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军：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东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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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67届高二二班  林建军


1964年暑期，我初中毕业。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培养、哺育了我11年的八一学校，考入北京二十五中高一二班就读，这是我真正步入和了解社会的开始。因为我在1954年随父亲工作调动从河北保定来到北京，从进入寄宿制的八一小学幼儿园直到初中毕业的11年间，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除了在寒暑假期间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
我进入高中时，我国的形势正在转变时期：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平稳渡过了三年的天灾人祸，逐步恢复了元气；社会风气和经济建设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整个社会呈现一片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学生在学校朗朗读书、课余时间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学习时传祥背着大粪桶走街串巷，深入北京的小胡同掏大粪，到餐馆为群众服务端盘子洗碗，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也在深入展开。为此，我由衷地感觉：社会主义真好。
入学后得知，二十五中是个建校近100年的教会学校，前身是美国人设立的育英中学。初来乍到，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这也是我真正迈入社会的第一步。应该讲，学校的老师对我是很不错的。由于我酷爱航空，有在八一学校初中参加过初级滑翔机飞行训练的基础，经学校辅导员曹德智老师推荐并通过考核，我有幸参加了寒暑假期北京市军事业余体校在龙潭湖跳伞塔举办的跳伞训练班。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巧合，恰逢胡玉军和吕光瑁这两位曾经的滑翔机教练又成为我们的跳伞教练。当时，父亲的工作单位北京军区后勤部就在帅府园，机关食堂的伙食是很好的。我提出想在机关食堂就餐，父亲说一是对他在机关的影响不好、二是我在学校会脱离群众，坚持要我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吃午餐。经计算，每个月除4个周日外，每天按3角钱标准给我8元钱伙食费。我在学校门口东边的一个小饭铺吃包伙，每天花2角5分钱吃一个肉末炒饼或糙米饭和炒菜、外加一个汤。每周还可以到隆福寺去吃一回北京小吃，改善一下生活。这个标准在同学中属中上等水平。记得我们班王树田每天只是吃一份白米饭，浇上酱油，喝一碗2分钱的汤，几乎一年四季不变。升入高二后，我和王树田坐同桌,逐渐了解到他父亲曾是敌伪骨干人员，解放后靠蹬三轮为生，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我对他父亲的经历十分反感，但对他的境遇又有恻隐之心，经常给些作业纸之类的帮助他。
1966年5月，高二学业完成，正当准备进入暑期考试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打破了校园的平静。我在那个时期对政治生活懵懵懂懂，似懂非懂，仅凭着满腔热血和朴素感情，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有狂热，有盲从，有疑问，有对抗，跌宕起伏，难以忘怀。
为了客观地纪录这段生活，尊重历史原貌，以当时一个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回顾整理了亲身参与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扭曲、社会行为畸形变态、国家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历史时期中的个人经历，以馈二十五中的师长、学友和后人。
本文只叙事，不用现在的眼光去做旁白，仅仅是用当时的认识水平去记录当时的经历，原汁原味，就历史说历史。由于个人记忆和视界偏差，难免有着误叙误判之处，愿和同学们共同探讨，接受大家的批评、指正。

文革初起
1966年6月初，肖平等同学贴出了二十五中的第一张大字报。随后不久，我陆续接到人大附中王洪、北航附中刘会远和李冀安（就在这个回忆录写作中刚刚逝去）等八一学校老同学的电话，希望我们在城里学校的同学们也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在学校进行的教育革命。当时，还没有任何上级传达的正式的文件和来自学校领导的指示精神，所以对于“什么是教育革命？为什么要搞教育革命？”确实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无法无响应老同学们的希望。
很快学校里工作组进驻，革委会成立，学校领导和党支部靠边站了，停课闹革命，开始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我记得最清楚、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毛主席“教育基本上滑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学生负担太重，建议现有课程总量，砍掉三分之一”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论述。至于为什么说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必须进行教育改革，完全是一头雾水。高三年级的同学们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在学校里，工作组支持革委会与东风战斗组进行因为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分歧的辩论。在我印象中，没有十分过激的行为。那时“血统论”还没有提出，红卫兵也没有成立，不存在像某些同学回忆记述的红卫兵追随工作组对不同观点的压制打击行为，这肯定是由于记忆误差或是感情色彩造成的。由于刚刚离开八一学校这个军队干部子弟学校那样十分单纯的环境，回家和父母说起学校发生的这些情况后，被告之社会上的事情复杂得很，搞不清楚情况就不要乱说话，搞清情况了也不要急于表态，要接受1958年反右派斗争的教训，看看发展再说。我当时感觉社会怎么这样的复杂？
