立自主，不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要尽快形成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解决本国问题的能力，自主自立自强。在1956年9月，蒋南翔在八大的发言中说：“如果我们长时期内不能依靠本国培养的专家来独立解决工业建设中的重要关键问题，如果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长时期内远远落在世界上各个先进工业国家之后，那就将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科学技术的落后，意味着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不能独立。我国的高等教育，应该而且必须成为提高全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有力杠杆。“在当时，蒋南翔及其治下的清华，是坚持独立自主、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主义高教发展中国道路的典范。毛泽东此时曾一再谈及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关系，而蒋南翔当时就是高教界率先地坚持独立思考的典范之一。在当时一边倒“学苏”热潮的形势下，这需要有胆识有智慧有担当，体现出很自觉的民族主体性。这与许多高层领导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隐然受到他们的欣赏。
蒋南翔始终不赞成一边倒地全盘照搬苏联。他认为，不仅要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而且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不仅要努力赶超西方，还要接近和赶上苏联的水平。他坚持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要从实事求是，中国实际出发，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当时中国学习苏联经验，对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偏颇（如“六节课一贯制”就不适合中国师生的特点，后来周恩来亲自出面纠正了此问题）。1953年8月，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教学研究会上明确指出：“在学习苏联中，我们特别注意了和本国及本校的实际情况结合，防止冒进，也防止保守。”二者“都要同样加以反对”。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上，蒋南翔就高校工作发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在学习苏联的工作上还有缺点，比如严重的缺点就是形式主义，认为学习苏联可以不考虑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可以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只要把苏联现有的规章制度照搬过来，就可在中国学校中同样加以推行。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自然就不能获得良好的结果。为了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更快的进步，学习苏联的形式主义倾向，是应该防止和克服的。在这段时间，他多次在各种场合阐述他对正确学习苏联经验的看法。1955年7月，在中共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蒋南翔代表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发言时说：“高等学校的某些行政领导部门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不是没有摇摆，不是没有若干方针性原则性的错误。……如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毫不考虑我国各高等学校的现实情况”。在清华第十次教学研究会上，总结三年来教学工作时，他又强调：“我们学习苏联，绝不是说就要完全拒绝学习英美有用的东西，相反，我们是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吸收一切国家有用的东西。”1956年8月，蒋南翔等人撰文对于高校系统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制度，取得显著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在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上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必须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科学技术，我们应该虚心学习。担任清华校长顾问的苏联专家萨多维奇曾提出学校只要保留土木、水利、机械、电机等几个传统专业就可以了，蒋南翔不同意这个意见。他的决策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新技术学科打下基础。——此间苏联专家还曾反对清华发展原子能学科，而蒋南翔克服阻力，力主上马，为日后学科优化和国家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在此时，党内已经就学习苏联、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上逐步达成了共识。
应当说，作为一个执政未久的新兴政党，中国共产党亟需领导正规高等教育的经验；新政权对文教事业已作初步谋划，但还远未成熟。共产党能否改造好老大学、建设新大学，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中外各方都很关切的一个现实问题。清华则是探索道路上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其成绩乃是这方面的一大硕果。在当时，中国正处于一边倒的“全面学苏”大潮中，多数高校都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谈不上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探索发展道路。许多学校要么无此自觉，要么由有心而无力。清华则有此自觉，并很早起步做相关工作。该校通过先行先试，积累了第一手经验，不仅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而且获得了某些具普遍性、可借鉴的办学经验。这对全国高校发展是个重要创举。——此举乃是为党分忧，对新政权也是个很大的欣慰。中央自欣赏有这种远见和胆识的人物。蒋南翔不仅被选拔到高教部、教育部的重要岗位上，而且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高层对蒋的欣赏和器重，不仅仅体现出新政权对大批新型专门人才的渴求，更体现出对民族主体性的强烈诉求（即不甘心依赖于人、受制于人），乃至对尽速摸索出“中国道路”、获得娴熟的治国理政能力的强烈渴望。1953年至1954年冬，毛泽东就曾多次亲履清华，并称赞蒋南翔在清华的办学工作。显然，对清华当时的一系列思路和做法，毛泽东等人甚为欣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清华大学也确乎可说是创造性执行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相结合的典范，同时也是贯彻“又红又专”方针的典范。而这方面，蒋南翔也的确堪称高教界的先行者。他入主清华后不久，1954年在各大区学校教育处长会上谈及清华工作时，就说：“说革命，不是把旧的一切都打碎，相反的要尊重原有的传统。”他在学校里也经常讲：“老清华早有门槛高（即招生要求高）、底子厚（即基础理论学得好）、后劲大这些好传统，要继承。”1956年6月，在他起草的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谈道：“我们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院系调整在总的方面是对的……但当时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不要破坏我国要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对于我国过去学习英美资产阶级的办法办了几十年教育，其中某些有用的经验也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来吸收，而有一概否定的倾向。”