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默波：起程——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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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

出生在江西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厦门大学，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到澳大利亚，先后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曼尼亚大学任教。现任阿得莱德大学讲座终身教授，兼任阿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发表了四部专着和一系列文章及合着章节。最新专着是《解释中国过去的论争：毛和文革》。

       一
      
       要说七十年代，还得先从六十年代末我刚上初中时说起。
      
       那时一个农村孩子能上初中已经了不起了。拿我们两百多人口的高家村来说，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个孩子上了中学，其中一个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
      
       父亲是在我上初中前一年去世的。他临终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我能继续升学。那时的初中离高家村有十几里地，不可能天天来回走路，只能在校寄宿。父亲省钱买了个搪瓷脸盆，生怕把农村人用的木盆带到学校丢人现眼。
      
       在我上中学期间，父亲去世了，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是三兄弟中的老大，虽说才十几岁，但也该是挣工分的劳动力，可上学非但不能养家，还得由家里负担学杂食宿费。三寸小脚的母亲也不得不下地干活，贴补家用。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学校突然就宣布停课了。文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但高年级同学写的那些大字报我倒是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地理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被抄，他单身多年。大字报上说，他有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他日记中写道，有一次乘公共汽车坐在一个女人身旁，贴着她感觉很舒服。另一个证据是，他嫌公共厕所臭，每次都要跑到学校旁的树林上厕所。
      
       甚么是资产阶级？我们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老师的确有点怪。村里男女老少之间，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为甚么身体接触一下，就会激动得写进日记？让人不可思议。
      
      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说那些单身，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得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们对老师很尊敬，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那时候农村学生在校寄宿，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从家挑一担大米和柴禾到学校，交给管理员过秤，再根据重量给我们饭票。他过秤时总是偷奸耍滑，饭票比大米少，而到口的米饭又比饭票含量少。很多人都怀疑他贪污，但又找不到证据，文革终于给了人们发泄的机会。
      
      有一天，上面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从学生中选代表去北京，十里挑一，协商提名，公开投票。家庭出身很重要，一定要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干家庭；第二条就是学习成绩，外加公信力。我被提名，但我的同桌强烈反对，说我道德品质有问题，偷过他的折叠小刀。这是胡扯。我在屋外捡到一把小刀，爱不释手，就留下了。他非说那刀子是他的。好在没人相信他的指控，我还是被选上了。
      
       那趟旅程最让我激动的是头一次坐火车，这比见毛主席更令人激动。北京街道宽敞豁亮，高楼大厦，真有点儿像神话世界，连发给我们当干粮的饼干也挺神奇。
      
      那天早上四点起床，步行去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我们编队坐在地上，等啊等啊，唱呀唱呀，再一条条读毛主席语录。终于一辆辆敞篷汽车开过来，一晃而过。周围有些人瞬即大哭大喊，我有点莫名其妙。说实话，连毛主席长啥模样我都没看清。回到高家村，人家问我看到毛主席了吗，我当然说看到了。啥模样？跟画像上一样。
      
      那些高年级的造反派头头是些爱虚荣的家伙，军大衣、自行车和白塑料底鞋让他们出尽风头，惹得漂亮女生频送秋波。至于红卫兵是甚么，为甚么造反，造谁的反，我很茫然。停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公社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在公社无反可造，最多在食堂白吃白喝。接着，造反造到我们生产大队，我又为挨整的大队支记辩护，结果成了保皇的造反派。
      
      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而我从小听力不好，入伍我身体不够格，招工机会更少，所以对我来说，脱离农村的唯一途径就是上学高考。文革一来，不管学习成绩好坏，这条路都断了。于是我成了「返乡知青」，造反不知道怎么造，上学上不成，我这本来就是农民的学生就又成了农民了。
      
       不过，我倒也没觉得天塌下来。跟那时多数农村人一样，我总是认为，事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农村人跟黑格尔一样理性：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后来的遭遇再如何，我也能坦然面对。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之一。「一打三反」工作队的人看见我读《水浒传》，就把书没收了，说是封建书籍。另一件事也惹了麻烦。为了铲除农村的封建思想，工作队把村里的宗谱收集起来准备烧掉，我那时正热衷于练毛笔字，农村缺少纸张，就从查抄后存放在仓库的宗谱中拿了一些来练毛笔字。工作队觉得「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连同读封建书籍的罪名，数罪并罚，将我抓了起来。
      
      那时我已经是高家村的「赤脚老师「，工作队就把我交给教师群众们批斗。我在中心小学被软禁了两个星期，白天写检讨，晚上接受来自各村老师的批斗。不过，最后这事也不了了之。但对我以后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妨碍。一九七三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还被推荐去厦门大学读英文——而我并没有任何家庭背景。
      
       二
      
       如果仅仅从世事的环环相扣上来看，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实在是自相矛盾。在那样的年代里，我有政治运动中受批斗的「污点」，但却又因为「政治可靠」被推荐上大学。只是事过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其实这些并不矛盾。
      
       文革前有个「四清」运动，那次运动中，徐家村人徐从旺因为「四不清」而被撤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很快，文革给了这个徐家村人一次机会，他立马起来造反，要打倒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常银。于是高常银被炮打靠边站了。
      
