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传统经济和它的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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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传统经济和它的现代价值

　　半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不仅为世人所关注，在今后许多年内，仍将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不断被提出研究。其间有许多问题需要讲清，对于那些“当事人”或“亲身经历者”来说，这既是内心关切所在，也是一个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为此，我们有必要扩大自己的历史视界，从更为长远和宏大的角度来把握问题，以找出其道理所在。这需要我们采取历史学家的立场，与“事件”拉开一定的距离。重视历史的再一个原因，是因为人们做事，并不能离开对历史传统的评判，──尽管他可能是不自觉的，──由此而取得的种种认识，无疑是人们行动的根基和出发点。

　　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以至传统经济都存在很大的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是，古人从未对中国文化传统做过相应的总结，特别是从今天的眼光和需要来看；另一方面，在恰好需要这种总结的近百年时间里，人们很多是采用西方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学术方法来看待中国，同时多对本国文化传统抱有成见和鄙弃态度。一句话，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失误”。

　　历史似乎总是充满了这类“错误”，但把它一笔抹煞却是不可能的，也未必是正确的态度。也许正是这一连串的大量的失误和错置，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求更大更深刻更长期的历史原因，即合理性的一面。当然，“错误”终究要得到“纠正”，但在历史运作的巨大步伐面前，人们头脑中的所谓“正”、“误”，似乎也将超出寻常的观念（否则一部现代史里恐怕就只剩下了“错误”）。

　　不管是“正”、是“误”，对历史传统的了解在事实上成为近百年来人们选择的认知基础。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有关传统的反思和重新认识，以及对传统本身含义的重新评价，只是到晚近时期才开展起来。也可以说，它多少是得力于对近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经验的感知。因此，它可能仍是时代性的。这是今人与前人的地位不同之处，它也从另一个方面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界。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集体化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双重批判上的。在它看来，传统的小农经济不但技术上保守陈旧，组织上分散孤立，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更使它不能不处于一种既落后又毫无发展前景的境地。这些说法并非是无的放矢，当时人也把它认做不争的事实，但它们真是这样的么？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一

　　在“西方中心论”思想和弃绝传统的态度影响之下，近人对中国传统的最大误解，就是“长期停滞”（涉及经济发展）和“自然经济”（涉及经济制度问题）的说法。例如有人认为：汉代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为以后历代所不能逾；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出现既早，以后发展的余地也就有限；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工具的发明，在二十世纪前数百年即已停顿；……这些说法也许都有一些依据，但在今天看来，重要的是它是否能经住中国“大历史”的检验？

　　对中国传统经济，过去人们总是说它多么“失败”或如何“不对”，而很少考虑正面回答如下的一些问题∶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什么？如何评价这一成就及其发展水平？达到这一成就的基本途径是些什么？除一般所了解的“土地开垦”和“精耕细作”之外，还有哪样一些内容？这一发展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我们二十世纪是处于它的哪一阶段之上（如果说今天还没有与过去完全脱节的话）？这些正是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回答的问题。

　　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农业起源于黄河两岸的黄土台地之上，这一说法已因新的考古发现而有所改变。中国农业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而且在江南一些地方，时间可能更早。不过由于南北地貌环境的不同，一时之内，北方发展较快，以致夏、商、周以来即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区。秦汉时期，中国版图已及于辽东、岭南，掩有日后清代十八直省的全部，而且在技术上已进入“精耕农业”。那么，在以后二千年的历史之中，中国农业还有什么进境可言？这一段历史岂不是太过漫长、太无新意了么？

　　事实上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中国的土地开发，并非像军事征服和版图扩充那样迅速遍及整个大陆。虽然秦汉时期中国已奠立了今日的版图基础，各地仍有大片的可耕地未及开垦，更不用说内地的洼地、山区、森林和草原了。这一过程恰是漫长的，古代和近世的时间尺度，也不能等同看待。中国传统的开发模式，与通常的想象或近代美国的模式大不相同。它走的是开发一片，即走向精耕农业，然后再逐步照此扩大的路子。而且，单就快慢而言，世界史上各农业文明都相当缓慢，在这点上，中国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因此，从古代直到清代十八世纪之前，中国还有将近一半的耕地（从统计数字上看）尚未开垦。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西南、中南和东北地区都有大量的土地未经开发，更不要说各种良种和先进技术的普遍推广了。这些都是重要的史实，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问题。

