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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9 11: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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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卫通信排
1963年11月7日，新兵连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战士被分往坦克教练营、工程大队、坦克修理连、汽车连等单位。我被分配到了汽车连警卫通信排的2班。汽车连管辖汽车排、警卫通信排、电话站等单位。汽车连连长于宝库，吉林省人；指导员姓颜，名字已经忘却了；警卫通信排排长吴心国，安徽省人；2班班长陈瀚，陕西户县人；副班长陈培荣，江苏省人（后担任班长）。班内的战士，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苏等省（区），以及陕西省户县、延安地区、榆林地区的人员组成。先后在2班的战友有过：陈寿（后担任副班长）、龙万金、张鼎成、张士鄂、张景明、张俊杰、张思前、高锦义、李丰智、杨炳信、刘保明、苏迎春、冯兆祥、高广法、樊□□等人。班上的广东、广西籍老战士来自湛江守备某师师部，1959年入伍。他们在一起时，讲的是客家话，我们北方人一句也听不懂。这些战士即便是讲普通话，我们听起来也很费劲，所以新战士说：“千不怕，万不怕，就怕两广人说普通话。”我们几个陕西兵也曾经偷偷地学习广东、广西话数数，把一至十说成：“一、二、三、四，五楼去扒狗屎”，逗得大家笑得肚子痛。1964年12月下旬，几个广东、广西老兵在外面值勤，一块在洪庆的一家饭馆吃肉喝酒，回来没有向领导汇报。这一件事情被排里知道以后，让战士之间互相谈心，以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我们班组织学习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并且几次在党、团小组会议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1965年初，征集的是河北滦城的新兵，滦城县距离北京市不远，但是讲话的声调并不好听。到2班的滦城县新战友有张元生、段枚贵、崔同喜、赵二辰、冯新奎等人。
我们排的值勤地点先后有：西门、东门、坦克场、坦克修理场、水塔、军械库、丁字楼、将军楼等地。我在日记中表示：“我是个警卫战士，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站好每一班岗，不管是门岗、车场、教学棚、首长楼……都要百倍警惕，不放过一个坏人。排里近来有个别同志警惕性不高，注意力不集中，在车场站岗坐下来，吃瓜子、看书、唱歌、打盹、睡觉等不良的现象发生了，这是不应有的事情。有的同志在以前擅离岗位，这些做法都是因为脑子里没有敌情观念，和平麻痹……”刚分配到警卫通信排，领导派我前往将军楼为王振祥、王再兴、徐介藩、沙风、李治洲、黄祖华、于丁等首长站岗，夜里黑越越的，万籁俱寂，令人胆怯，站在原地不敢多走动。还给来学院视察、指导工作的军委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政委向仲华中将、副司令员贺晋年少将、副参谋长林彬少将等人站过岗。1965年春季的一天，沙风院长走出将军楼散步，走过来和我聊天，他问：“你是哪里人啊？”我回答说：“陕西横山人”。沙院长说：“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曾经去过横山县，路过了石湾镇”。沙风，原名叫吕济人，浙江新昌人，个头不高，为人和蔼可亲。他于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3月在新四军4师某部时，他曾经率领部队俘虏过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后来，沙风担任过第三野战军战车第一师副师长、坦克第二师师长、军委装甲兵技术部部长、第一坦克学校副校长。1964年4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2月由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原院长王振祥调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后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
1963年11月24日是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去了一趟西安，下午回到学院就赶上吃饭（星期天吃两顿饭）。16时58分，刚走出我们连的饭堂就听到一声巨响，从东方冒起一股浓浓的黑烟，我以为是学院的锅炉爆炸了。不一会，学院的救护车出发了，又过了一会我们警卫通信排的战士紧急集合了，乘车前往现场执勤。原来是兰州铁路局由北京开往兰州的35次特快旅客列车，在通过窑村车站东闸道口时与庆华电器制造厂运载雷管的汽车（装载运送2吨雷管）相撞、爆炸的特大伤亡事故，炸毁汽车、列车机车、列车前部行李车和硬席车两辆。当场汽车司机、助手和押运员以及机车司乘人员等8人死亡，另有25人不同程度受伤。这次火车与汽车相撞事故，其主要原因是铁路道口设施不完善，没有设置道口栏杆，没有专人看管道口，火车通过道口时没有鸣笛示警，道口地形低凹不便了望，导致火车与汽车相撞。我们到达窑村车站时，这里是一片狼藉：列车的车头被炸出去2、3米远，和后边的车厢断开，有3节车厢脱轨。当地的一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前往岳父家里，被炸飞的汽车铁皮切断腰部死亡。死人都盖着白布，停放在靠近车站的一边，很是让人恐怖。受伤的人，大多是被炸飞的玻璃割伤的，挥舞着手在哭叫。陕西省省长兼公安厅厅长李启明、西安铁路局局长张学轲等领导来火车站视察。我们执勤整整一个晚上，半夜学院还给我们送来了面条吃。次日凌晨，陇海铁路才恢复通车（中断行驶近11个小时），我们撤岗回到部队，睡了一个上午的觉。这次肇事以后，每当寂静的夜晚在坦克场站岗，听到火车“呜—呜—呜”的鸣叫声，就想起了窑村火车站的事故来。1964年冬，一次在坦克场站岗，夜里排长吴心国踏雪查岗，我突然忘了口令，只记得口令的内容与马铃薯一类块茎植物有关。