附带一笔要提到的是：我的母亲在1958年时是地质部机关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里几个党员各有分工，她负责技术档案室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她因为性情直爽，又是抗日时期入伍的抗大毕业生，怀着对党的一片忠心，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针对当时党对知识分子工作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不料形势急转直下，很快就演变成为反右斗争。更让人费解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不知是哪一个单位的发明，对各个单位、部门竟然采取分配右派指标，完成反右任务，并被推广到整个反右运动。结果技术档案室分到了一个右派指标，地质部直属机关党支部就她一个党员分管技术档案室，于是母亲成为经过抗大培养教育的、热爱党的“右派”，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好在父亲和地质部卓雄副部长是抗日时期老战友，母亲才仅以有右派言论、被降级减薪、不戴右派帽子处理。为此，卓雄专门给父亲打电话劝慰：请体谅部里难处，你家也不缺钱，这是最好的结果了！为此，母亲抱怨了父亲40年。我想，父亲肯定也有难言之隐，在那个大的政治环境中，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由于我不大遵守课堂纪律，和学校党支部书记、我们班政治老师韩越有过矛盾，他上政治课讲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我既没有兴趣也听不懂。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讲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不是更通俗易懂吗？搞的他无言以对。政治课一般安排在下午课时，我和范青力、李源等同学中午骑自行车到玉渊潭去游泳，赶回学校累了就在下午上课时打瞌睡。他批评我是自由兵，我就在他上课时做飞机模型，以示不满。我们的语文老师王守亮，是一个十分和蔼、很有国学造诣的老先生。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教书匠，也有迂腐的一面，很像电影里的私塾先生。那时在语文课上我违反了课堂纪律，他不直接批评，而是摇头晃脑地脱口而出：“不认真听讲，有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反之，则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虽然是批评，但很是有道理。从其中，我悟出一个基本道理：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坚持做好，就可以走遍天下。由于年轻，虽然道理想清楚了，但行动上还是常常做些恶作剧报复他。他曾自夸说，我判的分，全北京市到哪个学校也高不过我，意思是他的水平和严格。记得有一次作文作业（题目记不起来了），我懒得做，就把在八一学校的一篇内容相近的练习文一字不动地抄上，他居然给了五分减。我自鸣得意地在课堂上告诉他真相，搞得他下不来台。我当时还洋洋自得，现在回忆起来，应该真诚地向已经离去的他道一声对不起。可惜在文革初期，他夫妇双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错杀。我至今认为这是一个冤案，至少是罪不当罚。但是只能为他鸣不平，却无力为他平反。我不知道在文革后期时，司法机关对他有没有平反和给予赔偿。我深深地怀念他。
当时，对停课闹革命和韩越靠边站，我感觉很惬意。然而对于“学校为什么搞教育革命？教育革命搞什么？怎么搞？”确实不知道，但毛主席“建议课程总量砍掉三分之一”的说法，对我正中下怀、双手赞成。至于为什么说“学校教育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和范青力还在争论“数理化有国界吗？牛顿定律有阶级属性吗？”至于深层次的问题，既不懂，也没心思去考虑。
那个时候，我作为一个不满18岁的热血青年，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充满着步入成年的主人翁感；由于年轻，基本上是凭着感情、凭着胆量、凭着善良的愿望，跟着感觉走的。
尽管我在工作经历中几经起伏，但是我们所受的传统的革命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逐步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无愧地告慰父母，我们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对得起前辈、对得起人民。

红卫兵成立
由于学校内外两方面因素，二十五中红卫兵的成立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和筹备过程。
1966年6月中下旬，海淀区中学红卫兵已纷纷成立，有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因对抗学校的工作组已经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那边同学们经常电话联系要求我们去声援。由于在八一学校受到的传统教育，我认为应有组织纪律观念，就去找革委会主任白克刚，要求成立红卫兵。白克刚说，海淀区的工作组是压制革命群众的，我们学校的工作组是支持革命群众的，要相信党（工作组）的领导，我们学校没有必要成立红卫兵。
对文革初期学校关于教育革命的辩论，特别是高三年级的不同观点，我基本是持观望态度。严格的家教告诉我：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表态。校革委会成员石晓光的父亲是空军机关的一位领导，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俩人同是军人后代，从感情上讲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但是我始终没有介入当时学校内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辩论，和工作组也没有过任何方式的接触和矛盾；北京红卫兵的“四四派”、“四三派”均发源于我们学校，即使和李东民、臧振彪的观点不同、思想对立，我认为是正常现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们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占据一边倒优势的情况下，也没有组织过全校性的大规模的辩论和无原则的斗争，更不像有些同学回忆中所说的压制和打击对立面同学和组织。我一直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特别是现在，时过境迁，我们应负责任的客观地总结过去，告诉后人不要再去做不利于国家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事，派系争斗会祸国殃民。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后来红卫兵成立，原革委会的负责人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红卫兵的各项活动，基本处于逍遥状态。
