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荣：「文革文學」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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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學」研究綜述






作者：劉景榮
文章來源：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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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文革」結束後，「文革文學」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基本停留在批判和清算的層面，是政治上否定、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組成部分。第二個階段是尋求學術獨立與固守傳統相衝突的階段，謀求學科合法性、呼喚學術理性與因襲舊有體制和探索的茫然雜然並存。第三個階段獲得了重大突破，研究隊伍的壯大、研究方法的開放、理性精神的增進、學科學術品位的奠定等，標誌著「文革文學」研究已經打造了一個新的學術平台。


關鍵詞：否定 探詢 突破 學術性 理性


「文革文學」研究是伴隨著「文革文學」的產生而產生的，「文革文學」的歷史有多長，「文革文學」研究的歷史就有多長。也就是說，在「文革文學」誕生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就已經有了對「文革文學」的研究。只不過，「文革文學」產生在一個狂熱的政治運動之中，一個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顛覆的非常年代，因此，那個年代對「文革文學」的研究也不在正常的學術研究軌道之內。本文對「文革文學」研究的回顧，限定在「文革」結束後的70年代後期至今將近30年的歷史時段之內，擬選取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研究成果進行重點的分析評述，希望能夠描述出這幾十年「文革文學」研究所走過的發展歷程、取得的成就以及還存在的問題。


從「文化大革命」結束至今，「文革文學」的研究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末，這一階段主要是對「文革」時期的文學現象、文學作品、文學事件以及「文革」中走紅的一些作家的揭發、批判和清算，可以說是和否定、批判、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潮相伴隨，是政治上「撥亂反正」、尋求思想解放運動的一部分。最早體現這一類研究成果的是散見在各家報刊上的文章。幾乎和政治上的反映同樣敏銳，在文學上也掀起了徹底否定「文革文學」的文學思潮，「陰謀文藝」「反動文藝」是其典型的表述方式。這種聲音在當時是眾口一詞，並被幾十家《當代文學史》的編纂者寫進教材之中。在這類教材中，最具權威性、影響最為廣泛的要數郭志剛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1】這本書從其使用的一套術語，到評價的基本尺度，都沒有脫離「文革」文藝規範或學術規範的遺存。作者採取的立場基本是政治化的立場，所操持的一套概念也基本是政治化的概念。與郭本文學史有著同樣巨大影響的是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2】這是一本宏觀研究當代文學思潮的開山之作，其「拓荒」價值至今不可忽視。但在涉及「文革文學」的章節中，在其基本立場，基本概念、術語構成中，與郭志剛本文學史保持同等水平。兩書作者的寫作姿態是政治代言人的身份立場而不是學者的身份立場；是政治觀點的表態而不是學術理路的爬梳；或者說是學者身份、學術理路與政治代言人、政治觀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終究是一回事的。在這樣的學術研究中，我們看到了「文革」規範在後「文革」時期的遺存與延伸。學者身份的自醒、學術理路的自覺仍然處在缺席狀態。當然，站在學術發展了近30年的今天去指責當年的學術成果是不近情理的、苛刻的，相反，我十分理解郭本文學史和朱本思潮史的立場。兩本書都出版於20世紀80年代，這個時期離「文革」太近，還拉不開歷史的距離，歷史還沒有給出機會讓他們自醒與自覺。別說郭、朱著文撰史，就是幾乎所有的文學活動（包括創作、批評與學術研究）哪個能夠脫離政治而去追求自己的「獨立性」「主體性」呢？何況，這個時期整體的研究水平還沒有提升，政治判斷取代藝術分析還是學術界的主流狀態，兩書作者不能超越時代的局限也在情理之中。任何一種歷史存在都有其「此在」的任務和理由。70－80年代的「文革文學」研究在消除「文革」極左文藝思想的影響、促進文學完成新的轉型發展方面是起過歷史性的作用的。儘管如此，這個時期「文革文學」研究的學術性素質不高，應是不爭之事實。


