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我的散兵游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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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丹，女，1954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高中毕业后做过话剧演员、出版社校对员及文学编辑。1983年开始写作，1987年入湖南省作协当专业作家。1988年迁居海南岛，先后在《海南纪实》和《天涯》杂志当编辑。1995年以后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2005年9月调任广州市文联专业作家。出版小说集《左手》、《桑烟为谁升起》、《黑颜色》等七部，散文集《乡愁》、《一个人的时候》等五部，以及长篇小说《长大不容易》和长篇散文《边城凤凰》，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在境外出版。

在同龄人里，我没当过知青，没当过工人，没当过女兵，也没参加过那时大伙儿都驱之若骛的高考，整个是一散兵游勇。这样的经历写出来也许很平淡，但无论如何于个人是一段成长的经历，于时代是一个小人物留下的印记。历史万花筒中的图案，不正是由各种颜色小碎屑的活动映射出来的吗？

逃避下乡的日子

我出生在北京，九岁才因父亲调动工作回到故乡湖南。刚来长沙的时候，家中随之而来的三兄妹满口的京片子，对处处湘音的交际环境很不适应，没几天就开始学习方言，说起南腔北调的长沙话。父亲对此非常重视，也非常不安，他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很郑重地宣布了一条诫律：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说普通话，谁要是违反纪律，每天晚饭后分配的糖果就要被取消。对这样强硬的规定，我们既不理解也不想服从，就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家里说普通话，在外边说长沙话。

父亲是一个满口湘音一生未改的人，他为什么对这种操了大半辈子的口音如此忌讳，以致要叫他的儿女避而远之？我在多年之后才得知了答案，那时候父亲早已化作青烟，不知飘去何处了。

专门研究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群的学者杜元明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我父亲在当时的青年作家中，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除了同乡张天翼，以及朱凡、邵荃麟、吴组缃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外，与外界交流甚少。究其原因，竟是他那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极大限制了他的交际活动。早年的父亲在他的家乡涟源，曾经是个聪颖善辩谈笑风生的青年才俊，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后来到了外乡，口音不通使他感到极大的窘困，渐渐变得孤僻起来。与他多年共事的人们，回忆我父亲的时候，都一致认为他是个忠厚老实不善言辞，并且也古板固执的人，跟他早年在家乡的形象相去甚远，口音使其然。这样的经验导致父亲对下一代的口音格外重视，以避免子女们再跟自己一样受困。

口音可以改变人的性格，甚至于改变人的运命，看似有点耸人听闻，但后来发生在我生活中的事情，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普通话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远不如现在这样普及，我自小操得一口京腔，使我在同学里有些特殊。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逢有重大活动，也常抛头露面。不承想，就是这么一种连雕虫小技都算不上的本领，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在下乡插队的前途已成定局的时候，获得了一个逃避的机会。

那天我正在广播室播送一个通知，有人跑来通知我到校教务室去，说是省文工团到中学来招收小学员，来人从广播里听到了我的声音，要让我去面试点见见面。

我走进面试点的时候，例行的考试已经结束，校文艺宣传队的男孩女孩，还聚在那儿探头探脑，显然在焦急地等待消息。记得主持考试的人见到，二话不说就让我朗诵一首诗，我便选择了毛主席诗词中的《七律·长征》，按照当时流行的腔调，铿锵有力地念了一遍。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主考人又问我会不会跳舞，我说不会，他说，那就做一节广播体操吧，第七节。我按他的吩咐做了这节跳跃运动，窗外传来一片笑声，宣传队那帮自以为美的孩子们，肯定觉得我这么一个比业余还业余的选手，居然来参加专业文工团的选拔，太滑稽了。

事情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文工团的人临走时通知的复试名单，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人。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省歌舞团的排演场参加了复试，来自全省各地的几百名中学生应招来而，其中有一百多人被省文工团下属的话剧团、歌舞团、湘剧团、花鼓剧团、木偶团录取，充当演员和乐手。后来声斐乐坛的作曲家谭盾也是这一批考入湘剧团乐队的学员。我被话剧团录取，经过一番周折，侥幸通过了政审，成为七个新学员之一。

消息一出，同学老师们纷纷祝贺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再过一年，像我这种情况的学生，去向肯定是农村无疑，能在这时候获得这样逃避下乡的机会，自然令人羡慕。而且，除去可以免当知青这条之外，省文工团的架势也很唬人。当时各省的剧团都在学习中央“样板团”的经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发了统一的灰色制服和军大衣，出门时排着队浩浩荡荡招摇过市，叫市民们都很眼热。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看好的事情，在我们家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我以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为代价，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还多亏了母亲从中力挺。

