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反修：“521”抢劫援越物质始末和我的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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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抢劫援越物质始末和我的文革经历
                                          王反修
   
1968年8月19号，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我被抓捕关进北京卫戍区第二监狱。两个月后解押回广西，在全区遭受残酷游斗，最后关进柳铁看守所。在关押半年后得以第一次会见妻子。她问：“你不是说你干革命吗？怎么变成了反革命呢？”我低下头来，无言以对。记得在柳铁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妻子把我锁在厨房里，不让我去参与。我砸开门，严肃地对她说：“你不要拉我的后退，干革命要紧。现在总部没有人，我一定要去。”现在我成了反革命，这是为什么呢？


   1949年我十三岁，在南京中大附中读初一。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帮百姓挑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就在那年我参加了少先队，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由于在抗战胜利前夕，父亲患肺结核早逝，母亲一人难以抚养三个子女，解放后在四野政治部当军官的叔叔就把我们一家接到武汉，介绍母亲到一家印刷厂当出纳员，我和妹妹寄养在叔叔家。为了减轻母亲负担，我初中毕业后就考了济南铁路中专。那时中专吃穿用国家全包，我一心读书，很快就成了学校的优秀生，入了团，当了生活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我积极要求进步，一切都认真地按学校和党团组织的要求去做。很快又成了济南市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1954年，又作为全校两千名师生中唯一的男生代表，随学校领导一起到北京参观了当时的苏联展览馆。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北京铁路局天津车辆段。后来张家口要人，那里是个风口地区，最冷时气温可达零下二十度。我抱着那里艰苦哪里去的决心，义无反顾的去了那里。1958年北京铁路局支援边疆建设，我又被调到柳州车辆段，成了当时的一名技术骨干，在大跃进中火线入党。


1959年被柳州铁路分局党委调到分局机关宣传部工作。我决心不辜负党的信任和希望，不断完善自己，努力工作和学习。在工作之余，常给报社写稿，以锻炼思想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在机关和基层，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通讯员。当时的思想状况，觉得自己是党的人，要坚决做党的驯服工具。


对于党组织，我是赤胆忠心，言听计从，经常向党支部书记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汇报自己的思想，请求组织的帮助。像一个虔诚的教徒，把领导当成自己的牧师和神父，不断地检讨和忏悔自己的过错和不足。不但主动放弃极其珍贵的加工资机会，就连自己婚恋中的隐私都向领导交代得一清二楚。不久，我又从宣传部调到了党委办公室。

四清


1964年，铁道部从柳州、郑州、广州三个铁路局抽调了几百名科以上的干部，组成铁道部四清工作团。论级别我不够。但我和几个同样不是科级的年轻干部，也被派到了四清工作团，听说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从1964年到1966年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我先后在广州、南宁、柳州等地搞四清。至此时为止，在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个我都没有受过冲击，在前进的路上顺风顺水。因此，一种莫名的自信和自豪常常占据我的心。


1966年的下半年，文革之火烧到了柳州，我还在柳州机务段和当时柳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张炎一起搞四清。柳铁一中一些学生开始到机务段搞串联，揭露和批判四清工作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机务段工人开始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批判四清工作队。工作队无法开展工作，队员们无事可干。尔后张炎被批斗游街，铁路局的各级党委也渐次陷入瘫痪。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我看不明白，不理解，想不通。对当时红卫兵和工人起来造反的行动我也看不惯。我这个一贯把领导当拐杖扶当肩膀靠的人，一下再失去了主心骨，茫然无措。


但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这场大革命面前不可以袖手旁观。但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并不明白，只能从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中去寻找答案。于是我天天读毛主席的书，背毛主席语录，学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社论。渐渐的在脑海中有了一些基本概念，一知半解的教条式的掌握了一些理论，明确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把隐藏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以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中央一再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尤其号召共产党员要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我感到自己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在思想上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在行动上依然是犹豫不决，深怕站错了队。那段时间我很久没有回原单位去了，一天我忽然想回去看看，和老领导老同事叙谈叙谈。可我回到机关后，原来那些熟悉的脸见了我好像见了陌生人一样，瞪着眼睛不理我。我很奇怪。当我走到会议室大厅时，一切都明白了。会议室大厅横挂在空中的一根根绳子上，挂满了大字报。再一看吓得非同小可，原来那些大字报全是揭发和批判我的。什么“揪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反修”，什么“坚决清除埋在我们身边的地雷”，“王反修是‘三家村’在柳州的代理人”，“王反修恶毒攻击党，别有用心，罪该万死”……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了红叉叉。


我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三家村讲的是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不是专家学者就是副市长之类政府高官，我和他们八杆子也打不着，连他们有什么作品都不知道，我怎么代理，怎么开分店？我根据组织的安排外出搞了两年四清，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冷静下来，细想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为了提高工作能力，平时给报刊投稿，写的那些文章，例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以雷锋精神学雷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等等。本来都是为了配合党的宣传工作，也得到领导和报社以及同志们的肯定，他们甚至还称赞我是“小马铁丁”（马铁丁是当时活跃于报刊的一个著名杂文家），怎么这会儿一搞运动就恶意曲解，反过来当作大毒草批判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没有力量去反击，只是暗暗的告诫自己，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要有什么辫子被他们抓住。所以一时间，柳铁两派我都迟迟没有参加。


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我决定到北京去看看。因为那里是文革的发源地，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那里指挥着这场斗争，到那里会对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一九六七年初我只身到了北京，北京到处是标语口号，传单小报、大字报，批斗会遍地，整个京城被一种浓烈的革命气氛笼罩着。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铁道部。铁道部办公大楼所有办公室都被来自全国各地铁路系统的战斗队和群众组织占领，铁道部长吕正操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搞卫生扫厕所。铁道部大楼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每天都有各种最新消息号外和传单，不断有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被揪斗批判，给我的感觉，除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外，其他人都靠不住了，也都难以逃脱被揪斗的命运。造反派和红卫兵明显的受到中央的宠爱和支持。我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走资派，给我的总印象，当权派就是斗争对象，红卫兵就是革命先锋，毛主席号召造反的，造反就是对的，是革命的需要，要坚定地站在造反派和红卫兵着一边。带着这样的印象我回到了柳州。


当时柳铁地区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个单位纷纷夺权，接着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韦国清的广西联指，一派是打倒韦国清的广西四二二。在铁路上一派是打倒张炎的柳铁联指，一派是支持张炎的柳铁工机联。二月份军队进驻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


起初我还是在观望。为了弄清哪派是造反派，我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暗暗观察。一开始两派的活动我都参加，两派开批斗会我都去听，两派的大字报和传单我都看，对两派提出的口号，两派争论的焦点，两派人员的构成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两派的口号有区别而且互有针对性。工机联这边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联指那边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工机联这边的口号是“打、打、打、打倒保皇派”，“保皇有罪，罪该万死！”而联指那边的口号是“坚决保卫党中央，坚决保卫毛主席”，“一保到底，永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单从这些口号的表面看，都没错都有道理，如果细细的品味一下又有不同的倾向，工机联这边强调的是造反，而联指那边却有压制造反的意味。