他还谈道：“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首先是要善于继承，只有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发展。”1956年，蒋南翔又指出：“向苏联先进经验学习，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向，但并不是它的唯一内容。我们还要向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同时也要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过去吸收和学习英美或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有用东西，曾有不够重视的地方，应该克服这种缺点。”在当时全国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一边倒”的情况下，蒋南翔的这一系列主张是难能可贵的，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不仅重视继承，还强调超越，他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超越过去。要敢于超越，开创我们自己新的道路。
在中苏关系交恶之后，中国方面才有可能更好地彻底反思学习苏联的得失。在实际探索过程中，作为中国高教界的领导者，蒋南翔对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规律的探索逐步进行了哲学高度的提升和系统化的总结。在清理了一九五八年一系列“左”的口号后，他明确提出“三阶段，两段论”，1962年8月在清华大学指出：“第一阶段是老清华，第二阶段是1952年学苏，第三阶段是1958年以后。”每个阶段都应一分为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推陈出新。……我们做过的好的要有勇气坚持，不适合的也要有勇气来否定。需要比较彻底总结工作，应该是‘三阶段，两点论’。”他强调指出，“要按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路’。”这对于指导学校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蒋南翔的“三阶段，两点论”的思想源于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对于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观点，蒋南翔多所推崇）。
“三阶段，两点论”乃是1958年以来有关方面自觉探索社会主义高教发展的“中国道路”的重要成果。这不仅是对清华的历程精辟概括，对全国高校亦不无借鉴意义（蒋南翔等人同样也是借助此思路来分析全国高教事业的发展历程的）。事实上，这与中央的精神也是高度一致的。“高教六十条”实质上把当时一系列好的思路和做法予以凝练和提升，进行系统化、制度化，并向全国推介，对全国高教界进行调整和纠偏。
中共八大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在考虑，苏联自斯大林逝世后，陆续暴露出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诸多缺点和错误，要少走弯路，总结自己的经验，自主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1956年2、3月间，毛泽东等人在连续听取国务院主管经济建设的34个部委的报告后，最后由毛泽东归纳整理，在同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严厉地批评了“一切照抄，机械搬运”的错误，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试图找到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知易行难；在稍后的一系列实践中，却频频出现明显失误）。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时，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此后，人们思想明显活跃，大家敢于说话、敢于争论。是年8月，北京市高校党委负责人蒋南翔和杨述、宋硕联名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明确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须严格执行从实际出发，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需要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苏联经验，更多地独立研究中国情况，总结我国的经验，富有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蒋南翔在会上作了题为《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努力》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发展高等教育中提高质量的重要性。
四 “红”与“专”的纠结和张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校六十条”是教育工作中政治化与制度化两种办学思路博弈的结果。这一文献的出现，意味着二者暂时达成了动态的平衡。然而，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种平衡注定是脆弱的、短暂的。在政局的风云变幻中，制度与政策皆显弱势无力；在泛政治化的环境中，文教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势必步履维艰。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毛泽东历来强调教育工作中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政治方向放在首位。1958年1月，毛泽东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一条专讲“又红又专”。毛泽东强调：“红与专、政治与业务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许多高校都对毛泽东提出的“又红又专”的指导方针十分重视，反复领会，并作为指导工作的红线；部分重点高校还创造性地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实现了政治正确与学术卓越的高度融合，基本理顺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但严格说来，此问题在当时并未彻底解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并未真正厘清，后来在中央层面也有所反复。
这一文献是当时政治文化生态的产物，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同时，它也是政治家群体内不同力量和观点之间互动、商洽甚至博弈之后的结果。其起草工作虽主要由文教界人士担当，但其诞生则与高层的推动直接相关，其中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习仲勋等贡献尤钜。中央高层内部不同人物对知识分子不同及文教工作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而此文献则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下主要领导内部达成共识后的产物。其内在精神意味着还是要纠正“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思路，回到教育正轨，继续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这，也就意味着要信任、尊重和依靠教师（知识分子），要尊重“专”家。邓小平认为，“红不等于专，但专一定要红”。他力主红、专结合（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一以贯之的）。他所代表的这种健康的思路此间暂时胜过了“左”的、过于脱离实际的激进化偏向，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蒋南翔及其所主政的清华，在总体方向上领会并创造性地执行了毛泽东关于“又红又专”指示精神；但在风格和内涵上，则很贴近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的理念。可以说，他在某些问题上与直接关心文教工作及知识分子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有很多共识，避免了当时那种环境下容易出现的反知识等极端化倾向。由蒋南翔等实际主持起草的这一文献，也基本贯彻执行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思路，对知识分子予以尊重、信任、理解和积极使用。