1966年7月底，我有幸参加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讲了话，宣布撤销工作组，让学生自己起来闹革命。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成员出席了大会。最后，毛主席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全场掌声雷动、欢呼雀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没有人会想到是中央领导层出了问题。
会后，我又一次找到白克刚。他说，看来是得成立红卫兵了，你们先成立，但不要公开，我们暂时在外面，看看形势再说。估计当时工作组要撤销，他已经意识到学校的教育革命形势将发生变化。
经过前期的内外串联，在海淀区各个学校同学的指导帮助下，1966年8月初，二十五中红卫兵悄然诞生。
1966年8月6日，江青、康生等在天桥剧场接见了全市的中学红卫兵代表。会上，江青代表毛主席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同时对在社会上已经沸沸扬扬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形而上学的“血统论”的对联修改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为此基本终止了中学红卫兵在各个学校中的那种狂躁的、毫无意义的辩论和对立。在江青的煽动下，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表现出了少有的上下一致、同仇敌忾的狂热。第二天，二十五中红卫兵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
由于高三年级同学大多数都参与了革委会和筹委会，因此红卫兵发起和组织工作以高二学生为主。必须承认，由于受“血统论”的影响，红卫兵的发起人和组织领导是以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子女为主的。当时，由于红卫兵没有明确的宗旨和章程，思想上盲目，组织上松散，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的管理模式，既没有章程，也没有制度，在思想、宣传和行动上基本是效仿海淀区、西城区的红卫兵，与他们统一口径、统一步调地组织各种活动。当时除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具体文件可依。后来，中央文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了红卫兵联络站，试图指导中学红卫兵的活动。但当时政治形式瞬息万变、朝令夕改，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一夜之间就从中央排位第4号的领导人，成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文化革命的领导者人人自危，不知“三反分子”的帽子什么时候会戴到自己头上。因此，所谓对红卫兵运动的指导就流于形式。虽然我们每做一件事、采取一个行动，都要组织学习讨论，看看是否符合“十六条”的规定，不过仅仅走个形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经常参与学校红卫兵组织工作的有高二的滕耕耕、李源、范青力、吴汉龙，后又发展到高三的涂卯成，高一的王小明、李伯飞、肖继龙，初三的王建中、王玉生，初二刘卫平、丁卫平、王渝、郑小东、尚朴，还有初一的张华山、聂卫平等等。比如7、8月间组织去昌平帮助收秋、组织走向全国的大串联、去东安市场维持“破四旧”秩序、去北京火车站维持串联秩序、参加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基层保卫等重大活动都是经过集体讨论，由这个松散的管理班子商讨并组织进行的。
红卫兵一成立，来不及理清校内高三年级学生在工作组、革委会（筹委会）和东风战斗组的矛盾，也顾不上内部的严密组织工作，马上迎来几大社会浪潮：一是关于“血统论”的辩论；二是社会上大破“四旧”，进而发展成为无政府状态；三是全国性的大串联，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瞬息万变的形势，搞的刚刚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措手不及、疲于应付。对于我们这些未满18岁，从未当过领导，又没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仅仅凭着对党和国家负责任的朴素感情和社会良知，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副难以承担的重担。
当时的分工是：李源、滕耕耕等人主要负责学校内红卫兵的组织、宣传及各项工作，我负责校外联络和协调组织学校红卫兵的各项社会活动。
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我们学校红卫兵从“八·六”中央文革天桥大会后极力调整部分同学受“血统论”影响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着力宣传在“八·六”大会上中央文革修订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的口号，宣扬周总理倡导的“重在政治表现”。在我的印象中，二十五中红卫兵公开成立前参加过一次在灯市口女中组织的关于“血统论”的辩论，成立后没有组织过全校性的关于“血统论”的辩论。如果有，那么辩论是谁组织的？双方的代表人物是谁？建议校友们一起回忆，对历史做出清楚的交代。
当时，我们班成立了一个红外围组织，全班同学都可以参加，在那样的大环境中没有产生严重的思想对立和行动上的过激。我们班没有组织过针对任何一个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或思想认识不一致的同学的批判。在运动形势逆转，东城纠察队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时，我是焦点人物，从灯市东口到灯市西口一度贴上了“打倒林建军”的标语，名字也被倒过来并打上红叉叉。在那样严峻的情况下，没有被同学们横眉立目和斗争，我也从未有过心理上的压力，一是在社会上已司空见惯，二是相信我的伙伴和同学们。虽时隔50年，历历在目，仿佛是在昨天，至今难忘。
针对社会上时有发生的少数人借“破四旧”“抄家”之名，滥用和假借红卫兵的名义，施行个人报复的现象，为加强内部管理，滕耕耕、李源开会确定：红卫兵实行了外出参与“抄家”的报告、审批、登记制度，对查抄物品实行登记，印制了三联单（红卫兵留存一份，交所在地居委会或派出所一份，被查抄人一份）。
在外部，我积极参与东城区几个骨干学校共同发起筹备东城纠察队的组建，并被推举为组织部长，成为纠察队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力图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规范红卫兵的行动、恢复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学校红卫兵制作了红卫兵证和红卫兵袖章，以便识别。李源当时分管此事。有一个小插曲：我妹妹在海淀区101中，外出串连想要办个红卫兵证和红卫兵袖章，李源坚持要收费。六亲不认，抠门到家的说法流传至今。