从两派人员的构成来看，工机联这边学生、工人占多数，干部很少，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是公共场合，如文化宫、体育场和学校、基层单位。而联指主要是车站、客运、工程部门的工人和党政机关中的大多数干部以及公、检、法人员。他们除了大型集会在公共场合外，所有机关，包括铁路局、分局、工程处、公、检、法的办公楼都是他们活动和控制的地盘。在总人数上联指明显是占优势的。


行为上看，联指常常抛出工机联头头的档案，指责那些头头成分复杂、出身不好、动机不纯，通过揭人老底，进行人身攻击等打击对方；而工机联这边常常有些过激行为，或者例如，在对方的批斗大会上去砸场子等等。


参加两派的批斗会也很有意思。工机联方面组织的批斗会，多以联合战队（中学生组织）的学生们为主发言。他们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毛主席语录，逻辑严密，观点鲜明，语言犀利。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让人钦佩。反观联指的批斗会，有时就让人感到好笑。他们的批斗会总是以机关干部发言为主。一次，局政治部一位机要秘书，在批斗局党委书记张炎时说：“我们跟了你这么多年，现在你不管我们，却去支持工机联，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这哪里是批斗会，倒恰恰证明了他们对领导对张炎的依赖。我又联想到分局机关那些将我打成什么“三家村”代表人物的人，运动来了，他们不敢触及领导，昧着良心把我这个机关里级别最低的干部抛出来。我不愿与他们为伍。


总的来看，我觉得两派都有不妥的地方。但最终决定参加工机联。除上述理由外，以下几件事起了很大作用。


军管以来，南宁抓了工人造反司令熊一军，柳州市抓了造反派工人刘占云，在柳铁地区，取缔了铁路先锋造反团，取缔了合同工造反组织红铁军，抓了他们的头头和一些骨干。电务工程队一个参加工机联叫邓承刚的工人，开会时喊口号发生口误，被柳铁公安处当反革命抓起来。对这几件事，联指派认为“抓得好”，“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而工机联则认为是镇压了群众运动。两派鲜明的态度，对立的观点，势不两立的，不可调和。对此我想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正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应该向上，而广西、柳州、柳铁偏偏把矛头向下，把一些工人群众当反革命抓起来，这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联指派支持和参与镇压，偏离了运动的大方向；工机联反对镇压，他们是造反的。我认定造反是对的，压制造反是错的，于是我决定参加了工机联。

参加工机联后，开始，我只是斗批改组的一个普通成员，不是总部头头。但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我抱着极大的热情全身心的投入，全力以赴，十分积极。不论是开批斗大会还是游行示威，我总是带头喊口号，踊跃上台发言，奋勇争先。


文革的发展出人意料，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敌对情绪不断升级，开始时互有小动作，你覆盖我的大字报，我涂掉你的大字报，开大会互相谩骂，辩论时互相围攻、指责，然后肢体冲突，双方矛盾越来越深。各派为了弘扬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示出各自的力量和决心，三天两头组织游行示威。到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在武汉“720”事件中，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文斗迅速演变为武斗。随即联指就扛着棍棒、长矛、大刀上街了游行了。刚开始看见尖尖的长矛、闪亮的砍刀我心中有胆战心惊的感觉。


事态变化之快出乎我的预料，八月三日那天，铁一中联合战队的学生胡超亮前往党校寻找被抓的战友，被联指派的武斗人员用长矛刺死。这是柳铁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人。接着第二天，铁路机车车辆厂工机联派的工人朱智权又被联指刺死。一死人，双方仇恨就加深了，形势急转直下。斗批改不搞了，机车司机不敢出乘，单位上势力弱的一方跑掉，向本派力量强大的地方集结。双方加速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作准备防止对方的进攻。


那时我是总部斗批改小组的成员，我们斗批改小组和总部的人一起搬到机务段的行车公寓集中。那是一栋三层楼房，我们在楼上用玻璃瓶装汽油在瓶口塞上棉花，如果联指来进攻可以点燃棉花扔出去当燃烧弹使用。工厂的人也零零星星磨制了一些长矛。但就整个总部而言，当时没有任何热武器。


但随即，柳铁地区第一次真枪实弹的进攻发生了。八月十三日晚上铁路联指武斗人员携带枪支弹药、炸药包，在一些干部的带领下，攻打工机联大本营柳铁文化宫。他们用炸药包炸坏了文化宫西边的大们，但由于文化宫当时只有刘重阳（工总负责人之一）一个人有一支老枪，基本唱的是空城计，无法还击，联指因此反而没敢攻进去，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防备。不料天亮以后，打扫战场，联指大部已撤退，刘重阳发现还有武斗人员在，那人也发现了刘，双方对峙，互击，刘先动手，打死了那人。


当晚（8，24）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时表态，“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午，但联指对总理的表态极为不满，当晚刷出大标语“周某某‘824’表态罪责难逃”“周某某，你算老几”。对工机联的攻击升级，骂我们是右派、是反革命派。而且把铁路联指更名为钢联指，表示要更加强硬更加坚强的斗下去。


当时，广西军区掌握各地武装部，和公检法一起，基本上站在联指一边，联指手中有大量的武器，是抢的还是发的我们并不清楚，他们用真枪实弹向我们总部发动进攻却是不争的事实。攻打铁路文化宫是文革以来在柳铁地区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用真枪实弹向工机联发动的进攻性武斗。此时对工机联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情绪，内部群众纷纷向头头施加压力，要求搞武器。抢枪舆论盛起，武斗时刻面临升级。

                          “95”事件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傍晚时分，机关总部头头镇市在机务段找到我，对我说：反修、部队讲四二二的人到来宾武装部抢枪被打死不少人，你和六九八四部队去来宾看一下，处理一下。在八二四周总理宣布四二二是革命造反派之后，六九八四部队和他们的上级五十五军就宣布支持四二二。天黑以后部队开来一辆卡车，上面有十多个军人带我和他们一起前往来宾县，大概半夜十二点多到达武装部。车停在大门外，先由解放军进去联系好以后才带我进去。一进武装部，借着灯光我看见大门左侧地面横七竖八的一堆尸体，血腥味扑面而来，我几乎惊呆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死人，心中五味杂成目不忍睹。解放军带我进了一间平房里面关的是伤员和被抓的人，有一个腿上中了枪，有一个断了胳膊，他们直喊口渴，吃了牙膏也喝了同伴的尿。见此情景我立即决定请六九八四部队把伤员和被抓的人立即开车带回柳州。我让车辆段的王义留下，他参加了抢枪，好向我介绍事件的经过。我请解放军第二天派车来把所有的尸体运回柳州。