教育的问题，必然牵涉到对高校的方针政策问题。高校是知识分子高度密集的场域。对高校的管理，直接触及知识界的神经，可谓窥斑知豹。知识分子是科技登山队的主力军，是学术独立的主要担当者，而学术独立和教育独立则是关乎民族独立的重大问题。因此，不仅“红”与“专”的问题关涉到知识分子问题，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的问题，也直接牵涉到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待遇及使用的问题。文教和科技政策、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尺度的把握，在根本上还是对知识分子问题。然而，建国后，由于对相关认知的变化，知识分子政策也时有嬗变，文教工作每每因之多有反复。
在建国初，高校建设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面临着特殊的环境。以清华为例,院系调整结束初期，学校工作主要依靠解放前后在清华地下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干部,其中大都只有二十余岁。该校教师普遍缺乏实际生产经验；全校教师中,教授副教授中只有四名党员，而党员教师大多数是助教，缺乏教学实践经验,被称为“助教党”。为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学校通过“两种人会师”的策略，才逐步解决师资队伍建设的结构性问题。
五 “红”、“专”语境下的知识分子问题
在高教发展过程中，要真正探索适合国情、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道路，关键要处理好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问题。而在具体执行中，则主要体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这也正是“高校六十条”的着力点之一。而这一条例的起草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教育部主要领导蒋南翔及其所主政的清华大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
在蒋南翔看来，要真正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就应重视所有知识分子，尊重、信任和恰当使用老知识分子；同时也加紧培养大批量在政治上高度忠诚的新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要为知识分子的新陈代谢准备必要的过渡时间，不能急于求成。他把知识分子与科技、文教、意识形态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办好大学是关乎学术独立、民族独立的战略问题。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源于他对文教及意识形态工作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深刻理解。与经济基础不同，文教工作有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对于文化领域的继承问题，蒋南翔自有见地。在主持起草“高校六十条”期间，蒋南翔于1961年6月在清华大学全体教师大会上讲道：“文化领域里有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对待文化遗产与对待政治问题、对待国家机器不一样，是两回事。对旧的国家机器、反动政府，必须打碎。……文化是上层建筑，有相对独立的部分，要继承。学校不是要打碎，而是有个很细心地继承的问题。在文化科学上更是如此”。他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能要求太急，不能简单化。他提出了“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指导思想，认为只要是“前进”，就要给予肯定。“思想问题必须思想解决”，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不能通过政治手段上纲上线。
清华在当时是较好地协调了政治环境和办学规律的典型。该校对制度化与政治化之间的张力把握得比较好，这反应在学校内部，就是办学过程中的红与专的问题；反映在外部，则是适应环境与立足校情、坚持规律的问题。该校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想法和做法，如“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三支代表队”、“因材施教”、“双肩挑”、“少而精”、“真刀真枪作毕业设计”、“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周年”等。这一系列想法和做法，极大地提升了其办学水平和社会影响力，对全国高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示范性影响，亦深受中央的格外关注。可以说，该校此间的一系列努力，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兴执政党的教育路线（在贯彻落实“高校六十条”的过程中，该校的一系列思路和做法也颇受瞩目，不少高校亦前来“取经”）。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该校当时的最大贡献之一，乃在于其极富创造性地处理了红与专的关系，创造性地在新中国正规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中实现了“政治正确”与学术卓越的高度融合。——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干部，以推动建设事业、推动学术独立和民族独立，这正是当时新政权所急欲解决的问题。清华等校的探索可谓正逢其时。
政治化与制度化、大政治与小政治的问题，在本质上都关乎红与专的问题。这是当时办学工作的关键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其实始终都是紧紧抓住这个问题的。毛泽东率先提出“红与专”的问题；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后多次在中央的讲话中强调这一问题，其实都是抓住了这一实质。蒋南翔接近中央，率先领会了中央决策层的精神方向，其中就包括：一、学习苏联与独立自主的问题，二、红与专的问题、政治与业务的问题（或方向与质量的问题）。中央层面的这些思考有着深切的内涵。它反映出新兴政权为探索高教发展的努力。
“高校六十条”与顶层决策者之间既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从中自可看出当时国家政治运作的某些脉象和迹象，可以窥见当时高层的执政风格、治国理念和微妙的人事关系。当时这一工作是由邓小平直接领导的，这一文献自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独特理念。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总体的办学环境中显得过度政治化，因此上述相关努力的实质是要从政治化回归到学术化制度化的正轨，实现向教育本质的合理回归，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认和巩固。易言之，就是要使文教工作在政治与业务之间的合理区间内运行。事实上，这还是红与专的问题。文教工作，不能只专不红，也不能以红代专、甚至红而不专。而当时的危险恰在于此，批“白专”、拔“白旗”，似乎“越左越革命”，使高校工作深受其扰。