　　到清代特别是十八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步调加快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人口方面的变动）。其结果是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国耕地统计数字由过去的八亿亩，上升到民国年间的十五亿亩左右（这是仅就统计数字而言，其中的问题另论）。中国土地的“全域性开垦”，是清代经济成长的一个主要标志，在中国经济史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因此，纵观中国农业近二千年的开发历史，“长期停滞”说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就在清代的二百年内，传统农业又展现出新的绮丽的风采。

　　在清代全域性开发的同时，美洲新作物品种如玉米、甘薯的传布（它们特别宜于新垦的山区土地），水利增修及高水平技术的推广，也在清代十八世纪达到高峰。它们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农业的供给能力。这些在过去被认为是清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但是，以上几点的综合结果，恐怕并不足以解释清代的经济成长，和反映出这一成长的主要特色。明代中国人口只有一亿五千万左右，到清代增加到四亿之众，增加了将近两倍。但耕地增加不到一倍，加上新作物品种和技术推广等因素，并不能与经济增长的幅度相抵。进而言之，为满足新增的大量需求，仅仅开垦土地和精耕细作，是不够的。为此，人们只有不断提高耕地的利用水平，并把产品推向市场，依靠经济交换，来追求较高的经济收益。

　　这里我们须注意到粮食以外那些有前景的经济作物，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棉花和棉业的贡献。早期棉花在中国的传布是散漫而广泛的，但由于需求及生产方面的若干特点，棉花逐渐向优势产区转移。到明代后期，今日三大棉作优势区的雏形已经出现，表明这一过程至少已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样，棉花终于成为仅次于粮食的一个大的集中的种植项目。于是，棉花棉布的优势产区（如江苏等地）就能与粮食的优势产区（如长江中上游诸省）进行跨省区的互相交换。这种省际交流不仅发生在长江流域，也发生在珠江流域，不仅有东西方向的，也有南北之间的（如通过运河和近海航运）。

　　到清代十八世纪，这种跨区域比较优势互相交换的经济格局终于形成。这是以前各朝代都未曾有过的。这种跨区域的优势交换可以在不增加耕地、肥料甚至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布局的调整，即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提高社会的总体收入。这就是在耕地“全域性开发”之外，清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指出，这种格局的奠立与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接续关系。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尽管机器工业的兴起，在近百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未能使这种格局发生多大的改变。不管这种交流曾几度被人为地割断，待到经济一旦放开，人们就会看到它的复现。它的意义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二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地区发展的角度进行观察。为此我们可以把各地区作出类型或层次的区分，例如它们可分为“不发展”经济、“发展中”经济、“高发展”经济和“发达”经济等等。在清代中国，这四种类型都可以找到（当然有若干类型是延续了好多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因此它可以做为中国经济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但具有较早的地区发展形态，也拥有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发展类型。这使清史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第一类型地区在发展水平上是最为落后，在发展状态上也是最“不求上进”的。其特征是∶人口稀少，长时期内无大的变动；土地开发有限，耕作粗放；工商业极为落后；消费则只顾目前，……一切正如其名：“不发展经济”。但它却很难理解为“自给自足”的（尽管也可能存在这类状况）。事实上，这些地区的不发展状态正是依靠其已有的交流关系的扩大，才可能被打破。这类地区在清初还占有我国很大面积，其中最著名的是西南诸省。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它们才相继进入了发展中阶段。

　　第二类型地区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迅速增加，在速度上为各类型之首；土地大量开垦，几至“地无弃土”；精耕细作；工商业也有相当发展。这类地区在清代占据很大的比重，如华北和中原地区即早已进入这样的阶段。与前一类型的“不发展”状态相比，这一类地区已进入“发展中”阶段。同时，也不应把它理解为仅是一种“低度开发”，因为它所能达到的水平并非是低下的。实际上，人们一般也正是根据这些，得出中国传统文明繁荣昌盛的评语，并以为她从此就“发展到顶”、 “长期停滞”的。