第二天天亮，我和王义清点了武装部院内的尸体，一共十八具。其中三个是铁路的，一个是铁二中的学生方天行，年仅十六岁；一个是车辆段的胡新圻，还有一个是机务段的芦宗明，其余十五人全是柳州市柳江风雷红卫兵，他们也都只有十五六岁，全是花季少年。王义向我介绍了抢枪经过。那是九月五日上午，柳江风雷的红卫兵开了辆卡车停在车辆段附近的马路上，他们跑下来对我们说：到来宾抢枪去不去？那时候谁不想要枪呢？听说有枪抢一下来了十多个人一起爬上了车，整整一卡车装满了人。大约下午三四点钟到了来宾武装部。车停在武装部大们外，大家争先恐后下了车就往武装部里冲。跑进武装部十多米枪就响了。一听枪响后面的人不敢进来了，进了武装部的人有的被打倒了，没打倒的就往左右两侧的过道跑，大部分人都死在进大们后的开阔地上，因为武装部的食堂窗户正对着大门，解放军在那里架设了机枪，室外还有流动的持枪的军人。王义告诉我这些死者被打死时的位置。有一个是跑过左侧通道跑过红薯地翻墙时被打死在围墙下，有一个是跑过右侧通道，在翻越围墙时被打死的。铁二中的方天行腿部中弹当时没死，从开阔地慢慢挣扎着爬向右侧通道躺在那里，当时下了阵雨，他口干，张口接雨水喝，没多久因流血过多死掉了。车辆段的胡新圻和另外三个被抓的人被押到食堂旁一栋房子的墙边，脸朝墙站着。一个战士拿着手枪上来，对准他的头开枪把他打死了。有一个年纪稍大的解放军官上来制止那个战士的行为，说不打了不打了，结果另外三个人才活了命。我一边听王义介绍，一边画简易草图，画武装部平面图和被打死人死时的位置。我在武装部边问边走边画，旁边好几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骂骂咧咧，他们说：他妈的这些家伙坏透了，什么都抢，前几次抢不到枪连我们的衣服、皮带、帽子都要真不象话。有的说：你们敢抢枪，就让你们尝尝味道，解放军是不好惹的。其实在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之前武装部把枪是埋在地下的，当九五命令宣布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是反革命事件，部队可以开枪之后他们就把武器取了出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说谁再来抢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当天，还有工机联总部刘重阳也带了几个人去来宾武装部抢枪。但走在前一拨人之后。快到时，听说打死了人，就没有行动，返回了。


这里要补叙一下。文革武斗以来，多地多处都发生了抢解放军枪的事件，对此中央军委有文件，一律不许向群众开枪。（应该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要防止枪被群众抢去，还是有很多办法的，因为群众没有对解放军开枪动武的。但有些群众组织 轻而易举的“抢”到了大批枪支。）九五抢枪的那些孩子们，即使在这种背景下到来宾武装部的。但九月五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九五命令，宣布在群众强强是解放军可以开枪还击。作为群众，九五抢枪的那些人，出发时还没有听到九五命令的传达，而来宾武装部的军人已经得到传达了。而且前来的人是他们不支持的422派。但执行九五命令，具体的做法很有讲究，是不是来者皆杀，俘虏也杀，这和群众分成对立的两派，解放军支左也各有倾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文革中的群众抢夺解放军枪支事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情况及其复杂，值得文革史家专题研究）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为什么同样是解放军，有的保护我们，有的却对我们恨之入骨，要置我们于死地？毛主席不是说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吗？他们为什么抢枪？主观意图也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把他们当反革命打死了。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为什么把枪口对着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呢？他们怎么可能反对革命呢？来宾武装部的那些人对那些赤手空拳没有还手能力，甚至已经放弃抢枪拼命逃跑的人都不放过，抓住的俘虏也要打死。受了伤的也不施救，任凭他们去死……我十分不解，带着疑问画了示意图。当六九八四部队军车开来后，我和解放军一起，把一具具血淋淋的脸部白得变了形的尸体装上军车一同返回柳州。


这些死者中让我永远难忘的是机务段的芦宗明，他的肠子被打出来了。他的妻子是一个农村妇女 ，肚里怀了一个六个多月的孩子，住在机务段副近的棚户区，一间用油毡搭盖的四面漏风的棚子里。她以后怎样活下去呢？


后来我写了“九.五”来宾抢枪事件的调查报告交给镇市，准备交给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反映给中央。但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听到和看到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消息。那些在这一事件中死去的人，那些满腔热情参加文革的工人学生，就象被踩死的蚂蚁一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运动发展到这一步，我感到难过、不安和惶恐，但是，想到中央刚刚表态我们是革命造反派，野战军也纷纷表态支持我们，我又充满了信心。

大联合


九月份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号召两派联合起来。六七年十月下旬，铁道部军管会召集全国铁路局军队代表以及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铁道部开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我被机关总部的头头陶煦派往北京作为工机联的代表，同去的还有机关总部的桂树林，工人总部的肖福祥，联合战队的黄雄民，我们这几个代表都不是主要头头。在会上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最新的指示，铁道部军管会和柳铁军管会主任游走于两派代表之间，不断做工作。铁道部军管会主杨杰很耐心，柳铁军管会也在两派之间不断的沟通和调解 要求我们联合起来。我觉得应该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联想到柳铁地区的实际情况，铁路运输停顿了，调度所联指掌控，而火车头却在工机联手里，两派对立，谁也不听指挥。军管会也干瞪眼，没办法。越抓革命越无法生产，成天只听两派在广播喇叭中对骂。我感到两派不能再对立了，不能老这样无休止的打下去，要把矛头向上，共同指向走资派。我想到铁路运输中断国家损失太大了，不能再乱了，这样局面失控肯定不行。我希望和联指联合，大家有矛盾有分歧可以坐下来谈。我怀着良好的愿望和一颗真诚善良的心，作为工机联的首席谈判代表，鼓励我方代表积极推进两派谈判，竭力说服其他几个代表在联合协议上签了字。两派在会议期间达成了全国铁路第一个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后来简称为铁路八条）。


我的做法得到了总部头头陶煦的支持。签订协议的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总理非常高兴，要亲自接见我们，还把协议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总理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接见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让我坐在他的身边，那时我真有说不出来的欣喜，我觉得我做对了，感到非常自豪。我期待两派不要再势不两立，摒弃前嫌回单位把生产搞起来。


回到柳州以后，在铁路鹅山广场召开工机联群众大会，我满怀期待的向大家汇报在北京签订大联合协议的经过以及总理接见我们的盛况。出人意料的是群众反映冷淡，会场上鲜有掌声，当主席台上喊口号的时候，下面稀稀拉拉的很少人响应，不像往日开批斗大会时口号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昂，更不像迎接毛主席最新指示那样欢呼声震耳欲聋。因为两派对立情绪严重，积怨很深，从感情上来说是难以接受对立派。尤其是死了人以后仇恨加剧，又未能如群众希望的那样，查惩凶手。自那以后工机联中许多人都称呼我为“修头头”，（因为我原名就叫王修，文革中为了赶时髦才改为王反修的）。大家认为我丧失了立场，这种联合损害了本派利益。对于群众的反映我是理解的。我想不是签订协议就能解决全部的问题，需要一个疗伤过程，只能慢慢来。