现在想来，父亲对演员的职业一直带有某种偏见。文革前，他身为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从来不曾跟剧团打过交道，审查新剧目，也只跟编剧们谈创作，决不涉及其它。逢年过节，演员们一伙伙到我们院子里串门拜年，一次也没到我家来过。听说我打算缀学去当演员，父亲勃然大怒，坚决不同意，非叫我继续留在学校把高中读完。周围所有人包括家人都不赞同他的这种想法，连一向很尊重他的母亲，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母亲对他说，这种书读不读都无所谓了，读完了还不是个下乡插队？父亲说，下乡插队就下乡插队，我宁愿让她下乡也不能让她去当戏子！父亲的话说得很出格，要是以往，母亲肯定会退让的，但这一次可能由于事关女儿的前途，她的拧劲也上来了。母亲说，你要让老六放弃机会，除非先把老五从乡下调回来。老五是我的二姐，三年前去洞庭湖区当了知青，年前碰到湖区发大水，有阵子连饭都吃不饱，用军垦农场喂马的饲料充饥。母亲一提二姐，父亲自知过不了这道坎，蛮横不讲理地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她去当戏子，她要去了，我就不要这个女儿了。

事情僵到这个程度，我心里很着急。虽然姐姐她们打起背包奔赴农村的时候，我曾经只恨自己年纪太小，不能跟她们一块儿去。后来知道了知青生活的甘苦，绝非想象中那样，一群有志青年在青山绿水间战天斗地挥斥方遒，所以，早已将当知青视为畏途。还有一个不能否认的原因，那就是文工团的灰制服和军大衣，对我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也唤起了我的虚荣心。情急之下，我向班主任龙老师求助，龙老师也替我着急，答应到我家来当说客。

龙老师的丈夫是个军人，她刚刚作为随军家属从内蒙调来湖南不久。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蒙族，但她脸上的确总带着一种蒙族人才有的曛红，在冬天里喜欢像蒙族人那样用头巾将头裹住。龙老师到我家来的那天下午，仍然像往常那样裹着一条深绿色的方头巾，有一撮花白头发，从头巾的边缘露出来。这撮头发让我对她游说的效果增加了信心，我以为，凭着老师的资格她有可能将父亲说服。

我把龙老师引到父亲的书房，虚掩着门从门缝里偷听他们的谈话，一颗心紧张得差不多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我看见龙老师把绿色头巾取下来，跟父亲寒喧了几句，不知是不是父亲威严的相貌和表情使她不安，转入正题的时候，她的手开始不断地搓揉那条围巾，半天才小声地对父亲说：现今的学校教育很糟糕，学不到多少东西，而且明摆着高中毕业后只有一个前途就是下乡，能有去当演员的机会实在难得，也不应该放弃。父亲想必早已明了龙老师的来意，也预备好了说辞在等着她，龙老师话音未落他已经沉下了脸，说：别人这样说我还不以为怪，可是你为人师表，不想着怎么教导你的学生好好读书，反而跑来说些这样不合身份的话，你自己觉得对头嘛。龙老师没想到她会碰到这么一位直言不讳的家长，当时就红了脸甚至红了眼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匆忙告辞走了。我和母亲追到院子里去送她，母亲跟在她后边大赔了一通不是，龙老师好像并不想再跟我们说什么，连围巾都没顾上围，骑上自行车就走了。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飘起来，看上去她的白发着实已经很不少了。

我终于在母亲的支持下去了话剧团。父亲说到做到，跟我断绝了父女关系。不过所谓断绝关系，一没有条件登报公示，二没有办法在更大范围里声明，而且父亲既没有限制我回家，也没有干涉我跟母亲的往来，他所能做的，就是在大约半年时间里，对我不理不搭。现在想想，只是一种吓唬小孩子的伎俩。

然而在当时，父亲这样的表示，除了给我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更让我感到无比委屈。想着文革正乱的时候，我的同学和邻居家里，都出过儿子女儿参加造反派组织，写大字报声明与父母断绝关系、带人来抄自己家的事。而在我们家，全家人都把父亲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外边的疾风暴雨从来不曾影响我们对父亲的信任，反而不断增加着我们与父母的感情。作为最小的女儿，我一直代表着远在外地的哥哥姐姐，在父母膝下尽孝。父亲关在专政班的时候，逢到探视日，我都背着衣物食品，到河西的省委党校（那会更名为五七总校）去看他，往返要走上三四十里路，中间还要乘轮渡过湘江。换季的时候，背着沉重的背包，走去走回来，绳子把肩膀上的皮都勒破了。记得父亲曾经抚摸着我的肩膀，察看我的伤口，眼睛里透着一种我几乎从来没见过的温和的目光。我有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严父慈母，兄弟姐妹众多，父亲对于我们而言，永远是高高在上不可以随便亲近的家长，尽管被关了牛棚，挂了黑牌子，他的地位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一个温和的注视，已然深深激励了我，路因此不远，包因此不重，肩也因此不痛了。可现在，他说不理我就不理我，好像我进了剧团，就真的辱没了蒋家的书香门第。幸好这件事我没敢在团里声张，不然说不定又会引来革命群众对他进行一次封建旧思想的大批判呢。

为了改善我与父亲的关系，我和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都没能凑效。其中最滑稽的一次，是我买了一本郭沫若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去讨好他，反而更惹得他生了一场气。那天我路过书店，看见柜台里除了这些年从来不变的那些书以外，多了一个新面孔，也就是这本郭著，心里很有点惊喜：这会不会是一个对父亲有利的信号呢？虽然我的年龄刚刚十七岁，但经历过五年的文革风暴，多少有了见识，心里总为父亲的政治前途担忧，变得颇为敏感，以为要是这本书的出现真的意味着某种文化大环境的松动，父亲说不定一高兴也就原谅了我。

