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告别的毛泽东时代： 社会生活研究工作坊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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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吹、战鼓擂”的毛泽东时代已经与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渐行渐远，社会的总体面貌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即使在四十年后，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行为方式，依旧深深打上毛泽东时代的烙印，难以磨灭。

如何从中国人日常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以丰富的个人生命史资料为基础，以跨学科的多元视角重审毛泽东时代的特征及其当代遗产，进而观照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始终是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议题。

7月9日至11日，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复旦大学-UCLA社会生活比较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社会生活研究”工作坊在苏州吴江七都镇（太湖）群学书院举行。二十余位海内外学者围绕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生活展开讨论，多元的学科背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显示了议题的跨学科影响力。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共有八十余位听众旁听并参与了工作坊的讨论，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更有专程从黑龙江哈尔滨、广西桂林和湖北武汉等地赶来太湖之滨的年轻学子。他们的热情说明年轻一代从未曾忘记过去，他们是有历史使命感的新人。

▲ 与会学者在群学书院大门前合影（摄影：沈利萍）。

以下是工作坊发言摘要（部分会议资料向读者公开，请在文末写留言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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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阎云翔的发言“个体自我、道德自我和关系自我：变迁中中国人主体性的三重面向”，以自己关注了三十年的田野地黑龙江下岬村为例，追溯了自集体化时代直到今天中国人主体性的变迁历程，分析了处在剧烈道德转型中的时代特征（阎云翔教授讲演实录，近期将由群学书院微信公号发布，敬请关注）。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乐天的发言“自我、社会秩序与文化张力”，从社会科学研究的三大困惑开始，提出通过民间资料研究毛泽东时代社会生活的学术价值和紧迫性。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陈明明的发言“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党国政治”，分析了党国政治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成就和危机。

▲ 阎云翔教授（摄影：陆远）。

▲ 工作坊现场（摄影：陆远）。2

议题一

毛泽东时代的思想规训与社会改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的发言“维系组织忠诚：思想检查中的文字表态（1952-1960）”，基于五十年代镇江公署思想检查档案，分析了1949年以后中国人组织形态和价值观认同的特点，即不是因为拥有相同价值观而选择同一组织，而是因为身处无法脱离的组织而不得不接受新的价值观，张静称之为“制作组织忠诚”，即建构新的组织至上的价值观。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佩国的发言“反抗与惩罚：20世纪50年代嘉定县乡村的犯罪与财产法秩序”，认为五十年代互助组、合作化、统购统销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呈现了反抗了惩罚并存的实践面相。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的发言“一个右派分子的定案和改造”，通过对一个基层右派分子档案的详细解读，分析了界定右派分子过程的种种特征，对右派的类型进行了反思。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教授金大陆的发言“从几份史料看文/革中的逍遥派”，通过对“逍遥派”的详细分析，认为他们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消解文/革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

南京大社会学院陆远的发言“规训旧人：从土地改革到思想改造——以柯象峰潘君拯翁婿笔记为例”，通过分析著名社会学家柯象峰先生（1900-1983）及其女婿、著名农业机械专家潘君拯先生（1922-  ）1951-1952年参加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的笔记，解读了建国初起对知识分子进行彻底改造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内在逻辑与外在特征。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刘春燕的发言“谁代表道德：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与内在矛盾”，通过五六十年代道德审判中三起“集体判决”的案例，描绘了1949年后持续的革命年代的道德悖论：为什么一个有着新思想、新道德的新社会，却制造了许多让人身心痛苦的人间悲剧？

浙江省委党校王国勤的发言“王阿根自杀事件中的规训与反抗”，通过解读1966年8月24日上海青年工人王阿根服毒自杀案，揭示了毛泽东时代“全能主义”、“父爱主义”和“规训社会”的特征。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赵仁杰（Jeffrey Javed）的发言“义愤与暴力：建国后土改运动中的道德动员”，分析了道德动员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引发的普遍暴力。

▲ （太湖）群学书院毗邻费孝通先生1936年撰写《江村经济》的田野地：庙港开弦弓村。与会学者和听众走访了开弦弓村（摄影：陆远）。

▲ 参观位于开弦弓村的费孝通江村纪念馆，这是部分与会学者在费先生塑像（吴为山作品）前。3

议题二

毛泽东时代的情感与心态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的发言“社会记忆与群体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分别以“知青”和“七七级大学生”为例，叙述了起“蹉跎岁月与青春无悔”叙事模式和“时代弄潮儿与改革开放”叙事模式形成的历程与特征，揭示了集体记忆产生和变迁的社会机制。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奕斐的发言“爱情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结构”，通过五六十年代的家庭与夫妻书信，展示了不同社会结构下爱情的时代特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的发言“中国人的诚信”，分别分析了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三种类型信任（情感信任、契约信任、共享文化信任）的消长过程。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丰箫的发言“共产党员：情感中的政治符号”，通过分析六十年代中国年轻夫妻的情感生活，一方面认为现代婚恋价值观是现代政党和国家进行社会资源整合的手段，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了女性在组织解决婚姻问题中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  （太湖）群学书院行政主管姚富坤，是开弦弓村民，曾多次接待到访的费孝通先生，被誉为“农民社会学家”，这是他在为与会者讲解江村变迁（摄影：陆远）。

▲  赵同学（左）和邓同学分别是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分别专程从黑龙江哈尔滨和广西南宁来到太湖之滨的七都镇旁听工作坊，求知热情让人钦佩（摄影：陆远）。4

议题三

毛泽东时代的城乡生活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欣的发言“社会巨变中的代际流动与生活机遇”，通过分析五十年代某市的工会会员档案，试图解释毛泽东时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特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李甜的发言“忠诚与生计：1940-1950年代芜湖小商贩群像”，通过大量历史档案，揭示了某个城市群体的日常生活史面相。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周海燕的发言“读报小组：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新闻知识生产和社会控制”，通过对四十至五十年代山西农村村民读报小组的分析，揭示了新政权的话语在基层的构建机制和意识形态在基层的控制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的发言“权利诉求中的实用道义意识——理解农民选举上访信的研究实践”，通过对上访信件的分析，提出实用道义意识的研究试图呈现今日农民抗争的道义正当性，提示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建立抗争者主体视角和历史视角的可能性。

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张江华的发言“‘福’的生产、交换与分配：广西壮族社会中的集体与个人”，强调围绕着“福”这一概念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与个人的“交互性生产”，这类生产创造了一种“人际关系形式”，也导致了所谓道义经济这一类行为的发生。

复旦大学高研院林曦的发言“乡村世界和情理共同体”，参照传统儒家伦理提出了构建新的乡村伦理共同体的主张。

▲  七都镇党委书记查旭东（左一）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左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左三）、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张乐天教授等参观老太庙文化广场。

▲  与会学者在群学书院旁的太湖大讲堂门前合影。今年10月22-23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共同举办的“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八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将在这里举行，详情点击链接：邀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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