当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颁布了《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史称广西十条。在这个文件中，广西两派都定性为“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说，这种定性，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利于大联合的实现。但运动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于意料，令我们瞠目结舌，手足无措。我的思想也渐次左转。


12月，在军管会的主持下成立了柳铁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双方派对等的代表参加。程立大联委的主要目的，是想尽快恢复铁路运输。号召大家回单位上班，不再以派别的名义活动。因而决定把两派的派旗砍掉，一切活动都在大联委统一组织下开展。大联委不是权力机构，只是给双方提供了一个谈判协商的平台。谈生产还好，一谈斗批改，就吵得一塌糊涂。这派要批韦国清，那派要斗伍晋南。双方代表观点不同，利益不同，立场不同，在诸多问题上都互不相让，寸土必争，吵得不可开交。总是指责对方违反协议，往往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大联委达成的唯一协议并付诸实现的就是各方派十五人组成大联委巡逻队共同巡逻，以维持铁路地区的治安秩序。关于斗、批、改， 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上仍然严重分歧，没有达成共识。


大联委巡逻队一开始共同住在铁路招待所。一直维持到大约1968年四月初。到1968年四月，联指抢占了车站，柳州分局等地，又殴打了我方队员楚树亭，最后把工机联方面的巡逻队员赶跑了。


大联委作出的“砍旗”决定，超越了工机联大部分群众的认识，因而在工机联特别是联战的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弹，成为《今日的哥达纲领》出笼的导火索。


柳铁文革不可能孤立的存在，摆脱不开广西文革和柳州市的文革的影响。1968年初广西整体的文革形势和个别偶然事件，彻底打破了柳铁两派试图大联合的努力。


1968年1月21日，铁一中学生连联战“大喊大叫”战斗队（文艺宣传队）成员莫兆明、陈宪中到柳州市借小号，遇市造反大军愤激的群众围住两位十七八岁的解放军战士辩论（因刚刚发生造反大军群众被打死的事情），致使两战士不能前行。莫、陈两同学从军装颜色认出这两位战士系驻铁路某部队的，该部队新近从越南战场上调回，对文革不了解，全无派别倾向。遂帮两战士解围。但两战士旋又被另一拨群众围住。因为同路，两同学决定陪同和护送两位年轻战士回部队驻地。途径探矿厂。探矿厂的联指武装力量早已当街筑起工事。此时冲出来，持冲锋枪，毫无缘由地射杀了莫兆明，打伤了陈宪中。事后大联委虽组织了调查组，但似有隐衷，不敢正视事实，结论含糊其辞，对追查凶手的合理要求予以推诿。这一事件激怒了工机联特别是莫兆明所在的联战。大家深感人生安全收到了威胁。在前端大联合浪潮中略有缓解的两派对立情绪，重新变得紧张。

从广西全区看，中央解决广西问题时韦国清和广西军区作了在运动初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检查。以韦国清为首的区革筹成立后，加快了夺权步伐，迫不及待的要在全区各地从上到下成立革委会。广西四二二是打韦派，顺理成章地被视为障碍。


1968年2月14日，广西革筹、广州军区调动正规军某某部队，武装围剿柳江县造反大军据点里高中学。由此开始，在广西各县郊，由省军区和各地武装部的直接控制指挥，由武装民兵伙同联指武斗人员，有时还加上正规军，这里那里不断剿灭或打跑422，在此基础上成立革委会。各地县422派血淋淋的告急传单不断传来，引起了工机联的恐慌情绪，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内部反对无原则联合，主战派的声音渐高。

《今日的哥达纲领》

六八年二月八日，联战常委柳铁一中学生肖普云将柳铁两派签定的倒旗协议和恩格斯当年批判的《哥达纲领》作类比，针对柳铁当时的形势和倒旗协议，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今日的哥达纲领》，批判本派别头头在大联合中表现出来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篇文章发表在联合战队的铅印报纸（红卫兵战报）上，又经高音喇叭播出，很快引起了联指的注意，掀起了对该文的批判高潮。有关方面又很快的将该文交到了中央文革。随即在五月份的全国运输工作会议上，康生宣布该文为“大毒草”，“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罔顾事实，信口开河，断言这篇文章“不是学生写的”，“背后有黑手”，“有黑教师爷”（指教师），下令要抓黑手。3月29日肖普云被抓进了拘留所。


《今日的哥达纲领》被中央点名后我们感到非常被动。军管会和联指乘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组织批判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本是针对我们工机联总部参加签定倒旗协议的头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写的，和我们意见并不一致。看文章，我们也认为这篇文章是有些问题，但不是什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只是个别人的观点，作者肖普云又只是个中学生，发表的意见即使有不对的地方，可以讨论，大张旗鼓地对他口诛笔伐，不是变了整学生吗？《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不整学生”，这会违背斗争的大方向。所以我们消极对待按兵不动。


联合战队反应激烈。又在《红卫兵战报》发表了《广西军区必须改组》、《广西革筹必须转向》等六篇文章，矛头直指军区和革筹。革筹领导下的《广西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对这几篇学生文章无限上纲，口诛笔伐，“批判大毒草”，“揪现行反革命”，在全区大造舆论。谁都看得出，这实际上是针对整个422的，要搞垮搞臭四二二。


这运动究竟要怎么搞，毛主席最近的战略部署是什么，我越来越弄不明白。

思想


文革中的行动依据，就是尽力去理解、揣摩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便紧跟。


正当我被错综复杂的形势弄着云遮雾罩，弄不明白该干什么的时候，一九六八年四月中央发出了粉碎右倾翻案风的号召，在北京揪出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个代表人物，说他们是”反革命的小爬虫”，反对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翻案。我无从知道他们究竟具体犯了什么罪，我想的是我们这里什么是右倾翻案风。当时，广西全区各地农村县城的四二二已被各地武装部指挥的民兵以联指面目出现，打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城市的四二二还在坚守。新形势下南宁四二二分成老四二二（只有几个人）和新四二二，省革筹对老四二二怀柔，对新四二二（实际上是整个422）打击。并制造谣言说在广西的反共救国团的分部混进了四二二，四二二是被坏人操纵的，要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


我就在想什么是右倾翻案，必须要有案才会翻，造反派红卫兵参加文革是没有案底的，所以无案可翻。倒是韦国清，运动开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作了检讨是有案可查的，他曾经镇压过群众运动，现在成为省革筹负责人，又在全区各地镇压四二二，把矛头指向学生和群众组织，这不是典型的右倾翻案吗？当时深入造反派人心，指导造反派行动的人重要理论就是所谓“两个司令部“的理论（详见博客中国碧琼子的博客：《说说文革中那些坑爹的理论》），周总理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之后，我始终认为我们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的，现在为广西的一系列情况，都说明了韦国情故伎重演，变本加厉的镇压群众，这是典型的右倾翻案。看来韦国清就是广西的祸根。我们必须予以抵制和反击，坚决击退这股歪风。这成为我后来勇气十足的策划和枪指挥抢劫军用子弹（所谓援越物质）的重要思想基础。