我在车场内一边走一边回忆着，等到排长快到跟前时才想起是“土豆”（我们家乡叫“洋芋”，所以一下想不起来）的口令来，侥幸混过了关。1963年末，我们排的1班（手枪班）丢失了一支54式手枪，后来才知道是被学院医务所（和我们警卫通信排驻的很近）的一个军医在转业时偷走了。1965年10月1日，这人带着手枪去首都北京游玩，被车站的公安人员查出，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后来由装甲兵司令部保卫部送到我们学院警卫通信排，由我们管理了一个多月，经过反复查证他没做过啥坏事，只是喜爱玩枪而已，将他遣返回湖南本地。还有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湖北籍转业军官，在我们排关押了两个月。这人性格暴烈，不服管教，听说他是1964年底的“整校”运动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遭到批判以后遣返回乡的。因为受过刺激，他的精神不太正常，一天大喊大叫，还不时骂骂列列的。由于难以管教，排长还批准捆绑过他，后来不知如何处理了。
1964年8月29日，排里派我和一班战士何庆玉前往临潼县钢铁厂学员4队驻地担任警卫，维护营房、库房和家属的安全。这时，学员4队的学员和新教师响应毛主席的号令，背着背包、扛上钢枪、徒步前往“红色故都”——延安，进行政治野营拉练去了。和学员4队同时去延安的学院首长有副院长黄祖华大校，他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为新学员们授了军衔。黄祖华，湖北大悟人，曾经参加过黄麻起义和长征，担任过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17团政委，鄂豫皖军区第六军分区、豫西军区第六军分区、河南军区南阳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公安军第9师副师长、代师长，公安师师长兼广东军区汕头军分区司令员，守备第9旅旅长，广西军区合浦军分区司令员，守备第24师师长（政委郎冲，河北灵寿人，1936年参加革命，曾经担任144师政治部主任、215师副政委、广西军区合浦军分区政委）等职务。后来，学员4队还组织学员前往渭南地区进行了野营拉练。在临潼县钢铁厂除了值勤以外，我和何庆玉还经常帮助炊事员张师傅（北京市人，听说原来做过刘伯承元帅的炊事员，炊艺高超）和他的儿子小张拉运粮食，收摘茄子、辣椒和黄瓜等蔬菜，还帮助割猪草、喂猪。一次下大雨，一个军官家的房子漏雨快要坍塌了，他的妻子急得乱喊叫，我和何庆玉两人冒着房塌的危险，冲进房内将孩子、家具和粮食搬走。大雨停了以后，我们又帮助她家维修了房子，还拉煤到她家。我们俩于9月26日返回学院，由陈培荣、黄开杰接替了工作。
1964年2月我们学院根据装甲兵党委《关于认真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狠抓了郭兴福（南京军区某部2连副连长）教学法的推广，广泛开展“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涌现出一批技术尖子。警卫通信排虽然受到“突出政治”的影响，对警卫业务、内务卫生、军事训练抓的还是比较紧的。排里邀请学院军务处副处长李文衡等人给我们讲述《如何做好警卫工作》的业务课，使我们对警卫工作的重要性和具体工作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业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我们的内务搞得很好，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白天床铺上不能躺、不能坐，保持整洁。学习时，只能坐在小凳子上；写心得体会时，可以在床铺边上写作。排里、连里抓紧了各种练兵活动，提高我们的军事素养和战术水平。并且经常进行夜里的紧急集合，有时一个晚上进行两、三次，背包必须在漆黑之中打好，还要带上一双鞋子、一只水壶，在4、5分钟内带着枪、背着背包在操场集合，然后进行急行军。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排里紧急集合两次，我们想再不会进行了，结果进行了第三次，几乎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有的战士因为紧张，将裤子穿反了，没有办法走路；有的战士因为紧张，背包打的不紧，在行军的路上就散开了，搞得特别狼狈。这时，我们实弹投掷过铁柄手榴弹，进行过步枪的第二练习、夜间射击、手枪第一练习和高射机枪第一练习的实弹射击。因为我的眼睛近视，步枪第二练习实弹打靶，只打了个及格；夜间射击掌握的很好，打了个优秀；高射机枪的实弹射击，也只打了个及格；手枪的射击成绩是良好。
1964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报告团到我们学院作报告，宣传的战斗英雄有：庞国兴、罗光燮、司马义·买买提、王忠殿、张代荣等人，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庞国兴是兰州军区陆军某师9连的副班长，罗光燮是新疆军区陆军某师工兵分队的战士，司马义·买买提是新疆军区骑兵某团机枪连的班长、王忠殿是新疆军区陆军某师9连1排战士，“爱兵模范”张代荣是新疆军区陆军某师7连副政治指导员。我们部队先后学习的英雄人物还有：雷锋（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4班班长）、王杰（济南军区坦克某师工兵营1连5班班长）、麦贤得（海军东海舰队某部611舰的机电兵，后担任南海舰队某基地副司令员）、刘英俊（沈阳军区某军炮兵连战士）、欧阳海（广州军区某军3连7班班长）、谢臣（北京军区某军炮兵连战士）、焦裕录（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尉凤英（辽宁省东北机器制造厂工人）、李素文（辽宁省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王进喜（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等多人。学院还组织指战员听取了宋振苏（陕西省邮电局职工，“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回忆父亲宋绮云（西安文化日报社社长，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母亲徐林侠、弟弟宋振中（小萝卜头）的革命事迹报告。1966年1月，济南军区装甲兵组织部干事来我们学院报告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在学院掀起学习王杰事迹和《王杰日记》的热潮。1月31日，我们学院门诊部护士长梁社开（广东中山人，1956年入伍），在渭南县下吉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宋朝宰相寇准、名将张仁愿的故居在这里，当地人称“三贤故里”）附近的卤阳湖带领社员群众抗旱，在破冰取水中不幸冰层破裂落水牺牲，中共中央西北局、军委装甲兵发出关于学习梁社开烈士英雄事迹的通知，在我们连队掀起了学英雄，见行动的新高潮。
