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亚洲新闻周刊文革纪念文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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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红学家往往穷尽毕生的精力为一部虚构的作品大下考据功夫立言立派。

莎士比亚400年，英国小镇上盛况空前， 人们称赞这位伟大的戏剧家提供了关于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也有人站出来说，莎士比亚另有其人，受教育程度很低，根本没有机会对皇宫里面的错综复杂的生活有深入了解的莎士比亚不可能写出那样恢宏的作品，他对英国上流社会的语言运用绝对不可能达到那样精深的程度。

这些争论相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而言，未免小巫见大巫，其对现实生活的投射和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文革已经50年了，关于文革的反思与争论似乎刚刚破题， 双方剑拔弩张的程度，双方势不两立的对抗，几乎毫无妥协的余地，几无对话的可能，朝野上下，左右两派，海内海外，说到文革，不免陷入激烈然而没有结果的争论。

30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彻底否定文革的声音几乎统慑了一切，先是有官方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 而后有三十几年来持续不断的大量的彻底否定文革的言论主张和实际行动， 这些声音对海外读者来说已经毫无新鲜感。

在文革50年这个大日子到来的时候， 本刊决定出特刊，最初的设想是 按照重大选题的一般规则，派出批量记者，分头对海内外持不同观点的重量级或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采访，请他们讲述他们心目中的文革，联系当下的形势，冀望他们讲出新意来。

但当记者采访的稿子陆陆续续发回来的时候， 我们生出了一种困惑。一些声名卓著的明星学者关于文革的说法，几乎和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连遣词造句都一样，这里唯一的例外，是北京的独立学者司马南，记者对他的采访稿，让人看到了一簇簇新的说法、新的提法、新的概念、新的设问。

大标题中的“毛小平”便是司马南给出的概念，他在毛小平的逻辑链条之下解析文革， 语言相当幽默生动，诺大的稿子读起来一点儿也不觉得费力。

司马南说，他比习近平小3岁，文革中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能当一个红小兵， 他反思文革的文章，与其他学者四平八稳老调重弹的论文不同，常常充满了战斗性，矛头直指“阴谋史学”。

中共官方对于文革的表述，最重要的两份文件，一份是由毛泽东主持起草，于1966年8月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另一份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于1981年6月27日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司马南把前者喻为“1号文件”，把后者喻为“2号文件”。他认为，两份文件同为中共史上重要文件，其严肃性都要承认。“今天对于文革的理解，应该基于这两份文件而生成。尽管2号文件在30多年前否定了1号文件，但两份文件事实上都在接受新的实践检验”。

他呼唤“3号文件”尽早出台，但他同时又说，“现在时机并不太合适，也许建党100年的时候会大体有个眉目，而在建国100年的时候，三号文件会最终成型”。

中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文革十年被单独划分成第三个阶段，决议对文革明确定性：这是一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在司马南看来，邓小平主持的《决议》发布又过去了三十多年，其结论应当依据新的实践作出当下解读，“对邓小平同志也要像对毛泽东同志一样，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对邓也不能搞两个凡是”。

司马南强调，皆言必称“决议”的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认真地读过“决议”，他认为“原决议中充分肯定、深情赞扬毛泽东同志的那些内容，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正面内容，在后来的实践中被有意地忽略了”。

司马南认为“新一届中央对文革其实是有说法的”，习多次提到“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探索性失误”的概念，很好地将革命、文革、改革几段历史统一了起来，假如出台“3号文件”，习的这种反映了中央领导集体意识的观点必为主调。司马南有个形象说法：“毛小平”不是“邓小平”一一“毛”是毛泽东的毛，“小”是邓小平的小，“平”是习近平的平。他干脆地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元理论、根理论”，“没有离开老根儿独立存在的什么邓论、习论”。

司马南也承认，文革中有非理性的行为，一些无法无天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但他又说，现在对文革尽情妖魔化，任由对中共新政怀有深恨的少数人在互联网舆论上给文革“定调子”，这是“很可笑的”。“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干部参加劳动”没什么不好，“柳河五七干校的房子比老百姓的好多了，那不是牛棚”。

司马南认为，一些人抓“文革余孽”，喊“文革重来”，把现今某些做法指控为文革，除掉个别人患有“文革后遗症”之外，明显是项庄舞剑，借反思文革行推翻中共。“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把西方新自由主义，把西方普世价值之外的一切，甚至包括文化史上优秀传统，把捍卫国家利益的必要行动概斥之文革。如此一来，文革便无处不在，他们对文革的恐惧便草木皆兵”。

司马南说，当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富裕、集体主义原则，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行之有效的正确的做法被概斥之为文革时，当唱红歌都被斥之为文革的时候，老百姓心里含糊了：文革，好像也没那么不堪啊！

司马南评论改革用语谨慎，他认为“贫富分化”（不是两极分化）等严重问题促使了对文革的反思，并引发了人们对毛泽东的深沉怀念，而极大伤害并失掉民心的腐败现象，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联想起正气凛然的毛泽东时代。

在毛小平逻辑链下反思文革，司马南指出，邓小平确实提醒过主要是反左，话是三十多年前讲的，时过境迁了“我们还一味朝着‘左边’反下去，现实是‘右边’已经打上来‘撞墙沉船’了，这不是愚蠢地刻舟求剑吗！”刻舟求剑能对付了撞墙沉船吗？”

司马南将那些仅从个人得失或家族的恩怨出发评论文革史的人，讽为“小人之德”，他直言“现在有些小人得志”。

司马南说，现在有人借反思文革，重锤落在“反个人崇拜”上，其暗有所指，此舆论噪音来自于海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的利益集团， 这正说明,生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中共魅力领导人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对记者的稿件和罕见冗长的司马南的采访录音，究竟怎样处理？ 本编辑部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将司马南的文章与其它的学者的文章放在一起，客观上将造成众星拱月， 而只发表司马南的文章， 可能要冒着被同行讥讽为失掉刊物公正立场的风险。

司马南悍卫中共政治制度的立场早已为公众所熟知，本刊以超常规的方式刊出司马南的长文及对话，并不表明本刊认同司马南的所有观点， 司马南的犀利表达和说理的态度，本刊特别加以肯定，并希望有人能够对司马文提出批评。

一一《亚洲新闻周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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