“521“抢劫援越物质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以周总理为首的当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康生、陈伯达、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和军队负责人，谈到柳州问题时我站了起来。
总理问：你叫什麽名字？
我答：王反修。
总理说：你是真反修还是假反修，我看你是忘反修。
我没吭声。
总理说：援越物资是你们抢的吗？
我说：是的，是我们抢的，我向全国人民请罪。
总理说：你们什么时候恢复通车？
我说：我们从来没有阻拦过列车，随时准备通车。
总理说：你们不是放了脱轨器吗？
我说：那是学生不懂事搞的。
康生说：什么学生不懂事搞的，我问你走资派张炎还在操纵你们吗？
我说：张炎早被关进了卫戍区，我们调查过张炎的历史没什么问题，文革初期有错误能改正，所以我们继续支持他。
康生十分生气地说：是你们掌握的材料多还是我们掌握的材料多，是听你们的还是听中央的？
我无言以对。
康生说：对抢援越物资的人你们是什么态度？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共救国团的分部就在广西，四二二中就有反共救国团。他还把四二二说成是杀人放火的四二二。
黄永胜说：因为是援越物资所以才抢的。


事实上我们抢时根本不知道是援越物质，它被抢时确实也还不是援越物质，是途径柳州准备进入凤凰军火库备用的弹药。只是因为被抢，就改变成“援越物资”了。


听了这些我感到非常吃惊，国家领导人怎么可以依靠慌言和欺骗来领导国家呢？毫无疑问这次接见给广西四二二带来了灭顶之灾，为广西镇压和屠杀四二二这派群众发出了总动员令。从此广西大屠杀一浪高过一浪，四二二被彻底镇压了。


那次接见之后，我和422的其他一些头头被关进了监北京卫戍区。几十年来恶梦般的过去始终象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身上，煎熬了我一生。

  抢劫援越物资的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想想看吧，八个车皮一万一千八百箱共计一千七百万发子弹，老百姓抢了这么多子弹，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为此毛主席亲自批示了“七三“布告，指出这是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搞的，是走资派和黑手操纵的，是反共救国团有计划的破坏活动，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暑。


现在许多参与者和当事人都已离开了人世，而我看到的一些研究文革的文章对那段历史的陈述并不清楚，一些事实被搞错，因此直到现在某些真相仍不为人所知。我是枪劫援越物资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比谁都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现在有人还在鼓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要以史为鉴，所以我想用亲身的经历告诉人们，我是怎样被卷进恶浪中被吞噬，成为那段历史中的牺牲品。文革葬送了千万人的生命，泯灭了人的良知，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灾难和浩劫。


其实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是仕么坏人，既没有野心也不疯狂，更没有“黑手”“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操纵我，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越积极就陷得越深，以致至不故一切的干下去，作出在常识常情下匪夷所思的事情。

四月下旬柳州武斗升级。在周边县郊422都被围剿殆尽的情况下，鹿寨、武宣、象州等县的武装民兵，在革委会、武装部的直接指挥下，攻打柳州市造反大军，柳州水厂、青云路、柳江边一带造反大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联指用在越战时的土办法，用炸药包带炸药包，下面炸药包一点上面炸药被射出去飞向对方阵地，一栋栋的房屋立即倒塌。每天晚上火光冲天，爆炸声震耳欲聋。造反大军不得已退守到柳南箭盘山、谷埠街一带。许多从农村逃出来的四二二难民和所谓黑五类子弟，纷纷涌入铁路地区，集中在车辆段、机务段、铁一中这一带，也就是三四平方公里的地盘上。学校的教室、工厂的车间、会议室、宿舍区都住满了人。柳州市造反大军抵挡不住联志和武装民兵的进攻，从柳北退守到柳南，龟缩在几个孤立的地点，岌岌可危。
铁路地区虽未发生大规模武斗，但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四五月间，柳铁“钢联指”和柳州市联指，不知从何处搞来大批武器弹药，迅速占领了柳州市和铁路地区的所有制高点，马鞍山，鱼峰山，铁路地区的大鹅山、小鹅山以及分局大楼、铁路局大楼，火车站也被联指武力控制。另一方面，他们派出武装人员，在两派杂居地区，有计划的抓捕绑架四二二的头头、总部的工作人员以及亮相支持四二二的干部，先后抓捕了张启文、温国良、姜泗维、潘红卫以及张炎（铁路局党委书记）徐一、王春湘、林荷达等人。他们陆续被绑架后被强行关进柳州市人委礼堂联指私设的临时监狱中，严刑拷打逼供。（那里先后关押了六百多人。）工机联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五月上旬铁道部召开全路运输工作会议，公机联主要头头和各基层站段头头都上北京去了，走的走，抓的抓，工机联领导层出现了真空。在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没人出来领导，工机联无法统一行动，势必被动挨打，广大群众的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为冷工机联的存亡，我想我应该发扬共产党员不畏艰险，越是困难越向前的大无畏精神，主动站出来，勇挑重担。于是我主动站出来组织了一个临时的五人核心小组和工机联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群众对抗联指对我们的进攻。由我和机关总部的周继文、工总的王立和、李振岭、联合战队李崇泰组成。李振岭是转业军人懂点军事，又是工机联和造反大军的联络员便于和造反大军配合，由他担任文攻武卫指挥部总指挥，我任政委，下设三个指挥所。一所在文化宫由王立和负责，机务段、车辆段为二所，小鹅山附近各单位为三所，并选择林场为指挥部办公室，那里树木多，便于隐蔽，可进可退。由于联指从他们控制的制高点不断向工机联地盘射击，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死打伤。联指武装人员从马鞍山上用高射机关炮打铁路文化宫，子弹穿过一砖厚的墙，把驻守在文化宫的人打死。联指从小鹅山及分局不断向机务段路口射击，封锁文化宫和铁一中之间的道路，使我们进退不得。而我们没有武器，无法还击，只有被动挨打。
柳州造反大军和工机联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包围圈中坚守着。头头们着急群众也着急。对此，我们每天晚上在铁路林场召集指挥部成员会议，研究当天发生的事情和应对的办法。每天晚上指挥部开会的时候，门口和窗外都站满了焦急的群众，大家期待我们能拿出对付事态的办法来。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安慰大家我说：我们是造反派，要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央是支持我们的，我们要沉着不要害怕，中央知道广西的情况，镇压四二二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讲这话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是没底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多么希望像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总理表态支持四二二那样，说一句“不要攻打四二二，农民不要进城，让联指撤退“，那多好啊。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幕前幕后坚定的支持联指，因而联指攻打422有恃无恐。我也弄不清中央现在到底怎样看待广西问题。
那时候因为道路被封，白天我们在家休息。一个中午，我睡在自家不到四平米的柴房，我爱人把门外加了锁不让我外出。醒来以后，我大发雷霆，对爱人发脾气说：“干嘛把我锁起来？“我爱人说：“打得这么厉害，怕你出去不安全，你不要去了。”我说：“现在总部没人，我不能不去，干革命要紧.你不要拉我的后腿。”我岳母反问一句：“你出了事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听天由命吧。”就头也不回就离开了家。那时我爱人已有四个月的身孕，还有一个脑瘫的儿子躺在床上，我都不顾了。

