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小英：人生之路从这里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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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路从这里奠基 甄小英

                                                       人生之路从这里奠基
                                                     59届小学毕业生甄小英
       1953年至1962年，我在北京军区八一学校小学部和初中部学习。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共接受了17年的学校教育，其中在八一学校学习、生活的时间就占了一多半。2005年，年满60岁，我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管教学、科研的副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再从事3年教学、科研和带博士生的工作，就将退休。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路程，深深感到，9年的八一学校生活，为我们绘制了人生画卷的底色，奠定了人生事业的根基。
       母校在我们心灵中播下了崇高理想的种子。马克思讲过“人是靠精神站立的”。但人在顺境时，恐怕很少想到理想、信仰、追求等精神支柱的重要。只有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甚至是大灾大难之后，面对不是毁灭、就是升华的艰难选择，才会体会到马克思这句话的深意。  “文化革命”之前，我的人生道路基本上是一马平川，不懂得什么叫“挫折”。
       在八一小学毕业时，以双百的考试成绩升入八一中学。初中毕业，获得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可以升入自己任意选择的高中。本来我想选择师大女附中，教导主任说，师大一附中男女合校，对开阔思路有好处，于是，我就选择了师大一附中。北京市的高中，多年没有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了。1965年，党中央提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少数重点中学开展了发展学生党员的试点工作。我就是师大一附中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中的一个。当时，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一本书——《为革命勤奋学习》，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我的报道。在中学时代，就有不少学校请我去作报告。1965年，高中毕业时，据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和有关方面批准，决定在中央党校举办一个4年制的青训班，专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毕业后，从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学员从北京市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共选了30名男生和15名女生，我又成为这15名女学员中的一个。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地方。我们这些二十来岁的毛孩子，竟成为中央党校的学员，格外引人注目。入校不久，在中宣部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上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文章，在一般人的眼里，更觉得我们是“天之骄子”，  “前途无量”。然而，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很快把我们卷入一场政治灾难。
       中央党校历来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当时康生直接插手中央党校的运动，更使党校成为“文化革命”的重灾区。我和青训班的一些同学，因为给康生贴了大字报，我们所参加的红卫兵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我也被隔离审查。门上贴着“不许反革命分子乱说乱动”的“勃令”，经常给我读的是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窗外的墙上贴满批判我们的大字报。无休止的批斗、检查……然后是到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好像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而且摔到了“最不干净的地方”。党的九大后，党员开始一批批地恢复组织生活，我一直被晾在一边。父母也开始挨整。我的男朋友（我现在的丈夫）是我师大一附中的同学，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也因为支持我们反康生而受到牵连，在毕业分配上也受到了影响。我曾痛苦地想过，如果我被取消党籍，为了不再影响他今后的前途，就与他分手。最后，总算勉强给我恢复了党组织生活。1970年，档案中装着参加“反动组织”的黑材料，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满怀迷茫、困惑，离开了党校。在似乎失去一切的痛苦中，我反复地问自己：今后的路到底如何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没有选择悲观、颓唐，也没有选择甘于平庸或对生活的冷漠，而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走向了社会。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分配到农村，就当个好农民，分配到工厂就当个好工人。在工厂劳动，很快得到了工人师傅们的认可。后调到太原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当理论教员，在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的情况下，我被评为了市级先进工作者。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州“获得解放”。1979年，我调入中央党校工作，从讲师到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教研组副组长到教研部副主任。2001年调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任副院长，获得政府特殊贡献津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没有选择精神上的“自我毁灭”，而选择了自我超越，正是“八一”学校9年的培养教育，在我们的心灵中播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为我们在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上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八一学校是一所具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学校，非常重视革命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学校经常请革命前辈和英雄模范人物给我们作报告。