学校红卫兵在原革委会组织护校队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护校队，负责人有涂卯成、李松、尚扑等，负责保护学校公共财产，维护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秩序，登记出入的内外串联人员。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校红卫兵在学校内外都未曾直接组织、参与打砸抢活动，没有破坏学校的公共财物。对没有经过学校红卫兵组织同意的在社会上参与的“破四旧”活动，只要行得端、做得正，我们都予以支持和保护。比如：当年牟新艇等同学在校外的一次“抄家”活动中主持正义，积极保护普通市民群众，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告到学校、要求处理。牟新艇同学虽然不是学校红卫兵成员，李源等经过调查对他们的行为给予支持并进行了妥善处理。
各学校红卫兵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并且走上社会，势不可挡。

我亲历的“破四旧”的几件事
第一、东单三条教堂东院韩念龙家院内日裔女人“抄家”事件。
我记得我在南河沿111号东城纠察队值班时接到报告说：外交学院在当时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家院内“抄家”。当时，一是对大学生造反派天天打倒老干部的行动十分反感；二是韩家住二、三楼，由一个高台阶直通，独立开门，而这栋建筑的一楼和地下室住着一个日裔女人，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既要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秘密，同时又要搞清楚这个女人的来历。我们到现场后，先用纠察队的名义，清走了大学造反派，调来机动排男生，封闭查抄日裔女人家。这家地下室不知什么原因淤了满满的泥土，七八个人足足挖了好几天，把挖出的泥土又筛了个遍，什么也没发现。由于社会上类似情况很多，就把那个女人交给派出所，回来后在纠察队值班记事本上登记了事。
第二、查抄“青年会”外籍修女所谓间谍事件。
我记得好像是女十四中一些初中生去查抄的煤渣胡同口“青年会”，当时据报告说是一窝修女间谍。纠察队去后，首先是查验那些初中生红卫兵身份，而后组织从一楼到三楼细细地翻了半天，也没搞出个所以然。在这次行动中，东城区公安分局的陈言森穿着便衣始终在现场，由于什么也没发现，在他示意下纠察队员带着女红卫兵撤离了，没有发生违反政策的行为。修女们也由惊慌而安定下来。虽然我们不懂外语，但从她们的表情上看得出是感到安全了。
第三、从女十二中红卫兵手中接回了傅增老师。
我记不得是哪来的消息说家住东单小二条的傅增老师家被抄，理由是其祖父是清末海关官员、家财万贯、还有枪支，“抄家”的是女十二中的红卫兵。我赶到傅增家时，看到几个初中的女红卫兵在用皮带和竹笤帚苗抽打他，一边打一边问：“枪在哪儿？”他浑身浮肿、渗着血丝、喃喃自语：“在龙潭湖埋着”。我和她们交涉，说我校老师交由我们处理吧。她们不同意，认为抢夺她们的胜利果实。我问她们“龙潭湖那么大，枪到何处去找？”无奈，我赶到她们学校，找红卫兵负责人丁影秋协调，她们才同意交给我们处理。在这里，我认识了齐小平。接回傅增后，我和他进行了对话。我问：“有枪吗？”他答：“没有”。我问：“为什么说有？” 他答：“打的受不了。”我问：“为什么说在龙潭湖？” 他答：“说远点儿，能多活会儿”。随即我去居委会了解情况，被告知：一个姓马的街坊和他有矛盾而借机整他。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也是我积极参与纠察队组建和工作的重要原因。
那时，我们从社会上保回来的老师还有：罗宏度、曹文运、钟云夏等等。
第四、进驻东安市场
破四旧初期，东安市场就成了重灾区，打死人的事件屡有发生，号称“红色恐怖万岁”。市场内大批56年社会主义工商改造后保留下来的公私合营商户云集，现在能找到的缩影就是国外的唐人街。东城纠察队在酝酿成立的同时就进驻了东安市场，开始纠正非法拘押和滥打无辜行为，挽救了一大批人的性命。
我们在学校化学实验室设立了教育室，把很多在社会上受到严重冲击的所谓“牛鬼蛇神”看管保护了起来。当时我们认为，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历史或其他问题，应由司法机关处理，“红色恐怖”没有法律依据，至少他们罪不至死。遗憾的是，教育室主要是初中的一帮孩子负责，陈源芷老师被她的孩子送来后，由于工作疏忽而没有保护好，致使其非正常死亡，应当说我们是有责任的。她在1965年暑期学校组织的在双桥修复疏通京密引水渠时，一直参加我们班的劳动，她性格有些怪异，不爱讲话，但劳动是很认真的。
第五、关于中国四大集邮家崔显堂老师的邮票。
在我的印象中，学校红卫兵将崔显堂老师邮票全部交给了北京邮票公司。其中，有些印有裸体的明信片被烧掉了。至于具体细节，由于我当时不在学校里，需要当时参与的同学们去回忆、考证了。

东城纠察队
随着“破四旧”造成的社会混乱和西城纠察队的成立，东城纠察队应运而生。东城纠察队的主要组成学校和领导成员，我印象较深的男校有：二中张潮，五中廖诗量，二十四中李亚西、李亚滨，六十五中姬军（很少参加活动），灯市口男中李伯林等；女校有：女二中张X（想不起姓名了），女十一中曾海生，女十二中丁影秋、齐小平，女十三中苏建华、陈小玲，女十四中李XX（想不起名字了）,灯市口女中蔡燕妤、夏航等。
    我当时分工负责纠察队人员的审核、社会上红卫兵违法活动的纠察以及重大活动的协调组织。为及时处理社会上的突发事件，纠察队建立了有40多人的机动排，主要由部分学校的初中学生组成，常驻南河沿111号（当时的全国政协俱乐部）。记得当时发生违纪现象较多，挂了号的学校有：鼓楼片的二十一中，东华门地区的二十七中，还有东外十字坡的五十五中（这三个学校好像只有初中，每每惹事就要纠察队派人去处理）；较出名的个人有：二十一中张恩胜，五十五中毛虎臣等等，现在看，也就是缺乏政策观念，行动盲目莽撞，没有违法行为。
当时，中央文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设立了红卫兵联络站，东、西纠的工作分别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周荣鑫负责联络、协调。东城纠察队很多具体活动是在东城公安分局陈言森的指导、帮助下进行的。
东城纠察队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维持“破四旧”的社会秩序。进驻东安市场后，很快扭转和制止了“破四旧”初期滥打无辜而至死的违法行为。全国大串联开始后，北京站进出站秩序一度完全失控，基本安全都保证不了。根据红卫兵联络站的要求，我们和西城纠察队共同进驻北京站，彻底纠正了混乱局面。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时，纠察队作为解放军的辅助力量，保证了中央领导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的安全，没有出现意外事故。

疑问与抗争
坦率讲，囿于十几年所受的传统教育和家庭背景的影响，在文革初期我由积极支持改革而渐渐转为保皇、由不断产生疑问进而与中央文革对抗，整个的思想行为是沿着这样轨迹发生变化的。对文化大革命由盲目参加到激烈对抗，态度和行为发生180度的转变。