     六八年五月十八日五三八车站工人张先恭对我说：车站有两个代号车，可能是炸药。问总部要不要。铁路上的代号车一般都是危险品、易燃易爆品，插在车边上的货牌上不写品名只用号码七、八、九来代替，有可能是炸药和其它物品。晚上对他提供的情况大家进行了讨论，这就是把我们抢枪、抢武器弹药的注意力指向铁路的开始。
   在讨论中，由于无法确定车上究竟装的是什么，没有冒然行动。那时我内心还是十分矛盾，究竟中央会不会救我们我不清楚，只是一厢情愿的渺茫的单相思。我希望广西的问题由中央作出政治解决，而不至于要我们自己拿起武器才能保卫自己。每次开会我都会重复的告诫大家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不会不管我们的。现在想来非常幼稚可笑。
五月十九日晚上指挥部开会仍未作出决定，只知道柳州市造反大军被打得很惨，不断来铁路求援。
五月二十日的下午工务段的养路工杨建平也来报告，说路过柳州站时看件线路上有军车，有几个车开着门上面装的是绿色的长长的箱子，一边用手比划着问我要不要抢。我问装的是什么东西，他说不知道。
五月二十日晚上和往常一样在林场召开指挥部会议，除了指挥部成员外还有各指挥所的代表，也有一些焦急的群众。那天开会的核心内容就是对铁路上的武器弹药抢不抢。开始还是让张先恭、杨建平介绍他们在车站看到的情况，大家进行了分析，认为军车上的长箱子绿箱子有可能是炮弹也可能是枪，五三八车站的代号车有可能是炸药也可能是其它危险品，一直争不出个结果。但由于外面形势危急，内部主张派呼声越来越高，多数人认为不管是什么，抢了再说。我认为不能盲动，建议再到两个车站去看看车子还在不在，把事情做细一点，最好能弄清车上装的是什么。到临晨三点去车站调查的人回来了，说五三八车站的两个代号车不见了，杨建平说军车还在，只看见车上有长箱子、绿箱子，和原来讲的是一样的。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表态认为要抢，再不抢等军车开走了就抢不成了。   
我非常纠犹豫，迟迟没有表态。有围观的群众不耐烦了，冲着我发了脾气说：他妈的当头头干嘛这么怕死，怕死就不要当头头。这句话象一根针一样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我这个头头不是上面任命的，也不是群众选举的，完全是我主动站出来的，既然站出来了，就要勇于承担责任。可是去抢军车我内心还是很害怕。如果去抢了，中央怪罪下来，有可能打成反革命，头头肯定跑不掉；如果不抢，又怎么应对联指的围攻？我好象走到了悬崖边上进退两难，前面是死路后面是追兵，不是找死就是等死，无路可逃无计可施。为了挽回面子我錾钉截铁地说：我不是怕死，打成反革命我去坐牢就是了。我是想把事情做得稳一点，我们要抢有用的东西，没用的抢它干什么，如果是炮弹我们就不要，对我们用处不大。我的意见是可以把军车拉进冷冻厂，看看上面装的是什么，如果是枪和子弹我们就要，如果是炮弹我们就不要。最后大家同意我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我们都到冷冻厂去等，由司炉韦立仁开车头，扳道员李达道带车，杨建平跟车，三个人开了火车头到柳州站去挂车了。起初拉进冷冻厂的只有五辆车，车们是开的上面装的全是长箱子绿箱子，有解放军跟车押运。当我们的人上车搬箱子的时候解放军急眼了，他说，你们不要抢，车上全是炮弹，你们拿去也没什么用，我们回去没法交代。有人打开箱子一看果然是炮弹。我对押车的解放军说，同志你别急，我们是来抢枪和子弹的，我们不要炮弹。押车解放军不假思索的对我说：要子弹有，后面车上装的全是子弹。我一听简直要跳起来了，立即告诉李振岭、桂树林等人，并让大家把已进经卸下的炮弹一箱箱装上了车。李振岭又去通知韦立仁、李达道、杨建平三人把五辆炮弹车送回柳州站，顺便把刚才没有拉来的军车拉回冷冻厂。
这时天快亮了。第二次一共拉了八辆车到冷冻厂，车门都是关上的。等在冷冻厂的人打开车门一看全是白色木板条钉成的小木箱，打开小木箱里面有两个小铁盒，铁皮盒内装的全是子弹。在场的人都蜂蛹而上，大家都在卸车，而且人越来越多，有用肩扛的、扁担挑的、自行车、三轮车、板车、汽车都用上了。工人、学生、家属、难民，甚至老头老太都有。我们没有动员，没有呼叫，因为枪炮声是最好的动员令，人们都渴望拥有武器，这样才有生的希望。没多久时间八个车皮的子弹就被抢完了。
在我们卸子弹的过程中，押车的解放军急得不行。他看见站在车旁的我难过的说：同志，你们把子弹抢走了，我回去怎么交代？我说你是那个部队的？他说是沈阳军区的。我说：子弹运那去？他说上风凰军火库。风凰站离柳州不远，只隔两个小站，那里是有军火库。我说：同志你放心，这不是你的责任，事情是我们干的，由我们负责。他说：那你给我打张收条。我说：行。你要怎么写？他讲了大至的数量，我找来纸和笔毫不犹豫的写了收条，大意是今收到沈阳军区56—1式子弹一万一千八百箱，一千七百万发。最后签名的时候，我先写了一个李字，因为李振岭是总指挥，后来想想写真名不好，而这事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由于以前看电影看得最多的就是《铁道游击队》和《平原游击队》，我忽然有一种英雄情结，下意识的写了“李向阳”三个字，然后把收条交给了押车的解放军。
天亮以后，联合战队头头钱文俊到冷冻厂一看，他说，这么多子弹怎么用得完。建议将冷冻厂站台上尚未运走的子弹全部装上车，送回柳州站去让钢联指来抢，这样中央怪罪下来各打五十大板。我觉得这个建议可行，在和其他头头商量后动员大家把子弹又装上车，共两个车皮子弹拉到柳州站去了。
那天上午军管会付主任五十五军的师参谋长曹银忠到冷冻厂找我，他说：这个事你们闹大了，这么多子弹你们怎么用得完？一个淮海战役都没用这么多子弹，广州军区常备子弹都没这么多。你们要想办法上交。我说我们已经退了两车。他说：不行，还要交，不然怎么向上面交代？于是那天下午在林场指挥部开会了解子弹的去向，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谁抢了多少子弹。有的拉进椐点，有的埋在菜地，还有藏在天花板上，埋在煤堆里的，放在床底下的，铁路的，地方的，有战斗队的，没战斗队的，男女老少只要知道消息的都抢了。指挥部无法统计，处于失控的状态，谁都说不出子弹有多少，放在什么地方。我虽然传达了曹参谋长的意见，可是收效甚微，无人响应。其实光抢子弹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没有枪子弹也打不响。那几天军管会付主任曹银忠天天来动员我交子弹。我口头上答应了，也在指挥部会上讲了，就是没有行动。抢子弹时大家一轰而上，交子弹时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我也无可奈何。