      高常银正好是我们这个族系的人，为了寻找罪名打倒高常银，已经在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掌权的徐家人指示「一打三反」工作队，要我承认我做的那些事都是受高常银指使的。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巧，当年批斗我最起劲的中心小学的徐校长也恰恰是徐从旺的妹夫....到一九七三年时，徐从旺造反没成功，高常银也没有官复原职，高徐两人的争斗悄然成为历史，没翻出甚么浪花。
      
      恩怨永远纠缠不清。此其一。再说我被推荐上大学的事，那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名字叫高常艶。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艶把我推荐到县教育组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我是高常艶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艶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潜规则」。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我当时受的指77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
      
       再者，在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的运行。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看不出谁会长赢谁又皆输。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要，这是不可否认的。
      
       就拿所谓的样板戏来说吧。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最好的记忆之一。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为了解决广大群众「看戏难」问题，当时的文革派决定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等联合，由谢铁骊等执导，将样板戏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
      
       也是由此机缘，我学会了欣赏和演唱京剧，特别是它的唱腔和台词，由此得益一辈子。现在还时不时唱一两段，使我在需要的场合能出个节目。国内外的朋友，包括搞京剧专业的，都会对我这个没有师从的农村京剧爱好者的水平大吃一惊。
      
       所以说，巴金的经历和我们农村人的不一样。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八亿人民八个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板戏，这成了文革时期精神和文化生活贫乏的代名词——但是，这要看是对谁而言。
      
       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吧，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粗略地估计下，当时七亿中国人是农村人，很难说「一亿人一百个戏，七亿人民没有戏」的状况能证明整个中国更有文化生活。况且城镇的一亿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上一百个戏。
      
       「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样版戏的京剧应该说也是文化生活，而且是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更反映出现代的所谓民主和人权理念。而且，样板戏普及的过程中，广大的老百姓变客体为主体，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就是证明。
      
      事实上，我和高家村的人就加入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戏剧移植工程。我们用本地的方言、本地的传统戏曲曲调来改演京剧。移植很成功，我们不但在本村演出，还应邀到几个其他的高家村去表演。我在工作的中心小学既当导演又当主演，给大队也演了一齣京剧。这些活动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社团和公共活动意识。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熟悉的曲调上台演戏，都兴奋得很，而且，他们全都认真地读剧本，也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活动还开辟了年轻人之间自由恋爱的先例。文革前，所有高家的婚姻都是通过介绍人而达成的。而戏剧移植的活动，让各乡邻间走动得更勤，两对年轻人自由恋爱成功，而且他们的婚姻打破了阶级成份和族系门户。主演阿庆嫂的就是高家村一个富农成份的女孩，她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扬眉吐气，大大风光了一番，成为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我们把这种活力带向了周围的各个村落。高家村还建了个篮球场，还组织各村之间的的比赛。在那个年代，这给年轻人带来很多欢乐的时光。

三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的《人民日报》又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发表编者按，引述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大批的国家机关干部和家属被下放到了农村。
      
       就在那时，两个机关干部家庭从南昌的江西省政府机关下放到了我们大队。一家姓李，一家姓侯。李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侯家是一个女孩。
      
      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怎么说也不是件愉快的事，开始的日子尤其如此。首先是生活条件的不便。对于习惯电灯的城里人来说，每天晚上漫无边际的黑暗是无法忍受的，即使他们两家都点着很大很亮的煤油灯，在其他农村人看来着实浪费，但他们还是不习惯。再就是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都得从井里打上来，担回家储在水缸里。另外，孩子上学的条件也自然没有城里好.......
      
       最令他们烦恼的，恐怕还是前途的不确定。
      
       我们农村人都觉得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到来有点不可思议，而他们离开农村也是必然的，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是一年年过去，他们还在农村呆着，那种不确定似乎就要演变成确定。他们孩子也越来越农村化，没人敢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农村人都很尊敬他们，但大多是敬而远之。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的省城官员，大队的领导不但经常请他们吃饭，还请他们开会、出主意、提建议。到后来，差不多每次重大活动和决策都有老李和老侯的参与。他们被认为是很有知识和教养的人，我打拍子指挥唱歌就是从老李那儿学来的。另外，他们在我们眼里也很富有。他们衣服的料子(甚么毛料和「的确良」)和做工好得我们看都不敢多看。他们照样拿在省城的工资，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还分给他们粮食和其他物品，有的不用付钱，有的则很便宜。我们农村人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的东西，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从农村人那儿买鱼，不但很新鲜而且很便宜，农民还给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些服务那时在城市都享受不到。
      
       在我眼中，他们显得那么高贵和优雅。
      
       我尤其欣赏李先生的女儿李倩如。她的名字就超凡脱俗，皮肤很白很柔滑，没有丝毫的斑点纹路。她走路和坐下的姿势都是那么的文静高雅，我心目中女性的一切美她都具有。对我来说，她简直高不可攀。
      