父亲看见我，仍然黑着脸，叫他也还是不理。我把书掏出来，放在他书桌上，想借故跟他说说话。没想到，他一看那书名，拿起来就给扔到字纸篓里，嘴上仍然一个字不说。我心中暗暗叫苦，又不知他何以对郭沫若如此不屑。一直到好久以后，我才在他的一个老朋友那儿得知了缘由。父亲早年在上海加入了左翼文人阵营，追随的是与郭沫若甚是不和的鲁迅先生。据说鲁迅对郭沫若有一句著名而苛刻的评价：流氓加才子。等于在弟子们中间给他定了调。加之我父亲是一个认死理欠灵活的人，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我不明就里，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送给他这么一本不恰当的书，那还不是自找没趣？

我跟父亲的关系就这么僵持着，父亲毫无和解的表示，让我简直觉得这辈子都只能这么僵持着，没有和解的机会了。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和解在不久之后就达成了。促成和解的契机，竟是龙老师的死。

去了剧团之后，我一直想着去看龙老师，她为我去工作的事来我家，被父亲说了那么重的一些话，让她难堪不已，使我对她抱了深深的歉疚，可又怕见到她之后不知该说什么。表示感谢的话已说得太多，批评父亲的话，我又不敢说，磨磨叽叽的，终于没有去成。也就两个月之后，突然听到一个悲惨的消息：龙老师在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路上，被一辆运红砖的拖拉机撞倒，当场身亡。听说拖拉机司机在交警面前辩解，龙老师在他的车前边，头巾被风吹开了，她突然松开一只手去抓头巾，身子一偏就倒在了拖拉机的前轮子上。

我从剧团跑回家去，径直跑进父亲的书房，等不及他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就辟哩啪啦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那种口气就好像他对龙老师的死负有责任。父亲听了半晌无言，然后说：你去送个花圈吧。这是他与我“断绝关系”之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父女之间的冷战从此结束。

我带着花圈到龙老师的灵堂去吊孝。龙老师的遗像挂在一面很宽大的墙上。照片上的龙老师神情有点呆板，没有戴头巾。我看来看去，觉得她肯定是一个蒙族人。

两年龙套跑来的收获

剧团的学员生活，远没有想象中的好玩。每天除了练功和上课，吃饭睡觉，没有多少可说道的新鲜事。业务课分台词、形体、表演、声乐四个科目，也没有正式的教员，由话剧团的老演员分头授课，所以谈不上有多正规。

我们这批学员一共七人，两女五男，其中我的年龄最大，正好十七岁，最小的男学员刚刚十三。论条件学员各有长短，比如我，因为普通话和语文程度较好的缘故，上台词课就轻松一些，特别是朗诵诗文，常常得到老师表扬。声乐课马马虎虎，老师认为我的嗓子本钱还好，就是太紧，练一练也许还行。可是一到表演课，我就差大了火，做小品从来没有及过格。表演课老师说，你的自我意识太强了，太清醒，所以总是入不了戏，做演员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几句话已说得我满心沮丧，又赶上我进入了青春肥胖期，身体就像正往里吹着气的汽球，呼呼直往横里长，长高的可能性随之锐减，形体课就显出了我的劣势。总体平衡下来，我做演员的前途并不被看好，充其量也就是个跑龙套的条件。

眼看进入了1972年，演艺界已经不再是八个样板戏的天下，各省的剧团纷纷开始创作新剧目，虽然也都是革命斗争题材，人物全按照“三突出”原则来刻画，但舞台上总算有了些新气象。湖南省话剧团也排了一台反映湖南农民运动历史的大戏，起初叫《红旗卷起农奴戟》，后来改名《枫树湾》，几年后还改编为故事片搬上了银幕。

剧团有了演出任务，我们这些学员虽说都只能跑龙套，但总算有了上台的机会。我的角色是一个贴标语的儿童团员，几次上场都是台上人最多的时候，最露脸的一场，不过拿着一卷标语从右边跑到左边，找到景片上的钉子挂上去展展平，再回过头来，跟着大伙儿喊几声“打倒恶霸地主”、“一切权力归农会”，就完事了。因为演的是旧社会农村戏，大伙儿穿的都是破衣烂衫，特别是我们龙套穿的那些个，让我直怀疑是从废品收购站弄来的，穿在身上也没什么可美的。

每天如此，新鲜劲儿一过，我很快对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心生厌倦。有天表演课，我又被老师恶评了一把，心里对当演员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兴趣，遂躺在宿舍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不期然忽地心生一念：像我这样的条件，当演员肯定只能跑一辈子龙套，不如早做准备，学着当编剧，这样即挽回了父亲的面子，又给自己找了条好退路。这个想法极大地激励了我，也给了我一种学习写作的动力，有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去找团里的编剧们聊天，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我也曾把这个想法透露给父亲，他听了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表示明确的赞同，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写剧本可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后来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根本不希望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甚至不愿意让我们学文科，以他自己的经历为鉴，他觉得远离意识形态的科技工作，才是孩子们应该奔的方向。文革前我大姐填写高考志愿，父亲非不准她填北大，一定要填清华，结果大姐第一年愣没考上，复读了一年，才按自己的选择，考上了北大东语系。