                      “525”事件
无月二十五日早晨，天刚朦朦亮，防付厂郑木德跑到机务段公寓楼上，把正在睡觉的我叫醒，他说，反修、反修，来了那么多解放军不知道干什么，你快去看看。我跟他下了楼，刚走到路口，就看到解放军端着枪，每隔几米就一个，一声不响十分严肃的站在那里，把我们包围了。我试图去林场找其他头头商量对策，可解放军不让我过。看那架式我感觉不妙，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回到公寓。我让郑木德到机务段，找机务段的头头来商量对策。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来人，却看见群众越来越多。他们纷纷围住解放军战士在那里辨论，解放军必竟没有群众多，七八个群众对付一个解放军战士，形成了反包围。群众和解放军战士纠结在一起，辩论，争吵，不一会解放军战士手中的枪全部被群众抢了，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时间。原来解放军背的枪里面没有放子弹，只是做个样子吓人的，他们估计错了以为群众会被吓倒，偏偏大家不顾一切把枪夺了下来。一个年纪稍大的家属跑过来对我说：我问他们为什么把枪口对准造反派，又告诉他，我的儿子也是解放军，你们有本事朝我这里打，一边用手指自己的胸口，他们不吭声。一个机务段的老师傅抢了一支铁把冲锋枪，背在肩上，昂首挺胸像解放军检阅时一样，迈开大步正步走。还有的兴高采烈的说，解放军不反抗，你去抢枪，他就拿出语录本高举着，喊“毛主席万岁”，我们就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不一会枪声四起，像放鞭炮一样。是抢到枪的人装上子弹，迫不及待的对空鸣枪，既表示庆祝抢枪胜利，又是向联指示威。虽然我未参加枪，但是我也和抢到枪的人一样兴高采，喜出望外，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这次共抢了三个团的武器，有三百多条枪，这些枪恰恰使用的都是56—1式子弹，和我们所抢的子弹配上套了。我和大家一样没有感到恐惧，反而得意的相互祝贺。大家说：毛主席给我们送来了子弹，林付主席给我们送来了枪。那种长期以来饱受压抑的心情瞬间化作复仇的力量，恨不得马上把联指打跑。
这次大规模的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根本没有任何人组织，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为。但是之后中央领导的讲话，区革筹的领导人讲话和媒体的公开宣传，都始终咬定是阶级敌人策划的，是公开对抗中央的大阴谋，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受坏人操纵的。他们总是用一种自认为正确的阶级斗争理论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说实在话，当时我是主要的头头，在那种突然被解放军包围的时候，我真没有那样的才华和能力，组织群众几乎是瞬间就将那么多解放军的枪支抢劫一空的。那时候我们没有先进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平时是靠自行车和步行传达信息，而公开的信息只有靠广播喇叭来喊叫，但我们想喊都来不及。
有了枪和子弹就有了底气。报仇雪恨打退联指的的围攻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五月二十六日晚在机务段公寓，应第三指挥所的要求召开了指挥部会议。三所所辖范围小鹅山周围的各个单位，他们都是被钢联指赶出来跑到机务段的。小鹅山上的联指武装人员居高临下，封锁了机务段的各个路口，不断造成我方人群众伤亡。这个椐点像颗钉子插在我们心上，我们早就恨之入骨。那天晚上决定三所的战斗队担任主攻，从小鹅山后面爬上去偷袭，机务段、林场等战斗队分别负责封锁联指正面火力，攻击小鹅山上的联指阵地，切断他们的后援。这次攻打小鹅山出乎联指的预料。小鹅山很快被我们攻下来，打死了七个守山人员。五月三十一日文化宫（工机联据点》又和技术馆（联指据点）发生了战斗。
第二天下午我在林场指挥部，桂树林来对我说，联指撤退了，他们搞了一列客车在铁路局后面的铁道上准备往柳北跑，我们要不要乘胜追击？我知道毛主席早就指出敌退我追，正是最好打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打死人多不是好事，我说：不追了，人家走了就算了。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联指知道在武器弹药上比不过我们如果硬拼他们会吃亏的，更主要的是他们有后台，头头普遍的比我们有政治经验，他们知道我们抢了武器弹药闯了大祸，中央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由中央来收拾我们比起和我们硬拼要好多了。于是做出挨打的弱势状态，和我们脱离接触，撤往柳北，等待中央表态。他们的撤退是暂时的。钢联指撤到柳北后，在柳江的北头拆了一节钢轨，还放了一辆货车堵在铁路上，从此双方以江为界各守一方，铁路运输也因此彻底中断，此举也成为他们向中央施加压力的一个重头筹码。
与此同时，柳州造反大军也发起反击，一举拿下鱼峰山、马鞍山等联指椐点，控制了柳江南岸。

钢联指撤走后，我们试图尽快恢复铁路运输。但联指在柳江北头（湘桂干线上）拆了钢轨堵了货车，双方又各守一方无法沟通，终且柳州以外地区全由联指控制，到处都是联指的武装人员驻守在铁路主要车站，盘问搜查抓捕四二二人员，所以恢复铁路运输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无法实施。

六月十三日中央发出了特急电，针对柳州最近发生的事情，要求停止武斗，上缴武器弹药，迅速恢复通车等等。但是没有把我们定性为反革命。这是中央的策略，可是我们却误读了，以为中央会放我们一码，我们非常激动表示坚决拥护，我也有了松口气的感觉。钢联指那边却炸开了锅，联指总部被联指群众包围，要揪出决定撤退的修头头，高呼打回柳南去。约六月十五六日，在铁路局前楼局长办公室，自治区革筹成员安平生约我谈话。他很严肃，言词不多，有些咄咄逼人。
他说：中央特急电收到了吗？
我说：收到了。
他说：什么时候交回武器弹药？
我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他说：讲具体一点。
我说：那要问联指，我们和他们一起交。
他说：你们不同，你们抢的的是援越物资。
我说：都一样，都是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联指不打我们，我们不会抢，联指不交抢我们也不会交。
沉默了一下，他说：中央是会追究责任的。
我说：两派都追。
他又说：什么时候恢复通车？
我说：列车随时可以通过，在我们区间我们不会阻拦。
他不想和我辩论，也没有耐心和我对话，也不是很积极和恳切的动员我们交枪交弹药，只是走个过程，警告我一下。大家不欢而散。
后来想起，事情的结果其实在那时已经在他们的掌控中了。之前区革筹要搞垮四二二，没有足够的理由，这回我们自己栽进去了。