政治与学术文教的关系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具体地集中表现为知识分子的问题。当时文教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曾长时间在政治化与制度化、学术化之间反复波动。政治因素和教育规律都是搞好文教工作必须考虑的要素。办学工作既要适应外部环境，也要遵循内在规律，把握其间的张力，寻求二者的动态均衡。在社会主义中国办大学，既要讲政治，也要重规律。教育与政治之间要有适当的张力；否则以政治规律、政治风向取代教育规律，难免“只红不专”、“以红代专”，不可能真正实现“又红又专”。是按政治的逻辑来办教育，还是按教育规律来办教育，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有很多争议和分歧。当时诸多工作均“泛政治化”，“政治挂帅”压倒一切，容易走向极端化。理论上的“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实践中往往被极端化为“政治挂帅”，酿致种种失误。处此大环境之下，人们往往更多的只能是紧跟政策、政治，而忽视教育自身的规律。即便是那些敢于独立思考的教育家，也无法超脱于当时的环境，也只能大体遵照这一思路来开展工作。如在清华大学，学生中甚至曾一度出现普遍的不敢读书，不敢多学业务，怕被人说是“捞一把”的情况。以致于蒋南翔不得不在1961年的一次全校会议上说：“到清华大学念书怎么叫捞一把呢？假如这叫捞一把，那就是要捞一把嘛，要不，你为什么到学校里来念书啊？”他还针对当时批判“知识私有”的运动说：“知识就是属于私人的……假如知识不能私有，那就不应该有知识，一穷二白最好，最革命；知识分子中大知识分子就是大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就是小资产阶级，没有知识就变成无产阶级。这一来就糟了，这无产阶级还能建设社会主义吗？
作为中国高教界的代表性人物，蒋南翔等人以冷静的头脑，积极探寻教育的内在规律；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既努力适应现实环境、回应国家的现实诉求，也排除干扰，按教育规律办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这在当时之中国，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然而，形势比人强。面对当时整体性的时代气候，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无法左右全国的政治气候和时代环境，甚至在蒋南翔主政的清华大学内部，他也无法完全把控形势。
政治形势在当时就多有反复：先是“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接着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高校进入调整时期后，又有“春节谈话”和“四清”运动。最后，国家工作中的各种错误趋向终于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文教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都发生基本性逆转，各类新老知识分子皆受严重冲击，直至“两个估计”的出现。
六 贯彻及其成效
1962年至1963年间，教育部为贯彻执行高校六十条，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蒋南翔主持下，召开了一系列工作会议。1963年1月，召开了直属高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蒋南翔明确表示：科学研究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在以教学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在高校中，科研与教学是相辅相成的；特别在自然科学领域，不搞科研而要提高教学质量是不可想象的。1963年1月，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修订的《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为建立和健全高等学校研究生的培养制度、为初步建立研究生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此后几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实现重大进展。这一暂行条例也为以后制定学位条例打下了基础。
这些会议在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收到了显著成效。会议的决定和制订的条例、简则使高校六十条的有关条款具体化，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制度化。1961-1965年间，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科学研究取得较大进展，涌现了一批优秀成果。1965年底在北京举办了直属高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展览会，展出217项展品。蒋南翔陪同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分别参观了展览，邓小平参观后颇感欣慰，说：“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很值得提倡。”可以说，经过几年努力，中国高校正在逐步挣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寻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高校的科研实力大为增强，为推动国家学术发展和文化传承、繁荣而做出了更多贡献。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全国高校的建设取得很大进展，经过艰苦探索，初步建成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学术名家、兴业之士、治国之才。同时，许多高校也由此积累了第一手的办学经验，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大学中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个人与集体、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三结合”等方面取得的有益经验，能够从实际出发，按教育规律办事，取得了显著成绩，获得了丰富的经验。无疑，这是社会主义高教发展中国道路的重要探索。
七 限度与反复
作为新兴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深谙知识分子（专门人才）对国家建设事业的意义，故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并在“文化大革命”前多次召开知识分子会议。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到彭真、陆定一等，都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等倾力尤多。1955年12月-1956年1月，按照中央部署，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蒋南翔代表市委在会上作了题为“市委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并提出着重要解决三个问题：充分发挥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力在青年中培养新的专家；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他提出要信任现有高级知识分子，培养新的专家，并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这种理念，推动了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知识分子工作。