记得在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前，我接到中央文革红卫兵联络站通知，要求组织东城纠察队负责维持天安门前的秩序，并说这是最后一次接见，其规模超过前七次。东城纠察队负责从金水桥到东标语塔约400米三层人墙的纠察任务，初步计算需要3000多人。经过几个学校协商，多数红卫兵都已奔赴全国各地串联，根本组织不出这么多人。据了解很多红卫兵都在上海串联，于是，我和齐小平及还有一个人，三个人决定去上海召集人员回京执行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维持秩序任务。我们辛辛苦苦挤了23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上海忙了两个白天，但一是联络不畅、二是好不容易找到的也不听招呼，结果只凑了不到30个人，无奈两天只吃了两顿饭，又急匆匆地赶回北京。最后，我记得勉强凑了1000来人，配合卫戍区和民警完成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维持秩序任务。
这时，老红卫兵与中央文革的裂痕日益显现和逐步扩大。
大概是在深秋初冬，王府井出现了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为了维护国家形象，我们连夜组织纠察队机动排把相关大字报撕了个干干净净，从而和大学造反派也就是中央文革，发生了直接对抗。当时，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地质学院王大宾等所有造反派头头（也就是“三司”）以及凡是积极打倒老干部的造反派组织包括各个部委机关的造反派，统统成了我们的对立面，应了毛主席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从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组织成立红卫兵，到成为“保皇派”，到对抗中央文革，是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思想转变的过程。
我们班刘东进和我从八一学校幼儿园中班到二十五中1966年文革、十年同窗，他的父亲刘彬，是张闻天的妻弟，曾做过刘少奇主席秘书，当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在冶金工业部被批斗几天几夜，打断几根肋骨后不幸身亡。
女十二中齐小平，她的父亲齐勇，曾是老红军，当时从南海舰队司令员调任国家海洋局局长，上任一个月就被批斗毒打，从海洋局办公楼三楼跌下，不幸身亡。
初二学生颜小宁（其姐颜小玲和我在八一学校同窗六年）和肖淮雁，他们的父亲一个是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一个是南京军区副政委肖望东，当时一起从部队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到任几天就在朝阳门内大街文化部办公楼前高台阶上被批斗，挂黑牌，坐喷气式。为什么几十年的老革命，根据革命需要刚刚调整工作几天，就成了“三反分子”？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带领红卫兵以维持秩序名义去了两次，也没能将他们解救出来。
初二同学刘卫平的父亲刘震，时任空军付司令员，是第四野战军赫赫有名的一员骁将，文革初期，也是一夜之间就成了三反分子。
我们班范青力和我在八一学校同窗八年、在二十五中同窗二年，他的父亲范济生时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是跟随聂荣臻元帅多年的秘书，也是一夜之间就被打成了“三反分子”。我回家问我的父亲：聂帅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是“三反分子”？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聂帅的老部下，对此也十分困惑，只是说：他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是晋察冀的除奸科长，历时好几个月，先是整别人，然后是自己挨整，关起来受审查，几个月不能刮胡子，长了有半尺长。
初二学生郑小东，他的父亲郑为之，曾是老华工，据说懂得八国语言，曾任外交部驻北欧中心使团大使，刚刚奉调回国不久，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也被揪斗，因常年驻外不了解国内情况，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一时激愤想不开服了安眠药，所幸发现及时被抢救过来。
初一学生聂卫平，他的父亲聂济峰时任国家科技情报局局长。聂卫平因父亲被批斗，“抄家”，无家可归，一个初一的孩子整天游荡在社会上、夜间和衣而眠、白天跟着我们蹭饭、因为岁数小还时常闹着要买冰棍吃。还有张华山，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小儿子，也因父亲被批判，终日无家可归，四处借宿。
我们八一学校同窗九年的同学李冀安，他的父亲李成瑞是一个老红军，时任海军航空兵政委，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打成“三反分子”，后来因对运动不理解，乘全家人都不在身边时，自己把军装和功勋章穿戴整齐，服安眠药辞世。
我当时不能理解的是：毛主席讲要相信大多数，但是为什么老干部统统被火烧、多数被打倒。那时我就怀疑，造反派要干什么？这不是要推翻共产党吗?！
我和他们的遭遇相比，要好得太多了。我的父亲所在北京军区机关的文革运动只开了一个头，就被制止，当时规定不准开展“四大”。父亲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在我家院子里被贴上小字报；父亲被撤掉了汽车、电话和保姆，每天挺着将军肚去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因为父亲性情耿直、脾气不好，全家人都替他揪心。母亲已从地质部机关调整到地质仪器厂任机关党支部书记，也被造反派勒令写检查，交代1958年的右派问题。幸好母亲性情随和，平时和群众关系较好，没有吃什么大苦头。从那时起，我们弟兄几个轮流下厨房，学会了做饭。父亲从解放时进入北京后就没有坐过公共汽车，作为领导干部又是解放军，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时，礼让三分直到把售票员也让上了车。车门一关开走了，他自己还奇怪，我还没上车怎么就开走了？！回到家，他自己拿来说笑宽慰家人。
纠察队组建初期，中学的红卫兵和纠察队年轻力盛、满腔热血、血气方刚，怀着对党和国家的责任感，凭着朴素的感情，成帮结队，昼伏夜出，巡逻、游荡出没在北京街头。记得东城纠察队机动排的骨干有灯市口男中李伯林、滕久昕，灯市口女中夏航、赵小钢、王朝雪，二十五中丁卫平、项多范等等，终日穿着旧军装、扎着武装带、英姿飒爽、器宇昂然，活跃在东城区的大街小巷。
1966年10月中下旬，外交部、外交学院和大专院校造反派在驻印尼临时代办姚登山和中央文革的鼓动支持下，在外交部正义路办公楼冲击保密室，抢劫保密文件，给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东交民巷一带公然贴出“打倒老陈毅”的大标语，铺天盖地，完全不顾外交纪律和国家形象。周总理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在人民大会堂对造反派明确表示，“你们一定要揪斗陈毅同志，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在周总理讲话精神鼓舞下，我们连夜行动，造反派在前面刷大标语，我们就在后面撕大标语，实在撕不过来了就把后面的惊叹号改成大大的问号“打倒老陈毅？”并把落款改成红卫兵。第二天，造反派又把陈毅名字倒过来，还打上红叉子。