当演员没劲儿，当编剧没门儿，只好浑浑噩噩在团里混日子。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死，唤醒了我对人生与文学最初的思考。

春天的黄昏，霏霏细雨刚刚打住，我在文联宿舍大院门口看见草地上躺着一个女孩。只见她双手握着一根黑色的粗电线，喉咙里发出一串微弱而古怪的声音，随后有些白色泡沫溢出她的嘴角。举目一望，周围没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想到去她家里报信。走到了她家的院门口，大门虚掩着，但我不敢推开它。

那个院子让人害怕，至少让我这个出身是红是黑尚无定论的走资派后代害怕。就在半年前，我们这个文化人聚居的院子里，忽然来了一群军人，他们下车东看西看，指指点点，然后吩咐小楼里的人搬家。两天后，小楼就腾空了，楼外边刷刷竖起三面墙，最大限度包括了周围的空地，墙基修到了正门口的大路上，传达室也被圈了进去，成为小楼的附属用房。白天，我们看见成队的大卡车，把砖头、沙子、水泥、木材，以及果树苗和鸡鸭送到院子里，晚上，可以听见开夜工的大兵们高声吆喝忙碌。若干天的热闹过去后，里边只剩下一片荒无人烟般的清静。听说那里头住的是京城迁来的一个空军中将，因为跟林彪的案子有牵连被贬到了这里，可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容分说就占用了这套房子，同时也占用了整个院子唯一可供人们走动的空地，包括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小水塘。新漆的灰色大门总是森严地关闭着，偶尔进出的，是买菜的勤务兵或上学放学的孩子——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和比她略大些的男孩。

我从来不愿靠近那座小院，说不清是出于仇恨还是畏惧，假如不是文革让一切都乱了套，一个将军如何会凭白无故住到我们的宿舍里来，如何可以赶走别人还占去了公用场地？显然全院子的孩子都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大伙儿表示愤慨的办法，是从来不理睬小院里的兄妹俩。女孩常常把大门开上一条缝露出脑袋，羡慕地看着在外边玩耍的邻家小孩，但一遇到这些孩子怨恨的目光，就赶紧把头缩回去。上学放学，她有时跟哥哥作伴，有时就只有她自己。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摁门铃就成了问题。门铃安得很高，高得让她踮着脚都够不着。有一次，她在门边跳起脚来摁门铃，怎么也摁不响，见我路过，就眼巴巴地看看我，又看看门铃，我明白她是想求我助一臂之力，但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过去。又过了几天，我看见她想出了自力更生的法子，踮起脚再举一根小木棍，将门铃摁响了。我因此对她有了一丝丝好感，她还小，还不懂得动用家庭的显赫凌驾于人，并且还算聪明。

现在这个女孩就躺在我的面前，躺在被雨水浸泡的草地上。我应该去她家里报信。

一推开那扇沉重的灰门，我就开始大叫：有人吗？有人吗？与其说是喊人，不如说是急于表白自己并不想偷偷溜进去干什么。没人应答，一连问了数遍，仍然没人应答。我不得不走进小楼，没敢从正门，而是从旁边的小门走进去。我希望第一个碰见的人，是那个闷声不吭的勤务兵，而不是这座楼房的大小主人。穿过锅炉房、厨房、餐厅，一直走到正楼的楼梯上，我的喊声依然没有唤出任何人来，整座楼如同被肃穆淹死了一样沉寂。我真的害怕起来，慌忙往楼下撤退，我怕楼上突然走出传说中的那个将军，对我大喝一声：你跑进来干什么？

果然，当我刚撤到楼下，楼梯上就有人对我这样毫无礼貌地发问。不过不是上了年纪的将军，而是一个年轻军官。我吓得忙不迭如此这般地对他说了，那人连呼糟糕，趿着鞋就往外蹿。

当我再回到草地上，已经有一圈人围在那儿。一个邻居正在用长竹竿把女孩手里的黑色绳索挑开，还有人在旁边变了声调地大叫：把电闸拉了！把电闸拉了！现场的气氛十二万分紧张。我这才看清女孩手里握的是一条电线，她触电了。

闻讯赶来的军医开始给她做人工呼吸。一下一下地挤压，使她小小的胸膛发出咔咔的响声，好像肋骨将要断裂。等她脸上的苍白一寸寸被乌青侵染了，嘴角涌出的泡沫渐渐减少直至干涸，满头大汗的医生住了手，表示他已无能为力。接着一辆黑色轿车将女孩载走，人群缓缓散去。大灰门复又关闭了，人们仍然不曾见到传说中的将军，听说他们夫妇正在外地。