以1989年潘凱雄、賀紹俊《文革文學：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學史》【3】一文的發表為界，一直到90年代末期，「文革文學」研究進入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明顯特徵是研究者對前一階段「政治化」取代「學術化」的研究不滿，試圖突破這樣的局面而進入一個反思、探索、論爭，尋找「文革文學」研究新路徑的階段。潘、賀之文指出前文我所羅列的那些問題之後說：「必須指出：這只是一種情感式的價值判斷而並非有充分的科學性。」這篇文章除了指出「情感式」研究思路的誤區外，還否定了文革「十年無文學」論。指出，「樣板戲」也好，「一個作家」也好，甚至包括那些民間的業餘創作，都是文革10年的文學資源，都應該納入「史」的範疇進行研究。如何研究「文革文學」？潘、賀的文章指出，必須打破實用的、政治功利的研究態度，而採取歷史主義的、聯繫的看問題的方法，「從文學機制內部進行探詢」。文章說：「我們有理由把『文革』文學和十七年的文學在某些方面聯繫起來進行整體的考察。而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說：十七年的文學一直在為『文革』文學的出現創造著某種條件，積累著某種要素，而整個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只不過是為『文革』文學的出籠創造了某種契機，起到了某種催化劑作用而已。」文章的作者第一次提出把「17年文學」和「文革文學」聯繫起來進行整體的考察的思路，是清醒的、大膽的，較早地體現了學術主體的覺醒和獨立，將「文革文學」這個一直被政治視野籠罩的學術話題推向了學術。對從學術的角度研究「文革文學」的呼籲，還有一次影響更加重大的活動。那就是1998年8月21日在社科院文學所學術中心召開的《重話「文革」時期文學》的學術對話會。【4】這次會議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院當代室舉辦，邀請北大、首師大、中國文聯等單位知名學者參加的一次重要會議。張炯、溫儒敏、張頤武、劉錫誠、陳駿濤、吳思敬、楊匡漢、許明等知名學者作了重要發言。這次會議指出，多年以來，由於歷史和社會現實的原因，「文革」時期的文學基本上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態。人們對此時期的文學不僅多簡單因襲早有定論的政治判斷，而且諸多大學的教材也常常迴避這一段的歷史。認為，「文革」時期的文學決非「空白」，「八戲一家」之說也決不能概括當時的文學狀況。「文革」特殊的文學歷史決定，對此時期文學的研究應特別注意研究對像、研究視角和研究策略的運用。撰寫「文革文學」史，採取傳統的文學史的寫法是無法徹底澄清這10年的文學的。這次會議還提議建立比較完備的史料庫，並加強這些史料的證偽工作。「做我們這一代能夠做的事」 是這一次會議試圖完成研究「文革文學」的超越，負起一代學者的歷史責任的熱切呼喚。由於這次會議是本專業級別最高的會議，加上到會發言的學者知名度高，所以，產生的影響非同一般。我注意到，此後關於「文革文學」的研究成果正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不僅數量迅猛增加，更重要的是研究質量有著質的提升。「文革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的作者祝克懿在書的後記裡明確地說，她選擇這個課題作為博士論文並苦心攻關就是受這次會議精神的激發。【5】


可以說上述對改變「文革文學」研究現狀的呼籲是順應了時世，提出了時代的要求。事實上，很多涉足這個領域的學者已經或正在調整自己的思路，苦苦地尋找著切入「文革文學」研究課題的正確路徑。發表於90年代前期的劉景榮《拉開一段歷史距離後的重新審視——樣板戲今評》一文，【6】就是一篇呼應著時代的變遷，較早地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把「樣板戲」還原為「戲」，把「樣板戲現象」置入歷史，與17年的「現代戲」運動聯繫起來進行考辨的文章。該文體現了作者歷史主義的精神和清醒的學術自覺意識。進入90年代，探索、論爭、交鋒、碰撞，形成了一個多種立場、多個視角、多種尺度、多重聲音雜然並存、多元發展的局面。那種眾口一詞、陳陳相因的不正常的學術現象再也看不到了。發生在90年代的「樣板戲」復排和《金光大道》再版所引起的關於「紅色經典」回潮與浩然復出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激烈爭論；楊鍵《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7】、戴嘉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8】等書的出版；《佳木斯師專學報》開闢的「文革文學」專欄的討論【9】；《文藝報》、《光明日報》、《文論報》等報刊組織的相關論爭……。無數與「文革文學」研究相關的事件，充分說明了這一個階段的特點：政治化的、情緒化的的批評還擁有市場，但是，這已不是唯一的聲音，儘管代表這種聲音的不乏學術界、文學界的知名人物，他們還是受到了無情的置疑和批評；從文學本體出發、從學術規範出發的理性的、學理化的辨析說理的文章出現了，但是還不成體系、不夠成熟。典型的眾聲喧嘩。從中使我們感受到的是文學氣候、學術氣氛的鬆動、活躍，是思想掙脫束縛的歡悅；同時還有困惑和迷茫。出現這樣的局面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任何一個新生命的誕生都會伴隨著母腹的劇烈陣痛一樣，學術的轉型，也會經歷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痛苦裂變，在裂變中一個新的學術局面就要到來。