大概是在1966年10月底11月初，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造反派批判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个老帅的大会。在大会上，叶帅说：我们闭着一只眼发动群众，睁着一只眼看你们干什么；叶帅还针对当时解放军院校造反派里某某说：大家注意，他是兽医，不是医人的，是医马的。在大会上，陈帅、徐帅也分别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和担忧。随着军内造反派走上社会，我们对造反派的思想情绪更大了，对抗由思想转变成行动，矛盾白热化，斗争升级了。
大概是在1966年11月下旬，海淀区红卫兵抄了清华井冈山的总部。我们听说后很兴奋。我和东城纠察队机动排的李柏林、滕久昕商量，随后集合二十几个人，在夜间去抄了大学“三司”在文化宫的总部。我们去的时候，现场只有几个值班人员正在印传单。大学生胆小，见势不妙，四散跑掉。我们不慌不忙地把印好的传单搞乱，散了一地，无法装订；把简易油印机纱网搞破，把油辊拿走，把油墨泼到院子里；把电话线拔掉；把电话机和从抽屉里翻出的“三司”大印作为战利品拿走；临走还留下警告标语，以示纠察队的力量和存在。
我带着东城纠察队的伙伴们连续两晚参加了向公安部要人的活动。其实，所谓“六冲公安部”的行动，是对中央文革不满的发泄，也是对老红卫兵与那一小撮人斗争到底的一个誓师，也是对我们老红卫兵凝聚力的检验。

东城纠察队被解散
1966年12月26日，海淀、西城、东城红卫兵（纠察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誓师大会”。会上，年轻的老红卫兵们对中央文革当时操纵的以首都“三司”为代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和社会上打倒所有老干部的行为，群情激奋，同仇敌忾，实际上是公开地向中央文革宣战。会上，宣布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共同讨伐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倒行逆施。
会后过了几天，我在南河沿111号东城纠察队驻地值班，深夜时分突然被一阵急促的人车声惊动，跑到院子里一看，开进来几辆小轿车，车一停跳下几个人来，带头的是一个大个子穿军装的中年人，带一副黑框眼镜，仔细一看是戚本禹。他见到我们就喊：“都回去！都回去！”因为见是解放军，我们十几个人就乖乖地回到会议室。这时，陆陆续续地进来一大帮人，还夹杂着几个穿着便衣的人。紧跟着，几个军人簇拥着陈伯达也进了会议室。进门片刻，陈伯达即开始训话，他讲的一口闽南话，由戚本禹翻译，大意为：我代表中央文革宣布，东城纠察队为反动组织，立即解散；所有人员交出凶器，回到学校接受批判。跟随他的几个警卫人员就开始把我们院内所有的大约20多人集中起来，里里外外地将包括临时宿舍的地方，搜了一个遍，哪里有什么凶器啊？只得扣留了十几条武装带和几把水果刀。当时，我们强压着满腔的委屈和愤怒，目送他们扬长而去。我们从毛主席的红卫兵变成“保皇派”，没想到一夜之间，进而成了“反动组织”，成了革命对象！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在年幼无知的学生中制造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把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推向对立面。
他们走后，我们呆立在冬夜的院子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代人忠心耿耿，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竟落得如此下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寒风呼啸，满地落叶沙沙作响，一片凄凉景象。我们约定，各回各校，相机组织活动，誓与中央文革里的小人斗到底！
我回到学校没有几天，灯市口大街从东到西，就贴满“东城纠察队是反动组织”的大标语，还夹杂着“打倒林建军”的大标语。

中学红卫兵派别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畸形时期。党内高层怀着不予示人的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愚弄百姓。中央文革几个小人得道，鸡犬升天，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许多人为争宠、为表现、为出人头地、为利用这个无原则的所谓政治运动，进行派系争斗。派别之间大打出手，亲人之间反目为仇，妻离子散。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评论谁对谁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作为过来人，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才是。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守法，是尊重人权，是社会良知，是推动社会进步，是改善人民生活。只要没有违法行为、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对青年学生的不同认识，不应妄加评论。
我认为，文革中无论老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都是被中央文革几个政治小丑愚弄和利用的热血青年，很多矛盾也是他们挑动的。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抱着把国家建设好的善良愿望积极投身这场运动的。但事与愿违，文化大革命是一人操纵几个人、几个人又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去运动群众、祸国殃民。当然，个别人利用这个机会沽名钓誉、捞取个人资本也是必然的，客观存在的。人在做，天在看。我们不去人云亦云。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过去30多年了，写些东西是为了给后人了解历史、总结教训，文过饰非、标榜个人是不可取的。要把时间花在收集中国近代史，客观地看待抗日战争史实，看看我们的钓鱼岛是怎么被日本人托管的等等。内斗、内讧的教训，还不深刻吗？

到了大熔炉
1968年3月，春季征兵，学校军训人员不讲任何理由，不允许我报名应征入伍。我送走了两批同学，分别到沈阳空军、兰州空军和甘肃二炮某基地。1968年5月底，我和另外几个八一学校同学到太原69军，悄悄在当地办了入伍手续，当了“后门兵”。
太原当时刚刚枪毙了造反派和武斗的头子杨成效。69军军部坞城路附近的山西煤校造反派和杨成效是一派。我们等待分配下部队的那几天，每天听到军部外面打机枪。
很快，我们被安排到了28师。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西南剿匪的主力部队，战功赫赫。张广友师长当即指示：对我们的子弟要严格要求，不准当技术和勤杂兵，统统下到步兵连队，从“大头兵”做起。这样，我和老军长、政委、军政治部主任的儿子，还有叶帅的小儿子，共5个人，到了执行战备值班任务的83团一营二连。步兵的五大技术训练是非常艰苦，非常枯燥的。到老连队没几天，就赶上大同市造反派抢弹药库，枪声不断，我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无畏，觉得很刺激，跟着坦克后面跑得飞快，一心要截回被抢去的武器弹药。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一有最新指示发表，战士们就在脖子上挂上毛主席相框，手举毛主席语录，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贺。