肇事电线被高高吊起来，附近拉了绳子以免有人靠近。这条电线的来历有些特别，文革大乱时期，常有人借口抄资产阶级文人的家来院子里打劫，机关运动领导小组就给被劫目标每家装个电铃摁钮，用来告急。电铃装好之后，从未派过用场，电线却还一直牵在那儿。下午电业工人来检修线路，把这条电线拉下来忘了复位。当时整条线路都拉了闸，几个女孩就用它当绳跳。我猜想将军的女儿一定看到其他女孩跳绳了，也想趁着别人都走开的空儿去重复她们的游戏，她不知道电闸已经合上了。

被黑色轿车载走的女孩，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听说这件事差点要了将军的命。不久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个院中之院又有载重卡车驶入驶出，又有大兵们负重的吆喝声传出来。等到早上人们出门路过时，发现平日里紧闭的大灰门彻底敞开着，门口留下许多脚印和车辙。跟搬来的时候一样神秘，将军家又搬走了。

空下来的小楼让邻居们好好参观了一阵子，孩子们欢天喜地重新占领了楼前的空地。令人扫兴的是，那口小小的水塘被填平了，上边种了桔子树和蔬菜，还砌了一溜结实的鸡窝。过了些日子，小楼的院墙和大灰门被拆除了，楼里搬进去好几家普通人家，除原有的正房外，将军家扩建的面包房、锅炉房、警卫员、勤务兵住房，至少可以住上两家。大路中间墙基的疤痕开始还有点碍眼，日久天长，风吹雨打人走车压的，也就完全消失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这家人旋风一样来了，又旋风一样去，渐渐很少再有人提到他们。只有我，一经过那块草地，尤其是小雨淅沥暮色渐浓的时光，就禁不住想起那个躺在草地上的女孩。

一连好多天，女孩的死都占据着我的头脑，挥之不去。凭着我涉事未深的直觉，认为害死她的正是显赫的家势。假如她的家庭不是这样盛气凌人，她也许可以跟别的孩子一块儿跳绳，不必等到其他人散去再独自捡起带电的电线。我就此忽发奇想，要是把这个女孩的事情，写成一个独幕剧剧本，可能会很有意思。春天的黄昏、湿漉漉的草地，还有草地弥漫的某种特别的气息，都随着这个当时太过超前的念头，鼓荡着我的心。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把我的想法跟团里的一个编剧谈了，那人听了哈哈大笑。我被他笑得莫明其妙。等笑够了，他才说：小蒋，你大概还完全不明白剧本的创作规律，这里边必须有革命斗争的精神内涵，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还得有跟英雄对立的反动派，你这里边呢？有什么？谁是英雄，谁对立面？这怎么可以写成剧本呢？我被他说得无地自容，承认自己对写剧本一窍不通。编剧又给我作了一番革命戏剧“三突出”原则的启蒙，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也不知他在说些啥。

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冲动，就这样被编剧的一通笑谈给奚落得烟消云散，当编剧的野心也随之云散烟消。我又回到了练功、上课、跑龙套的日子里去。在此期间，剧团的领导班子作了些调整，由单纯以军代表为核心，改为军代表和业务人员相结合的模式。文革前有名望的演员们又有了一席之地，湖南省话剧团名演员叶向云，此时也从下放地调了回来，担任了业务团长。我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好消息，飞快地报告了还在家中等待党组织结论的父亲。结果又一次燃起了我父亲把我弄出话剧团的希望，因为在此之前，以他的身份，根本无法跟军代表对话，现在的叶团长怎么着也是文革前的老熟人嘛。于是，父亲开始给叶团长写信，一次次表达他希望我继续回学校读书的愿望。叶团长拿着父亲的信，征求我的意见，说：你父亲认为一个孩子连高中都不能读完，是做父母的失职，这话说得很重哩。我心想，你叶团长就是演员出身，他总不能跟你说一个孩子学生不当当戏子，是做父母的失职吧？我当时已经感到自己当演员当不好，当编剧又当不了，也就动了回校念书的心。

于是，在进了剧团将近两年之后，我拿着一封介绍信走进长沙市教育局，要求回校读高中。那个坐在办公桌后边的中年男人，似乎对我这个奇怪的举动既不理解也不支持。他冷淡地问我：你在剧团玩了两年，还有心思读书吗？这个“玩”字让我听着很刺耳，马上顶了他一句：不是玩了两年，是工作了两年。这种态度显然让对方不快，他歪着头想了一想，给我出了一个难道，说：市里的高中班插不进去了，你要真想读书，只能去二中的路口分校，那儿离长沙市有百多里，你愿意吗？我明知他要为难我，又不愿意求他，就硬着头皮说：去就去。那人说：你还蛮犟哒。我不理他，直直地看着他，等他转开介绍信。那人见我这副模样，也就不再说什么，拿起笔在我的介绍信上批了几个字，又拿起一个红色印章，按了印泥，重重地盖在那行字上。

我的人生道路，从此又一次改变。

插班生的快乐记忆

长沙市二中路口分校离市区的确很远，我提着背包和水桶脸盆，挤上长途汽车，颠簸了两个小时，才算到了那个地方。

我把介绍信交给了校办，在操场的树底下等待分班，正赶上课间操时间，好多同学都围过来看，胆大的还东问西问的。当他们听说我是来插班的学生，脸上都露出一种疑惑的神情，我想可能是我的年纪比他们大了两三岁，模样也已经不大像一个学生了。