1999年8月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個事件標誌著「文革文學」 研究進入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是「文革文學」研究進入成熟階段的開始。真正從文學本體、學術本體意義上的「文革文學」研究成果出現了。洪子誠用新的立場、新的視野、新的尺度刷新了「文革文學」的研究面貌，代表了這個課題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成就（以文學史教材為限）。洪著最大的貢獻是「文革文學」研究立場的重大轉型。他超越了好\壞、正\反、革命\反動、前進\倒退之簡單二元對立模式，採用聯繫的、發展的眼光和歷史主義的態度觀照「文革文學」。正如他自己所引用的德國文學史家瑙曼的觀點：「文學具有一種在歷時性的範圍內展開的內在聯繫。」【10】洪子誠在他的著史活動中就是遵循尋找這種「歷時性的」「內在聯繫」的原則。比如，洪著談「文革文學」不從1966年說起，而是追溯到1958年的文學運動即是對這一原則的正確運用。【11】在分析了1958年文藝的「大躍進」 運動、毛澤東「兩結合」創作方法的提出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開展的文藝運動的關係，指出「文革文藝」的形態和構想早在1958就開始了。這真是真知灼見。有兩層新意：一是為「文革文藝」的性質定下帶有學理色彩的基調，不再用「陰謀文藝」「幫派文藝」來為「文革文藝」命名，而將其定位為既與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同屬一個體系，又擺脫「蘇聯模式」、實施一種激進的文化發展的構想，體現了毛澤東理想的「新的文藝形態」。二是體現了思想方法的革新，打破了長期盤踞在當代學術中封閉、機械、僵化的思維模式和思維禁區，使歷史主義化的、學理化的思想方法復歸。這一敘述模式還打破了一個神話，那就是17年文學是革命的、體現社會主義文學實績的、是應該肯定的；「文革文學」是反革命的、是社會主義文學黑暗的一頁、是應該否定的這一傳統文學史的定見，洪著超越了這一狹隘視角，站在了學術的制高點上。洪子誠的「學術制高點」在這裡的表現是將「17年」、「文革」 10年、「文革」後3年看作一個文學歷史時期，通稱「50－70年代」，這個時期是共和國文學的「前30年」。洪子誠的這個超越在學術史上有標誌性的意義。這樣的立論立場，把共和國文學「前30年」當作一個整體置入中國整個「左翼」文學的長河之中，指出它與「左翼」文學的關係以及與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關係，是體現了毛澤東文藝理想的文藝實踐，這個時期文學的生產流程中的各個環節都打上了毛澤東文藝思想規範的烙印。「文革文學」就是這樣的文藝規範中的一個段落。這樣的定位，這樣的學術視野，就把「文革文學」從「反革命」「幫派」「陰謀」「反現實主義」「古典主義」等等的評說迷途中拯救出來，走上了「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朱維錚語，2004年11月6日香港衛視「世紀大講堂」的演講）的理性分析之學術正途。


在文學史著作中，對「文革文學」的研究能夠和洪子誠相媲美的還有孟繁華、程光煒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這本書是這樣評價「文革文學」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學，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它是50年代『激進文學』興起後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不同的是，『文革』文學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極左文藝』路線，並強制性地演化為惟一的文藝思潮。」【12】這樣的表述，是洪子誠學術理路的延續，體現了年輕一代學人學術思想的現代性發展。


