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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铸事件看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手段
作者：丁抒
陶铸屡获毛泽东拔擢——毛倒刘部署之一——1964年底已将陶铸视为心腹——1966年6月毛泽东特调陶铸进京——陶铸拥护开展文革但拒绝搞阴谋诡计——9月陶铸的地位岌岌可危——陶铸不善审时度势——李雪峰模式：11月毛要陶铸离开中央——12月陶铸成“刘邓路线代理人”——出尔反尔：毛泽东变调——陶铸被宣判——以“叛变投敌”为由给政敌治罪是毛泽东的最後手段
毛泽东策划的文化大革命，原本的目标只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即後来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文革前夕把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调到北京，是毛泽东为发动文革做的部署之一。陶铸是毛设定的用以打击刘邓的陶铸主要帮手。但是陶铸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倒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竟然变成了“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
而在这几个月的风云变幻中，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窥见毛泽东独特的政治斗争风格、即他的权术和个性对上层政治风云的影响。
陶铸屡获毛泽东拔擢
1926年在黄埔军校参加中共的陶铸1933年被党的中央局调往上海工作时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集体释放共产党要犯，中共向国民党点名要人，陶铸才从南京陆军监狱被释放。因此陶铸资历虽老，中共建政初还只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不高。
1950年广西剿匪时，毛泽东指责广西军区“犯了警[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1]]，“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2]]，特派陶铸从汉口去广西“帮助”实则主持剿匪。
陶铸去广西前曾在电话中问毛“这次去，是打长工，还是打短工？”毛回答“打短工”[[3]]。陶鑄“通天”，可以不经广西省委、中南局、中南军区直接与毛通电，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被“靠边”，不久称病。毛同意他“去广州休养”[[4]]後赋闲。
陶铸纠正张云逸的“右倾”，剿匪中。据当时任广西宜山地委书记的贺亦然说：陶铸向毛报告，被捕获的“这批人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可杀可不杀的。毛主席回电批复：‘在广西应该杀。’”[[5]] (一说陶铸发电“歼匪四十五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毛回复“广西应该杀。” [[6]]一说“共杀了五万多人”，“不可能达到十几万或几十万。”[[7]])陶铸坚决执行毛的指令，大开杀戒。毛对他的表现大为满意，1951年1月说“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8]]，陶铸遂开始成为一省大员。而当时主持一省事务至少是大将级的幹部。如主政湖南的就是後来评为大将的黄克诚。张云逸虽被评为大将，甚至享受元帅的工资待遇[[9]]，却再也没有获任实职。
後来评为元帅的叶剑英当时是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1951年毛泽东指挥全国“土地改革”，各地土改工作队都对地主乱打乱杀。叶剑英他和第三书记方方(第二书记张云逸挂名)都原籍广东。他们认为不能因地主富农出租土地、雇用农民工就抄没其家产或肉体消灭。他们主张和平分田。除欺压鱼肉百姓者按其罪恶相应惩处外，对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财，不挖底财。对华侨、侨眷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仅没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对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区别对待。毛泽东指责他们搞“和平土改”，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 “广东土改迷失方向”[[10]]，又指派陶铸去广东，重新搞土改。
1951年11月陶铸到达广州。他一上任就大力纠正叶剑英、方方的“土改右倾”，在广东大开杀戒。叶剑英、方方靠边。後来叶剑英说：“陶铸，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11]]
此後陶铸长期主政广东，并于1960年升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毛倒刘部署之一
在三千多万农民饿死的三年大饥荒後召开的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對毛澤東堅定地表忠心的只有林彪和周恩来两个人。但任周恩来如何表态都不可能获毛信赖。依靠掌握军队的林彪，把目標對準劉少奇，從那時起毛泽东的计划就已經大致確定。
作为倒刘的重要部署之一，毛泽东开始有计划地拉拢陶铸。
陶铸与刘少奇曾有积怨。1942年延安整风，毛泽东是“学习委员会”主任，刘少奇是副主任。但做具体事务特别是後期的“审幹”是刘少奇。担任军委秘书长的陶铸一度是运动的“靶子”之一。在柯庆施被整时，陶铸认为“刘少奇比较偏”、“不太公正。”他对刘表示不满，留下积怨。[[12]]
1953年，毛泽东欲让刘少奇“挪挪位子”，要原“东北王”高岗出头游联络各方大员。他还打算让高岗取代周恩来任总理。但高岗在高层的游说失败，倒刘、周不成，反被毛当替罪羊抛弃，软禁中以手枪自杀结束生命。而在这“高岗事件”中，与刘关系欠佳的陶铸站错了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 [[13]]
陶铸与刘关系不佳，与林彪的关系却很好。1949年他随林彪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入关南下。1950年林彪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他任政治部主任，颇受林彪赏识。
陶铸不仅是毛用以倒刘的一个棋子，而且可能是倒周的备用棋子。“倒周”是文革初毛泽东的选项之一。陈毅当时就看出毛的意图，说：“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连周恩来本人对此也有思想准备。他在住家的门厅里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准备自己随时被抓，到时候提上这只小包就可以走。[[14]]
而就陶铸的能力而言，是可以胜任总理职务的。当初毛要高岗考虑取代周恩来时，高岗回答说“我不行”，“恐怕林彪比我行”。[[15]]毛虽然没有这样问过陶铸，却也说过陶有“总理之才”。若真委以总理职务，可能没有人怀疑其能力。
1964年底已将陶铸视为心腹
1964年终开始，毛泽东已经把陶铸当作心腹。12月15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人在北京却不参加。会议一结束，毛就让江青出面请陶铸夫妇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毛向陶铸亮出对刘少奇的愤慨，故意问陶：“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话的嘛！”接着又说：“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於是已经离开的各省的书记被召回北京又重新开了一个会。 [[16]]
会议期间，正值26日毛泽东生日。江青出面办了三桌宴席，请刘少奇及各大中央局书记等吃饭。陶铸受到优待，是惟一连夫人也被邀请的。陶铸夫人曾志是井冈山的老人。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远早于陶铸与毛的关系。三十年代初毛当时的夫人贺子珍怀孕生产前毛离家，委托曾志照顾贺。贺、曾两人同床共被一个多月，贺生产後曾志才离开。那天毛还向与席的钱学森、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话外之音似乎是“井冈山的”就是自己人。话也是说给曾志即陶铸听的。