我在树底下等了又等，直到第三节课下了课，第四节课又上了课，才有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从办公室方向朝我走过来。

那个女老师笑盈盈走近，开口叫我，叫的竟是我家人所用的乳名，叫我吃惊不小，定睛一看，原来是九年前跟我同住一院的邻家姑娘林小连。那时我家刚从北京搬到长沙，文联的房子还没修好，就被安排在省人委的宿舍暂住。那是一个闹中取静的院中院，听说解放前是湖南省长何键的公馆，有两栋小楼。当时住着三户人家，除我家和林家之外，还有一位姓王的副省长家。三家人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冬天堆雪人打雪仗，夏天支着帐子露营，彼此混得挺熟。后来我们家搬离了那里，又兼文革烽烟乍起，各家的父母都逃不出游街挨斗的圈，也就完全断了来往。文革高潮时候，我曾在街上碰到过一次林家妈妈，大热天戴着一顶蓝色工作帽，低着头匆匆而行，我一看原来她被剃了阴阳头，也没敢跟她打招呼。

林小连把我领到她的宿舍，让我先歇着，因为我插班的事老师们需要认真讨论一下，还得等一等。我说，不就是个插班读书的事，有那么复杂吗？林小连告诉我，现在教育部门正在抓教学质量，每个年级都分成高中低三种层次的班，分校的这五个班，十七、十六班是高班，成绩、纪律都是最好的，十五、十四班是中班，情况中等，她教的十三班是鸡毛班，都是些让老师头疼的学生，如果不是这样，她早把我插进她的班上了。见我还没太明白过来，她索性直言相告：因为你在剧团工作了两年，老师们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安心念书，所以各班的班主任都不大想接受你。

这个说法让我大受刺激。想我自上小学以来，从来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今天居然落到一个无人接收的地步。这让我想起了父亲的“戏子”说，原来社会上对演员的看法都差不多，只不过他把这个让人不快的词说出口了而已。当时我就暗暗下了决心，非得学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老师们讨论的结果还算好，尖子班的蔡杰老师发了善心，答应先让我插到他的班上，不过也要先试读一个学期再说，假如实在跟不上趟，再作调整。就这样，我委屈地成了一名试读的插班生。三十多年后，早已退休的蔡老师到海南来旅游，闲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一段，师生二人都哈哈大笑。蔡老师回忆说：那会正赶上邓小平重新出山，分管教育口的工作，提出要狠抓在校学生的教育质量，层层都有考核制度。两年之后再次批邓的时候，这些被指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大回潮。我重新回校读高中，正巧赶上了这一波，想来也还算走运。

就这样，我又成了一个在校高中学生，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学习。记得当时那一学期已经过去好几周，再有两三周就要段考了，我得一边补旧课，一边上新课。分校对学生管得很严，每天除上正规课时，早有早自习，晚有晚自习，晚自习之后半小时，一拉熄灯铃，教室里就没电照亮了，大伙都得老老实实回寝室睡觉。这就非常限制了我的行动。为了加班补课，我用墨水瓶做了一个小油灯，熄灯后再自学两小时。林小连见我学得辛苦，知道是心理压力所致，就给我支招，叫我别参加迫在眉睫的段考。理由是万一没准备好，仓促上阵，考砸了脸上不好看。这些话又一次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向她表示，这次考试我肯定得参加，不光参加，还得考好。我的行动，也许感动了老师们，只要我去求教，都能得到很耐心的帮助，连我每天晚上违反规定，在课室里点灯熬油不按时就寝，都没人来干涉我。

段考成绩公布的时候，我把老师和同学都小小地震了一把。我的数理化语文政治和英语六门平均成绩为97．4分，名列全年级第四名，而十七班全班六十个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英语考了100分。蔡杰老师乐得合不拢嘴，马上表态说：试读结束，留在十七班当学习委员。又过两个月，等到这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名字在全年级的成绩排行榜上，已经跃居为第一位，并且在以后每次大考小考中，各科平均总成绩都在全年级名列一二名，其中最好成绩为六门功课平均99．5分。

比起在剧团里有些无聊的日子，农村分校的生活既艰苦又充实。优秀学习成绩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沉浸于奋发向上的好感觉里，完全忘记为毕业之后是否要下乡担心。稍微让我感到不适的，是每周一次的劳动日，因为体力关系，也因为不擅长体力劳动，一看到劳动日的标志挂出来，我就本能地发怵。分校的教学楼后边，是一大块红土丘陵地，上面种植着一行行茶树，在整个秋冬季节，我们的劳动就是给这些茶树松土和施肥。到日子不管男女同学，每人一副笨重的木头粪桶，一趟趟把掺了水的猪屎人屎，挑到分管的茶树跟前，再用同样笨重的木头粪勺，一勺勺浇到树根上。这种劳动不光考验我们的体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心力，因为我们的劳动几乎完全看不到成果，更不要谈什么收获。