與洪子誠一起共同築起「文革文學」研究成果大廈的，不能不提及《抗爭宿命之路》的作者李楊和《被規訓的激情》的作者余岱宗。兩位先後完成了研究方法的超越，率先將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形式批評與知識考古等流行於西方的新的批評方法和立場運用到「文革文學」的研究之中，從而又一次刷新了「文革文學」研究的面貌。李楊吸收「西馬」文論家的觀點，從「形式的意識形態」角度立論，他看到1942－1976這34年的文學所呈現的相對一致性。從敘事、抒情和象徵等藝術形式入手考量，指出「文革文學」是象徵藝術的一統天下，「文革文學」最具代表性的「樣板戲」主要選取京劇作為其基本的藝術形式，是因為「京劇是典型的象徵藝術」，京劇在它的「形式化」的過程中，「內容」變做了「形式」，程式變做了「形式的意識形態」，從而使這一形式走向「象徵化」，象徵的藝術導向「符號化」。所以，「樣板戲」中的人物也好，道具也好，其自然性徵都被其抽像本質所取代，出現中性化、符號化的變異。李楊認為，這是與意識形態的變革密切相關，標誌著一種新的話語類型在生成。【13】余岱宗則將西方的形式批評和知識考古理論運用於「文革文學」研究，將「文革文學」置於特定的「紅色審美體系」之中，一方面指出這樣的「紅色敘事」因為具有「一種引人向上的超越性品質」而具有可理解性，一方面其自身也存在著因為走向「單向度的規訓」而「自我顛覆」的可能。【14】李楊和余岱宗都從某一個角度開闢了對「文革文學」進行新的理解的可能，兩位的超越性研究至今仍然具有新鮮的啟示意義。程光煒的新著《文學想像與文學國家》【15】一書在涉及「文革文學」的章節也體現出極具現代性的理論眼光和學術前沿的基本品質。主要表現在其學術思路向掩蓋在流行的學術觀點背後的深層開掘，將「批判理論」引入「左翼」文學內部，精微地分析出其「錯層」現象。發人所未發，新人耳目。作為中國現當代音樂史的研究者，戴嘉枋從音樂與文學的交叉點上研究「文革文學」。他從「樣板戲」的音樂入手，在肯定京劇「樣板戲」的音樂在「既有程式，又不限於程式」的前提下，對傳統京劇音樂所進行的歷史性的拓展和變革，從而得出「『樣板戲』是中國60－70年代京劇現代戲精粹的代表。京劇『樣板戲』音樂是『文革』音樂藝術水平的最高體現」的結論。【16】與戴嘉枋異曲同工的是祝克懿的研究成果。她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從語言與文學的交叉點上研究「文革文學」。在《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一書中，祝克懿從「樣板戲」話語的生成語境、音樂體制、語言體制、語言特徵、話語風格特徵以及與傳統戲劇、西方戲劇、時代話語等等的關係上作了極其深入、細緻的考察，並作了窮盡性統計和分析，由此，審慎地得出：京劇「樣板戲」語言的結構體式不僅繼承了傳統戲曲的語言結構體式，而且在傳統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創新，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獨特成就。【17】劉艷《京劇的寫意特徵與「樣板戲」的英雄形象塑造》一文也在充分注意到「樣板戲」這種現代京劇形式成功地表現了「現代生活」的前提下，探討了「『無產階級英雄』能夠得以按『現代民族國家創建』的文化需要呈現出來」，是因為「京劇獨有的程式特徵恰好提供了本質化的『工農兵』形象所必須具備的外在框架」。【18】從而以建設的態度深化了「文革文學」的研究。與上述學者關注「樣板戲」不同，王家平關注的是「文革」詩歌的研究，其新著《文化大革命時期詩歌研究》有兩個方面給人印象深刻：一是對「文革」官方主流詩歌和「紅衛兵」詩歌的系統考察和研究；一是豐富翔實的資料勘查。王家平的資料功夫是相當扎實的，為了進入「文革詩歌」這個課題，他查閱了大量的原始資料，光附在書後的那些公開的、地下的、民間流行的報刊、雜誌等讀物就有342種。事實上他在寫作本書的準備階段，披閱資料達2萬多份。【19】從而，做出「文革詩歌美學體繫在政治與藝術的張力關係中發生了嚴重的傾斜，文革詩歌美學是政治化的美學」的結論。【20】對「文革」詩歌的研究，劉福春有其獨特的貢獻。他幾十年如一日，細緻地收集與「文革」詩歌有關的所有資料，在此基礎上，編寫出版了《紅衛兵詩選》。【21】這是第一本只有在「文革」中才有的「紅衛兵」群體的詩歌結集，為研究這一獨特的詩歌現象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說到這本書，不能不提及劉福春的合作者——日本九州大學教授、中國「文革文學」的研究專家巖佐昌暲。巖佐為《紅衛兵詩選》寫了名為《文革文學的研究狀況及本資料集》的前言，平實而又系統地描述了中國國內及國外近30年「文革文學」的研究歷史和現狀。作為一個外國學者，對這個領域的研究動態之熟悉、對相關資料披閱之詳盡，就是國內的學者也很難企及。巖佐的描述冷靜、客觀、周詳，不帶任何偏見，表現了一位學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科學的學風。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巖佐的倡導和支持下，發起成立了「國際文革文學研究會」，創辦了刊物，無疑為「文革文學」的研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