这不寻常的酒席上，刘少奇、李富春、胡耀邦等在另两桌，而陶铸夫妇二人都被安排与毛同桌，可见毛对陶寄望之深。在餐桌上，毛一边喝酒，一边含沙射影，对在他近旁坐在另一桌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对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曾志回忆，在场的都看出“这决不是批评李富春。”“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连陶铸在内，他们都不敢往刘少奇身上想，後来才明白，“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17]]
这里，毛泽东在中共高层权斗中的布局一目了然：他亲自拉拢和刘少奇有过种种私人过节和思想嫌隙的中上层幹部，组织向刘少奇发功进攻的预备队。不按党内的选举等规矩出牌，以破格提升的方式来拉拢亲信可以达致组织队伍的目的。但是这种在组织路线上的轻率性、功利性也有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那就是毛泽东对他要拉拢和利用的中上层幹部的思想情况其实并无深入了解。他不可能及时把握每一个幹部的思想变迁情况。有时候可以说他完全不知晓。
作为文革部署，毛泽东精心安排、破格提拔了三位大员，其中两位“出了问题”，成为毛泽东的囚犯。陶铸是其中的一位。
据陶铸自述，“高岗事件”後刘少奇找他谈话，陶铸承认“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由于刘对陶宽宏大量，“不计前怨”，且承认自己看人“可能有些偏”，此後陶铸对刘的看法大为改变。[[18]]
相反，由于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大饥荒，陶铸的思想有很大变化。他说：“长征苦？长征还没有大跃进苦。我虽然没有经过长征，但我有资格说这些话，我老婆长征过。”[[19]]他在广东全省三级幹部大会上说：“相当多的同志还怀疑，我们错误的形成是路线错了，大跃进搞错了，三面红旗不正确。”“有这种看法也是可以的，民主嘛。”“少奇同志说，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这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20]]这里的“中央”，虽然也包括刘少奇，但显然主要是指毛。在1962年3月的一次报告中，他乾脆就说:“要跟共产党走，不是跟哪个人走。”[[21]]1967年被毛打倒软禁于中南海期间，他仍然坦承地对曾志说：“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观点的。”[[22]]
这么重要的思想变迁，毛泽东大概全然无知。1964年12月的生日宴後不到十天，他就让陶铸当上国务院副总理，进入了国家领导层。
作为毛的文革部署之一，他对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也作了重要安排。原因是1964年夏天刘少奇对“四清”提出自己的设想：以县为单位，派工作团集中优势力量搞运动。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表示赞同，但华北局的李雪峰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支持李雪峰，对他说：“你们南北开战吧！”毛泽东认为，与刘少奇意见相左的李雪峰可以在倒刘大战中充当另一枚棋子。于是在1965年1月就提拔他担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接着在1966年5 月打倒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後把这个重要位置交给了李雪峰。
毛泽东为了增强攻刘预备队的力量，在提拔陶铸、李雪峰的同时还把公安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谢富治也提到了副总理的位置上。公安部队是和军队同等重要的力量，也毛泽东必须牢牢控制在手的。
1966年8月毛让林彪元帅成为“二把手”，却不把拱卫北京的重任交给林彪系的军人。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个权力制衡的手段。交给林彪部下，毛可能会寝食难安。谢富治原是邓小平的部属，历史经历从未与林彪交集。
李雪峰在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只坐了三个月就被毛泽东赶走。接任的就是谢富治。谢後又兼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是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身负拱卫京城、保卫中南海之重任。1966年12月18日，毛设立专案组审查刘少奇、王光美的“历史问题”。鉴于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便规避刘少奇的名字，称“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组长就是谢富治。谢富治则唯组员江青之命是从，给江青打工。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23]]
若不是谢富治1972年就因癌症过世，或许会在文革後期为毛出大力。
1966年6月毛泽东特调陶铸进京
但陶铸只是一枚棋子，毛泽东让他留在广东待用，空挂一个“副总理”的牌子。直到1966年5月打倒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毛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调陶铸到北京。6月4日，陶抵京履新，入住为领导文化革命运动而特设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因为他还是毛泽东委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
陶铸一人兼了原来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三个人的职务。他不仅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宣传部部长，还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不仅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国务院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委，还掌管了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国家出版总局、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文化、教育、理论、宣传部门都在陶铸管辖之下。
陶铸对开展文化革命是竭诚拥护的。6月10日在杭州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毛泽东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24]]
按陶铸的理解，凡是与“文化”有点关联的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教育界自然首当其冲。6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反省”。15日，陶铸代表中央书记处召开高教部、教育部职工大会，宣布“蒋南翔是阻碍文化大革命的”，“以蒋南翔为首的一伙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坚决拿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高等学校的青年，把高等学校引向资产阶级邪路上去。”“蒋南翔同彭真的关系很密切。彭真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25]]“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统治了我们高教部，也占据了我们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26]]