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是一个“投机商”、野心家、阴谋家。他深居简出、深藏不露、诡诈阴险，搅尽脑汁去迎合毛泽东，伪装自己最紧跟毛泽东、最忠于毛泽东思想，博取毛泽东对他的青睐，以得到在政治舞台上的稳固地位。1959年秋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万言书”揭短有“罪”，林彪以护短及时有“功”，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任命他接替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林彪出于野心的驱使，只抓所谓的政治，不抓军事训练，不抓军校的正常教育，把国家和人民的安危置于脑后，扛起了“个人崇拜”的大旗，把毛泽东奉若神明，致使毛泽东乾坤独断，从此再没有人敢提“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决策上的错误、再没有人敢追究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责任。他把毛主席的话作为判断正确与错误、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唯一标准……他疯狂地搞现代迷信，把毛泽东偶像化、宗教化、垄断化，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实用化、形式主义化、绝对化、顶峰化，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对立起来：1959年9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的观点。林彪打着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要求部队指战员学习好“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1960年2月，林彪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背警句”，割裂、肢解了毛泽东思想，根本不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和精髓。1960年9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四个第一”的理论（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9月14日至9月24日又提出毛泽东思想“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新思想的顶峰”，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1961年1月，他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按照：“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方法进行。1964年11月，林彪又提出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原则，批判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的大比武，部队只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说什么政治是第一支“枪”，要用第一支“枪”指挥第二支枪，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部队的战斗能力下降。1965年林彪指示全军应当着重抓政治，首先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300多万人的军队中兴起……林彪对军事院校提出了“少而精，短而少”的教学原则，致使军校教育出现“学制越短越好，内容越少越好”的偏向，把一些不符合教学特点、规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搬进课堂，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
1964年，总政治部发放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选读》、《毛泽东选集》等书籍，要求部队认真学习。1960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51年至1953年出版一、二、三卷）。1964年1月解放军报社出版征求意见本《毛主席语录》，5月开始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1本，战士每班1本。1965年8月再版，在全国发行（仅1967年出版3·5亿万册，至“文革”结束共发行50亿册）。是年5月，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学习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经验。1965年7月底，我们学院组织广大指战员到西安参观了兰州军区政治部组织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廖初江，沈阳军区坦克某师机械化团3连副指导员，后担任团政治处副主任，1969年担任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组长，1973年担任副社长。