如果說前述研究成果有什麼共同之處的話，主要的就是歷史主義的治學立場和理性的探討精神。研究對象是什麼，怎麼樣，要把它放回到歷史的情景之中，讓歷史材料說話，而不是讓研究主體的主觀意圖凌駕於材料之上，是「我注六經」，不是「六經注我」，體現的是以洪子誠為首的「北派」學者的一貫精神。那麼，在研究「文革文學」領域有很大影響的王堯，則在秀麗的南方異軍突起，走上了「文革文學」研究的另一途程。王堯同樣重視原始資料的發掘，不同的是，在對史料的運用上，塗上了濃重的主觀色彩。其「文革文學」專論《遲到的批判》【22】一書由20多篇專門談論當代作家與「文革文學」關係的短文組成，是以「文革文學」為評說對象的隨筆性專著。這也是一本走出了主流意識形態控制而體現出研究者獨立精神的研究專著。王堯是「文革文學」研究的墾荒者之一，有許多成果問世，除了這本書之外，還有不少相關話題的論文。【23】對王堯研究「文革文學」特點的總結，正如蔡翔所說的有三點：對資料的重視；走出情感判斷；當代生存的問題意識。【24】王堯認為「文革文學」是一個多層次的複雜存在，而現在許多關於「文革」的研究已把它變成「一種非常簡單化的想像」。關於「文革文學」還有一種文本，就是「文革」後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這些回憶在今天的語境中，不同程度的帶有政治企圖、情感偏向或一些別的什麼，有些研究者就靠這些回憶和想像去下結論。要糾正這些不良傾向，就要回到歷史。這就把資料整理工作的重要性特別地強調了出來。王堯是以清醒的「問題意識」為先導進入「文革文學」研究的，他說：「我對現在所倡導的體制化的學院做派，是非常反感的，在我自己的思想當中，從來沒有把學術道路與介入當代的文化建設分開來，在這樣的思路當中，學術應當凸現問題意識。」「純粹的作『文革文學』的研究不能正面地回答這些問題，……我自己有意識地從文學拓展到文化領域，拓展到知識分子思想精神研究上來。」【25】王堯基本以李澤厚「啟蒙\救亡」理論為思想資源，以「民主」「科學」「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為社會理想，以建設當代思想文化的理想空間為動力。面對「文革文學」，他的基本立場是批評。批評「文革文學」沒有「科學」、沒有「民主」、沒有「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獨立精神」。他筆下大量史料的挖掘和梳理都在這樣的視野和立場下使用。他是「六經注我」一途，應該是「文革文學」研究「南派」的代表人物。儘管王堯的「文革文學」研究和「北派」路數不同，仍然以其勤奮、執著和熱情豐富著「文革文學」研究的成果，壯大著「文革文學」研究的隊伍，仍然給人帶來新鮮的啟迪和收穫的喜悅。張清華為數不多但立意深刻的研究「文革」中「地下詩歌」的文章，符合著王堯的「南派」精神。但是他的理論資源要比王堯深廣得多，他早就超越了李澤厚，和20世紀世界哲學中的「存在主義」「現代主義」「生命哲學」等哲思的內在精神相溝通。《黑夜深處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詩歌的啟蒙主題》【26】一文，稱「文革」中「知青」詩歌群落——白洋澱詩歌群、貴州詩人群、現代詩人群中的芒克、多多、根子、黃翔、啞默、郭路生等的詩歌創作，是「一種必備的精神抗爭的方式」 是在「尋找精神的停泊地」，「他們以自己的詩歌寫作據守了這個時代理性精神的高度，展示了他們對暴力、迷信、愚昧與專制的決絕和批判，以及他們對人生對世界的自由理解和獨立思考。」「是六七十年代之交最典範的一個富有獨立的理性與啟蒙精神的思想群落。」在《從精神分裂的方向看——食指論》【27】一文中，稱文革中的「地下詩人」郭路生（食指）是人格與詩「一次性生存的人」，是「用生命的燃燒完成寫作」的人，「永遠是純潔而不屈的抗爭精神的象徵」。幾乎與所有「文革文學」研究者不同，張清華本人也是一位極富才情的寫作者，他的文筆辭采飛揚，文思靈動，有很強的可讀性，並且對他的研究對像投注了熾熱的感情，使人在瞭解他精闢的分析、卓越的見解的同時，可以感懷他赤誠之精神和美妙之文章。