党中央在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为了准备这个报告，周恩来组织人员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他亲自抓高校中的两所学校（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解剖麻雀”，通过典型分析，了解知识分子状况。周恩来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报告》提出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指导原则：“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技发展问题的一次历史性盛会。北京市高校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在新教师的培养中，明确提出要依靠老教师，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同时，努力做好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接收新党员的工作。
然而，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和“大跃进”等运动中，知识分子又受到较大冲击。为改进知识分子工作，中央进行了新的努力。在1962年初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周恩来在讲话中，毅然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当前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的所作的基本估计，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会上，陈毅正式郑重地向与会人员举行了“脱帽礼”，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帽子。陈毅的话引起了60多次鼓掌。此次会议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反响。随后，在二届三次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再次宣布了这一论断。——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报告，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及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一脉相承，代表着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
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工作中，依然有若干深层次问题未获根本解决。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的偏差和游疑，是执政党在相关问题上不断犯“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当时，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此问题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此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及文教工作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事实上，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其研判也在波动之中，有时难免对阶级斗争估计过于严峻。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及其他种种原因，中共八大的精神和毛泽东本人亲自提倡的“双百”方针并未得到遵循和贯彻，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亦未得到切实执行。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还不够成熟，在治国理政方面还缺乏经验，仍需摸索和试错。失误自然难免。果不其然，情势很快发生反复。
1964年2月13日（春节），毛泽东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其对教育甚为不满，批评道：“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不行。”“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要完全改变。”他还认为：之前的教育革命是“方针对，方法不对。”此时，全国高校正在恢复调整之中，在积极贯彻“高校六十条”，探索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大学的路子。高校各项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高教界再度充满着生机和希望。“春节指示”传达后，高教界环境随即收紧。
不久后，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关于学制问题，“我看还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有些专业如理工类可以长些，比如说五年制，有些专业如文科可以短些”。联系到还要不要继续执行正在贯彻中的“高校六十条”，大家顾虑重重。在听了邓小平的话后，教育界人士的精神压力大大减轻。然而，这年8月29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教育界人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深感不安。次月，中央又传达了毛泽东7月5日在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的谈话。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呢？”他要求学生到校外参加“四清”，否则不能毕业。而早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这也是此间影响甚大的“二十三”条的基本精神）。事实上，毛泽东历来强调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建国后，毛泽东号召要使青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或“工农群众知识化”），通过劳动来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4年9月和1965年2月先后发出关于高校文科师生和理工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
另一方面，周恩来、陈毅等人曾一再明确表示我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显然，此时毛泽东的教育理念与此前相比已有所变化，与周恩来等人多次以来的表态也有很大差异。这是两种不同的思路，难以调和。在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上，中央决策层内部是长期有深刻分歧的。而在文教界，则部分地体现于蒋南翔与康生等人之间的分歧，二者过节极深。这不仅是两种观念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还关乎两种人格的差异。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高层乃至社会上有着不同声音；“左”的势力一度存在，但中央纠“左”的努力也从未停止。两种力量长期博弈、此消彼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形势日渐极端化，“左”倾势力持续抬头，最后终于占据主导性地位。这与当时大的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治国的实践状况直接相关。总体而言，“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邓小平语）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此进程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突出体现为知识分子工作中的显著偏差。