既是“文化革命”，全国各省市文教界、宣传部门的主要幹部多数都在6月初被“整倒”。陶铸虽已离开中南局，仍然频频对中南局发指示，要中南局将重点放在文、教、宣单位：《羊城晚报》、中国科学院华南分院和珠江电影制片厂。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重用、包庇”作家秦牧、粤剧红线女等“资产阶级文化界人士”。陶铸下令“王匡要停职反省。”[[27]]广东省委召开批判王匡大会，宣布“王匡是广东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便几个月後陶铸自己倒了台，王匡也翻不了身，直到文化革命结束以後才复出。
陶铸拥护开展文革但拒绝搞阴谋诡计
陶铸本人主观上是要紧跟毛泽东的。但他不盲目“紧跟”毛。而在毛看来，最初的两个月里他不仅没有“紧跟”，而且站错了队。
一是“工作组”问题，陶铸站到了刘少奇那一边。
6月4日陶铸到北京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大字报已经在全国广播。“斗黑帮”的浪潮蔓延全国各地大中学校。这正是毛泽东想要出现的局面。毛泽东说：“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28]]而刘少奇和邓小平认为派工作组领导各大中学校的运动是个好办法。驻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就是毛泽东同意派的。
可是对刘少奇的多次电话请示，毛泽东故意不回答。毛的行踪不定，刘少奇只能让让秘书问中央办公厅“毛主席是不是还在杭州”，得到答复说毛还在杭州後，他和邓小平於第二天飞到杭州。[[29]]但毛对刘、邓派工作组的意见就是不表示态度。 “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子”，“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刘少奇表示“希望主席能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则耍太极拳法，说：“暂时我还不准备回去，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30]]
刘、邓空手而回。他们走後，胸有成竹坐观乱局的毛对其医生李志绥说：“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31]]
从杭州回京，刘少奇即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不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中央主要部门的领导人均参加。会议中收到陕西省委的关于6月6日西安交大事件的电报。刘少奇念了电报全文後，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并电告毛泽东。[[32]]
毛泽东收到电文回复同意。[[33]]这个“同意”完全不等于“赞成”。事实是，他根本不赞成。然而毛不向他的党内同僚明言，更不叫停。
他耍的一个政治斗争手段已经收效。他成功地搅起天下大乱，刘邓们怎么做都将是一个错。他远在长江南边隔岸观火，坐等刘邓在北京“犯错误”。他观察了整整五十天，突然回到北京，将派工作组的举措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下令“统统驱逐之”。
陶铸是赞成派工作组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34]]
这样，在毛泽东看来，陶铸一开始就站到了刘少奇那边。以後陶铸被打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其罪状之一。
二是陶铸拒当攻刘的“炮手”。
毛泽东口称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是针对党内高层同僚的。而他自己，无论耍什么“阴谋诡计”都是“光明正大”的。
例子太多，1953年他暗中唆使煽动高岗出面游说倒刘少奇、周恩来是一例。1972年不准治疗周恩来癌症也是一例。当医生查出周患早期膀胱癌时，若即刻手术，存活多年的机会很大。可是毛下令不仅不准告诉周本人，连其夫人邓颖超也不准告诉，更不准做手术，甚至不准再检查。[[35]]毛的三不准就是要让周早点死。这是十足的阴谋诡计。可是他拿出了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说反正癌症治不好，不必治，只能保养。
为了打倒刘少奇，毛同样大搞阴谋、暗盘操作。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派江青当“传令兵”，身着军装直登陶铸家门。江青告诉陶铸，全会期间毛将亲的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议题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她向陶铸“作路线交底”，要陶当马前卒，在会上“开头炮”。
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毛一定指为“非组织活动”。可他却不认为自己这么做是“阴谋诡计”。
毛毫不怀疑被他破格提拔的陶铸会遵命行事。可是为人正派的陶铸偏偏不赞成以“暗盘交代”的方式行党内斗争。他以“刚到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婉言推脱。过了几个月他被毛泽东打倒後对夫人曾志这样解释他为何拒不从命：“这么搞法子算共产党还算国民党？到底是她江青搞阴谋还是我陶铸搞阴谋，历史总有一天会作出结论。”[[36]]
江青只不过是毛的传令兵，陶铸对此心知肚明。但即使是与夫人的私下交谈，他也只敢说江青搞阴谋，不敢点明是毛泽东搞阴谋。
陶铸拒不领受毛交给的特殊任务。在毛主持的几次政治局“生活会”上不仅不“打头阵”，而且“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在几次会上他都只喝茶、不发言。9月份曾志从广州搬到北京与他相聚後，他告诉曾志，另一个不发言的是周恩来。[[37]]
那时，他的女儿、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生陶斯亮“革命大串联”到北京。他对女儿解释了为什么不“向刘、邓放炮”。他说：“我三次向少奇开炮，少奇从没计前怨，对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如今他有了难……我陶铸做人可是有一条原则。不搞落井下石的事。这是人品问题。”“要说派工作组和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那么我也有一份。”针对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他说：“那我仍然有一份。” [[38]]
而与陶铸同时被提拔为副总理的谢富治却会受宠若惊，领受“开头炮”的任务，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做了猛烈的批刘邓发言。
陶铸不仅自己不发言，而且在江青称赞谢富治“批得好”，要求把谢的发言登在全体与会者都能看到的大会简报上时断然拒绝。陶铸当然知道江青的背後是毛，但他有自己的主见。当时批刘邓尚未公开，大部分与会者不知道会议的靶子是刘邓。因此决定只登在供几名中央常委能看的简报上。为此他与江青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站在江青背後的毛泽东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他几次主持“生活会”，陶铸竟然一言不发。这时他应当已经後悔用错了人。但并没有立即对陶铸采取措施。
毛泽东有他的政治智慧。谁都知道陶铸是他毛泽东一手破格拔擢起来的。短短两个月就让陶铸“靠边站”显然根据不足，彻底打倒更师出无名。惟一的选择是继续使用、观察。所以，毛对陶铸不仅没采取措施，而且在审阅11人的中央常委新名单草案时，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从後面的位置勾到周恩来、陈伯达之间。这样陶铸就成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下的所谓“第四号人物”。
要再过三个多月毛泽东才决定拿掉陶铸。一旦做了决定，陶铸的死期就只是早晚的事。这类似林彪的情况。毛1969年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第二年在庐山会议时就想把他搞掉，但那样对全党全国毕竟太突兀，不仅无法自圆其说，更可能激起反弹、伤及自身。因此他把陈伯达和林彪切割开，先打倒陈伯达，又花了一年的功夫才设法搞掉林彪，让林彪死无葬身之地。
9月陶铸的地位岌岌可危
大家都认为毛泽东亲自提拔陶铸成为“第四号人物”。其实这只是一个官样的排名。八届十一中全会後第一次全体领导人出席的场合是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次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说：“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