再就是“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开“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我记忆犹新的是一个战士请假进城的故事。我们连一个江苏籍的高中生非常会表现自己，他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说：周日他请假去大同市的路上，突然想到如果苏修突袭怎么办？立刻不再进城，迅速返回营房。我当时问他：“既然你想到战备，干什么还要请假出去？还浪费了一个外出名额？”按照他的逻辑，别的战士请假进城，就都成了觉悟低、影响执行战备任务。他明显地抬高了自己、打击了别人。但是，没想到提出合情合理问题的我，倒成了打击先进的落后言论。真是荒诞之极！可是上哪儿说理去？领导还批评我，城市兵就是刺儿头！
我们连的指导员孙怀荣，在28师于1948年在四川十万大山剿匪时，是一个13岁的放牛娃，苦大仇深，成为因给部队当向导而入伍的娃娃兵。那时连队有天津兵，中午吃完饭随手把吃不下的剩窝头扔到食堂门口的泔水缸里。晚饭前，集合唱完歌，指导员挽起袖子，从泔水缸中捞起半个窝头，几口吃了下去。从此，乱扔剩饭现象几乎再也没有发生。我深深领会了身教胜于言教的威力（几年后，我也当了指导员，身先士卒一直是我的工作指导）。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指导员，由于文化和思想水平有限，经常做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时期。他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军区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到连队后大言不惭地讲：“我这次到北京开会，最最幸福地接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只能捂着嘴偷着笑。他做工作总结时，经常冒出这样的话：“我们最近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头脑里作怪！”这样水平的指导员领导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怎么能不出现前面发生的逻辑混乱的教育呢？
全军按照中央部署，深批“二月逆流，搞臭老帅”时，连队对叶帅小儿子叶选廉还是持与人为善的保护态度的。当时每天安排他在炊事班帮厨，磨豆腐，还要我们每天有一个人陪着他。
应当说，我们所在连队干部的基本素质还是不错的。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加上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思想混乱，做出些错误思想指导着的错误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那么多的高级干部都抵挡不住，要求作为工农出身的基层干部不出洋相，确实是难为他们。我至今发自内心地感激吴云彩连长、孙怀荣指导员、曾从义副连长和崔大龙副指导员，还有我的排长崔占国。祝他们长寿！
1969年初，我们奉命到大同市郊区倍家皂支农。那一段工作经历，实实在在地让我认识了教育农民的严重性，特别是贫下中农更甚。
我们背着背包一进村，就看到一对中年男女在争夺一个铺盖卷。晚上和村干部见面会，才知道男的是大队会计，女的是妇联主任。第二天团支部书记就向我们报告：他们之间说好睡一晚付5元，因为三天未付，女的就去会计家抱铺盖卷。在北京，此类问题是耻于启口的，特别是我们这样刚满20岁的学生兵。我听后很震惊，贫下中农的干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月后，此类事件屡见不鲜。部队对支农官兵专门做了一条规定，对当地男女关系问题，一律不介入，不闻不问。
部队支农期间，按传统是吃“派饭”。可是我们到贫下中农家中吃饭时，碰到很多问题，核心是吃不饱。那时我们执行步兵一类灶伙食标准，每天0.385元，交给被派饭户。但是，几乎所有贫下中农户都有三四个孩子，吃饭时一进家，炕上五六个人围着炕桌，一小盆饭，每人一碗就没了。经了解得知，他们确实有困难。深入调查才知道，大同地方习惯猫冬，一年几乎半年在炕上度过，一年平均出180-200天工就不错。贫下中农普遍结婚早，孩子多，生活负担重。而所谓地富家庭则反之，一年365天，无冬立夏，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每天都得出工。而且，地富家女儿好嫁，儿子娶媳妇难上加难，因而年终分配都能得到比贫下中农家多得多的粮食。营长李建业来检查工作时，果断决定派到地富家吃饭，虽然谈不上能吃好，起码能吃饱了。
当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山西省党政军一把手谢振华的儿子谢海燕在我们邻村解疃支农。有一天，他来我们村找我玩，说起他们村“贫宣队”的一个65军的复员兵老郭，非常讨厌，天天纠缠着在他们村插队的北京女一中的一个女学生谈恋爱。我说，咱们看看去。说走就走，到解疃和那个女学生见面一聊，她和张华山的姐姐同班，因家庭关系复杂插队。我们非常同情她的遭遇，立刻用军宣队名义通知村革委会：该同学因家庭特殊情况，准假回京。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本就没有考虑什么手续，也没有考虑什么批准权限等等，以及可能给那个同学和我们带来的后果，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1969年初，父亲奉命率领北京军区机关干部进入东城区军管，当时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父亲任总指挥。后来才知道，我当兵走后，学校当时的“军宣队”派人到北京军区军务部追查我的去向，理由是我在文革中有问题。当时军务部答复，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孩子们有问题，送到部队改造一下就好了，把来人打发了回去。
到1974年，中央文革又刮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歪风。很快地中央为纠正这股歪风，专门下发了一个“八号文件”，讲的是“后门来的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那时，我已经在614团司令部当了作战参谋。有一次，我们三个参谋和陈副团长开玩笑，哄他买糖请客。几天后，团政治处就传出司令部几个干部子弟买糖庆祝“八号文件”，并越过师里一直报到军区，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真是小人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啊！好在师政委刘一元为人正派，圆满平息了此事，并严肃处理了当事人。事后才知道，我平时对中央文革的不满言论早已被几个小人收集汇报，他们是借机发难。