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我们跟前的茶树撑着布满尘土与蛛网的老叶子，在湘北凛冽的风中一天天无动于衷地看着我们劳作。我不止一次对着满山如仿真盆栽般毫无生气的老茶树发愣，不相信它们还有长出新芽的一天。然而就在我的心情渐渐变得与老茶树一样无动于衷的时候，一夜的早春之雨就将整山整垅的新茶叶催将出来，同学们欣喜的惊叫也像夜来新绿落满茶树枝杈。我们摘下一片片新茶，断不曾想到这其实就是的岁月消息。有收获的劳动叫人愉快无比，那天食堂里刚好有豆豉辣椒炒油渣的加菜，弥漫在四处的香气更让饥肠漉漉的人无比愉快。散工之后，我跟一个女同学坐在台阶上比饭量，吃了一份又一份，最后一数饭瓦钵，我身边三两的钵子一共六只，如果食堂没有克扣斤两，那我这一顿足足吃下米饭一斤八两。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信？

天渐渐冷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一床棉被已经不够了，同学们纷纷打起了合床共被的主意。我也和一个名叫陈昶的女生结成了互助组，将我们的被子一铺一盖，再加上两个人的棉袄，夜里睡觉就踏实多了。当然，这种踏实除了抵御寒冷，另一个原因是可以缓解对“鬼”的恐怖。在我们学校周围的野地里，常常有飘浮不定的小火苗闪烁，有时候，还会有高一声低一声的啼叫声传来。物理老师对我们说：小火苗是磷火，属于自然界的常见现象，啼叫声出自一种鸟类，也不足为怪。但是老乡们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无论是火光还啼叫，都是“鬼”弄出来的。每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侧耳细听，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一人带头尖叫，全寝室立刻尖叫声一片，直到老师来敲门制止。

转眼间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在嘻嘻哈哈的氛围中，原来以为会让人不堪忍受的分校生活，很愉快也很迅速地成为了记忆。高一学年结束，我们被轮换回城区校本部的时候，我对这个地处偏僻的分校居然有些不舍呢。

我拿着满是高分的成绩单，高高兴兴回到家里向父亲交差，已经接近旧历年关。时逢在北京工作的二哥也回来探亲过年，又有传闻说，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结论，恢复党组织生活指日可待，家中的气氛自文革以来从未有过地好，我跟父亲的关系经过前面的起伏跌宕，也前所未有地亲近了。然而，人生无常，生命无常，那时候，我一点不曾想到，这就是我和父亲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读不读书又成问题

1973年的春节刚过，父亲死了。

就在他被通知结束长达七年的政治审查，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当天夜里，年逾古稀的父亲出现了心肌梗死症状，几天之后辞世而去。他的离去给全家人带来精神的灭顶之灾，也带来了我从未体验过、甚至从未设想过的物质贫困，以及时时可以让一颗敏感稚嫩的心受伤的世态炎凉。

父亲尚未入敛之际，母亲向前来安排遗属的有关人员提出了我的就业问题。一位湖南省委组织部的高官亲口保证，等我念完下半年的高中课程，一定作为老干部落实政策的遗留问题，安排我留城就业。

可是当我毕业之后，这个“代表组织代表党”所作出的承诺成了空谷回音。寒冬季节的一个晚上，我找到那位高官休养的病房，苦苦等到两场内部电影放完之后，才见到了这位我想象中的“救星”，对他重复一年前他自己说过的话。我见他皱起了眉尖，很迟缓在转动着那颗硕大多肉的头，考虑了好一会儿说：我这么说过吗？这可是不太符合知识青年下乡的大政策呀。我已经感到大势不妙，可还存着一份寄望，也许他真是贵人多忘事。当时我母亲曾提出组织部给我们一份书面安排意见，他浅笑一声说，您多虑了，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嘛。我们怎么可能让牧良同志这样老革命的后代没有着落呢？好好读书最重要，到时候只管来找我。我陈述这个细节，试图提醒他，这显然使他不快。他挥挥手，很蛮横地说：找我？找我有什么用？我的孩子还得下乡呢。随着他的手势，秘书已经走到我的身边，我终于明白过来，这位组织的化身并非遗忘了他的承诺。堂皇的诺言在尸骨未寒的时候，是安抚遗属的最好招数，他的任务只是要让死者入火为安。

我想我年轻得还很单纯的脸，一定被这意想不到的打击改变了颜色，随着两行愤懑的眼泪泉水般涌出，我对这个顷刻间在我眼中由可敬变得可鄙的大人物，说出了一句连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话：你要是死了，你的孩子肯定用不着下乡了！这是一个求告无门的女孩表示愤怒的唯一办法，将为这句话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已经顾不得了，嚎啕大哭着穿过高干病室宽大幽长的走廊。秘书追了上来，拦住我说，部长叫你回去谈谈。这可能是一个柳暗花明的信号，我明白，但我不想接受，我的性格中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湘乡人宁折不弯的犟气上来了，一个对我来说也许是很重要的转机被我放弃了。我很不识时务地对秘书说：跟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有什么好谈的！我把惊讶得不知如何应对的秘书甩在身后，跑出大门。