由此可见，江青不仅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实质上的“第四号人物”。别人包括陶铸，都在“还有”之列。
当时给江青做秘书的阎长贵说：“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39]]其实，这不仅不是陶铸搞的，而且陶铸对此极为不满。他对夫人曾志说：“你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40]]
应当说，这是负责人民日报的陈伯达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後做的特别报导。1966年5月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设计的取代中央政治局的工具。毛指定陈伯达当组长。但陈伯达知道毛要把江青放出来做大事，主动向毛表忠心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但江青在党内没有职务，毛要留点余地，坚持要陈幹。陈只好提出江青为第一副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41]]另一位组员王力也说，“文革小组不是陈伯达作主。”“陈伯达一开始就是傀儡。他刚当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在十一中全会上，他就宣布自己不过是刘盆子(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找了个放牛的作皇帝，此人叫刘盆子)，意思就是傀儡。文革小组的事，主要是江青管。”[[42]]
“名不正则言不顺”。让江青管中央文革需要有个名。刚好8月间陈伯达病了几天。这本来无需通告全国。可是毛泽东却借此机会发文件告示全国：“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後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43]]毛泽东就这样巧妙地把“组长”的名赋予了江青。
江青行使“组长”权力的第一个行动，不是别的，居然是派小组成员关锋去医院责令陈伯达出院。这是江青给“刘盆子”的一个下马威。陈没有二话，乖乖服从。後来陈在其回忆录里也说：“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是‘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44]]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既已名存实亡，中共便是事实上的毛家天下。
毛泽东让陶铸给文革小组做“顾问”，本意是要他与江青配合，帮衬江青。但陶铸偏偏不是陈伯达，不像陈伯达那样懦弱，甘于傀儡身份。他不仅人有主见，还是个耿直人，甚至耿直到了“天真”、“犯傻”的程度。江青是主席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人，可是陶铸却对周恩来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本来，无论谁听了这话都会赶紧说“万万不可”，就此打住。可是周恩来虽不赞同陶铸，却偏偏借此机会从中挑拨，把陶铸的建议告诉了江青。于是江青跳脚大骂“你们见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45]]可以想见江青会向毛告状，而毛当然要怀疑陶铸是否想破坏他的“战略部署”了。
陶铸不仅有主见，而且诉诸行动。他亲自写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发表在9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工人农民“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的革命幹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
这不仅引致江青、陈伯达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也直接与要工矿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革命的毛泽东的意见相左。毛虽然画圈批准发表这篇社论[[46]]，实际对陶铸相当不满。按王力的说法，毛泽东光画一个圈只说明他看过，不等于赞成。
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心脏病发作死去。天津为他举行了五十万人的追悼大会。陶铸批准向全国发布消息，肯定万晓塘的一生。但是毛泽东认为万晓塘是天津的“头号走资派”，毛泽东对报刊发表对万的褒奖大为愤怒，说：“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47]]
更要害的是，陶铸以为他既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就要行使书记处的职权。但是正如那段时间里几乎天天见毛的王力所说：毛泽东“不要书记处，他所要的只是常委的、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秘书参谋机构，而不是要一个权力机构。陶铸不知道这点。”“他要行使书记处的职权”，毛“不满意”[[48]]王力已经从毛的态度看出，陶铸的地位岌岌可危。他说：“毛主席同陶铸的分歧是九月就已开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铸同志不满了。”[[49]]
陶铸不善审时度势或不愿出卖良知
10月1日出了个“换头事件”。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後，按照党的规定，主要领导人的照片都要见报，若漏了就要采取措施补救。这一次，记者偏偏漏拍了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若照章办事，新华社就得对照片作“技术性处理”，使邓小平“见报”。但是那时邓小平已经被批，他满可以找理由不予补救。但陶铸同意按规章办。刚好有一张不是政治局常委的陈毅的照片可以使用。摄影记者把陈的头隐去，换成了邓小平的头。但那个“邓小平”站在江青旁边，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发现後认为不妥，报告陶铸。陶铸即令取消该照片，没让其见报。[[50]]
中共这么做，其实这是有先例的。当时全国流传的一张毛泽东与林彪在江西红军时期的合影，原是毛和其前妻贺子珍的照片，用林彪的头换成贺子珍的头後造出来的。[[51]]後来姚文元控制新闻媒介，也照样幹这种事。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江青见到记者拍摄的她与许世友将军在一起的照片，打电话给姚文元说：“我不和许世友在一起，我要和张春桥在一起。”姚文元立即遵命，将许世友的头换成了张春桥的头。[[52]]
但陶铸的“换头事件”换上的是行将倒台的邓小平，这就不同了。这成了陶铸的一大罪名。後来江青在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讲话说：陶铸“耍两面派，他伪造照片。”“他对[中宣部副部长]熊复下命令，一定要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就把陈毅的头弄掉，换上邓小平的头，这是非常恶劣的！这是特务活动！”[[53]]
江青在讲话中还说：“他们还搞了一张把毛主席、刘少奇和宋庆龄拼凑在一起的照片。已经发到了全国。(康生同志：已经传到外国去了！)”实际这张照片是熊复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办的。可见这种拼凑照片的事中共是常幹的。尽管陶铸并未参与此事，而且该照片只是“新闻照片”，并不见报。实际也没有任何一家报纸采用。[[54]]但熊复是陶铸的副部长，江青轻而易举地把“照片事件”安到了陶铸头上。
类似的事还有：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三百多人到中南海向毛泽东递交决心书，给刘少奇贴大字报，被陶铸制止。毛泽东是知道的。陶铸还让中宣部发文件说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继续发售，售完为止。[[55]]