在撮其要者綜述「文革文學」研究成果時，提到並分析了上述給我印象至深的一批成果，這些只是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文革文學」研究的收穫遠遠要大於本文所述。廖亦武《沉淪的聖殿》【28】、楊鼎川《1967：狂亂的文學年代》【29】等研究「文革文學」的專著給關注這個課題的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還有許許多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學者雖然研究的主要方向不在文革文學，但是他們偶爾涉足這個領域所寫下的文章，都是這個學科領域的寶貴財富。例如：謝冕、錢理群、曹文軒、韓毓海、曠新年、陳思和、楊匡漢、趙毅衡、趙俊賢、高旭東、古遠清、毛時安、胡有清、島子、孟悅、高小康、李書磊、李輝、夏杏珍、孫蘭、周建江等等，他們有的宏觀描述，有的微觀分析，有的梳理資料，有的參與論爭。正是由於這些文章的參與，讓我們看到了「文革文學」研究的升溫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八九十年代學界憂慮的「無人問津」的現象不復存在，甚至還有繼續升溫、以致成為當代文學學科一門「顯學」的可能。限於筆者的閱讀視野，雖然不能對已有成果一一評述，粗粗瀏覽一下，也可以看到「文革文學」的研究呈現出如下一些特點。首先，它經過幾十年漫長的摸索，逐漸擺脫被官方意識形態控制的非理性研究誤區，走上了理性化、規範化、學術化的科學研究之途。其次，「文革文學」研究的風格是多樣化的，上文論及的「北派」「南派」之分，就是基於這個判斷提出來的。除此之外，談論「文革文學」的出發點不同、視角不同、立足點不同、研究者的學養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不同、所操持的理論武器不同、話語體系不同，必然帶來「眾聲喧嘩」的研究局面，給人以五光十色、豐富多彩的閱讀感受。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現象，只有這些「不同」所產生的碰撞，才更能激發我們的思考和論辨，才能夠對這一學科的發展注入更大的活力。第三，「文革文學」的研究在向縱深發展。深刻性，是我們閱讀這些成果時的新鮮感受。那種飄浮在表面，憑印象或憑既有結論發言的現象已經成為了過去。重視原始資料的挖掘和梳理、研究心態的平和是走向深刻性的必然前提，這已經是多數研究者不約而同的選擇。所以，新的觀點、新的結論層出不窮，是深刻性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第四，理性精神的覺醒、理論視野的擴展，也是「文革文學」研究的重要特點。這一個特點的出現，當然是新時期以來學術的發展所帶來的。學術的極大發展是「改革開放」的正確國策所帶來的良好局面。學術的發展不僅更新了人們的知識，開拓了視野，培養了智力，而且也培養和更新了學術隊伍。60－70年代、80－90年代和90年代末期以降研究「文革文學」的隊伍組成是不一樣的。這些人的學術素養、學術訓練、知識視野、知識含量是不一樣的。將「文革文學」研究推進到學理化階段的，絕大多數是「文革」後才接受系統的知識訓練，具有新的知識結構的精英人才。這些人絕大多數有博士學歷和教授職稱，不少人還是博士導師，是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學術隊伍的骨幹力量、學術中堅。相對年輕的年齡結構，使這批學者不會與「文革」產生利益關係和情感瓜葛，從態度上保證了客觀；淵博的知識素養、合理的知識構成、宏闊的知識視野訓練了他們新銳的學術眼光，所有這一切都保證了「文革文學」研究的理性精神和學術品格。「文革文學」研究取得目前的成就是不易的，也是令我們為之鼓舞的，這是一個大好的局勢。可是，離這個學科走向成熟還遠得很，還有很多問題和誤區在阻礙著這門學科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目前這個領域還存在著種種禁區，出版相關著作、發表相關文章還是很不容易，不少人還是有在夾縫中生存的感覺。理論、技術方面的困難也還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我們學術界的知識準備、理論準備在這個課題面前，還是顯得捉襟見肘。研究隊伍與其它領域比較，還顯得過於單薄。課題的領域還有很多方面沒有被涉及，被涉及的領域還極待深入。我們期待著學術氣候進一步寬鬆，期待著學術界更多的的後起之秀來關注和參與，期待著學術界的總體水平進一步提高，為「文革文學」的研究打造一個更加適宜的學術平台，期待著新的世紀給「文革文學」的研究帶來更加豐碩的成果。


