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义军：唐晓文和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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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文和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


史义军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党校写作组经常以唐晓文的笔名出现，唐晓文系“党校文”的谐音，是康生一手培植起来的。原来是把矛头指向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组”，于1972年正式以“唐晓文”的笔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


    毛泽东在1973年9月23日会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此当他看到杨荣国所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之后，便自然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1973年8月以《人民日报》转载杨荣国的文章为标志，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在这一运动中有三个写作班子最为活跃、最为著名，一是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二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三是由康生控制、以赵纪彬为顾问的中央党校写作组。唐晓文也和梁效、罗思鼎一样，使用各种笔名，除唐晓文外，还有汤啸、辛风、学泽、唐拓、汤新、范秀文、史建文、宋明等，其成员多为中央党校的教师，重要成员有，武葆华、张载伦、杨福云、黄允升等。


    这三个写作班子遥相呼应，写作并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要求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国。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将此文作为1974年的第一号文件发至全党全国。中共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强调：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通知要求，为了深入批林，必须批判孔孟之道，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深入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唐晓文发表文章50多篇。江青对唐晓文也很欣赏，1973年6月天津之行，江青说：“我带的不止两校，是三校，还有党校。”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文章称：“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文章认为，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梦想阴挡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反动本质”。


    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驻京部队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4日，江青背着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炮制了一封以江青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的信，并突然下令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指派两名不在军队工作的亲信谢静宜、迟群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煽动军队参加“批林批孔”运动。随后，他们又精心策划了“一·二五”大会，江青向迟、谢二人口授了讲话内容，还要姚文元在会上多讲一些话。大会前，江青说：“哈哈，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有办法了！”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出场，置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于被动的被指责地位。会上，迟群、谢静宜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他们介绍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产生的过程和“反复辟”的主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


    1月27日，康生打电话给中央党校的一个人（笔者按：可能是武葆华），要他立即组织写一篇《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并对文章的内容和写法都作了具体指点。2月3日，康生又嘱秘书给江青写信，表示对批林批孔十分关心，并把组织党校写文章的事告诉了江青。


    2月26日，在康生直接授意下，由赵纪彬执笔，经过写作组负责人武葆华等人加工的《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用“唐晓文”的化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把《庄子．盗跖》的寓言武断为史实，臆造出一个与孔丘生不同时竟能当面骂孔丘的柳下跖，并借“柳下跖”之口，对周恩来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进行影射攻击。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成为江青的有力武器。


    3月10日，江青给中国科学院化学感光研究所的一封信中就说：“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从此以后，影射史学成了“四人帮”制造舆论，进行大批判活动的一种经常手段。


唐晓文和江青的关系也极为密切。1974年6月11日，江青找迟群、武葆华等谈话。武葆华回到党校就说，过去“老怕跟不上”，现在“与上面直接联系上了”；又集合写作组全体人马，连夜突击，搞法家人物小传。这是武葆华从江青处领的“任务”。次日凌晨二时，赶紧将搞出的法家人物小传送给江青，以供她讲“儒法斗争史”用。


    6月12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并举行座谈。会上，江青大肆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观点。当有人问到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算不算法家时，江青有意不正面回答，却说：“蒋介石是不是资产阶级？但他就是一个大儒”。当“唐晓文”一个成员谈到儒法斗争一直贯穿到近代时，江青插话：“到现在也是这样。我这观点准备挨批判。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林彪就是尊孔，就是儒。有一个批判继承问题。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都贯穿这个。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我们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江青还说：“凡是儒家都是卖国主义，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


     6月14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大讲所谓“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儒”。她说：“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如果有，希望你们提出一篇。现在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不提。以前的不提无神论，唯物论，现在的不提现在的儒。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


    6月15日，江青等人与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成员谈话中再次重复了上述论调。几天后，梁效的一个头头在迟群等人召集的一个会上说：“注意，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


“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那是指谁呢？据《周恩来年谱》1974年6月的记载：6月中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已住进了医院，江青等人召集“梁效”等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江青说：“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之后，江青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言论，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并借外国电讯上的说法，暗示周恩来即她说的“现代的大儒”。根据江青的旨意，“梁效”、“唐晓文”等写作班子纷纷撰文著书，进行“评法批儒”的宣传。


提到“唐晓文”，不能不提顾问赵纪彬。赵纪彬何许人也？赵纪彬1905生于安阳市内黄县千口村。又名赵化南，字象离，笔名向林冰、纪玄冰。1922年考入大名十一中学，因参加学潮被开除。1923年考取大名省立第七师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大名特支的负责人之一。1927年10月，中共濮阳中心县委成立，他是主要领导成员。1929年2月被捕，1931年出狱。1934年后，转入文化教育界，先后任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山东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委员、平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平原师范学院院长、开封师范学院院长、河南省文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副院长、河南历史研究所所长。1964年调中央党校任教。


    1973年6月，武葆华把赵纪彬推荐给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江青两次提到赵的名字，当时确实使赵“很兴奋、激动”，他说 “这是首长对我的鼓励。”3月份，他给江青写了一封很受“重视的信”。6月份，被“特邀”随江青去天津，他深有感触地说：“参加这种活动，不但不觉得累，而且活动越多，反而越有精神”。“这次教育之深，对我来说是空前的”，“我一生不能忘记这一点”。从天津回来后，他马上写信给江青“汇报工作”，说 “知关垂注，用特先闻”。8月，又被指名以“顾问”身份参加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大讲了一通法家代表人民利益之类的话。江青赠送《四书评》一套后，赵纪彬立即上书说：“惠赐李书，深合急需，感谢殊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28日，赵纪彬向江青上书，说江青“担负亦更加巨大，至希节哀、保重”。10月1日，江青派迟群登门嘉奖。


    1976年9月18日，赵纪彬和杨荣国、刘大杰、朱永嘉、冯天瑜、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等出席毛泽东追悼大会，名字在《人民日报》见报，在当时可谓风光无限。


    1982年赵纪彬去世。著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等人合著)、《论语新探》、《困知录》等。


武葆华是1966年毕业的研究生，文革期间在康生、曹轶欧的操纵下纠集一些人造反，自称中央党校没犯过错误的就唐晓文几十人。他们保康生连闯几关，得到康生赏识，提拔重用。 “四人帮”垮台后。纪登奎受康生委托代他管党校。这时纪对汪东兴讲：“党校班子是康老带出来的好班子。”纪登奎还让新闻单位找他们写文章。


    1978年6、7月，党校有一期揭批查简报，反映关于武葆华（实际上是康生指使的）让赵纪彬注毛选的问题。吴冷西得知以后，立即打电话给马文瑞，要求党校纠正，说赵不是毛著办公室工作人员，也没有注毛选。


    张载伦原是中央党校造反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人称作战部长，杨福云掌握宣传大权，人称宣传部长，黄允升是专案组长，都是1964、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都曾在毛著办公室工作，张还是党委常委。“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是“四人帮”、康生和武葆华的联络员。“唐晓文”许多篇文章是他们出的点子。他们和王洪文办公室中的小兄弟来往甚密，这几个人在王洪文办的中央读书班当过辅导员，张载伦、黄允升还是姚连蔚、李素文的特殊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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