1974年因为林彪学习毛主席著作照片《孜孜不倦》（江青于1971年6月9日在钓鱼台17号楼拍摄的，发表于是年8月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的发表问题，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下令停职“审查”。王洪文说：“廖初江是坏人，应该揪出来”，1979年被免职。1980年11月3日，廖初江因患直肠癌逝世。丰福生，福州军区空军某部炊事班班长，后担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黄祖示，广州军区某特种兵部队战士，参加过我国原子弹空爆试验、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1990年担任湖南省军区副政委，晋升少将军衔。我们连队反复学习的毛主席著作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第十节）、《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等8篇文章。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产阶级腐蚀，连队将196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评为明星的赵丹、孙道临、谢添、崔巍、陈强、张平、于洋、李亚林、庞学勤、王心刚、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秦怡、王丹凤、于蓝、谢芳、张园、金迪、王晓棠、田华、祝希娟等22位演员的照片也收走了，甚至连《大众电影》等一些画报也不让阅读了。电影《英雄虎胆》中独闯虎穴的孤胆侦察英雄曾泰（由著名电影演员于洋扮演）的原型，就是我们学院的前身之一——驻湛江某部的一位副团级军官、他的名字叫林泰。林泰1925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失去父母。1945年8月投身革命，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他参加了解放长春、四平、沈阳和锦西等战斗；在平津战役中，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在衡宝战役中，参加了解放澧县的战斗。1951年初，他参加了广西十万大山剿灭韦秀英等匪帮的战役。在南征北战中，他勇敢机智，多次奉命深入敌穴完成侦察任务，曾被誉为十二纵队某师侦察英雄。在解放战争中，他先后立大功7次、小功2次，获得“勇敢奖章”6枚。1955年8月林泰转业到广西公安部门工作，历任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柳州市公安局看守所所长、柳州市公安局行政科副科长和柳州市公安局调研员等职务。“文革”中，赵丹、白杨、孙道临、谢添、崔巍、李亚林、金迪、祝希娟、于洋等演员大都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残酷斗争，上官云珠、赵丹、庞学勤、王晓棠等人的遭遇很悲惨，上官云珠自杀，赵丹几乎被王洪文整死。我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很认真，经常坐在宿舍的小板凳上学习毛主席著作或者书写学习心得体会。我曾经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能够全部背出来，《毛主席语录》几乎能够背下来，甚至知道那一条语录在那一页上。1964年12月12日，我给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和目标是：“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一篇运用一篇，结合自己的缺点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去学习，结合工作任务、形势、连队的实际问题进行学习，加强道德品质修养，改造思想，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树立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要有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军事训练，严格履行卫兵的职责……”我特别喜欢反复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1964年5月，我被评为连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5月4日，受到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治部的奖励，奖品有《青年思想修养》、《团结、进步的武器》、《困难、斗争、世界观》等书籍。我们连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战士是高应举，记得学习笔记最多，1968年初被提拔为军务处参谋，成为拿53元工资的23级干部。1965年9月6日，装甲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先进单位代表12人，积极分子代表35人（其中有和我一起参军的绥德籍战士贺国建），大会以后方玉麟、史引才、潘德芳等3位先进个人到装甲兵所属单位作巡回报告。10月7日，方玉麟、史引才、潘德芳等先进个人来到我们学院作报告。方玉麟，装甲兵科学研究院实习研究员，在包头国营617厂防护五九式坦克时，任务繁重、研究工作紧张了就睡在车间里。一次，一个人试车，自己按电钮，在整个车间都是浓烟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最后昏迷了过去，结果实验成功了。1964年4月起他和装甲兵的科技人员积极地投入了我国的核试验工作。1965年5月14日和王秀忠、张田祥、张树林、李秉太、李汉旭、杨彦堂、马树仁等人驾驶坦克在新疆黄羊沟附近的罗布泊参加了强辐射下的我国第二次核试验的爆心试验，取得了宝贵资料。首车进入爆心试验的方玉麟、张田祥，分别荣立二等功。潘德芳，6410厂工具保管员，对本职工作精以求精，在熟练中求巧、求快、求准，一千多件工具蒙上眼睛都可以找得到，得到职工的一致好评。史引才，是我们学院一个基层连队的副政治指导员，做思想政治工作细致入微，效果显著，深受战士欢迎。虽然学院强调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问题还是在一个一个的出现：一个战士因为奸污幼女被判处有期徒刑，一个江苏籍学员因为猥亵幼女被除名，一个军医转业时偷走了部队的手枪……