10月底和11月初，陶铸两次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看到批刘、邓的大字报时，反复说“你们把主要目标对准刘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不对的”；“不能把刘少奇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甚至到了12月份，陶铸接见中宣部幹部时仍然坚持说：“刘、邓还是中央常委，只能讲内部矛盾，不能讲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56]]
他这样说，可以是因为不善审察时局，也可以是因为不愿出卖良知。不会见风使舵。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毛泽东都不能容忍。陶铸的倒台已无可逆转。
李雪峰模式：11月毛要陶铸离开中央
11月10日，他又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如果只抓生产不抓革命，或者相反，只抓革命不抓生产，都是违背毛主席的方针的，既不利于文化革命，又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社论还要求学生“不要从外头去干预工业农业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部署。”
而毛泽东认为学生运动要与工人、农民相结合才有结果。陶铸坚持那样做，当然是错误路线。
11月22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汇报陶铸主持召开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拟定的工矿企业文化革命的“十五条”意见，毛泽东不满意，要陈伯达、王力重写。
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陶铸。但陶铸是他一手越级提拔上来的，不好一下撤他的职，便要他回到中南地区去。让陶铸走人，是因为毛要保自己的颜面。他不能由他自己来宣布打倒陶铸，只能先让他离职。至于以後由谁来宣布则走着瞧。
毛泽东对他部署文革时越级提拔的另一个幹部李雪峰就是这样处理的。文革一开始，他就把李雪峰放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重要位置上。结果李不了解毛的倒刘意图，跟着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康生同陈伯达联名向毛建议撤李的职。毛却于8月29日单独找李谈话，仅仅让他离职。他对李说：“职务先不动，保留。但可以不管北京的事了，请吴德同志管。”[[57]]直到1970年庐山会议後毛着手解决“林彪问题”，才在12月华北会议上“挖”北京军区的“墙角”，撤了李雪峰的第一政委和郑维山司令员的职。一个月以後将其打入“陈伯达反党集团”，押解至安徽关押了8年。毛泽东死的时候，李雪峰还被关在安徽某地，直到1982年才获平反。
可能毛泽东当时的设想也是对陶铸的处置采取李雪峰模式。但是政治迟钝的陶铸似乎没有从毛对李雪峰的处置中学到一点东西。他毫不醒悟，丝毫未意识到危险在逼近他。他觉得北京的工作离不开，不遵命。他连林彪说的“不理解也要执行”也不懂。
他的夫人曾志後来才回忆说，“为什么突然命令他离开北京，下到地方上去呢？”这是个“不祥之兆”。[[58]]有人认为陶铸错过了急流勇退的机会。要是他立即遵命，卷铺盖走人，缓几年被整肃是可能的。
11月27日，江青把她指使关锋写的陶铸“七条问题”的信交给毛。其中讲到“陶铸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59]]
这封信显然得到了毛的认可。第二天，即11月28日召开的文艺界大会，除了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连谢镗忠和吴德出参加了，主管全国宣传、文化工作的陶铸却缺席。江青的讲话稿已於24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60]]她在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周恩来接着说“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61]]和江青一样，他也故意漏掉了陶铸的名字。
稍微敏感的人都能看出，陶铸已经被半打倒。据王力说，这时毛泽东已经把陶铸与其前任彭真一样看待。[[62]]
毛知道林彪与陶铸的关系，便偏偏要林彪而不是周恩来主持的12月4日至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後一天集中批陶铸。王力作主要的批评发言，陶铸检讨他制定“工业六条”、“农村五条”，“是怕影响生产，这是老框框。毛主席思想发展了，主张工人农民要起来，我思想没赶上。”[[63]]“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64]]
陶铸还检查说：“我知道我这个人不行，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大家说我执行了刘邓路线，我的确是一直尊重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思想不适合，赶不上。”他说陈伯达曾对他打过招呼，“我没当一回事，我是咎由自取。”[[65]] “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66]]
陶铸在给中央和毛泽东写的信里也说自己是“咎由自取”。[[67]]
12月陶铸成“刘邓路线代理人”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那天陶铸夫妇与毛同桌喝酒时，陶铸似乎是一颗新星。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宴请的人里已经没有陶铸。毛对与宴的众人说：“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68]]
毛泽东和陶铸两个人都用了“咎由自取”这句成语，谁在先？王力说是陶铸在先，“这四个字毛主席用的是陶铸的。”[[69]]
这一天陶铸实际已被打倒，只不过“还没有被公开宣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说：陶铸“1966年底被打倒”，指的就是这一天。[[70]]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说是按毛泽东的指示给被迫辞职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提意见”，实际是一个“批评陶铸的生活会”。批陶的主要发言者是陈伯达、江青、康生。[[71]]陶铸在会上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72]]
出尔反尔：毛泽东变调
两天後，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突然变了一个调子，说陶铸来中央後，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後毛还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约一个来小时。毛甚至对陶铸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要陶赶快下去视察，还给他一个二十多人的名单，说“这些同志烧还是要烧，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３个月也可以。”毛还煞有介事地给陶铸一个名单，要他到各地加以保护。
陶铸以为毛放他过关了，一回到家就对夫人曾志说：“我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今天主席保了我！” [[73]]
其实陶铸是当局者迷，想当然。毛泽东并没有保他。毛泽东是叫他马上走人！据王力回忆，当时毛说“陶铸这人也真怪，他自己说不当中南局第一书记，要王任重当。现在他又找我，说他还要回去当第一书记。” 王力判断，毛泽东认为陶铸和王任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陶铸下去，名曰“视察”，实质是要停止陶铸在中央的工作，不可能让他重新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74]]
毛泽东的变调只是他的一个手段，目的就是要陶铸离开中央的位置，又不失自己的颜面。李雪峰模式对他已经不适用。李雪峰的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一直还保留着，尽管只是个虚衔。而陶铸，已经不可能再给他保留中央常委的位置了。
且不谈以後如何处置陶铸，撤职本身也是打倒的一种方式。
陶铸被宣判