我变成了一个待业青年，一个不合法的待业青年。我没有留城证。

那时候，没有留城证等于在国外黑掉了身份的非法入境者，没人可以给你工作，连街道居委会办的小工厂，也不可能接收你。父亲抚恤金的享用者是母亲、弱智的小哥哥和我，每人每月十五元，还得从中挤出在农村当知青的二姐的日杂费用，假如我不能尽快解决留城证问题，我的那十五元也可能保不住。母亲带着因弱智得以合法留城的小哥哥，到居委会去要求工作，最后找到一个在郊区屠宰厂拔鸡鸭毛的活儿。他们早出晚归，每天在腥臭冰冷的水里把两手泡得皮肤死白血口遍布，才能按三分钱一只鸡五分钱一只鸭的价格计件领回工钱。每到月底，他们自己登记的数字，往往跟记工员的帐本对不上号，总是鸡多了鸭少了，数字当然缩了水。

我在家里操持家务，手忙脚乱地劈柴生煤炉子买菜做饭，然后步行好几公里，把母亲和哥哥的午饭送到屠宰场去。我踮着脚走过血水和粪水交替横流的场地，等母亲他们当着臭烘烘的冷风勉强将简单的午餐咽下肚去，每天如此。往回走的时候，常常是手里的饭盒空了，眼眶里的泪水满了。

我开始有点后悔那天晚上的莽撞，要是自己不那么任性，说不定母亲和哥哥的处境也就不至于这么糟糕。我又一次走到高干病室的大门外，徘徊几度之后，最终还是提着饭盒走上了通往屠宰场的路。

在走投无路之时，我曾经去过话剧团，想打听打听是否还可能回到团里继续当学员。有个同情我的团领导，把我的想法转达给总团的军代表，军代表听了很不高兴地说：剧团又不是她家的菜园子，她以为可以想出就出想进就进呀！我得到了这个回答，也自觉理亏，从此放弃了复职的努力。

打发着一个个前途渺茫的日子，我变得有些消沉了。好几次我对母亲说：干脆让我下乡去得了，我肯定能挣工分养活自己。母亲说：傻孩子，靠你这点力气一年也赚不到两个十五块，你下乡照顾不了家，我还要替你操心。我只能承认母亲说的是全是实情。无望像蛇一样盘踞在属于我的白天与黑夜，一天天被我的烦闷喂养着，越来越茁壮。

不过，那个改变了我的一生的机会到来的时候，并不太叫人兴奋不已。我相信所有的人在细细回味往事时，都会惊异自己怎么就那样轻易地与一个改写人生的机会相遇或者失之交臂。我也一样。现在，我真想把那个意义非常的日子浓墨重彩渲染一番，以强调它在我生活中不同一般的重要性，可是做不到。它来得太不经意了，差不多可以说是微不足道。

时间已经进入了1974年，冬天早过去了，春天只剩下一个尾巴，长沙人开始在晚饭光景把闲了半年的竹床摆到街上来了，而我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应付家务，同时不再对自己的处境揪心揪肺地思虑了。

我在王勉思阿姨下班的路碰到了她。王阿姨是作家康濯先生的妻子，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副总编辑，从1964年开始我们两家就是邻居，虽然当年两家的男主人在工作中关系处得并不怎么太好，但由于文革时期都遭遇了不幸，反而生出些同病相怜的心思。我像往常那样跟王阿姨打过招呼让她骑车通过，却见她从车下跳下来叫住我，对我说：出版社有一个临时工作要找人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我说，我没有留城证。王阿姨说不算真正的临时工，只不过去把一份英文画片上的拼写错误改一改，不用留城证。我赶紧说愿意愿意。

第二天，我在出版社总编室领到一堆英文印制的长沙简介，上边有个单词里多拼了一个字母I,我得把它用刀片轻轻刮掉，尽可能不留痕迹。这种工作对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来说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加之我又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事情就做得又快又好。第五天的时候，所有该改的画片都改完了，我磨磨蹭蹭把桌子上的小纸毛掸干净，想到明天再也不能到这个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来干活儿了，满心都是惆怅。总编室主任姓郭，是个矮个子中年妇女，大概见我干活儿很卖力，也听说了我家的困难，很同情我。她把一张五块钱的钞票递给我，并让我在一张领条上签字，带着歉意说：活不多钱也很少，不过以后我会留意，有别的活儿再叫你来干。我眼泪汪汪地谢过她，揣着得来不易的五块钱，也揣着一个朦胧的希望走出位于长沙市展览馆路的那座灰色的砖楼。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个转机就在前边等着我。我的编辑与写作生涯将从这座灰楼里开始，贯穿我今生所有的日子。

有了这次打短工的基础，我跟出版社建立了某种关系。后来我又在那儿获得了抄写稿件、看守传达室，以及在纸张仓库裁纸的机会，虽然也是时间很短、报酬很低的工作，我都满怀感恩之心接下来，并且非常努力地完成。与此同时，我还在不断地给组织部门写报告，申述我父亲去世后他们的代表对我家的承诺，以及后来拒不认帐的事实。

终于，在1974年年底，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主任（也就是现称省委书记），万达，在我的报告上作了批复，责成组织部门解决我的工作，落实老干部政策，解决其子女的遗留问题。我被招进湖南人民出版，成了一名有正规编制的校对员，从此结束了我的散兵游勇生活。

摘自《七十年代》