　　第三类型地区的主要特征是，人口仍有较高速度的增加；在经济发展上不再依赖土地的增垦，而尽力在提高土地利用水平上作文章，例如种植高产值的经济作物等。这样的地区在清代有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东南沿海一些地方，以及华中、华北棉作的中心地带。它们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传统的粮食种植之外，开辟一些新的也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产品（如四川盆地）；一种是放弃旧有的优势产品粮食，代以高产值的经济作物，粮食则依赖外地输入（如珠江三角洲）。此类地区在清代虽只占少数，但它却代表着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应该指出，在中国农业的早期阶段和以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粮食的供给都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或主要的问题所在。就是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例如清代），面对大幅度增加的人口压力，粮食供给的负担很大，但也未出现严重的不足，或成为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实际上，“缺粮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才出现的，是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一种表现。同样的，粮食的增加也不构成经济发展的带动性因素；这种因素只能到粮食以外去寻找。对于大多数欠发展地区来说，其主要苦恼，不是粮产的不足，而是主产作物（这通常就是粮食）销路有限，价格低廉，同时又没有什么新的优势可供发展。农业生产的相对狭窄性，以及新产品之商品性强，市场有限，使得这一探索格外困难。这，才是清代中国大多数地区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

　　新的发展不仅可以在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中去寻找，也可以到农业以外的工业发展中去寻求（这里所谓工业是指传统工业）。这是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最主要特征。农家手工业在清代有着广泛的发展，但可以称为“发达经济”的地区，在清代中国只有一个，即长江三角洲地区。这里农家手工业十分普遍，不但农民的最后收入主要表现为工业产值（如织布卖布），即分别计算，其收入中工业部分也远远大于农业部分（如自种棉花自纺自织自产自销）。因此工业在这里已不是“副业”，而是主业；其经济的重心已不在农业，而在传统工业。这一地区已成为一个相对集中的、以工业产出为主要收入的“传统工业区”。其人口密度居于全国第一，虽然其增长速度已不及上两类地区。

　　综合上述各方面情况，可以说中国在清代已超出基本食用品的生产阶段，而跨入更高的经济阶梯，即全面发展经济，并亟亟于工业发展中去谋求出路的阶段。这样看来，中国“工业化”的要求，便不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外国传入的，更不是二十世纪晚近才有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本身历史发展而出现的切实要求，至迟在十八世纪已经出现。

　　在数千年的历史里中国持续地保持了经济的不断发展，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不平衡的时快时慢的发展历程，到十八世纪末，中国以占世界十几分之一的有限的耕地，养育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1800年世界人口共有10亿，中国有3亿多）。这一切都是怎样实现的？显然，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超时代意义的大问题。就距今天最近的清代历史的经验看来，其成就的取得乃不仅在土地的增垦，而在于生产的高层次发展，如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各种生产的开拓（包括传统工业的成长），商品交换的普遍开展，以及地区间比较优势的发挥等。与此同时，它还为数亿人口提供了粮食等必需品。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但在过去，它却被曲解为一条无奈的“穷途末路”。

　　清代的例子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并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长期停滞”，或“净走错路”。勿宁说，它是一个自有条理的、有次序、有步骤、由低向高的、合理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直到清末或二十世纪初叶，也并没有“走到尽头”。例如，内地许多省区的生产仍受到需求等因素的压抑；跨区域的优势交换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至今不能找到一条史料，可以表明由于粮食紧张等原因而导致某地出现稍大规模的经济作物退缩。一句话，它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再以人们批评最多的“工业化”问题来说，不管经过多么曲折和艰苦的历程，自十九世纪中叶以还，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已与这一世界性的进步结合起来。

　　但遗憾的是，到二十世纪初叶，人们尽可以指出中国耕地已基本垦辟，生产技术也老旧不堪，却忽略了其他一些方面——特别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行途径及其有关制度方面──从而走上了一条一味追求新组织和新技术的道路。