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因病于10月份去了广州。以湖北学生为主的造反派成立了一个“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12月30日陶铸曾经接见过该团成员，表示不赞成揪王任重。但1967年1月4日江青行使其实际的“组长”权力，组织再次接见该团的会议，“通知中央文革的人参加。”名义上的组长陈伯达也在被通知之列。在人民大会堂，他与周恩来、江青、康生、王力一起接见湖北的造反派，将陶铸的问题公布于众。[[75]]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76]]
差不多与此同时，陶铸就人民大会堂隔壁的房间接见安徽群众组织的代表，但他对另一个接见会的情况一无所知。傍晚，中南局书记李一清赶到陶铸家报信。陶铸夫人曾志见到“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走到陈毅家。陈毅安慰他：“大姐，你放心，他们这样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几天主席还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
5日凌晨两点，周恩来召陶去他住所，谎称他也刚刚听说陈伯达、江青的讲话。他编了连小孩也能识穿的假话，说接见“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他离开会场去给广东省长陈郁打电话，打完电话回到会场时，“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但他接着告诉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77]]
这最後一句说明周恩来是在代表中央同陶铸谈话。陶铸是党内仅次于周恩来的幹部，若无中央的决定，周恩来绝无胆量擅自让他“休息”。12月份他就知道陶铸被“靠边”，公布于众是早晚的事。他即便没得到毛的直接指示，也能根据江青、陈伯达的讲话揣摩到毛的意图而做判断，要陶铸“休息”。
陶铸得到的当然不是“休息”，而是软禁，即“丧失自由”。[[78]]在周恩来处谈话後几个小时，他就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电话，“勒令”他停职反省。他不加争辩就放下了话机。当天傍晚，他召集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番“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之类的话，并掉了眼泪。6日，陶铸的警卫战士被撤换。[[79]]
陈毅对曾志说陶铸倒不了，“除非主席又改变了主意”。其实从12月29日毛泽东“保”陶铸到1月4日这几天，毛泽东并没有改变主意。据王力分析，“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1966年12月中央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意图呢？不违背，也是他的意见。”“陶铸不能工作不是1月4日开始的，早就不能工作了。”[[80]]王力还说：“陶铸刚被打倒时，主席也说了陶铸很多坏话，打倒陶铸他是赞成的。”[[81]]
康生也说：“陈伯达同志元月四日有关陶铸问题的讲话是我们讨论过的。”[[82]]可见打倒陶铸的最终决策、指挥者只能是毛泽东。
本来毛泽东是打算通过让陶铸走人的办法保住自己的颜面。现在他改了一个法子。林彪说毛泽东“功为己，过为人。”这一次，毛泽东的“过为人”用到了邓小平头上。1月8日他召集中央文革成员开会，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接着，他历数陶铸的罪状：“十一中全会以前陶铸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後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候报纸上和电视里刘邓的镜头和照片，都是陶铸安排的。”“国庆节十一个常委都要有照片，是陶铸搞的。”“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83]]“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84]]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毛泽东不需要再装一点点“党内民主”的门面。在除了他本人外只有陈伯达一名常委出席的会上，他径自宣布他一个人的决定：“中央各部要改成组。首先从中宣部开始，改为宣传组。中宣部长陶铸已经打倒了，现在改成中央宣传组，由王力、唐平铸、胡痴三人组成。以王力为组长，代替陶铸的工作。”[[85]]
不过，仅仅过了五天，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肖力(即李讷)在解放军报夺权，本意是“小李”的肖力成了“敬爱的肖力同志”。代总编辑胡痴倒台，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押了8年半。没过多久王力、唐平铸也先後入狱。毛泽东指定的接陶铸班的三个人都是毛泽东的囚犯。
一个红卫兵组织把上述毛的讲话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陶铸夫人曾志看到传单，不相信十天前还那么亲切地同陶铸谈话的毛主席会翻脸不认人，便给毛写了封信，将那份传单也附上，问毛传单上的“这个人很不老实”是否系“不老成”之误。她希望毛主席会出面辟谣……可是毛只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用铅笔划了一条杠，打了一个“？”退了回去。[[86]]
陈毅副总理终于明白，毛泽东的确“又改变了主意”。他不敢抗议，只能在自己家里发火。他对儿子说：“你看到满街打倒陶铸的大字报了？陶铸是新选出来的中央常委，党的第四号人物，昨天还在一起开会，今天就被打倒了。我是政治局委员，却一无所知。这是建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87]]
1月10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接见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陈伯达说：“陶铸是在刘邓路线推行时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十一中全会以後……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并且继续推广了。”“他後来写了一封信，叫‘咎由自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并不合适。什么‘咎由自取’？！事实上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88]]
陶铸倒台，每日在警卫的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门看“打倒刘邓陶”的大字报。家中电线由220伏电压改成了36伏以防他自杀。睡觉时床头灯光直射他的眼睛，警卫战士站在床边监视。[[89]]
以“叛变投敌”为由给政敌治罪是毛泽东的最後手段
9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审定的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将陶定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1968年10月毛泽东以“历史问题”为由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的同时，又说“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90]]
1969年4月初，毛泽东召开为文革庆功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再次抹黑刘少奇等人：“进城後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後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91]]周恩来在闭幕那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也以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陈伯达总结文革成果时说的是“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摧毁了刘少奇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谁都没有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不是疏忽，而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够定罪。除了“历史问题”、“叛变投敌”的罪名外，毛泽东已拿不出东西向全国交待。