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知识分子对政策的调整和各项条例的制定，多所顾虑。教育部到高校征求对高校六十条意见时，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此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当时的政策调整不仅有一定限度，而且已经潜伏着出现大反复的预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突出强调阶级斗争，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条例旋即被搁置。“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更有人把高校六十条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复辟纲领”，彻底否定了高校这一时期取得了成绩。此前的诸般努力亦付诸东流。
1971年4月至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圈阅、“四人帮”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这一文件，意味着彻底中止了各方面以前“纠左”的可贵努力，并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于1977年7月向中央提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一系列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鼓励、提倡，是估计到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60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高校六十条的。准此，砸开“两个估计”的枷锁，就要把毛泽东对教育方面和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在邓小平等同志的联合努力下，终于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充分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文教工作的新局面准备了条件，也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八 余 论
统上，“高校六十条”是“十七年”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是政治家与教育家合作的成果，也是新兴政权及新执政党探索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经过反思之后形成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它虽是一个教育文献，却有着极丰富的社会政治意涵。
这一文献是在“教育革命”受挫后，重新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探索中国道路的努力。在其最核心的两个问题——独立自主与取法他者，以及“红”与“专”两方面都深有意涵，而后者，尤其集中体现为文教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业务专家）的关系，以及办学工作中红与专的问题。这一条例的生成和贯彻落实，也表明这一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只不过，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努力及其成效注定也是有限的。
1958年之后，中苏日渐交恶、中国已基本停止照搬苏联教育模式，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但在实践中，仍显经验匮乏，在“教育革命”中的一系列蛮干之后，遭受重挫；自此才开始真正切实摸索自己的道路，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提炼自己的规律性认识。这一条例出台后，全国高教工作更显自觉，发展思路渐趋稳健。然而，这一切仍只能算是开始，中国高教界对真正的“中国道路”的探索仍远不算成熟，在短期内无法探寻出成熟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文教界虽在主观上与“苏联模式”业已决裂，但实际上仍未完全挣脱其阴影的束缚——在体制上、在观念上甚至在情感上皆然。在实践中，苏联模式的惯性及其负面影响仍长期存在，仍在深度束缚着中国高校的发展。
易言之，当时中国在办学路径的选择中，虽已决意“破旧”，但并未完全“立新”，并未完全从旧有的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中挣脱出来，“开新”之路更显任重道远。要创造性地消化吸收一切养分，就意味着不仅要继承此前解放区的办学经验，更要继承旧大学的优良传统、批判地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这需要极强的辨别力和消化吸收能力。至于在“红”与“专”方面，许多文教工作的领导者已基本摸索到了二者动态平衡的支点；正在形成娴熟的办学艺术。——前述二者有异而相通，前者要实现独立自主，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推动民族独立；而后者则主要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把握好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张力，处理好知识分子的问题。二者皆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地看待和积极使用知识分子，并按教育规律办教育，使教育工作回顾常轨、正轨。在这一条例所着力探寻的两个根本性层面，当时的工作都已有所起色。可惜不久政治情势又出现了反复，这种可贵的努力，为时代风雨所阻断，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所幸，“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关方面吸收了当年探索，接续了这种可贵的努力，使教育回归常轨，大大推动了制度化，便于更好地按教育规律办教育。
“高校六十条”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此前十余年教育工作经验教训的一次总结和提炼，是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推动了教育工作的恢复和调整，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尽管在随后的政治风云中，这一条例的实施大受影响，但条例本身及贯彻条例的努力仍有其意义，对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仍有意义。这一文献的酝酿、起草和实施，为日后的教育发展培育了大批业务人才，也锻炼了一批干部。当时参与相关工作的许多人物，都成为日后国家教育行政的重要干部或各相关高校的领导者。蒋南翔等许多教育事业的领导者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也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实践和理论总结。自然，这一文献，对新时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有某种内在的相通性和隐秘的勾联，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历史基础。新时期陆续出台的《中华任命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等文献，对提高国家教育水平、促进科学发展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而它们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等内在精神上，与“高教六十条”亦不乏某些相通之处，是一以贯之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文教工作的理解和创见，与此时的历练显然分不开；其治国理政过程中娴熟的政治艺术，与此间的探索亦大有关联。当然，这已是另一论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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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6 23: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