六月上旬联指不断从柳北派船派人骚扰和攻打柳南铁桥头和鸡笼村一带。我们又面临着要守住柳南阵地的问题。六月十九日早上，忽然有人到文化宫报告说，联指突然占领了防腐厂（位于流江南岸）一带，而且打死了暴动战团的人（工机联机务段工人组织）。我立即乘车前往防腐厂。快到防腐厂时就听到密集的枪声，到了宿舍区，看见除了一片平房外还有两栋楼房，一栋是红楼一栋是白楼。我爬上红楼顶，贴着阁楼的墙向前望去，两边是小土坡，长了一片片玉米，中间是马路，暴动战团被打死的成员王金龙还躺在那里。暴动战团的队长刘抱德对我说，早上他们正在巡逻，突然枪响，王金龙就被打倒了。边讲边端着枪往防腐厂方向射击，其实什么也看不清，开枪也就是为了壮胆而已。与此同时，红楼白楼来了不少战斗队，有的钻进玉米地往前走，密集的枪声四处响起。刘抱德对另一个暴动战团队员余国华说：快上去，把王金龙搞回来。余国华背着枪下去了，联合战队小姑娘孙桂香也要去，我喊孙桂香不要去，她头也不回下楼和余国华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前面回来的人说余国华被打死了，孙桂香的腿被打断了。我心中非常懊悔，为什么没有制止他们呢？那天我们还有其他人员伤亡。我在红楼呆了一天，晚上也没有离开。我心情非常沉重，我想联指又从柳北跑到柳南攻打我们，是想引起双方更激烈的冲突，把事态闹大，给中央施加压力，借中央的手搞垮我们。走到了这一步，我想也只能和他们拼了。
六月二十日上午，在文化宫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把联指打回去。在会上我提出光正面打不行，要搞装甲车开到防腐厂背后打，这样前后夹攻他们肯定受不了。因为防腐厂本身有铁路专线，紧挨着的还有黔桂铁路，火车可以开过去。大家同意这个意见。会后我到机务段找到杨雨水等人，用广播喇叭号召大家来造装甲车。机务段本来就有现成的钢板和修车工具，马上用厚钢板把驾驶室和机车前部的锅炉、烟管、水管等外侧用加厚钢板挡起来焊起来，这样枪炮就打不坏。装甲车厢全部用有棚的货车在适当的位置开上小口子当枪眼，然后车内堆上沙包，反正机务段有现成的沙场，料库有麻袋，大家争先恐后来装沙包扛上车垒好，只一天半时间简易的临时装甲列车就造好了。
6月21日晚上，联指武装力量又坐船过河，偷袭河南我方阵地。这次他们袭击的刚好是铁一中学生组成的联合战队驻守地，和联战人员短兵相接。将联战学生李湘（女生）、丘黔桂杀害，（两人都是铁一中优秀学生共青团干部），李能、唐初平（女生）、苏宗媛（女生）被抓捕绑架到对岸关押审讯，关押一月有余。李能被毒打致死，尸体抛入柳江。以上五人，除李能外，全部系非武装人员，由于救人或寻找失踪人员等原因进入阵地
六月二十三日晚上在铁路文化宫召开了会议，研究了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三路后半夜发动进攻，天亮后把装甲火车开到他们屁股后面打，打他个措手不及。那天晚上参加战斗的人员集中在文化宫大午台上，我作了最后的动员。我说：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联指不甘心失败他们派大批武装匪徒攻占我们的防腐厂，打死我们的战友，挑起战斗。我们必须把他们打回去，否则我们将面临更大的牺牲。希望大家在行动中高度警惕密切配合，注意隐蔽确保自身安全。我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最后请大家和我一起唱战歌，我起头，我指挥，就唱起了林彪作词劫夫作曲的语录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歌声在大厅内回荡，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出发了。
六月二十四日白天，联指被打跑了。参家战斗的人回来说：联指用行军锅煮了好几锅饭，冒着热腾腾的气，来不及吃就跑了。我们的装甲车太历害了，吓的他们跑都不是手脚。联指为了阻止装甲车前进，用高射机关炮平着射向装甲列车，同时连发的炮弹把煤水车打了很多洞，都没能阻止列车前进。装甲火车用密集的子弹射向联指阵地，他们在找不到有效对抗办法的情况下，只好选择逃跑。

防腐厂一仗后两天，军管会的代表找到我，说要把防腐厂一仗中联指的尸体运到柳北去。于是我陪同部队战士再次来到作战地区，由于天气炎热加上阵雨，尸体都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我和战士们一起带了口罩和手套，把一具具尸体用芦席卷好，用绳索捆好，共有十多具，后来知道，他们大部分是进城的农民。四个战士两根扁担抬一个死人送到柳北去了。那些死人的眼睛、鼻子、咀巴上都爬满了白色的蛆虫，真是惨不忍睹。看着解放军远去的身影，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想联指肯定不会罢休，他们将会更加疯狂的报复我们。又想这些死者，他们也都是别人的丈夫儿子啊！文革为什么会搞到这一步，我越来越迷茫。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有关方面用飞机散发等空前的规模和形式，颁布了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布告宣布抢劫援越物资为反革命事件，并指出这一系列事件都是阶级敌人制造的。其实押车的解放军不说后面有子弹车恐怕还抢不成呢，是解放军告诉我们是沈阳军区运往风凰军火库的弹药，我们根本不知道是援越物资，而且抢的目的也是为了对付联指的进攻，如果因为是援越物资才抢的话那么就不会把五个炮弹车送回去了。
至于中断铁路运输的问题，只能是两派斗争的必然结果。但即便在两派分守柳江两岸的时候仍然有火车顺利通过，那就是四十五号列车，由苏联过境中国前往援助越南的物资。中央打了招呼，两牌都积极配合，先后过了七列，没出现过任何些微事故。我们也曾千方百计试图恢复通车，如但联指不配合，根本做不到。

对于在文革中我所做的一切，我深感内疚。因为我们所抢的武器弹药在武斗中让许多人失去了生命，不管那一派被打死的人都是无辜的。我从来都不否认我做了错事，而且错得很历害。不过这一切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没有文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文革是应当永远记取的教训。
后来中央派飞机把我们这些头头从广西接到北京，住进了解放军政治学院，大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但好景不长。中央领导七、二五接见后，我们几个主要头头就反省交代问题，要求我们交出幕后黑手，但根本就没有所谓黑手，又怎么交得出呢？号召和领导我们参加文革的是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我们被关进了北京市第二监狱。关押九年后，于一九七八年初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送进劳改场成为一名牢改犯人。我自以为在干革命，结果却变成了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