註釋：


1、 郭志剛等《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


2、 朱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5月出版。


3、 潘凱雄、賀紹俊《文革文學：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學史》，載《鐘山》1989年第2期。


4、 溫儒敏等《關於<重話「文革」時期文學>的對話》，載《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息》1998年第5期。


5、 祝克懿《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p375，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6、 劉景榮《拉開一段歷史距離候的重新審視——樣板戲今評》，《河南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


7、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8、 戴嘉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知識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9、 《佳木斯師專學報》1996年第1－3期。


10、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p18，三聯書店2002年8月出版。


11、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p178，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12、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p130，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


13、李楊《抗爭宿命之路》p301－304，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


14、余岱宗《被規訓的激情》（總論與結束語），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出版。


15、程光煒《文學想像與文學國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16、戴嘉枋《論京劇「樣板戲」的音樂改革》，載《黃鍾》2002年第3、4期。


17、祝克懿《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18、劉艷《京劇的寫意特徵與『樣板戲』的英雄形象塑造》，《文藝研究》2001年第6期。


19、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詩歌研究·後記》，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20 、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詩歌研究》p13，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21、巖佐昌璋、劉福春《紅衛兵詩選》，（日）中國書店2001年出版。


22、王堯《遲到的批判》，大象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23、《「文革」主流文藝思想的構成與運作》（《華僑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文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與浩然創作的演變》（《蘇州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關於「文革文學」的釋義與研究》（《文藝理論研究》1999年第5期）、《「非知識分子寫作」：「文革文學」的一種潮流與傾向》（《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文革文學」紀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4期）、《思想歷程的轉換與主流話語的生產——關於「文革文學」的一個側面研究》（《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4期）、《「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1期）、《文革與敘事——關於文革研究的對話》（《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等。


24、蔡翔、費振鐘、王堯《文革與敘事——關於文革研究的對話》，載《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


25、蔡翔、費振鐘、王堯《文革與敘事——關於文革研究的對話》，載《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


26、張清華《黑夜深處的火光——六七十年代地下詩歌的啟蒙主題》，載《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3期。


27、張清華《從精神分裂的方向看——食指論》，載《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4期。


28、廖亦武《沉淪的聖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29、楊鼎川《1967：狂亂的文學年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作者系北京大學訪問學者，指導教師：張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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