但事情远没有结束，1976年周总理逝世。清明节“四五”期间，北京爆发了“四五”事件。事发时我恰好在北京，那时我已因买糖事件从司令部下到团直属队无后座力炮连当指导员，从北京回到部队就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当时规定审查“四五”事件，由连队支部书记挂帅。我在盛怒之下提出辞职，以示极度不满。最后，也不了了之。后来回家时和父亲说起来，他哈哈大笑，称赞说不愧是我的儿子，有骨气！原来，那个时期他每天下班回家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司机绕着广场转一圈，还下车看过，不想被北京市安全局录了像，并报到了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不过去天安门广场的老干部太多，法不责众而作罢。
在批林批孔读书学习班时，我从鲁迅杂文中悟出来很多人生哲理：
一是，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寥寥数语，不正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人的写照吗？
二是，鲁迅大意为：“过去富裕的人怀旧，现在富裕的人想维持现状，只有处于贫困的人才急于要求变革。”联系各个风云人物的表现，何等精辟，何等中肯！
后来，根据中央有关政策，我在北京补办了应征入伍手续。

探讨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倒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及人民群众都遭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犯的无法弥补的错误。但大错既已铸成，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我认为既耽误了一代人、也锻炼了一代人。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和发展时期，领导了土地革命，特别是日本入侵时期，对于推动全民抗日和配合当时的国民革命政府的抗日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必须承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应当承认那个年代共产党的干部80-90%以上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在文革中，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造反派打倒一切，把国家搞乱了。
在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中，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确实变质的很多。但是看出问题和提出问题容易，“愤青”好当，帮助执政党和政府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容易了。共产党干部的现状确实令人失望，但是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依目前情况有哪个政党又能取代它呢？能不能找到对共产党的干部实现有效的监督，彻底解决腐败问题的办法呢？
我家两代人，都不同程度地遭遇过共产党的不白之冤。我父亲曾经感慨：共产党对自己的干部，经常是整你个“八开”，又给你平反，你还得痛哭流涕地感谢共产党！很多中央领导的经历不也是这样么？他还说不讲信誉就不得人心，在1948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共产党提出大党小党一律平等，得到各个民主党派的一致赞同，最终取得全国政权。毛主席一上天安门，就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这不是策略问题，是信誉问题。联系到1958年“反右”，愈发不可收拾了。我父亲说的话，是一针见血！但是，他在职工作期间，绝对是不敢有丝毫流露的。1989年“政治风波”时，他在住院，38军徐勤先军长住他隔壁。开始，他不了解情况，很愤愤不满地说“倒是部队的干部啊，住个医院带4-5个战士”。哪里知道是徐勤先已经被看管起来了！1989年6月3日一开枪，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完了，解放军这几十年的威信，彻底打没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表示，向徐勤先军长致敬！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您的事迹流芳千古！
我在1986年从北京军区后勤第六分部转业，历经北京市双退办、北京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总公司，到参加筹建中国福利彩票，历尽坎坷。
我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因组织并签发了给中国红十字会的10万元捐款，被迫离职，自谋生路。幸亏得到崔乃夫、章明部长的关照，后来得以办理退休。当时，张德江任民政部副部长，党组付书记，是我的直接领导，也因“保持清醒头脑，静观事态发展”的讲话，被发回延边自治州当州长。
1991年因被不法奸商刘国生、谢晓红串通内鬼诬告，被错捕关押2年11个月，最后撤案了事。撤销案件决定书如下：
经侦查认为：被告人林建军（副处级）侵占出国考察剩余经费和油墨加价款的问题，可不以罪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1款之规定，现决定撤销林建军贪污案。实际意思就是有罪不论。决定书有悖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认定有罪”的规定。但办案人员有罪推定，完全不合法律程序，以拘代刑，收不了场，撤案后怕我们依法追究，又口头做出了“有错误”的口头意见，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做出的书面处理意见，留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尾巴。20多年我坚持不懈地申诉、找领导，但经办人员互相推诿，至今没有做出正式的组织结论。没有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没有人承担责任。我十分迷茫，所遭遇的不白之冤，应该找谁去说呢？
即使这样，我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新中国，把一团散沙、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建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出路在实行民主和法制，共产党的出路在接受社会和人民的监督，国家不能乱！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血的教训啊！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12/17/69860_2994475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