7个月後的11月12日、30日，相隔仅18天，监禁中的刘少奇和陶铸先後死亡。对打倒刘少奇、陶铸，并将其残酷整死，毛至死未改其衷。
以“叛变投敌”为由给政敌治罪是毛泽东的最後手段，也是最卑鄙的手段。
给刘少奇和陶铸安上“历史问题”的罪名，只说明毛泽东想让他们永远翻不了案。1972年毛在批复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的信、同意让他复出时，为防备日後有人为刘翻案，特别说明邓与刘不同，虽然“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92]]好像刘少奇的“投降过敌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无需再议。
可是这种捏造的案子恰恰是最不可靠、最容易被推翻的。
毛泽东一死，他精心策划的案子就垮了。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时，除开极少数几个文革得益者，全国上下没有什么人反对。
由此可见，对刘少奇案，陶铸案，薄一波、安子文案，真正认同毛泽东的栽赃，认同其卑鄙手段的人，少之又少。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62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659页。
[3] 姬文波〈毛泽东与广西剿匪〉,載《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91页。
[5] 贺亦然、关相生〈陶铸在广西〉,载《高山青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6] 《開放》月刊(香港︰沖天有限公司)2006年10月號54頁。
[7] 但《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中姬文波〈毛泽东与广西剿匪〉称：“所谓民匪不分大开杀戒××万的说法”是夸大,“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十几万或几十万。”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91页。
[9] 张光东口述,周海滨撰〈儿子眼中的张云逸:唯一拿元帅工资的大将〉。
[10] 《炎黃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5年第6期35頁。
[11]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123頁, 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铸〉。
[12]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2页。
[1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308-309页。
[14] 见司马清扬、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9)316页。原载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255、281页。
[15] 参见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16]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32页。
[17]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33页。
[18]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第452页。
[19] 1962年陶铸在广东全省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打倒陶铸∶陶铸的罪恶历史》(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7) 8页。
[20] 1961年6月24日陶铸在广西三幹会上的报告,《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967)24-25页。
[21] 1962年3月5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报告。
[22]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2页。
[23] 马儒〈谢富治的荣辱人生〉, 2011年11月17日。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4] 1966.6.10毛泽东在杭州同胡志明的谈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5] 1966年10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讲话(选编 )》(第一集)。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6] 北京电力学院「人民战争战斗组」编印的《首长讲话》第一集2页。
[27] 陶铸66年6至9月给中南局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话指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8]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454页。
[29]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41页。
[30]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8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35页说刘、邓等6月4日去的杭州。
[3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442、448页。
[32]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42页。
[33]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2页。
[34]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49页。
[3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378-379页。
[36]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91-109页。
[37]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1页。
[38] 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3页。
[39] 阎长贵〈江青“第一夫人”的地位比中央政治局委员重要〉,2012-8-30人民网文史。
[40]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5页。
[41] 穆欣〈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原载《纵横》2006年第1期,见2007.11.21华夏文摘 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446)。
[42]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687、34页。
[43] 1966.8.30中共中央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中发[66]439号。
[44]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82、109页。
[45]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4页。
[46]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57页。
[47]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7)》(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1968)235页。