      当时，我并没有上完初中课程，但因为文革时农村中小学扩展的需要，我当上初中老师。有的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李倩如就是其中之一。可我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有一次我利用打乒乓球抢球的机会碰了她一下，心满意足了好一阵。九十年代在南昌和李家人再见面时，我谈起当年的那些小心思，孩子都已上中学的李倩如只是淡淡一笑。
      
      老侯跟老李不一样。老侯对毛时代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更虔诚，更投入。他们都不需要参加劳动，但老侯却像个普通农民一样，积极参加一切农事。最后他结实墩黑，成了道地的农民。老李和他的妻子则很少参加劳动，有的话也是一些轻松活，意思一下而已。对此也没人有甚么异议或批评，只是偶尔有人说他们架子大。对此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无所谓，架子大又怎么的？
      
       四
      
      文革前，高家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步行三里地去中心小学，一天来回六趟：早读后回家吃早饭，再去上上午的课，回家吃完午饭去上下午的课，傍晚回家。那时农村人大多穿自家做的布鞋，能买得起雨鞋的很少。春天的泥泞，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风雪，对孩子们着实是折磨，再加上其他困难，不少农村孩子想读书也没法子，失学现象很普遍。
      
       文革两年后，教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高家村办起了本村的小学，我返乡不久就被选为本村小学第一任老师，同时教一年级和二年级。经费不足，我这样的老师没工资，按课时挣工分，农忙时也得赤脚下地干活，故得「赤脚老师」的称号。
      
      在我任教的两年，每个学龄儿童都入学了，老人们说这在高家村历史上前所未有。随着一二年级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上高小和初中的也直线上升，而原来的中心小学就升格招收中学生了，我跟着「荣升」到中心小学教初一初二的数学。可那些课本连我自己都没碰过，只能边学边教。做「赤脚老师」，报酬只有一般老师的五分之一，还得教更高年级的课，但我乐在其中，更不在乎甚么公平不公平。
      
       虽说有被群众批斗的「政治污点」，我还是被「重用」，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同时也说明在一切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能简单划分得益者和受害者，我自己在文革就兼而有之。当时的那种孤独与悲凉，如今只剩下一点惆怅而已。
      
       有时想起高家村，竟会莫名奇妙地热泪盈眶。当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和那些摸鱼捉虾的乡下孩子有些格格不入，我用书本把自己和他人区分开来。后来教书，我硬着头皮啃大本的哲学书，半懂不懂，折腾得精疲力尽，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似乎为了让自己对抗环境。
      
       我终于被推荐上了大学。先搭车去县城，转班车到鹰潭，再从鹰潭坐火车去厦门，一路辗转好几天。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旧木箱，一头挑着打补丁的被单，我就这样走进了厦门大学的校门。
      
       厦门是漂亮的花园城市。海滩上，校园大道宽敞，小径幽静，都是柏油或花岗岩石铺成。对我这个乡巴佬来说，感觉像是一脚跨进天堂。
      
       乡巴佬倒没被人瞧不起。只有大三去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实习，才感到身份的压力。瞧不起我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所谓同胞。那些百货商店那些穿着时髦、皮肤白净的上海姑娘，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我：不会上海话，一看就是乡巴佬，你买得起吗？
      
       我确实买不起。
      
       大学的生活还是挺美好的，尽管伙食差。早餐是稀饭馒头加咸菜，中晚饭是季节菜加几片肥肉，偶尔有带鱼或巴郎鱼。米饭是黄的，那是快要发霉的陈年大米，居民不买，就给大学生吃。而对我来说，这饭菜已经够好了，每月定量不够，女同学总是把饭票让给我。
      
      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一九七三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比如来自福州军区的卢晓俞，很少跟我们来往，人倒还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他人胖，夏天酷热，整天穿着花哨的游泳裤在宿舍凉台冲澡，用有限的英语打招呼。正是我想像中的花花公子！
      
      我们那届有个上海的高才生，进厦大后把插队时结婚的妻子休了，妻子一告，他就被大学开除了。还有个同学叫张东华，父亲是福州军区的高级将领。我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梁祝》，觉得美极了。他毕业后留在厦门，后来听说因流氓成性，民愤极大，八十年代严打时被送到新疆蹲了大狱。
      
       军宣队撤了，工宣队一直留到我们毕业。毕业分配的大权掌握在工宣队的老蔡手中。毕业前，风闻各种幕后活动在进行，而我对此一向反应迟钝。最终留校的都是踏踏实实的共产党员或工农子弟。那些从上海北京来的学生都另有小算盘，他们更想去这个部那个部甚么的。
      
       有件事我至今还晕头转向：杭州来的女孩姚晶静，分配前贴出声明，说她志愿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要去西藏。结果却美滋滋地留校教书。
      
       我也留校教书。
      
       一年后我去英国留学。有同学带话说，姚晶静有意跟我谈恋爱。去英国途中，我顺路看望在杭州过暑假的姚晶静。她父亲送我去北京，买了几十块香皂让我带到英国用。我在英国跟姚晶静通了一年书信。两年后，姚晶静从厦门调回杭州，从此渺无音信。
      
       我三年后回国，七十年代已经结束了。

摘自《七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