孙毅老将军在给我们讲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时，谆谆嘱咐我们，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你们的父辈在旧社会没有条件读书，新中国为你们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条件，为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你们一定要珍惜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美好今天，为革命发奋读书，将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一位老党员给我们讲解放前重庆地下党员在渣滓洞同国民党特务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不少先烈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走向刑场。我们在同班同学王冀芬父亲的烈士墓前过团日，宣誓要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们是读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听着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的故事长大的。母校的教育，使我们具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住感。学校教育我们立大志，但并不把“大志”定位于当“大官”，而是教育我们牢记自己是吃人民的“小米”长大的，是人民的儿女，要在各个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做出一流的业绩。这一点，使我终身受益。经过“文革”的磨难，逐步接受了“立大志，不存大己”，“做大事，不争当大官”的人生理念，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基本上能够做到“宠辱不惊”，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觉地把人生的酸甜苦辣化作营养，把风霜雪雨化作滋润，始终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平和而积极的心态，正是母校九年的教育为我们奠定了人生的“底气”，以后理想信念的深化正是母校教育的不断延伸。
      母校给了我们实现理想的钥匙。母校不仅教育我们树立革命理想，而且培养了我们实现崇高理想的能力。八一学校9年的学习，不仅使我们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而且培养了我们的学习能力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孙雪琴老师的语文课、武峰老师的地理课让我们听得入迷。成立初中时，调入一批北大、北师大等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担任初中老师，佘树森、陈秋影等老师的课让我们如醉如痴。他们把我们引进知识的海洋，不仅教我们知识，而且启发了我们求知的欲望、学习的兴趣，教给我们自学的方法。我们当时的学习生活丰宫多彩，除了课堂学习外，还参加各种课外小组，还举办外语、作文、话剧、朗诵比赛。我们上一届的成星星同学的一首《春姑娘》的朗诵，轰动全校，引起我对朗读的兴趣。正是这种“朗读”锻炼了我的口头表达能力。我记得战友文工团来校演出，让我代表学生讲话，开始怀里像揣只小兔子，心脏突突突地跳，真有点害怕。后来学校演节目，经常让我报幕，也就是现在说的担任节目主持人，到北京军区报喜，让我代表学生发言等，经过多次锻炼，在大庭广众中演讲，就从容不迫了。后来，我走上中央党校的讲台，当了几十年的教师，说实话，口才、胆量还是在八一学校“打的底”。
       母校历来主张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注重培养我们实现理想的能力，而且注重培养我们实现理想的坚强意志和体魄。老师给我们讲居里夫人的故事，学校给我们放“阿廖莎锻炼性格”的电影。上体育课，老师教育我们既要锻炼身体，又要锻炼意志，为今后的拼搏创造身体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初中毕业时，刘晓春校长讲，“孩子们，你们像一棵小树，一天天长大”，现在长高了，也长壮了”。自觉地强健体魄和锻炼意志，也使我终身受益。上高中后，为了锻炼意志，加大运动强度，我参加男同学的锻炼队。我曾参加北京市的环城跑。在中央党校青训班时，参加了横渡昆明湖的比赛。我们这代人，到过农村，下过工厂。
       在农村与民工一同挖河泥，晚上住在地窨子里，洗脸毛巾冻得硬梆梆的。在工厂，与建筑工人一起装卸混凝土，一天下来，身体像散了架一样。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备课、爬格子，经常熬夜，有时干通宵，早上照样去上班，全凭有个好身体。人到花甲之年，除了生孩子住过一次医院，感冒时住过两天校卫生室外，没有住过医院。我深深体会到“健康是第一幸福”，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身体的底子也是在八一校打下的。
       母校培育了我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八一学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大家庭，是一座革命的熔炉。老师像父母，唐毓华老师不仅俄语教得好，而且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有的同学学俄语较吃力，她就耐心地给他们补课。有的男同学调皮，白天玩累了，晚上睡觉尿床。唐老师利用休息时间为尿床的同学拆洗被褥。马瑞芳老师星期天请我们这些家在外地的学生到她家改善生活。同学之间，同吃同住，像兄弟姐妹一样。一个同学生病，住了校医院，我们大家都去看望。出院后，大家争着给他补习功课。为了不让一个同学掉队，我经常帮同学温习功课。吃饭是8人一桌，大家轮流值日，负责打菜分菜。老师教育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谦让。值日时，遇到分水果，我们总是给自己分一个最小的。困难时期，只能喝稀粥，女同学主动让男同学多喝一些。有的同学的父母从外地来京，带些饼干糖果，也常常分给同学们一同吃。
      在这温暖的大家庭中生活，培养了我们热情、真诚、开朗的性格，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品德。9年母校生活，为我们的人生绘制了“阳光”、“灿烂”“透明”的底色。这对我们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后，善于与人相处，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具有团队精神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想起八一学校，心中总有一种“家”的感觉。就像父母为儿女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就而自豪一样，母校的老师们也为我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和进步而高兴和自豪。记得在中央党校工作时，有一次，教研部的同事转告我，说有人打电话，通知我，八一学校的一位老师患了癌症。我立刻骑车赶到母校，询问哪位老师患了癌症？因马瑞芳老师早已离开八一学校，大家说，没听说学校里哪位老师患了癌症。不久我就接到了参加马老师追悼会的通知，在追悼会上，马老师的先生和女儿对我说，在马老师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一直在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好后悔呀，后悔没有在马老师生前再见她一面，再听听她的教诲，再向她汇报一次工作，再向她报告一点喜讯，这成了我终身的憾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我们的老校长、老主任、老教师有些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用青春、热血和汗水铸成的八一学校精神已经一代一代传给了母校的青年教师。我们这批老学生，也将陆续离开工作岗位，但是，我们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都会继承母校精神，牢记母校教导，继续为母校争光，为民服务，为国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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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 《我心中的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