　　三

　　如同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基本评价一样，与此有关的社会与制度诸因素，到二十世纪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批判。例如众多的人口，就经常被当做造成中国 “悲剧”的主因之一。不少人以为历史上人口少些就好，却很少作出经验性的论证，或考虑过是否人口少些经济发展就一定能走上“正路”（如从清代的四亿退回到宋明的一亿多，结果将会如何）。在这一问题上，清代的史实告诉我们，人口的迅速发展，以及清人面对环境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反应，正是清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劳动力的增加，扩大了有效需求，刺激了农、工、商各业的繁荣，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人口增加的益处不仅可见于“恢复时期”，对日后某些规模经济的形成，以至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实现，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又不是所有人口密度较高的文明都自然而然可以达到的。要想实现这种发展，还有赖于种种的制度因素。例如土地制度、租佃制度、经营方式以及市场制度等等。可是，在二十世纪初，它们一律被斥为“封建”、“剥削”或是“反动”的东西，——其实，人们攻击“小农经济”的真正用意，不过是它的租税负担力低下，且征收不易，其他多是“莫须有”的罢了（这也注定了中国革命不能到土地改革为止），——人们不但盼望一个全新的经济成长，也期望于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是中国经济制度迅速变迁的时代。先是，经过“土地改革”，特别是“集体化”运动，一个奠立在彻底反传统基础之上的新的农村制度建立了。对这一制度的成败、后果及代价，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不过三十年之后，即发生了再一次的制度变革──“农村改革”，并出现了谁也未曾料到的巨大的生产飞跃。这原因是在哪里？它所依赖的又是哪一些制度因素？在从集体经济变为个体经营，从“公社制度”回复到“土改之后”的同时，人们不难发现，在农村改革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历史中国中长期存在过的。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似也可以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的土地所有和占有制度，也可以说是近似于古代“井田”或北魏、隋、唐“均田制”的再生。其实就是“互助合作”，在历史上也是大有渊源可寻。所有这些，都令我们不能不重新认识传统的经济制度，重视中国发展的自身因素，以及重新看待古今的关联。

　　这样再去返观历史，我们就会承认，不但传统经济发展有其成功之处，传统经济制度也是经济有效的（尽管它还存在许多问题，但直到今天有哪一种制度是没有 “问题”的？）。例如，土地私有和租佃制度，在日常经济运行中有着怎样的功能作用，它是否应称为中国问题的“万恶之源”？再有，千百年来农民所拥有的经营自主权利，又应得到怎样的评价？无疑问的，正是在这些地方，传统中国与“封建时代”的欧洲有着极大的不同。在欧洲农村，一直到公元十五、六世纪，依然是落后的自然经济，土地休耕，农地定期轮换，种植种类全教区一致，耕作粗放，单季种植；在欧洲人的眼光中，最奇怪的就是中国的土地何以能够连续耕作，存在“可持续的增长”？自己又应如何取消休耕和扩大种植面积？……如果不带什么先入之见，这中间的差距和问题是十分明显的。

　　早在二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农业就带有商品性质，而不是什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市场生产，随市价波动，在先秦古籍中已有描绘。古代的农业布局和生产分工，也大可考究。农村市集系统，很久以前已经建立，在近几百年来，更是星罗棋布，遍布各地。通过这一系统，一地出产的产品可以运达遥远的他方。不但大批量的产品可以跨区域长途调运，农民也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来安排生产，进行多种多样的选择。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里，这种经济形式和农民的行为方式，只有根据条件变化而作出的因应调整，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反复变化。总之，传统中国具有比其他文明同等时期更为先进的经济制度，它是一种“市场经济”（虽然还应对它作出进一步的界定或说明），而不是什么“自然经济”；尽管曾有太多的政府干预，但也存在某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传统。过去对它的批判，是自然的，不难理解的（它与现代经济体制也有相当的距离）。只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人们才感到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联，和贯通自身的历史传统。

　　选自高王凌著《急风暴雨——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反思》第6卷“当代中国的历史传承”第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