1964年底至1966年5月，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在全军院校进行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和“教育改革”。1964年年底，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带领工作组来我们学院帮助开展整风运动，在学院的大礼堂作了动员报告，我们排也按照上级的安排组织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院校整风的基本方法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揭露、批判学院存在的问题，整顿领导、整顿机关、整顿教员队伍、统一教学思想、进行教学改革；在学员、战士、职工、家属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两种教育思想、两种教育路线的斗争，彻底进行教学改革，应用大辩论的形式，查课程、查内容、查方法、查质量，摆问题，摆经验教训，大破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整风中，收缴了外国军事教材、书籍，军事理论课程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课程一般砍掉一半左右，有的砍掉三分之二。同时缩短了学制，技术院校平均缩短三分之一多。特别严重的是，查出了一些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实际上，这是一次“文革”的预演，搞的人人自危，伤害了许多人，对学院的教学破坏严重。地方上也和部队一样，开展“整风运动”和“教育改革”。我的母校——横山中学就遵照上级的部署进行了所谓的“整校运动”。整校运动以学生的成份定“靶子”，将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作为批判斗争对象。学校把高中一年级一个出身工商业兼地主成分、还不满15周岁的女学生胡仲平整成了“小反革命”，给她记大过的处分。把中农家庭出身的学习委员高锡林撤了职，还把富农家庭出身的班长高锡亮也罢了“官”。“整校运动”中，还把1963年初我和屈振刚、王立德、刘天渊同学结为“金兰之友”的事作为问题提了出来，批评了屈振刚等同学。因为当时我在部队服现役，学校就没有追到部队找麻烦，躲过了一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写作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文汇报》上。此文的抛出，是“文革”的初步发动阶段，点起了“大批判”之火。从此以后，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不断升温，大兴文字狱，一大批学者、专家和他们的著作受到批判。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三家村”（即邓拓、吴晗、廖沫沙写作的《三家村杂记》和邓拓写作的《燕山夜话》）。当时，全国没有人不知道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没有人不知道“三家村”、 “四家店”（指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我们学院也组织官兵办黑板报、办批判专栏，开展对《海瑞罢官》、《三家村杂记》和《燕山夜话》的声讨活动。
1965年3月，我们班的张士鄂、张鼎成、陈寿、陈培荣（以上4人的军衔为上士）、张景明、张俊杰（以上两人的军衔为中士）等老战士复员，陈寿、张士锷、张鼎成等人返回广东、广西、湖南等地，陈培荣、张景明、张俊杰等人被分配到兰州百货公司、西安庆华电器制造厂等单位工作，排长吴兴国中尉调往军务处担任参谋，一班班长钟春光上士（湖南省人）接任排长职务，授予少尉军衔。老兵复员不久，上级突然通知取消军衔制（我当时的军衔是上等兵），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取消军衔制度的具体背景是这样的：1964年8月间,毛泽东吩咐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道去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一项措施。讨论中,贺龙元帅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到北京,罗瑞卿大将请示了林彪元帅以后，开始启动军队干部减薪、取消军衔的工作。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当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我们对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编了一个顺口溜说：“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的军衔制度正式废止，全军官兵开始着穿“六五式军服”（我们装甲兵部队原来穿的马裤同时取消，全军官兵冬天新增加一套绒衣、绒裤）、佩戴红五星帽徽、红领章,仅凭军服口袋多少来区分干部、战士,有上下四个口袋的是军官,只有上面两个口袋的则是士兵。仅凭衣领样式区分男、女军服。男军服为中式立领,有风纪扣,女军服为小翻领。全军换装的实际情况是,原先的军衔符号一直佩戴到5月31日,当天是星期日,人们外出除了着便服者外,都还穿着原有服装。到了晚上，才把新旧帽徽、领章加以更换。6月1日星期一,早晨起床后开始按新的规定着装，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从此结束。同时，实行了13年的军官级别也废止了,军官改称干部,并开始按“减薪定级”后实行的国家机关行政干部级别取酬。