[48]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47页。
[49]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54页。
[50] 申晓云〈文革“四把手”陶铸的“骤起”与“骤落”〉,《当代中国研究》23卷地期,2016
[51] 美洲《民主中国》1993年7月号101页。
[52] 叶永烈《姚氏父子》330页。
[53] 1967.01.10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见《文化大革命文库》。
[54] 申晓云〈文革“四把手”陶铸的“骤起”与“骤落”〉,《当代中国研究》23卷地期,2016
[55] 罗世荣、刘永《红卫兵祭》,长春《新苑》双月刊总第56期 98页。
[56] 1967年4月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哲学研究所《红宇宙》战斗队〈陶铸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57] 〈胡耀邦阻碍李雪峰文革後平反内幕〉,2014.9.3《明报》, 见(www.powerapple.com)
[58]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40页。
[59] 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282-283页。
[6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63-165页。
[61]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印发,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讲话(选编)》(第四集),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2]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512页。
[63]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68页。
[6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39-140页。
[65]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74页。
[66]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9页。
[67] 1967.01.10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大字报汇编》(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1967.2)。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8]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99页。
[69]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99页。
[70] 阎长贵〈《毛泽东年谱(1949-1976)》文革部分的若干问题〉,2014.2.28《记忆》第109期。《毛泽东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1]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71页。王力说：“历史学家不知道这个会。”“没有记录,所以历史学家找不到这个材料。”王力只说是下旬,依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录的逐日记载,应12月27日。
[72]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页。
[73]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442-443頁
[74]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74、539页。
[75]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75页。
[76] 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1967年2月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等编印的《大字报汇编》47页。
[77]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48頁
[78] 曾志459页：1月4日以後“丧失自由”。
[79]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179-181页。
[80]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576页。
[81]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771页。
[82] 1967.01.10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见《文化大革命文库》。
[83]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475-476、508页。1968年北京大学等单位以「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7)》243页的记载稍不同：“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
[84] 叶永烈《陈伯达传(下册)》(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134页。
[85] 《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竖排本577页。
[86]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449頁
[87]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陈晓鲁的文章。
[88] 1967.01.10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大字报汇编》(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1967)：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编,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89]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59页。《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曾志《陶铸在最後的岁月里》。
[90] 1968.10.13毛泽东在中共8届扩大的12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91] 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见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92] 《邓小平同志言论摘录（初编）》（清华大学,1976.2.5）55-57页；《人物》杂志1994年第1期13页。
（本文是作者向《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論文）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66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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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8 02: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