1965年年底，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学院政治部颁发证书并寄出喜报给陕北我的家人报喜。“五好战士”运动，开始于1958年5月，当时提出的“五好”条件是：“学习好、劳动好、纪律好、节约好、身体好”。1960年10月作了延伸，改变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创造四好连队运动”，是1960年10月开始的，要求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1966年5月20日，装甲兵在北京召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我们学院的电话站、工程大队某连副政治指导员史引才，以及装甲兵科学研究院实习研究员方玉麟、6410厂工具保管员潘德芳等4个单位、6名个人被树为先进典型。但是由于受林彪“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思想影响，出现过“一好”（政治思想好）代替其他“三好”的偏差，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接见叶剑英、李先念、陈士榘等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等。随后，部队停止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选活动。
活跃业余文化生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我们学院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比较活跃，周声华（杂文作家）、康凤桂（1933年出生，1951年入伍，版画家、篆刻家，1969年转业到辽宁省直机关工作）、李茂林（战士，陕西子长人，1963年入伍，1968年复员到甘肃人民出版社工作）等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学艺术作品。因为看他们发表的作品，使文学艺术成为我的业余所爱，使自己的精神世界逐渐丰富起来。我经常利用时间练笔写作，为连队出板报，把自己写的小诗歌、小通讯、小消息刊登在上面。我写的第一首诗歌是《哨兵》（后改名为《哨兵的眼睛》），反映我在警卫通信排的生活。这首诗歌很短小，是1964年4月写出的，经过几次修改，被学院政治部办的国庆专刊发表出来。《哨兵的眼睛》全文如下：“哨兵的眼睛／似雷达的波束／时刻扫瞄着可能出现的／阴影∥哨兵的眼睛／封锁着边防线／是祖国最敏感的神经。” 在警通排当卫兵，以及后来在学员3队、学员5队当文书，写出诗歌50余首、散文5篇。我在红旗沟、东门值勤时，利用下岗以后的时间写作，先后写出了《老不弱》、《登骊山》、《割麦》、《演出队来了》、《站岗归来》、《雨中瞄靶》、《月夜浇菜》、《河边对刺》、《军衣的秘密》、《王杰，时代又一个雷锋》、《赞祖国》等诗歌，反映我在部队中的训练、值勤、劳动等生活。还写出《陕北的春节》、《战斗在黄河滩边》、《军营晨眺》等散文。有些诗歌，我还投稿给《陕西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因为基本功不够，没有发表出来。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先后购买了王石祥的《兵之歌》、李瑛的《红柳集》、贺敬之的《放歌集》等诗集，刘白羽的《晨光集》、郭风的《灯火集》、碧野的《情满青山》等散文集，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杨植霖、乔明甫的《王若飞在狱中》等回忆录，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任斌武的《沉船礁》、《开顶风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关》、邓普的《军队的女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一切献给党》、《军队的女儿》和《欧阳海之歌》等书籍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曾经反复地品读过，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刘海英和欧阳海是我崇拜和学习的楷模。《欧阳海之歌》在《收获》上发表以后，我就一睹为快。这部长篇小说发表3个月（1965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就出版了单行本，后来作者又4次修改，先后印刷了2000万册。“文革”开始，江青调金敬迈进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担任文化组的组长；1967年6月派他接管了文化部，后来因为得罪了江青，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1年。在部队还培养起了对戏剧、音乐等艺术的爱好，我先后在部队和西安观看过中央乐团、总政话剧团、总政歌舞团、陕西省艺术剧院、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京剧院、西安易俗社、西安狮吼豫剧团、西安评剧团、宝鸡话剧团等文艺团体演出的《平型关大捷》、《江姐》、《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女飞行员》、《野火春风斗古城》、《王杰之歌》等剧目。我们学院成立的铜管乐队，在大型活动中曾经多次参加表演，我也多次观看过。铜管乐队先由1960级学员队主办，1965年初交给1964级学员队主办，指挥是王真友。我们汽车连的副连长、副指导员擅长曲艺表演，特别是邢副指导员的山东快书、三句半说的好。晚饭以后，我们排的指战员有的拉二胡、小提琴、手风琴，有的吹笛子、吹唢呐，有拉有唱其乐无穷。我买过《如何识简谱》、《如何拉二胡》、《革命歌曲选》等书籍，和战友学过二胡、小提琴、手风琴等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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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9 09:4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